然则若世之所以贵贱人者，有异房之贵贱兹棋者翻译

序棋 柳宗元的 求翻译~

你可以参考，多提意见。
房生直温，（房先生性情耿介温和）与予二弟游，（和我的两个弟弟相互往来）（公二弟，宗直、宗一。）皆好学。（他们都是好学之士）予病其确也，（我担心他们太过专注）思所以休息之者。（所以就想了个让他们放松的游戏）得木局，（我得到一块木棋盘）隆其中而规焉，其下方以直，（把它制作成中间凸起，两边平整的样子）置棋二十有四。（在上面可以放置二十四颗棋子）（《西 京杂记》：汉元帝好击鞠，为劳，求相类而不劳者，遂为弹棋之戏。今人罕为之。 有谱一卷，尽唐人所为。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巅为小壶，四角微隆起。李商隐诗云：玉作弹棋局，中心最不平。谓其中高也。白乐天诗云：弹棋局上事，最妙是长斜。今谱中具有此法。子厚《序棋》用二十四棋者，即此戏也。） 贵者半，贱者半，（它们被分成各代表贵贱的两半）贵曰上，贱曰下，（贵的称作上，贱的称作下）咸自第一至十二，（都是按一到十二排序）下者二乃敌一，（下方的棋子两个才抵对方一个)用朱墨以别焉。(双方用红黑两色区分开来)房于是取二毫，(房先生于是拿出两种毛笔)如其第书之。(按次序写上不同颜色的序号)既而抵（一无“抵”字。）戏者二人，(随后邀请两们来下)则视其贱者而贱之，贵者而贵之。(然后看上的一方怎么用上子的，下的一方怎样用下子的）其使之击触也，必先贱者，（被要求先弹的一定是下方）不得已而使贵者，则皆栗焉惛焉，（不得已的情况下要上方先弹都会显得很不自然）（“栗”，一作“标”。）亦鲜克以中。（很少能保持两者均衡）其获也，（至于游戏的结果）得朱焉则若有余，得墨焉则若不足。（红方投中的好象总要多些，而黑方则要少些)。
余谛睨之，(我仔细观察他们游戏)以思其始，则皆类也，(回头又想，这些棋子起初不是一样的吗)房子一书之而轻重若是。
(经过房先生一写，它们的轻重变化竟然如此之大)适近其手而先焉，（而其实）(只不过近在手边的就先选中)非能择者其善而朱之，(并非是选那好的就用上红色）（一无“之”字。）否而墨之也。（不好的就用上黑色）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然而画上红的就被当作上子，黑的当作下子）贵焉而贵，贱焉而贱，（赋之贵的颜色就成为贵者，赋之贱色就是贱的）其易彼而敬此，（或遭轻视或受重视）（易，以豉切。）遂以远焉。(于是乎就相去甚远然)则若世之所以贵贱人者，有异房之贵贱兹棋者欤？(那么世间所以使人尊贵或卑贱的方式，和房先生使这些棋子的或贵或贱有什么不同吗)无亦近而先之耳！(也只不过近在边上的得了先挚罢了)有果能择其善否者欤？(真的能按照优劣的标准进行选择吗)其敬而易者，亦从而动心矣，(那些或敬或轻者，只可以随心所欲所想)（“心”，一作“止”。）有敢议其善否者欤？(还敢于议论其是优是劣吗)其得于贵者，有不气扬而志荡者欤？(那些执上子的，有不意气洋洋的吗)（一本作“有气不扬而志不荡者欤”。） 其得于贱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欤？(那些执下子的，有不沮丧而心不在焉的吗)其所谓贵者，有敢轻而使之者欤？(那些所谓的贵者，有敢于轻视而随意支使他的吗)其所谓贱者，有敢避其使之击触者欤？(那些所谓贱者，有敢于拒绝先弹触的吗)彼朱而墨者，相去千万不啻，(红和黑两者相去何止千万)有敢以二敌其一者欤？(那里还敢以二敌一呢)余墨者徒也，(我是属于黑方的那一类)观其始与末，有似棋者，故叙。(回想我的人生变故，与这棋如此相像，所以记此一事)

战国·孟子《孟子·告子》白话释义：
告子说：“人的本性好比柜柳树，义理好比杯盘，把人的本性纳于仁义，正好比用柜柳树来制成杯盘。”
孟子说：“您是顺着柜柳树的本性来制成杯盘呢，还是毁伤柜柳树的本性来制成杯盘呢？如果要毁伤柜柳树的本性而后制成杯盘，那不也要毁伤人的本性然后纳之于仁义吗？率领天下的人来损害仁义的，一定是您这种学说吧！”
告子说：“人性就像那急流的水，缺口在东便向东方流，缺口在西便向西方流。人性无所谓善与不善，就像水无所谓向东流向西流一样。”
孟子说：“水的确无所谓向东流向西流，但是，也无所谓向上流向下流吗？人性向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人性没有不善良的，水没有不向低处流的。
当然，如果水受拍打而飞溅起来，能使它高过额头；加压迫使它倒行，能使它流上山岗。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形势迫使它如此的。人之可以胁迫他做坏事，本性的改变也像这样。”
告子说：“天生的资质叫做性。”
孟子说：“天生的资质叫做性，好比一切白色的东西叫做白吗？”
告子答道：“正是。”
孟子问道：“白羽毛的白犹如白雪的白，白雪的白犹如白玉的白吗？”
告子答道：“正是。”
孟子说：“那么，狗性如牛性，牛性如人性吗？”
告子说：“饮食男女，这是本性。仁是内在的东西不是外在的东西，义是外在的东西不是内在的东西。”
孟子说：“什么叫仁是内在的东西，义是外在的东西呢？”
告子说：“他年纪大我就尊敬他，尊敬长者之心不是我所固有；这好比外物是白的，我便认为它是白的，这是因为外物的白被我认识的缘故，所以说是外在的东西。”
孟子说：“白马的白和白皮肤人的白或许无所不同，但不知对老马的怜悯心和对老人的尊敬心，有没有不同？而且，您说说，所谓义，是在于老者呢，还是在于尊敬老者的人呢？”
告子答：“是我的弟弟就爱他，是秦国人的弟弟就不爱他，这是因为我自己喜爱的缘故才这样，所以说仁是内在的东西；恭敬楚国的老者，也恭敬我自己的老者，是因为外在的老者的缘故才这样，所以说义是外在的东西。”
孟子说：“喜欢吃秦国人的烤肉，和喜欢吃自己的烤肉无所不同，各种事物也有这样的情形。那么，难道喜欢吃烤肉的心也是外在的东西吗？（这不和您所说的饮食男女是人的本性的论点相矛盾吗）”
原文：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
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今天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告子曰：“生之谓性。”
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
曰：“然。”
“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欤？”
曰：“然。”
“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
孟子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
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於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於外也，故谓之外也。”
曰：“异於白马之白也，无以异於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於长人之长与？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
曰：“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
曰：“耆秦人之炙，无以异於耆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耆炙亦有外欤？”

扩展资料写作背景：
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他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并将其发展成为“仁政”思想，被称为"亚圣"。
文章赏析：
孟子雄辩风范，随口接过论敌的论据而加以发挥，以水为喻就以水为喻。就好比人们格斗时说，你用刀咱们就用刀，你用枪咱们就用枪。
欲擒故纵，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平？”一语杀入穴道，只需要轻轻一转，其论证便坚不可移，使读者读来，不得不束手就擒。于是，人们便都是性善论者了。
当人们放下书本而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邪恶时，的确又会发出疑问：人性真如孟老夫子所描述的那般善良，那般纯洁得一尘不染吗？这种时候，人们即便不会成为苟子“性恶论”的信徒，多半也会同意告子的观点了罢：“人性之无分于善不时， 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学生公都子更为全面地提出了人性问题来和孟子进行讨论， 除了告子的观点外，还另外举出了两种观点，且有理有据，说服 力较强。
这一次孟子没有以诘难或推谬的方式进行辩论，而是正 面阐述了自己关于人性本善的看法。说是阐述，其实也是重申，因 为其主要内客，即关于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四心”以及它 们与仁、义、礼、智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在《公孙五上》里已经 提出并阐述过了。
只不过在那里是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出发， 探讨“四心”与“仁政”之间的关系，具有政治心理学的色彩。而 这里则是纯从人性探讨的角度出发，回答学生关于人性是否天生 善良的问题。

然则若世之所以贵贱人者，有异房之贵贱兹棋者？
那么世界上以人为贵贱的（方式方法），难道还有别于房直温的选这一盘棋子之贵贱（的方法）吗？
意思就是世上选贤任能选拔官员的方法其实与房生选棋子的方法一样，拣靠近自己、适合自己的心意好恶之人，任人唯亲而不会公正的。
从黑、红棋子的制作以及棋戏者对他们的不同态度，联想到人材的选拔以及任用问题。他指出，正如棋子涂颜色时是"适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择其善而失"一样，统治阶级当权派同样也是用人唯亲的。而被任用者一登高位，别人就要敬惧相加，他们自己也骄傲自得。柳子一连用了八个反诘句，层层剥笋，抨击了当时用人僭乱、贤愚不分的弊端。"就事论理"，借此发抒了怀才不遇的愤慨。

序棋 [柳宗元]

原文：
房生直温，与予二弟游，（公二弟，宗直、宗一。）皆好学。予病其确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规焉，其下方以直，置棋二十有四。（《西京杂记》：汉元帝好击鞠，为劳，求相类而不劳者，遂为弹棋之戏。今人罕为之。有谱一卷，尽唐人所为。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巅为小壶，四角微隆起。李商隐诗云：玉作弹棋局，中心最不平。谓其中高也。白乐天诗云：弹棋局上事，最妙是长斜。今谱中具有此法。子厚《序棋》用二十四棋者，即此戏也。）
贵者半，贱者半，贵曰上，贱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敌一，用朱墨以别焉。房于是取二毫，如其第书之。既而抵（一无“抵”字。）戏者二人，则视其贱者而贱之，贵者而贵之。其使之击触也，必先贱者，不得已而使贵者，则皆栗焉惛焉，（“栗”，一作“标”。）亦鲜克以中。其获也，得朱焉则若有余，得墨焉则若不足。
余谛睨之，以思其始，则皆类也，房子一书之而轻重若是。适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择者其善而朱之，（一无“之”字。）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 下，贵焉而贵，贱焉而贱，其易彼而敬此，（易，以豉切。）遂以远焉。然则若世之所以贵贱人者，有异房之贵贱兹棋者欤？无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择其善否者欤？其敬而易者，亦从而动心矣，（“心”，一作“止”。）有敢议其善否者欤？其得于贵者，有不气扬而志荡者欤？（一本作“有气不扬而志不荡者欤”。）
其得于贱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欤？其所谓贵者，有敢轻而使之者欤？其所谓贱者，有敢避其使之击触者欤？彼朱而墨者，相去千万不啻，有敢以二敌其一者欤？
余墨者徒也，观其始与末，有似棋者，故叙。

第十章 "雄深雅健"的论说文

　　柳子的文学创作成就是多方面的，他首先是一个杰出的散文家。在他一生留下的六百多篇作品中，文占了主导地位。文的体裁又遍及论说、传记、寓言、山水游记等。除了这主要的几类外，还有大量的碑志和表、启、书、序等二十多种，并且各具特色。不少的文章思想艺术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他的各类文章中，论说文是最应注意的。这类文章集中体现了柳子对哲学、政治、社会、人生等问题的思考，具有很强的思辨和理论价值。尤其是在结构行文方面，既继承了自先秦至西汉论著的优良传统，又有新的发展。

第一节 识见卓绝的思想内容

　　柳子的论说文，从思想内容看，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哲学、历史、宗教、伦理等各方面的重大问题，在其中都有所反映。其思想倾向往往论证古今，纵横捭阖，敢破传统，立意深远，"识见颇不犹人"（陈衍《石选室论文》）。如《贞符》、《天说》、《时令论》、《守道论》、《六逆论》、《四维论》、《非国语》等。
　　《贞符》动笔于长安，完成于永州。柳子写《贞符》的目的，序中说得很清楚，是为了批判"推古瑞物以配天命"的天命观，阐述自然哲学的"贞符"观。唐家天子到底是受命于"天"，还是受命于"人"？柳子动笔写这篇文章时，正值宪宗登基之初。他深知其中的利害，但还是表示了"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无所憾，用是自决。"就是说，如果能够阐明一个大的道理，并施行于人间，即使以自己的死作代价，也不会有什么遗憾了。这显然是大胆的议论。文中鲜明地揭示："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唯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兹惟贞符哉！未有丧仁而久者，未有恃祥而寿者也。"这一结论告诉我们：帝王受命并不从天，而是从人；美好的符瑞不在于吉祥之物，而在于仁德。只有来自于人的仁德，而没有来自于天的祥瑞；不是来自天降的祥瑞，才是真正的符信！没有人丧失了仁德而可以长治久安的，也没有人倚赖祥瑞可以延年益寿的。这一结论却是发前人之所未发，识见卓越。
　　《六逆论》通过《左传》记载的"六逆"之说，阐述了关于任用贤能的观点。柳子认为，"六逆"之说中所谓"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乃乱之本的说法是错误的。对于人才，只要是"圣且贤"，那么即使是贱、远、新、都应重用；反之，如果是"愚"，那么即使是贵、亲、旧都不应重用。柳子的这一立论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维论》约作于元和四年（809年），论述的是国家纲维的问题。他这里的所谓纲维，指的是维系社会的精神支柱。柳子批评《管子》一书把"礼、义、廉、耻"定为"四维"是错误的。他敏锐地看出，"不蔽恶"、"不苟得"之"廉"，与"不从枉"、"羞为非"之"耻"，其实都属于"义"的范围，因而，"吾见其有二维，未见其所以为四也"。他又进一步分析："不蔽恶"、"不苟得"是由于"蔽恶"、"苛得"为不义，故"去之"与"不为"；而"不从枉"与"羞为非"，亦是由于"从枉"与"为非"实即不义。他用名学中的大名与小名关系（即逻辑学上的概念范围），分析 出"廉、耻"不能与"义"平列。他再进一步指出："圣人之所以立天下"，其实只有"仁义"。因为，"仁主恩，义主断。恩者亲之，断者宜之，而理（治）道毕矣"。认为廉、耻自礼、义中出，礼、义是最根本的，所以只应有礼、义二维，而不应有四维。至于"道、德、礼、信""皆由其所之而异名"。由此进一步论定了"四维"之说"殆非圣人之所立"，绝不是管子的言论。充分表述了柳子主张以"礼义"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文章不足四百字，却纵横捭阖，言简意明。
　　《非国语》是柳子在永州完成的一部别具风格的著作。《非国语》的主要篇幅，是对《国语》中有关灾祥、福佑、命数、禄相、卜筮、谣应、神怪、妖异等方面的记载，进行揭露和批判，以抨击"天人感应"论和命定论，劝谕统治者不要去迷信上天，而要改革政治、奋发有为，发挥人治的作用。柳子的这些评论，敢破传统，提出了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认识论等方面的许多新见解。
　　柳子的《天爵论》作于元和四年（809年）。《孟子·告子上》："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柳子驳斥了这一观点，认为天爵不在于仁义忠信，而在于"明"与"志"。人有了"明"与"志"，就能专心学习和坚持实行仁义忠信。"明"与"志"都是得自于天赋。天赋"刚健之气"于人，就成为"志"；天赋"纯粹之气"于人，就成为"明"。而天和气都是自然。这表述了柳宗元矛盾的认识论思想。
　　柳子有的论说文，学究天人。特别是一些考辨古书的文章，写得证据充实，简劲明畅，尤足借鉴。如《论语辨》二篇皆为柳子在永州时所作。其上篇主要考证《论语》成书之人，是一篇考订文字，但他却写得明白生动，毫不枯燥。他首先提出问题--"或问曰：'儒者称《论语》孔子弟子所记，信乎？'"他立即断定："曰：'未然也。'"这样就显得问题突出，主旨明白。接下去就阐述了几点理由：（1）"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而"曾子老而死"；（2）"是书记曾子之死"；（3）因此可以断言，是书之成，"则去孔子也远矣"。再按常理推断，"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因此，不言而喻，是书绝非孔子弟子所记。而成于曾参之徒。这是以事实为根据，加上合理的推论而作出的判断，因而令人信服。下篇论《尧曰》首章之言，为孔子平常所讽道之辞。二篇的辩疑，表达了柳子对孔子及其思想的尊崇。
　　柳子的论说文，有的随意立事，说理谈心，或批判现实，或谈道论文，或针贬时弊，有感而发。如《封建论》、《晋文公问守原论》、《驳复仇议》、《桐叶封弟辨》、《伊尹五说桀赞》、《断刑论》、《序棋》等。
　　元和四年（809年）是柳子论说文的高产时期，著名的《封建论》也作于此时。它纵论古今，视通天下，阐述了中国历史上分封制的兴衰及其为郡县制所代替的客观必然，提出
　　"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的鲜明观点。柳子以及由此产生的"不肖居上，贤者居下"的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充分肯定秦朝建立郡县制的历史意义，主张"公天下"。而且他强调指出，社会制度的选择并不是由个别人物的主观意愿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所决定的。即使是圣人，也不能随心所欲，而只能因势定制。
　　柳子在《桐叶封弟辩》中，借题发挥，提出了"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设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病"的见解，反对把天子的一言一语绝对化、神圣化。在《驳复仇议》中，借论武后时徐元庆"手刃父仇，束身归罪"一案，写道："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瑕，而又何诛焉？"不主张无原则地捍卫官吏的尊严。表现了作者要求严惩暴吏的主张。在《断刑论下》中，提出了不必"枉吾之道，曲顺其时，以谄是物哉"的主张，并指出"古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耳"，等等。《晋文公问守原议》借对晋文公问守原于寺人一事的非议，影射当时威柄下移，政在宦官，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这些议论。在一千多年前的中唐时代，有不少是离经背圣，"言人所不敢言"，具有一种冲破传统的锐气。因而具有振聋发馈的作用。

第二节 柳宗元论说文的艺术风格

　　韩愈曾说柳子的文章"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刘禹锡《唐故柳州刺史君集》）。司马迁的《史记》从史传文学角度看，是以议论风发而见长的。以"雄深雅健"四个字来概括柳文、特别是他的论说文的风格，则是十分确切的。"雄深"主要就其思想内容而言，谓其精警雄丽，深刻透辟；"雅健"主要是就它的语言特色而讲的，说它简洁端庄，劲健有力。这和韩愈同类文章之笔力恣肆、才气横溢的风格特征是迥乎不同的。刘熙载说："昌黎之文如水，柳州之文如山"（《艺概·文概》）。正是对这种风格差异的形象的概括与表述。"如山"，言其象重峦叠嶂，挺立峭拔："如水"，言其象出川大河，婉转流长。
　　"雄深"、"雅健"二者所指虽各有侧重，但又不容割裂，而且相互关联。思想上的"雄深"与形式上的"雅健"两者的融洽，也就构成了柳子论说辩难一类文章的成就或风格，那就是卓有见识，立意新颖。文品见人品。这与柳子优秀的个人品格结合在一起，愈见得卓然特立，光彩夺目。
　　柳子论说文"雄深"、"雅健"的艺术风格，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观点尖锐，多方论述，步步为营。其论证方法或繁或简，或援史或为证，或据理或推阐，既丰富多变，又深刻有力，从而使得文章周密严谨，波澜层出，气势宏阔。
　　仍以《封建论》为例。文章的中心议题是论述"封建制"的缺点弊病和郡县制的优越性，以及秦代统一中国后"废封建、设郡县"的合理性与进步性。作者从人类的远古时代开始了他的论述。第一段，探求"封建"的本源，否认它是"圣人之意"。在一个"崇圣"的时代，肯定或否认"圣人之意"是需要胆量的。柳子很讲究策略，提出了一个"势"字作为全文的主脑。所谓势，就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趋势。而并不是什么圣人意志的体现。第二段，即紧承首段"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之意，依据作者自己的认识，具体阐述了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逐渐产生"封建制"的原因和过程。周秦汉唐任其驱使于笔下，逐层分说，力图从人类社会的本身去寻求社会发展变化的原因。在广阔的范围内，通过对大量历史事实的分析和得失利弊的比较，畅论了"封建制"的弊病和郡县制的优越，接着，分别以三个"或者"领起三段文字，又依次批驳了反对者的三种错误论点：第一，驳"封建制"可以搞好政治的观点；第二，驳"封建制"可以延长统治的观点；第三，驳"封建制"是圣人之意，因而不可变革的观点。既有对自己观点的正面论述，又有对反对者的论调有力驳斥，一正一反，两相结合，从而更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量。这几段文字，其论述方式与语言，也有详有略，有疏有密，富有变化。有的铺陈排比，显得很有气势，如论周代封建之失一段。有的旁征博引，层层深入，笔力纵横驰骋，如驳行封建则"施化易"一段，他不仅杂引周、秦、汉的史实，而且象论汉代一节说：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知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 。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干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

　　层层对比，步步深入，笔酣墨畅，淋漓尽致。有的地方则要言不繁，抓住问题的要害，几句话解决问题，如："'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接着以极其简洁扼要的语言，揭出了魏、晋封爵而促，唐代郡县而延的史实，驳倒了这一错误的论点。末尾一段，笔法一变，由辩难转而为正面论述，由对史实的剖辩转而从道理上进行分析，指出了"封建制"的又一严重缺陷："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结尾又以一"势"字篇首相呼应，收来归源。早在柳子之前，已有不少人也曾论述封建制。宋代苏轼认为，"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故吾以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论，当为万世法也"（《志林》卷五）。清代林纾将《封建论》誉之为"古今至文"。
　　又如《时令论》。这篇文章大约是元和初年（805年），写作于《非国语》之前。文章批判了"天人感应"论。全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针对《吕氏春秋》和《礼记》中提出的"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的观点进行批驳，指出人类的很多农事生产确实与自然界的四季变化密切相关，但是政治则不然。政策、政令的颁布以及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与季节之间并没有什么关联，不能按照"天人感应"论来治理国家、实行统治。有些人把自然灾害、疾病、战争等等都归罪于政令不合于时令，这是荒谬的。柳宗元在本文中明确地提出了"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的无神论观点，有力地批驳了《吕氏春秋》和《礼记》中宣扬的唯心论。下篇主要针对一种替《礼记·月令》进行辩护的谬论展开驳议。作者认为，"天人感应"的说法并不是"防昏乱之术"，不能阻止无道之君的罪恶行为。相反，只能助长那些昏君为所欲为、无恶不作。作者在上、下两篇中，都是首先列出反面观点，作为自己驳论的前提和基础，然后围绕着错误论点，集中目标，多方论述，过关斩将。上篇开头两段，以"凡政令之作，有俟时而行之者，有不俟时而行之者"三句领起。他依据孟春、季春、孟夏、仲夏、孟秋、仲秋、季秋、孟冬、仲冬、季冬的时序，列举了各个时期的政事活动，纤悉毕备，一气呵成。后一段承上，说政令有不俟时而行者，仍是依春夏秋冬四时顺序写来，但却以"诚使"二字领起，都用反笔。"斯固不俟时而行之者也"，收束一笔以后，又接着写道："变天之道，绝地之理，乱人之纪，含孟春则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荡土心，舍季春则可以为之者乎？"又以两个反诘句，再申前意。然后下结论说："夫如是，内不可以纳于君心，外不可以施于人事，勿书之可也。"两段文字，一覆一反，一扬一抑，行文多变，波澜起伏。
　　其二，有的短论则就事论事，单刀直入，论点精确透辟，一针见血，醒人耳目，发人深思。
　　如《桐叶封弟辩》是一篇非常精干的史实与圣道的辩议之文：

古之传者有言，成王以桐叶与小弱弟戏曰："以封汝。"周公入贺。王曰："戏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戏。"乃封小弱弟于唐。
吾意不然：王之弟当封耶？周公宜以时言于王，不待其戏而贺以成之也。不当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戏，以地以人与小弱者为之主，其得为圣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从而成之耶？设有不幸，王以桐叶戏妇寺，亦将举而从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设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病；要于其当，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戏乎！若戏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过也。吾意周公辅成王，宜以道，从容优乐，要归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为之辞。又不当束缚之，驰骤之，使若牛马然，急则败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号为君臣耶？是直小丈夫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
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据《史记·晋世家》记载：周成王曾和他年幼的小弟弟叔虞做游戏，拿了一张桐叶作为圭，说："把这个封给你。" 史佚表示祝贺。成王说："我和他开玩笑，罢了。"史佚说："帝王没有开玩笑的话，凡是帝王说的话，历史记载它，礼制成就它，乐歌奏唱它。"于是就封叔虞于唐，后来成为晋国。有些书如战国时《吕氏春秋·重言篇》、汉代刘向《说苑·君道篇》等，都把这件事说成是大政治家周公促成的，并大加颂扬，成为维护帝王统治和威信的范例。柳子不同意这个说法，并认为这不可能是周公做的，为此做了这篇《桐叶封弟辩》。
　　在这不足三百字的篇幅之中，论辨反复曲折，如同峰峦层出，波澜起伏。闪烁着丰富深刻的思想光芒。"把土地与人民交给一个小孩去做领主，这样做的能算圣人么？假设不幸而成王拿了桐叶和宫嫔太监开玩笑，也都得遵从么？"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贵族统治者和宦官擅权等不合理现象的强烈不满。"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一段话，是全篇的警策，指出了对统治者在言论和作为，都得看它实行得怎么样，也就是要通过客观效果来检验，如果不恰当就得不断地改革，恰当的才坚持。这是非常精辟的观点。在封建专制时代，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言出法随，每句都是"金科玉律"，臣下只有绝对服从，而柳宗元竟敢持异议，表达了一个大胆的政治见解。由此，帝王的神圣光圈可以破除了。文章一针见血，发人深思。清代林云铭《古文析义》说，此文"笔笔锋刃，无坚不破，是辩体中第一篇文字"，给予了很高评价。
　　《晋文公问守原议》和《桐叶封弟辩》，可以说是旗鼓相当、笔锋犀利的短论。"余谓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树霸功，致命诸候，不宜谋及 近，以忝王命。而晋君择大任。不公议于朝，而私议于宫；不博谋于卿相，而独谋于寺人。虽或衰之贤足以守，国之政不为败，而贼贤失政之端，由是滋矣。"这篇议论文针对晋文公在选派地方长官时，不与朝廷大臣商议，却私下与宦官决定的历史事实进行评议，揭示了"不宜谋及 近"的主题思想。中唐时期，唐帝国隐藏着两大毒瘤：一是藩镇割据，一是宦官专权。柳子作为一个忧国忧民、曾经参与政治革新的文人，对这些问题充满着忧虑之情。他曾写过《罴说》等文章，讽刺朝廷对于藩镇实行的"以藩制藩"的政策，这里就宦官一事发表感慨。由于他的祖籍又是河东、古时的晋地，对这一带的史实有较多的了解。柳子认为，晋文公谋朝事于宦官的行为，是一种乱政的表现，后果十分严重。后来的"景监得以相卫鞅"，"弘、石得以杀望之"，都源自晋文公的做法。他还援引齐恒公"任管仲以兴，进竖刁以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教训，借古讽今，给中唐时期的统治集团提出警告。文章就事论事，短小精悍，语言流畅、峻洁，具有很强的思辩色彩，所发表的议论带有鲜明的针对性。《棋序》同样运用了"就事论理"手法。文章写友人房直温与他的两个堂弟宗直、宗一弹棋为戏。前半篇细致地记述了弹棋的规则、棋子的制作，以及参加游戏者的姿态、心理。弹棋用棋子二十四枚，用朱、墨标之，红黑各半，按规则二黑抵一红，因而参与棋戏者都贵红而贱黑。从这件事，柳子引伸出下面一段议论：

余谛睨之，以思其始，则皆类也。房子一书之而轻重若是。适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择其善而朱之，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贵焉而贵，贱焉而贱，其易彼而敬此，遂以远焉。然则若世之所以贵贱人者，有异房之贵贱兹棋者欤？无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择其善否者欤？其敬而易者，亦从而动心矣，有敢议其善否者欤？其得于贵者，有不气扬而志荡者欤？其得于贱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欤？其所谓贵者，有敢轻而使之者欤？所谓贱者，有敢避其使之击触者欤？彼朱而墨者，相去千万，不谛有敢以二敌其一者欤？

　　柳子从黑、红棋子的制作以及棋戏者对他们的不同态度，联想到人材的选拔以及任用问题。他指出，正如棋子涂颜色时是"适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择其善而失"一样，统治阶级当权派同样也是用人唯亲的。而被任用者一登高位，别人就要敬惧相加，他们自己也骄傲自得。柳子一连用了八个反诘句，层层剥笋，抨击了当时用人僭乱、贤愚不分的弊端。"就事论理"，借此发抒了怀才不遇的愤慨。最后说"余，墨者徒也"，自己就是象黑棋子一样的被人轻贱者之一。柳子就具体、形象、典型的"事"，生发出了新鲜，深刻的"理"。针对性强，省人耳目，颇见功力。
　　其三、从简驭繁，在立意和构思上独具匠心，往往情趣与事趣相结合，设想奇辟，妙趣横生。
　　如他的《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失火而贺，题目就很引人注目。文章运用巧妙的构想说明了其中的道理。它的开头说："得杨八书，知足下遇火灾，家无余储。仆始闻而骇，中而疑终乃大喜，盖将吊而更以贺也。道远言略，犹未能究知其状。若果荡焉泯焉，而悉无有，乃吾所以尤贺者也。"这段话，写自己听到朋友家遭火灾由骇而喜的心理变化，可以说语语出奇。而这种奇趣的心理就给后面的文章埋下了伏笔。接着，他郑重地从两个方面解释自己的心理发生这样的变化的道理。一方面写王参元是贵族子弟，虽然能文章，善小学，但由于家饶钱财，为好廉名者所避忌，因而以积货而累真才；再一方面写自己虽然早与王相识，并曾在朝廷中为之延誉，但终恐扬人善而受谤。而这次一把大火，把王的家财烧得一无所有，使他反而得到了显扬才名的机会。这样，王参元是因祸得福，自己也就"终用大喜"了。到这里，作者在奇特的构思中表达了严肃的社会问题，在幽默的笔调中寄寓着很深的感慨。情趣事趣皆出，令人回味再三。
　　《敌戒》是一篇仅一百四十四字的铭赞体的短论。其见解非常精辟，立意新颖鲜明，尤见妙处。

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 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厉之不图，举国造怨。孟孙恶臧，孟死臧恤。药石去矣，吾亡无日。智能知之，犹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只益为俞。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如此，道大名播。惩病克寿，矜壮死暴，纵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诗，思者无咎。
"敌戒"就是以敌为戒。本篇引证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从理论上加以丰富发展。揭示了敌对事物对国家政治以及个人身心修养等方面的有益作用，充满了辩证法。他说：人们一般都知道敌人的可恨，却看不到它还有特殊的有利一面。当秦国与齐、楚、韩、魏、赵燕六国并立争雄时，励精奋发，越战越强；而在消灭六国之后，自满松懈，陷于覆亡。春秋晋厉公时，晋军在鄢陵打败楚军，晋大夫范文子深为忧虑，认为侥悻取胜，不是好事。厉公毫不在意，一味骄奢横暴，激起全国上下的怨恨，终于被杀。春秋末年鲁国大夫孟孙厌恶臧孙，孟孙死时臧孙却悼念他说："医治我疾病的针药失去了，我的死期也没有几天了。"有智慧和才能的人懂得这一点，尚且结果不免遭到危难；何况今天有些人全然不加考虑 。敌人存在就恐惧惊慌，敌人离去就手舞足蹈，废除戒备，骄傲自满，这只会引起更严重的祸难。敌人存在可以促使人们提高警惕，消除祸患；敌人离去可能造成人们麻痹大意，招来过失。谁能知道这个真理，谁就能成就宏大、名声远播。注意防止疾病能够长寿，夸恃身体强壮反会突然死亡，放纵情欲没有戒忌，不是愚蠢就是糊涂。真希望深思的人避免灾殃。作者此番言论，对于激励人们奋发图强，居安思危，是有普遍意义的。文章形式，短小精悍，立意深远，踔厉风发。我们在读他的说理文时，好象亲切地感觉到作者"余勇不自制，以当后世之讪怒"（《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那种循循善诱，饱含情感，滔滔雄辩，所向无敌的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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