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六家要旨》原文与翻译

寻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原文~

原文：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觽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
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篃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食土簋，啜土刑，粱粝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
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白话译文：
《周易·系辞传》说：“天下人追求相同，而具体谋虑却多种多样；达到的目的相同，而采取的途径却不一样。”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都是致力于如何达到太平治世的学派，只是他们所遵循依从的学说不是一个路子，有的显明，有的不显明罢了。
名家使人受约束而容易失去真实性；但它辩正名与实的关系，则是不能不认真察考的。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之“道”，使万物丰足。道家之术是依据阴阳家关于四时运行顺序之说，吸收儒墨两家之长，撮取名、法两家之精要。
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发展，顺应事物的变化，树立良好风俗，应用于人事，无不适宜，意旨简约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儒家则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君主是天下人的表率，君主倡导，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臣下随从。这样一来，君主劳累而臣下却得安逸。
至于大道的要旨，是舍弃刚强与贪欲，去掉聪明智慧，将这些放置一边而用智术治理天下。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身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身体和精神受到扰乱，不得安宁，却想要与天地共长久，则是从未听说过的事。
墨家为死者送葬只做一副厚仅三寸的桐木棺材，送葬者恸哭而不能尽诉其哀痛。教民丧礼，必须以此为万民的统一标准。假使天下都照此法去做。那贵*尊卑就没有区别了。世代不同，时势变化，人们所做的事业不一定相同，所以说墨家“俭啬而难以遵从。”
法家不区别亲疏远近，不区分贵*尊卑，一律依据法令来决断，那么亲亲属、尊长上的恩爱关系就断绝了。这些可作为一时之计来施行，却不可长用，所以说法家“严酷而刻薄寡恩”。
道家讲“无为”，又说“无不为”，其实际主张容易施行，其文辞与思想则幽深微妙，难以明白通晓。其学说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万物天性为实用原则。
道家认为事物没有既成不变之势，没有常存不变之形，所以能够探求万物的情理。不做超越物情的事，也不做落后物情的事，所以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有法而不任法以为法，要顺应时势以成其业；有度而不恃度以为度，要根据万物之形各成其度而与之相合。
不听信“窾言”，奸邪就不会产生，贤与不肖自然分清，黑白也就分明。问题在于想不想运用，只要肯运用，什么事办不成呢。这样才会合乎大道，一派混混冥冥的境界。光辉照耀天下，重又返归于无名。
大凡人活着是因为有精神，而精神又寄托于形体。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形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形、神分离就会死亡。死去的人不能复生，神、形分离便不能重新结合在一起，所以圣人重视这个问题。
由此看来，精神是人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依托。不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身体，却侈谈“我有办法治理天下”，凭借的又是什么呢？
出处：出自西汉史学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汉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间，司马谈任太史令期间，曾对先秦的思想发展史作过广泛的涉猎和研究，认为当时流行的各派学说，即阴阳、儒、墨、名、法各家思想互有短长，唯道家思想最能综合各派之长，“立俗施事，无所不宜”。
因此，司马谈将研究成果整理，撰写《论六家要旨》，对先秦各学派的思想特点作了深入的分析和评价，是一篇总结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思想发展史的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至今仍是史学界研究先秦思想史、哲学史的珍贵文献。
在《论六家要旨》里他第一次分析出自春秋战国以来重要的学术流派。也反映出汉武时代以儒家思想为主，兼用阴阳家、法家和道家“黄老”的学说，即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而并不“纯任德教”的思想。从而反映了汉武时代社会和统治思想复杂化的现实情况。

尚简恶繁 贵卑忌深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之要旨
刘兴林
《论六家要旨》是对六家思想特点的总评，评论中所持的优劣判断标准就是简易与繁缛、卑议与深文，“有省不省”的“省”即是简易、卑议，“不省”当然就是繁缛、深文。“有省不省”是指六家治理天下的途径方法不同，有的简易、卑议，有的繁琐、深文。《论六家要旨》的序言应该理解为：《易大传》说：“天下为了同一个目标而有百种思虑，同达一个终点而有不同的途径。”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的学说，都是为了天下的治理，只是所主张的途径不同，有的简约卑议而易行，有的繁缛深文而难通。

《论六家要旨》对阴阳、儒、墨、名、法五家学说既有肯定，又有批判，唯独对道家学说只有肯定，没有批判，人们由此得出“司马氏父子都是道家”的结论，这个结论是有问题的。真正的道家对其他各家学说不会有所肯定，推崇和肯定的内容具有俭约易行的共性，也就是“省”；批判的内容具有繁琐难行的共性，也就是“不省”。尚简恶繁，贵卑忌深，是司马氏父子的一贯之旨。《论六家要旨》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分概说，后部分阐释。我们不妨打破段落界限，将诸家要旨前后贯穿，来提炼文章对阴阳、儒、墨、名、法五家肯定和批判的共性。
对五家的肯定是：阴阳家“序四时之大顺”，表现在遵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或者“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反复申明伦理等级不可变易；墨家“强本节用”，客观效果是“人给家足”；法家“正君臣上下之分”，强调“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维护等级制度，与儒家相近；名家“正名实”，也就是“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各做该做的事情；君臣父子夫妇长幼，各守应守的本分；强本节用，温饱无忧；控名责实，名实相符。对阴阳、儒、墨、名、法五家肯定的具体内容并不相同，相同的是精练要约、简单易行的特点，这就是“省”的共性。
对五家的批判是：阴阳家“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具体指“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具体指“《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墨家“俭而难遵”，具体指“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名家“俭而善失真”，具体指“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这四家的长处并不相同，相同的是繁琐复杂，难以遵行。法家“严而少恩”，是指“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似乎是个例外。
阴阳家和儒家的繁缛显而易见，不必细说。墨家“俭而难遵”的“俭”意为节俭、俭朴，墨家提倡节用、节葬，激烈攻击儒家的繁文缛礼。《墨子·非儒下》云：“孔某盛容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10]。此话及其前后文与《晏子春秋·外篇第八》中的议论大同小异[11]。司马迁批评儒家的繁文缛礼，即以此为根据，这说明墨家确有简易的一面。墨家也崇尚尧舜之道，并完全以尧舜时代极端原始的生活形态作为标准，来提倡节俭、俭朴。对于春秋战国以后的人来说，墨家对节俭、俭朴的要求琐碎而古老，从而变成另一种繁琐，所以说：“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名家“俭而善失真”的“俭”同“检”，意谓“苛察”，拘于名分和礼数。“苛察缴绕”指苛刻地辨察名实，繁琐而纠缠不清，当然是繁缛深文之辩。由此可见，墨家和名家的“俭”，都不能等同于简省的“简”。
法家“严而少恩”、“一断于法”，看起来简易，实际上存在繁缛深文的一面。以法家为治，必然落实到法令的制定和执行，而法家具有“议卑”和“文深”的两重性：理论议卑而易行，实践文深而意忌。秦以法家取天下，因议卑易行而取得成功；复以法家守天下，网密于凝脂，致使奸伪萌起，上下相遁，终至于灭亡；西汉中期实行酷吏政治，法网日密，引发政治危机。所谓“法令滋章，盗贼多有”，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儒、法思想有许多对立，也有不可分割的渊源。荀子《劝学》中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12]。礼是制定法律、法令的基本纲领，法产生于礼。与礼制相比，法制更为繁缛。西汉的酷吏制定律令，判决大案，每每向儒家经典寻求依据，这就必然导致外儒内法，繁缛深文。
由此可见，《论六家要旨》对阴阳、儒、墨、名、法五家批判的具体内容也并不相同，相同的是繁缛深文、复杂难行的特点，这就是“不省”的共性。
必须注意的是，《论六家要旨》肯定和批判五家学说，所肯定和批判的内容并不矛盾，肯定的是简易的基本精神，批判的是繁缛的具体内容。具体内容是基本精神的发展和细化，区别仅仅在于繁缛和简易的不同。譬如依据人性制定的“礼”，能够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是治国治家的基本原则；一旦衍为繁文缛礼，约束和违背人性，就变成了桎梏枷锁。诸子皆为“治”，都有可取之处；各自衍为繁琐的系统，也就成为治世的累赘了。
《论六家要旨》在肯定和批判五家的基础上，将重点放在道家和儒家比较：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实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13]。
道家兼具各家之长，无为而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具有“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的特点。“其辞难知”有背“议卑”的原则，不是什么长处，只是因为“其实易行”，才没有作专门的批判。儒家恰好相反：主倡臣和，主先臣随，主劳臣逸，必然导致“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儒家所倡，正是道家所忌，从比较中显示出道家的简易，儒家的繁缛。
司马谈虽然偏崇于道家，但不以道家取代五家，相反，认为五家之长不可废弃，这种态度与先秦道家剽剥儒墨、绝去礼义的做法有很大的区别。司马谈以学者的立场总结先秦诸子思想，只是他所坚持的“尚简恶繁，贵卑忌深”的原则，与道家有更多的切合点，而“尚简恶繁，贵卑忌深”正是《论六家要旨》的要旨。忽视《论六家要旨》的要旨，断言司马父子是道家，得出的只能是模糊印象而已。


小结：六家是做什么的？

阴阳家表现在遵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
儒家反复申明伦理等级不可变易；
墨家“强本节用”，客观效果是“人给家足”；
法家强调“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维护等级制度，与儒家相近；
名家“正名实”，也就是“控名责实，参伍不失”。（先秦时期以辩论名实问题为中心的一个思想派别,重视“名”(概念)和“实”(事)的关系的研究。）
道家兼具各家之长，无为而无不为。

上面六家的评说是司马谈的见解。我从六家产生的根源着手分析一下六家是做什么的？没有什么理论根据，全是自己想象，觉的“理”所应当的，设身处地地想想，先秦的哲人们会怎么想？
阴阳家：当人发现了自己的存在时，短暂的兴奋过后是长久的恐惧。人所生活的自然是什么样子的，世间万物可否为人所掌握。阴阳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阴阳家的目地就是了解自然规律，并试图顺应自然、延长生命。
儒家：儒家本身是应运而生，用“理”来确定国，家，人之间的规范。因为讲“理”，所以往往可以被世人所认可接受。
墨家：墨家具有理想主义情怀，面对乱世，他们有良好的希望，并希望用个人的智慧去改变人类的命运，注重人的感知。但是，往往不切实际。
法家：法家是儒家的右派，为了宣扬自己的学说，法家向原有的轶序靠拢，并竭力维护原有的轶序，试图用人所不干预的轶序来维护整个体制。
名家：名家是先秦时期的逻辑学家，他们研究的是人的感知。
道家：道家是先秦时期的哲学家，他们研究的是自然和社会为什么存在，以及如何存在等最本源的课题。

根据研究方向可以分为两大学派：人与自然学派、人与社会学派。
人与自然学派：
道家——抽象
阴阳家——普通规律
名家——具体表象
人与社会学派
墨家——强调人的力量 （儒家的左派）
儒家——人与社会的和谐
法家——强调社会的力量 （儒家的右派）

整个先秦时期的哲学表现了一个共有的特点，那就是：人的觉醒。
人第一次有了了解自己，改变自己的冲动。
人有意识的去维护正义、去叛乱、去淫乱、去论辨、去觉醒。
曾经，天下人都以为世道将亡，在混乱中，人们用各种方法来救世。
有的用激进的方法（墨家，法家），有的用中庸的方法（儒家），有的用消极逃避的方法（道家），有的用超然世外的方法（阴阳家），有的用事不关己的方法（名家）。
儒、墨、法比较容易理解。
道、阴阳、名家的“救世”良方就不大为世人所理解，易中天先生在先秦诸子百家中认为道家是“无为”。
我觉的“无为”并非就是不救世。
道家认为：世道昏乱，天道如此，自然而然，各安天命。不需要救，也没必要救，不救世，人民平均活20岁，救了世，人民平均活40岁，时光短暂，与其让人民多活两年，不如让人看破生死。
阴阳家救世的方法就是沉浸与自然规律中，化身于自然，随波逐流。
名家的方法是研究现象本身的含义，善是什么，为什么是善。恶是什么，为什么是恶。通过搞学术研究，来回避乱世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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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旨曰：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彊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原文：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旨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译文： 太史公师从唐都学习天文，师从杨何学习《易经》，师从黄子学习道家理论。太史公在建元至元封年间做官，他忧虑学者不能通晓各学派的要义而所学悖谬，于是论述阴阳、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的要旨说：《周易·系辞传》说：“天下人追求相同，而具体谋虑却多种多样；达到的目的相同，而采取的途径却不一样。”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等所做的都是致力于如何达到太平治世的，只是他们所遵循依从的学说不是一个路子，有的显明，有的不显明罢了。 原文：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译文： 我曾经在私下里研究过阴阳之术，发现它注重吉凶祸福的预兆，禁忌避讳很多，使人受到束缚并多有所畏惧，但阴阳家关于一年四季运行顺序的道理，是不可丢弃的。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气力却很少功效，因此该学派的主张难以完全遵从；然而它所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则是不可改变的。墨家俭啬而难以依遵，因此该派的主张不能全部遵循，但它关于强本节用的主张，则是不可废弃的。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却刻薄寡恩，但它辨正君臣上下名分的主张，则是不可更改的。名家使人受约束而容易失去真实性；但它辩正名与实的关系，则是不能不认真察考的。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之“道”，使万物丰足。道家之术是依据阴阳家关于四时运行顺序之说，吸收儒墨两家之长，撮取名、法两家之精要，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发展，顺应事物的变化，树立良好风俗，应用于人事，无不适宜，意旨简约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儒家则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君主是天下人的表率，君主倡导，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臣下随从。这样一来，君主劳累而臣下却得安逸。至于大道的要旨，是舍弃刚强与贪欲，去掉聪明智慧，将这些放置一边而用智术治理天下。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身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身体和精神受到扰乱，不得安宁，却想要与天地共长久，则是从未听说过的事。 原文：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译文： 阴阳家认为四时、八位、十二度和二十四节气各有一套宜、忌规定，顺应它就会昌盛，违背它不死则亡。这未必是对的，所以说阴阳家“使人受束缚而多所畏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自然界的重要规律，不顺应它就无法制定天下纲纪，所以说“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原文：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译文： 儒家以《诗》、《书》、《易》、《礼》、《春秋》、《乐》等《六艺》为原则，而《六艺》的本文和释传以千万计，几代相继不能弄通其学问，有生之年不能穷究其礼仪，所以说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力气却很少功效”。至于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改变它的。 原文：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译文： 墨家也崇尚尧舜之道，谈论他们的品德行为说：“堂口三尺高，堂下土阶只有三层，用茅草搭盖屋顶而不加修剪，用栎木做椽子而不经刮削。用陶簋吃饭，用陶铏喝汤，吃的是糙米粗饭和藜藿做的野菜羹。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墨家为死者送葬只做一副厚仅三寸的桐木棺材，送葬者恸哭而不能尽诉其哀痛。教民丧礼，必须以此为万民的统一标准。假使天下都照此法去做。那贵贱尊卑就没有区别了。世代不同，时势变化，人们所做的事业不一定相同，所以说墨家“俭啬而难以遵从。”墨家学说的要旨强本节用，则是人人丰足，家家富裕之道。这是墨子学说的长处，即使百家学说也是不能废弃它的。 原文：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译文： 法家不区别亲疏远近，不区分贵贱尊卑，一律依据法令来决断，那么亲亲属、尊长上的恩爱关系就断绝了。这些可作为一时之计来施行，却不可长用，所以说法家“严酷而刻薄寡恩”。至于说到法家使君主尊贵，使臣下卑下，使上下名分、职分明确，不得相互逾越的主张，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更改的。 原文：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译文： 名家刻细烦琐，纠缠不清，使人不能反求其意，一切取决于概念名称却失弃了一般常理，所以说它“使人受约束而容易丧失真实性”。至于循名责实，要求名称与实际进行比较验证，这是不可不予以认真考察的。 原文：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译文： 道家讲“无为”，又说“无不为”，其实际主张容易施行，其文辞则幽深微妙，难以明白通晓。其学说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用原则。道家认为事物没有既成不变之势，没有常存不变之形，所以能够探求万物的情理。不做超越物情的事，也不做落后物情的事，所以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有法而不任法以为法，要顺应时势以成其业；有度而不恃度以为度，要根据万物之形各成其度而与之相合。所以说“圣人的思想和业绩之所以不可磨灭，就在于能够与时势一同地变化。虚无是道的永恒规律，顺天应人是国君治国理民的纲要”。群臣一齐来到面前，君主应让他们各自明确自己的职分。其实际情况符合其言论名声者，叫做“端”；实际情况不符合其言论声名者，叫做“窾”（kuǎn）。不听信“窾言”即空话，奸邪就不会产生，贤与不肖自然分清，黑白也就分明。问题在于想不想运用，只要肯运用，什么事办不成呢。这样才会合乎大道，一派混混冥冥的境界。光辉照耀天下，重又返归于无名。大凡人活着是因为有精神，而精神又寄托于形体。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形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形、神分离就会死亡。死去的人不能复生，神、形分离便不能重新结合在一起，所以圣人重视这个问题。由此看来，精神是人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依托。不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身体，却侈谈“我有办法治理天下”，凭借的又是什么呢？ 从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谈的一个观点,就是“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才使文化分成一个个的流派，诸子百家本是同源的。 从《汉书·艺文志》中也看到这种说法:“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 因时代的变化到了“王道既微，诸侯力政”，而各诸侯又‘好恶殊方’，投其所好者找上门来，从不同侧面展开论述，因各有侧重而发展出具有不同特色的文化分支。这才是诸子之所以出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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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区19372663212： 《论六家要旨》原文与翻译 - ？
晁孔护固： 原文: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旨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

武昌区19372663212：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译文 - ？
晁孔护固： 太史公从师唐都学习天文,从师杨何学习《易经》,从师黄子学习道家理论.太史公在建元至元封年间做官,他忧虑学者不能通晓各学派的要义而所学悖谬,于是论述阴阳、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的要旨说: 《周易·系辞传》说:“天下...

武昌区19372663212： 论六家要旨作者是谁 - ？
晁孔护固： 作者司马谈,司马迁的父亲论六家要旨分为四段:第一段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第二段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第三段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第四段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

武昌区19372663212： 论六家之要指 - ？
晁孔护固： 这完全不是一本书,是司马谈的一篇文章.他儿子司马迁在《史记》的最后一卷《太史公列传》中附上了.很短很短.而楼上引用的杂乱无章的内容不但是论六家要旨的内容,还把古人对史记的注疏《史记正义》和《史记索隐》的内容一块加上...

武昌区19372663212： 论六家之要指是如何推崇道家思想的体现怎样的时代特色 - ？
晁孔护固： 西汉司马谈之《论六家要旨》是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是对先秦诸子思想和学术争论的总结性的批判文字,该文创造性地分诸子为六家并题名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并给予六家以全面而公正的评价,其论有若案断,虽百世不易也....

武昌区19372663212：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 ？
晁孔护固： C项正确:《论六家要旨》是诸子百家争鸣后一篇重要的学术思想史典籍,作者司马谈不仅系统地对先秦诸子作了总结性的批判,还将诸子分为六家并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奠定了之后学术批评和分类的基础.全文共四段,题干节选自第一段. ...

武昌区19372663212： 论六家要旨的第四段 - ？
晁孔护固：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①其实易行,②其辞难知.③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④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⑤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⑥有度无度,因物与合.⑦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

武昌区19372663212：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最推重的先秦百家中的哪一家 - ？
晁孔护固： 司马谈虽然偏崇于道家,但不以道家取代五家,相反,认为五家之长不可废弃,这种态度与先秦道家剽剥儒墨、绝去礼义的做法有很大的区别.司马谈以学者的立场总结先秦诸子思想,只是他所坚持的“尚简恶繁,贵卑忌深”的原则,与道家有更多的切合点,而“尚简恶繁,贵卑忌深”正是《论六家要旨》的要旨.忽视《论六家要旨》的要旨,断言司马父子是道家,得出的只能是模糊印象而已.

武昌区19372663212： 因循延宕什么意思 - ？
晁孔护固： 因循延宕:迟延拖拉. 延宕: 意为拖延. 因循: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 .——《慎子·因循》这是道家用世的基本方法,又常写作“因”和“因也”.它的基本含义是顺应万物天性,“不为物为,不为物后,与肠担斑杆职访办诗暴涧时迁移,因物变化”(司马谈论《论六家要旨》)不法古,不循今,利用万物和万民的天性达到治国的目的,而不是今天所说的因循守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