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如何更好地理解士农工商...四者关系?

作者&投稿:少宽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士农工商是什么意思~

古代所谓四民,指读书的、种田的、做工的、经商的。
士农工商,不是指地位高低,而是治理一个国家的四个方面,又指轻重缓急。天下读书人安顿了,然后农民也就安顿了,士人就是为了统一思想,为百姓说话,这样天下自然安定。
古代的阶层是士农工商,士大夫阶层历来都是最高的阶层。但是看剩下的排名,就能体现出我国经济生产的特点,我国是一个农耕文明的国家,一直都是奉行的小农经济,鼓励手工劳动。但是商人,古人认为都是不劳而获,用欺诈的方式来牟利。

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
1、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
2、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
3、营造专业氛围,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思迁,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
4、无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专业技能。
专业分工、子承父业的制度让齐国的制造业技术领先于其他国家,《考工记》对齐国手工业作坊有很多记录,以丝绸为例,我国最早出现的丝织中心就在齐国首都临淄,当时,临淄生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档丝织品,不仅齐国国内供给充分,还大量畅销周边各诸侯国。

众所周知,封建主义最理想的蓝图就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小国寡民,因此“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士居首、农次之、工第三、商居末,商是最贱之业。数千年来,历代统治者一直强调“重农抑商”、“崇本抑末”,打压工商之民,对中国历史走向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那么,作为史家传奇的司马迁,他又是如何看待的呢?出乎多数人的意料!


所谓“士农工商”,出自春秋《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柱石)民也”,认为士农工商四民是国家柱石,春秋之际四民平等,都是国家重要组成部分。
春秋晚期,孔子并不轻商,孔门弟子颇有几个经商的,比如孔子徒弟子贡另一个身份就是商人,被后世誉为儒商鼻祖,可见儒家轻商是后来的事。
但到战国时期,随着列国纷争加剧,列国首先需要确保粮食种植,所以“奖耕战”、“抑商贾”一度盛行,尤其当时显学法家非常轻视商工,《商君书》中有“苟能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则欲国之无富,不可得也”,韩非子将商工列为“五蠹”之一,“其商工之民……邦之蠹(蛀虫)也”。秦始皇时期,将一些罪人、无用之人等送去戍边,即“七科谪”,其中就包括商人,汉武帝也用过这一招。可见,秦汉时代虽然还未形成“士农工商”的排位,但“重农抑商”已然盛行。
那么,在这一社会思潮之下,司马迁如何看待“士农工商”四民呢?


肯定人欲,顺应人欲
作为司马迁的毕生之作,《史记》既整理记录了历史,更体现了司马迁的价值取向,其中《史记·货殖列传》序文体现出来的思想颠覆传统认知:
司马迁认为“农工商虞”四民并重平等。所谓“虞”,就是对山泽的开发,包括木材的砍伐,在海里河里打鱼等的职业。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老子认为,治理国家的极致,就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小国寡民,虽然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但却老死不相往来。但司马迁开宗明义就先批驳了老子治国思想,指出如今这么治国,几乎行不通。
太史公曰:历史上圣贤如何治国的呢?神农以前,已不可考,但根据《诗》、《书》记载,虞、夏以来还是能考证的,当时人们耳朵眼睛追求声色之乐,嘴里要吃尽各种美味,身体安于舒适快乐,心里羡慕夸耀有权势、有才干的光荣,这种风气由来已久,即便用妙论挨户劝说,也无法改变。
司马迁肯定人之欲望,指出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然、顺应人欲,其次因势利导,再其次进行教育,再其次制定规章限制发展,最差的是与民争利。


人各其能,自由经济
与“存天理、灭人欲”的后世儒家思想相比,司马迁提倡顺应人欲的思想,简直就是一个异端。
既然应该顺应人欲,那么就需要社会提供满足欲望的各种物品。东南西北各地的物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通常用来做穿着、吃喝、养生送死的东西。所以“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农民耕田种地,虞人开采山泽资源,工人制造器具,商人流通贸易,即各地农工虞出产物品,再由商人将之送到中国人民面前。“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努力工作,尽自己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自然就会进行交易,自然定出价格贵贱,根本不是统治者教化而来的。总之,只要“
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让百姓各行其业,犹如水往低处流,用不着召唤,他们自己会送来;东西用不着寻求,人们自己会生产。可见,司马迁已经产生了朴素的自由经济思想,希望政府不要干预社会经济。


农工商虞,富国富民
大家都知道,如今“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已经深入人心,但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司马迁就高度赞同这一思想,并指出“农、工、商、虞”并重平等,是国家缺一不可的柱石,可惜却得不到儒家与统治者的重视,后世封建统治者和儒家文人,偏偏要将人分为三六七等。
《史记·货殖列传序》:《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司马迁赞同《周书》观点,认为农、工、商、虞这四种人的生产,是人民赖以穿衣吃饭的来源,必不可少。不仅如此,“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可谓富国富民。
尤为重要的是,司马迁对万民逐利、致富予以肯定,“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即便富有的诸侯大臣等尚且还都怕穷,更何况普通的平民百姓呢!


与其他二十多部“正史”最大的不同是,除了司马迁不畏强权、坚持实录之外,还有《史记》中大量描写的小人物,将之与帝王将相士几乎并列,如游侠、隐者、食客、赘婿、卜者、商人等社会边缘人物,其中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为三十多位大商人立传,显示了司马迁平等对待万民的态度。
试想,如果从司马迁那个时代,真来一个“工农商虞”四者并重,那中国的古代史又将是一种什么局面?令人遗憾的是,到了隋唐时期,随着科举盛行,四民次序彻底固定,士居首、农次之、工第三、商居末,商是最贱之业,对中国历史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士”这一阶层所代表的是读书人、文化人,读书识字并参与国家考核的称为“士子”。儒家将“士”列为第一阶层虽然有自抬身价的嫌疑,但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 “儒生儒士”几乎完全占有了知识份子阶层,其他阶层则基本处于文盲和半文盲状态,作为掌握知识和学问的唯一社会阶层,“士”成为第一阶层本身是挑不出什么毛病的。作者和书友的普遍观点也是“吸引儒生、拉拢儒生、利用儒生、改造儒生”。 二、“农”凌驾于“工商”之上成为第二阶层,“重农轻商”的思想是广收诟病的一条,认为正是这一思想妨碍了工商的发展进步。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历史的大环境,异常低下的农业生产率才是历史的真实。生存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在失去生存的大前提下,谈什么都是空洞和无用的。异常低下的农业生产率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农业作物品种原始,对农业病、虫害防治能力低下,导致农作物单位产量低下,查一查历朝历代的农业数据,就可以了解一个大概,或者简单比较一下建国初期的亩产量和现在的亩产量也可以作为参考;2、单位农田面积获得产出所需要的劳动工作量大――耕地、播种(插秧)、灌溉、施肥、除草、收割、加工(打谷、磨面)等等,劳动方式原始,基本依赖人力(少量使用畜力),对农业劳动力人口数量的需求高;3、对自然灾害的防御能力更为低下,旱灾、水灾、蝗灾对农业收成带来的影响是致命性的。4、农产品深加工和储存手段原始,丰年的余粮并不能长期积蓄起来以应对灾年的危机。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儒家重视农业生产的出发点是没有任何错误的,所采取的措施包括了“限制农业人口流失”――压制工商,控制人口迁移;“鼓励生育,重男轻女”――不过在增加劳动力资源的同时,也增大了社会对农业产品的需求总量;“屯田开荒,增加农业人口比例和耕地面积”――“民屯”、“军屯”往往都是开垦的荒地,等等。总的来说,就是通过增大农业人口和耕地面积的总量以供养更多的其他人群,但是由于农业生产率水平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不足以迅速改变社会人口的比例构成。 儒家“重农”的思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非常正确的政治决策,而且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将“农”列为社会第二阶层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轻率地批判儒家“重农轻商”是缺乏的历史常识的表现。 其实有两个异常真实的例子就摆在大家面前,新中国建国后开始了中国社会工业化的进程,一个“大跃进”的错误思想破坏了正常的农业生产,其结果就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中付出了无数生命的代价,国际环境的变化和援外之类的因素只能算是加剧危害程度的辅因。中国前两年刚刚出现农业生产形势恶化的苗头,中央马上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通过政策调整所产生的“经济杠杆”作用调节社会经济的总体结构,解决农业问题――难道你会认为中央的决策层还没有摆脱“重农轻商”的思想吗? “农业为国之根本”,这是千万不可以忘记的真理呀! 补充: 三、“工”作为社会的第三阶层,负责了社会其他生活物资和劳动生产工具的生产和改进。 除了吃饱肚子之外,人们还需要必要的生活用品和其他生活物资,进行劳动生产也需要工具,他们虽然并不出产果腹的粮食,但也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儒家将他们放在了第三的位置。 儒家并非不了解“工”对社会的促进作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一句话是儒家常常引用的,儒家反对的是“工”在“奢侈品”、“享受品”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奇淫巧器”四个字本身就反映得很明白,只是后来常常被用来比喻从西方引进的新鲜事物(引进的事物中确实存在许多并无实用价值的“淫巧之器”,出于中央之国“妄自尊大”的思想蓄意贬低,还没有意识到真正的价值等多方面的原因),并导致了中国的落后,结果这四个字的本意反而被遗忘掉了。 追问: 个人觉得应当士农工商相互兼容...农工商也必要士的知识和原则,商不能长久地停留在在商言商的地步。另外说句,现在士农工受商的负面影响很严重,是不是国人过于追求商业化呢?听说外国商业源于宗教,在宗教的法规下,商人有了道德,有了较好的品行...而在没有宗教,和实质性监管缺乏的国内,商业的过分崇拜是不是真的伤害了一个国家和大部分国民呢? 回答: 四、“商”成为了第四阶层,于是大家就以为儒家贬低商人,并将其打入了社会的最底层。 其实这样的理解是很片面的,没有商业行为和社会产品的交换,社会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完整的社会,儒家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才将“商”作为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加入到“士农工商”的行列中来。在“士农工商”以外,僧道尼、奴仆(尤其是太监)、盗贼、乞丐、娼妓、优伶、王八、吹鼓手(乐师)等等,才是儒家真正鄙视和反对,并将其打入社会最底层的(僧道尼、太监之流除外,因其存在的特殊性和往往受到帝王的重视,儒家只能偶尔地打击一下,多数时间只能以清高的鄙视和不屑来获得精神上的胜利),明清年代常常将犯了重罪的家族贬为贱民,改为贱性,只允许从事上述的一些贱业作为处罚,即可见一斑。 儒家的划分依据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就是从事生产活动并产出实际的社会产品的地位高,任何不从事生产活动,没有产出的地位低(当然帝王将相、各级官员、儒生士子等占据了统治阶层的是除外的)――他们的存在消耗了有限的社会资源,需要更多的劳动人口来供养,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样的理论是有其先进性和必然性的。 商业的行为本身并不会产出任何社会产品,然而于社会又是必需的,所以儒家将“商”摆在了最后的一个社会必需阶层地位。一方面承认其存在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限制其发展。 在封建社会的环境下,“商”本身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历史局限性,“商”的发展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 1、商业流通的基础是运输,但是由于交通工具的落后,商业运输的成本是相当高的。陆路运输主要依赖人力和畜力,人吃马嚼,速度又慢,消耗巨大,更不要说越过复杂地理环境的运输了――以生活必须的盐为例,江苏(淮盐)和广东(粤盐)均有很高的产量,但是内地(两湖、河南)所用的基本是淮盐,粤盐则受阻于南岭。内河水运是古代唯一可以实现廉价大量运输的运输方式,古代的中心城市莫不临水而建,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水运也存在水道,自然气候和水情等制约因素。 至于说到海运,我认为几乎可以暂时忽略,航海技术到明清时代才算基本成熟,最主要的一点是在没有现代的天气和海情预报、船只抵御风险的能力又低的条件下,航海的风险比内河水运大得太多,一旦将风险成本加到运输成本中,只会比陆路运输和内河水运高得多。 补充: 你回复的问题,我没没有办法回答,我也只是兴趣问题。对于你说的“商业的过分崇拜是不是真的伤害了一个国家和大部分国民呢”,这肯定是错误的。一个国家的发达体现在你国民经济体系上面。GDP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而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过于重视发展经济,导致漏洞百出,很多人凭借这些漏洞一夜暴富。只能说道德约束能力不够,为什么约束能力不够呢?这和我国两千年的封建文化有着莫大的关系,整个教育体系的缺失,直接导致,道德修养人民自律能力低下。儒家文化可以说成就了一批人,但是也毒害了一批人,人性本善的教育我不敢苟同。国外教育从小告诉世界的丑恶,然而让他们发现社会中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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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图川立: 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说法,它代表的是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商人,他不是阶级划分的标志.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我想在初中历史教材上有更进一步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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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图川立: 士指的是士大夫,就是官僚统治阶级.地位最高,农指的地主阶层和农民,因为古代粮食产量低下,且交通不便,所以地主阶层把持地方,有一定的地位.而工指的是手工业阶层,因为土地兼并的原因丧失土地,在城市中从事手工业,地位很低.商就是指商人,实际地位最低,因为商人投机倒把汇聚财富,统治者视为囊中之物予取予夺,所以地位最低.请采纳

昌图县17125885269: 士农,工商什么意思 -
岳图川立: 这是古代的四个阶层:士大夫,农民,工人,商人.

昌图县17125885269: “士农工商”怎么理解 -
岳图川立: 士.商.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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