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取得成就 是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么
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对国有企业实行计划统一下达，资金统贷统还，物资统一调配，产品统收统销，就业统包统揽，盈亏都由国家负责，国有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方向，先后在国有企业推进了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利润递增包干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试点，调整了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进一步明确了企业的利益主体地位，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增强了企业活力，为企业进入市场奠定了初步基础。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明确要求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加快建设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制度。随着改革的深入，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大多数国有企业进行了公司制改革，企业改制和产权转让逐步规范，国有资本有序退出加快，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发生深刻变化。国有企业改革给国有企业发展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末，受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影响，国企仍大面积陷入困境。但今天，我国发展形成了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国有大公司、大集团，放开搞活了一批国有中小企业，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经济效益明显，为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国企改革的成就突出表现为，国有资本逐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影响力、控制力不断提升。目前中央企业80%以上的资产集中在国防、能源、通信、冶金、机械等行业，承担着我国近全部的原油、天然气和乙烯生产，提供了所有的基础电信服务，发电量占全国的50%多，生产了全国超过60%的高附加值钢材、70%的水电设备、75%的火电设备。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优化，为科技创新资源向重点企业集中提供了条件，也大大提高了其辐射、带动能力。这些年来，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改造力度加大。90%以上的国有企业实施了股份制改制，央企60%以上的营业收入、80%以上的净利润集中在上市公司，40多家央企实现了主营业务整体上市。通过国有控股和参股的方式，国有企业广泛吸纳非国有的社会资本，扩大了国有经济的辐射范围，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对公共财政的贡献更为直接。尽管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下降，但始终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2007年起，国有企业开始向国家上缴红利，上缴比例稳步上调，目前累计上缴国有资本收益约3000亿元。2012年，117家中央企业实现利润1.3万亿元，上缴税金1.9万亿元。国有股权划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使人民群众拥有了更可靠的社会保障。国资委统计，到2011年底，已有2119亿元的国有股权转让收益划归社保基金。中央企业还划转到全国社保基金83.94亿股，为社保基金提供长期收益。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成为特殊时期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的重要依托。2008年底到2009年中，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造成了很大冲击。面对严峻形势，国企坚持社会效益第一，保供电、保供气、保供油、保基础设施、保基本生活资料价格稳定、保就业，不计得失，展示了关键时期的社会担当。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芦山地震，中央企业第一时间奔赴抗灾一线，抢修电网、通讯、交通设施，以最快速度打通“生命通道”。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需要开拓创新，也需要从过去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中汲取好经验、好做法。一个经验是必须不断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一次次解放思想、理论创新、积极探索的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开始调整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采取扩权让利、承包经营、逐步放开市场与价格等多种方式，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试办经济特区到全方位对外开放，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有效竞争，使国有企业看到差距，激发改革发展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党的十五大提出着眼于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经济实施“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大战略转变，使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逐步形成，为国有企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经过改革脱困、结构调整、技术改造、加强管理、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一系列积极探索，国有资本进一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国有经济呈现出较强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进一步增强。还有一个经验是要始终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坚持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应该始终坚持的方向，国有企业改革也不例外。回首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从本质上讲，就是要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寻找一条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有效途径的过程。30多年间，国有企业从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逐步发展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与经营者，并在国内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发展壮大，呈现出较强活力和竞争力，关键在于始终坚持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进行自主经营，通过市场竞争，逐步发展成为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市场主体。在市场化改革中，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更是从体制和机制上强化了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增强其市场化运作的适应力和自觉性。
第一，支持国有经济收缩战线，重点是从竞争性领域的退出。当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的目标确定以后，也就是国有资本在某些领域“要不要退出”的问题确定以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退出”。我们不排除某些国有资本直接以实物形态上改变用途的方式“退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资产专用性存在，首先要解决国有资本变现即由实物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的问题，否则仍然无法实现“退出”。例如，国有资本要从一个纺织厂退出，该厂的机器设备、厂房、存货等显然不适合国有资本新用途的需要，所以首先要适当的交易者，通过拍卖、股权转让等方式将国有资本变现，而且在变现的过程中应给出合理的价格，不能发生低估国有资本的问题，这就需要有一个资本市场，通过这个市场解决国有资本退出过程中的“寻找交易者”、“定价”、“变现”、“转让”等问题。 第二，推动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核心是大企业的成长和新分工协作体系的形成。近年来出现的产品和企业两极分化，将导致两个重要结果。一个结果是大企业的成长，特别是一批按照国际水准衡量的大企业的逐步形成。商品市场的竞争胜利，给企业“长大”在生产、技术、销售、管理、品牌诸方面打下了一个初步基础，但没有资本市场的支持，企业扩展的速度将相对缓慢，有的企业可能就停滞于既有水准。国际上知名的大企业大都有良好的金融支持系统，比如几乎都是上市公司。这一点也可解释在发达国家上市公司通常只占公司总数的很小比例（如千分之一、二），但大公司却很少不是上市公司的。另一个结果是占到企业总量多数的、在竞争中失败或至少未占到优势的企业，将与大企业之间有一个分工协作关系重新组合的过程。新的分工协作关系包括横向关联（如成为大企业生产体系中的最终产品生产者）、纵向关联（如原材料、另部件供应商，产品推销商）以及混合关联（如跨行业纳入大企业多元化的经营结构）等。现在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对中小企业持一种蔑视态度，认为这些企业，没有规模优势，因而没有竞争力和发展前途。其实，在合理的经济体系中，大中小企业有适宜的比例关系，大多数企业仍然是中小企业。至于“规模经济”问题，按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得到大量实证经验支持的观点，所有在竞争环境中能够生存下来的企业，都有其规模上的合理性。我们过去的问题主要并不在于存在大量的中小企业，而在于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缺少有效率的联系，如一个行业中大中小企业都生产最终产品。在这种状况下，出路只能是通过收购、兼并、破产、托管等方式重建大中小企业间的分工协作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市场不仅是不可缺少的，而且是最具优势的。 第三，有助于企业产权制度和内部治理结构中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解决。现代企业制度作为企业改革的目标已经明确，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人们往往注重组织结构的变化，追求组织形态上与国际经验的相似性，如形成股东大会、董事会、高级经理组成的企业治理结构，建立国有股本的持股机构等，而容易忽略作为其基础的资本市场的作用。然而，离开了资本市场，产权边界的确定、股东作用的发挥、对经理阶层的监督、经营业绩的评价等都缺乏根本性的解决办法。以人们谈论很多的产权问题为例，如果缺少资本市场上的“交易”，资产的价格将无从确定，产权的价值边界也不可能清晰。其次，在存在市场交易的条件下，资产将向对其评价高的主体流动，进而产生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的结果。如果不出现由于流动而产生的效率改进，所谓的“产权明晰”也不会有多大意义了。尽管我们无法断言有了发育良好的资本市场，长期困扰我们的产权和企业组织结构方面的诸多难题一定能够解决（可能需要其他条件的配合），但若没有资本市场的作用，这些难题肯定是无法解决的。如果说十几年来产品市场的发展使国企经济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并且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培育和发展而对前面分析过的诸多矛盾的解决，将使我国国企体制转轨发生一个质的进步，从一定角度看，它将意味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基本确立。
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功不可没，然而到目前为止，国企受到的应有尊重和它做出的贡献相比，十分不相称。诸如滥用垄断地位、最牛工资单、天价酒之类的事件频现。公众对国企的“苛求”，属于社会监督的一部分，是由国企的特殊身份所决定的。这就告诉我们，进一步加强国企公司治理，仅仅局限在国企、央企内部是不行的，必须“穿越”国企边界，以社会公平为参照系，兼顾更多相关主体的利益而非仅仅将“内部人”的利益摆平。国企尤须正视四大矛盾，处理好其间似乎对立着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
主导地位与服务民生的关系
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顶梁柱”，应当能够撑起共和国的民生大厦，这就使它同时具有了“企业性”和“公共性”。因此，国企公司治理的指向就不能仅仅是“体制”内的保值增值，而必须在服务民生方面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以有利于民生大厦的和谐。
如果说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使它“天然”具有自己的社会责任，那么除了要承担和民企一样的法定社会责任之外，还必须将属于民企自愿承担的那一部分社会责任作为公司治理的考核指标，以体现国企公司治理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国企公司治理应当要求经营管理者在追求自身经营利益的同时，对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要从制度、机制上保证国企在追逐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正确地处理赢利功能和社会功能之间的关系，妥善处理企业利益与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保障社会整体利益不受侵害。
要完成这样的公司治理任务，在国企的内部按照民营企业的模式进行治理是靠不住的。中石化天价酒事件曝光后所出现的查“内鬼”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在治理制度的设计上需要将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结合起来，使得董事会保持必要的独立性。董事会的独立性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没有董事会的独立性，就没有它的权威性。同时要突出外部董事的作用。作为社会公众利益的代表，外部董事介入企业的决策过程，有利于缓解、消除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企业成本外溢的问题，进而促进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还应当责成国企的经营班子建立接受中小股东、公众、媒体质询的窗口，答复的结果应当交由董事会核实，作为经营班子成员是否诚信的重要依据。
减员增效与扩大就业的关系
国企作为一个赢利组织，有自己的企业边界，同时也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在趋利避害的价值导向中，“减员增效”是它的一个本能。但是政府的公共职能之一是保障就业，努力解决劳动者的就业问题。国企所具有的“公共性”使它不能与政府保障就业的职能相背离，不能为了自己“增效”而将“减员”的负担推向社会。国企应当为扩大就业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而不是相反。
应当承认，国企也应当和民企一样有用人自主权。但是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国企的经营负责人往往把企业的用人自主权当成个人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特权。另一方面，在决策失误的情况下，减少损失比较容易的一个办法就是“减员”，从而将经营危机转嫁到劳动者身上。即使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需要增设劳动岗位，经营负责人也不会轻易将过去因减员而下岗的人员召回，更倾向于使用农民工，坐食人口红利。因此就有必要通过公司治理处理好减员增效与扩大就业的关系，促使国企在用人自主权的使用上进行自我约束。
这并非不尊重市场规律，从宏观上讲，个别企业的减员不代表全社会增效，减员之后形成的人力资源的闲置，会造成宏观效率的损失，国企应有的社会责任不允许它漠视劳动者的利益随意“卸包袱”。从微观上讲，通过减员而减负并不会必然带来工作效率的提高；即使确需裁员，在多余出来的人员没有出路、没有被安排好的情况下，也会增加企业内部的矛盾，引发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反过来说，通过公司治理解决好减员与增效之间的关系，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
薪酬优先与利润分享的关系
在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国企即使出现亏损，经营负责人的薪酬也可能出现天价。国企一边享受着高工资、高福利，一边还声称经营困难，享受补贴，要求涨价，那么无论有多么正当的理由，单凭这一点就会遭受很多非议。而在另一方面，国企脱困之后获得的利润在2007年以前完全归企业所得，此后则象征性地上交一部分利润，直到今年才规定利润上缴财政15%。从这里可以看出，国企的经营者不仅负赢不负亏，而且是薪酬优先的。这不仅和国企全民所有的性质完全不相称，而且部分地演变成了国企收益的集团化、私有化。
国企的经营负责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掌握着国企的实际控制权，是在按照他们的意志进行“核算”，实际享有着薪酬优先权。这就有必要通过外力的介入，通过公司治理处理好薪酬优先与利润分享的关系。在较大规模的国企中，可以考虑建立相对独立的薪酬支付系统，参照本地区、本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确定一个国企的基本工资额度进行管理。对与经营状况挂钩的激励薪酬部分，有必要通过一套必要的程序来确认，而不是听任经营负责人自证经营状况而套取高于本地区、本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的“激励薪酬”。即使经营状况好转，激励薪酬部分应当在利润按既定比例上交之后支付，而不是在此之前。利润分享的比例应当作为经营负责人任职的条件，由经营负责人上岗前作出承诺，而不是在他们掌握控制权之后再协商。
“情有独钟”与“移情别恋”的关系
国有企业必须成为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具体说来，在增长方式上要处理好科研攻关的“情有独钟”与规模扩张的“移情别恋”的关系。“情有独钟”是指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抢占科技制高点，而不是在科技攻关中浅尝辄止，从而使国企真正能够成为牵引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火车头。“移情别恋”一方面是指看什么赚钱就一哄而上，与民争利；另一方面是指到处铺摊子，搞重复建设。比如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尖锐批评当前一些国企在汽车产业上的“高歌猛进”。在车辆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下，到处布局，同时开工，“好像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黄市长希望国务院国资委加以约束，实际上仅仅靠行政管理很难奏效，需要通过公司治理来实现科研攻关与规模扩张的平衡。
从审计署5月20日公布的17家央企审计结果中可以看出，多家央企在投资管理方面存在问题，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和企业的亏损。比如2007年至2009年，中远集团在已知京华高尔夫球场项目用地是采取以租代征方式取得的情况下，投入11 021.8万元收购并改建高尔夫球场，每年经营亏损约700万元。2007年至2009年，所属大连远洋等2家企业在购买办公楼、土地等2项重大投资和进行6个建设项目中，存在违反投资决策程序、未履行完必要的核准程序即先行实施等问题。如果类似的行为不是在3—5年后的审计中才被曝光，而能够通过公司治理及时制止，并将投资用在科技创新和实现战略性结构调整方面，效果无疑要好得多。
改革成功？你在国企呆过没有？你了解真实情况吗？
把无依无靠、无权无势的普通工人一脚踹下岗，贱卖地皮、固产，然后政策垄断、银行贷款、股市热钱、雇临时工、割退休工···把无尽的苦难抛到社会！再把大门一关，吃起了独食，骨头都不吐一块！涨价先锋、膨胀主力···这就是成功？如果不是外资、民企需要大量苦力，现在路边到处是饿殍啊我的同志！
国企改革方向对了，但是改革的很失败！
国有资产流失非常严重
佐味康瑞：[答案] 答案: 解析: 答案:(1)材料一和材料二说明我国国有企业存在以下问题:①我国国有企业多,但大中型企业少,分布不... 使其更好地发挥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对于国企的改组,抓住大企业就是抓住了重点,抓住了主要矛盾.只有着力培育实力...
通城县17014982356： 国有企业公司股份制的好坏处及如何继续? - ？
佐味康瑞：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骨干与支柱,因历史原因曾经在政府的直接干预下运转,缺乏独立自主权和自我积累,给企业经营带来了沉重的包袱,企业不堪重负,举步维艰.帮助这些企业卸下历史包袱,不仅是这些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我...
通城县17014982356： 国有企业改革中遇到了哪些矛盾? - ？
佐味康瑞： 我国国有企业改制中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有: (一)国企改制过程中诸多环节不够规范 1、改制过程中资产评估不规范,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2、改制过程中产权交易缺乏公开透明度. 3、改制过程中逃债、漏债现象依然严重 (二)国企改制后,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够规范 1、法人治理结构尚未完全建立 2、股权设置不够科学. (三)企业管理体制没有实现根本转变,难以适应市场竞争要求
通城县17014982356： 为什么要加快国有大型企业改革和深化垄断行业改革? - ？
佐味康瑞：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和巨大成就.国有经济总量扩大、活力增强、竞争力提高,在国民经济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国有企业改革任重道远,一些改革的措施还没有落实到位,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还没...
通城县17014982356： 现国有企业的改革到今得到哪些成绩?存在哪些问题?如果让你来解决你会采取哪些措施? - ？
佐味康瑞： 从根本上来讲,还是有很多国有企业成功的改革了.比如襄樊化纤,哈尔滨量具刃具厂.这都是非垄断性企业,在全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浪潮中,不改革就要走向灭亡.成绩:由一个完全亏损的企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路子.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 立足点.企业形成了自己新的文化.问题:在很多时候还是以人治为主,没有走上法治的路子.企业存在比较浪费的现象.机构比较臃肿,事情处理进程缓慢.
通城县17014982356： 2024年2月27日,国务院国资委召开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2024年...？
佐味康瑞： 1、把握内涵和外延. 这是最可靠的区分方法. ① 内涵: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的发展起决定作用的矛盾,叫做主要矛盾.着重注意,主要矛盾是针对复杂事物的发展而言. 在事物内部居于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的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