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近代文学的启蒙意义

作者&投稿:庾杰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为什么龚自珍是近代文学的开创者~

龚自珍的文学创作,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开创了近代文学的新篇章。龚自珍认为文学必须有用。他说,“曰圣之时,以有用为主”,“求政事在斯,求言语在斯,求文学之美,岂不在斯”(《同年生吴侍御杰疏请唐陆宣公从祀瞽宗……》)。指出儒学、政事和诗文具有共同目的,就是有用。他认为诗和史的功用一样,都在对社会历史进行批评,文章、诗歌都和史有源流的关系。他认为《六经》是周史的宗子;《诗经》是史官采集和编订起来的,而且“诗人之指,有瞽献曲之义,本群史之支流”(《乙丙之际箸议第十七》)。因此,选诗和作史的目的,都是“乐取其人而胪之,而高下之”,进行社会历史批评。所以他把自己的诗看成“清议”或“评论”,“贵人相讯劳相护,莫作人间清议看”(《杂诗,己卯目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安得上言依汉制,诗成侍史佐评论”(《夜直》)。从这一诗论观点出发,他认为诗歌创作的动机是由于“外境”即现实生活所引起,“外境迭至,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与江居士笺》),不得不然。而创作方法则和撰史一样,应利用一切历史资料(《送徐铁孙序》)。龚自珍的诗和他的诗论是一致的。他打破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龚自珍手札,绝少单纯地描写自然景物,而总是着眼于现实政治、社会形势,发抒感慨,纵横议论。他的诗饱含着社会历史内容,是一个历史家、政治家的诗。他从15岁开始诗编年,到47岁,诗集共有27卷。他很珍惜他的少作,“文侯端冕听高歌,少作精严故不磨”;“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己亥杂诗》)。这些“精严”而“字字真”的少作,虽然都已失传,但当时却是针对政治腐败和官僚庸俗的“伤时”、“骂坐”之作,被一般文士视为“大不可”的。因此他又曾几次戒诗。 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秋天,他开始戒诗,次年夏因考军机章京未被录取,赋《小游仙》15首,遂又破戒。道光七年(1827)十月,他编了两卷《破戒草》后,又发誓戒诗,“戒诗昔有诗,庚辰诗语繁”正是愤慨于他的诗不能为腐朽庸俗社会所容忍。所以后来他又破戒作诗。龚自珍诗今存的600多首,绝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主要内容仍是“伤时”、“骂坐”。道光五年的一首《咏史》七律是这类诗的代表作。诗中咏南朝史事,感慨当时江南名士慑服于清王朝的险恶统治,庸俗苟安,埋头著书,“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诗末更用田横抗汉故事,揭穿清王朝以名利诱骗文士的用心:“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又如道光六年(1826)所作七律《释言四首之一》,愤怒反讥庸俗官僚对自己的诽谤,“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辛辣嘲弄朝廷大官僚对自己的嫌弃,“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劳上相损宵眠”。晚年在著名的《己亥杂诗》中,诗人不仅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危害,统治阶级的昏庸堕落,而且也看到了人民的苦难,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内疚,如“只筹一缆十夫多”、“不论盐铁不筹河”等,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龚自珍更多的抒情诗,表现了诗人深沉的忧郁感、孤独感和自豪感。如道光三年(1823)的《夜坐》七律二首,“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座灵”,在沉寂黑夜的山野景观中,寄托着诗人清醒的志士孤愤,抒发着对天下死气沉沉的深忧。道光六年的《秋心三首》七律,“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深深为边塞形势担忧,感慨仗剑报国的志士无多,更缺少知音的同志。他常常用“剑”和“箫”、“剑气”和“箫心”来寄托他的思想志向。“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漫感》);“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己亥杂诗》);对于自己的志向抱负不能实现,深为苦闷。在“抛却湖山一笛秋,人间天地署无愁”(《梦中作四截句》)的现实环境下,诗人除了抒发感慨、纵横议论之外,回忆值得留恋的快乐的过去,幻想现实之外美妙的境界和世界,乃成为诗人思想中一种必然的发展和出路。因此,在诗人的许多作品中表现了重重矛盾。作于道光元年的《能令公少年行》一首七言古诗相当集中地表现了诗人思想中的矛盾。诗中有逃向虚空的消极因素,更多的积极意义在于诗人对无可奈何的现实社会环境的极端厌恶和否定,因而在《己亥杂诗》“少年尊隐有高文”、“九州生气恃风雷”二诗中,他确信前所未有的、巨大时代变化必然到来,希望“风雷”的爆发,以扫荡一切的迅疾气势,打破那令人窒息、一片死气沉沉的局面。

龚自珍(1792-1841),清末思想家、文学家。字尔玉,又字璱人;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盦,又号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身于世代官宦学者家庭。祖父龚禔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著有《吟朦山房诗》。父丽正,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著有《国语注补》、《三礼图考》、《两汉书质疑》、《楚辞名物考》等书。
龚自珍-个人概述
龚自珍塑像龚自珍(1792~1841)中国晚清思想家,史学家、诗人。一名巩祚,字瑟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二十七岁为举人。道光元年(1821)官内阁中书,任国史馆校对官。九年,始成进士。官至礼部主事。十九年,弃官南归。二十一年,于江苏云阳书院猝然去世。龚自珍初承家学渊源,从文字、训诂入手,后渐涉金石、目录,泛及诗文、地理、经史百家。受当时崛起的春秋公羊学影响甚深。面对嘉道年间社会危机日益深重,他弃绝考据训诂之学,一意讲求经世之务,一生志存改革。青年时代所撰《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等文,对封建专制的积弊,进行揭露和抨击。他的思想为后来康有为等人倡公羊之学以变法图强开了先声。中年以后,虽然志不得伸,转而学佛,但是“经世致用”之志并未消沉。他支持林则徐查禁鸦片,并建议林则徐加强军事设施,做好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准备。龚自珍一生追求“更法”,虽至死未得实现,但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在社会观上,他指出社会动乱的根源在于贫富不相齐,要求改革科举制,多方罗致“通经致用”的人才。在哲学思想上,阐发佛教中天台宗的观点,提出人性“无善无不善”,“善恶皆后起”的一家之谈。在史学上,发出“尊史”的呼吁,并潜心于西北历史、地理的探讨。在文学上,则提出“尊情”之说,主张诗与人为一。他生平诗文甚富,后人辑为《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个人生平
龚自珍一生可分三个阶段:
①20岁以前,在家学习经学、文学。他自幼受母亲教育,好读诗文。从8岁起学习研究经史、小学。12岁从段玉裁学《说文》。他搜辑科名掌故;以经说字、以字说经;考古今官制;为目录学、金石学等。同时,在文学上,也显示了创作的才华。13岁,作《知觉辨》,“是文集之托始”;15岁,诗集编年;19岁,倚声填词;到21岁,编词集《怀人馆词》3卷、《红禅词》2卷。段玉裁作序说他“所业诗文甚夥,间有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尤喜为长短句”,“造意造言,几如韩李之于文章”,认为“自珍以弱冠能之,则其才之绝异,与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怀人馆词序》)。这可以说是对龚自珍20岁以前学习的概括总结。


故居②20岁至28岁,应乡试至入仕时期。嘉庆十五年(1810),龚自珍19岁,应顺天乡试,由监生中式副榜第28名。二十三年(1818)又应浙江乡试,始中举,主考官为著名汉学家高邮王引之。次年应会试落选,嘉庆二十五年(1820)开始入仕,为内阁中书。这时期他逐渐接触社会政治现实,并从科试失意中体验到政治腐败,产生改革的要求和思想,并从刘逢禄学习《公羊传》。他写出了《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尊隐》、《平均篇》等政论文。嘉庆二十二年,他曾以文集《伫泣亭文》及诗集一册请教“吴中尊宿”王芑孙。王认为他“诗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定盦年谱外纪》)。同年,他开始戒诗。今存这时期诗,有《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等。
③29岁至去世。嘉庆二十四年会试落选后,他又参加五次会试。道光九年(1829),第六次会试,始中进士,时年38岁。在此期间,他仍为内阁中书。道光十五年(1835),迁宗人府主事。改为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两年后,又补主客司主事。这类官职都很卑微,困厄下僚。48岁,辞官南归(道光十九年,1839)。50岁,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时为鸦片战争第二年。这时期,他对政治现实认识日益深刻,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写出许多著名评论,如《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和历史、哲学论文如《古史钩沉论》等。也有不少文学散文名篇,如《捕蜮》、《书金伶》、《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病梅馆记》等。他的许多著名诗篇,如《能令公少年行》、《咏史》、《西郊落花歌》和《己亥杂诗》等,也都是这时期作品。龚自珍墨迹政治学术思想 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是统一的封建国家面临没落崩溃、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新阶段,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不断加深。

龚自珍从青年时起,就深刻地意识到封建国家的严重危机,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梁启超说:“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指龚自珍、魏源)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清代学术概论》)早在嘉庆二十五年,他已指出“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户”,“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西域置行省议》)。在道光三年,他深刻认识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机,指出“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阮尚书年谱第一序》)。他对时代的危机,不止是敏锐地感觉它,而且也积极地建议挽救它;他肯定未来时代的必然变化,并寄以热情的幻想和希望。龚自珍处在过渡时代的开始阶段。他的思想发展,有一个艰苦、复杂和曲折的过程。他最初接受的是以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为代表的正统派考据学。但他冲出考据学的藩篱,不为家学和时代学风所囿。在现实社会运动主要是农民起义的启发下,他以特有的敏锐的眼光,观察现实,研究现实。在《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等文中,他对腐朽黑暗的现实政治和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平均篇》指出了贫富不均所造成的社会败坏现象及其危险的后果:“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提出“均田”的改革主张,要求“贵乎操其本源,与随其时而剂调之”,“挹彼注兹”,平均贫富。在《尊隐》中,他隐晦曲折地表现出对农民起义的大胆想象和热情颂扬,向往着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但他的政治思想和理想是不彻底的。后来他看到均田制是办不到的,又作《农宗篇》。主张按宗法分田:大宗百亩,小宗、群宗二十五亩,其余闲民为佃农。其目的是“以中下齐民,不以上齐民”,建立以中小地主为基础的封建统治。由于未能突破封建阶级的根本立场,因此,他在《农宗答问第一》及《农宗答问第四》中又肯定大地主的地位。


龚自珍手迹龚自珍到30岁前后,在学术思想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从对正统派考据学严历地批判到坚决抛弃考据学,接受今文经学《春秋》公羊学派的影响,从刘逢禄学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但他肯定考据学的有用的部分;同时也批判今文经学杂以谶纬五行的“恶习”,而主张“经世致用”,倡导学术要为现实政治服务。从此他更自觉地使学术研究密切地与现实政治社会问题联系,研究的课题更为广泛。他“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研究地理学,而特别致力于当代的典章制度和边疆民族地理,撰《蒙古图志》,完成了十之五六;对现实政治社会问题也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写《西域置行省议》和《东南罢番舶议》,主张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巩固西北边疆。随着生活经验和历史知识的增长,以及政治、学术思想的逐渐成熟,他深入探讨了天地万物以及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并把经史、百家、小学、舆地以及当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完全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相当完整的历史观。他说:“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史存则周存,史亡而周亡。”(《古史钩沉论二》)这里有前辈章学诚“六经皆史”观点的影响,但比章说更扩大、通达、完整,更有科学性和战斗性。他把古代的一切历史文化的功罪完全归结到史官,并以当代的史官即历史家自任。他认为史官之所以可尊,在于史官能站得高,从全面着眼,作客观的、公正的现实政治社会的批判。这实际是要使历史和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即“当今之务”联系起来,应用《春秋》公羊学派变化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尊史”的口号下,对腐朽的现实政治社会作全面的批判。这就是他在《尊隐》里所尊“横天地之隐”的具体化。与此同时,他继续不断地关心现实政治社会的重大问题,不断地提出批判和建议,始终没有与庸俗官僚同流合污。道光九年(1829)殿试《对策》中,他肯定经史的作用,更指出经史之用必以现实问题为依据,“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之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对现实问题,特别关切西北边疆和东南海防,要求皇上“益奠南国苍生”,“益诫西边将帅”。同年十二月,有《上大学士书》,建议改革内阁制度。他对腐朽的官僚机构和庸俗官僚深恶痛绝。道光十二年(1832)夏,又有手陈“当今急务八条”,其中之一就是“汰冗滥”。道光十八年(1838),林则徐奉命到广东海口查禁鸦片,他作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向林则徐“献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主张严禁鸦片,坚决抵抗英国侵略者;主张和外国作有益的通商,严格禁止奢侈品的输入;并驳斥了僚吏、幕客、游客、商贾、绅士等等各式投降派的有害论调。在中英鸦片战争发生后,江苏巡抚梁章巨驻防上海,他在丹阳书院于暴死前数日写信给梁“论时事,并约即日解馆来访,稍助筹笔”(梁章巨《师友集》卷六《仁和龚定盦主事》条),表示希望参加梁章巨的幕府,共同抵抗英国侵略者,更表现出坚决反抗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
龚自珍在中年以后,随着仕途失意,感慨日深,思想也陷入矛盾、烦恼和痛苦,“坐耗苍茫想,全凭琐屑谋”(《撰羽林山馆金石墨本记成,弁端二十字》)。有时想以“搜罗文献”自慰,“狂胪文献耗中年,亦是今生后起缘”(《猛忆》);甚至想“发大心”,寄幻想于佛教,以求超世间的解脱。但他爱祖国,关心现实,无法排除“外缘”,终于成不了佛教徒。龚自珍的思想就其主导方面说,虽然他的批判不彻底,改良的目标不明确,但他的政治思想和态度始终是积极的,他看到清王朝的现实统治为“衰世”,为“日之将夕”,确信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并寄以极大的热情和希望,也是始终一贯的。他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夕,一个主张改革腐朽现状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启蒙思想家。

龚自珍-文学创作
他一生创作,诗、词、文都有建树,被后世称为“近代文学开山作家”。著有《龚自珍全集》传世。龚自珍的文学创作,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开创了近代文学的新篇章。龚自珍认为文学必须有用。他说,“曰圣之时,


龚自珍书籍以有用为主”,“求政事在斯,求言语在斯,求文学之美,岂不在斯”(《同年生吴侍御杰疏请唐陆宣公从祀瞽宗……》)。指出儒学、政事和诗文具有共同目的,就是有用。他认为诗和史的功用一样,都在对社会历史进行批评,文章、诗歌都和史有源流的关系。他认为《六经》是周史的宗子;《诗经》是史官采集和编订起来的,而且“诗人之指,有瞽献曲之义,本群史之支流”(《乙丙之际箸议第十七》)。因此,选诗和作史的目的,都是“乐取其人而胪之,而高下之”,进行社会历史批评。所以他把自己的诗看成“清议”或“评论”,“贵人相讯劳相护,莫作人间清议看”(《杂诗,己卯目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安得上言依汉制,诗成侍史佐评论”(《夜直》)。从这一诗论观点出发,他认为诗歌创作的动机是由于“外境”即现实生活所引起,“外境迭至,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与江居士笺》),不得不然。而创作方法则和撰史一样,应利用一切历史资料(《送徐铁孙序》)。龚自珍的诗和他的诗论是一致的。他打破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绝少单纯地描写自然景物,而总是着眼于现实政治、社会形势,发抒感慨,纵横议论。他的诗饱含着社会历史内容,是一个历史家、政治家的诗。他从15岁开始诗编年,到47岁,诗集共有27卷。他很珍惜他的少作,“文侯端冕听高歌,少作精严故不磨”;“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己亥杂诗》)。这些“精严”而“字字真”的少作,虽然都已失传,但当时却是针对政治腐败和官僚庸俗的“伤时”、“骂坐”之作,被一般文士视为“大不可”的。因此他又曾几次戒诗。
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秋天,他开始戒诗,次年夏因考军机章京未被录取,赋《小游仙》15首,遂又破戒。道光七年(1827)十月,他编了两卷《破戒草》后,又发誓戒诗,“戒诗昔有诗,庚辰诗语繁”正是愤慨于他的诗不能为腐朽庸俗社会所容忍。所以后来他又破戒作诗。龚自珍诗今存的600多首,绝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主要内容仍是“伤时”、“骂坐”。道光五年的一首《咏史》七律是这类诗的代表作。诗中咏南朝史事,感慨当时江南名士慑服于清王朝的险恶统治,庸俗苟安,埋头著书,“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诗末更用田横抗汉故事,揭穿清王朝以名利诱骗文士的用心:“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又如道光六年(1826) 所作七律《释言四首之一》,愤怒反讥庸俗官僚对自己的诽谤,“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辛辣嘲弄朝廷大官僚对自己的嫌弃,“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劳上相损宵眠”。晚年在著名的《己亥杂诗》中,诗人不仅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危害,统治阶级的昏庸堕落,而且也看到了人民的苦难,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内疚,如“只筹一缆十夫多”、“不论盐铁不筹河”等,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龚自珍龚自珍更多的抒情诗,表现了诗人深沉的忧郁感、孤独感和自豪感。如道光三年(1823)的《夜坐》七律二首,“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座灵”,在沉寂黑夜的山野景观中,寄托着诗人清醒的志士孤愤,抒发着对天下死气沉沉的深忧。道光六年的《秋心三首》七律,“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深深为边塞形势担忧,感慨仗剑报国的志士无多,更缺少知音的同志。他常常用“剑”和“箫”、“剑气”和“箫心”来寄托他的思想志向。“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漫感》);“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己亥杂诗》);对于自己的志向抱负不能实现,深为苦闷。在“抛却湖山一笛秋,人间天地署无愁”(《梦中作四截句》)的现实环境下,诗人除了抒发感慨、纵横议论之外,回忆值得留恋的快乐的过去,幻想现实之外美妙的境界和世界,乃成为诗人思想中一种必然的发展和出路。因此,在诗人的许多作品中表现了重重矛盾。作于道光元年的《能令公少年行》一首七言古诗相当集中地表现了诗人思想中的矛盾。诗中有逃向虚空的消极因素,更多的积极意义在于诗人对无可奈何的现实社会环境的极端厌恶和否定,因而在《己亥杂诗》“少年尊隐有高文”、“九州生气恃风雷”二诗中,他确信前所未有的、巨大时代变化必然到来,希望“风雷”的爆发,以扫荡一切的迅疾气势,打破那令人窒息、一片死气沉沉的局面。 龚自珍-个人影响

龚自珍故居作品《病梅馆记》,选自《龚自珍全集·定盦文集》。文章借文人画士不爱自然健康的梅,偏爱梅的病态“美”,致使梅横遭肆虐,备受摧残,而不敢说出他们的隐衷为实例,讽喻清朝严酷的思想统治与压制摧残人才的罪恶,揭露反动统治凶恶的本质与虚伪的伎俩,决心甘受诟厉,做治梅的工作,表现对被损害者的同情,敢于反抗的战斗精神与渴望追求自由解放的主张。写作上,运用讽喻手法影射现实政治,寓意深刻;用“文人画干”喻清朝统治者,用种种癖好喻统治者的种种暴政,讽喻精当,含蓄而深刻;语句运用中,又恰到好处地采用许多排比句式,更增加了文章的表达效果。 龚自珍-人物评价
龚自珍雕像龚自珍,近代文学开风气的人物,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文学家。祖父、父亲均在北京做官,母亲善吟诗绘画,是个女才子,外祖父段玉裁是位文字学家。龚自珍自小就受到良好的学术与文学的教养和熏陶。他小时候就读书广泛,关心国事,产生改革变法的思想。他在科举上不得志,27岁中举,38岁才中进士,曾任内阁中书、礼部主客主事20余年,始终是个七品小京官,无法施展抱负。48岁时,他终于对官场厌倦,不抱希望,愤然辞官还乡,不久与世长辞。 龚自珍-诗词选
龚自珍(1792-1841),字尔玉,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庵。诗今存600多首,绝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龚自珍文在当时比诗有名,词也很著名。龚集传世版本甚多,最初有《定庵文集》3卷、《余集》1卷,附《少作》1卷,道光三年自刻本。《己亥杂诗》亦有道光十九年自刻本。龚自珍去世后第二年,魏源所辑《定庵文录》12卷,后有《定庵文集》3卷、《续集》4卷,同治七年吴煦刻本。1959年王佩□校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本《龚自珍全集》,此本基本上参照邃汉斋校订本编例,分为11辑,第1至第8辑为文,第9、10辑为诗,第11辑为词。

夜坐



张海《龚自珍绝句一首》春夜伤心坐画屏,不如放眼入青冥。
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座灵。
塞上似腾奇女气,江东久殒少微星。
从来不蓄湘累问,唤出嫦娥诗与听。
沉沉心事北南东,一睨人材海内空。
壮岁始参周史席,髫年惜堕晋贤风。
功高拜将成仙外,才尽回肠荡气中。
万一禅关砉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

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
名场阅历莽无涯,心史纵横自一家。
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
东邻嫠老难为妾,古木根深不似花。
何日冥鸿踪迹遂,美人经卷葬年华。

龚自珍-龚自珍故居
龚自珍故居在西城区手帕胡同21号。龚自珍在京住地之一。故居坐北朝南,三进院落,另有东西跨院。前院有北房3间,两侧耳房各两间,东西厅房各3间。院内当年曾有道光御笔“福”字匾及“耕读堂”匠。故居基本 保持原状。 龚自珍(1792—1841),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以诗文见长,自成一家,有“龚派”之称。1839年辞官归家。

龚自珍-龚自珍纪念馆
龚自珍纪念馆龚自珍纪念馆位于杭州城东马坡巷6号小采园内,占地六百多平方米,1990年开馆。龚自珍,名巩柞,字瑟人,清 代思想家、文学家,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和林则徐等人共同开启了抨击时弊,抗御外侮,通经致用的进步思想,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

龚自珍纪念馆 建于清末,属中式宅院,为清代桐乡人汪维所建“小米山房”,俗称“小米园”。清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出生于马坡(婆)巷。龚自珍(1792-1841),道光九年进士。官至内阁中书、礼部主事等。学务博览,所作诗文极力提倡更法,改革图强,“以朝章国政世情民隐为质干”,“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著有《定庵文集》,今人辑有《龚自珍全集》。龚自珍虽自11岁随父亲去京,久居在外,归杭次数不多,但对家乡眷恋之情在诗中时有流露,“从此与谁谈古外,马婆巷外立斜阳”。1988-1989年,小米园整修后作为龚自珍纪念馆。馆占地约0.7公顷,建筑面积498平方米,已被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纪念馆主体是座清代风格的两层楼房,上下五开间,兼有耳房,雕梁画栋,古朴典雅。馆内正厅安放龚自珍半身古铜色塑像,四周悬挂沙孟海、赵朴初等名家提写的匾额、楹联。四个展室,陈列了龚自珍生平图文简介、大事年表、史料、龚氏年谱、诗选和后人研究文集等。庭院内小桥流水、假山亭榭,在花木衬托下,富有古典园林的特色。他的作品尤其受老年人喜爱。

虽然许多近代思想史、文学史都把龚自珍作为开端性的人物,但实际上,学术界对龚自珍历史定位的判认并不那么一致.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章培恒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这部著作中,龚自珍被归入“清代中期”,作为乾嘉时期的文学家,而不是“清代后期”(相当于一般所谓“近代”)文学家来叙述的.这一处理未必只是一家言,它可能代表了史学界、文学史学界一部分人的看法.《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著者黄修己就在该书《序言》中以带点嘲讽的口吻说:龚自珍在鸦片战争爆发第二年就去世了,只是因为19世纪没有重要的作家和值得重视的变化,各种《近代文学史》才把龚自珍拉来充数.而把这类观点表述的最明确的,或许要算赵慎修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思潮》[1],他认为在戊戌变法以前,整个文学思潮都没有发生近代意义的变化,并且重点举出龚自珍,认为他的思想、包括文学思想“没有近代意义”.
应当说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龚自珍思想和文学观的“近代性”问题,而且提出这个问题并非没有道理.考察一下此前关于龚自珍的评论,大多数论者重视的主要是龚自珍的社会批判言论和政治、经济改革主张,但是已有不少论者论证,龚自珍的批判虽然尖锐激烈,他呼吁“自改革”也有首倡意义,但无论其批判的深度还是其具体改革主张,都没有超出他的前辈.龚自珍自己也说过:“药方只贩古时丹”.换言之,当我们只注意从直接的政治、经济斗争方面考察龚自珍,把他这方面的言论看作其思想的主要部分甚至全部,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证明其思想的正确性(虽有局限)甚至进步性,却未必能说明其“近代性”.
梁启超在总结清末思想演变源流时,曾多次说:“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必数定庵”[2],“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3].这些话经常被人们引用,但大多用来证明龚自珍影响之巨大广泛,却似乎忽略了梁启超反复强调的龚自珍思想的时代价值之所在:“思想解放”!“思想自由”!的确,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看,龚自珍思想中更具“近代最初”意义和启蒙性质的,是——“人”

的意识的觉醒和精神解放要求.我们的研究表明,龚自珍的社会批判思想和改革思想,主要形成于30岁之前;30岁以后,龚自珍的思想有更大的发展.他从对社会现状的揭露延伸到对封建历史的批判,从对各派学术的隶用扩展到对传统哲学的反思.正是在这历史和哲学的批判性反思中,龚自珍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前人,提出了一系列包含着近代意识萌芽的新命题.这就是具有人本主义色彩的“众人造天地论”,这就是冲破思想统治,追求精神解放的“心力论”,这就是预言未来时代大变革的“三时说”.
这位瞩望未来的思想家,在预见社会巨变的同时,也期望文学的“大变”.而“众人造天地论”、“心力论”、“三时说”这些包含着新的近代因素的哲学观、文化观、历史观,则构成他文学思想的新的理论基础.以“尊情”、“尊史”
为核心的文学“大变”论,也表现出一种反传统的精神和开创意识,不仅在中国文论史上特立卓异,而且对近代文学观念的转换具有启蒙意义.
关于龚自珍哲学和社会思想的近代意义,笔者将另文探讨.本文着重讨论其文学思想.
挑战传统原则的文学“大变”论
龚自珍曾以“平生无一封论文书”
而“自负”.[4]这所谓“论文书”,指那种“效韩媲柳,以笔代口”,“条其义法也,为书若干通”,授人以“文章术”
的东西.对此类“论文”之作,他鄙而夷之,表示自己“口绝论文”,“独不论文得失”.[5](p207)的确,那些表现他文学思想的文章、诗作,不同于一般的文论、诗话.他所讨论的,不是什么“文章术”、“作诗法”,而是有关“大本大原”即文学根本原则的问题,并且大都不限于文学,实际是他精神解放思想的组成部分.
《文体箴》就是近代第一篇文学变革宣言:
呜呼!予欲慕古人之能创兮,予命弗丁其时!予欲因今人之所因兮,予qiáo@①然而耻之,耻之奈何?穷其大原.抱不甘以为质,再已成之纭纭.虽天地之久定位,亦心审而后许其然.苟心察而弗许,我安能颌彼久定之云?呜呼颠矣,既有年矣.一创一蹶,众不怜矣.大变忽开,请俟天矣.寿云几何,乐少苦多.圜乐有规,方乐有矩.文心古无,文体寄于古.(注:王佩诤校点本《龚自珍全集》中,此文末句标点“文心古,无文体,寄于古”.如此,则“文心”与“文体”俱“古”,与全篇文意有所hàn@②格.故本文断为“文心古无,文体寄于古”.)
这篇文字在中国文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以往有关论著对此注意和估计不足.它突破了古代文论体系中的发展论,意味着一种新的发展观的萌育.
如何认识文学变化、发展的规律,以及继承、创新的关系等问题,是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古代论述颇多,而占主导地位、具有涵盖性而且广泛认同的,是“通变论”,所谓“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周易?系辞》)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作了完整的阐论:“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这不仅是对此前文学的总结或一种理论主张,而且确实概括了整个古代文学的发展摸式、运行机制和共通观念.“参古定法”,坚持“名理相因”、“有常之体”

即基本规范,才能、也因此保持了古代文学的基质和统系;在这一前提下,允许和提倡“望今制奇”、“变文无方”、“酌于新声”,所以古代文学又能代有创变,家各异色,广大久长.正如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所释:“文有可变革者,有不可变革者.可变革者,遣辞捶字,宅句安章,随手之变,人各不同.不可变革者,规矩法律是也”,由此“明古有善作,虽工变者不能越其范围”.可以补充的是,所谓“规矩法律”不仅指形式体制,更主要的是内容的规范:“名理有常”.到古代后期,“有常”与“无方”转换为“师古”
与“求新” 的矛盾,成为文论家的中心话题之一.然而,虽然表面上常有“万事皆当师古”
与“师心独见,自我作古”的不同,实际上往往只是针对某种倾向强调一方面而已.强调师古的在另一场合也会谈求新,强调求新的也不能不法古,区别只限于“师意”还是“师辞”、“善变”还是“不善变”.即使力倡“性灵”的袁枚,也说“后之人未有不学古人而能为诗者也”,不过“善学者得鱼忘筌,不善学者刻舟求剑”而已.[6]纪昀说得比较清楚,也最有代表性:“夫为文不根柢古人,是miǎn@③规矩也;为文而刻画古文,是手执规矩不能自为方圆也.”[7]师古,成为一种前提,因为它意味着规矩,在遵循这个前提下,可以也应该自为方圆.所以,“欲新必须学古”[8].而章学诚则道出了必须如此的原因:“所谓好古者,非谓古之必胜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9]封建时代虽朝代屡更,但社会基本制度、文化主流,乃至文人地位和生存方式等,并无根本改变,亦即“今不殊古”.古代社会长期的稳态结构,是文学发展保持“有常”、“相因”,也是“复古为本”论的根源.所谓“通变”,就是在既定规范的范围内,“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以求“变则通,通则久”.
应当说明,“通变论”有其理论价值.它不仅揭示了中国古代文学沿革的基本规律,而且可能具有某种普遍性.当一种社会形态处于稳定成长时期,其文学的发展恐怕大体都会按照这样一种方式运行.但是,这不是文学发展的唯一规律或模式.当社会形态进入并处于时代性大转型的时期,在传统规矩范围内“求其折衷”
的“变”就难以再维持“通”和“久”了.这时,文学的发展就不是“通变”,而是要突破规范束缚的“大变”,或者用20世纪的语言——“文学革命”.
龚自珍是第一个萌发这种“大变”思想的文学家.《文体箴》虽文字不长,涉及的却是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此文劈首就提出:“慕古人之能创”,耻于“因今人之所因”.“今人之所因”者就是古人.但他并没有否定古人,相反表示“慕古”.然而,他改变了“慕古”
或者说“师古”
的一般意义,赋予其新的内涵:“慕古”不是如“今人之所因”那样因袭古人的“法”、或“意”、或“辞”,而是倾慕、发扬“能创”这一推动文学发展的根本精神.在这里,继承就是要创新,创新才是真正的继承了古人!这是关于继承与创新关系的一种独特而深刻的观念.它把“慕古”

和“能创”统一为一个整体,从而超越了那种把师古与求新分置于“规矩”与“方圆”两个层次的传统观念,突破了只能在“师古”前提下“折衷”以求新的矛盾困境,鲜明地把创造、变革作为自己的生命追求.

摘自百度网友,谢谢。


龚自珍近代文学的启蒙意义
是章培恒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这部著作中,龚自珍被归入“清代中期”,作为乾嘉时期的文学家,而不是“清代后期”(相当于一般所谓“近代”)文学家来叙述的.这一处理未必只是一家言,它可能代表了史学界、文学史学界一部分人的看法.《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著者黄修己就在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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