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求社会性别在西方的发展历程，社会性别与中国妇女史研究，1500字以上，最好是与之相关的论文

2、在近代历史上,外国教会和传教士来到中国,其对于中国的意义是什么？~

1．对于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教会学校在传播西学方面的作用不仅限于传播新的科学技术，也包括引进、示范西学的教学方法和管理方式。教会学校培养的学生不多，但论及近代科学知识的传播，却不容忽视和低估。它对西方科学技术传入中国，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毋庸讳言，教会学校培养了许多崇洋媚外、甘心为殖民主义者效劳的洋奴；但同时也培养过许许多多近代中国第一代懂得西方科技，知名或不知名的科学家、译员-、教师、职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在晚清中国，报刊和新闻报道本身就是一种西学传播，其报道的内容对中国知识分子有开阔视野、增长见识的作用，并刺激中国知识分子对本国问题进行思考。王立新认为，近代英美传教士为了用西方基督教文化改造中国文化，实现中国基督化的目标，不仅热衷于传播西学，而且还从事了广义的中西文化融合与会通的工作，即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和批判，并在比较和批判基础上对中西文化进行调和与嫁接。为此他们还提出了种种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模式，如“救世教成全儒教说”、“中西并重说”、“综合融会说”和“鉴别吸收说”。尽管传教士的活动挟带着宗教的和种族的偏见，其设计的各种方案也不可能成为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正确模式，但他们在比较中西文化时提出的一些思想为中国思想界所继承，为后人全面、正确地认识中西文化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2．对传教士从事的慈善事业
正如教会中人所言：医院“为慈善动机之最明显的表示”。事实上，教会医院在近代中国的慈善医疗、社会救济和红十字救护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任云兰认为，西方传教士在近代在中国举办的慈善事业，影响了中国近代慈善救济思想和实践。这些影响表现在：慈善与救济内容的扩大与对象的延伸；从重养轻教到教养并重的救济理念的变化；赈灾中从平均救济到选择性救济的变化。⑤周秋光、曾桂林认为，作为传播上帝福音最有效的手段，教会医疗、育婴、赈济等各项教会慈善事业最初虽为传教而设，然而民国以后，基督教在华传播已无障碍，不再成为问题，教会慈善事业的宗教色彩遂日渐淡化而趋于世俗化，在客观上也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较为明显的积极影响。因此，在评判教会慈善事业的功用时，我们不应再简单、划一地批判或指责其充当“殖民主义的警探和麻药”，而要实事求是，从具体分析人手，进而整体把握，以免因噎废食。
3．传教士在华妇女事业对近代中国社会的作用
西方传教士开展的有关妇女的社会改良活动，主要是为了他们传教开辟道路，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妇女运动的开展与人们妇女观的改变。南治国在分析教会女学影响时认为，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传教士都把教育视为传教活动的从属品，但我们也不应忽略教会学校对中国近代教育和文化思潮所产生的正面的和积极的影响。教会女学产生的影响，开始改变清末中国妇女的教育现状，并直接催生了中国近代的第一批女子学校，为中国近代教育提供了多层面的借鉴。教会女学对清末中国妇女的影响，显然已经超出了宗教范围。王海鹏在分析传教士介绍西方男女平等思想的作用时认为，在近代中国，男女平等思想的最早输入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基督教会和传教士进行的。传教士对男女平等思想的介绍与传播，在提高妇女地位方面做了不少开通风气的工作，影响了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对妇女风俗的改良和妇女地位的提高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部分入教妇女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地位方面的确发生了某些变化。但是，从整个社会的情况来看，中国妇女的变化并不大，传教士、基督教不能从根本上来改变中国妇女的处境。
4．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作用
传教士在戊戌变法运动时期宣传变法思想，与维新派交往，参与维新运动，其目的与康有为等维新派所宣传和领导的维新变法是有本质区别的。他们提出改造中国社会，实际上是要使中国最终皈依基督教，实现以“十字架征服中国”的梦想。然而，从客观效果来看，传教士的活动却也从另一个方面竖起了一面“变革”的旗帜，为中国维新派从事改革注入了一些催化剂，从而推进了中国维新变法运动的进程。龚淑林探讨了传教士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作用，认为传教士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他们开创了具有西方近代教育性质的“教会学校”教育；促进了留学教育的兴起与发展；推动和协助中国创建新学，并且直接参与改革新学教育。王立新认为，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双重的：就其在华活动的积极意义而言，传教士把基督教和西方社会具有近代意义的科学知识、价值观念和风俗规范传入中国，参与了中国的各项改革运动，从而构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挑战，诱发了近代中国人寻求变革的意识，刺激了改革派倡导者和现代化知识阶层的崛起，为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提供了具有示范意义的参照模式，因而对晚清中国现代化运动特别是思想文化的变革产生重要影响。而就传教士在华活动的负面影响而言，则表现在：传教士是按照教会和西方的意志来规范、干预和设计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企图让传教士担任中国改革运动的主角；他们传入的是在宗教世界观指导下被笼罩一层‘圣光’的劣质西学，传教士的知识水平、宗教和种族偏见以及功利目标限制了他们的视野，降低了其活动的进步性、科学性和应有的价值；传教士鼓吹唯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他们为中国改革设计的模式“造成对中国现代化的误导”。

写章节概括的思路是要准确的总结归纳每一段的要素，用最简短的话表达出全部的意思。
第一章 探寻红色中国 讲述作者对红色世界的好奇，开始深入苏维埃红区的冒险，去探究苏维埃共和国、红军、共产党的秘密。并且讲述了张学良和杨虎成与共产党达成一致搞日协议的原因和经过。
第二章 去红都的道路 讲述在进入红区的路途上被白匪追逐的经历，并讲述了国民党通过“民团”这一组织对地方的统治和镇压政策。介绍了周恩来及贺龙的人生经历以及他们独特的个人魅力。介绍了许多年轻的红军战士们因为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而参加红军、热爱红军的故事。

第三章 在保安 讲述了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给作者的初步印象：健康、质朴纯真，有幽默感、精明、精力过人，是一个颇有天赋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谈到了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是反帝反封。红军大学开展的各项课程以及红军剧社开展的宣传工作。
第四章 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 本章讲述了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的人生经历、思想变改以及成长为红军领导人的过程。

第五章 长征 讲述了红军长征的艰难过程。着生记叙了第五次大围剿，以及长征中强渡大渡河、过大草原等艰难英勇的事迹。
第六章 红星在西北 讲述了刘志丹开创西北苏区的历程，西北大灾荒和苛捐杂税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苏维埃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货币各方而政策。
第七章 去前线的路上 讲述了普通农民对红军的拥护，对苏区工业的繁荣以及苏区工人身上具有的乐观活泼的社会主义工业精神。

第八章 同红军在一起 讲述了作者深入到真正的红军内部，了解他们年轻、精神饱满、训练严格、纪律严明、装备出色、政治觉悟高，才使得他们成为铁打的军队。
并且讲述了促使司令员彭德怀走上革命道路的悲惨童年经历，以及他独特的个人魅力。红军采用游击战术的原因和策略。红军战士健康丰富的生活。

与时俱进的妇女/性别史研究：能为社会贡献什么？
1999年12月，笔者在纪念全国妇联建立50周年举办的中国妇女理论研讨会上，应邀作了一个《妇女史：能为和应为中国妇女做些什么？》的发言，时隔十年，我关注的议题转移了：“妇女/性别史”取代了“妇女史”，“为妇女”变成“给社会”。本文就学者研究取向的变化是如何受学术趋势、时代变迁的影响作一探讨。

国际妇女史研究趋势：
由妇女史到社会性别史

欧美国家196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女权运动引发妇女史的勃兴。那些曾亲历女权运动的女历史学者从运动前沿回到校园后，开始从历史探索受压迫的根源，同时发现她们的女祖辈在历史中的“失载”与“沉默”，于是女学者们开始努力填补女性在历史中的缺失，开始了以妇女为研究主体的妇女史研究。当时的妇女史是以妇女为中心的“关于妇女”、“为妇女”和“与妇女一起写作”的性别倾向鲜明的“女性写作”。其理论武器与核心概念是“父（男）权制”（patriarchy），矛头直指男性群体对女性整体的压迫。杰达·勒纳的《父权制的创立》全面论述该制度在欧洲建立的过程与原因，她的另一著作《一个多数群体发现她的过去》声称妇女的历史能被“发现”并服务于妇女。
80年代，“社会性别”（gender）概念广泛运用于历史研究，斯科特在《社会性别：一个有效的历史分析范畴》一文中指出：社会性别是基于两性差异的诸多社会关系中的一种，是表现在意义、规范、组织机制、主体建构等诸方面交互作用的系统；社会性别还是表示和维持权力关系的一种基本途径和方式。这意味着要想改善妇女的状况，必须连同社会制度、文化结构一起改变。这样的分析比局限于父权制在家庭与资本主义市场中形成男人对妇女的控制要全面深刻得多。
进入90年代，社会性别史一度成为写作主流。学者们发现，社会性别史写作使原来妇女史研究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妇女”有被“性别中立话语”所冲淡、边缘化的可能。事实也如此。一些人认为，既然是“性别史”了，男女应平分秋色，而忽视了妇女在历史与现实的、仍居于与男性相比的边缘弱势状况。因此有学者一方面用写“妇女/性别史”来纠偏，一方面又提出用社会性别重写通史。90年代末，一些学者提出要“超越社会性别”，关注妇女身份的差异与流动，打破单一、固定的性别视角与性别分析方法，将妇女相关的更多的范畴、因素、身份等进行交叉分析，彰显妇女间的差别，把妇女与性别权力置于不同时空位置，进行“语境化”研究。

中国妇女史研究的转型

上世纪初，国内也有过妇女史研究的繁荣期，这与当时知识界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现代性诉求密切相关。一些男性学者从社会史、法律史、政治史等学科中滋生出有关对“妇女问题”的关注，他们或疾呼妇女悲惨处境鼓吹解放妇女，或研究娼妓奴婢提出废娼放婢的主张等等，不一而足。自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奠定了妇女“压迫—解放”叙述框架以来，一直影响到如今历史中的妇女写作，只不过用唯物史观的“地位分析”代替了“压迫—解放”的框架。
80年代以来，妇女史研究曾一度活跃起来，但在传统史学界影响甚微。尽管妇女学界、史学界与妇联界都涉猎妇女史，90年代中期以来开始引入社会性别进行“本土化”工作，回到中国语境研究本土妇女与性别史，进行基础研究工作的系列探索，但至今仍属星星之火，蓄势待燎原。
在中国，妇女史研究者分乘“三驾马车”，研究特点也各逞千秋：史界重在实证，妇女史界重在理论方法创新，妇联靠组织能量起到助推作用。二十多年来，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拓展，如民族史、生育史、教育史都有了以妇女为主体研究对象的佳作。在理论上，史界仍以“地位”高低作判断，对“权力”多有回避；而“女性主义史学”者对社会性别分析情有独钟，并在本土父权制理论厘清方面取得一定突破，特别是华夏性别制度体系的研究已被不同学科领域的妇女学者所认同。

研究者的主体性：
促使妇女/性别史的功能转变

在中国，女性主义史学无论妇女史从“为妇女”、“写妇女”出发，还是妇女/性别史从“为妇女”走向社会制度结构与权力分析以期从根本制度体系消除性别不平等，都是在强调妇女史的应用性与实践性。“妇女史”与“性别史”名称之别不过是研究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并没有绝对分成前者是为妇女，后者是为社会的。
十年前笔者谈到的“妇女史能为和应为中国妇女做些什么”，今天提出“妇女/性别史给社会贡献什么”，反映女性主义史学使命与功能的一以贯之。十年前提出的问题，看似只针对“为妇女”，事实上所谓的“妇女问题”解决起来与男性难脱干系，这是从维新变法、五四运动到当代许多有识之士（男性）一直为之努力奋斗的；目前，更与男女共存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中的性别不平等息息相关。如十年前一系列的提问：为什么农村一定要生儿子？为什么会有家庭暴力？为什么在政界女性总处于少数？……十年后这些问题并没有解决。就拿农村一定要生儿子的问题来说，它至今已演化为出生性别比的严重失衡。官方公布的数据最近三年连续在120徘徊，形成重大的人口安全隐患，其直接原因就是男孩偏好，再追问下去就是沿袭下来父权制性别制度与文化习俗长期建构而缺乏有效干预措施。当我们将汉族父权制性别制度研究成果用来分析农民传宗接代与养儿防老的两大“生男情结”，进行层层解析时，发现家庭制度的父系制、父姓制、父居制，这一套循环往复的制度系统借助约定俗成的文化风习的力量，代代相传，习以为常；再加上国家政策与基层非正式制度的性别盲点，助长了生男偏好，形成了生育养老方面种种困惑与难以解套的怪圈，导致出生性别比的严重失衡。
当然，妇女/性别史的知识、理论贡献只是整个工作的一个侧面，更重要的是跨学科与跨界域的合作。作为妇女史研究者，追逐学术前沿，潜心读书，扎实治学，不断创新知识提出新问题是应有之义，但应看到社会更需要学者树立社会关怀与人文精神，自觉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公共知识”，进行大众普及教育。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性别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你也是山东大学的么？今天下午考通识“中华民族历史与精神”？

山大的吧，哎，同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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