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司法制度的发展变化

古代司法制度沿袭变革~

　中国古代法制，是指自夏朝建立时（公元前21世纪）开始，至清末改制前（公元1840年）结束的中国奴隶制类型法制和封建制类型法制。　　法律制度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现实社会关系的反映，是国家实现其统治的基本工具。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有法律制度，古代的各朝各代在建立之初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制定和颁布自己的法律和建立完善法律制度。
　　法律作为国家治理和维护统治的工具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和完善的。中国古代法制从总体上说呈现出“因时变革，不断发展完善”演进规律。司法机构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极具中国古代特色的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司法机构设置之递演嬗变具有同质继承关系，但同时不同发展阶段的某一具体机构职能亦存在诸多差别。
　　一　　中国古代司法机构设置变迁概述
　　奴隶制社会时期（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476年）夏、商、西周和春秋时代，奴隶制的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有了一定的发展。从司法机构设置来看，夏商时期没有形成和设置专门的司法机构。夏王和商王拥有国家最高司法权、立法权和行政权。国王的裁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西周时期周王及各诸侯国的内部开始设有专职的司法官员。中央为司寇，地方有乡士、遂士、县士等专职司法官员，但周王掌握国家最高司法权。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时期司法机构设置的主要特点就是司法权高度集中。未设置有专门司法机构。但出现了专职辅佐王权最高司法裁决权的司法官员。
　　封建制社会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公元1840年），从秦代开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完整的司法机构的设置逐渐建立并不断丰富完善。
　　从中央司法机构纵向沿革演进来看，秦汉最高司法机关是廷尉；汉代尚书开始参与司法审判；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司法机构名称出现变化，北齐时正式设置大理寺，司法机关称秋官大司寇或大理寺或廷尉，监察机构御史台的监督职能得到加强；隋唐演变为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构；宋朝在唐三司的基础上增加了审刑院；元朝设大宗正府；明清时期的司法机关为大理寺、刑部和都察院，明代出现“厂卫”等特务司法机关，清代则设立了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司法机关理藩院和维护旗人利益特殊司法机构。
　　中国古代地方司法机构司法与行政不分，汉至唐大体上分为三级审理，宋至清未大体上为四级审理。其中，秦汉地方司法机构为郡、县两级。郡守县令监理司法，基层设乡里组织，负责本地治安与调解工作；三国两晋南北朝为州、郡、县三级；隋为州、县二级；唐沿袭隋，唐代地方司法机关仍由行政长官兼理。同时州设法曹参军或司法参军，县设司法佐、史等。县以下乡官、里正对犯罪案件具有纠举责任，对轻微犯罪与民事案件具有调解处理的权力，结果须呈报上级；宋为知州、通判。宋在太宗时起在州县之上设立提点刑狱司；元为行省、路、府（州）、县四级；明为省、府（州）、县三级。明朝在省设提刑按察司，有权判处徒刑及以下案件，徒刑以上案件须报送中央刑部批准执行。明朝还在各州县及乡设立“申明亭”，张贴榜文，申明教化；清为省、道、府、县四级。
　　通过以上对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类型司法机构设置变迁的考察分析，可知中国古代的司法机构设置的基本特点是中央专设司法机构，并保持三大司法机构格局。地方则是司法与行政合一的体制。
　　二　　中国古代司法机构设置变迁研究
　　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包括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在内，总体而言渊源继承，代代相因，具有依次更替的同质继承关系。法律制度是现实社会关系的反映，具体到司法机构其递演嬗变，存在诸多类似之处。但同时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司法机构设置又有着与一定时代具体法律制度相适应的基本特征的差异。
　　一、秦朝初步确立皇权控制下的统一集权司法机关体系
　　秦朝建立以后，通过统一法度等措施，确立了一套统一集权的司法机关体系。中央司法机构由廷尉和御史大夫组成。秦朝沿袭战国以来确立的地方行政长官兼理司法的传统，实行行政机关与司法职能合一的制度，各地不另设专门的司法机构。实行郡、县两级制，郡守、县令或县长兼理司法。另外，在郡、县下还有更低一级的行政级别，如乡、亭和里。秦朝皇帝通过直接直接行使司法审判权或指派他人代行司法权，建立了一套皇帝直接控制的司法机关，对重大案件的审理判决，皇帝拥有最高裁决权和最终决定权。秦朝时期司法机构设置的基本特点是出现了由中央和地方两级司法职能机构。中央一级司法机构设置了“廷尉”和“御史大夫”专职司法机关。地方则形成了郡、县司法行政合一的司法机构体制。
　　二、两汉时期逐渐形成中央和地方两级较完备的司法机构
　　汉朝以秦朝法律制度作为基础和参照。两汉时期的法律制度朝着更加成熟的方向发展。汉朝法制的发展也体现在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司法机构。在中央司法机构中，有尚书、廷尉和御史大夫三个机构组成。地方司法机构类同于秦朝时期，设郡、县两级，司法与行政不分。汉武帝时期设立了旨在限制日益膨胀的相权的“尚书”这一司法机构，使司法审判大权转由尚书和廷尉共同行使。这种由其它机关参与司法活动的机构设置模式是君主专制制度下的产物。皇帝为防止司法机关职权过重，便给予某些机关以一定的司法权，起到分散司法权的作用，从而便于皇帝控制。此外，重大案件的最后裁决，由皇帝独揽。尚书、廷尉、御史大夫三大司法机构的出现，为后来的审判、复审、监察的“三权分立”格局打下了雏形。可见，汉朝时期，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司法机构都比较完备。
　　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央行政机构兼领司法事务标志着司法行政与审判分离而又彼此牵制的司法机构设置模式的初步确立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这一时间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袭汉制，又有所发展。中央司法机构主要有廷尉、尚书和御史大夫，中央司法机构日趋扩大。其中廷尉在北周时曾改为“大司寇”，北齐时曾改为“大理寺”，但不管称谓如何，其最高司法机关的地位不变。但是尚书的机构在这一时期逐渐加强，而相对廷尉的权利有所缩小，部分司法权转给了尚书。东汉后三省制渐成，使尚书台脱离少府成为中央最高行政机构。这一重大变革给司法机构发展以深刻影响。此时虽尚未设立刑部，但尚书台之下均设置有负责司法行政和兼理刑狱的机构。这种中央行政机构兼领司法事务标志着司法行政与审判分离而又彼此牵制的司法机构设置模式的初步确立。反映了传统司法机构的完善和强化的趋势。这一变化为隋唐司法机构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四、隋唐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构分工合作监督制约司法机构设置体系趋于完备
　　隋唐时期的法律制度，是封建法制最完善、最具代表性的法律制度。唐代司法机构上形成了大理寺、刑部、御史台的三权分立式的司法机关设置体系。刑部不但是中央司法行政的最高机构，同时负责复核大理寺所判流刑以上的案件。大理寺是最高的司法审判机关。御史台掌管监察文武百官，但也可参与冤案大案的审理。刑部的正式确立，标志着我国古代中央司法机构命名的明确，以后历代不改，一直延续到清末。唐代大理寺主管审判，刑部主管复核，御史台主管监察的这种既有分工，朋彼此监督制约的司法机构设置模式，有效地加强了封建司法统治，以及皇帝对中央司法权的控制。
　　五、宋代司法机关不断扩大，职权分散，增设审刑院以加强对中央司法机构控制
　　宋朝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袭唐朝时期的制度，中央设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但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其变动主要是刑部的职权扩大，尤其是复核职能增强。宋太祖建隆年间另设审刑院，是宋朝初期的审判复核机关，同时也拥有的审判权和复核权，审刑院是皇权加强的产物。刑部和大理寺的权利由此有所削弱。另外宋朝还设立了登闻鼓院、登闻检院、理检院三个法定机关，专门受理直接向朝廷投诉的案件，以及上诉的冤案。宋代京畿地区设开封府，州县之上设立中央派驻各路的提点刑狱司，旨在强化皇帝对各级司法机构的控制权。
　　六、元代蒙古贵族垄断司法体系，司法机关各领其事“不相统摄”
　　元代在司法机构的设置上较混乱。元朝中央司法机构设立大宗正府、刑部、宣政院。沿用了唐宋的制度，但又加以删减。元朝设刑部取代宋朝的大理寺；设大宗正府审理蒙古贵族案件；设枢密院，兼掌军法审判；设宣政院，专理宗教审判；设道教所，主理道教案件；设中政院，兼理宫内案件。地方有行省、路、府、州、县地方行政机构，兼领司法职能。蒙古贵族统领司法体系。
　　七、明清两代中央司法机构设置发生较大变化，司法权更趋集中完善，明代法外司法机构及清代旗人特权司法机构的出现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益强化的体现
　　中央司法机构设置至明清时期发生较大变化。主要体现在司法机关职掌的变化和名称的改异。明清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三法司的设置，一定程度上体现职权分离和相互牵制的特点。同时也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益强化的体现。
　　明朝的中央司法机构统称“三法司”，指刑部、大理寺与都察院。明朝将元朝废除的大理寺重新设置起来，但是其职责改为法律复核机关。刑部作为中央审判机关。刑部的所有案件都必须由大理寺复核，可见刑部与大理寺的职能，正好与唐宋时期的相反。御史台改为都察院，其职责不变，仍是监察百官，参与审理大案，平反冤案。有明一代的司法机构设置的突出特点是出现了“法外”特务司法机构。主要是“厂”、“卫”司法，内廷的东厂、西厂和内行厂，外廷的锦衣卫。厂卫制司法机机构成为加强皇权专制和实行高压政治的工具。其主要特点是法外用刑，三法司无权干涉，不受普通司法机构和法律约束，拥有监督司法机关的权力，非法逮捕不受限制。主要处理政治案件，是政治斗争的工具。特务政治加剧了明代社会矛盾，削弱了司法机构的权威。

西周时期
在距今两千五百多年的西周时期，就有了明确的从事司法审判的司寇，在此之前的夏商时期只是有了监狱这种司法执行机关。西周时的最高审判权还在周王手里，他统辖的中央地区的具体司法官是士师和眚史。西周时的案件区域管辖还没有明确区分，不过审级已经有了王、三公、司寇、乡、遂、县六级，古代的司法机关基本形成。就已有了类似现在治安管理的职能分工。当时，国家设有司民（户籍）、司稽（捕盗）、司寇（刑狱与纠察事务）等相应的官职。
战国时期
到战国时期，各国也有自己的司法机关，秦国的最高司法官叫廷尉，楚国叫廷理，齐国叫大理。鲁国则设有大司寇一职。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曾担任过鲁国的大司寇。
秦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统治，中央司法机关是廷尉府，最高司法官是廷尉。秦的地方是郡县制，地方的司法机关由郡守和县令兼任，疑难案件上报中央，一般的则自己处理。在县乡两级，则创设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专门基层治安机构——亭。亭是秦汉时代政府的末端组织之一，遍布全国，主要设置于交通要道处，大致每十里(相当于3公里)设置一亭。亭本来是为军事交通设置的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兼具军事交通和治安行政的基层政府机构，兼司缉捕盗贼和维护治安之职。秦朝的司法机关体制奠定了以后中国历代王朝司法机关的基础。
汉朝
汉朝基本继承了秦朝的制度，包括司法体制，所以历史上有了“汉承秦制”的说法。汉朝中央的司法机关仍然是廷尉，地方则与秦朝相同。但汉武帝之后，王权逐渐加强，出现了尚书台这种中枢组织，尚书台内设立了执法机构，在西汉是三公曹，东汉是二千石曹。从而侵夺了廷尉的司法权。 汉朝对于重大案件由中央主要官员会审，这种名为“杂治”的会审制度体现了皇权对司法权的控制进一步加强。
三国两晋南北朝
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除了基本继承汉朝司法制度外，也有了一些发展。北齐将廷尉改称大理寺，下属官员也增多了，扩大了司法机关的规模。更重要的一点是，死刑的复核权收归了皇帝，这是古代司法制度的一大变化。
隋唐
在隋唐时期，古代的司法制度基本成熟、制度化。隋唐的司法机关是三个：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大理寺职责是审判，刑部是司法行政，御史台是监察。但刑部权限很大，可以对审判进行干预，而且复核大理寺的徒、流以上的案件。御史台除了监督外，还参加重大案件的审判。皇帝交办的重大案件由以上三个司法机关共同审理，这就是唐朝的“三司推事”。同时，死刑的复奏制度也明确化，死刑执行前必须再报皇帝，批准以后才能执行。
宋朝
宋朝的司法机关也是继承了唐朝的体制，但也有些变化，如宋太宗时期设置了审刑院，侵夺了大理寺和刑部的部分职权，到神宗时撤消，职权又分归大理寺和刑部。 地方的司法机关，州和县也是司法和行政合一的。为了加强对地方司法的管理，在各路设立了提点刑狱官来监督各州县的司法事务。 宋朝还规定地方司法官必须亲自审理案件，否则处以徒二年的刑罚。从这以后，一直到明清时期，八百多年的时间里，州（府）县官员都要亲自审判案件。
元朝
元朝在继承前朝的体制基础上，也有变化，在保留刑部和御史台的同时，设置大宗正府来代替大理寺。蒙古人享受了很多的司法特权。 明清时期也是以三法司为主要司法机关。但是其职权发生了变化，大理寺的审判权归了刑部，而刑部的复核权则给了大理寺，御史台改名为都察院。
明朝
明朝的特务组织如锦衣卫、东厂、西厂也都有司法审判权，甚至还凌驾于普通三法司之上，直接受皇帝管辖，自行审判、执行。同时，明清的会审制度也完善起来。死刑案件的最高决定权还在皇帝手里。中央集权在司法方面有了集中体现。
清
清末中国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警察制度。西方警察形象首次在中国亮相，是在租界内。在此之后，中国开始逐渐接受西方的警政思想。

　　（一）司法机关
　　1.夏朝和商朝都是从原始社会进化而来的奴隶制国家，它们的司法制度尚未建立起来，但作为国家暴力机关监狱却是存在的。
　　夏朝监狱的名称有“圜土”、“均台”和“夏台”。
　　商朝监狱名称有“圜土“、“羑里”和“囹圄”。
　　西周设中央司法机关和地方司法机关。
　　中央司法机关包括：（1）大司寇，为全国最高司法机关。（2）小司寇，是中央直辖地区的司法机关。（3）士师，是国都之内的司法官吏。
　　地方司法机关包括（1）乡士（2）遂士。
　　3.秦的最高司法审判机关是“廷尉”，它的主要任务是：（1）负责皇帝诏令审理的案件；（2）审理地方送来的疑难案例以及重大案例的复审。
　　4.汉朝发展了监察机关和检察制度。
　　（1）中央监察机关。
　　汉代中央设御史府也叫御史大夫寺，为最高监察机关。长官为御史大夫，地位仅次于丞相，协助丞相总理国政，同是掌管全国的最高监察权。下设御史中丞和侍御史等属官。御史中丞也叫御史中执法，下领侍御史十五人。
　　（2）地方监察机关有司隶校尉和州（部）刺史。
　　5.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发展，到了唐朝，发展成为三大司法机关，即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
　　（1）大理寺是唐朝的中央最高审判机关，审理中央百官犯罪与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和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
　　（2）刑部为中央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审核大理寺及州县审判的案件。
　　（3）御史台是中央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动，也参与某些案件的审判。逢大案，常有大理寺卿会同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共同审理，叫作“三司推事”。 6.宋初除按唐制，在中央设刑部及大理寺分掌司法以外，又于建隆年间在宫中设置审刑院。规定：凡大理寺审判的案件，经刑部复核后，须送审刑院详议，再奏请皇帝批准。可见，审刑院就是为了加强皇帝对司法权的直接控制而建立的。
　　7.明朝的司法机关，中央仍为大理寺、刑部和都察院。但就其职责而言，与唐、宋有所不同：大理寺不主管审判，而专掌复核，凡是刑部、都察院审判的案件，均由大理寺复核，有权驳令更审，或请旨发落；刑部主管审判，受理地方上诉案件和重案，也审理中央百官的案件；都察院为监察机关，监督刑部、大理寺的司法活动；也握有一定的审判权。
　　遇有重大案件，由“三法司”会审。由御史、大理寺官员和刑部官员共同审理的，谓“小三法司会审”；由都御史、大理寺卿和刑部尚书共同审理的，谓“大三法司会审”；审判后送皇帝裁决。如遇特别重大案件，则由三法司会同吏、户、礼、兵、工各部尚书及通政使共同审理，清代叫“九卿会审”，是中央的最高审级，但判决仍须奏请皇帝核准。明朝在司法制度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厂卫干预司法。统治者为了强化封建君主专制，在常设的普通司法机关之外，又设立了厂卫特务审判机构。卫指锦衣卫，厂指东厂、西厂、内行厂，合称厂卫，是明朝特有的特务司法审判机构。锦衣卫是由保卫皇帝人身安全的侍卫亲军组成的，是皇帝贴身的禁卫军。东厂、西厂、内行厂，是由专门服侍皇帝及其后妃的宦官成员组成的另一特务司法审判机构。
　　8.从1906年开始，在中央，清政府把原来掌管审判的刑部改为法部，专门负责司法行政；把原来掌管案件复核的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作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负责审判，同时负责解释法律、监督各级审判；设立总检察厅，作为最高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取消都察院。
　　9.南京临时政府为贯彻三权分立，实现司法独立的资产阶级法治原则，中央设“临时中央审判所”（亦称“裁判所”），作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
　　10.北京政府司法机关体系庞杂，法院有普通法院、建立司法法院、特别法庭、平政院之分。11.南京国民政府最高司法机关是司法院。司法院之下设立各级法院。法院有普通法院、特别法庭之分。普通法院分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三级，行三级三审制。特别法庭是据特别法规而设置的，行法西斯审判制度。
　　（二）审判制度
　　1.西周审理时，“以五声听狱讼”。所谓“五听”，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这种察颜观色的审讯方法，尽管还不太科学，但它是奴隶主阶级在长期司法审判实践中的经验总结，也是最早对犯罪心理分析的尝试，所以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所采用。
　　5.从秦简上看，秦朝案件有“公室告”和“非公室告”之分，其中公室告属于受诉案件，而非公室告则不予受理。“公室告”是指对家庭以外其他人犯有杀人、伤害、盗窃的，就是危害国家和公共利益，也即对整个统治秩序的侵犯，这类案件必须要向官府告发，官府必须受理。“非公室告”指的是子女盗窃父母的钱财或者主人擅自杀死、伤害或“髡”子女、臣妾一类的案件，这类案件仅限于有血缘关系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上述行为和主人对奴婢的侵犯行为。如果这类案件告发到官府，官府不予受理，如果坚持告发，则判处告发人有罪。
　　审讯后，作出判决，向当事人宣读判决书，即“读鞫”。如果当事人服罪，则执行判决。如果喊冤，不服罪，则可以请求再审，叫做“乞鞫”。
　　6.汉代出身出现了春秋决狱。
　　所谓《春秋》决狱，就是以《春秋》的精神和事例作为审判的法律根据，从而把儒家经典法律化。
　　7.明清时期审判制度有较大发展。秋审是复审各省死刑案件的一种制度，因在每年秋季举行，故名“秋审”。清律规定：凡严重危害封建统治的犯罪，应立即处决的，叫“斩立决”或“绞立决”，如危害性较小或有可疑者，暂判“斩监候”，或“绞监候”，缓刑处决，延至秋天由九卿会审。会审包括秋审和朝审”。
　　此外,还有“热审”，是指每年小满后十日至立秋前一日，由大理寺左右二寺官员，会同各道御史及刑部承办司（称作“小三司”）审理发生在京师的笞、杖刑案件的审判活动。
　　8.清末的司法审判制度体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性，典型的两种制度是领事裁判权和会审公廨。
　　9.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仿照西方文明的审判方式，对专制野蛮的封建审判制度加以改革，其主要内容之一是废除刑讯体罚。
　　10.南京国民党政府审判制度包括：
　　（1）“一告九不理”，即对九种提起的诉讼不予立案处理。
　　（2）“自由心证”。即对证据的取舍和对证明力的判断，法律不预先规定，由法官据其法律意识和内心确信，自行判断。这是仿效资产阶级国家法律原则而确定的一项审判原则。
　　（3）“不干涉主义”。这是民诉中采用的一项诉讼原则，即诉讼活动依当事人意思决定，不得就当事人未申明的事项判决，一切全凭当事人意思行事。
　　12.在抗日战争时期，马锡五把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创造性地运用到审判工作中去，创造了一种司法民主的崭新形式，即马锡五审判方式。其的特点：一是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实是求是地了解案情；二是依靠群众，教育群众，尊重群众意见；三是方便群众诉讼，手续简便，不拘形式。马锡五审判方式为整风运动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群众智慧是其产生的力量源泉。它的出现、推广，培养了大批优秀司法干部，解决了积年疑难案件，减少争讼促进团结，利于生产保证抗日，使新民主主义司法制度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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