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在近代经历了怎样的转型

经世致用思想在近代中国，特别是湖湘文化中有何发展~

作为一种区域文化，湖湘文化对湖南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当中国近代化的大幕徐徐拉开之时，湖湘文化以其独特的个性与内涵，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湖湘文化中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强调经世致用。从宋代湖湘学派的奠基人胡安国、胡宏到晚清的魏源、曾国藩等人，尽管他们的治学路向、价值观念都有差别，但在讲究经世致用上却是惊人的一致。如胡安国治《春秋》，即以经世致用为帜志；胡宏对“多寻空言，不究实用”的学风多有批评；魏源治经学也强调“以经术为治术”；曾国藩则认为“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提倡“以礼经世”。由此可见，自宋以来的湖湘学者，不管是宗汉学还是崇宋学，都重笃实践履，不尚性理空谈；提倡通经致用，不拘名物训诂。
　　所谓“经世”，用《左传》和《周礼》的话来说，就是“经国家”、“经邦国”。其内涵包括积极入世、直面社会的人生态度，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目标，并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价值的实现手段和表现路径。湖湘学者治学以经世为取向，就必然要求把书斋里的学问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以其所学服务于社会，即使治经讲学也以关注国计民生为旨归，崇尚“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到了近代，当中国社会面临从传统到现代的剧烈社会转型时，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便很容易转化为湖湘学者促进社会变革的一种思想动力和接纳近代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土壤。也正因为如此，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后，魏源便以一个“走出湖南的湖南人”的身分率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抵御西方的侵略。其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将魏源的主张落实到具体实践的层面上，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谭嗣同、唐才常等人愤于清政府在甲午战争的惨败，在维新运动中倡导变法图强，使湖南成为全国维新运动最有朝气的地方；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又在承接维新运动遗产的基础上，以革命的方式在中国大地上发动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为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立下汗马功劳。
　　如果说湖湘文化中呈现出的经世致用价值取向是促进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思想动力、接纳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土壤，那么湖湘文化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传统则是促使一批又一批湖南士人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而不断奋斗的精神动力。
　　爱国主义是对国家和民族一种很强烈的感情。湖湘文化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传统可以上溯到屈原和贾谊。他们虽不是湖湘本土人士，但他们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的动人事迹以及遭谗被贬逐到湖南的共同遭遇，却深深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湖湘士人。到了近代，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湖湘文化所蕴含的爱国主义传统不仅出现了新的变化，而且被一代又一代湖湘士人发扬光大。这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近代湖南士人几乎都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和使命；其次，近代湖南士人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焕发了一种百折不挠和勇于献身的奋斗精神；再次，近代湖南士人为了最终达到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目的，注重把抵制外国侵略与学习西方有机结合起来。正是这种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传统，使得一大批湖南人前赴后继，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举其大者，谭嗣同为求维新变法之成功，四处奔波，竭尽心智，最后抱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遗恨而从容就义；黄兴为求民主革命之成功，百折不挠，断指犹战，带领几百湘军在汉阳抵挡大队清军人马，为辛亥革命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蔡锷为求民主共和之不被颠覆，在云南发起护国运动，虽身患重病，仍冲锋陷阵在前，最终使袁世凯的“洪宪帝制”顿成黄粱美梦。更有烈者，陈天华、杨毓麟愤于国民之不醒、国威之不振、外患之日急，以身蹈海，强烈地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湖湘文化，是指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先秦、两汉时期湖南的文化应该纳入到另外一个历史文化形态——楚文化中。屈原的诗歌艺术、马王堆的历史文物，均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而南北朝及唐宋以来，由于历史的变迁发展，特别是经历了宋、元、明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使湖湘士民在人口、习俗、风尚、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先后产生了理学鼻祖周子，主张经世致用而反对程朱理学的王夫之，以及“睁眼看世界”的魏源等一系列思想家，从而组合、建构出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形态，称之为湖湘文化。先秦、两汉的楚文化对两宋以后建构的湖湘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湖湘文化在历经先秦湘楚文化的孕育，宋明中原文化等的洗练之后，在近代造就了“湖南人材半国中”、“中兴将相，什九湖湘”、“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湘人写就”、“无湘不成军”等盛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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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开始，以英国发动罪恶的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近代。近代是中国备受列强凌虐、奴役和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谋求独立，向西方学习，努力奋起从而使自己走上近代化的历史。近代化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化。看中国是否走上近代化主要就是看其是否产生了资本主义的新文化，换言之亦即是否脱离了封建主义的旧文化。中国的资本主义新文化由于中国自身特殊的历史条件，并非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母体内产生，而是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由西方传播和移植过来的。因此，考察中国文化的近代化，应以西方文化的输入及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汇作为标志。进而言之，倘若仅有西方文化的输入而没有对于这种文化的受容，那还不足以表现文化近代化的特征。只有当两种异质的文化彼此冲突融汇，原来的文化在此中发生变异，不再保持原来的面目，而是朝向新型的资本主义文化发展，才能意味着近代文化的开始。（《论湖湘文化的近代化开端及其标志》，《湖南师大学报》，1989年第5期。）运用这个标准审视鸦片战争发生后的湖湘文化，我们就会发现其近代化的起点不能与沿海地区划等号。至少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湖湘文化还没有走向近代化。
　　首先，从中西文化冲突融汇的视角看，甲午战前的湖湘文化对于西方文化只有排斥，没有受容。排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西教加以排斥。最早传入湖南的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据载在清雍正之前，衡阳与湘潭两地即建有天主教堂。太平天国期间，湖南境内的天主教堂“相当可观”。1860年《天津条约》订立，中国允许传教士入内地合法传教，湖南就更多传教士的足迹。可是这种西教文化并不能在湖南立足生根，它遭到了湖南人的强烈抗拒。从1860年开始，湖南反教排外的风气极盛。凡有传教士涉足之处，如湘潭、衡阳、永州、岳州、长沙、常德、武陵、龙阳、石门、桃源、临湘等地，都无一例外地发生了反教排外事件。据统计，从1860年到甲午战前，湖南的大小教案多达数十起，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这些教案或是焚烧教堂、驱逐教士；或是发布攻击性的揭贴和漫画，在全国造成很大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周汉反洋教。周汉，湖南宁乡人，曾随陕甘总督刘锦棠前往新疆，在左宗棠的湘军营中帮办军务，后擢升陕西候补道。可说是位有功名的封建营伍之士。他反洋教主要采取漫画与歌谣的形式，将外国教士画作“猪精”，称天主教为“天猪教”，指责其“伤天理”、“灭天伦”。可见他反洋教的目的是维护封建的“圣道”和“崇正黜邪”，并非自发与盲从。他在狱中的供词且自称：“我中国自古奉行周公孔子之教，我大清定鼎，未有改也”，“忠臣孝子，服从本国君父之教，至死不变”，“服从他国之教，万国万世所共恶”。（《周汉与反洋教斗争(附供词》，《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周汉的反洋教反映了当时传统的湖湘文化所蕴含的强烈内凝力，这种内凝力对于来自西方的异教文化，概加排斥，绝不受容。同样的例子，在曾国藩身上也可以看到。曾国藩组织湘军对抗太平天国，打起的便是一面“卫道”的旗帜。针对太平天国搬来基督教文化的某些内容，亵渎孔子，崇奉上帝，与传统的儒家文化相背离，曾国藩发布《讨粤匪檄》，就抓住这一点大加指责。说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不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曾国藩全集·文学》卷3。）在这里，曾国藩的卫道与周汉的卫道，本质上并无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说，曾国藩对抗太平军，不单是军事上的抗争，也是一场“文化绝续之战”，争战的结局，太平天国失败了，在中国、在湖南，是封建正统的儒家文化得以确保。这种“正统的”文化中心，被曾国藩不自觉地从北京搬到了湖南。
　　二是对于西方的一切新事物和新观念也一概加以排斥。这里可以略举几例。一是湘省行轮。早在1866年，湘阳人郭嵩焘上书总理衙门，主张在湘省制造火轮，“以分洋人之利”。1879年郭出使英法卸任归里，“以开设口岸、广通商务，为兴湘之第一义”。（《戊戌变法》(三)第376页。）并筹集资金，创议行轮于湘鄂间。不意竟遭到湘人极力反对。湘人认为轮船一开，会将外国人引入内地，民船也会因此而生涯尽失，故众口一词，指郭为“二毛子”。同官刘锡鸿还上奏弹劾，致使郭议败于无成。直到甲午战后，其它一些河海交通之区，如苏、浙、赣等省，早已兴办内河行轮了，然而当湘绅向湖广总督张之洞作恳切请求时，张仍以“湘省风气未开，易滋事端”为词，不予批准。（《张文襄公全集》卷218。）后经反复商请，始同意与鄂省合办。二是1872年6月，曾国藩病殁金陵，其柩由轮船运抵长沙，官绅大哗，反对轮船入境。曾为同治中兴贵宦，尚且如此，足见湖南守旧风气之强锢。这种风气，甚至到了甲午战前的两年，尚未减弱。据载1892年，湘鄂间架设电线，电杆树立后，澧州县绅民疑电线为洋人所设，群起将电杆毁折，终于迫其停工。故在西方传教士眼中，湖南好比《圣经》“创世纪”中一再提及的“铁门之城”伊塔——一个拒绝文化洗礼薰陶的地方，认为湖南之于中国，有如拉萨之于西藏，是禁地中的禁地，是保守主义的大本营。当时舆论界这样评述道：“湖南省人，向未知西法为天下之良法，更未知新法为今日之要法，是以逞其私见，悉力拒之，甚至奉旨设立之电杆，竟敢拔而投诸之火，种种乖僻，皆自困之道也”。（《万国公报》第90卷(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以上便是甲午战前湖南对于西方文化所表现的态度。
　　其次，从文化的各个层面来看，甲午战前的湖湘文化没有发生变异，仍属于封建的传统文化形态。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文化仅指观念形态，广义的文化则包括物质的、制度的、社会心理的三个层面。物质文化是文化的表层结构，它与人们的衣食住行相联系，包括物质或器物的创造。可是在甲午战前，湖南没有出现任何资本主义的新式工、矿、交通、邮电等，社会经济依然故我。人们的物质生活及其环境，基本没有改变。社会心理文化属于文化的深层结构，它表现人们的内心生活、观念形态及其社会习俗。可是在甲午战前，人们的思想观念及其社会心理，如同前述，对于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完全表现出排斥和抗拒的态度。在学术、文艺、史地等各精神文化领域的建构，依然没有脱去传统的规范。士大夫多崇尚心性理学，或沉湎于考据训诂。虽然有一部分人倡导经世致用，这本来可以成为中西文化的一个汇合点，但由于人地所限，以及对于西方文化的拒不受容，所谓经世之学，也依然不能突破儒学的藩篱。至于思想的传播工具及其各项辅助设施，诸如近代化的新闻、出版、印刷及其公共图书事业，也一概全无。介于物质与心理文化之间的是制度文化，它反映人们的集体生活。可是在甲午战前，社会各项制度也丝毫未曾注入资本主义文化的新鲜血液。以教育一项论，除了部分经世派对于科举制度有过批判，少数人进行过书院改革的某些尝试之外，真正能够体现资本主义文化设施的新式学堂，则一所都未出现。自然更谈不上政制、法制、兵制等各个方面的变迁了。总之，甲午战前的湖湘文化，其各个层面都没有超越传统文化的氛围。传统的湖南社会以丰衣足食为满足，以奉行“三纲五常”为止境，士大夫以文风自豪，百姓以知就义为足。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自我中心”社会。但凡自我中心者，排外自必强烈。当然，造成这种自我中心的原因有许多，诸如地理环境、地方民族性格等等。但尤为贴近和明显的一个因素，则为湘军的兴起与功成。曾国藩以儒教治军，打败太平天国，使儒家传统得以确保，这就给湖南人带来了高度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因而也使其滋生一种虚骄狂妄之气。陈宝箴谓：“自咸丰以来，削平冠乱，名臣儒将，多出于湘，其民气之勇，士节之盛，实甲于天下。而恃其忠肝义胆，敌王所忾，不愿师他人之所长，其义愤激烈之气，鄙夷不屑之心，亦以湘人为最”。（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49页。）皮锡瑞也称：“湘人尚气，勇于有为，而气太盛，则不能虚衷受益”。（皮锡瑞《伏师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此便是对于自我中心，湖南人的典型概括，又何尝不是对于传统的湖湘文化的概括呢!在这种狂妄的自我中心意识流的作用下，外界发生种种变故，湖南人皆不屑一顾，仍自抱残守缺。无怪乎有人这样评论：“自鸦片战争至英法联军之役，中国所发生的‘三千年变局’，湖南人是无动于衷的。湖南人的守旧态度，有似一口古井，外在的激荡，没有引起些许涟漪。所以当自强运动在沿海地区进展的时候，湖南人仍在酣睡之中。三十余年的自强运动，于湖南人几乎完全是陌生的”。（张明园《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湖南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版，第131页。）
　　也许有人会说，甲午战前，湖南不是出现过几位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之士吗?如魏源、郭嵩焘、曾纪泽，甚至曾国藩也办过洋务。诚然，这都是客观事实。但人们也应看到，他们虽是湖南人，而他们的新思想却不是在湖南产生的。同时他们的思想和言行，也基本上没有对于甲午战前的湖南产生过作用和影响，更谈不上改变传统的湖湘文化结构和促使它向近代化过渡。他们当时或是不为湖南人所闻，或是受湖南人排斥。他们真正受到湖南人推崇并成为湖南人的骄傲，那恰恰是甲午战后的事情。要言之，甲午战前的湖湘文化，没有与西方文化发生交汇，仍属于典型的传统文化结构。

甲午战后：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湖湘文化——近代湖湘文化转型之二
　　湖湘文化的近代化是从甲午战后才开始起步的。具体说是在甲午战后的湖南维新运动中，湖南才一反甲午战前的那种守旧排外的格局，对于西方文化开始受容，并进行了各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模仿和创制。
　　为什么直到甲午战后，传统的湖湘文化才开始发生变化?这是新的时势和环境造成的。有些学者只注重从思想背景的角度解释这种变化，突出王夫之、魏源等人的思想影响在个中作用。我们不否认传统的湖湘文化与近代湖湘文化之间的传承关系，但却不认为思想背景是引起湖南变的最主要的因素。之所以如此强调，即是说，倘若没有这层思想背景，在某一特定的外部条件的作用下，湖南也是要变的。这一外部条件就是中日甲午战争。是役，老大的中国居然被小小日本给打败了，而湘抚吴大徵还亲率了一批湖湘子弟参与对日作战。昔日不可一世的湘军，如今居然不堪一击，这对于“自我中心”的湖南人来说，是一股强刺激。如果说过去的湖南人曾因为湘军所带来的荣耀而自我陶醉，以致于守旧排外，那么这种荣耀一经扫地，湖南人就在心理上失去了平衡。谭嗣同说：“湘军与日本战，大溃于牛庄，湖南人始转侧豁悟，其虚骄不可向迩之气，亦顿馁矣”。（《谭嗣同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8页。）虚骄之气既灭，虚衷受益才有可能。当时湖南人多以日本做榜样。日本所以打败中国，是因学习西方有成效，因此湖南人也就对于“西学”产生兴趣。谭嗣同的前后变化很可以说明这点。1895年，他写给欧阳中鹄的信中说：“平日于中外事虽稍稍究心，终不能得其要领。经此创巨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不敢徇一孔之见而封于旧说，不敢不舍己从人取于人以为善。设身处境，机牙百出。因有见于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谭嗣同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8页。）所谓“舍己从人取于人”，所谓“画此尽变西法之策”，表现出一种异于甲午战前的崭新姿态。甲午战后，一大批湖南人，就是抱着这种姿态，从传统文化的氛围中挣脱出来，在陈宝箴、江标、徐仁铸、黄遵宪等湘省官吏的支持下，在梁启超等几位康门弟子的帮助下，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湖南维新运动，从而将湖湘文化推向近代化的进程。
　　湖湘文化走向近代化，首先表现为传统的观念形态发生变革。为了破除甲午战前湖南守旧排外的格局，湖南维新派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是“开民智”与“倡西学”。传统的湖湘文化以自我封闭为其特征。自我中心的顽固之士抱着一种“普天之下，惟我独尊”，“舍我之外，必无教化”的观念。维新派将其指为“井蛙”和“夏虫”。井蛙不知天，夏虫不知冰。邵阳人樊锥写成《发锢》一文，抨击顽固派“不揽星球，则曰世界之宏”。（《湘报》，1898年4月19日，第38号。）告诫守旧人士在湖南和中国之外，尚有一个浩渺无垠的宇宙，宇宙中有无数星球，而我“仅据其一”，这“其一”之中，又有万国万教相列，“相犄相角，相抵相吞”，“宗旨岔出，言论横塞”。世界既如此之大，万国万教相列如此之多，又何可“唯我独尊”?针对守旧者将儒家文化奉为至高无上的“天理”，把西方文化视作非天理的异端邪说，樊锥驳斥说：“以天之理，不以是者理，非者不理也。世界之是非，皆理也”。“自然之性，欧亚相合，乌得以我独有天，彼独无天乎?又乌得以我之天独是，彼之天独不是乎?”他认为“天理”并非儒家所独有，天理即世界之公理!“天之于生，无非一也，一也者，公理焉；公理也者，平等焉”。故西方文化应与中国文化平等相视。所谓“一人孤生不成其为人，一国孤据不成其为国，一洲孤立不成其为地球，一筋一血一丝一络不成其为身，故一教不成其为世界也”。（《湘报》，1898年4月19日，第38号。）
　　二是宣场“中体西用”与“西学中源”说。对于西学合法地位的认定，必然导致维新人士将中西文化进行比较，从而权衡轻重，判定优劣，决其取向。应该说，在这一点上维新人士之间存有差异。大部分维新人士，特别是在维新运动初期，通过比较，还只能对于西学中的“西艺”加以接受，即学习两方科技，进行器物文化的创造。他们并不认为“西政”，即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优于中国。因此他们奉行从60年代开始作为洋务运动指导思想的“中体西用”为指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体”还不能变。湖南新政中的两项重要设施——南学会与时务学堂，便都是以“中体西用”为其宗旨。皮锡瑞主讲南学会时，屡次宣称：“中国自有教旨学派，二千年来信从已久，岂能尽弃其学，全仿西学?”（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由于奉行这种宗旨，于是便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即许多维新人士在会通中西文化时，几乎都将西方文化说成是由中国文化派生的，这就是所谓的“西学中源”说。如唐才常解释湖南创设保卫局时这样说：“今西国有警察部，无不与《周官》暗合。《传》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记》曰：‘礼失求野’。吾能取其法，还之中国，斯可认上对古人，下慰民心。”（《湘报》，1898年3月8日第2号。）为何甲午战后，不少人已醉心“西政”，而湖南则还依然停留在“中体西用”的层次上?试言之，一是湖南开风气较晚，它本身没有经历洋务运动这个阶段，大多数人的认识水平还不能超越这个层次，甲午战后欲“毕其功于一役”，一时尚难办到；二是中央的官方文书中还只标榜“中体西用”，主持湘省新政的官员尚不敢有所逾越而去承担风险；三是维新人士为减少新政阻力，需要尽可能将中西文化的畛域消除。所谓“西学中源”说，对于部分维新者讲，实际上也隐寓着以维护传统的形式来打破传统的用意。
　　三是宣传“西政”并与保守派斗争。尽管多数人奉行“中体西用”，然而也有少数激进的维新人士，在湖南维新运动的中后期，旗帜鲜明地从“西艺”层面升华到了“西政”的高度。谭嗣同是其中突出的一员。他指责主张“西艺”者，是对西方“政令法度之美备曾未梦见”，认为中国变法应当从学习西方的政令法度入手，这就需要改变中国的“体”，即封建的君主专制和纲常名教。他指责封建君主为“窃国大盗”，指责三纲五常是“惨祸烈毒”。（《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其他还有一些激进派亦有同样的批判。在批判的同时，他们大倡西方的平等思想与民权学说。谭嗣同认为封建社会颠倒了君民关系，应当是“民本君末”，“君权民授”，“主权在民”。他说：“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者，只有朋友一伦。“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总括其义，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梁启超在时务学堂面对青年学子的讲学中，更是大张其说。他们将封建文化的“体”批驳得体无完肤，成了传统文化的叛逆者。甚至他们中的个别人士，还主张全盘西化。樊锥有“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是效”的言论；（《湘报》，1898年4月2日第24号。）易鼐有“改正朔，易服色，一切制度悉从泰西”的主张。（《湘报》，1898年3月29日第20号。）由此可见，封建的伦理观在他们思想上已发生变革，继之由资产阶级的民主平等观所取代。正因为这样，才招致守旧人士，也包括停留在中体西用层次上的一批人的反对。湖南维新运动中所发生的一场斗争，史学界称之为新旧之争(其实应当是“体用之争”，或者说是“西艺”与“西政”之争)，便是由此而生的。在这场斗争中，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为代表的激进的维新派面对以王先谦、叶德辉为首的反对派的猖狂进攻，毫不退却，生死以斗，甚至以“杀身灭族”相劝勉，充分表现出一种冲决罗网的献身精神。
　　总之，甲午战后经过维新派的积极宣传和努力，人们的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不同层次上与传统的观念发生了变革和离异，这种变革、离异，成为湖湘文化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标志。
　　其次，维新派以变革后的新思想和新形式，开创了湖湘文化近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这种新局面的开创具体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一是开设学堂。几乎所有的维新派，都提出了废科举、兴学校的要求。湖南时务学堂的设立，成为湖南省第一所近代化学校。课程设置除了经史，增设了不少西学课目，如格算、公法、外国史志等。省城还设立了近代化的专门学堂——武备学堂，采用西法培养新式军官。全省各地都纷纷改变旧的教育体制，标志着湖南近代教育的开创。
　　二是举办学会。省城设立南学会，成为湘省“开民智”的领导中心。遇有地方重大事情，均由此会讨论，提出办法，供省当局采纳。南学会定期开讲学术、政教、天文、舆地，听讲者可自由发问辩难，为人们提供了思想与言论交流的场地。全省各地不仅有南学会分会，还设立了其他各种学会，如校经学会、明达学会、致用学会、延年会、群萌学会、任学会、湖南不缠足会、三江学会、兴算学会、法律学会、公法学会、质学会、戒鸦片烟学会等等。各学会开展各项活动，移风易俗，蔚成一种新的社会风尚。其中尤以湖南不缠足会与长沙延年会成绩显著。不缠足会旨在破除妇女缠足陋习。它的入会章程规定：“凡入会人所生女子不得缠足”，“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之女”。谭嗣同撰《不缠足会嫁娶章程》还规定：“同会者可互通婚姻，婚姻从简，女方不得需索聘礼。（《湘报》，1898年4月9日第30号。）当时报名参加不缠足会者达一千数百人之多。总会在长沙设立，衡山、新化等地还设立分会。延年会则以树新风、除旧俗为主旨。它的章程规定：无故不得请客，贺节贺喜及虚文酬答一律免除，严格遵守工作作息时间，办事讲求效率，并每天做体操。（《湘报》，1898年4月9日第30号）。
　　三是推行市政管理措施。为维护社会秩序和治安，湖南设立了保卫局。这实际上是中国最早的警察机构。它以“去民害、卫民生、检非违、索罪犯”为主旨。（《湘报》，1898年4月9日第30号）。除通缉罪犯，还清扫街道卫生，维持市内交通。
保卫局附设有迁善所，职责是收容和改造社会不法之徒，如骗、盗及流氓斗殴等，组织他们学习织布、缝纫、刻字、弹棉、制鞋等项技艺，使之释放之后，能有一正当职业谋生，不再危害社会。
　　四是建立各项近代文化设施。为开风气、拓见闻，省城办起《湘学报》与《湘报》。这是湖南最早的近代杂志和日报。它们开设各项专栏，有奏疏、电旨、公牍、论说、省内外新闻、商务、杂事、外国时事等。甚至还刊载每天市场商情、物价及各类广告，成为传递信息、沟通人们思想的重要工具，也成为宣传资本主义新文化与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园地。当时，《湘报》上出现了一些用白话体写作的文章和诗歌，如皮嘉佑的《平等歌》、《醒世歌》；吴獬的《大家想想歌》等，语言通俗活泼，开创了文学的新形式，还出现了一些新史学以及运用西方自然科学解释天文、地理的文章。《湘报》当时已经采用了最新的机器活字印刷技术，报纸日出一张。湖南近代的新闻、出版、印刷事业由此开创。南学会还设有藏书楼，也开湖南近代图书馆事业之先河。
　　五是开办近代新式企业。包括设矿务局，用机器和新法开采各种矿藏；设和丰火柴公司，提供人们日常必需的用具；设宝善成制造公司，开办机器制造业；设小型发电厂，使长沙最早有了电灯照明；设电报局，架湘鄂间电线，使湖南最早有了电信业。又开办湘鄂间的轮船营运；还筹建鄂汉铁路。
　　所有上述，表现了甲午战后的湖南，无论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还是社会心理文化，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湖湘文化走向近代化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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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亭区19375387779： ...从周敦颐到王船山的天人之学,是这个时期地域文化的杰出代表.湖湘文化的第三期发展是在民族与社会的双重危机下,建构一个兼容中西、实现文化转... - ？
希兰迈力：[答案] (1)根据文中第一段“们将湖湘文化的历史分成上述三个时期,而每个时期都有其代表性的成就”和第三段“当我们在重构当代湖湘文化的精神时,以下一系列与工商文明相谐调的文化精神是值得吸收的”可知,两空的答案分...

山亭区19375387779： 谁是湖湘文化史上最杰出代表 - ？
希兰迈力： 湖湘文化,是指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先秦、两汉时期湖南的文化应该纳入到另外一个历史文化形态——楚文化中.屈原的诗歌艺术、马王堆的历史文物,均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而南北朝及唐宋以来,...

山亭区19375387779： 加尔各答大广场面积有多大 - ？
希兰迈力： 加尔各答是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它位于印度东部恒河三角洲地区, 胡格利河(恒河一条支流)的东岸.该市有人口4,638,350人,整个大都市区的人口为14,681,589人(2006年1月),属印度第三大...

山亭区19375387779： 湖湘文化名人有哪些? - ？
希兰迈力： 湖湘名人,作为湖湘文化形成的主力军,也作为湖湘思想文化的继承者,也作为湖湘思想制度根深蒂固的传播者.千年书院岳麓书院,在湖湘文化学术思想的萌芽中,提供了文化名人在湖湘讲学的好地方,...

山亭区19375387779： 近代湖湘文化的奠基人是谁?？
希兰迈力： 近代湖湘文化中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强调经世致用.而代表人物就有魏源以及曾国藩!!

山亭区19375387779： 湖南经济不怎么发达,为什么文化产业这么强势 - ？
希兰迈力： 首先,从历史角度来说,湖湘文化是具有相当强的正统观念的,在清代后期和民国时期这也看得出来,湖湘文化中总有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再从,地域角度出发,湖南的经济在周边来说,处于不上不下的位置,自然比不过广东,但比贵州、江西可能要好.没有太大的野心去追赶广东,也知道追赶不上,论资源的话,形成不了龙头产业,自然本地娱乐效应就会放大,发酵. 其实广东的娱乐文化产业被忽视了,真的很强,只是电视比较弱而已,但广东地区能收看香港电视. 然后就是机遇了,湖南的电视湘军赶上了电视产业爆炸的那一个时代.

山亭区19375387779： 文化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它有哪三个重要的渊源 - ？
希兰迈力： 湖湘文化是具有鲜明特色的区域文化,是经多元文化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它有三个重要的渊源:上古本土文化、楚文化和巫文化.希望能帮到你

山亭区19375387779： 湖湘学派是如何形成的?其学术追求与学术旨趣体现在哪些方面 - ？
希兰迈力： 严格意义上的,体系性的湖湘学术思想是从宋代开始的. 湖湘学派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地域性儒家学派.起于北宋湖南道州人周敦颐,其以宋明理学开创者,而学义励于湖湘.至南宋年间,因著名学者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在湖南讲学著述,弟子千人,使得湖湘学派规模形成.后历“朱张会讲”、朱子岳麓中兴,使得湖湘之学,名扬于当时.其至元明走入沉寂,但明末清初,衡州王夫之继起,至清末邓显鹤、曾国藩等中兴,影响湖湘千余年,对中国文化发展都具有极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