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五四运动对当代文学方面的影响

五四运动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

五四文学革命,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一次及其伟大的变革，其影响深远，具体如下：
1、主张：“五四”的“文学革命”运动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顺应了历史潮流。以胡适的“文学改良”为经典，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局限性的地方。比如同样出自胡适的“八不主义”还是侧重于文学形式的“改良”。
2、起源：五四文学革命真正的发起人应该是陈独秀先生。在1917年2月《新青年》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了著名的三大主义，把文学的形式与内容联系起来，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国民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虽然仍然不够全面，但是也反映了“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民主启蒙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
3、发展：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各种文化思潮在中国大地刮起风暴。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中提出应为“社会写实的文学”,“要具有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鲁迅先生指出，“所以我的意见,以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
4、影响：具体的影响也需要分而谈之：
（1）理性精神的张扬：清醒的现实主义理性批判意识，对社会人生的探索与思考。
（2）感伤的时代标志：所谓“彷徨”，所谓一觉醒来，无路可走。所以五四文学时期的作家们往往在作品中表达出自己苦闷、彷徨、感伤的情怀。
（3）突出的个性追求：这个时代可以算得上是“个人”表现得最突出的时期，以散文小品成就最显著。

（4）多样的创作形式：现实主义、浪漫主、象征主义；戏剧，杂文、新月诗派等。
总之，五四运动对反对旧文学,确立新文学,起到了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此后白话文学作品以各种形式，以其势不可挡的声势开拓了现代文学的新纪元。
5、意义：唤起人民的觉悟。从“五四”的文学革命到今天,尽管时代已经不同,文学的审美追求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中国现代文学继承和发展确实从“五四”以来所提倡的优秀传统。鲁迅先生曾经预言：“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当代文学只有时刻不忘“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的使命,才是对“五四”精神最好的继承。

五四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称《新青年》，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旧文化，提倡新文化。随后，还提倡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提倡新文学。 中国古代应用文发展到清末民初，已经山穷水尽，走投无路。这是因为以公文为主体的古代应用文体作为国家机器的附属物随着封建专制政权的解体，失去了生存的条件。进入近代之后，有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对旧式公文的冲击，有黄遵宪、梁启超新文体运动对旧的语言表达模式的挑战和反叛，但总的说来，不足以触动旧式应用文体的根基。彻底地变革旧式应用文体的使命历史地落在五四时期新一代学人的身上。下面，对这场变革的大体情况作一概括的介绍。 语言表达模式的变革是文体变革的先声，与思想观念的更新密切相关。1915年9月《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第二年3月改名《新青年》，当时还只有胡适的诗文使用白话。至1918年1月《新青年》编辑部改组，全部改用白话。这是当年最早的一份白话杂志。由于《新青年》同仁采取凌厉的攻势，将废除文言与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批判孔孟之道结合了起来，将推行白话与推行民主科学精神结合了起来。 1916年10月胡适发表了著名的文学革命八事说(正式写成文章时，改称“文学改良”)。围绕八事的讨论，陈独秀提出新的文体分类学说： 鄙意文学之文必与应用之文区而为二，应用之文但求朴实说理纪事，其道甚简。(《答胡适之》1916年10月5日)对于文学与应用之文的不同特点，陈氏还有更重要的申述： 且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不同，上未可律以伦理学，下未可律以普通文法。其必不可忽视者，修辞学耳……其美感与伎俩，所谓文学、美术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是否可以轻轻抹杀，岂无研究之余地？(《答胡适之》1916年10月1日) 陈独秀的观点：文学之文以情为主，应该华美而不重实用。他曾有“华美无用之文学”的措辞，钱玄同提出质疑，此“无用”二字是否与一贯之主张有冲突。其实，此“无用”二字表达了陈氏一种很重要的文章观念。所谓“无用”，即无实用之谓也，并非无价值。文章区别于文学，正是在实用与不实用上划清界线。应用之文以理为主，应该朴质而有用，清除“阿谀的虚伪的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的恶劣文风。魏晋以后，应用之文骈化倾向日益显著，大有不骈就不能作文的趋势；唐宋古文家企图扭转这种风气，其策略不是促进小说的发展，戏剧的新生，以减轻应用文体肩负的美文职能，反而加速了应用文体文学化的步伐，使其变得更加小巧精致，更加失去了应用的品格。所以，无论是骈文还是古文，都未能将应用文体引向健康发展的方向。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碑铭墓志，极量称物，读者决不见信，作者必照例为之。寻常启事，首尾恒有种种谀词。居表者即华居美食，而哀启必欺人曰，苫块昏迷。赠医生以匾额，不曰术迈歧黄，即曰著手成春。”陈独秀深谙此弊，提出将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彻底分家，得到了《新青年》同仁的一致赞同。经钱玄同、刘半农的进一步论证补充就完全具有实际的操作价值了。 刘半农“以‘不贵苟同’之义”和陈独秀商榷，“分一切作物为文字与文学二类”。文字“只取其传达意思，不必于传达意思之外，更用何等工夫也”。“凡科学上应用之文字无论其为实质与否，皆当归入文字范围”。并指出，“吾国旧时科学书，大部并艺术为一谈……吾国原有学术之所以不能发达与普及，实此等自命渊博之假名士有以致之。”“不滥用文学，以侵害文字，斯为近理耳。”(《我之文学改良观》)在我们看来，“文字”与应用之文实无二致，勉强加以区别，文字偏重于语体，应用之文偏重于文体而已。文字只取“传达意思”，不容许艺术去侵害它，以文字作为科学记载的唯一手段，为应用文体的现代化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这正如辛亥革命之后，人们剪掉拖在脑背后的辫子一样，从此与旧的文章观念割断了联系，义无反顾了。 理论的研究有了突破，新的观念深入人心，跟着而来就是实行了。刘半农的“文学与文字之作法之异同”论值得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 作文字当讲文法，在必要之处，当兼讲论理学。 文字为无精神之物，非无精神也，精神在其所记之事物，而不在文字之本身也。故作文字如记帐，只须应有尽有，将所记之事物，一一记完便了，不必矫揉造作，自为增损。 文字重逻辑思维，即文中的论理学，与文学重形象思维(刘半农称之为“修辞学”)显然不同。“作文如记帐”，“不必矫揉造作，自为增损。”文字写作的成功与否，第一位的标准自然是所记事物面貌的准确，而文字本身怎么样，尚应退居其次。有了这样严格的区分，以文学为文章，自然只能判为不合格；以文章为文学，也没有必要。刘半农的观点如果得以实行，中国现代的文学事业与文章事业都可以得以进一步发展。 甚为可惜的是，五四运动一过，对应用文体的研究突然沉寂，传统的杂文学观念又占住了人们的头脑。本来缠绕不清的文章现象，由于复杂的社会生活又造出了众多的新文体，从而变得更加难解难分了。 全盘规划应用之文的建设的，当时以钱玄同最有气魄，而且考虑得最为周详。《新青年》3卷5号在致陈独秀的信中，钱玄同草拟了应用之文“改革大纲十三事。陈独秀在复信中赞赏说：“先生所说的应用文改良十三样，弟样样赞成。”（《应用写作》1994年第4期）

纵观整个二十世纪文学界，我总是偏狭地认为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也是目前为止最后一代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属于异峰凸起的一代。在一个动乱的时代里，很好地承担了一代知识分子所应肩负的使命。记得有本书上把他们称为“风流”的一代，认为他们有着其它时代知识分子所欠缺的“奇情”。不可否认，是时代成全了他们，但他们也以自己狂飙的行为成全了一个时代吧。我个人属于改革开放初出生的一代。这一代的孩子与中国一场世纪性的苦难擦身而过，然后在某种有意识的宣导下，学会了冷漠地对待过去，倡导一心一意地迎接所谓光明绚烂的未来。与上一代甚至更早的几代人不同，没有他们那种亲身经历苦难的切肤痛感，有的只是回头时时间飞逝的感叹。以前学习历史，对十八世纪四十年代以降中国遭遇的颠踬动荡的各式苦难，我总是存有旁者的姿态，采取观望的心情，有时甚至还会暗自庆幸自己幸运地生对了时代。但正是当自己喜欢上鲁迅、巴金、朱自清、徐志摩、林徽因、张恨水、冰心、张爱玲、胡适、丁玲等等这些活跃在中国二三四十年代舞台上最最优秀的人们，读了他们伟大真挚的作品，才了解那个时代的人们一如我所生活与热爱的时代一样，也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也有着至纯至真的幸福与快乐，有着“惟其是脆嫩”的忧郁与愁思，有着生生不息的铁血与奋斗。那些历史是这些人的历史，是他们笔下的人物的历史，是所有他们生命拓展的历史。正是他们满负艰辛地走到了今天，才有了今日之中国。“我们”与“他们”之间居然有着如此的血与情的缘源，有着如此的亲近与相似。再回头去看所有的苦难，尤其是突兀地横亘期间的两大苦难，也就必将能够感同身受。是的，这已经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力所能及能予改变的，甚至时下最时髦的“反思”与“忏悔”的用语也用不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但一种耻辱感，一种强烈的耻辱感却是所不能抗拒的，而且每每地与日俱增。一些与每日接触的鲜活的人们一样的人们，在并不遥远的过去，在贫瘠积弱的年代里被外族加以酷戾的蹂躏，在自己掌握命运的年代里又被同族加以野蛮的蹂躏。尤其是后者，仿佛是一面硕大镜子，让这个民族的每个人恍然之中能够看清自己居然有着如此丑恶的嘴脸，使我们在抱怨别人的暴戾时不敢忘记自己的暴戾。这不仅是一个民族的不幸，也是其中具体每一个个人的不幸；这不仅是一个民族的命运，也是其中每一个个人的命运。如何避免这种不幸与命运的再次降临，是这个时代赋予每个人义不容辞的命题与责任。国家或者民族要突破革新和永续发展，必须使生存其中的民众具备理性思辨的精神、自我反省的能力、有容乃大的素养、温柔敦厚的气质，不断降低自身的暴戾习气，培养自我的现代公民意识，学会服从于人性与秩序。而我认为，所有这些的达成，文化的熏陶与培养是可能和有效的途径之一。在另一种形式的“无声的中国”里，首先要做的是将最为像样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狂飙精神进行研究与传承，应时应情地嫁接到如今的时代，以期呼唤一种更为理性、更合人性的制度的到来。在一个民族复兴的时期，必将充溢着年轻人式的理想与激情，存在着百花齐放的思维与声音，凝淀着理性审慎的辩论与沉思。在这其中，知识分子灯塔瞭望者的角色理应不可或缺，“在黑暗的时刻指出光明，在光明的时刻指出黑暗”，尽力发出自己卓而不群的声音。在一个强调自我成就的时代里，以自己所长成就自身，也契合时代的需求，“企盼起到一种微不足道的均衡作用。”

‍　　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文学新时代。五四以后，中国出现了大小40多个文艺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对中国文学发展影响深远。这个时期，出现了大批文学巨匠，如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郭沫若、郁达夫等。

　　理性精神的张扬
　　五四文化思潮对国民的作用即在于启蒙。新文学的先驱们注重将文学作为改造社会人生的工具，《新青年》“随感录”几乎都是批评人生。鲁迅提出要用文学去揭示社会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促进国民性的改造，《呐喊》、《彷徨》即贯穿着清醒的现实主义理性批判意识，问题小说即是理性讨论显得浅露的艺术表述。创造社作家的作品也以独特的方法表达着社会人生的探索与思考。

　　感伤的精神标记
　　被新思潮唤醒的一代青年作家，常常有着梦醒后无路可走的感受，于是苦闷、彷徨、感伤。问题小说有感伤的情怀，乡土小说诉说着乡愁，自叙传讲着零余者的故事，连诗、散文、戏剧都不免于感伤的情绪。

　　个性化的追求
　　五四是中国文学史上“个人”表现得最突出的时期。创造社的追求就是“表现自我”。鲁迅的小说有着忧愤深广的内心情理，《野草》是一种极为个性化的主观情怀。这一时期散文小品成就最显著，正因为它适合表现作家们各异的个性。
　　
　　创作方法多样化
　　在鲁迅的开放的现实主义影响下，现实主义逐步发展成主流；但相当多作家向往浪漫主义，要求在作品中抒发强烈的主观情绪，不止反映在创造社“身边小说”一类作家、作品上，在多数作家与各种文体上都有所表现；现代主义方法也有所表现，鲁迅、李金发不同特征的象征主义，创造社的潜意识揭示；新月派的诗的形式的探索等。这些共同构成了一种创作方法多元化的局面。

　作为一场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这里言及的五四运动的时空范畴具有更深广的含义：指的是从1915年至1920年代初期的中国现代文化运动和现代政治、社会活动，其突出的标志是以《新青年》为主阵地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5月4日学生爱国事件。其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审视。
　　新式知识精英群体走上中国社会舞台
　　在中国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现代化历程中，参与其中的知识群体主要有三类：旧式仕绅文人、洋务派仕绅文人、新式知识群体。最初阶段，旧式文人如林则徐、魏源等个别人士出于传统的家国忧患意识，开始了对西方世界的零星的探知，从而提出了“睁眼看世界”的天下观，但其人数稀少，识见受限，因而对现代化实践的影响有限；从1860年代开始，经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磨难，从传统的仕绅文人中进化出洋务派仕绅文人群体，这一知识群体最大的贡献就是举办近代工商、军事实业；新式知识群体在洋务时期开始萌生，其突出的标志就是接受过新式教育，从骨子里认同西方的文化价值，并积极主张以之来改造中国。这个群体主要以甲午战后中国留日学生以及辛亥前后的留美学生群体为主，同时也包括晚清以后尤其是1905年废科举后设立新式学校里的受教育群体。这些人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支持者，也是1919年5月反日爱国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支持者。这个新的知识群体起初主要是以个体的身份零星地参与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实践当中，其产生的社会影响自然有限。通过新文化运动和反巴黎和会出卖中国利益的社会运动，这个新式知识群体精英整体地、主动地出现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舞台上，成为一支无法忽视的巨大的力量，这充分展现了他们改造中国的主动意识、集体意识。因为他们的存在，“五四”之后的中国现代化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
　　近代民族国家意识逐渐觉醒
　　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证明，后发现代化国家如果没有整体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其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就无法实现。古代中国向来只有国家天下、华夷之观念，只知道有皇帝、官府，而不知晓有民族国家。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国家非天下、政府非朝廷、民族非臣民、中国非世界。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直到义和团运动，在西方列强的不断侵略打击下，中国人的民族自觉、自尊意识被刺醒；在西方政治社会学说和现实政治图景的影响下，中国知识群体逐渐地感受到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必要性。1915年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使得中国知识群体的民族国家意识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巴黎和会上列强们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要求予以满足的做法使得这些接受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知识群体终于忍无可忍，最终以火山爆发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个意识的形成对于后来中国的民族独立起到了巨大的保障作用，如果没有以它为前提，那么后来中国遇到日本全面侵华的空前民族危机，就不可能坚持下来，就有可能既亡国又亡天下。国共两党为何能够在那种困境中坚定不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都具有浓厚的近代民族国家意识。
　　对现代化的探索不断深入
　　在梁启超看来，中国现代化的探索需要从器物、制度转到文化层次。诚然，中国现代化的成功最终要取决于文化的转型。五四运动从根本上说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其政治运动也是在近代思想文化的长期熏陶下而自然发酵出来的。如果没有巴黎和会，可能没有5月4日的行动，但是已然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不会熄灭，这场文化运动也不是纯文学的、纯艺术的、纯思想的，而必然反映到社会层面、政治层面。从文化角度思考中国现代化最终成功的根源，是近代中国现代化曲折发展的历史对近代思想先驱们启迪的结果，是从深层次思考中国现代化路径的理性判断，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在当时中国现代化蹒跚不前的状态下无可奈何的举动。但五四新文化运动无论是提倡文学革命，还是提倡思想启蒙，无论是提倡社会风俗变革，还是主张个性自由，都触及了西学东渐下的中国文化改造命题。这一命题虽然由于中国社会实践主题的迅速转换而被忽视，但中国现代化的最终归宿却绕不开它。所以，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每当中国现代化发展遇到坎坷时，我们总是想到“五四”。“五四”的这种从文化更新的角度来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终极路径的方法是其留给后人的重要遗产，它在当下中国的现实意义也是明显的。
　　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发挥影响
　　在整个近代中国被动现代化的进程中，总体的主导社会力量是官员、仕绅和精英知识群体，其推动的方式是自上而下，从洋务到维新以至于革命，其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方式都是如此。到了“五四”的爱国运动，情况大不相同了，虽然其主体还是精英知识分子，但其身份是在校大学生甚至中学生，其运行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这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破天荒的意义。此后，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社会运动每每出现在中国社会的关键时刻，学生运动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推手。它的根本意义不在于学生运动自身，而在于它激发了下层民众社会运动的激情——其他下层民众往往借助学生运动而走上社会运动的舞台。无论这种状况是好是坏，它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它提醒我们需要从根源上防范这种运动的负面因素的发生，它提醒我们不要被动地在社会运动的推动下亦步亦趋地开展现代化。同时，它提醒我们不能轻易地制造社会运动，更不能因一时的需求而随便地利用这种社会运动。当然，我们更不能以此而对这段历史进行简单的价值评判。任何历史对于后人都是遗产，我们都需要认真地学习之、检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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