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人的其他诸说
为了说明巴人的来源,必须首先廓清巴的含义,才能进一步对巴人、巴国等问题进行富于成效的分析。有关巴的含义问题,自古以来就有不同的解说,众说纷纭,莫能相一,至今而然。缕析起来看,古今对于巴的解释,主要有蛇称、草名、因水为名、坝称、鱼称以及其他一些不同看法。
《问》、古本《山海经·海内南经》郭璞注、《淮南子·本经篇》,同《江记》、《路史·后纪十》以及罗苹注等文献相互对照来看,所谓巴蛇的故事很有可能是在南北朝时期在洞庭湖东岳州地区流传开来的。据《水经·江水注》:“湘水又北至巴邱山入于江”。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七载:“昔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故曰巴陵。”宋人范致明《岳阳风土记》说:“今巴蛇冢在州院厅侧,巍然而高,草木丛翳。兼有巴蛇庙,在岳阳门内。”又说:“象骨山。《山海经》云'巴蛇吞象',暴其骨于此。山旁湖谓之象骨港。”袁珂先生认为,这些均是从《山海经·海内南经》及《淮南子》附会而生出之神话,“然而既有冢有庙,有山有港,言之确凿,则知传播于民间已久矣”②。从《华阳国志》关于巴人分布的记载并结合考古资料来看,两晋之际及以前巴人除其主体在今重庆全境、川东、鄂西等地外,还大量分布在川西、陕南、鄂东以及湘西等地,在此期间巴人并没有移徙到湘东北洞庭湖以东地区。结合其他有关资料看,巴人流布到洞庭湖以东地带的时代应为南北朝时期,这恰与巴蛇传说在洞庭湖东岳阳一带的流传时间相吻合。可见,巴蛇传说确为后起晚出之说。 虽然如此,对于巴蛇的传说也并不能轻易否定,释巴为蛇还是有所根据的,因为它是古代巴人若干支系中移徙到洞庭湖一带的支系对于其来源的传说。我们知道,古代巴人是由多支族群所构成的来源多元化的亚民族集团,其中的每一支系都是这个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不同支系的来源不同,所以各个支系关于其自身来源的传说自然也就不同。类似情况常见于古代民族,当是不足为异的。 此外,潘光旦先生认为,根据《山海经·海内南经》和《说文》,“巴蛇”的“巴”就是“巴人”,他说:“大概巴人所在之地以前出过一种大头的蛇,巴人与这种蛇既出同一地方,传说就把巴人比作蛇了”,并认为这是影射着一种不同族类的人,而决不是真的蛇③。另有学者认为,所谓巴蛇,是指巴地之蛇,并不是指人或族群。这几种看法自然也可自备一说。 由上可见,释巴为蛇,其实仅仅是有关巴的含义的若干种解释之一,而且是后起晚出之说,既不能以此作为对于巴义的唯一解释,更不能以此作为对于巴**释的全面定论。
徐中舒先生在《论巴蜀文化》中说道,巴的本义为坝,巴人即是居住在坝子中间的人①。张勋燎先生认为,巴的含义应当是鱼②。此外,还有巴的含义指虎、石、白色等说法,不一而足。 (五)巴的含义 不论把巴解释为蛇、草还是解释为水流之形,都是有所根据而持之有故的,既不宜厚此薄彼,也不宜非此即彼,各执一端,而将其他诸种解说通通斥之为譌。 巴其实是一个内涵十分广泛的概念,而它内涵的广泛性来源于居于巴地的不同族群对于巴义的不同传说和解说。我们知道,在古代被称为巴的一大片地域内,即北达陕南,包有嘉陵江和汉水上游西部地区,南及黔涪之地,包有黔中和湘西地区在内的一大片连续性地域之内,分布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蜒之蛮”③,以及廪君蛮④。它们当中,既有属于濮越系的族群,又有属于氐羌系的族群,还有属于华夏后裔的族群(详后)。由于它们的所属族别有异,来源地域有别,不但本源文化有所差异,而且始居于巴地的年代也各不相同。所以,它们各自对于巴的含义自然会有不同的理解和传说,这是并不奇怪的。 从上述有关巴义的各种解说分析其各自来源,不难知道:“巴为蛇称说”来源于六朝时期居于洞庭湖东岳阳一带的巴人;“巴为草名说”来源于先秦秦汉时期居于今四川广元市以西、剑门关之北,嘉陵江西岸老昭化的苴人,为巴人的一支,《华阳国志·汉中志》载:“晋寿县,本葭萌城,刘氏更曰晋寿。水通于巴,又入汉川”,《华阳国志·蜀志》载蜀王封其弟为苴侯,驻葭萌,即指此巴苴之地;“因水为名”说则来源于先秦秦汉时期居于从陕南到黔中几乎整个巴地的巴人。可见,由于巴人的各个组成部分来源不同,所以各个巴人的族群对于巴义的解说也就不尽相同。而古代文献对于巴**说的不同记载,也是由于取材的地域、年代有所差异而造成的,以致歧义纷繁,难以缕析。 以上说明,巴的含义是多重的、复合的,我们对此不宜作出唯一的、形而上的、一成不变的理解。这里的关键在于,所谓巴人,其实是由多支不同族属、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来源的族群所组成的亚民族集团,而它们在巴地往来迁徙的年代也并不一致,因此会产生形成属于自身族群关于巴义的解说,这是丝毫也不足为怪的。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巴是一个地域名称。从考古学上看,板楯蛮先民的分布地域与廪君蛮先民的分布地域十分接近,前者分布在四川东北部嘉陵江上游和渠江流域,北至汉中,后者发源于湖北西北部竹山,它们都居住在称为巴的界域内,所以它们都是巴人,尽管其族群有别,来源不同。罗泌《路史·后纪一》说巴国(今指重庆全境)是“降处于巴”,就是说到了巴地建立国家,故曰巴国。西周初年周武王“封宗姬于巴”①,也就是把宗姬分封到称为巴的界域中,所以称为巴国。这种情况,正与《史记·五帝本纪》所谓“青阳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相似。《左传》隐公八年记载众仲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杜预注曰:“建德者,建立有德之人而以为诸侯也”,封建诸侯而胙土命氏,就是分封诸侯于某地,诸侯以其地名作为氏号,此即先秦所谓“诸侯以国为氏”②。巴人的情况正是与此相同。由此可见,巴最初是地域名称而不是族称。 尽管巴地各族对巴的含义有不同的解说和传说,但巴作为一个地区名称却是众所公认的,是分歧中的一致。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不会固定地以某一或某些族群同巴人相联系,认为只有这一或这些族群是巴人,而把巴地其他族群排斥在巴人以外。 二、巴人先世来源之辨证 正如对巴义的解说一样,古文献对于巴人先世来源的记载,也是歧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般说来,无论学术界认为巴国源于黄帝、太皞,还是认为源于丹山之巴、廪君之巴,或源于周之宗姬,事实上都是针对巴国统治者的先世而言的,即指巴国王室的来源及地域所在,而不是指巴国民众即被统治者族群先世的来源和地域。只有基于这一公认的原则进行分析,才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获得某种共识。 (一)黄帝之后 《洛书》曰: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今中国重庆)、蜀(今四川成都)矣。其分野:舆鬼、东井。其君上世未闻。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及禹治水,命州巴、蜀。禹娶于涂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启,呱呱啼,不及视,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今江州涂山是也,帝禹之庙铭存焉。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巴国远世,则黄、炎之支。
这段文字是追述巴国的远世,实际上就是追述巴国统治者即其王族的远世。巴与周同姓,故以巴为黄帝之后,这自然是有相当根据的。至于说禹娶涂山为江州(今重庆渝中区)之涂山,则与《左传》等先秦史籍所记载的当涂说等大相径庭,学者多以《左传》所记为是。郦道元认为:“(江州)江水北岸有涂山,南有夏禹庙、涂君祠,庙铭存焉,常璩、(庾)仲雍并言禹娶于此。余按群书,咸言禹娶在寿春当涂,不当于此也。”①郦说无疑是正确的。根据新出土的东汉熹平二年(173年)景云碑铭文看②,江州的帝禹庙和涂君祠,可能与大禹后代帝杼“帷屋甲帐”、巡狩回蜀途经江州时所建有关。据此,江州帝禹庙和涂君祠的来源当是十分古远的。 《山海经·海内经》记载:
西南有巴国(今重庆全境)。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国。太皞是上古东方和中原地区传说中的人物,春秋时屡见记载。史称太皞风姓③,居陈④。《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大(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 杜预注曰:“太皞,伏牺氏,风姓之祖也。有龙瑞,故以龙名官。” 《吕氏春秋·孟春纪》“其帝太皞”,高诱注云:“太皞,伏羲氏。”吴任臣《山海经广注》、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亦均以太皞为伏羲氏,均本于《世本》之说。其实,在先秦文献中,太皞是太皞,伏羲是伏羲,二者并不混同,至汉代才将二者混为一谈。对此,前人早已有充分考证,无须再考。
潘光旦先生采取汉代以后太皞伏羲氏的说法,据以认为巴人发源于西北地区⑤。按,《帝王世纪》记载说伏羲“生于雷泽,长于成纪”,成纪在今甘肃东南部西汉水以北的成县。由成县沿西汉水往东,经陕西略阳入嘉陵江,经过勉县,即是汉中,这里正是巴地的所在。而在甘肃东南的成县、武都、西和、天水、秦安等地,均发现不少历史时期主要是战国秦汉时期巴文化、蜀文化的遗存。看来,从甘肃东南到陕西汉中,其中的一些巴文化、蜀文化遗存应与巴人当中的某一支系有关,或许与汉中地区巴人的西迁有关,所以才产生出伏羲与巴人关系的传说。不过,从太皞伏羲氏这一称谓可以看出,巴人源于伏羲的传说当为晚出之说。但伏羲氏的问题以及与巴人的关系等问题,还很复杂,尚需深入研究。
《山海经·海内经》说“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国”,咸鸟,或认为即《诗经·商颂》所谓“玄鸟”。乘羲、后照,未详。或以为乘羲即廪君,后照即楚之昭氏之后,均无确切证据。
《海内经》这段记载所说的太皞远裔的巴国,既然有其世系可以寻绎,当有所本。但所说巴国,却不当是巴国的统治者姬姓王族,而应如李学勤先生所分析的,是巴国的一部分民众①,是组成巴人的族群之一。 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是请生。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巴]属也。
孟徐,或作作血涂、孟涂、孟余,均形近而譌。郝懿行笺疏云:“《水经注·江水》引此经作血涂,《太平御览》六百三十九卷作孟余或孟徐。”不知孰是。此段引文的最后十一字,据郝懿行笺疏云:“《水经注》引郭景纯云:‘丹山在丹阳,属巴。’是此经十一字乃郭注之文,郦氏节引之,写书者误作经文耳。居属又巴属字之譌。”可知乃后人将郭注羼入。依此,郭注原当作“丹阳,巴属也”,居、巴形近而譌。丹阳,郭璞注云:“今建平郡丹阳城秭归县东七里,即孟涂所居也。” 郝懿行笺疏云:“《晋书·地理志》建平郡有秭归,无丹阳,其丹阳属丹阳郡也。”丹阳,今湖北秭归,地在西陵峡上游。《路史·后纪十三》罗苹注云:“丹山之西即孟涂之所埋也。丹山乃今巫山。”据此,丹山当在西陵峡与巫峡之间,即今重庆、湖北交界的三峡峡区。
夏后启,夏代开国君主。据史籍和夏文化考古,夏的地域范围在晋南豫北,长江三峡地区不曾成为夏之统治地域,因而丹山不可能有夏启之臣。依引文意,巴为地名,孟涂为神名,“听其狱讼,为之神主”②。据此,孟涂当是长江三峡丹阳一带土著部落所信奉的专司诉讼之神。可见,这个巴与巴国王族的起源谈不上有丝毫联系。 巴王族源出廪君,此说影响较大。廪君史迹最早见于《世本》,此书早已亡佚,刘宋范晔《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引有一段文字,李贤注谓“并见《世本》”,知为原文。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亦载其事,实际上也是本于《世本》之说。《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记载: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皆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则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 今清江,古又称盐水。武落钟离山,《水经·夷水注》谓即佷山,在今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境内。
廪君的族属,《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注引《世本》曰:“廪君之先,故出巫诞也。”巫诞,巫为地名,诞为族名,即是巫地之诞。诞,别本或作蜒、蜑、蛋。蜒人在秦汉以后屡见于史册,常与獽、夷、賨、蛮等族杂居,有自己的“邑侯君长”①,属于濮越民族系统。徐中舒先生在《巴蜀文化续论》中认为,廪君出自巫蜒,这是关于濮族的传说②。廪君实出濮系(详后),这一看法可谓信而有征。
根据《世本》的记载,廪君有“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并在那里与被称为“盐水神女”的土著居民争长的传说。按盐阳即盐水之阳,盐水为今清江。《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李贤注曰:“今施州清江县水一名盐水,源出清江县都亭山。”盐水源于今湖北省西南的利川县,中经恩施、长阳,在宜都入江。其水名盐水,是因为沿岸产盐的缘故,盐水就应当是清江最早的称谓,故居于其旁的土著母系氏族部落才有“盐水神女”之称。其水又称夷水,那是因为“廪君浮夷”③入主其地的缘故,显为晚出之说。而其水称作清江,则是蜀王开明氏东征时所命名,时代更要晚一些。 夷水本在汉水中游之西,为汉水支流,即今蛮河。据《水经·沔水注》等书的记述,蛮河在东晋以前均称夷水,因桓温父亲名彝(夷),曾官宜城太守,故桓温执政时为避父讳改称夷水为蛮水,取蛮、夷义近之意。1975年在宜城县南楚皇城内出土一方汉印,文曰“汉夷邑君”④,确切证实当地至汉代仍称为夷,乃自先秦而然。宜城西山直到北魏时仍然称为“夷溪⑤,更是明证。而在此古夷水北面,先秦史籍中均记有一条水道名为丹水,即今丹、淅之会的丹江。这一带在商周时代本为濮人群落的分布之地。《左传》昭公九年所记载的周初南土四国巴、濮、楚、邓中的濮,正是在这里活动生息⑥。
廪君先世本为百濮之一,原在濮人聚居区之一的古夷水流域活动。清江本称盐水,由于廪君先世从夷水迁徙至此,将夷水之名带至,故始称其为夷水。原来的古夷水北面有丹水,廪君先世迁于清江后,亦将丹水名称带来,故清江北面也出现了丹水之名。这种南北二夷水、二丹水互相依托的现象决非偶然,而且也是完全符合古代地名随人迁徙之习的。这种情况,在《左传》中称为“名从主人”。《世本》说廪君“乘土船从夷水下至盐阳”,可以说恰好是正确地反映了廪君先世从古夷水南下至于盐水的情况。
至于《水经·夷水注》所说:“昔廪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捍关而王巴”,其实也是反映了廪君先世从古夷水向南迁徙的情形。过去人们一提捍关就以为是一专指名称,或谓在今重庆奉节,或谓在今湖北长阳,二说争执不休。其实捍关本非专指名称,捍为捍卫、防卫之意,不仅奉节、长阳有之,而且其它地方也有之。《盐铁论·险固》记载:“楚自巫山起方城,属巫、黔中,设扞关以拒秦。”扞与捍,音同义通,可见楚在其西部边疆也是遍设扞关以为捍卫的。我们在排除捍关专指的成见以后再来看“廪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捍关而王巴”的问题,就比较容易理解廪君先世从夷水南下节节设关之事了,这也就是《水经·江水注》中“捍关,廪君浮夷所置也”一语所从来。
既然廪君先世是从古夷水南下至盐水,那末又如何解释《世本》所记的“廪君之先故出巫诞”呢?这需要抛开巫仅仅是指长江北岸的巫山这一成见才能给以合理的解释。
巫诞所在,历代史籍记载未详,学者多有争议。今按巫诞当即《史记·楚世家》所记载的楚熊渠封其长子康的封地“句亶”。按,句亶之亶,《世本》原作袒①,亶、袒上古均元部字,又同在定纽,声、韵全同,故得相通。亶、袒与诞(诞亦元部定母字),双声叠韵,以声类求之,诞即亶、袒。句、巫二字,句为侯部见母,巫为鱼部明母,上古音韵侯、鱼二部恒通,顾炎武即将此两韵归于同一部(顾氏第三部)。又,句字,西周金文常作攻字,句吴即作攻吴。攻为见母,可知句亦可读见母。可见,句、巫二字亦音近相通。按上古字少,“寄音不寄形”之例,巫诞实即句亶,其地在巫山山脉的北端。《盐铁论·险固》:“楚自巫山起方城,属巫、黔中,设捍关以拒秦。”方城即庸之方城,在今湖北竹山县南,可知竹山古亦称巫。《水经·江水注》载:“捍关……弱关……秦兼天下,置立南郡,自巫上皆其城也。”可知捍关、弱关所在之地均称巫上。《晋书·地理志》“上庸郡”属县有“北巫”,为今竹山县。由此可证,自竹山以南至今重庆巫山县,古代皆属巫地。竹山南称巫,《史记·楚世家》所载西周中叶楚熊渠伐庸,封其长子康为句亶王,正在其地②。长子康,《世本》原作“庸”,二字形近而譌,康原当作庸,此可谓铁证。句亶在竹山以南,其东南即是蛮河,即古夷水③,正是廪君先世巫诞的所在。廪君所浮夷水,原名盐水,由于廪君从古夷水南下而将夷水之名带至,故改称夷水。而古夷水(今蛮河)北至襄阳一带,正是殷周至春秋时代百濮的活动区域。由此可见,廪君之先,实为由汉至江之濮④。
《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既称廪君先世源于巫诞,又称廪君为“巴氏子”,这显然意味着廪君的先世称为巴氏。而廪君先世所在的句亶(巫诞),位于汉中东南角与大巴山之间的鄂西北巴地,那里正是先秦姬姓巴国之所在。这种情况,表明廪君一系的巴人来源于鄂西北巴地。
廪君的年代,据《太平寰宇记》卷一六八引《世本》云:“廪君种不知何代。”可见由于廪君史迹的渺茫难征,其年代在战国秦汉间已经失考了。但从上文所论廪君先世从古夷水南下的情况,以及廪君一系的史迹等情况来看,其年代是十分古远的,应在青铜时代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之末。这表明,廪君早在史前时期已南迁清江流域,我们不能将其同周初分封在汉水上游与大巴山之间而为《左传》所载的姬姓巴国混为一谈。何况,在《华阳国志·巴志》这篇专名记载巴国及其史事的历史文献中,对于廪君却只字未提,这就充分说明了廪君并非巴国王族这一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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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眨益平: 相传巴蜀之地曾经生活着一个民族,被称为“巴人”.他们骁勇善战,在长江流域创造了古老的文明.然而两千多年前,这个神秘的民族却突然神秘的消失了.有人说是因为战争,据说当地盛产一种井盐,让周边强国分外眼红,使巴人招来灭顶之灾.满意请采纳
渭南市17884358154: 下里巴人的由来是什么??
雷眨益平: 《下里》和《巴人》本是春秋时代楚国流行的民间通俗歌曲.是当时较普及的音乐作品. 《文选•〈对楚王问〉》有记载:“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 唐人李周翰注云:“《下里》《巴人》,下曲名也.《阳春》《白雪》,高曲名也.”“下里巴人”后来泛指通俗的文学艺术,常与“阳春白雪”相对.
渭南市17884358154: “下里巴人”是什么意思?
雷眨益平:据《文选·宋玉〈对楚王问〉》中记载,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
渭南市17884358154: 阳春白雪""下里巴人"指代高雅和通俗的文艺作品.它们最初指的是什么 - ?
雷眨益平: “阳春白雪”是古代琴曲,相传是春秋时期晋国乐师师旷创作,也有说是齐国刘涓子所作.唐代显庆二年(657),吕才曾依照琴中旧曲为“阳春白雪”配歌词. “下里巴人”指的是战国时期流传于楚国的民间歌曲.“下里”指乡里、乡村,“巴人”指巴蜀的人民. 《下里》、《巴人》是当时流传于楚国的民间歌曲,因此会唱的人很多.而《阳春》、《白雪》是相对高雅的音乐,会唱的人就很少. 后世的人就以此为典故,用“阳春白雪”来泛指高深的或高雅不俗的文学艺术或音乐,用“下里巴人”来代表通俗的大众性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并且二者时常对举.此外《阳春白雪》也用来指代琵琶古曲,又称《阳春古曲》.
渭南市17884358154: 现在我们常用“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指代高雅和通俗的文艺作品.请问这两个成语最初指的是什么? - ?
雷眨益平: 《阳春白雪》是中国著名十大古曲之一,古琴十大名曲之一.相传这是春秋时期晋国的乐师师旷或齐国的刘涓子所作. 下里巴人,战国时代楚国的民间乐曲(下里即乡里,巴人指巴蜀的人民,表明做歌曲的人和地方),后来泛指通俗的普及的文学艺术. 望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