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事迹
李世民聪明果断,擅长骑射。少年从军,曾往雁门关解救隋炀帝。首倡晋阳起兵,拜右领军大都督,受封敦煌郡公,领兵攻破长安。
1 安定百姓与重视农业
唐太宗在位的贞观(627年~649年)年间,由于比较注意吸取隋亡的教训,他与其辅佐大臣房玄龄、魏徵等入特别关注国家的长治久安,他们十分注意与民休息,留心治道。这个时期,政治较清明,经济得到恢复发展,社会安定,国势强盛,民族关系融洽,被赞誉为封建社会少有的治世,史称“贞观之治”。
唐太宗及其辅臣认识到“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唐太宗最害怕像隋朝那样覆舟。他认为,隋朝之所以覆亡,是因为“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防止农民起义,唐太宗便采取了与隋朝针锋相对的做法,他“去奢省费,轻谣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这样做,便可以使百姓生活安定,社会稳定,大唐的统治也就可以长久。唐太宗也确实这样做了。
唐太宗以好大喜功、奢侈淫逸、滥用民力的隋炀帝为戒,他生活比较节省,基本上不求仙,终其生不封禅,他少修或不修宫殿,他减少冗宫,这些都是“去奢省费”,自然也就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唐朝全面实行庸法,农民交纳一定量的绢、布,便可代替力役,使农民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不误农时。唐大宗一再推迟修复洛阳宫殿,其他建造也较少,使力役减少。唐朝的租调较隋为轻,遇到灾荒,规定可以减收租调,这就是“轻徭薄赋”。唐大宗十分重视选用清廉官员,尤其是州、县临民之官。他将各州刺史的姓名写在宫中屏风上,有功有过都记于其名下,以便奖惩;他多次下令惩办贪官,严禁官吏贪赃在法,奖励清廉之官。这样,他做到了“选用廉吏”。据载,贞观年间,“官得其人,民去叹愁”。
为了使百姓“衣食有余”,唐太宗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唐朝全面推行“庸法”,不仅减少了谣役,而且增加了农民从事生产的时间,尤其是在农忙之时,以绢、布代役,可以不误衣时。这对于农业生产的益处是十分清楚的,唐大宗特别注意不夺农时,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他还说:“省徭赋,不夺其时”。唐太宗关心农业生产,注意不夺农时,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是十分有利的。这样,经过农民的辛勤劳动,基本上做到了“使民衣食有余”。
唐太宗十分重视救灾,这也是缓和阶级矛盾的重要措施,贞观元年至三年,关中、关东发生水、旱、蝗、霜之灾,唐太宗当即“诏所在赈恤,无出今年租赋”。即使这样,还有不少农民因无法生存,“多卖子以接食”,唐太宗便“诏出御府金帛为赎之,归其父母”。经过努力,终于克服了灾害,缓和了阶级矛盾,安定了百姓。唐太宗的这些做法,无疑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但也不能不看到,比起不救灾、或暴君如隋炀帝,要好多了。人民已到了卖儿卖女地步,再不接济,便有可能发生隋未农民起义那样激烈的事件。唐太宗赎回儿女,起到了收买人心、安定百姓、保有劳动力的作用,是更为高明的统治术。
2 知人善任
唐太宗在即位之初,便定下了“僵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又规定了具体的政策。在人治社会里,必须要用人得当,这些方针、政策才能贯彻执行。唐大宗对用人问题,十分留意。他认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他认识到,治理国家,靠自己一人是不行的,应当“广任贤良”。所以,他要求臣下推荐人才,自己也留心观察,发现和提拔有用之才,推行“任人唯贤”的路线。唐太宗选拔人才,基本上做到不以个人恩怨好恶为标准,也不以新旧亲疏力转移。他说:“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正因为如此,他所任用的,大多为有识才能之士,这些人,有的是旧部下,有的是旧日敌人,也有新出现的才智之士,或疏远之人。如魏徵,原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曾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不嫌旧仇,而加以信任和重用,以至做到宰相,成为“贞观之治”的重要推动者。又如马周,本不知名,唐太宗见到他为将军常何写的奏事,认为很有才能,立即召见。马周确实能干有才,以后官至中书令。唐太宗就是这样,随时留心、发现和任用贤才。 唐太宗认为,对有用之才,不可求全责备,他说“使人如器”,即根据人才的情况来使用。唐太宗要求大臣封德彝举贤,当封德彝回答说,未见奇才异能之上时,唐大宗明确指出:“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唐大宗用人,也不以门第为限,他任用的宰相,张亮“素寒贱”,周马“孤贫”,戴胄出身“门下录事”。唐太宗用人还不以华夷为隔,他任用了突厥等族的将领,如那史那社尔、执失思力、契苾何力等。 由于唐太宗知人善任,在他身边困聚了当时的众多才能之士,正是在这些才能之士的协助下,唐太宗才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局面。
唐太宗虽然基本上做到了知人善任,但也有不妥之时,不过,他能及时纠正,这在封建帝王中也是难能可贵的。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命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后来听房玄龄说“李纬大好髭须”,便知自己任错了,随后便改任李纬为洛州刺史。
知人善任、任人唯贤,是封建帝玉都知道的,但是真正做起来并不容易。帝王科用手中权力搞“任人唯亲”是常有的事,唐太宗注意“任人唯贤”,也有其局限性,不过,即使这样,亦应看到它给贞观政治带来了清醒的风气。
3 兼听纳谏
兼听是指广泛听取不同的意见和建议,不偏听偏信;纳谏是指君主接受正确的意见和批评,改正缺点、错误,防止政治上和个人的失误。兼听纳谏是封建帝王重要的个人政治修养和品质、作风。要兼听纳谏,也是封建君主都知道的,但要做到却是十分不容易的。
唐太宗力求成为明君,魏徽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他希望唐太宗能够“兼听纳下”,成为一个有道明君。君主兼听纳谏,则“贵臣不得壅蔽”,“下情必得上通”。国家便能治理好。唐太宗很重视魏徵的意见,并在自己的行动中,尽可能兼听纳谏。 唐太宗与直言进谏的魏徵的关系,以及对魏徵进谏的态度,证明了他确实是个善于纳谏的君主。魏徵有“耻君不及尧、舜”的忠诚,在贞观年间,无论是国家政事,还是唐太宗的个人行为,只要他认为不妥的,便直言进谏,即使要冒犯唐太宗,也不退却。唐太宗也认为,魏徵“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魏徵进谏,唐太宗纳谏,成为封建社会君明臣贤的美谈,唐太宗被誉为“从谏如流”的明君,是与魏徵不断直谏密切有关的。唐太宗也从兼听纳谏中获得政治上极大的好处。唐太宗深深体会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他要求臣下“务尽忠谠,匡救朕恶”。他也以“终不以直言忤意,辄相责怒”相许。而且每次都和颜悦色听取批评意见。事实上,唐太宗对能直言进谏的官员,不仅不加责备,而且给以奖励。如给事中张玄素谏修洛阳宫殿,赏绢200匹;孙伏伽谏刑赏不当,赏以价值百万钱的兰陵公主园;魏徵谏用人不当,赏绢500匹。这不仅表彰了进谏的臣下;而且也起到了引导进谏的作用。
贞观年间,在唐太宗的倡导下,进谏蔚然成风,不仅大臣进谏,连宫中的长孙皇后、徐贤妃也能进谏。当以直谏著名的魏徵去世时,唐太宗十分难受,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为此而悲泣久之。像唐太宗这样以身作则兼听纳谏的皇帝,在封建时代,确实是不多见的。 为了让子孙也能兼听纳谏,巩固唐朝的统治,唐太宗还对进谏、纳谏作了具体规定。他规定,三品以上官员人阁议事,要有谏官随同,有失便谏。贞观元年,唐太宗下诏“自是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人,预闻政事,有所开说,必虚己纳之”。唐太宗还规定,五品以上京官,要轮流到宫中直宿,以便皇帝召见,询问外间事务,了解民间疾苦,以及政事得失,使下情多少得以上达。 知人善任、兼听纳谏是唐太宗政治上取得成功的两个重要的主观原因,也是他成为杰出封建政治家的重要的政治素质。可以说,唐太宗之所以能成为封建帝王的楷模,与他能够知人善任、兼听纳谏关系极大。
4 撰修氏族志
唐太宗为了压抑士族势力、抬高李氏皇族、加强皇权、巩固统治,进行了修撰氏族志的工作。
唐初士族,主要有四个地域集团,并各有所尚:山东士族尚婚娅,江左士族尚人物,关中士族尚冠冕,代北士族尚贵戚。李唐起自关中,唐政权中关陇士族最强,左右着唐初的政局。江左和代北士族,至唐朝已经没落;以崔、卢、郑、李、王为首的山东士族,虽经农民战争打击,但根深蒂固,到唐朝时,仍有一定势力。唐太宗的大臣房玄龄、魏徵、李昉都争相与山东士族联姻,山东士族依然保留着他们的社会地位。士族势力的强大,对皇权不利,唐太宗尤其不能容忍山东士族凌驾于自己所属的关陇士族之上。为此,他命高士廉等刊正姓氏,修撰《氏族志》。
贞观十二年(638年),《氏族志》修成,仍列山东士族崔民干为第一等。唐太宗看后,很是不满,他指出:山东士族“世代衰微,全无冠盖”,而靠以婚姻得财,“不解人间何为重之?”他命高士廉等重新刊定,并指示“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新修订的《氏族志》“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基本贯彻了唐太宗的指示,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崔民干被降为第三等。 唐太宗修《氏族志》,表面上是继承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谱学传统,实际并不如此。在魏晋南北朝时,谱籍是选官的根据,划分门第是看历代做官的情况而定,列为门阀的,都是累世冠冕之家。而唐太字修《氏族志》,并不用它来作选官的根据,至于划分门第等级的标准,更不考虑过去做官的情况,只看在唐朝的官爵高下。修《氏族志》,使一部分做官的庶族地主取得了士族身份,没落门阀土族受到进一步打击,只有关陇士族大致保持了旧日地位。通过修《氏族志》,唐太宗达到了扶植庶族地主、压抑门阀士族,加强皇权、巩固统治的目的。
总结:唐太宗和“贞观之治”的历史地位
唐太宗在其统治的贞观时期,除采取了上述稳定社会、发展生产、治理国家的举措外,还十分注意执法,加强文化教育,在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上,政策比较开明,这些都从不同方面促成和衬托了“贞观之治”。唐太宗作为封建社会突出的明君,“贞观之治”又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治世,唐宋以来对唐大宗和“贞观之治”都有较高的评价。
史书记载,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这就是封建史家所描绘的“贞观之治”。贞观时期似乎真是朗朗乾坤、清平世界,人民真是过着安居乐业、富足美好的生活。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社会图画啊!当然不能说这些全无根据,但溢美成分也是不少的。总起来说,贞观时期,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注意发展农业生产,轻徭薄赋,他用贤勤政,政治较为清明,人民生活基本有了保障,社会秩序安定,阶级矛盾缓和,民族关系较融洽。这确实是封建社会的治世,它比平世自然好得多,更不要说乱世了。唐太宗是实现“贞观之治”的领导者,他比封建时代的平庸君主要强得多,更不要说昏君、暴君了。明君、治世,给人民多少带来了一些好处,对社会发展有利。从这个角度看,唐太宗和“贞观之治”是应当基本予以肯定的。
贞观治世,不仅是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造成的,更应看到,它的出现是隋未农民起义推动的结果。农民战争打击和教训了封建统治阶级,使唐太宗及其辅佐在制定政策时,不能不对农民的要求有所考虑,以至在其中有所反映。如轻徭薄赋就是农民战争反对繁重徭役兵役的反映,庸法全面实施,同样反映了农民的愿望。更何况,贞观冶世的出现,完全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由此可见,“贞观之治”是劳动人民创造历史,推动社会发展的有力证明。
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即使在贞观时期,农民生活还是很苦的。隋炀帝时,人民为逃避苛重的徭役,自残肢体,称之为“福手”、“福足”,贞观时期,这种“遗风犹存”。它说明了在封建社会的治世,人民的负担依然沉重,生活很艰苦,阶级矛盾还相当尖锐。唐太宗作为封建帝王,在统治的初期,留心治道,注意兼听纳谏,注意节俭。但是,在统治稳定之后,也就不同于前了,他逐渐骄傲起来了,纳谏也少了,“营缮”则多了,行幸游猎频繁了,还出兵征高丽。总之,贞观后期的政治大不如贞观前期,说明贞观政治并不是始终如一的。这些,都是唐太宗和“贞观之治”的局限性。当然,这在唐太宗和整个贞观时期,只占次要位置,并不影响唐太宗作为杰出封建政治家和“贞观之治”是封建社会著名治世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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