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提供一点鲁迅的一些资料~帮忙啦

谁提供一点鲁迅的一些资料~帮忙啦啊~

　　 伟大英明的革命领袖毛 认为：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但是我觉得鲁迅个人不应当享受如此高的评价，他的人品，文品，思想都不足以达到主席所评价的境界。
　　 下面按照时间顺序对鲁迅进行尽可能详细的评价，让大家比较清楚的看看一个真实的鲁迅。鲁迅本姓周，名樟寿，后改为树人：号豫山，后改为豫才。鲁迅是他的笔名，为了行文方便，我一开始便称他鲁迅。
　　 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诞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周家，取名樟寿，字豫山。祖父周福清（1837一1904），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江西金欲县知事，此时正在北京任内阁中书。父亲周伯宜（1860一1896），秀才，闲居在家，思想颇为开通6母亲鲁瑞（1857一1943），出身于绍共近郊安桥头一户官宦人家，没念过书，但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
　　 从鲁迅的幼年看，家道应当说是甚好。这就使鲁迅获得了一系列穷家小户的孩子所无法享受的条件。周家门上那一块“钦点”“翰林”的横匾，正明白无误地宣告了周家的特殊地位。家里四五十亩水田，就是周福清不从北京汇一文钱回来，日常生计总是绰绰有余，足以将贫困从他身边赶得远远的。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后来周家急剧衰败。这对成长中的鲁迅的性格必然产生极大的影响。就是成年人当从极其优越的生活堕入苦难之中也会产生极大的不适应甚至抱怨，产生抱怨社会的习惯也是很自然的，何况一个小孩儿？鲁迅那偏激的性格，不能容人的狭小肚量在他幼年就埋下了伏笔。
　　 一八八六年 由叔祖周玉田开蒙，进周家自设的私塾读书。按照祖父的意见，除习字、对课之外，主要是读《鉴略》 。因原名豫山与“雨伞”谐音，改为豫亭，后又改为豫才。
　　 周家尚读书，而且有人在京城任“翰林”为什么不按照当时惯例开蒙读书呢？《鉴略》的难度远大于《三字经》、《百家姓》的。是周家不是真的读书人家（因周家衰败而产生的联想）？还是周家骨子里就有着叛逆不经的性格？
　　 一八九0年本年 继续在本宅私塾读书。因课余在周玉田家中看到许多杂书，引起了欣赏和搜集图画书的兴趣。
　　 如此说来，相当于现在的小学生就看“闲书”吧？自设私塾本身就不是很正规，而且在这么小就对“画着插图的《花镜》，描写少男少女的《红楼梦》” 感兴趣真的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且当这些东西分散了一个小学生的经历之后，他的超纲而枯燥的基本课程又能好到哪里去呢？这是他狂批中国古代文化，痛恨文言文而力推白话的早期原因吧？
　　 幼年的鲁迅性格非常顽劣。他的曾祖母戴氏，平常不苟言笑，总是一本正经地端坐在门口一张硬梆梆的太师椅上，让人觉得不大好接近。鲁迅却偏偏要去逗她，故意从地面前走过，假装跌跟头倒在地上，引得老大太惊叫：“阿呀，阿宝，衣裳弄脏了呀……过一会儿又从她面前走过，又假装跌，要引她再作那样的惊呼。
　　 一八九二年二月 被送进据说是绍兴城内最严格的私塾“三味书屋”，从寿镜吾读书。除在课堂上读经史之外，还读小说，看画谱，并逐渐养成了影描小说书上的插图，直至整段整本地抄杂书的爱好。
　　 此期间，鲁迅仍然不爱学习，这从他的作品《三味书屋》中也能看出一些。但是，他顽劣的品行自己当然不愿意公开。有一回，一位姓高的同学偷看了寿先生的对课题目，是“独角兽”，就悄悄地来问他：“你说我对什么好？”鲁迅说：“你对‘四眼狗’好了。”那人也真是呆子，上课时竟真以“四眼狗”回答寿先生，寿先生是近视眼，正戴着眼镜，听了自然大怒，把那同学狠狠地骂了一顿，再看鲁迅，却在一旁用书遮着脸，憋不住要“咕咕”地笑出声来。 在封建礼教严重的时候，教师是具有绝对的权威的啊，这家伙居然如此卑鄙，挑起事端之后在一边看笑话，其实，他长大后又何尝不是如此啊！鲁迅虽是长在城里，却没有一般城市中少年人的文明相。他七八岁的时候，常受到另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名叫沈八斤的亲戚的威吓，心中非常生气，可是家中有规矩，不许与别人打架，他就只好用画画来发泄，画一个人躺在地上：胸口刺着一枝箭，上面写着：“射死八斤！”这正是后来他的风格么，典型的人身攻击风格。进入三味书屋以后，他的好斗的性情更有发展，有一次不知听什么人说，城中另一家私塾的老师，绰号“矮癞胡”的，竟然虐待学生，连撒尿都要从他手上领一枝竹签才能走，鲁迅不禁大怒，放学后就和几个同学一起，冲到那“矮癞胡”的私塾里，正巧里面没有人，他们便打翻砚台，折断竹签，大大地造了一通反。这跟你“三味书屋”的学生又有什么关系了？就算看不过也可以采取和平的手段解决啊，大家都是读书人，何必如此野蛮？其实野蛮正是鲁迅的个性。还有一次，也是听到一个传闻，说有位姓贺的武秀才，经常在家门口打骂过路的小学生，鲁迅们便相约着埋伏在那人的家门口，预备揍他一顿。他们都还是小孩子，那姓贺的却是武秀才，为了保证必胜，鲁迅特地取了祖父的一腰刀，藏在大褂底下带去，幸亏那武秀才听到风声，不愿意来和小孩子们惹麻烦，躲开了。 野蛮，不自量力的野蛮啊。有俗话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不是说能看一个任的成就，而是从小就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或者说人格。在有严格家教束缚时期的鲁迅就如此顽劣，后来基本没人管束的时候他会成长成什么样子？当然是好不到哪里去啊！
　　 一八九三年秋天 祖父因科场舞弊案被捕入狱，押在杭州府狱内。为免受牵连，与二弟周作人一起，被送往亲戚家避难。
　　 一八九四年四月 由避难地返回家中，仍进“三味书屋”读书。冬天 一父亲吐血病倒。既身为长子，便挑起了生活的重担，除读书外，还要出入当铺和药房，领略冷眼和侮蔑。
　　 一八九六年十月十二日 父亲病逝。家境急剧衰败，甚至招致亲戚本家的欺侮。
　　 这期间，幼小的鲁迅饱尝世事冷暖，对他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摧残。也形成了畸形的性格。在广州，青年学生问他为什么憎恶旧社会，他更这样回答：“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 一个人，仅凭自己家族的冷暖来评价甚至憎恶一个社会是不全面的。对于认识的形成，有个一贯的规律，那就是错误的推理过程得到正确的答案也是不可信的。
　　 一八九八年春天 在家练习八股诗文，送去“三味书屋，由寿镜吾的儿子寿洙邻批改。五月 离开绍兴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念书。改本名樟寿为“树人”。十一月退学回家。十二月十八日 参加会稽县的县考，在五百多人中考得第一百三十六名。
　　 当时绍兴的风气，读书人考不上秀才，往往就给人当幕僚，或者经商做买卖。可是，当幕僚要有关系，做买卖要有本钱，鲁迅家境那样狼狈，这两个条件一样都没有。剩下的路，就只有进新式学堂了（鲁迅作品中有所提及）。可就是这样的学堂，鲁迅也并不是都能去读。当时杭州有一所求是书院，是这类学堂中较为出色的，他也很想去，可是学费太高，每月要三十二块大洋，他哪里付得起？万般无奈，只好选择地处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这是一所类似军校的机构，入学近于当兵，没有什么读书人愿意去，收费也就极低，差不多是免费。因为是军校，大家为了逃避责任，多不用真名注册，于是鲁迅有了周树人这以名字。没想到逃避责任而编造的名字居然“流芳”起来了，怪异！十八岁的鲁迅到南京不久，就这样向家中的兄弟描述旅中的感受：“斜阳将坠之时，瞑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遏。” 如此下场，的确可怜。可是这更加重了他内心对社会的憎恨，也使得其性格更加偏激。二十多年后，他回忆这离乡的情形：“好。那么，走罢！……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垢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 天啊，原来不是选择通过奋斗改变命运而是选择逃避。鲁迅读书并不认真啊，他的退学有很多次，但是总为退学找理由。
　　 一八九九年一月 再回南京，改入矿路学堂念书。课余则常习骑马。
　　 一九0一年仍在矿路学堂念书。开始到学堂内的阅报处翻阅《时务报》等宣扬新思想的报刊，并买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以及林纤翻译的外国小说，读得入迷。
　　 家境不好的鲁迅竟然和那些纨绔子弟公子哥一样“常习骑马”，可见他并没有太多对家庭的责任感，家中寡母老弱，又被亲戚欺负，艰难的准备点钱给他上学，他居然去骑马。另人痛恨！极度痛恨啊！
　　 一九0二年三月 离开绍兴去日本留学。先人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十月 与弘文学院的同学许寿裳经常讨论中国国民性的病因及其解救办法。并经常去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参加反清的革命者的演讲会。
　　 一九0三年三月 作《自题小像》诗。六月 在留日浙江籍学生主办的《浙江潮》上发表，十月 与陶成章等人一起，加入反清团体“浙学会”，此会即为后来成立的著名的反清组织“光复会”的前身之一。
　　 两年的时间一晃而过，鲁迅在矿路学堂毕业了

关于鲁迅

梁实秋



近来有许多年青的朋友们要我写一点关于鲁迅的文字。为什么他们要我写呢？我揣想他们的动机大概不外几点：一、现在在台湾，鲁迅的作品是被列为禁书，一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好奇，于是想知道一点这个人的事情。二、一大部分青年们在大陆时总听说过鲁迅这个人的名字，或读过他的一些作品，无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关于他的宣传，因此对于这个人多少也许怀有一点幻想。三、我从前曾和鲁迅发生过一阵笔战，于是有人愿意我以当事人的身分再出来说几句话。

其实，我是不愿意谈论他的。前几天陈西滢先生自海外归来，有一次有人在席上问他：“你觉得鲁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从旁插嘴，“关于鲁迅，最好不要问我们两个。”西滢先生和鲁迅冲突于前（不是为了文艺理论），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对鲁迅都是处于相反的地位。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所以从他死后，我很少谈论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战时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也许现在的青年有些还没有见过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过，再破例一次，重复一遍我在那文里说过的话。

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写过不少批评鲁迅的文字，好事者还曾经搜集双方的言论编辑为一册，我觉得那是个好办法，让大家看谁说的话有理。我曾经在一个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是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的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参加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后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

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逼他摊牌，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不满于现状”。我记得我说：“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我这一逼，大概是搔着他的痒处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袭用他的老战术，先节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说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贬”是“贬”，如果不作为贬用，贬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鲁迅大概是忘记了红楼梦里即曾把“褒贬”二字连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语至今仍是如此。）随后他声明，有一种主义他并没有骂过。我再追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不是共产主义？他不回答了。(当面对被揭出的人生黑暗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智者将以深思，回省自身，然后择法改之；愚者不谋自赎，反指责对方不详细告知自己哪里是坦途。----宇慧按)

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后逼上梁山。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事实上，鲁迅对于左倾分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等到后来得到共产党的青睐而成为左翼领导人的时候，才停止对他们的攻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笔调来翻译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这一本“文艺政策”的翻译，在鲁迅是一件重要事情，这很明显的表明他是倾向于共产党了。可是我至今还有一点疑心，这一本书是否鲁迅的亲笔翻译，因为实在译得太坏，鲁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这是共产党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无法推卸。这一文件的寿命并不长，因为不久俄国的文艺界遭受大整肃，像卢那卡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玛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惨的命运，上海的“普罗文艺运动”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谓“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迹销声，这一段戏剧式的转变之经过详见于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艺术家”一书。经过这一段期间，鲁迅便深入共产党的阵营了。

在这个时候，我国东北发生了中东路抗俄事件。东北的军阀割据，当然是谁也不赞成的。可是当我们中国的官兵和苏俄帝国主义发生了冲突，而且我们的伤亡惨重，国人是不能不表关切的。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是一个考验。我很惊奇的在上海的马路旁电线干及各处的墙壁上发现了他们的标语“反对进攻苏联！”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询问：是中国人进攻苏联，还是苏联侵入了中国？鲁迅及其一伙的回答是：中国军阀受帝国主义的唆使而进攻苏联。经过这一考验，鲁迅的立场是很明显的了。



鲁迅没有文艺理论，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这种判断句毫无力度。

鲁迅死前不久，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好象就是“死”，他似乎感觉到不久于人世了，他在文里有一句话奉劝青年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也不必以人废言，这句话便是：“切莫作空头文学家。”何谓空头文学家？他的意思是说，文学家要有文学作品，不是空嚷嚷的事。这句话说的很对。随便写过一点东西，便自以为跻身文坛，以文学家自居，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怪不得鲁迅要讽刺他们。可是话说回来，鲁迅也讽刺了他自己。鲁迅死后，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为他们原是有组织的、有人、有钱、有机构，一切方便。猩红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册我记不得了，大概有十几册到二十册的光景。这不能算是空头文学家了。然而呢，按其内容则所有的翻译小说之类一齐包括在内，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鲁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张，我当然不知道，不过把成本大套的翻译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显着伟大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幸亏鲁迅翻译了戈果里的“死魂灵”而未及其他，否则戈果里的全集势必也要附设在鲁迅全集里面了。

鲁迅的作品，我已说过，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讽刺文学，也还是有问题的。所谓讽刺的文学，也要具备一些条件。第一、用意要深刻，文笔要老辣，在这一点上鲁迅是好的。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虽然尽可愤世嫉俗，但是在心坎里还是一股爱，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一时之快，不在“灭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别人。在这一点上我很怀疑鲁迅是否有此胸襟。第三、讽刺的对象最好是一般的现象，或共同的缺点，至少不是个人的攻讦，这样才能维持一种客观的态度，而不流为泼妇骂街。鲁迅的杂感里，个人攻讦的成分太多，将来时移势转，人被潮流淘尽，这些杂感还有多少价值，颇是问题。第四、讽刺文虽然没有固定体裁，也要讲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一样，有适当的长度，有起有讫，成为一整体。鲁迅的杂感多属断片性质，似乎是兴到即写，不拘章法，可充报纸杂志的篇幅，未必即能成为良好的文学作品。以上所讲也许是过分的苛责，因为鲁迅自己并未声明他的杂感必是传世之作，不过崇拜鲁迅者颇有人在，似乎不可不提醒他们。

在小说方面，鲁迅只写过若干篇短篇小说，没有长篇的作品，他的顶出名的“阿Q正传”，也算是短篇的。据我看，他的短篇小说最好的是“阿Q正传”，其余的在结构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说，好像是一些断片的零星速写，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单就一部作品而论，“阿Q正传”是很有价值的，写辛亥前后的绍兴地方的一个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绘上是很深刻而细腻。但是若说这篇小说是以我们中国的民族性为对象，若说阿Q即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代表人物，我以为那是夸大其辞，鲁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阿Q这个人物，有其时代性，有其地方性。一部作品，在艺术上成功，并不等于是说这个作家即能成为伟大作家。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必须要有其严肃性，必须要有适当的分量，像“阿Q正传”这样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够把它的作者造成一个伟大作家。有一次肖伯纳来到上海，上海的所谓作家们便拥出我们的“伟大作家”鲁迅翁来和他会晤，还照了一张像在杂志上刊出来，一边站着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须发银白的肖伯纳，一边站着的是身材弱小头发蓬□的鲁迅，两相对照，实在不称，身量不称作品的数量分量也不称。这种比较倒实在有胡搅蛮缠之嫌。

在文学的研究方面，鲁迅的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国小说使略”，在中国的小说方面他是下过一点研究的功夫的，这一本书恐怕至今还不失为在这方面的好书。我以为，至少这一本书应该提前解禁，准其流通。此外，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别的贡献。有人说，他译过不少欧洲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我的知识太有限，我尚不敢批评那些所谓“弱小民族”的文学究竟如何。不过我想，鲁迅的翻译是从日文转译的，因此对于各民族的文学未必有适当的了解，并且鲁迅之翻译此类文学其动机可能是出于同情，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至于其本身的文学价值，他未必十分注意。

五四以来，新文艺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并不多，像鲁迅这样的也还不多见。他可以有更可观的成就，可惜他一来死去太早，二来他没有健全的思想基础，以至于被共产党的潮流卷去，失去了文艺的立场。一个文学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风弄月，自然要睁开眼睛看看他的周围，自然要发泄他的胸中的积愤与块垒，但是，有一点颇为重要，他须要“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整体。”（To see life steadilyand see it whole）。这一句话是英国批评家阿诺得Matthew Arnold批评英国人巢塞Chaucer时所说的话。他说巢塞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他对人生的观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肤浅的。我如果要批评鲁迅，我也要借用这一句名言。鲁迅的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所以他立脚不稳，反对他的以及有计划的给他捧场的，都对他发生了不必要的影响。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

鲁迅的性格

前几年，有一回，我答复一位比较知心的朋友的问话他问我，究竟为什么到香港来的道：“我是为了要写许多人的传记，连自传在内，才到香港来的。第一部，就是要写《鲁迅评传》。”这位朋友，还不十分了解我的苦心。其实，蔡邕临死时，也只想续成《汉书》，而黄梨洲、万斯同晚年惟一寄托就在编次明史。先前，我也还有埋首研究的雄心。而今，我恍然明白了，我若不赶快把所知道的有关鲁迅的情况写下来，它们很可能在转眼之间，就消失得干干净净了。我要把真实的事实，鲁迅的真面孔，摆在天下后世的人的面前。

笔者写到这儿，似乎鲁迅坐在我的面前，我要笑着对他说：“你只能让我来写你了，因为你已经没有来辩论的机会了”有一位替罗斯福作传的人说：“罗斯福不是个简单的人，将来会有许多记述罗斯福的书，但是不会有两本书对他作同样的描写的，因为不会有两个人从他的一生中看到过相同之处。而一切对于他的描绘，其种类之多，矛盾之甚，会是骇人听闻的。知道他，以及生活在他的时代的人们，都和他相处过于密切，并且对于他党派观念也太强，他们不是偏护他，便是反对他，因此，都缺乏必须具备的客观性。”我想，对于鲁迅，大概也是如此罢。

这儿，可以让我来谈谈他的性格了。我们且先听听鲁迅生前的一段话。他的这段话是从前人骂嵇康、阮籍开头的，鲁迅可说是千百年来嵇康阮籍的第一个知己。“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年多。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还有一个实证，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竹林七贤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样的饮酒。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愿加入时，阮籍却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够了。假若阮籍自以为行为是对的，就不当拒绝他的儿子，而阮籍却拒绝自己的儿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但我看他做给他的儿子看的‘家诫’，——当嵇康被杀时，其子方十岁，算来当他做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儿子是未满十岁的，——就觉得宛然是两个人。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长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即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像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稀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意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这段话，我们仔细看一看，就可以知道他所启发的意义太深刻了。我们绝不能说是看了几部鲁迅的作品，几篇鲁迅的散文，就算了解鲁迅了。鲁迅表现在文章的是一面，而他的性格，也许正和文章所表现的完全不相同的。那些要把鲁迅捧入孔庙中的人，怕不使鲁迅有“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之叹呢？

我曾经对鲁迅说：“你的学问见解第一，文艺创作第一，至于你的为人，见仁见智，难说得很。不过，我觉得你并不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他也承认我的说法，依孟子的标准来说，他是属于“圣之清者也”。

鲁迅是一个“世故老人”，他年纪不大，但看起来总显得十分苍老。他自幼历经事变，懂得人世辛酸以及炎凉的世态，由自卑与自尊两种心理所凝集，变得十分敏感，所以他虽不十分欢喜“世故老人”的称谓，却也只能自己承认的。鲁迅曾对许广平说：“我自己知道是不行的；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我又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也就不能有大局面。”“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子是‘骄傲’与‘玩世不恭’，我觉得我自己就有这毛病，不大好。……一，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途’，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来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的。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咬它一口。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但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不知道是否世上本无所谓穷途，还是我幸而没有遇着。二，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歌唱，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但恐怕也有时会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总结起来，我自己的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或者就是糖罢。但临末也还是归结到‘没有法子’，这真是没有法子这也可说是他的阿Q精神。”这些话，都是世故老人的说法。他的性格，正是从幼年的忧患与壮岁的黑暗环境中陶养而成的。芥川龙之介，他看了章太炎先生，比之为鳄鱼，我觉得他们师徒俩，都有点鳄鱼的气味的。

鲁迅有一回，因为悼念刘半农，因而连带说到陈独秀和胡适之的为人。他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这段论人文字，写得极好，而且就这么把他们三个都论定终身了。至于鲁迅自己的为人呢我以为他是坐在坦克车里作战的，他先要保护起自己来，再用猛烈火力作战，它爬得很慢，但是压力很重。他是连情书也可以公开的十分精明的人，他说：“常听得有人说，书信是最不掩饰，最显真面目的文章，但我也并不，我无论给谁写信，最初总是敷敷衍衍，口是心非的，即在这一本中，遇有较为紧要的地方，到后来也还是往往故意写得含糊些。”毕竟他是绍兴师爷的天地中出来，每下一着棋，都有其谋略的。

前人有一句爱用的成语：“一成为文人，便无足观。”这句话，也许是一句感慨的话，也许是一句讽刺的话，我就一直没有看懂过。有一天，恍然有悟，文人自己有自己的王国的，一进入文艺王国，就在那个天地中历劫，慢慢和世俗这个世界脱节了，所以，世俗人看来，文人总是傻里傻气的，再了不得，也是看得见的。鲁迅也和其他文人一样，对外间的种种感觉是很灵敏的，他比别人还灵敏些；这些不快意的情绪，很容易变得很抑郁自卑与自尊的错综情绪。但我们把这种情绪转变为文学写了出来，经过了一次轮回，便把这分抑郁之情宣泄出去，成为创作的快感了现代文人，还有一个便利的机会，便是笔下所写的，很快就见之于报刊，和千千万万读者相见，很快获得了反应；这又是一种新获的快感，对我们是一种精神上的补偿。古代文人，还有得君行其道一种野心，现代文人，就安于文艺王国的生活，并不以为“一成为文人，便无足观”的。萧伯纳并不羡慕邱吉尔的相位，他自觉得在文艺王国中，比邱吉尔更崇高些，也就满意了。鲁迅可以说是道地的现代文人，他并不是追寻隐逸生活，他住在都市之中，天天和世俗相接，而能相忘于江湖，看起来真是恬淡的心怀。不过在文艺王国中，他的笔锋是不可触犯，他是不饶人的。有的人，以为鲁迅之为人，一定阴险狠鸷得很，不容易相处的。我当初也是这么想，后来才知道他对人真是和易近人情，极容易相处的。我觉得胡适的和气谦恭态，是一种手腕，反而使人不敢亲近；鲁迅倒是可以谈得上君子之交淡如水的。

孙伏园先生，他在中学时期，便是鲁迅的学生，后来，在北京在广州和鲁迅往来很密切，他曾说过一些小事，倒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鲁迅的性格。他说他们到陕西去讲学，一个月得了三百元酬金。鲁迅和他商量：“我们只要够旅费，应该把陕西人的钱，在陕西用掉。”后来打听得《易俗社》的戏曲和戏园经费困难，他们便捐了一笔钱给《易俗社》。西北大学的工友们，招呼他们很周到，鲁迅主张多给点钱，另外一位先生不赞成，说“工友既不是我们的父亲，又不是我们的儿子；我们下一次，不知什么时候才来；我以为多给钱没有意义，”鲁迅当面也不说什么，退而对伏园说：“我顶不赞成他说的‘下一次不知什么时候才来’的话，他要少给，让他少给好了，我们还是照原议多给。”君子观人于微，从这些小节上，可以看出他的真襟怀来！

伏园说鲁迅的家常生活非常简单，衣食住几乎全是学生时代的生活。他在教育部做了十多年事，也教了十多年书，可是，一切时俗的娱乐，如打牌、看京戏、上八大胡同，他从来没沾染过。教育部同人都知道他是怪人，但他并不故意装出怪腔，只是书生本色而已。在北京那样冷的天气，他平常还是不穿棉裤的人；周老太太叫伏园去帮助他，他说：“一个独身人的生活，绝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鲁迅很早就过非常简单的生活，他的房中只有床铺、网篮、衣箱、书桌这几样东西；什么时候要走，一时三刻，随便拿几件行李，就可以走了。伏园说到他和鲁迅一同出门，他的铺盖，都是鲁迅替他打理的我想：这一种生活，还是和他早年进过军事学校有关的。

我常拿着鲁迅的性格和先父梦岐先生相比，他们都是廉介方正的人；但先父毕竟是旧时的理学家，而鲁迅则是新时代的人。

　　“精神贩子”

　　女作家肖红，一次在鲁迅家里碰到一个瘦高个、短头发的陌生客人。鲁迅先生向她介绍说：“这是我的一位同乡，是做生意的。”饭后，“商人”谈起鲁迅先生的作品《伪自由书》、《二心集》等，见解深刻，谈吐不凡。“这位儒商是干什么的呢?”肖红一时很纳闷。
　　一天晚上，“商人”身着长衫，手提一只小箱子，和大家告别而去。鲁迅先生问肖红：“你看这位商人是做啥买卖的?”“不知道!”先生笑了，幽默地说：“他呀，是一个贩卖私货的‘精神贩子’———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文艺评论家冯雪峰同志。”

　　让我一个人失眠算了

　　鲁迅家里有两个保姆，不知何故，发生了几次口角。先生受不了整天的吵闹，竟病倒了。隔壁的俞芳小姑娘问道：“大先生，你为什么不喝止她们?”
　　鲁迅微笑着说：“她们闹口角是因为彼此心里都有气，虽然可以暂时压下去，但心里那股‘气’是压不下去的，恐怕也要失眠，与其三个人或两个人失眠，那么还不如让我一个人失眠算了。”

　　到老才能逛公园

　　有个女师大的学生，未经家长允许，竟和别校一男生去逛了公园。她父母知道后，找到学校大吵大闹，指控校方管教不严。那位封建死板的校长“老小姐”，像泼妇一样斥责女学生：“太不像话了!”鲁迅先生正好经过那里，得知原委后，诙谐地说：“现在风和日丽，这么两位青年学生一块逛公园，有什么不好?那些公园青年人都不准去逛，难道都得成了老太婆、老头子才能去逛吗?”

　　我不爱她哭哭啼啼

　　鲁迅对学生讲评《红楼梦》时，突然问男同学：“你们爱不爱林黛玉?”
　　学生们各抒己见，莫衷一是。
　　有一个学生反戈一击问鲁迅：“先生，你爱不爱呢?”
　　这一问一下子使教室的气氛紧张了起来。鲁迅笑了笑，认真答道：“我不爱她哭哭啼啼。”

鲁迅在上海时，一次到理发馆去理发，理发师见他衣着普通，没有什么派头，就马马虎虎给他理了发，打发了事，鲁迅心理明白，但也不计较，反而多付了他的几倍工钱，理发师被鲁迅这一举动弄蒙了，转念一想：“这个人一定是个有身份的老好人啊！”过了一段时间，鲁迅又来理发了。这次，理发师可热情了，又是端茶，又上让座，足足化了一个多小时才理完发。鲁迅不声不语，按规定付了钱，一分也没有多给。理化师沉不住气了，双手一摊说：“先生，你看……”鲁迅会意了，他说：“学习你，你马虎，我也马虎，你认真，我也认真。”理发师哑然。

鲁迅(1881__1936),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原名周樟寿，字豫才，后改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出生于破落士大夫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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滦南县13189245487： 有关于鲁迅的资料只要50个字 - ？
董先惠百： 鲁 迅(1881.9.25一1936.10.19) 鲁迅原名周樟寿,字豫山,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少年时代在家垫学习诗书经传,喜欢野史杂录和民间绘画艺术.1898年就读于洋务派创办的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数月后重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开始接触新学.1902年到日本留学.4月入弘文学院,1904年4月结业,6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滦南县13189245487： 关于鲁迅的资料、、？
董先惠百： 鲁迅(1881--1936),字豫才,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 作品有小说集《呐喊》(1923年),包括《狂人日...

滦南县13189245487： 关于鲁迅的资料 - ？
董先惠百： 鲁迅杂文集16部:《热风》;《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1926);《而已集》(1927);〈三闲集〉,〈二心集〉(1930);〈南腔北调集〉(1922——1933);〈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1934——1946);〈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集外集拾遗〉,杂文集就这些了,一本不差.

滦南县13189245487： 鲁迅的资料500字左右只要500字左右,不用太多<br/>急啊谢 ？
董先惠百： 鲁迅 先生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13岁那年,他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舞弊案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败落下来...

滦南县13189245487： 谁提供一点鲁迅的一些资料~帮忙啦 - ？
董先惠百： “精神贩子” 女作家肖红,一次在鲁迅家里碰到一个瘦高个、短头发的陌生客人.鲁迅先生向她介绍说:“这是我的一位同乡,是做生意的.”饭后,“商人”谈起鲁迅先生的作品《伪自由书》、《二心集》等,见解深刻,谈吐不凡.“这位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