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唐伯虎献诗祝寿？

谈谈文学与历史的关系~

文学与历史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关系如下：
一、区别
1、定义不同：
历史：广义的“历史学”是对“史”进行同时合训而产生的“史有二义”的统一体。包括：完全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人类过往社会的客观存在及其发展过程；历史学家对这种客观存在和过程及其规律的描述和探索的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出来的产品。
狭义上的史学专指后者。历史狭义上的史学是一种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的属于观念形态的东西的统一体。
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是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寓言、童话等不同体裁，是文学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学以不同的形式即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作为学科门类理解的文学，包括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及新闻传播学。
2、来源不同：
历史：历史随时产生，是人们在过去自由活动的如实记录。它存在的意义是，让人们总结过去，充实未来的生活，以史为鉴，借古论今。
文学：文学是意识的产物，生活的反映，文学是客观的东西到了人的头脑中后，人重新组织编出用文字表达出来的东西。
二、联系
历史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文学不同于历史，文学源于历史，同时又虚构部分，同时加入作者的自己的感情因素和作者的价值观的影响，会对历史作出不同程度的改变，使得文学又更多的感情色彩。经过文学的加工，历史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同时历史又给了文学创作更多的源泉的灵感。

扩展资料：
历史起源：
“历史”的含义在中文中最早仅用“史”一字代表。甲骨文中“史”字与“事”相似，指事件。许慎《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便指出“史”的本意即记事者，也就是“史官”。由此引申，则代表被史官被纪录的事，换句话说，即所有被文字纪录的过去事情。
“历史”一词出现较晚，《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吴书》，吴主孙权“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史”前加“历”字是指经历、历法，也就是人类经历的一段时间。在事件中加入时间的概念，“历史”一词就具有了当今的含义。近代日本学者为翻译英文“history”，便以历史二字附会之，使其成为对应词。
广义上指客观世界运动发展的过程，可分为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两方面。历史是研究人类变化，社会兴替的重要的人文学科。
在西方，多数语言的“历史”一词源出自希腊语“historia”，原义为“调查、探究”，出自“历史之父”古希腊作家希罗多德的《历史》（Historia）一书。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历史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文学

歌谣、传说、神话、故事、寓言、童话、传记、诗篇、稗史、游记、剧本、小说、随笔、评论……繁多的体裁构成了文学，也构成了文学的历史。然而，并不是每种抒怀或记叙文字都能进入文学史。就每个具体时代而言，能以经受时光的筛簸，穿越后世历代的传述而存留下来的文学作品必是少数。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的历史实质上是精品文学的历史、经典文学的历史。
在一个技术手段已经能够无限量提供资讯与娱乐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在阅读？这就是文学的魅力所在。在探究心灵和人性方面，在摹写生存状态方面，在张扬想像力方面，在文明的传承与塑造方面，有哪一种文化样式的能力可在文学之上？答案是没有。文学无疑是表现力最为宽广最为强大的人类情感工具，其生命力既古远又蓬勃，自从以歌谣传说之类的形式诞生于口述年代以来，它的历史从未中断过－哪所是洪水滔天还是暴政窒息一切之时。只要生活在继续，人类就会把故事一直讲下去，把情愫不断表达出来。面对文学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种特质－核心作品的价值亘古不变。尽管作家的写作技巧在不断提高，大众的阅读趣味也日新月异，但即使在已经进入电子阅读的今天，《荷马史诗》或唐吉诃德的魅力依然丝毫无减。

唐伯虎是一个能诗善画的风流才子。他有许多逸闻趣事在民间流传。

据说，有一天，对门一家富翁为其母做生日，请唐伯虎绘画题诗。他才思敏捷，挥毫落纸，一幅《蟠桃献寿》图顷刻而就。接着信笔又写下四行诗。第一句是：“老妇不是人”。“不是人”还了得，此语一出，举座失色。唐伯虎接着写下第二句：“好像南海观世音。”儿孙们转怒为喜。谁知第三句竟是“生下儿子是个贼”。那富翁怒形于色，正待发作，第四句又写了出来：“偷得蟠桃献寿星。”富翁顿时改颜赞许，合家高兴透了。

这首诗语出惊人，不同凡响。真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四行诗贯串了一个主题思想：祝寿说好话。“好像南海观世音”自然看起来“不是人”，“不是人”与“观世音”思想一致：“偷蟠桃”的无疑是个“贼”，前后照应，判断恰当。然而他并非骂你是偷鸡摸狗之辈，而是把你赞为“齐天大圣”。此诗一反一正，使人的心情也一怒一喜，最终导致合家高兴。

诗是语言的艺术，它的形式是短小的。如何在短小的形式中获得较大的容量，这就需要紧紧抓住一个中心。如果东一榔头西一棒，看起来写了很多事情，但别人从中所得却很少。只有紧紧围绕主题，读者在寥寥数语中就能领会到集中深刻的思想。做诗要遵守同一律，从消极方面来看，是要防止思想不确定，前后不一贯，避免逻辑矛盾；从积极方面看，是为了更好地表达主题思想。

古人有开社赛诗的游戏。或者出题限韵，各成一绝；或者你一句，我一句，来个珠联璧合。做得不好便要罚酒三杯。

《红楼梦》第三十七回说到大观园里的公子小姐们结了个海棠社，商量好出题限韵，每人都要做一首。社长李纨出题咏白海棠，迎春定下七言律和“门”字韵。各人做诗，只能咏白海棠，不能你咏菊，他又吟别的，并且你不能来个五言诗，也不能违了“门”字韵，否则就要受罚。这“出题限韵”，就是要求统一性，不能各行其是，不然就是违反同一律。

可是在皇帝面前对对子，却不是一件轻松事。乾隆皇帝为编纂一部包罗天下千年之书的《四库全书》，连下三道圣旨，召回被自己以“坐泄机密”罪罚至新疆充军的大才子纪晓岚。明天就要任命纪晓岚为主编官了，乾隆又犹豫起来。他决定第二天先采用老办法——出对联句，考考这位大才子。

“朕说‘两碟豆’。”乾隆开口了。

“我说‘一瓯油’。”纪晓岚紧紧跟上。

“朕说‘林间两蝶斗’。”乾隆利用谐音转换了概念。

“我说‘水上一鸥游’。”大才子如法炮制，一毫不爽。

“人云‘南方多山多水多才子’。”乾隆只得转换话题。

纪晓岚略一思索，微微一笑。乾隆以为他也想开溜。哪知他字句铿锵朗声对道：

“我说‘北国一天一地一圣人’。”既对仗工整地对上了乾隆的“人云”句，又巧妙地拍了皇上的马屁。

乾隆一听，呵呵大笑，立即授职。

明代莆田人姚旅的《露书》中收录了一个诗坛趣话。有人送枇杷给一个县令，错写成“琵琶”。县令便笑着吟哦起来：“‘枇杷’不是此‘琵琶’，只恨当年识字差。”刚好旁边有个客人，随口就续了两句：“若使‘琵琶’能结果，满城箫管尽开花。”县令大为叹赏。“琵琶”与“枇杷”同音不同义，不能互相代替，混淆了就是违反同一律。客人通过采用类似于修辞学上的“飞白”手法，明知其错，故意仿效。假定“琵琶”像“枇杷”那样是有生命的东西，会开花，能结果，一花引来万花开，从而巧妙地把“琵琶”与“枇杷”联系起来，天衣无缝、不留痕迹地消除了别字毛病。这真是同一律的灵活应用。

写诗要遵守同一律，作文也要遵守同一律。

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在《闲情偶寄·立主脑》中说：“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之言之本意也。”

古人强调立意是文章的主脑，写文章应“一意到底”，不能“二意两出”，使得“意多乱文”。古人说的意和现在所说的主题的含义很接近。王夫之指出：“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杜所以称大家者，无意之诗，十不得一二也。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

李渔与王夫之都强调了作文一定要确定主题思想，就是要“立意”。全篇文章都要围绕主题来展开。从布局谋篇，到遣词造句，都要以“意”为统帅。否则就成乌合之众，一盘散沙，下笔千言，离题万里。

袁枚在谈立意与用词的关系时说：“意似主人，辞如奴婢，主弱奴强，呼之不至。”袁枚只说到“主弱奴强，呼之不至”，纵使呼来了，也要以辞害意的。

写文章，都会碰到一个思路问题。顾名思义，思路，就是指思想的路数，是指一个连贯的有条理的思维活动过程。布局谋篇就是思路的连贯、条理的反映，毛泽东同志说：“写文章要讲逻辑。就是要注意整篇文章、整篇说话的结构，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互相冲突。”这种“关系”、“内部的联系”，就是同一律在文章中的具体表现。

文章的结构要讲究“内部的联系”，一支好的乐曲同样也要讲究“内部的联系”。据说“主题”这个词来自德文，最初是一个音乐的术语，是指乐曲中最具有特征并处于优越地位的那一种旋律，也就是主旋律，它表现一个完整的音乐思想，是乐曲的核心。

就拿交响乐来说，它通常有四个乐章，这四个乐章，根据全曲中心命题，作“起”、“承”、“转”、“合”的安排。每个乐章，都有自己的主题，由一句或多句乐曲的旋律组成，它构成音乐语言的基本单位，后面的音乐，像做文章一样，都沿着这主题上下发挥、开展。

为了乐章的充分发挥，通常都有第二或第三主题出现，称为副题。这副题有时和第一主题关系较深，有时完全是一个新的东西，也可说是对立的矛盾。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从全章来说，还是相关的。如果作曲的人来个野马狂奔，或都写些毫不相干的东西，那就同样要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毛病。

无论是写诗、作文，还是绘画，谱曲，为了突出主题思想，就要有所取舍，这就是所谓“有所失才有所得”。好的作品，总是敢于作大胆的取舍。取舍的根据之一，就是保持文气的贯通亦即保证同一律在全文、全乐章中的贯彻。

报纸上曾登过一篇题目叫《华罗庚传奇》的文章，说华罗庚13岁时读初二，国文老师布置写一篇读胡适《尝试集》的心得。他看了这本书的代序就掩卷了。这是因为胡适自己写的代序中有这样几句：

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未必是。

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

华罗庚一看，便不以为然。他说：这里的两个“尝试”是不同的概念，第一个“尝试”是只试一次的意思，第二个“尝试”却是试无数次的意思，胡适对“尝试”的概念尚且混淆，他的《尝试集》还值得我读吗？

一个少年，对大人物不迷信盲从，这是令人钦佩的。

根据陆游诗的出处，可知陆游诗中的“尝试”确实是只试一次的意思，而胡适的“自古成功在尝试”中的尝试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他紧接着就说：“莫想小试便成功，哪有这样容易事！有时试到千百回，始知前功尽抛弃。”可见，这是试无数次的意思。

通常，我们在说话写文章时，特别是在科学论文中，最好是用一个语词表达一个确定的概念，但在文学作品中大可不必拘泥。一词多义，往往起到特殊的表达效果。况且胡适没有混淆概念，“放翁这话未必是”中的“未必是”，是对前一句的否定。古往今来，一次成功的事不是没有。胡适又作了特别说明，“为下一转语”，意思是说，我要强调的是一次次尝试。

陆游强调一次成功自古无，胡适究竟比陆游高明，他进一步指出，要成功就得一次次尝试。华罗庚那时毕竟年少，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不了解《尝试集》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这本白话诗集其实是值得好好读一读的。

有位英国诗人写了一首诗，其中有：“每分钟都有一个人在死亡，每分钟都有一个人在诞生。”诗发表后，一位数学家来信质疑说：有几行诗不合逻辑。每分钟生与死人数相抵，地球上人数将永恒不变。确切说，每分钟有1．674 9人在诞生。因此郑重地建议将诗改为：“每分钟都有一个人在死亡，每分钟都有一又六分之一人在诞生。”诚如此，优秀的诗歌就全要改成科学论文了。须知，诗人的这句诗只是形象地说明地球上时时刻刻都有人在死亡，也有人在诞生，而不是在做人口统计啊！

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古柏行》中有“苍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两句。苍皮指树干，黛色指青黑色的树叶。很有数学头脑的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便根据《九章算术》来计算。这棵古柏高达二千尺，直径却只有七尺。他认为比例太失调，于是责问道：“四十围乃径七尺，无乃细乎？”殊不知诗圣是运用夸张手法来极言古柏的高耸、雄伟和挺拔，而不是搞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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