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时期士的特征

宋明理学有哪些特征~

吸收佛道，改造儒学，哲学化，思辨化，维护封建制度，遏制人欲，塑造民族性格.
必修三的内容..楼上口水太多了吧..

宋代改革家主要有范仲淹、王安石，明代改革家主要有张居正。范仲淹坚决主张改革官制，作为变法图强的中心内容。王安石认识到，要实现天下大治，主要靠两种办法：一是“大明法度”，即废除旧法、弊法，创立新法、善法；二是“众建贤才”，即汰除守旧平庸之吏，起用进取有为之士。

唐宋时期，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发生巨大的变革，并使得士大夫的价值观念与人格理念也发生重大变化。魏晋以来的名士风度、双重人格的思想与行为受到新一代士大夫的批评指责，一种新的人生价值观念、人格理想普遍地受到主流士大夫们的向往和追求。北宋初开始，士大夫们普遍倡导一种新的理想人格，这就是所谓的“圣贤气象”。“风度”与“气象”意思接近，均是指一种精神人格的外在表现与流露，但“名士”与“圣贤”内涵则不同。魏晋的士大夫虽然也推崇周孔等儒家圣人，但他们从不把圣人作为自己追求、实践的人生目标，而仅仅希望自己成为率性自由的风流名士。而宋儒则不同，他们不仅仅是推崇儒家圣贤，而且强调每个士大夫均要通过修齐治平的道路做圣贤，以圣贤的人格理想作为自己毕生追求、实践的人生目标。
那么，宋儒所追求的“圣贤气象”的内涵是什么呢？
首先，在宋儒眼中具“圣贤气象”的士大夫，必须能够关怀社会、心忧天下，具有“民胞物与”的博大胸怀，以社会和谐、国家富强、天下安泰为己任，积极参加治国平天下的经世济民的活动。本来，关怀社会、心忧天下就是儒家的核心价值，东汉党锢之祸前后士大夫及太学生为了政治清明而和宦官、外戚等黑暗政治势力相抗争，他们为了“忠义名士”的名节而受到史家的褒奖。因专制皇权的打击，魏晋士大夫开始推崇那种以个体生命价值为核心的风流名士及其人生理想，并且产生了“魏阙”与“江湖”的心灵徘徊，“有济世志”与“不与世事”的双重人格。而到了晚唐及五代，“礼乐崩坍，三纲五常之道绝”[[16]]，重新恢复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念与人格理想，就成为宋初的一种文化风尚与社会风习。加之北宋士大夫政治地位显著提高，与君主“同治天下”的政治主体意识拓展[[17]]，故而，宋代的士大夫普遍地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志向，具有“名节相高”的“忠义之气”。正如《宋史》作者对宋初士风所描述的：“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18]]
两宋时期士大夫群体中这种心忧天下、名节相高的士林风习，促成了他们对传统儒家人格理想——圣贤气象的执着追求。在原始儒学那里，尧、舜、文、武、周公等圣人均是那种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能够完成博施济众事业的理想人格，而宋代士大夫就明确以这些圣贤为自己效法的榜样。范仲淹是倡导心忧天下、名节相高的开风气任务，他总是“言政权之源流，议风俗之厚薄，陈圣贤之事业，论文武之得失。”[[19]]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精神，正是宋代士大夫所推崇的“圣贤气象”的核心价值。朱熹深为范仲淹的胸襟与气象所感染，衷心赞扬道：“范公平日胸襟豁达，毅然以天下国家为己任。”[[20]]特别是范仲淹后来在不畏权势、大胆进谏、重招贬责之事所体现的精神，更在当时及后世产生了矫厉名节、救时行道的深远影响。可以发现，从苏轼的“以救时行道为贤”，到石介的“严气正性”；从周敦颐的“胸怀洒落”，到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从北宋元祐党人的“舍身行事”，到南宋庆元党禁的冒死抗争；从挽救国家危难的奋勇抗金，到舍生取义的抗元死节，无不表现出两宋时期的士大夫追求“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的气象。
宋儒在追求和标榜“圣贤气象”时，所倡导的就是这种能够“以天下为己任”、“以名节相高”的人格精神。二程在教授弟子读儒家经典时，强调要通过孔子、子由、颜子等人对显示社会表现出来的人文关怀与道义承担的精神中寻找“圣贤气象”，他说：
凡看文字，非只要理会语言，要识得圣贤气象。如孔子曰：“盍各言尔志。”而由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子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孔子曰：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观此数句，便见圣贤气象大段不同。若读此不见得圣贤气象，他处也难见。学者须要理会得圣贤气象。[[21]]
二程对忧患天下、承担道义的“圣贤气象”的推崇，其实只是两宋时期儒家士大夫们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念与人格理想。程颢曾作有《下山偶成》诗一首：“襟裾三日绝尘埃,欲上篮舆首重廻。不是吾儒本经济,等闲争肯出山来?”[[22]]他不象魏晋名士那样无限向往出世的山林生活，而是将入世的经世济民看作是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他所表达的正是这种充满人文关怀、社会道义的“圣贤气象”。
但是，我们还要注意的是，宋儒所推崇的“圣贤气象”除了具有东汉“节义名士”及儒家传统的救时行道、名节相高的社会道德内涵之外，同时还有魏晋“风流名士”以及老庄道家所追求的洒落自得、闲适安乐的个体人格及其精神超越，是值得深入思考和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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