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时期的文学批评理论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不同时期的文学批评~

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繁荣，诗、词、散文等都取得了高度成就。文学理论批评围绕着当时的创作问题所进行的探讨，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一时期中一些重要的文学运动和创作实践问题，如唐代的诗风改革、新乐府运动，不同诗歌流派积累的创作经验，唐宋两代的古文运动,宋代诗词发展中的问题等,在理论批评中都有深入的探讨和充分的反映。 唐代初期，文学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如何纠正南朝以来文学创作相对地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流弊。唐末五代和宋代初期，这类情况又以新的形式出现。所以唐宋时期，都出现了以复古求革新的文学运动。不同的是,唐代的复古运动是复先秦两汉之古,宋代的复古运动是复包括唐代文学的优良传统在内之古。唐宋古文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主张，是“文以明道”。韩愈、柳宗元都曾倡导这一主张。韩愈的门生李汉在《昌黎先生集序》中指出：“文者，贯道之器也。”宋代的周敦颐则指出：“文，所以载道也。”（《通书·文辞》）唐宋古文家虽然都强调“道”，但具体内涵不尽相同，有的偏重于儒家的古道，有的则偏重于给“道”以现实的“辅时及物”的解释。这一理论对后世的文学理论曾发生很大的影响，直至明、清和近代都有许多人继续提倡，成为文学理论反对忽视思想内容的武器。至于宋代理学家以道统排斥文学艺术规律的做法，由于其理论上的褊狭性及实践上的危害性，对后世的文学理论并没有多大影响。 在诗歌方面，初唐陈子昂等人提倡“汉魏风骨”或“建安风骨”，对于唐代诗歌的健康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杜甫《戏为六绝句》在批判齐梁遗风的同时提出“转益多师”，强调学习、借鉴前人的创作经验,对于促进唐代诗歌的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以白居易为代表的新乐府运动，则对传统的“美刺”特别是“刺”的原则赋予新的内容，并把它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即要求文学尽可能地对社会生活发挥积极作用。这是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具有民主性的精华。以皎然、司空图为代表的诗歌理论，不仅对诗歌风格作了细致深入的探讨，而且对诗歌美学中的意境问题,诗的虚、实及动态美的问题,外在的物与作者的感兴、情思的关系问题，诗应重性情、轻词采的问题，以及关于“象外象”、“味外味”、“离形得似”的问题等，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们的理论虽含有较多的消极因素，但其中关于诗歌创作特别是抒情写景短制的艺术规律的探讨，对于推进中国诗歌美学的发展，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宋代的诗歌理论,在反对宋初的“西昆体”方面,以及反对后来的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语录讲义之押韵者”为诗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宋代还出现了一种新的理论批评形式：诗话。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和严羽的《沧浪诗话》，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上述违反艺术规律的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沧浪诗话》在批评宋诗流弊的同时,还正面提出了关于诗歌创作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如诗歌创作中的“别材”、“别趣”即形象感受和思维能力的问题，诗歌在艺术表现上“本色”美的问题和传神入化的问题,都富有卓见。其中关于“兴趣”、“妙悟”的主张，也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严羽在不少方面继承了皎然、司空图的诗歌理论，并作了进一步发展。但他的诗歌理论中的消极因素，也给后世以影响，如清初的“神韵说”就是吸收了严羽诗论中的一些消极因素发展形成的。宋代以后,诗话继续发展,陆续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著作，如《姜斋诗话》、《原诗》、《随园诗话》等。直至近代，诗话一直是诗歌理论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随着诗话的发展，后来还出现了词话、曲话等。 词的创作在宋代取得了高度成就。关于词在发展中所遇到的许多问题，如词与诗、与乐的关系问题，词的题材及表现上“本色”问题，“清空”与“实质”的关系问题等，在当时的词论中也得到了反映。 明清时期，中国文学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最突出的就是小说、戏曲文学的勃兴和繁荣，出现了一批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品。反映在文学理论批评上，便使得小说理论批评和戏曲理论批评也随之发展起来。正如李渔所说:“天地之间,有一种文字,即有一种文字之法脉准绳。”(《闲情偶寄·结构第一》)对小说、戏曲文学创作的探讨,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新的特点。 从小说理论批评来看，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小说序跋；一是小说评点。它们所发表的理论批评意见虽然比较零星，但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对于小说创作中的许多重要问题，诸如孤愤说（见发愤说），小说与现实的关系，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小说评说天下大事及历代兴废的社会作用，小说家所需要的才能、知识和文学修养，小说语言、人物的个性化及典型创造，小说在艺术表现上的虚实、传神、虚构及景物描写，小说思想艺术的感染力，小说与纪事文学、传记文学、历史的区别等，都有很多精辟的见解。评点的形式滥觞于南宋，明代进一步广泛开始运用于小说和戏曲。由于署名李贽的《水浒传》评点在明代发生了广泛的影响，使得评点这一形式迅速发展起来。后来毛宗岗对《三国志演义》、张竹坡对《金瓶梅》、脂砚斋对《红楼梦》的评点，影响也很大。除小说、戏曲外，其他形式的作品如散文、诗词，以至史籍（如《左传》、《国语》）、选本（如《文选》）等,也都有人进行评点。明清时期,评点成为发表理论批评意见的一种相当普遍的形式。 从戏曲理论批评来看,除了序跋、评点外,还有一种重要的形式即曲话、曲论。其代表著作，明代有徐渭的《南词叙录》、王骥德的《曲律》，清代有李渔的《闲情偶寄》。李渔对于戏曲的内容及其社会作用的认识，虽然带有鲜明的封建礼教观念，但对于戏曲创作中的种种问题，如重结构、立主脑，典型人物的创造及传神入化，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的关系,艺术的集中和概括,人物、事件的前后照应和埋伏，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及宾白的重要性，写景与抒情的关系，情节安排的合理性，以及艺术创新、音律、科诨、剧本等，都有很精辟的论述，达到了很高的理论水平。《闲情偶寄》是中国传统戏曲理论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明清文学理论批评在思想内容方面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一部分著作中表现出鲜明的反封建礼教的色彩。这和当时社会生活中资本主义因素的萌生、发展和市民阶层的扩大有着直接的联系。在李贽的“童心说”中，在汤显祖、徐渭、公安三袁的著作中，在金圣叹的戏曲评点、袁枚的“性灵说”中，都可以看到这种色彩。其中心内容，是反对封建礼教对于人的正当情性的禁锢和扼杀，要求文学表现人的真实的心性和情感。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在诗、文理论方面，除了上面已提及者外，明清时期影响较大的还有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王士禛继承前人有关神韵的理论而发展起来的神韵说，沈德潜以诗的温柔敦厚为鹄的格调说，翁方纲以堆垛学问为基本内容的肌理说，以及桐城派的散文理论等。这些流派的理论,有的虽有合理因素，或由于不适当的片面强调,以至在主要方面走向了荒谬；有的在艺术上虽有可取的、甚至精辟的见解，但在思想倾向上却比较落后。对文学理论批评作出更多的积极建树的是清初以王夫之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除王夫之《姜斋诗话》而外，其中以叶燮的诗歌理论成就最高，他的《原诗》内外上下四篇，虽然在清代长期不受重视，其中对许多理论问题的探讨都超过了前人，对古代文学理论作出了新的贡献。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在长期的发展中，结合各种文学创作实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并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点。例如,赋、比、兴，形与神、情与理、文与质、文与道、情与境、幻与真，以及虚实、风韵、神韵、风骨、意象、意境、文气、韵味、趣韵、象外、兴象、兴寄等，都是中国古代文论所独具并有着丰富内涵的概念。从形式来看，虽然具有严密理论体系的著作相对较少，多数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史著、笔记、序跋、诗话、词话、曲话、赋话、评点中，但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一系列问题，都提出了许多卓见，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从表述方式来看，虽然总的说，不十分重视抽象的、逻辑的推论和概括，但很重视直接性的审美感受和辨析性的艺术鉴赏，而且常常精细入微，可以意会，难以言传。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特色。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到近代，随着社会矛盾和社会性质的急遽变化，随着西方文学理论的传入，也开始发生变化。近代早期的启蒙主义者如龚自珍等，虽然主要还是运用传统的文学理论，但已认识到改变它的重要性，他们普遍主张文学应和社会生活一起变革，深刻反映当时“万马齐喑”的时代，发愤而作，甚多感慨，推动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同时大声疾呼地反对无病呻吟的“伪体”，反对“藻绘虚车”，要求文学应该“尊情”，特别是引人向上之情，强调文学应发挥“经世匡时”的政治作用。这对后来的改良派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改良派则开始引进了近代西方的文学理论,黄遵宪特别重视诗歌从内容到形式的革新,梁启超等则特别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主张解放文体，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封建教条的禁锢，反对桐城派的文学理论。他们公开提倡文学应学习西方，引进“写实派”和“浪漫派”等西方的小说理论,鼓吹文学为改良主义服务,甚至把小说的改良看作社会改革的根本。他们所倡导的“小说界革命”以及后来南社所倡导的“戏剧革命”，在提高小说、戏曲的社会地位上，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近代的文学理论虽也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在促进文学思想的解放上，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近代后期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代表人物是王国维。他曾受到西方近代科学的影响，因而在传统文学理论的基础上吸收了康德、叔本华等人的美学思想。他的文学理论中虽有不少糟粕，但也不乏创见，对传统的境界说（见意境）作出了新的解释。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传统的诗文理论虽然流派不少,著作繁多,但除刘熙载的《艺概》、况周颐的《蕙风词话》等少数著作在艺术创作问题上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外，大都陈陈相因,缺乏创见,成就不高，而且往往表现出落后甚至反动的思想倾向。这一时期具有革命性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是青年鲁迅所写的《摩罗诗力说》。在这部充满革命激情的著作中，既吸取了传统文学理论批评中的精华，又表现了坚决、勇敢的反封建精神,提出了彻底冲破两千多年以来传统诗教的束缚,并积极介绍欧洲和俄罗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具有民主主义精神的文学。它标志着传统文学理论批评向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过渡。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许多人从理论上鼓吹反封建的“文学革命”，胡适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提倡白话文学，在对封建文学思想的冲突中，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他所谓的“文学革命”，其实不过是一种改良。 五四运动以后，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思想文化包括文学理论批评发生了质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得到迅速的传播。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等，都曾宣传过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30年代之前，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传播方面，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瞿秋白和鲁迅。瞿秋白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和文学大众化的最早的提倡者，他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以及其他理论批评文章，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大力翻译和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拉法格、普列汉诺夫、高尔基等有关文学理论的著作，对当时的文学运动发生了深刻的影响。鲁迅在“五四”以后一直是新文化运动包括新的文学理论批评运动的主将,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前,他以革命民主主义为武器,扫荡封建文学思想,对从“思无邪”的诗教到封建纲常,从“儒者柔也”到“国粹主义”,从《甲寅周刊》到《学衡》等各种各样的封建思想，都曾作过有力的批判，进行过勇敢而韧性的战斗。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后，他又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热情的宣传者和捍卫者，也是反对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斗士。他在晚年，不仅努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而且写下许多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文学理论著作。鲁迅的文学理论可贵之处，在于既敢于在白色恐怖下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原则，又敢于对革命阵营内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宣传上的机械论和教条主义进行斗争；他要求创造和发展无产阶级的新文学，而又善于吸收古今中外文学和文学理论的丰富遗产；他善于学习外国，而又坚决反对崇洋媚外的西崽相。鲁迅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巨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巨人。 对于“五四”以后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文学理论，虽不能一概抹煞，但实际上，其代表人物此时已不可能作出什么新的、重要的贡献。而且，随着革命的深入和发展,他们也日益公开地站在无产阶级文学的对立面,他们的文学理论，也终于不断地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所战胜、所取代。

隋及初唐时期，齐梁形式主义诗风虽然还占统治地位，但初唐四杰已开始对它表示反对，到了陈子昂，更大力扫荡齐梁诗风，标榜“风雅比兴”、“汉魏风骨”的传统，在复古之中实现革新。

　　隋唐五代文学理论批评

　　隋唐五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级:隋
　　及唐前期是总结、评价前代文学的历史经验教训和要求
　　建立新文风的阶段；唐中期是文学批评的全盛阶段，表
　　现了自己的时代特色并取得了建设性成就；晚唐五代是
　　其余波，出现了探索文学的形象特征及创作的形象思维
　　的趋势。
　　隋唐五代文学批评的历史环境及其特色 隋统一中
　　国后，隋文帝“不好文”(《隋书》)，厌恶南朝以来长
　　期形成的华靡文风，曾于开皇四年(584)“普诏天下:公
　　私文翰，并宜实录”，并将“文表华艳”的泗州刺史司
　　马幼之“付所司治罪”。治书侍御史李谔对此表示支持，
　　上书激烈攻击魏晋以至齐梁注重辞藻、华而不实的风气，
　　要求文章写作应有关政教（《隋书·李谔传》）。在野
　　的学者王通 (584?～618)也竭力主张文章必须阐明三纲
　　五常,关系国家的存亡得失,而把声律辞采贬为末流。这
　　些主张都是为巩固统一国家的封建秩序服务的。
　　唐初，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学术文化也日
　　趋发达。当时帝王大都爱好诗歌,科举以诗赋取士,诗文
　　风气一般仍较华艳。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出现了一些
　　研究诗歌格律的著作；同时也有不少政治家、史学家在
　　探讨前代兴亡治乱的经验时，注意到文风问题。房玄龄
　　等修《晋书》，李百药修《北齐书》，令狐德□修《周
　　书》,姚思廉修《梁书》、《陈书》,魏徵等修《隋书》，
　　李延寿修《南史》、《北史》，都在文苑传或文学传中
　　表述了他们的文学主张。刘知几在《史通》中，也提出
　　了他对文学的看法。他们大都不满南朝特别是齐梁的浮
　　艳文风，希望创造新时代文质兼备的文学，加强文学的
　　政治教化作用。接着，王勃、杨炯等提出了文学革新的
　　要求，陈子昂更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盛唐时，政治从
　　清明变得腐败。天宝间，李白、萧颖士、李华等继承陈
　　子昂的革新传统，分别在诗文创作上提出复古以谋革新
　　的主张,成为中唐文学革新运动的先驱。 8世纪中叶,发
　　生了安史之乱，对社会民生造成很大的破坏，唐帝国从
　　此进入衰弱时期。中唐时，经济虽逐渐恢复，政治上又
　　出现了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和党争剧烈的局面，统治者
　　的纷争和残酷剥削，加深了人民的苦难。新乐府诗歌创
　　作和强烈要求反映民生疾苦的进步诗论，就是这一时代
　　的产物，杜甫、白居易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
　　适应时代的要求，由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也
　　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晚唐五代，政治更加黑暗，而商业
　　城市却得到繁荣发展,文风又趋于华靡浮艳,这在文学理
　　论上也有所反映。作于后晋时的《旧唐书·文苑传序》，
　　就表现了祟尚骈偶声律的倾向。唐末司空图《诗品》在
　　诗歌风格的探讨方面作出了贡献。
　　隋唐五代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特色，是诗歌批评的
　　繁荣和诗论、文论的分头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
　　批评，逐渐向诗赋骈散文分体评论发展，齐梁间开始出
　　现象钟嵘《诗品》那样专门评诗的著作。到唐代，随着
　　诗歌创作的发展繁荣，文学理论领域也出现了大量的诗
　　歌评论，有单篇论说，有专著，有诗歌选集中所附的评
　　语，还有以诗论诗的作品（如杜甫的《戏为六绝句》），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呈现出前所未见的活跃景象。而
　　唐代古文家在阐述自己的文学主张时，则常常着重或专
　　门谈散文问题。这种诗文批评明显分工的现象，反映了
　　文学批评的深化与发展，并影响到以后宋、元、明、清
　　各代。
　　这时期文学批评的另一个重要特色，是在“复古”
　　的旗帜下,进行诗、文的革新。南北朝的骈俪文学,丰富
　　了文学创作的形式，但也酿成片面追求华丽辞采、文风
　　轻艳萎靡的倾向,余波延及初唐。这一现象,引起唐代许
　　多进步作家的不满。他们有意识地提倡《诗经》、《楚
　　辞》和汉魏诗歌的传统，用以反对浮艳的齐梁诗体；提
　　倡先秦两汉的古文传统，用以反对东汉以后日趋浮靡的
　　骈俪文风。实际上，他们是在“复古”的名义下，要求
　　建立新的健康的诗文风格。这成了唐代诗文创作和批评
　　的主要潮流。几乎所有杰出的诗文作家，都曾投身于这
　　个诗文革新潮流，或与之保持一定联系。他们不但创作
　　了许多优秀作品，还写下不少富有价值的诗文评论。中
　　国文学批评史上作家兼批评家的现象相当普遍，这在唐
　　代表现得尤为显著，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都
　　是突出的代表。
　　隋唐五代文学创作的重要形式有诗、文、词和传奇。
　　在文学批评领域获得充分反映的是诗和文，传奇和词在
　　当时地位不高，文人多视为游戏之作，理论上也很少涉
　　及。词是晚唐五代新兴的文学形式，后蜀欧阳炯为赵祟
　　祚编辑《花间集》作序，说明该集所录主要是供歌筵舞
　　席、花间月下饮酒佐欢之用，代表当时文人对词的看法。
　　至于唐代传奇，尽管创作成果丰硕，却没有留下一篇专
　　论。某些传奇作者常在作品的开头或结尾处简要介绍自
　　己的创作意图和过程，如沈既济的《任氏传》、李公佐
　　的《谢小娥传》曾提到传奇的褒贬、教育作用。韩愈作
　　《毛颖传》接近小说体，柳宗元称道为“以发其郁积而
　　学者得之励，其有益于世欤”（《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
　　题》），而裴度《寄李翱》则认为是“以文为戏”，不
　　足为训。这也反映了他们对小说文体的不同态度。
　　注意诗歌“兴寄”“风骨”与“讽谕”作用的理论
　　南朝齐梁诗体的浮艳作风，笼罩着隋及初唐诗坛，当时
　　近体诗的格式正逐步趋向完成，在理论批评方面，产生
　　了不少专门探讨声律和对偶方法的著作。唐初上官仪的
　　《笔札华梁》、元兢的《诗髓脑》，稍后李峤的《评诗
　　格》和崔融的《唐朝新定诗体（一作“格”）》等书虽
　　多佚失，据日僧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及他书保存的
　　片段论述看，大都继续发展南朝沈约等人的四声八病之
　　说，对近体诗的形成有所贡献,但所论局限于形式,并往
　　往流于琐碎。于是，王勃、杨炯则都对当时“文场变体，
　　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的风气
　　表示不满，从而“思革其弊”(杨炯《王勃集序》)。到
　　陈子昂,更明确有力地提出改革的主张。他推祟“风雅”
　　和汉魏古诗,反对齐梁以来“彩丽竞繁”之作,主张诗歌
　　要有“兴寄”与“风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即要有社会内容和明朗刚健的风格。这就为唐代诗歌创
　　作和批评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李白继陈子昂之后，
　　大力推祟《诗经》、屈原辞赋和“建安风骨”，提倡清
　　新自然的诗风，反对雕饰造作的陋习，并以创作实践了
　　自己的主张。这些理论，反映了唐代前期进步诗人对齐
　　梁余风的不满和对开创新诗风的要求。
　　到了唐代中期,由于社会矛盾的急剧变化,注意反映
　　现实的诗歌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杜甫赞美陈子昂的
　　《感遇诗》上继风骚，又称道元结的《舂陵行》等合乎
　　“比兴体制”，表明了他对诗歌思想内容的要求。杜甫
　　也很重视诗歌的艺术技巧,主张题材与风格的多样化,提
　　倡多方面地向前代(包括六朝与初唐)诗人学习，体现出
　　诗歌集大成者的风度。与杜甫同时的元结，强调诗歌的
　　教化规讽作用,要求诗歌积极影响政治和现实生活,反对
　　内容空洞而“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箧中集序》)之
　　作，在理论上与杜甫相呼应。
　　中唐后期，出现了白居易、元稹的进步诗论。白居
　　易理论的核心,是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要求诗歌创作为
　　现实政治服务。他赞赏古代的采诗制度，希望诗歌能有
　　助于考察国事民生，促进政治改革；他大力提倡讽谕诗，
　　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
　　书》）,要求文学创作和社会政治发生密切联系;强调诗
　　歌应该“唯歌生民病”（《寄唐生》），反映广大人民
　　的疾苦，语言形式应该“质而径”、“直而切”（《新
　　乐府序》），便于读者接受。这些主张，不但发扬了古
　　代儒家“兴、观、群、怨”的诗论传统，而且反映了中
　　唐时期富有现实内容的诗歌创作的充分发展与成熟。白
　　居易以《诗经》的六义为标准衡量历代诗歌，批判梁陈
　　艳体，倡导讽谕诗，实际上是以“复古”为号召进行诗
　　歌革新。元稹也在他的《乐府古题序》、《叙诗寄乐天
　　书》中，阐明了当时讽谕诗产生的社会背景，指出新乐
　　府“即事名篇，无复倚旁”的创作特色，肯定了杜甫的
　　开创功绩。但他们对“嘲风月、弄花草”之作采取一概
　　鄙弃的态度,甚至对李白诗歌的浪漫风格也认识不足,又
　　未免偏狭。当时韩愈并尊李杜，他在《调张籍》中批评
　　一些李杜优劣论者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
　　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或
　　谓是为元稹《唐故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之扬杜抑李而发
　　的。
　　晚唐五代时，产生了一批专门探讨诗歌作法的著作，
　　留存的有王□《炙毂子诗格》、李洪宣《缘情手鉴诗格》、
　　齐己《风骚旨格》、虚中《流类手鉴》、徐衍《风骚要
　　式》、徐寅《雅道机要》、王玄《诗中旨格》、王梦简
　　《诗要格律》、桂林淳大师《诗评》、文□《诗格》、
　　保进《处囊诀》等，内容大都肤浅琐碎，缺少理论价值。
　　杜牧在他的《献诗启》中自称“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
　　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古不今，处于中间”，表现了
　　不同流俗的态度。他的《李贺集序》高度赞美了李贺诗
　　歌意境辞采的瑰奇，认为它是《离骚》的“苗裔”，但
　　也指出了它在“理”（思想内容）的方面的不足，反映
　　了他对诗歌现实内容的注意。另外，他还对元白的长篇
　　艳体律诗表示不满。李商隐《献侍郎巨鹿公启》评论唐
　　代诗歌说：“我朝以来，此道尤盛，皆陷于偏巧，罕或
　　兼材。枕石漱流，则尚于枯槁寂寞之句；攀鳞附翼，则
　　先于骄奢艳佚之篇；推李、杜则怨刺居多，效沈、宋则
　　绮靡为甚。”表达了他要求兼通众制，不拘一格的观点。
　　皮日休则继承白居易的诗论传统，强调诗歌的美刺作用。
　　吴融也赞美李白和白居易歌行的讽谕内容，反对李贺等
　　人的歌行专门叙写“洞房峨眉，神仙诡怪”（《禅月集
　　序》）。还有张为的《诗人主客图》，虽无甚理论价值，
　　但首推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不仅得到吴融的赞许，
　　也常为后人所称引。
　　注重探讨诗歌艺术境界的理论 唐代还有一些作家、
　　批评家，比较注重对诗歌艺术境界的探讨。相传为王昌
　　龄所作的《诗格》，首先探索了诗歌创作的“物境”、
　　“情境”、“意境”诸问题。其所谓“物”，主要是指
　　山水自然景物。殷□编选《河岳英灵集》，即强调“风
　　骨”,又突出“兴象”。他批评齐梁诗风“理则不足,言
　　常有余,都无兴象,但贵轻艳”；赞赏陶翰“诗笔双美”，
　　“实谓兼之”,“即多兴象,复备风骨”；褒扬常建、刘
　　□虚、孟浩然诸人的诗作，都标举“兴”或“兴象”。
　　所谓“兴象”，即注重情景交融的境界和兴味，多指田
　　园山水诗歌于幽静环境中所表现的高尚志趣和清雅情致。
　　其评语亦对盛唐田园山水诗派作家及其作品特色多所肯
　　定和赞扬。
　　中唐时期，出现了释皎然的《诗式》。皎然论诗侧
　　重于艺术表现，认为诗歌语言应通过人工锻炼来达到自
　　然,同时又重视表现的含蓄,标举“高”、“逸”、“意
　　中之静”与“意中之远”等等。对谢灵运大加赞美，而
　　对陈子昂的否定六朝文学则表示不满。高仲武编选《中
　　兴间气集》，强调诗歌的清雅婉丽，赞美以钱起、郎士
　　元为首的大历诗人，表现了和皎然大致相同的倾向。
　　晚唐司空图是这派诗论的代表，他在《与李生论诗
　　书》、《与极浦书》、《与王驾评诗书》等文章中，要
　　求诗歌所表现的境界应做到“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具
　　有“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即韵味深长,使人体会
　　不尽。他把淡远的韵味和含蓄的风格强调为诗歌首要的
　　艺术特征，认为王维、韦应物的诗“澄澹精致”、“趣
　　味澄□”，最符合他的标准；而元稹、白居易的诗歌则
　　被他斥为“力□而气孱”。这样，就把田园山水诗派推
　　到最高地位。同时，继皎然《诗式》详分诗的风格类别
　　之后，司空图更进一步把诗的风格、意境分为二十四品，
　　并在他的代表作《二十四诗品》中，对每一品都作了细
　　致而形象的描绘。这对诗歌风格的分类研究是有贡献的，
　　其中也流露了他偏重淡远与含蓄的倾向。
　　作为唐代田园山水诗派的创作在理论上的反映，这
　　一派诗论家对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作了有益的探索，注
　　重探索艺术形象的特征，某些说法还接触到形象思维的
　　特征；但相对地忽视诗歌的社会现实内容。所论对后世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文运动的理论 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是环绕对
　　“文”、“道”等问题的探讨而展开的。早在北周时，
　　苏绰就已主张政府文告应依经典为式；隋代李谔、王通
　　和唐初诸史家论文,也都反对六朝浮靡文风,表现出对文
　　章的道德教化作用的重视；尤其刘知几的《史通》，论
　　史书语言，提倡质朴简要，主张向《左传》、《史记》
　　学习，对后来的古文运动都有一定的影响。
　　唐玄宗天宝以后,萧颖士、李华、贾至、独孤及、梁
　　肃、柳冕等人进一步强调文章的教化作用,提出了“文”、
　　“道”或“文”、“教”合一的主张。他们不满于屈原、
　　宋玉以来“丽而淫”的辞赋和魏晋以后的骈俪诗文，力
　　图纠正六朝至唐代诗赋骈文形式靡丽之风，提倡恢复先
　　秦两汉经史学术文章言之有物的传统，成为古文运动理
　　论的开创者。但他们所强调的“道”和“教化”，大都
　　局限于封建正统的儒家教条；同时又矫枉过正，往往片
　　面强调质朴，忽视文采，甚至对屈、宋的作品也一概否
　　定，则又反映了他们对文学的艺术特点认识不足。
　　古文运动的理论，到韩愈、柳宗元而集大成。韩愈
　　大力提倡古文，既重思想内容，也重艺术形式。他宣称
　　写作古文是为了表现古圣人之道，在这点上跟他的前驱
　　者相似，存在着儒家正统思想的局限；但他反对佛、道
　　二教，在当时又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在学习古文的途
　　径和方法方面,韩愈提倡养气,注意作家的道德修养；提
　　倡学习先秦两汉之文,不仅学习经史,还要学习《楚辞》、
　　《庄子》、汉赋的辞采，重视语言的独创性。这种多方
　　面继承与创造的意见，是唐代古文运动发展到成熟时期
　　的经验总结。此外,韩愈在诗文创作方面,还提出过“不
　　平则鸣”之说（《送孟东野序》），在一定程度上道出
　　了封建社会里许多优秀作品产生的原因。柳宗元也强调
　　文章应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但他所
　　谓的“道”范围比较广泛，要求“辅时及物”（《答吴
　　武陵论非国语书》），反映现实政治内容和关切人民利
　　益，具有唯物因素与进步意义。他也重视艺术形式，同
　　时坚决反对那些文采美丽而内容荒谬的作品；重视作家
　　的道德修养，强调要有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提倡学习
　　先秦两汉的文章，包括从经、史、诸子以及《离骚》等
　　文学作品中广泛吸取营养，等等。这些方面的议论大体
　　上与韩愈一致，对古文运动起了推动作用。此外，柳宗
　　元的《杨评事文集后序》还大致区分了学术论著、实用
　　文字与文学创作的不同来源与作用，指出了它们各自在
　　表现形式上的特征，这就从根本上克服了古文运动前驱
　　者那种轻视文学艺术特性的倾向。
　　韩愈的弟子很多，影响很大。李翱和皇甫□是韩愈
　　的两大弟子。李翱论文，提出创意贵深远，造言贵独创，
　　发展了韩文“文从字顺”的一面。皇甫□则强调韩愈尚
　　奇好怪的一面，并赞赏司马相如、扬雄的深奥语言，大
　　力提倡新奇怪异的文风。这种主张到唐末孙樵，更走向
　　极端,将古文写作引上了险怪艰涩的道路。与此同时,皮
　　日休、黄滔推重韩愈的古文，能注意文章的思想内容与
　　质朴风格，但对艺术性的一面则又重视不够。
　　晚唐时期在散文理论方面有所突破的是杜牧和李商
　　隐。杜牧《答庄充书》说：“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
　　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突破了韩愈等提倡的儒道传统，
　　以“意”代“道”，使文章内容更切合实际，可以更好
　　地发挥作者的见解；同时,在肯定思想内容的前提下,也
　　表现出对辞采的重视。李商隐早年亦习古文，但对“学
　　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的传统说法很反感，他认为
　　“道”并不是周公、孔子所“独能”，因而主张“行道
　　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上
　　崔华州书》)。这显然是对古文家道统与文统观念的否定，
　　带有异端色采。他虽然强调了文章的独创性与现实性，
　　自己却并未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转向写作以藻饰为能
　　事的骈体四六应酬文字，结果助长了晚唐五代以至宋初
　　的骈俪文风。
　　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在反对重形式轻内容的文风
　　上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不少论者划不清文学作品与学术
　　文章的界线，对文艺的特点认识不足。晚唐五代古文运
　　动趋于衰落，骈俪文重又盛行，与古文运动中的这一偏
　　向也不无关系。成于后晋的《旧唐书》，对韩愈、李翱
　　虽有所肯定，但评价不高；还把元稹、白居易介于骈散
　　之间的文章,看作是对沈约、谢□永明体的直接继承,用
　　以标示与古文家不同的文统，反映了当时祟尚骈偶的倾
　　向，显示了古文运动在唐五代所经历的曲折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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