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战国最流行的医学著作哪七经

医学的中医史~

中国的中医学起源于三皇五帝时期，相传伏羲发明了针灸并尝试草药。在公元前3000多年，中国的轩辕黄帝写下了人类第一部医学著作——《祝由科》，后世人在这部医药著作的基础上不断增补删改，逐渐形成了后来的《黄帝内经》和《黄帝外经》，并由祝由科里将纯粹的医药分离了出来，形成了后来的中医学。而其中的《黄帝内经》则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了“不治已病治未病”这一防病养生保健康的预防医学观点。早在周代（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医院和医疗制度，周代的医疗机构设有医师、上士、下士、府（管药库）、史（管记录）、徒若干人。下面又分食医（管饮食卫库）、疾医（内科）、疡医（外科）、兽医四种，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分科。医师总管医药行政，并在年终对医生进行考核；《周礼》记载“岁冬则稽其事，以制其食”，就是说，医生每年都要通过年终考核增减俸禄。当时的患者已经分科治疗，而且建立病历。“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规定在死者病历上要写明死因，然后送交医师存档，以便总结医疗经验，提高医疗技术。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病历制度。在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前221年）时期名医辈出，秦国有名医医缓，齐国有长桑和他的徒弟扁鹊。扁鹊发明了中医独特的辨证论治，并总结为“四诊”方法，即“望、闻、问、切”。扁鹊看病行医有“六不治”原则：一是依仗权势，骄横跋扈的人不治；二是贪图钱财，不顾性命者不治；三是暴饮暴食，饮食无常者不治；四是病深不早求医者不治；五是身体虚弱不能服药者不治；六是相信巫术不相信医道者不治。后世则尊称他为神医扁鹊。春秋战国时流行的主要医学著作有《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和《旁篇》这七本，合成“七经”。在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专门法医——“令史”。秦律规定，死因不明的案件原则上都要进行尸体检验，司法官如果违法不进行检验，将受到处罚。秦代的《封诊式》对法医鉴定的方法、程序等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在人命案件中，鉴定检验的主要内容有尸体的位置、创伤的部位、数量、方向以及大小等。令史检验完成之后，必须提交书面报告，称为“爰书”，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鉴定和现场勘察报告。秦代还在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传染病医院——“疠迁所”，并制定了最早的治疗传染病的隔离制度。据1975年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中记载：当时规定，凡经医生在给病人检查后发现有鼻梁塌陷、手上无汗毛、声音沙哑、刺激鼻腔不打喷嚏等症状者，一律送至疠迁所隔离治疗。这说明中国古代对传染性疾病的治疗措施，很早就已经是得力有效的。到了西汉时期（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已经非常完备，名医则有太仓公淳于意和公乘阳庆。东汉出现了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和华佗。张仲景完善了中医的辨证理论，他还是世界上第一个临床医学大师，被尊称为医圣。他著有《伤寒论》《疗妇人方》、《黄素方》、《口齿论》、《平病方》等等医书，最终流传下来的医书被并被后人编纂为《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张仲景采用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在《伤寒论》中归结为“八纲辨证”和“六经论治”，经由这两种方法辨证论治后，再采用“八法”（汗、吐、下、和、温、清、补、消）治疗疾病。“八纲辨证”是书中贯彻辨证论治的具体原则，所谓“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是运用“四诊”（望、闻、问、切）分析和检查疾病的部位、性质而归纳出来，“六经论治”是整个脏腑经络学说在临床医学上的具体运用。东汉末年，华佗则以精通外科手术和麻醉名闻天下，华佗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麻醉术进行手术的人，他发明的麻沸散是世界上最早的麻醉药物，还创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健身体操之一“五禽戏”。可惜华佗所著医书的《青囊书》最后被付之一炬。在汉代，大量的医药和历算等书籍传入西藏（《西藏王统记》记载）。在汉代还出现了专门性的妇科医院，西汉时的“乳舍”，是世界上最早的妇产医院。南北朝时期（420年—589年）问世了世界上最早的两本儿科专著，即王末钞的《小儿用药本草》和徐叔响的《疗少小百病杂方》。南朝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太医令秦承祖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医学院。到了公元6世纪，隋朝完善了这一医学教育机构，并命名为“太医署”，署内分医、药两部，太医令是最高官职，丞为之助理，下有主药、医师、药园师、 医博士、助教、按摩博士、祝禁博士，在校师生最多时达580人之多。在唐朝（公元618年—907年），孙思邈总结前人的理论并总结经验，收集药方多达5000多个，出版了《大医精诚》、《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三本医学著作，后世尊称他为药王。唐朝以后，中国医学理论和著作大量外传到突厥、高句丽、日本、中亚、西亚等地。到了在唐末宋初，儿科专著《颅囟经》问世流行，而世界医学史上第一个著名儿科专家钱乙（公元1032—1113年）则受此书启发，撰写了著名的儿科巨著《小儿药证直诀》，后人把钱乙尊称为“儿科之圣”，“幼科之鼻祖”。北宋时期（960年—1127年），宋政府设立翰林医学院即太医局，医学分科已经非常完备，并且统一了中国针灸穴位，出版《图经》。北宋的宋慈出版了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在明朝（1368年—1644），著名医学家李时珍的医学巨著《本草纲目》成书，这本书不仅是药物学专着，还包括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等方面的知识。《本草纲目》刊行后很快传入日本、朝鲜及越南等亚洲地区，在公元17、18世纪先后被翻译成多种欧洲语言。另一方面，李时珍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大脑负责精神感觉、又发现胆结石病、利用冰敷替高热病人降温以及发明消毒技术的医学家。此外还有王叔和的《脉经》、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苏敬的《新修本草》 、王焘的《外台秘要》、元丹贡布的《四部医典》、《太平圣惠方》、王惟一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等大量医学典籍问世。自明朝中医发展已经达到了顶峰，出现了诸多的医学流派。同时在朝鲜研究中医的所谓东医学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例如许浚撰写了《东医宝鉴》。自清朝末年，中国受西方列强侵略，国运衰弱。同时现代医学（西医）大量涌入，严重冲击了中医发展。中国出现许多人士主张医学现代化，中医学受到巨大的挑战。人们开始使用西方医学体系的思维模式加以检视，中医学陷入存与废的争论之中。同属中国医学体系的日本汉方医学、韩国的韩医学亦是如此。2003年“非典”以来，经方中医开始有复苏迹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医作为“古为今用”的医学实例得到中国共产党政策上的支持而得以发展。现代，中医在中国仍然是治疗疾病的常用手段之一。 近代的医学西方近代医学是指文艺复兴以后逐渐兴起的医学，一般包括16世纪、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的欧洲医学。16世纪封建社会后期，手工业和商业发展，手工工厂出现，生产力的增长也促进对新市场的寻找。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7年达·伽马发现好望角，1519～1522年麦哲伦环绕世界一周。许多药物（如鸦片、樟脑、松香），由东方传入欧洲，美洲发现后，欧洲也有了金鸡纳、愈创木、可可果。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首先在意大利形成了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是敢于向教会思想挑战，反对宗教迷信的束缚。他们的口号是：“我是人，人的一切我应该了解”，以此来反对神学的统治。他们一方面传播新文化，一方面竭力钻研和模仿古代希腊的文化，因此此时期称为“文艺复兴”。1543年哥白尼出版《天体运行论》，是科学史上文艺复兴的开始。①医学革命。文艺复兴运动中，怀疑教条、反对权威之风兴起。于是，医界也产生了一场以帕拉切尔苏斯（1493～1541）为代表的医学革命。中世纪的医学校中，主要讲阿维森纳的《医典》，以及加伦和希波克拉底的著作。教师照本宣科，一切墨守成规，毫无生气。文艺复兴的狂潮，很快就波及医学领域。帕拉切尔苏斯指出人体的生命过程是化学过程。他在巴塞尔大学任教时主张用流行的德语写书和讲演，使医学易为大众所接受，这是一件伟大的改革。他重视实践，反对烦琐的经院哲学，反对中世纪顽固的传统和权威观念，他说：“没有科学和经验，谁也不能成为医生。我的著作不是引证古代权威的著作，而是靠最大的教师──经验写成的”。他勇敢地向墨守成规和盲目崇拜进行斗争，公开焚毁了加伦和阿维森纳的著作。②人体解剖学的建立。古代的人认为身体是灵魂寄居之处，在封建社会，各民族无例外地禁止解剖尸体。因此，人体解剖学得不到发展，这个时代的医书如加伦所著的解剖学中，解剖图几乎全是根据动物内脏绘成的。反之，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把人作为注意的中心，在医学领域内人们首先重视的就是研究人体的构造。首先革新解剖学的是意大利的达·芬奇，他认为作为现实主义的画家，有明了解剖的必要，尤其需要了解骨骼与肌肉，于是从事人体解剖。不过，他所绘制的700多幅解剖图，传至今日还有150余幅。画得大都准确、优美。他首先对加伦的解剖学发生疑问。他曾往气管吹入空气，但无论如何用力，也不见心脏膨胀起来，于是得出结论：加伦所谓肺与心相通的学说是错误的。他还检查过心脏的构造与形态，他所画的心脏图较以往有关图画正确得多。此外，他还发现了主动脉根部瓣膜的活动及其性质，证明瓣膜的作用在于阻止血液回流。他所提到的心血管方面的问题，不久就引起了医学家们的注意。根据直接的观察来写作人体解剖学教科书这一工作由A.维萨里完成。维萨里先肄业于卢万大学，后转入巴黎大学。当时，这两所大学讲解剖时，仍是教授高坐椅上讲课，助手和匠人在台下操作，而且一年内最多只允许进行3或4次解剖。维萨里不满足这种状况，曾夜间到野外去盗窃尸体来进行解剖。当时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有欧洲最好的解剖教室。于是他到那里任教。1543年，他将工作中积累起来的材料整理成书，公开发表。这本书就是《人体构造论》。此书指出加伦的错误达 200多处，如 5叶肝、两块下颌骨等。并指出加伦解剖学的依据是动物如猴等。维萨里虽然也受到当时保守派的指责，但他的学生们发展了解剖学。总之，16世纪欧洲医学摆脱了古代权威的束缚，开始独立发展，其主要成就是人体解剖学的建立。这既表明一门古老的学科在新的水平上复活，又标志着医学新征途的开始。17世纪16世纪，尼德兰发生革命，产生了独立的资产阶级国家荷兰。17世纪，英国推翻了专制王权，建立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工商业支持科学技术，提倡宽容，这些都有进步作用。哲学上培根提出经验主义，提倡观察实验，主张一切知识来自经验，并提倡归纳法；他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激励了后人的探索热情。笛卡尔是唯理论的代表，他重视人的思维能力，同时，又把机械论观点运用于对生理问题的研究，对后世的生命科学影响很大。这时期还出现了一些科学社团，它促进了交流，推动了科学进步。在17世纪，英国科学处于领先地位。生理学的进步。17世纪，量度观念已很普及。最先在医界使用量度手段的是圣托里奥（1561～1636）。他制作了体温计和脉搏计。还制造了一个像小屋似的大秤，可在其中生活、睡眠、运动、进食；在排泄前后，他都秤量自己的体重，如此不厌其烦地进行了30余年。他发现体重在不排泄时也在减轻，认为其原因是“不易觉察的出汗”。这可以说是最早的新陈代谢研究。实验、量度的应用，使生命科学开始步入科学轨道。其标志是血液循环的发现。W.S.哈维（1578～1657）也毕业于帕多瓦大学，在他以前，帕多瓦大学的解剖学家们曾相继发现并解释了心脏血循的环节。1553年，西班牙学者M.塞尔维特（1511～1553）确认血液自右心室流入左心室，不是经过中隔上的孔，而是经过肺脏作“漫长而奇妙的迂回”。哈维最先在科学研究中，应用活体解剖的实验方法，直接观察动物机体的活动。同时，他还精密地算出自左心室流入总动脉，和自右心室流入肺动脉的血量。他分析认为血液绝不可能来自饮食，也不可能留在身体组织内，他断定自左心室喷入动脉的血，必然是自静脉回归右心室的血。这样就发现了血液循环。哈维于1628年发表了著作《心脏运动论》。但是活体解剖已发展的极为残忍，虐待动物，活体解剖过度应用，必须改革。显微镜的应用。随着实验的兴起，出现了许多科学仪器，显微镜就是17世纪初出现的。显微镜把人们带到一个新的认识水平。在这以后，科学家利用显微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临床医学和T.西德纳姆（1624～1689）。内科学直到17世纪一直没有什么进展。医术与中世纪相仿，四体液论依然是疾病理论的基础。由于当时医生多研究解部学和生理学，似乎忘记了医生的责任，所以17世纪的临床医学家T.西德纳姆指出：“与医生最有直接关系的既非解剖学之实习，也非生理学之实验。乃是被疾病所苦之患者。故医生的任务首先要正确探明痛苦之本质，也就是应多观察同样病患者的情况，然后再研究解剖、生理等知识，以导出疾病之解释和疗法”。同时，他非常拥护希波克拉底关于“自然治愈力”的思想。这既说明了当时临床学还很落后，也表明他对人体抗病能力的重视。18世纪在18世纪欧洲各国已进入了资本主义确立时期。18世纪，美国独立，法国发生革命，资产阶级在西欧多数国家取得政权，并且向外扩张势力，发展世界贸易。在商品需要的刺激下，首先在英国的棉纺织业发生了技术大革新，织布机和纺织机都发明了，1784年J.瓦特制成改良蒸汽机，它不但应用于纺织工业，也应用于各种工矿业。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这便是所谓产业革命。手工工人变成机器工人，工业无产阶级首先在英国形成。同时资本主义生产力也就大为发展。①病理解剖学的建立。到18世纪，医学家已经解剖了无数尸体，对人体的正常构造已有了清晰的认识，在这基础上，他们就有可能认识到若干异常的构造。意大利病理解剖学家G.B.莫尔加尼（1682～1771）于1761年发表《论疾病的位置和原因》一书，描述了疾病影响下器官的变化，并且据此对疾病原因作了科学的推测。他把疾病看作是局部损伤，而且认为每一种疾病都有它在某个器官内的相应病变部位。在他以后医师才开始用“病灶”解释症状。这种思想对以后的整个医学领域影响甚大。②叩诊的发明。18世纪后半期，奥地利医生J.L.奥恩布鲁格（1722～1809）发明了叩诊。他的父亲是酒店老板，常用手指敲击大酒桶根据声音猜测桶里的酒量。后来，奥恩布鲁格把这个方法用在人的胸腔，以寻找“病灶”。经过大量经验观察，包括尸体解剖追踪，他创立应用至今的叩诊法。但叩诊法的推广应用，还是19世纪的事。③临床教学的开始。在17世纪以前，欧洲并无有组织的临床教育，学生到医校学习，只要读书，经过考试及格就可领到毕业证书。17世纪中叶荷兰的莱顿大学开始实行临床教学并取消宗教派别的限制，吸收了不少外国学生。到18世纪，临床医学教学兴盛起来，莱顿大学在医院中设立了教学病床，H.布尔哈维（1668～1738）成了当时世界有名的临床医学家。布尔哈维充分利用病床教学，他在进行病理解剖之前，尽量给学生提供临床的症候以及这些与病理变化关系的资料，这是以后临床病理讨论会（C.P.C.）的先驱。④预防医学的成就。E.詹纳（1749～1823）发明牛痘接种法，这是18世纪预防医学的一件大事。16世纪，中国已用人痘接种来预防天花。18世纪初，这种方法经土耳其传到英国，詹纳在实践中发现牛痘接种比人痘接种更安全。他的这个改进增加了接种的安全性，为人类最终消灭天花作出贡献。18世纪末，工业革命兴起。农民大量涌入城市。资本家只管赚钱，不关心工人生活。工人住在肮脏、潮湿的贫民窟，劳累一天而不得温饱，因而疾病很多。这类问题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加上启蒙运动中传播的博爱思想对一些人产生影响，于是公共卫生和社会医学方面的问题逐渐被提出来。德国人J.P.弗兰克（1745～1821）写成《医务监督的完整体系》，其中就谈到公共卫生和社会医学的很多问题。同时，还有人呼吁改善监狱卫生、解放精神病人（不能以残酷的方式如戴脚镣、手铐之类对待精神病人）。这类活动主要是个人活动，直到19世纪，政府才逐渐重视这些问题。19世纪19世纪各主要欧洲国家继英、法之后，先后爆发资产阶级革命，英国在19世纪完成了18世纪中叶开始的产业革命，之后，法、德、俄、美等国也相继完成产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进行，摧毁了封建势力，促进了社会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使生产力大大提高。这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19世纪，自然科学和技术进步很大：物理学方面，有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提出，光学的进步，显微镜的进一步改良如复式接物镜（1823）、无色镜片（1830）、油浸装置（1886）等。由于电学的进步，电热器、电气治疗到后半叶相继出现。化学方面，有原子论、元素周期率的提出，和人工合成有机物的出现。德国人F.维勒(1880～1882）于1828年合成尿素，打破了有机物与无机物之间的界限。生物学方面，有细胞学说、进化论和遗传定律的提出。19世纪欧洲医学的主要进展有以下几个方面：①细胞病理学。19世纪初细胞学说提出，到19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R.菲尔肖倡导细胞病理学，将疾病研究深入到细胞层次。他学说的基本原理包括：细胞来自细胞；机体是细胞的总和；疾病可用细胞病理来说明。②细菌学的建立。19世纪中叶，由于发酵工业的需要，由于物理学、化学的进步和显微镜的改进，细菌学诞生了。法国人L.巴斯德（1822～1895）开始研究发酵的作用，后研究微生物，证明发酵及传染病都是微生物引起的。德国人R.科赫（1843～1910）发现霍乱弧菌、结核杆菌及炭疽杆菌等，并改进了培养细菌的方法和细菌染色方法，还提出科赫三定律。他们的工作奠定了微生物学的基础。19世纪后30年，是细菌学时代，大多数主要致病菌在此时期内先后发现。巴斯德还研究了鸡的霍乱、牛羊炭疽病及狂犬病等，并用减弱微生物毒力的方法首先进行疫苗的研究，从而创立了经典免疫学。以后，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的俄国人И.И.梅契尼科夫（1845～1916）系统阐述了吞噬现象及某些传染病的免疫现象；1880年发表微生物间的对抗和它们的变异的论述；20世纪初，又发现乳酸菌与病原菌在人肠中相互拮抗，并用乳酸菌制剂来治疗某些肠病。他对早期免疫学作出很大贡献。③药理学。19世纪初期，一些植物药的有效成分先后被提取出来。例如，1806年由阿片提出吗啡；1819年由金鸡纳皮提出奎宁等。至19世纪中叶，尿素、氯仿等已合成。1859年水杨酸盐类解热镇痛药合成成功，到19世纪末精制成阿斯匹林。其后各种药物的合成精制不断得到发展。以后，人们开始研究药物的性能和作用。以临床医学和生理学为基础，以动物实验为手段，产生了实验药理学。④实验生理学。到19世纪，人们应用物理、化学的理论和实验方法研究机体，从而逐渐兴起实验生理学。法国的F.马让迪（1783～1855），德国人J.P.弥勒（1801～1858）和法国人C.贝尔纳（1813～1878）先后用动物实验对神经和消化等系统进行了大量生理研究。他们的工作奠定了现代生理学研究的科学基础。⑤诊断学的进步。由于病理解剖学和细胞病理学的影响，当时的临床医学中特别注意对内脏器官病理变化的研究和诊断，想尽各种方法寻找“病灶”，使诊断方法不断充实，诊断手段和辅助诊断工具不断增多。到19世纪末检查工作又或多或少地从直接观察病人转变为研究化验室的检验结果。18世纪中叶，奥恩布鲁格就已发明并改进了叩诊法，然而叩诊法受到当时的守旧医生的轻视和嘲笑，未得到应用。直到19世纪初，法国医生J.N.科尔维萨（1755～1821）经20年研究后对叩诊加以推广，才促进了叩诊法在临床上的应用。发明听诊的是R.T.H.拉埃内克（1781～1826），他是法国病理学家、临床家。他从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中，得到对于心肺可以听诊的启示。起先他用耳直接听诊，后来制成听诊器，先用纸制，后用木制。他检查了许多病人，研究了用听诊器发现的各种最微小的现象。进行了许多尸体解剖，把解剖结果与临床现象相对照，从而改进了听诊法。1819年，他发表论文《间接听诊法》，并根据这种新的检查方法诊断肺和心脏的疾病。许多临床诊断辅助手段如血压测量、体温测量、体腔镜检查都是在19世纪开始应用的。利用新的照明装置和光学器具，一系列光学器械相继发明和使用。较早的有德国人H.赫尔姆霍茨（1821～1894）的检眼镜，继之喉镜、膀胱镜、食管镜、胃镜、支气管镜等先后发明，这丰富了临床内科诊断手段，并使其后体腔内进行治疗成为可能。由于化学的发展，临床医学利用化学分析检验方法以检查血液的内容物，大大改进了诊断法。显微镜学的不断进步，促使形态诊断学在临床逐步取得重要地位，它研究机体体液和固体部分的组织结构和有形成分，并研究正常和异常排泄物的结构成分。至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的成就，医生的诊断方法更为丰富。⑥外科学的进步。19世纪之前，外科非常落后。疼痛、感染、出血等主要基本问题未得解决，这限制了手术的数量和范围。19世纪中叶，解剖学的发展和麻醉法、防腐法和无菌法的应用，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外科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以上几方面的重要成就，为外科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从此外科学开始迅速发展。19世纪末期，体腔外科普遍发达，这样许多临床专业（如妇科、泌尿科、眼科等）中除进行内科处置外，外科方法也获得重要地位。现代的医学现代科学技术，不是单单研究一个个事物，一个个现象，而是研究事物、现象的变化发展过程，研究事物相互之间的关系。由“整理材料”的科学，发展成为严密综合起来的体系。近代医学经历了16～17世纪的奠基，18世纪的系统分类，19世纪的大发展，到20世纪与现代科学技术紧密结合，发展为现代医学。20世纪医学的特点是一方面向微观发展，如分子生物学；一方面又向宏观发展。在向宏观发展方面，又可分为两种：一是人们认识到人本身是一个整体；二是把人作为一个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密切相互作用的整体来研究。20世纪以来，基础医学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基本理论的发展，它有力地推进了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治疗和预防疾病的有效手段在20世纪才开始出现。20世纪医学发展的主要原因是自然科学的进步。1992年中国曾邦哲（曾杰）提出了系统医学（systems medicine and pharmacology）概念和模型，各学科专业间交叉融合，这形成现代医学的特点之一。医学模式转变20世纪的医学，由于自然科学的进步，牢固地建立在实验基础之上，在技术上有空前的进步；后来人们看到仅从生物学角度来考虑健康和疾病，是有很大局限性的。1977年美国医学家G.L.恩格尔（1913～）提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主张，即从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三个方面综合考察人类的健康和疾病问题，以弥补过去单纯从生物学角度考察的缺陷，这对未来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将有重大意义。总之，20世纪以来，医学获得极大发展。在研究层次上，向微观和宏观发展，从分子医学的实验方法发展到系统医学的理论与实验方法结合并进。学科体系上，学科分立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并进。2012年国际系统医学大会在爱尔兰召开，2013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在苏州成立系统医学研究所，医学研究的国际化倾向日益明显；科学成果的取得，不再只是个人努力的结果。未来医学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从诞生至今，主要作用还是治已病。20世纪末，全球医学界大讨论最终结论是：最好的医学不是治好病的医学，而是使人不生病的医学。所以，我们认为未来医学应该是科学治未病（科学预防），科学治未病就是让人少得病、不得病。那么什么是科学治未病呢？就是身心智疾病全身预测并告知已病、未病是哪些食物多少引起的，通过补缺食，限过食即个性化科学食疗达到异病同治目的。适用人群：未病先防、有病早知、重病康复。危急重症需要中药、西药、手术和放化疗等，而未来医学即科学治未病则是采用绿色疗法膳食平衡防治身心智疾病。人是大自然创造的，食物养育了人类，世界上任何一种食物都有药物作用，长期偏食即膳食结构不科学、不合理、不平衡则百病丛生，甚至死亡。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四大基石：均衡营养、适量运动、充足睡眠、戒烟限酒。

扁鹊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医，本名叫秦缓，因为医术高超卓绝，被认为是神医，所以当时的人们以神话中的神医“扁鹊”的名号来称呼他，因此得名。

扁鹊
扁鹊开创了中医学的切脉诊断方法，而且擅长各科，他曾游历各国为人看病，积累了丰富的行医经验，并且将之记载下来，著作有《扁鹊内经》和《扁鹊外经》，不过现在均失传。
据《史记》记载，扁鹊有著名的六不治理论，描述了六种不治之症。
一、骄恣不论於理
“骄恣不论於理”的意思是为人傲慢放纵，不讲道理。这个不治之症除了一些病人本身情绪暴躁之外，可能主观上还带有一点医生不想医治的意思，生病的人情绪不好，有一点小脾气可以理解，但是过于无理取闹，完全不讲道理那医生也无法展开治疗，所以被扁鹊归为第一不治之症。

二、轻身重财
“轻身重财”好理解，就是指病人过于看中财物而轻视身体健康，结合我们现在的情况来理解的话，一是为了钱财透支健康，等到病来了，想医治就难了。二是有了病却舍不得花钱去医治，这样自然没办法治好病，所以被列为不治之症第二条。

三、衣食不能适
“衣食不能适”的意思是对衣着、饮食过于挑剔，不能适当。这条主要讲的是一个生活习惯，对于现代人来讲，主要就是指饮食不规律、作息不规律等，都会极度影响到健康。

四、阴阳并，藏气不定
“阴阳并，藏气不定”的意思是体内气血错乱、脏腑功能严重衰竭。这病别说古代，就是医学发达的今天也很难治愈。

五、形羸不能服药
“形羸不能服药”的意思就是身体太弱，经不起药石，这个好理解，身体底子太弱，无论吃什么药都承受不住，那自然是没办法治了。

六、信巫不信医
这个就更好理解了，就是信巫术而不信医术的人，搁在现在，很多落后地方还有这样的人，他们只信奉迷信，无论什么病都用迷信的方法来治，不相信医学，身体再难受也不吃药就医，等待他们的自然只有一命呜呼一途。

医学著述( 春秋战国时期)
一、简书《万物》
　　《万物》是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的汉简之一（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安徽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汉简整理小组：阜阳汉简《万物》，文物，（4）：36，1988）。夏侯灶卒于汉文帝前元十五（公元前165）年，故《万物》的竹简抄本年代，在西汉初年，据竹简“出现的'越’、'符离’等春秋时期才有的地名”，考证《万物》的撰写时代，可能是战国初期或春秋时代（胡平生、韩自强:《万物》说略，文物，（4）：48，1988）。竹简残损严重，初以“杂方”名之。后胡平生、等据W001号竹简：“……，不可闻也；万物之本，不可不察也；阴阳之化，不可不知也”的简文而定名为《万物》。《万物》残简共计133支，共约1100字，最长者约21.6厘米，载30余字，其余长短不一，字数多寡不等。叙事记物，一句一读，两句之间，以墨色圆点隔开，一支简有写二、三句者。
　　《万物》的本草学成就：《万物》的药物种类，初步统计为71种，其中：玉石部5种，草部23种，木部5种，兽部11种，禽部4种，鱼部11种，果部4种，米谷部4种，菜部4种。此外，还有“莫盗”、“鼠享”、“大发”、”石卦”等待考。分析《万物》所记载药物，绝大多数为日常生活中所能接触到的东西，这是药物早期发展阶段的一个特征。从“蜀椒”来说，可以推测，这在战国初期或春秋时代，各地之间的药物交流就早已存在。
　　《万物》记载药物治疗的疾病，初步统计有病名31种，其中有的“浍”等个别病名尚待考证。这些疾病，包括内、外、五官、神经等各科疾病。《万物》所记载的病证，如寒热、烦心、心痛、气臾、鼓胀、瘘、痤、折、痿、痈、耳、惑、睡、梦噩、失眠、健忘等，皆流传于后世，其中有的至今仍被沿用。
　　《万物》记载的药物功用，有很多不仅与后世本草学相符合，而且至今仍在临证医疗中被应用。《万物》关于药物的采集，几乎没有记载。但加工炮制，则已记载有“煮”、“焙”、等几种原始方法。对药物服法与禁忌的记载亦极为简略，只有一条与服法或禁忌有关，如：“服乌喙百日令人善趋也”。乌喙，即乌头，有毒。由于应用适当炮制方法，可以降低乌头的毒性。因此虽不确切但可初步推测为服食乌头。
　　分析各方面的资料，《万物》的撰述年代应早于五十二病方，《万物》的出土，填补了中国本草史和医学史上战国初期至春秋时代之间的空白，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
　　二、马王堆出土医书
　　1972年初至1974年初，考古工作者相继对长沙市东郊的一、二、三号汉墓进行了发掘。经考证，其中一号汉墓的墓主是西汉长沙国国相侯利苍的妻子，名叫辛追；二号墓的墓主即利苍本人；三号墓的墓主则是利苍的儿子。在这群墓葬中，出土了大批稀世的文献资料，包括许多已经失传了的医药文献。
　　在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古医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脉法》、《阴阳脉死侯》、《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导引图》、《养生方》、《杂疗方》和《胎产书》等。以上十一种，由于《阴阳十一脉灸经》有甲、乙两种本子，文字基本相同，可以算一种，所以实际上是十种。马王堆三号汉墓还出土竹木简200支。全部是医书，分为《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等四种，以上帛书和订木简医书共计为十四种。这些都是后世已经失传的古医书。
　　1、两部古脉灸经
　　马王堆汉墓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足臂》）和《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本（以下简称《阴阳》），全面论述了人体十一条经脉的循行走向及所主治的疾病。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论述经脉学说的文献。从成书的年代来看，在两部脉经中，《足臂》最为古朴，《阴阳》则稍晚，而《灵枢·经脉》比两部脉灸经都晚，我们可以说，两部脉灸经是《灵枢·经脉》的祖本。其主要依据是：
　　第一，两部脉灸经只记载了人体的十一条经脉，和《灵枢·经脉》相比，少了一条手厥阴经。《内经》的十二经脉，是在帛书十一条经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第二，在经脉的循行走向上，《内经》所述十二经脉互相衔接，循行走向很有规律；而帛书所载十一条经脉互不衔接，循行走向只偏重于某些部位。
　　第三，在两部脉灸经中，看不出各条经脉与脏腑有什么必然联系，即使偶有联系，也无规律可循。
　　第四，两部脉灸经对经脉的命名尚不统一，有些命名比较原始。
　　2、帛书《五十二病方》
　　帛书《五十二病方》，现存一万余字，全书分52题，每题都是治疗一类疾病的方法，少则一方、二方，多则二十余方。现存医方总数283个，用药达247种，书中提到的病名有103个，所治包括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疾病。内科病的治疗在全书中所占比重不大，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治疗内科病的水平。如该书对“癃”即淋病的治疗，处方合理，且大多为现今临床所沿用。尤其是血淋、石淋、膏淋、女子淋的分证治疗，可以说是对淋病进行辨证论治的雏型。全书以外科病所占比重为最大，也最为突出。该书在论述疽病的治疗时，已初步运用了辨证论治的原则，其处方讲究加减化裁，注意对证用药。例如：“睢（疽）病，冶白莶（蔹）、黄蓍（耆）、芍乐（药）、桂、姜、椒、朱（茱）臾（萸），凡七物。骨睢（疽）倍白签（蔹），（肉〕睢（疽）（倍）黄蓍（耆），肾睢（疽）倍芍药，其余各一。并以三指大最（撮）一入怀酒中，日五六饮之，……。”
　　这就是说，一般疽病用白蔹、黄耆、芍药、桂、姜、椒、茱萸等七味药物通治，但必须注意辨证，症状不同，则用药的分量亦各有区别。
　　《五十二病方》在论述痔疮的治疗时，除了运用各种药物疗法外，还记载了精彩的手术疗法。
　　其它所载治法多种多样，除了以内服汤药为主之外、还有大量的外治法，如敷贴法、烟熏或蒸气熏法、熨法、砭法、灸法、按摩疗法、角法（火罐疗法）等。治疗手段的多样化，也是当时医疗水平提高的标志之一。
　　3、《却谷食气》与《导引图》
　　帛书《却谷食气》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气功导引专著。帛书《却谷食气》篇幅较长，原文有将近500字，惜因残损太甚，现今可辨认者仅270余字。从现存《却谷食气》的残文来看，它主要记载的是导引行气的方法和四时食气的宜忌。该篇认为，要根据月朔望晦和时辰早晚及不同的年龄特征来行气，讲究呼吸吐纳，尽量吐故纳新，做好深呼吸。
　　帛画《导引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疗体操图。经复原后，此图长约100厘米，高约50厘米。在这幅色彩绚丽的导引图上，描绘了44个不同性别年龄的人在做各种导引动作。他们分别列成四排，每排11人，人象高9～12厘米。这些人物形态逼真，姿势各殊，服装各异，一个个栩栩如生，都在凝神操练。这44人的动作姿态大致可分为三类：一为呼吸运动，一为活动四肢及躯干的运动，一为持械运动。如“引聋”，即以导引防治耳聋，“引脾病”，即以导引防治痹证或腹痛。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在帛画《导引图》中，还有许多模仿动物动作的导引术式。在以仿生动作作为导引术式这一点上，对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
　　4、帛书《养主方》、《杂疗方》和《胎产书》
　　帛书《养生方》残损相当严重，估计原书有6000字左右，现仅存3000余字。该书正文在前，目录在后，原有标题卅二个，经整理后尚可辨认者有27个，如“老不起”、“为醴”、“益甘”、“病最种（肿）”、“茎（轻）身益力”、“除中益气”等。
　　从全书内容来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类是健身补益方，主要用于强身健体，增强筋力，黑发益气美色等。一类是补益性机能的。
　　该书在叙述胎儿逐月发育的状态时，曾经明确地写道：“三月始脂，果隋宵效，当是之时，未有定义（仪），见物而化。是故君公大人，毋使朱（侏）儒，不观木（沐）侯（猴）等等。这是最早对胎教的论述，认为孕妇的饮食起居，所见所闻，思想情志等，都将对胎儿发育的优劣，乃至胎儿性别的形成等，产生直接的影响。
　　三、江陵张家山医简
　　1983年底至1984年初，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在挖掘江陵县张家山M247、M249、M285三座西汉初州古墓时，相继发现了大批竹简。其中以M247出土的竹简最多、达1000多枚，大部分贮藏在竹简（箱）内，保存较完整，字迹清晰。除了法律、军事、数学和遣册等类文献外，还有两种医书，题名为《脉书》和《引书》。据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对墓葬形制、出土器物以及M247随葬竹简的历谱推算，其墓葬年代为西汉吕后至文帝初年（约公元前2世纪中期），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墓葬年代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同期或稍早。
　　1、《脉书》述要
　　《脉书》共2028字，约在西汉初期被抄写在65枚竹简上，其内容可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病候，自头至足依次叙述了67种疾病的名称及简要症状，涉及内、外、五官、妇、儿科病症，其中内科病约占2/5，不同于马王堆医书《五十二病方》侧重于外科病；第二部分内容与马王堆医书《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两本完全相符，且所保存的文字较甲本多332字、较乙本多122字，使《阴阳十一脉灸经》在更大程度上得以复原成为可能。第三部分内容与马王堆医书《阴阳脉死候》基本相同，且多出69字，其中说：“夫留（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以其动。动则实四支（肢）而虚五臧（脏），五脏虚则玉体利矣。”是目前书已知古籍中最早甲“流水”与“户枢”的比喻论述人体运动有利健康的原理。第四部分，用四言韵体论述人体骨、筋、血、脉、肉、气等6种组织或生理机能及其发病为“痛”的症候特征；第五部分内容与马王堆帛书《脉法》基本相同，且多出124字，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弥补帛书缺文。
　　2、《引书》述要
　　《引书》共3235字，约西汉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前抄写在113枚竹简上，其内容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论述四季养生之道，篇首指出：“春产（生）、夏长、秋收、冬藏（藏），此彭祖之道也”，接着依四季之序介绍各季的养生方法，这一部分的基本精神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载养生·养长·养收·养藏之道相同，即养生必须顺应自然界的运行规律。
　　第二部分论述导引术式及其作用。
　　总之，《引书》共载导引术110种，除去重复者还有101种。其中述术式者85种，用于治病有50种，仅述功用者有16种。可见，汉初以前运用导引治疗疾病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引书》是汉初之前医疗导引术的一次总结。
　　《引书》所载导引术与马王堆帛画《导引图》相比较，两者风格相近，命名原则相同。而《引书》所载导引种数更多。内容更丰富，除了折阴、熊经、引膝痛、引聋和引颓等5种导引名称相同（其中3种名同术异）外，帛画所载导引数只有《引书》的2/5左右，而且单个动作的静态画面，很难反映导引的动态过程，更难描述呼吸、意念方面的要领，《引书》则可以弥补这些不足。总之，《引书》的发现，为研究汉以前导引术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引书》第三部分讨论了致病因素、防治方法以及养生理论等问题。
　　总之，江陵张家山医简的发现，对于中国医学史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譬如，它改写了一些中国医学史上的最早记录，如《引书》记载下颌关节脱位整复术和叩齿术，较晋代葛洪的记录要早四五百年等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将越来越显示它的重要价值。
　　四、《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托名黄帝及其臣子岐伯、雷公、鬼臾区、伯高等论医之书。《黄帝内经》包括《灵枢》和《素问》两部分，各卷81篇，共80余万言。
　　《黄帝内经》的著作时代，至今尚无定论。从其内容看，非一人一时之作，但一般认为其主要内容是反映战国时期医学理论水平的，基本定稿时期应不晚于战国时期。当然，其中有些内容可能出于秦汉及六朝人之手。
　　《黄帝内经》所引古代医籍。有《上经》、《下经》、《揆度》、《阴阳》、《奇恒》、《经脉》段迳贰ⅰ堵鼍返取K得髟凇赌诰分耙延行矶嘀忠绞榱鞔妒馈?br> 　　经络与针灸，在《黄帝内经》中，居于主体地位，继承和发展了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侯》和张家山汉简《脉书》，乃至扁鹊等的经络学说和针刺治疗经验，在针刺治疗上，不仅突破了上述帛简医书和《五十二病方》等只采取灸法的水平，同时也远比《史记·扁鹊传》记载的治疗经验更加具体和系统。在《黄帝内经》中，《灵枢》：经脉篇、经别、经筋，更加完整和系统地论述了经络学；《灵枢》：九针十二原、九针论等篇，论述了针刺器材的制备；《素问》：气穴、气府、骨空、水热穴等各篇，论述了腧穴分布；《灵枢》：九针十二原、邪客等各篇，论述了持针法则；《素问》：八正神明、离合真邪等各篇，论述了针刺的补泻方法；《灵枢》：诊要经终、禁例等各篇，论述了针刺禁忌等，以及各种疾病的针刺疗法。
　　阴阳五行学说被引入医学，最早是秦国医和，马王堆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中的“病至则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惊”，也反映了五行学说的内容，这段文字后来载入《灵枢·经脉篇》，《素问·脉解篇》说：“所谓甚则厥，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惊者，阳气与阴气相薄，水火相恶，故惕然而惊也。”说明阴阳五行学说，已被引入医学理论中。
　　《黄帝内经》撰成之初，在战国时代可能为《黄帝脉书》、《扁鹊脉书》等20余种单行本。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校书，始由李柱国等校定为《黄帝内经》十八卷。到东汉初班固撰《汉书》时，这些医籍的传本仍被完整保存，而载于《汉书·艺文志》。东汉末张仲景撰《伤寒杂病论》、魏末皇甫谧撰《针灸甲乙经》时，《汉书·艺文志》的十八卷本《黄帝内经》传本即已不复存在，不仅被分割为《素问》、《九卷》或《针经》两书，而且“亦有所亡失”。
　　1、《灵枢》，亦称《九卷》、《针经》、《九灵》、《九墟》等。汉魏以后，由于长期抄传出现多种不同名称的传本，唐·王冰所引用古本《针经》传本佚文与古本《灵枢》传本佚文基本相同，说明为一共同的祖本，但与南宋史崧发现的《灵枢》传本（即现存《灵枢》传本）则不尽相同。史载北宋有高丽献《针经》镂版刊行，今无书可证。至南宋初期，《灵枢》和《针经》各种传本均失传。绍兴二十五年（1155），史崧将其家藏《灵枢》九卷八十一篇重新校正，扩展为二十四卷，附加音释，镂版刊行。至此，《灵枢》传本基本定型，取代各种传本，而一再印行，流传至今。
　　2、《素问》，在汉魂、六朝、隋唐各代皆有不同传本。为张仲景、王叔和、孙思邈、王焘等在其著作中所引用。主要有：（1）齐梁间（公元6世纪）全元起注本，是最早的注本，但当时其中的第六卷已亡佚，实际只有八卷。这个传本先后被唐·王冰、宋·林亿等所引用，至南宋以后失传。（2）唐、王冰注本，唐·宝应元年（762），王冰以全元起注本为底本注《素问》，将已亡佚的第七卷，以七篇“大论”补入，到北宋·嘉祐·治平（1057～1067）年间，设校正医书局，林亿等人在王冰注本的基础上进行校勘，定名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雕版刊行，而定型。
　　《黄帝内经》的著成，标志着中国医学由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医学的新阶段。《黄帝内经》总结了战国以前的医学成就，并为战国以后的中国医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在整体观、矛盾观、经络学、脏象学、病因病机学、养生和预防医学以及诊断治疗原则等各方面，都为中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深远影响。历代著名医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创新和建树，大多与《黄帝内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黄帝内经》的著成，不仅在中国受到历代医家的广泛推崇，即使在国外的影响也不容低估。日本、朝鲜等国都曾把《黄帝内经》列为医生必读课本，而部分内容还先后被译成英、法、德等国文字，在世界上流传。近年来一些欧美国家的针灸组织也把《黄帝内经》列为针灸师的必读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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