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录后序的鉴赏与解析

金石录后序的争议部分~

争议一：文中“呜呼，自王播、元载之祸，书画与胡椒无异”，在宋版和明人手抄本中皆记录为王播，王播曾两度出任宰相，享年72岁。王播、元载之祸明显是李清照的笔误，经考证王播应该为王涯。王涯唐文宗时期宰相，因“甘露之变”被杀，史书《旧唐书》记载他“前代法书名画，人所保惜者，以厚货致之；不受货者，即以官爵致之”，王涯爱好收藏，他被杀后众人得其卷轴，皆取其奁盒、金玉、牙锦，其余弃于道旁，遭践踏者无数，众人都哄抢他装书画的金玉盒子和象牙盒子，而把书画弃于一边，践踏无数。所以李清照原意是写王涯、元载之祸，而误记成王播、元载之祸。清代名家何义门在《金石录后序》中校正为：“‘播’当作‘涯’。”顾亭林《日知录》引作“王涯”，顾本《金石录后序》直接作成“王涯”。 争议二：文中“绍兴二年，太岁在壬，八月初一甲寅，易安室题”，今流传的各版本《金石录后序》皆如此记为绍兴二年，但文中句“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矣！”说明李清照写书时当为五十二岁（虚岁），但李清照在绍兴二年只有五十岁（虚岁）。两处明显冲突，今人王璠先生在李清照研究丛稿中指出当为绍兴四年，绍兴二年为后人传抄出错。另外也有黄墨谷先生等人的绍兴五年一说，但今人大多采信绍兴二年为误记，当为绍兴四年一说。下面是王璠先生拿出的宋人洪迈看过李清照原文《金石录后序》为绍兴四年的铁证，故被大家采信。洪迈《容斋四笔》卷五“赵德甫《金石录》”文中，称他曾在王顺伯处亲眼看到赵明诚的妻子易安居士为《金石录》一书所作的序文(指《后序》)，很受感动。当他撮述了文中大概以后，慨叹着写道:时绍兴四年也，易安年五十二矣。自叙如此，余读其文而悲之！依据洪氏所记，《金石录后序》作于“绍兴四年””确为李清照亲自所题署，是原稿所固有的。时“易安年五十二”，不一定是据序文“过蘧瑗和知非之两岁”推算而得。因为洪迈出生的那年宋徽宗宣和五年癸卯(1123)，李清照才四十一岁，而李清照之卒，约在绍兴二十五年乙亥(1155)，得年七十三岁左右。那时洪迈已三十三岁，正当壮年；到他《容斋四笔.》成书的庆元三年(1197)，则是七十五岁。古人以为中寿，尚非兹毫，记力犹强，还能奋笔撰述。号称四百二十卷的《夷坚志》(含支志、三志、四志)就是他中晚年的著作。庆元三年上距清照作《后序》的绍兴四年(1134)为六十四年，而距清照之卒，仅四十三年，为时更短。史称洪氏“幼读书，日数千言，一过目辄不忘。他遍览载籍，尝以博洽受知于孝宗。而所著《容斋随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自经史诸子百家以及医卜星算之属，凡意有所得，即随手札记，辩证考据，颇为精确。”《四笔》一年成书，虽取速成，“然其大致，自为精博。”又说他“尤熟于宋代掌故，”认为“南宋说部，终当以此为首。”这样说来，洪迈所纪清照年岁，应是出自记忆，非常精确，当可据信。

右《金石录》三十卷者何？赵侯德父所著书也。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钟、鼎、甗、鬲、盘、匜、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讹谬，去取褒贬，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者皆载之，可谓多矣。呜呼！自王播、元载之祸，书画与胡椒无异；长舆、元凯之病，钱癖与传癖何殊？名虽不同，其惑一也。
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时先君作礼部员外郎，丞相作吏部侍郎，侯年二十一，在太学作学生。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后二年，出仕宦，便有饭蔬衣綀，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将，渐益堆积。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己。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一代奇器，亦复脱衣市易。尝记崇宁间，有人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当时虽贵家子弟，求二十万钱岂易得耶？留信宿，计无所出而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
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馀。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
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卷帙。或少损污，必惩责揩完涂改，不复向时之坦夷也。是欲求适意而反取憀栗。余性不耐，始谋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遇书史百家字不刓阙、本不讹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至靖康丙午岁，侯守淄川。闻金人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丧南来。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馀间，期明年春再具舟载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馀屋者，已皆为煨烬矣。
建炎戊申秋九月，侯起复，知建康府。己酉春三月罢，具舟上芜湖，入姑孰，将卜居赣水上。夏五月，至池阳，被旨知湖州，过阙上殿。遂驻家池阳，独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去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遂驰马去。途中奔驰，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痁。七月末，书报卧病。余惊怛，念侯性素急，奈何病痁？或热，必服寒药，疾可忧。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黄芩药，疟且痢，病危在膏盲。余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
葬毕，余无所之。朝廷已分遣六宫，又传江当禁渡。时犹有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长物称是。余又大病，仅存喘息，事势日迫，念侯有妹婿任兵部侍郎，从卫在洪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冬十二月，金人陷洪州，遂尽委弃。所谓连舻渡江之书，又散为云烟矣。独馀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数事，南唐写本书数箧，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内者，岿然独存。
上江既不可往，又虏势叵测。有弟迒，任敕局删定官，遂往倚之。到台，台守已遁，之剡。出陆，又弃衣被走黄岩，雇舟入海奔行朝。时驻跸章安，从御舟海道之温，又之越。庚戌十二月，方散百官，遂之衢。绍兴辛亥春三月，复赴越。壬子，又赴杭。先侯疾亟时，有张飞卿学士，携玉壶过视侯，便携去，其实珉也。不知何人传道，遂妄言有颁金之语，或传亦有密论列者。余大惶怖，不敢言，亦不敢遂已，尽将家中所有铜器等物，欲赴外廷投进。到越，已移幸四明。不敢留家中，并写本书寄剡。后官军收叛卒，取去，闻尽入故李将军家。所谓岿然独存者，无虑十去五六矣。惟有书画砚墨可五七簏，更不忍置他所，常在卧榻下，手自开阖。在会稽，卜居土民钟氏舍，忽一夕，穴壁负五簏去。余悲恸不已，重立赏收赎。后二日，邻人钟复皓出十八轴求赏，故知其盗不远矣。万计求之，其余遂劳不可出。今知尽为吴说运使贱价得之。所谓岿然独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残零不成部帙书册，三数种平平书帖，犹复爱惜如护头目，何愚也邪！
今日忽阅此书，如见故人。因忆侯在东莱静治堂，装卷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辄校勘二卷，跋题一卷。此二千卷，有题跋者五百二十卷耳。今手泽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
昔萧绎江陵陷没，不惜国亡而毁裂书画；杨广江都倾覆，不悲身死而复取图书。岂人性之所著，死生不能忘之欤？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耶？抑亦死者有知，犹斤斤爱惜，不肯留在人间耶？何得之艰而失之易也？呜呼！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区区记其终始者，亦欲为后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
绍兴二年玄黓岁壮月朔甲寅，易安室题。

译文
以上《金石录》三十卷是谁的著作呢？是先夫赵德甫所撰的呀。上自三代，下至五代之末，凡是铸在钟、鼎、甗、鬲、盘、彝、尊、敦上的题记，以及刻在高大石碑上的显要人物和山林隐士的事迹——这些见之于金石镂刻的文字共二千卷，都校正了错字异文，进行了汰选和品评。上足以合圣人的道德标准，下能够订正史官失误的，这里都记载了，可以称得上内容丰富了！唉，自从唐代的王涯与元载遭到杀身之祸以后，书画跟胡椒几乎是一样的货色；而晋人和峤所患的钱癖跟杜预所患的《左传》癖，也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名义虽不相同，但各自受到的迷惑则是一样的呀。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我才嫁给赵氏。我夫明诚年方二十一岁，正在太学做学生。赵、李两家本是寒族，向来清贫俭朴。每月初一、十五，明诚都请假出去，把衣服押在当铺里，取五百铜钱，走进大相国寺，购买碑文和果实。互相欣赏着，反复玩味，觉得很象远古时代葛天氏的臣民那样自由和快乐。
两年以后，明诚出仕做官，便立下即使节衣缩食，也要游遍天涯海角，把天下的古文奇字全部搜集起来的志愿。日积月累，资料越积越多。丞相在政府工作，亲戚故旧中也有人在秘书省的，常常有《诗经》以外的佚诗、正史以外的逸史，以及从鲁国孔子旧壁中、汲郡魏安釐王墓中发掘出来的古文经传和竹简文字，于是就尽力抄写，渐渐感到趣味无穷，到了难以自控的地步。后来偶而看到古今名人的书画和夏、商、周三代的奇器，也还是脱下衣服把它买下来。曾记得崇宁年间，有一个人拿来一幅南唐徐熙所画的《牡丹图》，要二十万钱才肯卖。当时明诚虽是贵家子弟，但要筹备二十万铜钱，谈何容易啊！我们把它留了两夜，终于因为筹不到钱，又还给了他。我们夫妇俩为此惋惜怅惘了好几天。
后来明诚罢官，我们回青州故乡闲居了十年。夫妇持家勤俭，衣食稍有了富裕。明诚复官后，又接连做了莱州和淄州的太守，把他的全部薪俸拿出来，从事书籍的刻写。每得一本，我们就一起校勘，整理成集，题上书名。得到书画和彝、鼎等古代酒器，也摩挲把玩或摊开来欣赏，批评上面的毛病。每晚品评，以烧完一枝蜡烛为标准。因此所收藏的古籍，都能做到纸札精致，字画完整，超过许多收藏家。
我天性博闻强记，每次吃完饭，和明诚坐在归来堂上烹茶，指着堆积的书史，说某一典故出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猜中与否比赛胜负，作为饮茶的先后。猜中了，便举杯大笑，以至把茶倒在怀中，起来时反而饮不到一口。真甘心在这个环境中过一辈子！所以我们虽处于忧患贫穷之中，而胸中的志愿从没有屈服过。收书的任务既已完成，就在归来堂中建起书库，把大橱编上了甲乙丙丁的号码，中间放上书册。如需讲读，就拿来钥匙开橱，在簿子上登记，然后取出所要的书籍。有时把书籍损坏或弄脏了一点，定要给以批评，并责令本人揩完涂改，不再象过去那样随便很不在意了。这真是想求得舒心，反遭致了恐慌不安。我性子实在忍耐不住，就想办法不吃第二道荤菜，不穿第二件绣有文彩的衣裳，头上没有明珠翡翠的首饰，室内没有镀金刺绣的家具。遇到诸子百家的书籍，只要字不残缺、版本不假的，就马上买下，储存起来作为副本。向来家传的《周易》和《左传》，原有两个版本源流，文字最为完备。于是罗列在几案上，堆积在枕席间，我们意会心谋，目往神授，这种乐趣远远超过那些追逐歌舞女色斗狗走马的低级趣味的人。
到了钦宗靖康元年，明诚做了淄州太守，听说金军进犯京师汴梁，一时间四顾茫然，只见满箱满笼都是书籍，一边恋恋不舍，一边怅惘不已，心知这些东西必将不为己有了。高宗建炎元年三月间，我的婆婆太夫人郭氏死于建康，明诚奔丧南来。多余的物品既不能全部载去，便先把书籍中重而且大的印本去掉，又把藏画中重复的几幅去掉，又把古器中没有款识的去掉。后来又去掉书籍中的国子监刻本、画卷中的平平之作及古器中又重又大的几件。经多次削减，还装了十五车书籍。到了海州，雇了好几艘船渡过淮河，又渡过长江，到达建康。这时青州老家，还锁着书册什物，占用了十多间房屋，希望明年春天再备船把它装走。可是到了十二月，金兵攻下青州，这十几屋东西，一下子化为灰烬了。
高宗建炎二年秋九月，明诚再度被起用任职建康府，三年春三月罢官，搭船上芜湖。到了当涂，打算在赣江一带找个住处。夏五月，到贵池，皇帝有旨任命他知湖州，需上殿朝见。于是我们把家暂时安置在贵池，他一人奉旨入朝。六月十三日，开始挑起行李，舍舟登岸。他穿着一身夏布衣服，翻起覆在前额的头巾，坐在岸上，精神如虎，明亮的目光直向人射来，向船上告别。此刻我的情绪很不好，大喊道：“假如听说城里局势紧急，怎么办呀？”他伸出两个手指，远远地答应道：“跟随众人吧。实在万不得已，先丢掉包裹箱笼，再丢掉衣服被褥，再丢掉书册卷轴，再丢掉古董，只是那些宗庙祭器和礼乐之器，必须抱着背着，与自身共存亡，别忘了！”说罢策马而去。一路上不停地奔驰，冒着炎暑，感染成疾。到达皇帝驻跸的建康，患了疟疾。七月底，有信到家，说是病倒了。我又惊又怕，想到明诚向来性子很急，无奈生了疟疾，有时发烧起来，他一定会服凉药，病就令人担忧了。于是我乘船东下，一昼夜赶了三百里。到达以后，方知他果然服了大量的柴胡、黄芩等凉药，疟疾加上痢疾，病入膏肓，危在旦夕。我不禁悲伤地流泪，匆忙中哪里忍心问及后事。八月十八日，他便不再起来，取笔做诗，绝笔而终，此外更没有“分香卖屦”之类的遗嘱。把他安葬完毕，我茫茫然不知到什么地方是好。
建炎三年七月，皇上把后宫的嫔妃全部分散出去，又听说长江就要禁渡。当时家里还有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所有的器皿、被褥，约可接待上百位客人；其他物品，数量与此相当。我又生了一场大病，只剩下一口气。时局越来越紧张，想到明诚有个做兵部侍郎的妹婿，此刻正作后宫的护卫在南昌。我马上派两个老管家，先将行李分批送到他那里去。谁知到了冬十二月，金人又攻下南昌，于是这些东西便全数失去。所谓一艘接着一艘运过长江的书籍，又象云烟一般消失了，只剩下少数分量轻、体积小的卷轴书帖，以及写本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的诗文集，《世说新语》，《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几件，南唐写本书几箱。偶而病中欣赏，把它们搬在卧室之内，这些可谓岿然独存的了。
长江上游既不能去，加之敌人的动态难以预料，我有个兄弟叫李迒，在朝任勅局删定官，便去投靠他。我赶到台州，台州太守已经逃走；回头到剡县，出睦州，又丢掉衣被急奔黄岩，雇船入海，追随出行中的朝廷。这时高宗皇帝正驻跸在台州的章安镇。于是我跟随御舟从海道往温州，又往越州。建炎四年十二月，皇上有旨命郎官以下官吏分散出去，我就到了衢州。绍兴元年春三月，复赴越州；二年，又到杭州。先夫病重时，有一个张飞卿学士，带着玉壶来看望他，随即携去，其实那是用一块形状似玉的美石雕成的。不知是谁传出去，于是谣言中便有分赐金人的话语。还传说有人暗中上表，进行检举和弹劾。事涉通敌之嫌，我非常惶惧恐怖，不敢讲话，也不敢就此算了，把家里所有的青铜器等古物全部拿出来，准备向掌管国家符宝的外庭投进。我赶到越州，皇上已驾幸四明。我不敢把东西留在身边，连写本书一起寄放在剡县。后来官军搜捕叛逃的士兵时把它取去，听说全部归入前李将军家中。所谓“岿然独存”的东西，无疑又去掉十分之五六了。惟有书画砚墨，还剩下五六筐，再也舍不得放在别处，常常藏在床榻下，亲手保管。在越州时，我借居在当地居民钟氏家里。冷不防一天夜里，有人掘壁洞背了五筐去。我伤心极了，决心重金悬赏收赎回来。过了两天，邻人钟复皓拿出十八轴书画来求赏，因此知道那盗贼离我不远了。我千方百计求他，其余的东西再也不肯拿出来。今天我才知道被福建转运判官吴说贱价买去了。所谓“岿然独存”的东西，这时已去掉十分之七八。剩下一二件残余零碎的，有不成部帙的书册三五种。平平庸庸的书帖，我还象保护头脑和眼珠一样爱惜它，多么愚蠢呀！
今天无意之中翻阅这本《金石录》，好像见到了死去的亲人。因此又想起明诚在莱州静治堂上，把它刚刚装订成册，插以芸签，束以缥带，每十卷作一帙。每天晚上属吏散了，他便校勘两卷，题跋一卷。这二千卷中，有题跋的就有五百零二卷啊。现在他的手迹还象新的一样，可是墓前的树木已能两手合抱了。悲伤啊！从前梁元帝萧绎当都城江陵陷落的时候，他不去痛惜国家的灭亡，而去焚毁十四万册图书；隋炀帝杨广在江都遭到覆灭，不以身死为可悲，反而在死后把唐人载去的图书重新夺回来。难道人性之所专注的东西，能够逾越生死而念念不忘吗？或者天意认为我资质菲薄，不足以享有这些珍奇的物件吗？抑或明诚死而有知，对这些东西犹斤斤爱惜，不肯留在人间吗？为什么得来非常艰难而失去又是如此容易啊！
唉！陆机二十作《文赋》，我在比他小两岁的时候嫁到赵家；蘧瑗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岁之非，现在我已比他大两岁：在这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啊！然而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这是人间的常理。有人丢了弓，总有人得到弓，又何必计较。因此我以区区之心记述这本书的始末，也想为后世好古博雅之士留下一点鉴戒。绍兴二年，太岁在壬，八月初一甲寅，易安室题。

这篇(<金石录>后序)(以下简称<后序))，是李清照为故夫赵明诚的金石学名著(金石录》一书所作的序言。在《金石录》编撰过程中，赵明诚曾写过一篇《<金石录>序》。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赵明诚又再三请河间刘跂为《金石录》前三十卷撰序。刘跂于同年九月完成好友赵明诚所嘱，其文题作(<金石录>后序)(以下简称“刘序”)。李清照所撰《后序》，虽与“刘序”的题目相同，但她是在赵明诚逝世、由她继续完成丈夫的未竟之业后写下的。同样是为《金石录》作序，李清照的《后序》，与赵明诚的自序和“刘序”大不相同。后二者系就书论书，只谈与《金石录》直接相关的事，文字简洁平实，是两篇很典型的书序。李清照的《后序》却是匠心独运，在剪裁、叙事、抒情等方面迥别于一般书序，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她所结撰的重点是放在叙述金石书画的“得之艰而失之易”上，是一篇带有自传性的而又抒情性极强的文学散文。
在我国散文史上占有不可替代位置的(后序)，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极大的关注和总体上颇为中肯的评价，其中两个人的见解极近腠理。一是南宋的洪迈;一是近人浦江清。洪迈主要是就《后序》的叙事旨归而建言，他说:“其妻易安居士，平生与之同志，赵段后，憨悼旧物之不存，乃作后序，极道遭催变故本末。”((容斋四笔)卷五)洪迈不仅以此番言简意赅之语，准确地道出了洋洋两千言《后序》的叙事脉络，其更大的贡献还在于为后世留下了亲眼经见宋版(后序)所云之撰署日期为绍兴四年(1134)。这就极有力地说明了明抄本的“绍兴二年”之误。因为“绍兴二年”对李清照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这年的春夏她得了重病，又因与张汝舟的离异诉讼吃官司、坐牢……在这种情况下，她哪里会有心思去整理《金石录》并撰写《后序》?而“绍兴四年”则正是赵明诚逝世五周年，是时痛定思痛而作《后序》，岂非顺理成章!
而浦江清则从另外的角度道出了《后序》的价值所在:此文详记夫妇两人早年之生活嗜好，及后遭逢离乱，金石书画由聚而散之情形，不胜死生新旧之感。一文情并茂之佳作也。赵、李事迹，(宋史)失之简略，赖此文而传，可以当一篇合传读。故此文体例虽属于序跋类，以内容而论，亦同自叙文。清照本长于四六，此文却用散笔，自叙经历，随笔提写。其晚境凄苦郁闷，非为文而造情者，故不求其工而文自工也。((国文月刊)一卷二期) 全文叙事清晰，层次分明，情节衔接的天衣无缝。全文两千多字，句式有长有短，神似诗歌一样优美，而形式却打破了诗歌格律的死板，是迈向通俗文学的一个见证。前人读《金石录后序》特别是明清之人，更多的是赞扬他们夫妻志同道合，夫唱妇随，并以《金石录后序》为依据否定李清照再嫁张汝舟之事。而今人读《金石录后序》不光看他们夫妻志同道合，而且指出文中李清照对丈夫的不满，提出了李清照对赵明诚隐性抗争的观点，有些上升到妇女权力争取的高度了。
读过《金石录后序》认为赵明诚、李清照志同道合、伉俪情深一派
南宋洪迈即在《容斋随笔》中解读道：“东武赵明诚德甫，清宪丞相中子也。著《金石录》三十篇……其妻易安李居士，平生与之同志。赵没后，愍悼旧物之不存，乃作《后序》，极道遭罹变故本末。”
明人郎瑛在《七修类稿》中亦踵迹其说：“赵明诚……其妻李易安，又文妇中杰出者，亦能博古穷奇，文词清婉，有《漱玉集》行世。诸书皆曰与夫同志，故相亲相爱至极。予观其叙《金石录》后，诚然也。”
“诸书”皆以“同志”解读《<金石录>后序》，今人对此文的研究，也不出古人范围，代表性的观点如：“抒发她怀念和哀悼赵明诚的真挚和深沉的感情”。综观历代对《<金石录>后序》的解读，大致有四项内容：闺阁生活的甜蜜温馨，学术研究的志同道合，文物保存的曲折艰辛，以及物散人亡的悲痛伤悼。
读过《金石录后序》认为是李清照对赵明诚的隐性抗争一派
楚雄师范学院的韩立平老师在楚雄师范学报上撰文指出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抒发了对赵明诚的不满。
例一：“余性不耐，始谋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遇书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讹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自来家传《周易》、《左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受，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韩立平老师解读为：“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这两句话也许要比李清照那些绝妙好词更能博得中国文人的喜爱，因为这里表现了李清照的“妇德”。《论语》中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这是中国古人的人格表征，李清照的“食去重肉，衣去重采”与之相呼应，是对男性道德标准的体认。于是，上面这段文字便被用来佐证李清照与赵明诚“同甘共苦”：对物质生活的淡泊和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这一解读的错误在于断章取义，在于忽视这段文字的“语境”。我们必须弄清楚她为什么这么“虐待”自己。“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厨，簿甲乙，置书册，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卷帙，或少损污，必惩责揩完涂改，不复向时之坦夷也。是欲求适意，而反取惨栗。”这才是李清照“性不耐”的真正原因。赵明诚收藏金石的志向正朝着一种严重的“病态”发展。他在“归来堂”造了间书库，且上了锁，李清照若要翻看书籍，必须在簿上登记，若不当心弄破了书，就会遭到丈夫的“惩责”。这间自己家里的书库竟成了“公共图书馆”，李清照被剥夺了对金石物品的所有权，被剥夺了作为妻子的特权。丈夫的“惩责”，让李清照首次感到，自己的地位远远没有金石重要。这时，她怄了一次气。她不再理会书库里的宝物，不再看丈夫的脸色，她自己去买了一些“普及本”：那些价廉物美的书籍。她知道书是用来阅读的，不是用来供奉的。为了买这些“普及本”，李清照才开始缩衣节食。“食去重肉，衣去重采”这八个字根本没有一丝“同甘共苦”的意思，相反，表达了李清照对于这次“怄气”的坚定。“意会心谋、目往神受”是怄气而孤寂的阅读，不再是夫妻间的“同共勘校”了。这次怄气是微弱而不彻底的抗争。她此刻并没有预见，这场夫妻间的“冷战”根本不管用，在即将到来的日子里，她的生命将不可避免地与这些宝物纠缠在一起。
例二：“六月十三日，（赵明诚）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遂驰马去。”
韩立平老师解读为：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六月十三日，赵明诚被任命为湖州知府，独自赴建康面见皇帝。上面这段文字写的是夫妻俩分别时的场景。这其实是一场夫妻间的争吵。李清照问丈夫，如果敌人攻破城池，必须逃难，拿这些金石怎么办？赵明诚给她安排了一个顺序，先丢什么再丢什么，最后，“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李清照这次终于看清了丈夫的“真面目”。在赵明诚看来，如果李清照没有和宗器同归于尽，这不是由于她惧死，而是由于她忘记了该这样做，“勿忘之”三个字剥夺了李清照自由选择的权利。“遂驰马去”，丈夫就这样驰马而去，将自己抛弃在这个纷乱迷茫的世界中。我们又一次见到这个熟悉的“遂”字，李清照习惯用“遂”（便）这个字不露声色地表达自己的怨恨和不满，即所谓“隐性抗争”。上文中还出现了“余意甚恶”，恶什么呢？联系语境，我们可以知道李清照“恶”的是丈夫离别时的态度。“坐岸上”，在这样的时刻，他竟悠悠然坐着，丝毫不在乎这可能是一次诀别。“葛衣岸巾”是古代名士的着装，它的悠闲潇洒与逃难时的危险紧张构成了对比。“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皇帝的重用使丈夫的神采焕发，他的目光里竟然没有一丝依恋和不舍，与“致君行道”的儒家理想相比，妻子的存亡似乎不必过虑。在这样一个生离死别的关头，丈夫的表情、态度、举动乃至着装都让李清照“意甚恶”。丈夫在吩咐自己的时候，还做了个动作：“戟手遥应”。《辞源》对“戟手”的释义有两种：一、怒骂；二、勇武。关于怒骂的释例有二，《左传·哀公二十五年》：“褚师出，公戟其手曰：‘必断而足！’”唐代《酉阳杂俎》：“王姥戟手大骂曰：‘何用识此僧！’”徐培均先生《李清照集笺注》即从《辞源》转引这两个例子来笺注“戟手”。面对李清照的疑问，赵明诚是以怒骂的语气来回答的，他嫌她罗嗦，嫌她纠缠不清。那一刻，丈夫的手指在李清照的眼前忽然变成了一把锋利的戟，它的口子反射出可怖而刺目的光芒，似乎昭示着死亡的来临。六十五天之后，赵明诚因病亡故。 宋代洪迈就《金石录后序》的叙事旨归而建言，他说：“其妻易安居士，平生与词同志，赵殁后，愍悼旧物之不存，乃作后序，极道遭罹变故本末。” （《容斋四笔》卷五）。
明代萧良有《金石录后序》评语：叙次详曲，光景可睹。存亡之感，更凄然言外。（《古今女史》卷三）
明代毛晋在《漱玉词》跋（汲古阁本）末载《金石录后序》，略见易安居士文妙，非止雄于一代才媛，直洗南渡后诸儒腐气，上返魏，晋矣。
清代王士禄的《宫闺氏籍艺文考略》中《吴柏寄姊书》云：诵《金石录（后）序》，令人心花怒开，肺肠如涤。又引《神释堂脞语》云：班、马作史，往往于琐屑处极意摹写，故文字有精神色态。易安《金石录后序》中间数处，颇得此意。
清代俞正燮在《癸巳类稿》“易安居士事辑”中写道“审视《金石录后序》，殆知段金事白，綦有湔洗之力，小人改易安《谢启》，以飞卿玉壶为汝舟玉台，用轻薄之词，作善谑之报，而不悟牵连君父，诬衅庙堂，则 小人之不善于立言也。”
清代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曾这样评价过李清照的散文佳作《金石录后序》“叙致错综，笔墨疏秀，萧然出町畦之外。予向爱诵之，谓宋以后闺阁之文，此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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