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2-31

~          一代词人李清照的父亲是李格非，母亲一直有争论。经今人考证，认定有两位，一位是宰相王珪（1019-1085）的大女儿，一位是状元王拱辰（1012--1085）的长孙女。《宋史》载：“李格非，字文叔，济南人。其幼时，俊警异甚……遂登进士第。调冀州司户参军，试学官，为郓州教授。郡守以其贫，欲使兼他官，谢不可。入补太学录，再转博士，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妻王氏，拱辰孙女，亦善文。女清照，诗文尤称于时，嫁赵挺之之子明诚，自号易安居士。”

　　王拱辰19岁考中状元，元丰八年(1085)七月去世时，其墓志载有子孙及婚配情况，但未记孙女嫁给谁，似乎与《宋史》所载有矛盾。王拱辰的妻子元祐八年(1093)去世，王妻墓志对三个孙女的记载为：“长适左奉议郎、校对秘书省黄本书籍李格非，二人在室。” 此与2001年在济南出土的《贺仅墓志》碑所署“左奉议郎、校对秘书省黄本书籍李格非(1093年)撰”的记载完全相合。由此可证李格非的妻子为王拱辰孙女无误。

　　王拱辰墓志中没有李格非的记载，意味着直到1085年他去世时，李格非与状元府王氏没有联姻。推算下来，李格非娶这位妻子的时间应在1086到1092年之间。由“二人在室”看，王氏当时的另外两个孙女尚幼，推测其长孙女出嫁时间或在1089到1092年间。而元祐四年(1089)李格非在京城得新居“有竹堂”，两者情况有某种吻合。李清照元丰七年(1084)出生，这个时间点，王拱辰长孙女还未嫁给李格非，基本排除了其为李清照生母的可能性。

　　宋代政坛另有一个王氏家族，出过王准、王珪父子宰相。据《王文恭公珪神道碑》载，王珪亦逝于元丰八年(1085)，有女四人，“长适郓州教授李格非，早卒，次适前权太常博士闾丘吁，次许嫁前进士郑居中，并封蓬莱县君，次尚幼。”李格非为郓州教授约在1082到1085年。由此可知，王珪女儿是李格非更早的妻子，学界多认为她是李清照的生母，生下李清照不久就去世了，因为这是唯一“合理”的推论。

　　然而，这个推论颇可置疑。问题在于，王珪女儿早卒，会有多早呢?她又是什么时间与李格非成亲的呢?有人认为，李格非娶妻王珪女儿是在担任郓州教授期间，这是严重的误读，郓州教授只是王珪去世时李格非的最终官职，正如王薛氏去世时李的最终官职是左奉议郎、校对秘书省黄本书籍一样。

　　北宋京城（今开封）有榜下择婿的风俗，榜下择婿亦称“脔婿”，唐代已有此风，至宋尤盛，脔有独自享用侵占的意思。“脔婿”者尽为高官显贵，包括富豪，被脔者都是新榜进士。欧阳修考中进士，就被朝廷的一位资深官员“脔婿”。

　　李格非少有才名，“俊警异甚”，熙宁九年(1076)中进士后也入彀官家。该年恰逢王珪由副宰相升任正宰相，春风得意，他要来“脔婿”，而且是为自己的长女择婿，得有多重视可想而知，李格非作为一个没有官方背景的普通士子，很难不从。这段姻缘大约缔结于1076年下半年。但种种迹象表明，王珪女儿未必是李清照的生母。

       首先看她成为李清照生母的概率。自1076至1085年，共9年时间，这期间王珪女儿肯定死了。如果这个时间均分9段，王氏死于最后2年的概率为22.22%，死于前7年的概率为77.77%。而她有机会生下李清照，还要减掉一年，只有12.5%的可能性，这八分之一的可能性如被推定为事实，十分勉强，是一个危险的判断。

　　再看“早卒”概念。“早卒”在墓志和族谱中的含义是未成年，或者未婚配而死，和“幼殇”近似。曾巩墓志铭说到两个女儿时，是“二女早卒”，没有婚配。“早卒”常常还隐藏着另外一个含义，就是没有子嗣。它可能意味着王珪女儿与李格非结婚后很快就死掉了，没来得及生下一男半女。

　　苏轼《滕甫墓志铭》记载了滕甫的五个女儿：“长适朝请郎知楚州何洵直，次适宣德郎秘书省正字王炳，早卒，次适宣德郎太学博士王涣之，次复适王炳……”墓志虽没有明言滕甫次女的死亡时间，但从其四女再次出嫁同一个人来看，或两三年就死掉了。宰相王珪的三女儿如果不是已许嫁郑居中（许嫁是预订的意思，或因这位女儿很小，但也反映了宰相的强势），也有可能复适李格非。

　　既是“早卒”，就不是“晚卒”，自1076至1084年的8年间，王珪女儿死于1080年之前的可能性更大。如果她和李格非生活了七八年，甚至生下李清照后再死，似乎算不上“早卒”。欧阳修的妻子胥氏，就是结婚不久病亡的。当然，王珪墓志称其“早卒”，也可以勉强理解为仅仅是死于王珪之前，但真的很勉强。

　　三看王珪女儿的死因。人们并不知道王珪女儿的死因，新婚之妇死亡，最容易联想到的是头胎难产而死，毕竟那时的生产死亡率较高。王拱辰墓志载，“女八人，在室而卒者三人，嫁朝议大夫程嗣恭、朝奉郎任公裕、孙亚卿而卒者三人，今二，长适节度推官石宗彝、次适宣德郎吕希亚。” 王拱辰女儿的死亡率极高，其中三个出嫁后不久就死掉了。寇准墓志铭记载了四个女儿：“长适枢密使尚书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曙，次适太府卿毕庆长，次又为毕氏继室……”寇准次女与滕甫女儿的情况极其相似。宋代名臣济南人范讽的小女儿生了三子六女，其中，次、五、六女均是出嫁后“早卒”。可以说，出嫁后“早卒”很常见。

       先看李格非中进士后的履历。《宋史》说他“调冀州司户参军，试学官，为郓州教授”。没有在京城任职的迹象。赵挺之为宰相，“炙手可热心可寒”;秦桧当宰相，“亲姻扳援以进”。而王珪为宰相，李格非没有一点这样的“幸运”，似乎白当了一回宰相女婿。

　　王珪的三女婿郑居中和孙女婿秦桧都是宰相，另一个孙女婿孟忠厚位近宰相。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发展势头顺利，李格非和郑居中、秦桧一样，有机会凭借科举出身和王宰相的家族影响，逐步走向权力高峰，甚至当上宰相。然而李格非最高官职为礼部员外郎，仕途起点没有得到任何关照的迹象，中进士后在地方上辗转任些小吏。直到1086年，宰相岳父都死了，才回京入补太学录，没有和新婚妻子在京城过几天好日子的意思，宰相的权势声威似乎没起到任何作用。

　　再看李格非的经济状况。《宋史》说他“调冀州司户参军……郡守以其贫，欲使兼他官，谢不可。”按说李格非有幸成为宰相女婿，运气超越了大多数同科进士，就差成为驸马爷了，他会有多穷呢?能有多穷呢?何至于需要郡守的可怜，自然会让女婿合理合法地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兼他官虽可拿双薪，但宰相之家都是富贵之家，仅仆人就有上百，宰相女婿似不至于沦落到这步天地。

　　三看李格非的个人感慨。1089年，晁补之撰《有竹堂记》，引用了李格非本人的一段话：“夫物安知其贵贱之所常在?玉之美，而蓝田以抵，鹊沉为美木，而交趾以为盘食彘。白鹇锦雉, 山中以醢腊, 而贵人以百金致。茗以为粥，而胡人以为佩。夫物固有以多为贱而以少为贵者。今夫王城之广大，九涂四达，三门十二百坊之棋置，上自王侯，至于百姓庶民，宫接而垣比，车马之所腾藉，人气之所蒸渍，嚣尘百里，欲求尺寸之地以休佚而莫之致。而贫者置圊无所, 况于其他哉?然则环堵不容丈，而有竹如吾堂者不知能几人也……” 

　　这段话大意是说事物的高低贵贱没有一定之规，只看处在什么位置上，都城汴梁那么广阔繁华，并非人人都能得尝所愿，如果身为小民百姓，连安置厕所的地方都没有。李格非中进士十年来，既领略过上层社会的豪门奢华，也深切地了解下层小民的疾苦，个中冷暖，体悟尤深。他的看似心满意足的表达中夹杂着与宰相女儿离合梦幻的人生感触，其个人命运也像过山车一般，大起大落，如过眼烟云。

        首先看李清照与娘家人的瓜葛。李清照身处两个政治家族中心，无论是娘家还是婆家都有宰相背景，娘家尤甚，而且势力一直延续到李清照的晚年。然而各种资料显示，李清照与娘家的亲族几乎没有任何瓜葛。李清照从未提起自己母亲（宰相女儿）的情况，也没有幼年失母的意思。李清照结婚前在京城和济南的交往限于父亲的朋友张文潜、晁补之（1093-1094年为齐州太守），未见与显赫的娘家亲人有交往的经历。宰相王珪有五儿四女，孙子辈的人更多，如果算上其父王准的子孙后代就更多了，别的不说，王准的九个孙女婿余中、马玿、李格非、闾邱吁、郑居中、许光疑、张焘、高旦、邓洵仁等都是进士，属“华宗盛族”，理论上都是李清照的娘家人，而且邓洵仁与李格非为进士同年，亲上加亲。

　　（李清照图片来源于网络）

　　郑居中两度任宰相，和权相蔡京有过多次交锋，“子修年、亿年，皆至侍从”，郑居中死后谥文正，是非常有地位的人。孟忠厚封信安郡王，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他曾捧着隆祐太后的圣旨，迎接康王赵构即皇帝位，有拥立之功，虽非宰相，“如宰执例。及卒，三子皆除直秘阁，亲属六人各进以一官。”秦桧的地位就更不用说了，呼风唤雨，位极人臣。这些重量级人物和他们的子孙亲人，未见与李清照打交道的影子。

　　其次看李清照遇到难题时依靠谁。这或许最能说明问题。建炎三年(1129)赵明诚死后，御医王继先来敲诈，要用区区300两黄金买断李清照家所有的珍贵文物金石书画。这个大难题，依靠兵部尚书谢克家解决了，谢克家与赵明诚是姨表兄弟。绍兴二年(1132)李清照与二婚的张汝舟诉讼离婚，面临两年牢狱之灾。这个大难题，依靠兵部侍郎綦崇礼解决了，綦崇礼是赵明诚的远亲。他们都是婆家人，况且，李清照的宰相公爹包括太守丈夫早已亡故，而势力繁盛的娘家亲人就这么袖手旁观吗。

　　李清照南渡逃难，特别是丈夫赵明诚去世后，自己孤身一人带着从青州运来的众多书册文物辗转越州、明州、奉化、宁海、台州、温州，后来又避难金华，急需援手。据陶然先生的梳理，李清照找过自己的弟弟李迒，找过赵明诚的朋友和属下，找过李格非好友晁补之的儿子。陶然分析，李清照曾有投奔均在江西任职的两位娘家舅舅王仲山、王仲嶷和婆家妹夫李擢的意思，当时王仲山知抚州，王仲嶷知袁州，李擢从卫隆祐太后在洪州（南昌）。后来这三人都有投降金兵、弃城逃跑的劣迹，为时人唾弃。陶然认为，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没有提及两个舅舅，是“为亲者讳”。但是，她明确提到了赵明诚的“妹婿”，并未为亲者讳，还把部分行李书册送往李擢处暂存，后没入战火。

　　事实上，李擢从卫在洪州时，孟忠厚作为太后的哥哥，“奉太后幸南昌”，同在承担保卫太后之责。李清照既然能找“妹婿”李擢，为什么不找同在洪州(南昌)的“表妹婿”孟忠厚呢?他的地位不是更高吗?这或许暗示，李清照根本就没有投奔两位”舅舅“的打算，她的目标只是李擢。等李清照随朝廷在临安逐渐安定下来之后，依然没有与娘家人联系的任何迹象。

　　三看秦桧家人对李清照的态度。李清照可知的与“娘家人”唯一的一次接触，是宋人周密的一段记载：“李易安绍兴癸亥(1143年)在行都，有亲联为内命妇者，因端午进帖子……时秦楚材(秦桧哥哥，名梓)在翰苑，恶之，止。赐金帛而罢。” 李清照参加这种官方活动应不只一两次，或以王珪宰相家族晚辈的身份，或以赵明诚妻子的身份，毕竟赵明诚做过朝廷的多任知州，李清照属“命妇”无疑。但秦梓为什么这么厌恶李清照呢?有学者认为是秦梓痛恨綦崇礼而迁怒李清照的泄愤与报复，因为綦崇礼一直与秦桧针锋相对，势不两立，而他又搭救了李清照。这个理由逻辑上成立，大方向没有问题。但情感上还是不太贴切，因为秦梓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厌恶”而不是“愤怒”。

　　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或是李清照和郑居中、秦桧、孟忠厚这些娘家人根本就没有任何血亲关系，李清照只是名义上的王珪外孙女，秦梓非常清楚地知道李清照没有哪怕一点点王宰相的血统，他觉得李清照就是来蹭热点的，是冒牌货，没资格滥竽充数。当然，秦梓厌恶李清照的另一个原因或是她有二次嫁人的“污点”。

　　假设秦桧真是李清照的表妹夫，作为表妹夫的哥哥，是不是多少应当放一点尊重呢，毕竟他与秦桧还有不同，就亲戚关系而言相对隔着一层。何况，此时的李清照年事已高，对秦家构不成任何威胁，秦梓完全没有必要对这个“表姐”横眉冷对，这么反感。

　　真实的情景或许是这样：王珪女儿与李格非结婚后不久去世，作为宰相的掌上明珠，不论是不是李格非的缘故，王宰相都可以迁怒于他，将其赶出京城，不管不顾，眼不见而心不烦。这也是《宋史》说李格非“调”冀州司户参军的原因，调之前显然已有官职。如果是从京城外放，如果有王宰相的背景，如果是重点培养下基层锻炼，是不是要擢拔一下，再加上后续关照呢?

　　假设此时宰相女儿已死，升职的逻辑就不存在了，不降职就算对得起你。李格非的这段金玉良缘属昙花一现，旋生旋灭，有等于没有。无奈之下，李格非依然恃才傲物，不因自己的贫穷落魄而接受郡守兼职拿双薪的好意，“谢不可”应是这样来的，其展示的不见得是人品的格调高，而是“仇恨”的力量大。

　　王珪女儿是李格非的妻子，但不是李清照的生母。如果此说成立，李清照的生母会是谁呢?她或许是位济南人，或章丘或历城（历下），似是李格非考中进士前在家乡的“原配”。李格非约生于1049年，中进士时已28岁，已婚配的可能性极大。宋代的结婚年龄虽不千篇一律，但结婚早的常见，赵明诚娶妻李清照时21岁，苏轼苏辙兄弟18岁和16岁就结婚了，王安石结婚也只有20岁。

　　李格非的“初婚”时间于史无载。济南出土的《贺仅墓志》碑为李格非、李辟非兄弟撰书。墓志开篇即说：“中散大夫贺公既卜葬，其子使来请曰：‘吾先君在里闬，于子兄弟为最敬且亲，子宜为吾先君之铭。’格非幸得拜中散公，于今二十年……”该墓志作于元祐八年(1093)，前推20年为1073年，此时正是曾巩治理齐州大见成效的一年，李格非在“里闬”与贺仅结识。这个“里闬”是指哪里呢?贺仅“世为齐州临邑人”“以疾卒于家”，最后选择埋葬“历城县之西南奉高乡黄台里”。从前后文意看，贺仅应该死在历下城，这个“里闬”亦当为历下城，两家曾是邻居的意思。从贺仅没有归葬祖籍临邑看，他或有占籍历城的行为。这意味着李格非兄弟在1073年前，已离开章丘胡山，在历下定居了。此时李格非已结婚的可能性极大，其“作《历下水记》，叙述甚详，文体有法”，一定对历下城有过从容的考察。

　　如果李格非中进士时没有坚定地拒绝宰相“脔婿”，而又不想或不敢休妻，其应对“脔婿”最可能的选择是“一妻一妾”，或把原配放在家乡，新妇娶在京城。苏轼与李文叔札有“闻公数日不安，既为忧悬，又恐甲嫂见骂牵率冲冒之过，闻已渐安，不胜喜慰”句。“甲嫂“或与当时的”甲族“”右族“的说法近似，表明其来自豪族之妻，或为长嫂、正妻？苏轼的这段话作于黄州（1080年2月--1084年4月）贬谪时期，表明李格非的家庭时常发生激烈的矛盾，当与某位妻子有关，既有“甲嫂”，或有“乙嫂”?“丙嫂”?有没有可能是妻与妾的矛盾，已不得而知。但李格非中进士联姻王氏后，很可能存在正妻与非正妻的尖锐矛盾，甚至是两位正妻的激烈斗争。宰相女儿下嫁李格非，自然不能吃亏，原配据理力争，也不甘心俯首。

　　齐州向来民风强悍，苏辙曾作诗比较陈州与齐州的差别，“陈风清静眠真足，齐俗强梁懒不容”。李清照出道之初，表现出一股冲天豪情，直接与父辈和诗，写下《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父亲被打成元祐党籍，李清照毫无畏惧地向公爹上书，甚至指责公爹无情，显然遗传了“强梁”的基因。而“浓睡不消残酒”“沉醉不知归路”，都暗示李清照娘家的富裕，和对少年李清照的放任。

　　现有多条证据表明，李格非为章丘人。但为什么长期以来，世人都把李清照当成历城人呢?甚至说她家住柳絮泉边。郭沫若曾题联“大明湖畔，趵突泉边，故居在垂杨深处;漱玉集中，金石录里，文采有后主遗风”。郭老是能考证甲骨文的大家，他默认李清照是历城人，或不全与《历城县志》载其为历城人有关，应与其真实地在历城生活过有关，与李清照的生母在历城，并在历下古城将李清照带大有某种影响和渊源。

        宋代齐州经济非常发达，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的世界最早的实物广告商标“济南刘家功夫针铺”铜版就是明证，1984年济南六里山出土的《傅肇墓志铭》载，傅肇（1076-1135）“公始娶李氏，次娶刘氏，皆闻人右族之女。”，可知刘、李二姓为历城大姓，据新编《济南通史》宋金元卷分析，历下城当时有四五万人的样子，李清照生来衣食无忧必然有是原因的，或源于李格非的原配妻子为富家女，也说不定就是姓刘。

　　李清照诗词中明确提到家乡的名物有一个“溪亭”，溪亭见于历城，不见于章丘。“常记溪亭日暮”，说明对其印象特别深刻，不是偶尔到访，生活过的痕迹明显。宋代济南确实有溪亭，苏辙任济南掌书记时，有《题徐正权秀才城西溪亭》诗可证。晚年的李清照自订文集为《漱玉词》，或与其早年的家乡生活有关。晁端礼1094年在齐州作《满庭芳》，有“北渚澄蓝，南山凝翠……好是飞泉漱玉”句。这里的“飞泉漱玉”可能特指漱玉泉。金代《名泉碑》已有漱玉泉名，在金线泉南，而柳絮泉在金线泉东，推测宋代已有该泉。

　　李清照生母不是王珪之女，也不是王拱辰孙女，其生母为李格非“原配”之女，包括其母为历下之人只是一种蠡测，尚有众多未知的可能性，李格非的墓葬“独于山谷”，隐而不彰，李格非的诗文宋已散佚，硕果鲜存，期待将来的文物考古和历史文献能有新发现。

                                                                                                               张 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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