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发展、演变的原因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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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儒家思想的演变历程及其原因~

形成与发展
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士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
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民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

产生背景
儒家思想是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东周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划时代的历史变革中,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
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社会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
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
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当时代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争论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
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思想交锋,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们旗鼓相当,针锋相对,英者云集,皆为显学。另外还有墨家、道家、阴阳家、兵家等等学派,可谓学派林立,学术与言论的开明为儒家思想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兴起
秦朝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而汉朝在汉武帝之前以道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
此时,孔子已死三百余年。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形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汉代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十分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
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巩固儒家思想,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
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
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
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已一去不复返的“周礼”所代表的时代,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
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
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
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
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治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
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汉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
汉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
汉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当时儒道两家学派有个明显的共同趋势就是道家往下层社会发展成民间道教;而儒家则在上层社会发展成了庙堂儒教 [3] 。
汉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
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
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历代变迁
汉朝以后,儒学地位下降,在魏晋南北朝时玄学盛行。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直到五四运动才取消了儒学的统治地位。
(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
(5)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
(6)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安定先生)、孙复(泰山先生)、石介(徂徕先生),是宋朝理学承范仲淹,开张载两宋理学的过渡人物。
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
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7)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
(8)元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著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非君思想,对明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
(9)明末清初:
①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
②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
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
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
(10)清末民初:儒家学派的法脉传人何子渊以“敢夸才依马 唯骥道南吾”、“同人于野 仁者乐也”、“求真、尚善、包容”等教育思想和理念,作为其哲学旨归,创导新学,摒弃科举。但,又以弘扬儒家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为己任,“师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与孙中山先生一起,致力驱逐鞑虏,振兴中华。

扩展资料
儒学现代意义的两个重要原因:
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我们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全面民族复兴,此时此刻,必须回顾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
第二,新的世纪,我们的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费孝通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也必须有个对自身“文化”上的自觉。
什么是“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
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来研究我们民族文化的历史和它发展的前景,就必须适应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形势,即“新的轴心时代”到来的文化发展的新形势。适应我们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必须有一个文化自觉的要求。

思想作用
儒家思想的重要社会影响在于它为封建统治阶级创造了整套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理论思想体系,并让中国的统治阶级成功的应用于中国的社会国家治理实践获得了封建社会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光辉人类发展社会史,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也是中华民族以前、现在和将来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
儒家思想精髓不在于其治国理论学说,封建制度只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外壳,儒家思想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正是封建社会伦理观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生活现实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道德意识规范起来,让农民成为社会道德思想的奴隶,而这种封建伦理观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中的最广泛影响治理社会群众基础的核心,从而完成对国家社会双重治理的理想效果。
这种伦理思想上升到中华民族精神意志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代表----毛泽东和邓小平掌握及创造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应用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获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功。
当前苏联的解体给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震惊,当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面临危机和矛盾让世人困惑迷茫时,智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代表---胡锦涛已经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及全世界社会发展在理论上指明了理论创新的方向---和谐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伦理观的创建和社会实践在构键和谐社会方面的意义和作用。
科学社会主义伦理观是儒家思想精髓的发展是适合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意识。它是东西方人类最进步思想意识的结晶。它的诞生和实践应用不仅仅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健康快速发展保证,也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上的革命,更是全世界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指引。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意识能动性---社会意识能动性在社会实践上的成功应用。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儒家思想

仁与礼的思想,民贵君轻思想,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以德为政,民本思想 中国儒家思想的演变历程及原因 1.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被冷落(1)春秋时期:儒学创立,孔子学说奠定基础(老子创立道家思想)(2)战国时期:成为显学,孟子荀子继承发展(思想界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原因:孟子主张实行“仁政”,强调民贵君轻,提倡放宽刑罚,减轻赋税虽有一定进步性,但在战乱纷争的时代,其主张无助于实现统一,距当时激烈的社会变革太遥远,必然受到统治者的冷落。 2.秦朝时期——法家独尊,儒家思想遭压制。原因:儒生依然遵循守旧思想以古非今,非议郡县制,站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对立面。不仅不能为封建统治者服务,而且落后于形势的发展。 3.西汉时期——确立正统地位,儒家思想享“独尊”。(1)西汉初期:盛行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2)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原因: ①汉初黄老“无为”思想无法解决汉武帝时期面临的加强中央集权的问题。 ②董仲舒兼采百家学说,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发挥,增添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 等内容适应了君主专制中央政治的需要,为政治上的统一奠定了思想基础。 4.魏晋南北朝--------儒学危机,儒佛道三教并立。原因:社会动荡;受佛教和道教的冲击 5.隋唐时期——出现三教合一的趋势原因:三教在反复辩驳中相互吸纳渗透,调和之风盛行。 6.宋明时期——儒学复兴发展到理学新阶段,理学统治地位确立。(1)程朱理学——客观唯心主义原因:①儒学“独尊”地位的动摇 ②“三教合一”的潮流弥漫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③为重兴儒学,一些儒学志士的思考与探索 ④理学在宋朝兴起的深层次原因:政治上,赵宋王朝鉴于唐朝的藩镇割据和农民起义引起的“三纲五常”绝的历史教训;经济上,两宋社会经济比唐代有所发展,为适应这一变化,统治者迫切需要建立一套把自然观、认识论、伦理观等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哲学体系,以便从思想上加深对农民的麻痹。 ⑤宋代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重文轻武,对学术文化较少干涉,学术思想活跃。儒家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国家政事,参政议政;科举产生的士大夫们注重道德文化修养,注重气节,对儒家经典大义的不断探究成为时尚。(2)陆王心学——主观唯心主义原因: ①对程朱探究真理的繁琐方式不满。②明中期,程朱理学已成为人们求取科举功名的敲门砖,逐渐失去以之寻求圣贤学问的精神。 7.明清之际——出现否定传统观念,提倡经世致用,批判君主专制的新思想原因:①经济因素:一方面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根源);另一方面统治者推行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商品经济发展。②政治因素:统治者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专制统治走向腐化,人民起义的风起云涌,封建统治危机加深。③思想因素:一方面宋明理学日益僵化,八股取士,三纲五常扼杀了人们个性,摧残了人们思想;另一方面西学东渐,近代科技传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要求挣脱思想束缚,实现个性的自由发展。④社会因素: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业者阶层队伍壮大,他们要求反对封建束缚,发展商品经济。 8.维新变法运动时期——儒家思想出“新意”原因:康有为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道理。他宣称孔子是托故改制、主张变革的先师,其目的是利用孔子的权威来论证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理论的合理性,为维新变法思想制造历史根据,减少变法的阻力。 9.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家思想遭受冲击原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文化领域掀起一股尊孔复古逆流。以陈独秀位代表的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把斗争矛头指向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道德,宣扬资产阶级的新道德、新文化,目的是动摇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宣扬民主与科学,解放人们的思想。 10.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居于主导地位,儒学的统治地位被彻底推翻。 12.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儒家思想地位上升。儒家思想主要作为民族文化遗产被人们认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新文化建设结合,成为了进行传统文化和道德教育的思想要素。儒家思想在当今世界不少国家也有很大影响。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1.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
�(5)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
�(6)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7)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
�2.进步的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
�(1)元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著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非君思想,对明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
�(2)明朝:李贽是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他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
�(3)清初:①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②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
同步导学

�中国古代对治国思想的选择:史学界认为: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统治阶级选择的治国模式是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这种治国模式的形成,在秦汉以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选择和探索的过程。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生活原始粗放,民风淳朴,没有私有观念,人人平等相亲,过着一种美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事务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主要靠部落联盟首领的智慧和美德来教化民众,治理国家的思想处于萌芽状态。在奴隶社会随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产生了阶级和国家,统治者一方面制定了宗法等级制度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一方面以武力作为统治的后盾。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西汉建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以致人口锐减,农民流亡,经济凋弊,府库空虚。鉴于这种形势与秦之败亡,汉初统治者便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力,以巩固统治。一方面对人民采取“轻徭薄赋”、“奖励耕织”以及缓刑等政策,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当时郡国并行的制度下,对地方诸侯王采取不过多干涉的政策,以巩固封建统治。与这种形势相适应,黄老思想也就得到广泛流行,成为西汉前期起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其核心是清静无为,因循而治。实践证明,完全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起到了促进生产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并出现了著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对中国古代政治有一定的影响。每当大的政治动乱之后,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往往采用道家治国之策,与民休息,以蓄国力,以安民心,以固社稷根基。除汉初以外,唐、宋初年也有相似的做法。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法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
�需要理解的是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如何正确对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1.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是由孔子创立,孟子和荀子加以发扬光大,经董仲舒和朱熹等人不断扩展充实,被汉以后历代统治者奉为正宗的一个学派。

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是春秋末期大思想家,被后代统治者尊为“至圣先师”。其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仁”,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并把“恭、宽、信、敏、惠”作为仁的内容,主张“见利思义”。在天道观上,虽言天命可畏,但又重视人事,强调人为。在认识论上,他提出了“知”、“行”、“学”、“思”等范畴,开辟了认识论的新领域。孔子一生致力于推行其政治主张,并从事教育和整理古籍等工作。他逝世后,其弟子将其观点编成《论语》。孔子是位居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的世界文化名人。

战国时期的孟子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被后世尊为“亚圣”。孟子从右边发挥孔子的学说,赋予天以道德属性,以心、性解天。孟子主张“性善论”,推行“王道”,反对“霸道”。在认识论上,提出了“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说。经孟子的发展,儒家学说更加完备。

作为儒家左翼的荀子,把天还原为自然界,主张“制天命而用之”。他肯定世界的可知性,要求学用一致,“行”高于“知”。荀子与孟子不同,首创“性恶论”,强调以法辅礼,以暴力辅仁德。

经过汉代思想家的改造和完善,儒家思想发展成汉代的经学。经学的代表人物,首推西汉著名的哲学家董仲舒。他建立了一套“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体系,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开以后两千多年中国社会以儒家为正统的先声。董仲舒主张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和“三纲五常”、“性三品说”等思想,为后世统治者所效法。

魏晋时期,儒、佛、道三教开始汇流。至隋唐时代佛教日盛,道教大兴,三教争夺思想领域主导权的斗争日趋激烈。唐代哲学家韩愈再倡儒学,推崇孔孟,力排佛、道,将孔孟学说发扬光大。与此同时,柳宗元、刘禹锡则将儒家庄翼荀子的思想提高到新的阶段。

宋代,是儒家思想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新的儒家文化重新恢复其正统地位,并雄踞中国思想论坛约700年的时间。

宋明理学的创始人为周敦颐,学说奠基者为号称“二程”的程颢和程颐。而集大成者则是南宋哲学家朱熹。他以思孟学派为主,吸取佛道思想,建立了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他认为,“宇宙之间一理而己”,气对理也有重要作用,二者结合才能构成事物。在道德上,他主张“理则为仁义礼智”,把封建道德客观化。朱熹还提出了“格物穷理”、“格物致知”等重要命题。朱熹是继孔子之后,在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深远的哲学家,他的理学在元明清三代部被奉为正统的理论。

程朱理学后来分化为两大流派,一是继承朱熹学说的理学派;另一个是以宋代陆九渊和明代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派。此外,在宋代,承继荀子学派思想传统的有张载、陈亮、叶适等人。

在明代哲学家李贽对程朱理学进行尖锐批判之后,明末清初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王夫之对各种唯心主义,特别是程朱理学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达到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最高水平。在哲学思想上,他提出了“天下惟器”、“道在器中”的著名论点,提出了“日新之化”的发展观,提出了“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的反映论思想,几乎涉及当时哲学史上的所有命题,体系之完整,论述之全面,成为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骄傲。

宋代后,统治者将《四书》与《五经》奉为儒家正统经典。明清之际的理学家,只是推崇或注释理学的只言片语,不求发展和创造了。
儒家思想在历史上延绵2000多年,虽然里面包含不少封建毒素,但也蕴藏数不尽的思想珍宝,已成为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2.儒家文化精神及其价值的现代透视

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构建具有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必须对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现代价值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把握。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人本意识、忧患意识、道德意识和力行意识对中国社会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

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创立的儒学即被称之为“显学”。汉以后,儒学取得“国家意识”的合法身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儒学对中国社会之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文化构成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要构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必须对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现代价值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总体的把握。

和谐意识与和平发展

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两层意思。关于天人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天人合一”。孔子主张寓天道于人道之中,要在人道的统一性中见出天道的统一性。因此,他既讲“天知人”,把天拟人化、道德化;又讲“人知天”,强调人在天命面前不是被动的。孟子把天和人的心性联系起来,主张“尽心”而“知性”,“知性”而“知天”,以人性为中介将天和人沟通和统一起来。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中庸”也称“中和”、“中行”、“中道”,都是同样的意思,即“和而不同”与“过犹不及”。所谓“和而不同”,说的是对一件事情有否有可,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这是合乎辩证法的和同观的。所谓“过犹不及”,说的是凡事都有一个界限和尺度,达不到或超过这个界限和尺度都不可取。“和而不同”与“过犹不及”的实质乃是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强调通过事物之度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当今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和平与发展既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和谐,也离不开人际关系的和谐。小至家庭,大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都是同样的道理。可以想象,如果片面照搬西方的“戡天”思想而对自然进行掠夺性开发,其结果只会破坏自然生态的平衡,并最终招致大自然的惩罚和报复。

人本意识与对人的尊重

所谓人本意识,也就是尊重人和推崇人,宏扬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主体独立自觉的价值。而这也正是儒家所津津乐道和汲汲追求的东西。无疑,儒家不像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那样,突出人的个性自由与解放和个体的独立与发展。但这只是相对而言,第一,儒家并没有完全抹煞人的个体主体的作用与价值,抹煞人的个体主体的独立性与主动性。孔子说“为仁由己”,仁的境界的实现要靠自己的努力;又说“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认为“立人”、“达人”要以“己立”、“己达”为前提。孟子说“道惟在自得”,求道没有别的途径,全靠自身的修行和体悟。这都是对人的个体主体的独立性和主动性的肯定。第二,主体理应包括个体主体和类主体,主体意识应包括个体主体意识和类主体意识。就类主体和类主体意识来说,儒家不仅不曾忽略,相反却是十分看重的。一方面,儒家从人性的普遍性出发,把人看成是一种社会性的类存在,作为类存在,人在自然、宇宙中居于特殊的位置。另一方面,儒家立足于人的家庭血缘关系,以人伦世界、人伦社会为人的生存发展的根本依托,故而人的社会价值或类主体价值较之人的自我价值或个体价值更重要。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儒家强调“人贵物贱”,认为人类有着不同于其他事物的高明高贵之处,具有其他事物无法比拟的价值;强调“民为邦本”,认为人民构成国家政治的基础,只有基础牢固,国家的安宁才有保障,国家的发展才有可能;强调“民贵君轻”,认为人民、国家、君主的重要性,人民是第一位的,天下之得失取决于民心之向背。

儒家的人本意识突出人的主体性,主张把人当人来看待,提倡重视民意,与民同乐,这是尊重人性尊重人的体现,也是古代民主思想的萌芽。固然,儒家的人本或民本思想不同于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人本或民本观念是通过对人性的肯定来论证人格尊严,民主观念是通过对人权的肯定导出人格平等。人性与人权、民本与民主具有相通性,但不能等同。不过,人本或民本思想仍然可以成为民主思想的基础。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有必要从儒家的人本或民本思想中吸取有益养分。

忧患意识与责任承担

忧患意识是一种特殊的意识,是指人们从忧患境遇的困扰中体验到人性的尊严和伟大及其人之为人的意义和价值,并进而以自身内在的生命力量去突破困境、超越忧患的心态。儒家文化所体现的忧患意识亦正是他们通过对忧患境遇的深刻体验而孕育出来的宏扬人性尊严和人生价值、提升主体人格和精神境界的特殊心态。它包涵悲天悯人和承担责任两层意义。所谓悲天悯人说的是,孔孟之所忧所患绝非所谓感性物质生活的匮乏和个体生存发展上的苦困,而主要是内在精神生活的缺憾和人类群体生存发展上的苦困;绝非一己之功利得失,而主要是人类群体之幸福和理想的实现,是物我对立、人我对立的取消。所以当现实的苦困缠绕个人与众生之际,当天人合一的境界和人我和谐的秩序被打破之时,孔孟自然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产生一种深沉的悲情悲愿和无限的同情之心,孟子称之为“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所谓承担责任即是在悲天悯人的基础上所引发的自我关怀和群体关怀。自我关怀表现为谋求主体道德生命的提升;群体关怀表现为谋求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正如《易传》所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总之,悲天悯人的同情心是责任感得以生发的直接契机,承担苦困的责任感则是同情心的必然升华,二者共同构成儒家忧患意识的有机内涵。

儒家的忧患意识对历代仁人志士胸怀天下、奋发进取、为理想而不懈追求传统的形成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即便在今天,人们仍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在严峻的现实挑战面前,我们尤其需要有孔孟儒家那样强烈而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去扛起时代的重任,消除民族的和人类的危机,由忧患而最终超越忧患,实现人类的崇高理想。

道德意识与文明进步

与道家崇尚自然的传统不同,儒家的传统是崇尚道德。儒家充分意识到道德对于社会和人生的重要性。首先,有无德行构成人们人格评价的直接依据。一个人如若没有崇高的道德,即使贵为王侯,也得不到万民敬重;反之,有了崇高道德,即使穷困潦倒,也能得到万民称颂而名垂千古。其次,道德还是人们设身处地的行为准则。儒家认为仁义之心是人之生命的根本,失去仁义之心也就等于丧失生命之根本。因此,他们强调做事要从仁义出发,不仁之事不做,不义之财不取,哪怕与人相处也要有所选择,要与有仁义之心即有道德的人相处。再次,道德构成文化教育的中心内容。儒家重视教育,但他们所论教育主要不是知识教育,而是伦理教育,如何做人的教育,儒家的愿望是通过道德教化以造就志士仁人的理想人格。最后,道德也是国家兴衰存亡的重要标志。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与这个国家上至国君、下至百姓的道德状况、道德水准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仁义存则存,仁义亡则亡。

儒家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崇尚道德的传统,而严格说来,道德意识与法治意识并不矛盾。一个具有高度道德修养和道德自觉的人,也就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人,他在从事经济活动中自然能做到诚实守信。因此,我们认为,尽管儒家所论道德,它的那一套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不一定都切合现代社会和现代经济,但中国作为文明之邦,在发展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崇尚道德的优良传统却万万不能舍弃。

力行意识与实践品格

在儒家看来,和谐境界的实现,人本精神的高扬,忧患境域的摆脱,道德素养的提升,无一能够离开人们投身现实、奋发进取的努力和作为。因此,儒家经典大多强调力行,儒家人物大多是力行主义者。孔子云:“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也”。意思是说,作为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当有无穷责任、无穷事业,当走向社会、服务于社会,否则,贪图安逸,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就是“士”的耻辱,就不配当一个知识分子。道德修养或道德实践即通过修身或自我改造以达其“内圣”目标;社会政治实践即通过事功或社会改造以达其“外王”目标。“内圣”有赖于“立德”,即注重人的自我身心修养以挺立道德人格;“外王”有赖于“立功”,即在社会上成就一番大事业以挺立政治人格。所以《大学》在强调“修身齐家”的同时,紧接着便讲“治国平天下”,认为这两方面都很重要,不可偏废,所以儒家反对空谈,反对坐而论道,特别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易传》亦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要求人们去效仿天地运行的刚健风格,去直面现实,去改造自我和改造社会,而不畏任何艰难险阻;要求人们锲而不舍,知难而进,奋发进取,依靠主体的力量,通过主体的实践,完善自我,改进社会。

从中国历史来看,儒家文化所体现的务实倾向和刚健自强精神,对于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的爱国主义传统、追求真理的传统、与邪恶势力作斗争的传统的形成,都起了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而这种种优良传统在今天显然并没有过时,仍有赖于我们进一步去发扬光大。我们有理由从儒家的力行主张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开拓创新。

《狼图腾》这本书里边有讲解,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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