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中国古代“孝”的书和论文有哪些？

中国古代史论文~

　　百家争鸣实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各自派的代表人物及主要思想

　　解 释 百家：原指先秦时代各种思想流派，后指各种政治、学术派别。另一种说法：所谓“百家”，是泛指，意为数量多，主要分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十家。

　　鸣：发表见解。指各种学术流派的自由争论互相批评。

　　出 处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凡诸子百家，……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联合诸侯。

　　诸子百家:原指先秦时期各种思想的代表人物和各个派别，后用来对先秦至汉初各种流派的总称。
　　诸子百家来自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 ( 公元前 770 ～公元前 476 年 ) 战国 ( 公元前 475 ～公元前 221 年 ) 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所谓“诸子百家”，其实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其次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等。“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社会激烈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百家争鸣的背景
　　百家争鸣的阶级基础：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对于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有自已的见解和主张。

　　百家争鸣的主体：战国时期，官府文化教育的局面打破了，属于知识分子阶层的“士”大量出现，由于出身、政治见解和思想方法的不同，他们分别依附于不同的阶级和社会集团，充当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代言人，士构成了百家争鸣的主体。

　　百家争鸣的社会基础：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政治上不统一，就无法在文化上实行专制，各国的国君及贵族、官僚为壮大自己的势力，纷纷招揽人才，养士成风。士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合则留，不合则去”，有相对而言的自由，受政府干涉较少，使得各学派有发展的机会，有发表自己主张的场所。
　　百家争鸣发启于春秋末年，兴盛于战国。百家争鸣的出现，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

　　首先，社会大变革带来思想大解放。

　　其次，王室的衰微为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

　　再次，社会交往的频繁、促进了思想文化的交流。

　　最后，讲学风气的盛行，私学的兴起，使文化典籍广为传播，各种学说广为流传，形成了争鸣氛围。

　　意义：在战国的大变革时期，对打击奴隶主贵族特权，建立和保护新兴地主的中央集权制度，有积极意义。

　　刘泽华、葛荃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订本），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P27-29：
　　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大变
　　动时期。“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运动打破了传统的生活和观念。过去的一切怎么看
　　？需要人们回答。现在应该怎样生活？需要人们创造。历史的车轮要向哪里转动？需要
　　人们预测。数不清的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一句话，社会历史需要重新认识！百家争鸣
　　便是历史变动在认识上的表现。
　　促成百家争鸣的另一个原因是，各国的政治变革与相互竞争需要理论指导。当时每个诸
　　侯都面临着如何解决内政与外交两大课题，都面临着生存与死亡的抉择。……斗争不仅
　　是物质力的较量，同时也是智力的较量。……所以各国争着招揽人才，有的下令求贤，
　　有的重金收买，百家的兴起正是适应了智力竞争。他们中的多数目的也很，那就是“干
　　世主”。
　　形成百家争鸣的再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政治空隙比较多，知识分子大有用武之地，可以
　　自由驰骋。这并不是说当时有什么开明的政治制度，而是指诸侯国林立，便于知识分子
　　在各国间迂回。“朝秦暮楚”不只是形容说客，对思想家也是适用的，著名的思想家几
　　乎都周游列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各国抢着招纳智囊，知识分子的地位也较
　　高。“礼贤下士”虽非君主的本意，而是出于需要，士人“分庭抗礼”也常常使君主恼
　　火，但是君主为了谋求方略而不得不容忍。……他们著书立说虽然是为了“干世主”，
　　但大多数人是企图用自己的学说改造君主，而不是一味阿谀奉承，取悦于君。
　　从平面上看百家相争，很有点民主气氛，但是如果分析一下每家的思想实质，就会发现
　　绝大多数人在政治上都鼓吹君主专制，思想上都要求罢黜他说，独尊己见，争着搞自己
　　设计的君主专制主义。因此，百家争鸣的实际结果不可能促进政治走向民主、思想走向
　　自由，只能是汇集成一股强大力量，促进君主专制主义的完善和强化。把握了这一点，
　　才能把握百家的政治归宿。


　　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7
　　页三一至三二：
　　古代政治思想之兴盛，实以先秦时代为最。先秦时代实为中国政治思想之发达时期。盖
　　自春秋、战国以还，学术勃兴，百家争鸣，思想学说，罔不归宿于政治。晚周战国时代
　　正社会经济组织，根本变动之时，牵连及于社会一切之关系，实为一空前时代。思想家
　　受此影响，对于学术上乃为空前之建设。其发达之原因，有可得而言者：先秦时代一方
　　为中国社会变动最剧之时代，上至国土政治，下及人心风俗，皆与前此截然划一鸿沟。
　　他方面又为各民族接触频繁之时代，原始诸夏民族思想，因政治进化最早，故发展较为
　　完备。而儒墨两家之思想即发源于诸夏民族重实践之民族性。与此相反者，则有道家与
　　阴阳家两派，其源则均出于东夷民族之思想，因之各种思想系统彼此竞争雄长；加之，
　　周室既衰，其所余虚文仪式之陈言，不足以范围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泻千里之
　　概。其次，自春秋之末，以至战国，兼并盛行，列国之竞争最剧，相率以登进人材，扩
　　张国势为务。其雄鸷之主，知仅恃贵族不足以豪于天下，故敬礼处士，招致客卿。自是
　　阀阅之阶级一破，前此为贵族世官所垄断之学问，一举而散诸民间，言论思想之自由，
　　至是而极矣。在政治方面，贵族政治之崩坏，实为当时大势之所趋，周之一代，实贵族
　　政治之时代也。周制以家为国，而宗法制度，实为其政治之基础。王室与诸侯之关系，
　　赖以维系；诸侯与其境内诸侯之关系亦赖之，乃至国中一切大小团体所以相维持相固结
　　者皆赖之，周代群治，悉以此为中心。逮至战国而社会风潮大变，上古之政治及社会制
　　度乃根本上发生变化。因政权之聚散，而影响于学术思想者至巨，各派政治思想乃纷然
　　并起。又西周学在王官，故贵族中人，即为知识阶级；至春秋之际，王官失守，散在四
　　方。加以孔老讲学，平民读书之机会益多，贵族不能专知识阶级之利，思想尤易发展。


　　钱穆：谢扶雅《中国政治思想史纲》序
　　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思想界初发奇采，而其时已开士人预政之门。自秦以下，中国正
　　式有士人政府之组织。


　　肖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
　　页五六：故就孔子之行事论，其最大之成就为根据旧闻，树立一士君子仕进致用之学术
　　，复以此学术授之平民，而培养一以知识德能为主之新统治阶级。然其所以能如此者，
　　虽由其本人之敏求天纵，半亦由时代之影响。敬非时机成熟，虽有至理名言，其谁能领
　　悟而接受。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卒于哀公十六年，正当春秋之末叶，由封建天下
　　转入专制天下过渡时代之初期。周礼已废而未泯，阶级方坏而犹著。孔子身受旧社会之
　　薰陶，又于旧制度中发现新意义，即欲以其所发现者为改善及复兴旧秩序之具。然当时
　　之公族世卿既未必能用其言，遂传其术于平民，使其学成者出仕公卿，取得致用之机会
　　。当时必有平民之子弟欲自拔于畎亩市进之中而未得其途者，得孔子之施教，自踊跃以
　　赴之。故孔子学术之主要内容为政理与治术。其行道之方法为教学，其目的则为从政。

　　页五七：就荡平阶级之功言，孔子不啻陈涉吴广之发难，而首享其成者反为商、韩、苏
　　、张“异端”“邪说”之流亚。


　　汪大华《中国政治思想史论丛》，帕米尔书店，1969年初版，1982年再版
　　页三七：孔子教学以六艺，六艺原是士人从政干禄的本领：知书数可以为冢宰，知礼乐
　　可以为小相，习射御可以为将士。所以，他所教出来的弟子，多有从政的技能。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都有哪些学派？
　　派别创始人或者主要人物
　　儒家孔丘
　　道家李耳
　　墨家墨翟
　　法家李悝
　　名家惠施
　　兵家孙膑
　　阴阳家邹衍
　　纵横家苏秦
　　杂家吕不韦
　　农家许行
　　小说家屈原
　　除了这些以外的，就都不太著名，故人们都称做“九流”，三教九流从此而来
　　在春秋战国数百个诸侯国家兵戎相见、弱肉强食之际，却出现了道家、儒家、兵家、墨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等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且《左传》、《春秋》等详尽记载当时历史的著作也相继诞生。这场“百家争鸣”的壮观场面比欧洲的文艺复兴早了将近2000年。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的百家争鸣。其内容包括：1、“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学术下到民间，形成诸子百家；2、百家争鸣从鲁国儒墨显学之争，到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3、以儒家向法家转化为特点的魏的西河之学；4、以属楚文化的陈、宋为中心的老庄学派为道家的右翼；5、齐稷下学宫的黄老之学则是道家的左翼；兼容并包的稷下之学，使百家争鸣发展到高潮，其中有田齐法家、阴阳家、兵家、名家等；在争鸣中各家也相互影响，6、《吕氏春秋》的杂家之学，反映了百家趋于融合；秦帝国的建立，标志着百家争鸣的结束。


　　春秋是我国奴隶制瓦解和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开端。春秋战国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革，阶级关系有很大的变动。春秋中后期，随着奴隶制的破坏，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开始产生，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逐渐形成。到战国时期，这两个阶级便构成了封建社会的两个对抗阶级。但奴隶主阶级还存在，大量官私奴隶也仍然存在。个体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城镇有相当大的数量。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过去的“官学”变成了私学，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多起来。他们分属各阶级各阶层，以“士”的身份出现，对于天文、地理、数学等各种学术问题争论不休，对于政治制度，更是各有主张。形成了“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


　　“诸子”，是指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各阶级、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其著作。《汉书·艺文志》说：“诸子百八十九家”，取其成数叫“诸子百家”。主要的有老子、孔子、墨子、杨朱、许行、商鞅、申不害、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惠施、公孙龙、田骈、慎到、宋鈃、尹文、关尹、邹衍、张仪、苏秦、吕不韦、孙武、吴起、孙膑、尉缭等。


　　对“诸子百家”，战国时期的《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都有记载。古代的历史学家，如西汉初期的司马谈认为，“诸子百家”主要是指“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西汉末年的刘歆和东汉的班固则认为主要是指：“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有时又略去“小说家”，认为“其可观者九家而已”。
　　传统百家争鸣研究对百家的划分，无论是在标准上还是在对百家的具体说法上，都欠妥。百家争鸣实质上是我国古代各学派因政治思想上的分岐而展开的学术论争。百家的划分应以政治思想为标准。百家应划为德、礼、法、儒、孝、墨、术、义、绝对平等观、无君论等十家。百家争鸣的性质是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向统一中央集权制的过渡。百家争鸣始于春秋后期孔子创办私学，迄于汉武帝采纳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探索百家争鸣时不要忽略百家合流。
　　中国古代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它上承夏、商、周三代学术，下开秦、汉、六朝、隋、唐、宋、元、明、清等两千多年的思想先河。科学地认识百家争鸣，不仅对深入研究百家争鸣本身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传统文化的反思也有重要意义。但是，传统至今理论界对百家争鸣的看法，无论是在对百家争鸣之百家的划分上，还是在对百家争鸣的性质、起迄点等问题上，都存在严重问题。本文不想对此谈新看法。
　　百家的科学划分之我见
　　即然百家的划分应以政治思想为标准，那么从政治思想出发，笔者认为，百家争鸣之百家大致可划分为儒、孝、德、礼、法、墨、术、义、绝对平等观、无君论等十家。
　　儒家：创始人是孔子，其思想核心是“仁”。第二个代表人物是孟子，他将孔子的仁正式完善成了“仁政”，“仁政”是孟子的思想核心。二者的代表性文献分别是《论语》和《孟子》。
　　孝家：其代表性文献是无名氏之《孝经》。《孝经》的中心思想是“孝政”，即“以孝治天下”。过去，理论界有人认为《孝经》是一般讲究伦理孝道的著作，不确。
　　德家：原是西周初期的政治思想，后在西周末期至东周其内涵受到了根本性的改造。东周初期，如臧哀伯有著名的《德论》（5）可证；战国时期问世的《德道经》、《庄子》是其代表性的文献。
　　礼家：是萌芽于西周后期并在东周中前期广为流行的一种政治思想。东周时期的一些著名政治家如管仲、子犯、曹刿、子产、晏子等都崇尚礼治，特别是子产和晏子，还分别有著名的《礼论》（6）。战国后期，以礼为思想核心的重要代表是荀子。
　　法家：是春秋中后期出现的一种政治思想。最先萌芽于郑，创始人是邓析，第一个“铸刑书”的是子产（子产前期是礼家，后期转向了法家），继之是晋范宣子、赵鞅等的“铸刑鼎”。战国时期法家的重要代表是慎到，其代表作是《慎子》；后无名氏之《经法》亦属法家文献等。过去，理论界认为《经法》是道家著作，这是从哲学上着眼的，不确。
　　墨家：创始人是春秋末期的墨翟，其思想核心是“义”。过去，理论界有人认为墨子的思想核心是“兼爱”，根据不充分。
　　术家：创始人是申不害，其思想核心是术，其代表作是《申子》。过去，理论界认为申子属法家，不确。申子自己宣称其学术思想是“术”，秦汉人一直都说“申子之术”。
　　义家：创始人是韩非。韩非的“义”与墨子的“义”区别在哪里？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墨子的“义”包含经济利益，如《墨子·经上》说：“义者，利也。”韩非的“义”则完全排斥利。义家的代表作有《韩非子》、《公羊春秋》等。（7）
　　绝对平等观：创始人是许行。《孟子·滕文公上》载：许行认为，国君要与人民绝对平等，“先耕后食，先织后衣”，并取消商品经济等。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绝对平等观。
　　无君论：创始人是吴虑。《墨子·鲁问》载：“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冬陶夏耕，自比于舜。”“自比于舜”就是“我即国君”，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无政府主义。但用中国古代的语言表述，应为“无君论”。
　　以上十家，严格说来，可归为八家。因为“孝”可并入儒家，“义”可并入术家。“以孝治天下”的思想萌芽于孔子，完善于《孝经》，《孝经》以孔子为先师，其基本思想体系又与“仁”极接近，故可认为“孝”是儒家的思想分支。“义”的创始人是韩非，过去理论界认为他是法家，或法、术、势集大成者。其实，韩非虽有法家思想，但也有术家思想，他本人认为术大于法，所以韩非思想的基本倾向应是“术”，即属申子术家。而且，韩非的“义”，原则上是对“术”的脱胎换骨的改造，故可认为“义”是术家的思想分支。

　　过去，理论界认为百家争鸣迄于秦统一，值得商榷。秦的统一，虽实现了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向郡县制的过渡，但这一过渡是失败的，未能使中国古代统一中央集权制进入稳定态。秦亡后，项羽、刘邦都先后恢复了分封制。而且，秦的“焚书坑儒”也不是解决思想问题的有效方式。在汉初，思想界又重新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如陆贾著《新书》；贾谊、王臧、赵绾都先后试图通过“兴礼乐”来改制；晁错以“术”削藩；辕固生以儒反“黄老”；董仲舒则以“春秋大义”来呼唤“大一统”；文帝“广游学”，置《孝经》、《孟子》、《尔雅》等博士。一时间再次百花齐放，虽未有新思想的提出，但亦属百家争鸣性质。汉初百家争鸣的复起，是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再次向统一中央集权制过渡的舆论准备。因此，将百家争鸣的终点定在秦统一说不过去。


　　七、百家争鸣过程中的百家合流


　　过去，理论界在探讨百家争鸣时，大都眼于百家争鸣，很少谈及百家合流，这种研究方法亦欠妥。


　　百家合流是百家争鸣的一个组成部分。百家争鸣虽原则上是各家发表自已的看法，批评别人的意见，但也包含了对其他学派某些思想的吸收。如荀子，虽以礼为思想核心，但也重法与推崇孔子，以致有人将其当做法家，还有人将其当做儒家。就是说，百家争鸣的争鸣是有保留的克服，争鸣中有吸收，吸收是为了更好地争鸣。百家争鸣本身也说明，争鸣各家在学术上都有片面性，它们只有相互吸收，才能做到互补，并使自己的学说趋于完善。如墨子在回答程子的“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时，说：“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13）


　　百家合流是百家争鸣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百家争鸣在前期和中期，主要表现为争鸣，后期则主要表现为合流。如战国后期两个官办学术中心，齐国的“稷下”与秦国的“吕不韦门客集团”，他们的学术活动，搞的基本都是百家合流。稷下学派的代表作是《管子》，其中既有德家思想，也有礼家思想，还有法家思想等，但是以“礼治”为主；吕不韦门客集团的代表作是《吕氏春秋》其中包含的学术思想更杂：德、礼、法、术、孝、义等均有，以致有人将其误为杂家。其实，这是对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缺乏认识的缘故，杂家根本就不存在。《吕氏春秋》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德”，其余均起辅助作用。


　　百家合流的形式，一是理论上的合流，二是实践上的合流。理论上的合流，礼、德、术等三家做得比较好。礼家，如前引《荀子》、《管子》；德家，如前引《吕氏春秋》；术家，如前引《公羊春秋》、《春秋繁露》等。儒家做得较差，但儒家将《五经》及各《传》都纳入到了其经典之中，这样内容也较丰富，基本上也包括了礼、德、术、义等思想。实践上的合流，主要指当时的统治者们出于自身的需要，同时立几种思想不同的著作为经，作为治国的主导以及辅助思想。如汉初的“黄老之治”，曾立法家的《经法》、《称》、《道原》、《十大经》和老子的《德道经》等为经；武帝时期，置《五经》博士，合《论语》、《孝经》为《七经》等，这些都是在实践上的百家合流。


　　百家合流在百家争鸣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争鸣只是探讨问题，合流才是向解决问题迈进，只有百家的有机合流，才是最后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秦之所以没能最后解决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并结束百家争鸣，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用“焚书坑儒”来拒绝百家合流，绝对以申、商、韩的术家思想治国，致使其走向了灭亡。汉武帝解决这一问题的关健，就是结合实际进行百家合流。如武帝：在政治思想上虽突出儒家的孝，但其余《六经》均起辅助作用；体制上的双轨制，既吸收了术家的郡县制，也未完全抛弃德、儒、礼、法、孝等家的分封制；主父偃的“推恩令”，既有儒家的仁孝思想，也包含了术家的“术”、“义”等理论；经济上的重农抑商，既有儒、法、德、礼等家的重农重商，也未完全抛弃术家的“诈农灭商”；意识形态上，既有儒、法、德、礼等家的思想自由，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术家的思想禁锢；教育风化上，既有儒家的兴学办校，也有术家的“以吏为师”，如用“举孝廉”与“选三老”为民做表率等。这和秦代在政治上只以申、商、韩术家思想治国，体制上绝对行郡县，经济上诈农灭商，思想上搞专制，教育上“以吏为师”等截然不同。由此可见，要想解决中国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没有百家的有机合流，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

封建社会中，培养幼儿的孝悌观念为学前家庭教育的首要任务。 对幼儿进行“孝”的教育，主要是要求幼儿从小养成不违父母意志，服从父母绝对权威的习惯。如清代学者李毓秀在其所著《弟子规》中曾说：“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居家杂仪》中也指出：“凡诸卑幼，事无大小，无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这些要求均是为了突出父母的绝对权威。
对幼儿进行“孝”的教育，还要求幼儿自小养成敬奉双亲的习惯。《孝经·纪孝行》中说：“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意思是说，孝子的事亲之道，主要是平时对父母态度应恭敬，不得懈怠，尽己之能侍奉父母并使其得到快乐。《礼记·曲礼》中也要求儿子对父母应做到“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东汉时的黄香可以说是实行这种孝行的典范，“香九龄，能温席。”据说黄香9岁时，对父亲非常孝顺，寒冬时能用自己的体温为父亲暖被窝。成了封建社会儿童学习的榜样。
注意从小培养儿童孝顺双亲的品德，是我国古代尊老孝亲传统道德意识的体现，同时，以此作为儿童道德意识形成的起步，亦符合儿童道德形成的规律。除了孝，古代儿童基本的礼仪和品德修养也在小时候就开始系统培养，个人觉得比现在的儿童品德教育要规范全面，现代儿童教育更注重知识传授，品德培养随家庭道德水平高低不一而足，所以中国的儿童教育发展不够全面。
主要书籍我知道的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二十四孝图》等，大一些的孩子开始读《诗经》之类，学习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很多古代名人都非常重视孩子的家庭教育，亲自写文章，写诗教育自己的子女，像陆游写给儿子的诗《冬夜读书示子聿》、王安石的《伤仲永》都探讨了儿童教育问题，这样的作品很多的。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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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以孝治天下”初探
　　孙景坛

　　内容摘要：汉代自武帝“崇尚儒学” 以后，思想上主要采用的是儒家的“孝治”， 两汉都号称“以孝治天下”。汉代从刘邦起就“重孝”，后来“孝”是汉初的辅助治国思想：惠帝表彰“孝悌”，吕后“举孝授官”，文帝“置《孝经》博士”。汉代“以孝治天下”是武帝确立的，武帝在“孝治”上的重大举措有二：一是确立了用人上的“举孝廉”，另一是解决同姓王分封制弊端的“推恩令”。后来，汉代统治者不断完善了有关“孝治”的立法。汉代“孝治”的原因，主要是由当时的同姓王分封制、小农经济和“黄老之治”走向失败，以及对汉初“孝治”的成功经验的总结决定的。汉代“崇尚儒学”主要不是《五经》，而是《七经》，《七经》中最重要的又是《孝经》。《孝经》是汉代的必读经，从中央到地方都要置“《孝经》师”，用人以《孝经》取士，《孝经》还是社会教化的工具。

　　关键词：《五经》 《七经》 《孝经》 孝悌 举孝廉 推恩令 以孝治天下

　　作者： 风魔1 2006-4-21 20:49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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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回复：汉代“以孝治天下”初探
　　汉代“以孝治天下”之一瞥

　　汉代“以孝治天下”，原则上是自武帝始。因为汉代初期思想上主要以“黄老”治国，自武帝六年，“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1]，才主要以儒家思想治国。也就是说，只有从武帝尊儒后，“孝治”才能在汉代治国的主导思想中占一席之地。

　　武帝在“以孝治天下”上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将“孝治”具体化为用人制度上的“举孝廉”，二是用“孝治”解决了汉初自刘邦以来一直困扰汉统治者的政体问题。

　　关于“举孝廉”：理论界都以《汉书·武帝纪》的“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为据，认为首次出现于武帝七年五月。其实，这里的“孝廉”虽连用，但仍“举孝”是“举孝”，“举廉”是“举廉”，即“举孝一人、廉一人”。这只是对文帝时的“举孝悌、力田、三老、廉吏”等政策的延续与发展。《汉书·文帝纪》载，文帝十二年，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武帝只不过是仅举了“孝”和“廉”而已。武帝真正“举孝廉”，据《汉书·武帝纪》载，是元朔六年冬十一月，武帝下诏说：“公卿大夫，所使总方略，壹统类，广教化，美风俗也。夫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兴夜寐，嘉与宇内之士臻于斯路。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稽参政事，祈进民心，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雍于上闻也。二千石官长纪纲人伦，将何以佐朕烛幽隐，劝元元，厉蒸庶，崇乡党之训哉？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有关部门在讨论后回奏说：“古者，诸候贡士，壹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不贡士，壹则黜爵，再则黜地，三而黜，爵、地毕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与闻国政而无益于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退，此所以劝善黜恶也。今诏书昭先帝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武帝正式批示“奏可”。这里的“举孝廉”才是个专有名词，即后来真正意义上的“举孝廉”—— “孝廉”是同一个人，不是分开的。“举孝廉”在选举时，主要考察的是“孝”，也不是“廉”，即一个人只要“孝”，就可被举为“孝廉”。这里，“孝”必须是真实的，“廉”可以是潜在的，一个人只要“孝”就可能“廉”。“孝廉”在被选举前不是官，只有被举为“孝廉”，才能当官。“举孝廉”此时被正式确定为用人制度。

　　关于政体问题：刘邦在建汉之初，由于异姓王的反叛，借鉴了西周初期“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经验，刑白马盟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2]，大封同姓王，建立了一个同姓王分封制的政治体制。血浓于水，同姓王分封制使汉政权得到了巩固，国家也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但同姓王分封制仍有个弊端，就是封国过大的问题，各封国几乎都有能力与中央朝廷对抗。文帝时，贾谊提出“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3]；景帝时；晁错主张“削藩”，都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然而，晁错的“削藩”激起“吴楚七国之乱”。武帝时，这一问题的解决更带迫切性。武帝十六年，主父偃上书建议：“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之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4]主父偃的这一上书，又叫“推恩议奏”。武帝一看，既符合“孝治”的原则，又对各封国有实质性的削弱，于是就“制诏御史：‘诸侯王或欲推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名号。’”[5]这一诏书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推恩令”。《汉书·武帝纪》载： 武帝的“推恩令”最先获得了梁王、城阳王的响应，他们上书朝廷：愿分邑于子弟。武帝下诏表示赞同：“梁王、城阳王亲慈同生，愿以邑分弟，其许之。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朕将亲览，使有列位焉。”“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汉书·景十三王传》中说得更清楚：武帝“用主父偃谋，令诸侯以私恩裂地，分其子弟，而汉为定制封号，辙别属汉郡。汉有厚恩，而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推恩令”的伟大意义，不仅在于解决了汉初分封制向郡县制的平稳过渡，也解决了中国古代自先秦以来分封制与郡县制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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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回复：汉代“以孝治天下”初探

　　此外，武帝还多次下诏“表彰孝”和关爱老人。如《汉书·武帝纪》载：元狩元年，诏曰“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鳏、独或匮于衣食，甚怜愍焉。其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曰：‘皇帝使谒者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乡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鳏、寡、孤、独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元狩六年又诏曰“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问鳏、寡、废、疾，无以自振业者贷与之。谕三老、孝弟以为民师，举独行之君子，征诣行在所”等。

　　自武帝以后，汉统治者基本上承袭了武帝以“孝治天下”的国策。第一，在用人制度上坚持“举孝廉”。如《后汉书·荀爽传》说：“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就是说，一个人只要“孝”，就会被举为“孝廉”，并可当官。“举孝廉”是两汉士子进身的第一个台阶，而且是岁举，所以从这里出来的人才最多。只要翻翻《两汉书》，“孝廉”随处可见，直到汉代末期，曹操、李密等还都是“孝廉”出身。不过，此时的“举孝廉”已严重掺假，如当时的童谣讽刺说“举孝廉，父别居”[6]。

　　第二，坚持同姓王分封制。汉代与秦代在体制上最大的区别，就是汉代在体制上实行双轨制，即分封制与郡县制相结合。这里的分封制，主要是分封同姓王，异姓功臣一般只能封侯，而且后来封地都不大，不能形成国中之国。这是因袭武帝“推恩令”的结果。过去，理论界有人认为，汉武帝以后汉代的政治体制与秦一样，都是郡县制，不妥。秦是完全“废分封、行郡县，子弟为匹夫”，怎么能与汉代相比？汉代在体制上一直以郡县制为主，分封制为辅，坚持“以孝治天下”不动摇。

　　第三，不断完善有关“孝亲”问题的立法。如《汉书·宣帝纪》载：地节四年，诏曰：“导民以孝，则天下顺。今百姓或遭衰绖凶灾，而吏徭事使不得葬，伤孝子之心，朕甚怜之。自今，诸有大父母、父母丧者勿徭事，使得收敛送终，尽其子道。”为了使百姓能“尽孝”，免除“有大父母、父母丧者”的徭役；又诏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又解决了子孙“尽孝”与长辈“犯法”的矛盾。

　　第四，由“孝亲”推及“敬老”，并将“敬老”也法制化。如《武威汉简》载：宣帝时曾“制诏丞相御史：‘高皇帝以来至本（始）二年，朕甚哀老小，年高受王杖，上有鸠，使百姓望见之，比于节。有敢妄骂詈欧之者比逆不道。得出入官府、郎第，行驰道旁道。．．．．．．王杖不鲜明，得更缮治之。’”这是汉代关于“敬老”问题的立法。该汉简还有一因欺侮老人被重罚的案例：“河平元年，汝南西陵县昌里先，年七十受王杖，*（英+页）部游缴吴赏使从者殴击先，用诉，地大（太）守上谳廷尉。报：罪名明白，赏当弃市。”

　　由此，可见汉代“以孝治天下”之一斑。

　　汉代“以孝治天下”的原因

　　汉代“以孝治天下”，主要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状况和统治者的成功治国经验等决定的。

　　汉初的政治状况：如前所述，刘邦“刑白马盟誓”所建立的同姓王分封制，虽然巩固了汉政权，但尾大不掉，一些同姓王不服朝廷统治，甚至谋反，这对汉政权的触动非常大。如何对待同姓王分封制，以晁错为代表的观点认为，一定要依法打击，并予取缔。就是说，同姓王分封制是祸根。另一种以贾谊为代表的观点与晁错很接近，要么“废分封”，要么“众分封”，但都要采用强制手段来解决。这两种做法都违背了刘邦当年“封建亲戚，以藩屏汉”的初衷。事实上，汉初同姓王分封制的弊端只在于封国过大，不在于同姓王分封制本身。相反，同姓王分封制的长处十分明显：天下一家，异姓休想谋逆。而且，秦始皇当年不封子弟，陈胜、吴广在大泽乡一呼，天下响应，秦无“藩”可屏，迅即灭亡，是前车之鉴。汉若想使同姓王分封制既能继续发挥“封建亲戚，以藩屏汉”的积极作用，又能和平地解决封国过大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孝”对其笼络和感召。因为“孝”是血缘纽带中凝聚力最强的范畴，大家同祖同宗，“孝”是理所当然，无论是向中央朝廷“尽孝”，还是“以孝推恩分邑于子弟”，大家都心服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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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回复：汉代“以孝治天下”初探

　　汉初的经济状况：经济基础是小家经济。小农经济在思想上的根本要求是以伦理道德范畴做治国思想。汉初的“黄老之治”虽对其有一定关爱，但“黄老”本质上是一种法治精神，对小家经济保护不利。如《史记·平准书》说：“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和促进小农经济健康发展，客观上就要求以儒家的“仁、孝” 思想治国。为什么汉代后来“以孝治天下”，没有“以仁治天下”呢？主要是由汉代小农经济的状况和“仁、孝”自身的特质决定的。我们知道，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一直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尽管在西周后期“厉始革典”时就已暂露头角，但真正在整个中国形成气候却是秦汉时期，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才标志其作为一个有生气的阶级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所以，汉代的小农经济仍属小农经济的早期。“仁、孝”作为治国思想虽都源于伦理道德，但二者是有分别的，这种分别来自伦理道德本身。我们今天都认为伦理道德是一个词，没什么区别。其实，在人类初期，伦理是伦理，道德是道德，二者的内涵不一样。伦理专指人们的血亲关系，道德则既包含人们的血亲关系，也包含了非血亲关系。人类最初的社会共同体是血缘家庭，所以伦理关系是人类的初始关系，随着血缘家庭的解体，至少在出现外婚制如“普那路亚”家庭时，才会产生道德。因此，相对“仁”来说，“孝”的范畴更古老。“孝”原是个纯伦理概念，产生于道德出现之前，“仁”则是在道德出现之后的产物。既然汉代仍处小农经济的早期，整个社会还不十分发达，“以孝治天下”比“以仁治天下”，更适合于小农经济的发展。

　　汉初的思想状况：思想上虽主要以“黄老”治国，但不搞思想专制，允许百家复兴和并存。如惠帝时即下诏“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7]；吕后时又重申：“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8]；文帝时，为了“广游学”，增设《孟子》和《孝经》等博士[9]，还专门派人到伏生处抢救《尚书》[10]；至少在景帝时，已设《诗》、《春秋》博士，当时的辕固生就是《诗》博士、胡毋生和董仲舒都是《春秋》博士[11]；武帝初期，又“置《五经》博士”[12]。汉初统治者对治国思想的探索始终是积极的，在“黄老之治”出现弊端后，文帝曾支持过贾谊“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景帝支持过晁错“削藩”，武帝支持过王臧、赵绾“立明堂以朝诸侯”，但由于怕惹起众怒，这些改革都未进行下去。特别是，晁错“削藩”的失败，连同他所崇尚的“申、商”理论也于武帝元年被罢。[13]汉代统治者经过一番痛苦的摸索，终于在武帝初期发现“孝治”可行，武帝也正是用“以孝治天下”解决了当时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思想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汉代是怎样发现“孝治”可行的呢？笔者认为，主要来自刘汉政权对汉初“孝治”的成功经验的总结。早在“黄老之治”时，“孝”就是汉代统治者治国的辅助思想。刘邦在建汉之初，曾倡导尊崇“三老”、上其父为“太上皇”[14]；惠帝“令郡诸侯王立高庙”，“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身”，即首次表彰“孝悌、力田者”[15]；吕后“初置孝悌、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即“举孝悌、力田者授官”[16]；文帝置《孝经》博士，除继续举“孝悌、力田” 授官外，还“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17]。尤其是十三年，缇萦上书救父，文帝为其“孝”所感动，还下过《除肉刑诏》[18]；武帝一继位，亦下诏说：“古之立孝，乡里以齿，朝廷以爵，扶世导民，莫善于德。然即于乡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顺孙愿自竭尽以承其亲，外迫公事，内乏资财，是以孝心阙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为复子若孙，令得身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19]即要求严格执行“受鬻法”，使“孝子顺孙得师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只有景帝时期对“孝”重视不够，中央朝廷与各同姓王的关系也最紧张，后期终于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平叛后，武帝三年，中山王刘胜等来朝。武帝置酒，刘胜一听到音乐响起便哭了，向武帝诤谏道：“臣闻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则？所托者然也。臣虽薄也，得蒙肺附；位虽卑也，得为东籓，属又称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亲，鸿毛之重，群居党议，朋友相为，使夫宗室摈却，骨肉冰释。斯伯奇所以流离，比干所以横分也。《诗》云“我心忧伤，惄焉如捣；假寐永叹，唯忧用老；心之忧矣，疢如疾首”，臣之谓也。”并“具以吏所侵闻。于是上乃厚诸侯之礼，省有司所奏诸侯事，加亲亲之恩焉。”[20]后来，武帝“以孝治天下”的决策当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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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回复：汉代“以孝治天下”初探

　　《孝经》在汉代治国中的地位

　　理论界主导观点一直认为,汉代自武帝“崇尚儒学”后，主要以《五经》（《六经》）治国。如有人说：“经学是一门包含有丰富哲学内容的古老的学问，它的研究对象是儒家经典，即《易》、《诗》、《礼》、《乐》、《春秋》等《六经》。《乐》有声无书，所谓《六经》实际只有《五经》。．．．．．．汉武帝立太学，置五经博士教授子弟，称为‘官学’。”[21]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有正确的一面，但他把经学只定义为《五经》，再完全用《五经》来说明汉代的治国思想，则是片面的。

　　必须承认，汉代的治国经典，除《五经》外，还有《孝经》和《论语》。汉人自已讲的也不是《五经》治国，而是《七经》治国。关于《七经》，《后汉书·赵典传》引李贤注说：“《三国志·蜀书·秦宓传》载，秦宓《与商书》曰：‘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谢承《后汉书》言赵典‘学孔子《七经》’。”今人施宣圆等主编的《中国文代辞典》说：“汉代提倡‘孝治’，贵族子弟先授《论语》、《孝经》，连同《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合称《七经》。”这一看法是很有道理的。所以，只讲汉代以《五经》治国，不讲《孝经》、《论语》是不对的。

　　在《两汉书》中，记载学过《孝经》、《论语》的人很多。如《汉书》：《宣帝纪》载，孝武皇帝曾孙病已，“师受诗、论语、《孝经》”；《景十三王传》载，广川惠王孙去“师受《易》、《论语》、《孝经》”；《隽疏于薛平彭传》载，宣帝“皇太子年十二，通论语、《孝经》”；《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载，范升“九岁通论语、《孝经》”等。另外，两汉时期，为《孝经》、《论语》作注的人也不少，如何休、郑玄与马融就是三个代表。《后汉书·朱冯虞郑周列传》注引《汉官仪》说：“武帝初置《五经》博士，后增至十四人。太常差选有聪明威重一人为祭酒，总领纲纪。其举状曰：‘生事爱敬，丧没如礼。通《易》、《尚书》、《孝经》、《论语》，兼综载籍，穷微阐奥。’”可见，汉人确以《七经》为经典。

　　应当指出，在《七经》中，汉代统治者最重视的只有两经，一是《公羊》，另一即是《孝经》。汉代“崇尚儒学”最流行的一句话是，假托孔子言：“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22]对此，班固在《白虚通·义德论》中解释说：孔子“已作《春秋》，后作《孝经》，何欲？专制正于《孝经》也！夫孝者，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孝经》者，夫制作礼乐仁之本，圣人之德已备”。可见，《孝经》的地位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这里的《春秋》不是指《春秋经》，也不是指《春秋三传》，而是特指《公羊传》，汉初人经常用《春秋》做《公羊》的代名词。但《公羊传》只在汉初最盛，到石梁阁会议时，它便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谷梁传》也被立为经，平分了《公羊》的秋色，《公羊》也逐渐走向了暗淡。因此，汉代真正一直走红的只有《孝经》。

　　在汉代，与《五经》比，《孝经》是必读经。《五经》在原则上不要求“兼经”，即《五经》不必都通或一定要通两经以上，只要求通一经就行。《孝经》则是人人都要读，包括儿童和成人、男人和女人、文士和武夫，甚至包括外国留学生。如《汉书·匡张孔马传》载，匡衡曾上疏劝成帝“妃匹”说：“及《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后汉书·儒林列传》载：章帝时，“自期门羽林之士悉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其实，汉光武时期就曾令“虎贲士皆习《孝经》”；直到三国时，据《三国志·吴书·张顾诸葛步传》载：“权尝问韂尉严峻：‘宁念小时所暗书不？’峻因诵孝经‘仲尼居’。昭曰：‘严畯鄙生，臣请为陛下诵之。’乃诵‘君子之事上’，咸以昭为知所诵。”可见《孝经》在汉代的普及程度。

　　汉代从中央到地方，都设“《孝经》师”，有时还搞研讨。如《汉书》：《平帝纪》载，“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并诏征天下通晓“《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昭帝纪》载，昭帝也诏曰：“《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赐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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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回复：汉代“以孝治天下”初探

　　汉代上至国家，下至官员，用人都以《孝经》为参照系。如《续汉书·百官志》说：“汉制：以《孝经》试士”；《后汉书·百官》也说：“《孝经》师主监试经。”这是国家的用人政策。《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载：韩“延寿尝出，临上车，骑吏一人后至，敕功曹议罚白。还至府门，门卒当车，愿有所言。延寿止车问之，卒曰：‘《孝经》曰：“资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驾，久驻未出，骑吏父来至府门，不敢入。骑吏闻之，趋走出谒，适会明府登车。以敬父而见罚，得毋亏大化乎？’延寿举手舆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过。’归舍，召见门卒。卒本诸生，闻延寿贤，无因自达，故代卒，延寿遂待用之。其纳善听谏，皆此类也。在东郡三岁，令行禁止，断狱大减，为天下最。”

　　汉人教育子女，不论是士大夫还是一般百姓，经常援引《孝经》。如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临终前嘱咐司马迁要继承他的事业写《史记》时曾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於事亲，中於事君，终於立身。扬名於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23]；《后汉书·仇览传》注引《谢承书》载：“元人羊凶恶不孝，其母诣览言元。览呼元，诮责元以子道，与一卷《孝经》，使诵读之。元深改悔，到母床下，谢罪曰：‘元少孤，为母所骄。谚曰：“孤犊触乳，骄子骂母。”乞今自改’。母子更相向泣，于是元遂修孝道，后成佳士。”

　　更有趣的是：东汉末年张角起义，向栩担心兴兵扰民，便建议朝廷：“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当自灭”[24]；又，宋枭为陇右刺史，患多寇叛，曾设想以《孝经》平叛，建议朝廷：“凉州寡於学术，故屡致反暴。今欲多写《孝经》，令家家习之，庶或使人知义。”[25]如今天较有影响的黄梅戏《天仙配》，原型就是汉代“董永遇仙”。董永为什么能遇仙呢？因为他“卖身葬父”，“孝感天地”。可见，《孝经》在汉代已植入了人们的信仰。

　　综上可见，汉代“崇尚儒学”，从根本上说，是“以孝治天下”。正确认识汉代的“以孝治天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它能使我们认清汉代“崇尚儒学”的实质，即主要不是《五经》，而是《七经》中的《孝经》。其次，它能使我们认清汉武帝时期政治变革的主要举措，就是确立了用人制度上的“举孝廉”，和下了解决同姓王分封制弊端的“推恩令”。第三，它能使我们认清汉代的“重孝”与后世“重孝”的根本区别，即汉代的“重孝”不是侧重于信仰和伦理道德，而是侧重于政治指导思想。第四，只有正确认识汉代的是“以孝治天下”，才能更好批判继承中国古代的“孝治”思想，进一步完善我们今天的“德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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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回复：汉代“以孝治天下”初探
　　参考文献：

　　[1][4][5][11][23]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序、史记·儒林列传、史记·太史公自序[M].

　　[2][3][7][8][10][12][13][14][15][16][17][18][19][20][24][25]班固.汉书·张陈王周传、汉书·贾谊传、汉书·惠帝纪、汉书·高后纪、汉书·文帝纪、汉书·晁错传、汉书·景帝纪、汉书·武帝纪、汉书·武帝纪、汉书·高帝纪、汉书·惠帝纪、汉书·高后纪、汉书·文帝纪、汉书·刑法志、汉书·武帝纪、汉书·景十三王传[M].

　　[6]汉乐府·桓、灵童谣[M].

　　[9]赵歧.题词[A]. 赵歧.孟子注[M].

　　[21]张岱年等.中国哲学史通览[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4.130.

　　[22]孝经·钩命诀[M].

《论语》、《孟子》中有不少，《孝经》，《二十四孝》

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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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宁县15651555127： 讲孝的古典著作有哪些 - ？
井梁顺尔： 《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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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梁顺尔： 《孝经·开宗明义》篇中讲:“夫孝,德之本也.”“孝”字的汉字构成,上为老、下为子,意思是子能承其两亲,并能顺其意.孝的观念源远流长,殷商的甲骨文中就已出现“孝”字.《论语-学而》中孔子说到“入则孝,出则悌,泛爱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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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梁顺尔： 华传统美德有的是代代言传身教,流传至今;有的可见于《三字经》、《千字文》等过去的启蒙读物中;有的见于《论语》、《孟子》等中华文化重要文献中;有的见于古诗词、歌赋和其他文学、史学典籍之中.关于传统美德的内容,没有固定的说法.过去有人概括为 “忠、孝、礼、义、廉、耻”,去年新出版的《中华传统美德格言》将传统美德分为爱国、诚信、知耻等20个部分.今天,我打算重点介绍“忠”、“孝”、“礼”、“信”、“耻”等五种传统美德,和同学们一起学习.

广宁县15651555127： 哪里有3000字左右关于孝道的论文?? ？
井梁顺尔： 古人云:“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孝在人类的宗教里有一定的阐述和标榜... 孝道也应该是人类晚辈的责任和义务.传统中国文化(儒家思想)可称为孝文化,它...

广宁县15651555127： 《二十四孝图》 的内容提要 - ？
井梁顺尔： 《二十四孝图》——所谓《二十四孝图》是一本讲中国古代二十四个孝子故事的书,配有图画,主要目的是宣扬封建的孝道.鲁迅先生从自己小时阅读《二十四孝图》的感受入手,重点描写了在阅读“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个故事时所引...

广宁县15651555127： 朝花夕拾中的《二十四孝图》主要内容和人物性格特点 - ？
井梁顺尔： 1、《二十四孝图》是一本讲中国古代二十四个孝子故事的书,配有图画,主要目的是宣扬封建的孝道.鲁迅先生从自己小时阅读《二十四孝图》的感受入手,重点描写了在阅读“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个故事时所引起的强烈反感,形象...

广宁县15651555127： 儒家经典著作有哪些 - ？
井梁顺尔：[答案] 儒家是崇奉孔子学说的重要学派.又称儒学、儒家学说,或称为儒教,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它是中华法系的法理基础,对中国以及东方文明发生过重大影响并持续至今的意识形态.自古以来,儒家经典留下很多,一起看看儒家经典有哪些,拜读...

广宁县15651555127： 24孝图的24个故事分别是什么 ？
井梁顺尔： 24孝图的24个故事分别是孝感动天、戏彩娱亲、鹿乳奉亲、百里负米、啮指痛心、芦衣顺母、亲尝汤药、拾葚异器、埋儿奉母、卖身葬父、刻木事亲、涌泉跃鲤、怀橘遗亲、扇枕温衾、行佣供母、闻雷泣墓、哭竹生笋、卧冰求鲤、扼虎救父、恣蚊饱血、尝粪忧心、乳姑不怠、涤亲溺器、弃官寻母.《二十四孝图》是一本讲中国古代二十四个孝子故事的书,配有图画.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元代郭居敬辑录古24个孝子的故事,编成《二十四孝》.后来的印本都配上图画,通称《二十四孝图》,成为宣扬孝道的通俗读物.“孝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精髓.

广宁县15651555127： 鲁迅的《二十四孝图》一文,对古时所谓的“孝”持有怎样的态度? - ？
井梁顺尔： 《二十四孝图》读后感 《朝花夕拾》中有一篇叫《二十四孝图》的文章,给我印象十分深刻,颇有感受.文章讲的是作者忆述儿时阅读《二十四孝图》的感受,揭示封建孝道的虚伪和残酷.作品着重分析了“卧冰求鲤”、“老莱娱亲”、“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