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瘦竹戏剧研究的方法是什么？

简要分析老舍《茶馆》的戏剧构思艺术~

舍写《茶馆》，本来也是想要配合时政宣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在1954年公布，作者抚今追昔感慨不少，觉得该写个说明新宪法得来不易的戏，用来教育青少年。于是，1956年他动笔写了一个4幕6场的话剧，戏里人物众多，由光绪年间一直写到解放前夕北平学生“反饥饿、反迫害”运动，戏里的主要人物是兄弟3人。老舍把初稿，拿到北京人艺，读给院长曹禺、总导演焦菊隐等人，征求意见。曹禺他们感觉，这部作品，最精彩的，是第1幕第2场发生在一家旧茶馆里的戏，觉得应当以这场戏作基础，另起炉灶，写个描绘旧时代社会面貌的戏。老舍挺痛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当即表示：3个月后交剧本！期限一到，《茶馆》新作果然有了。经过跟导演、演员们的切磋磨合，这部新作真的大功告成了。剧本的最终完成稿，彻底放弃了正面展现革命斗争的场景，成了一部由往昔岁月市井生活画面组合起来的社会风情大戏。

剧本发表后，老舍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他写道：“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这出戏虽只有三幕，可是写了五十来年的变迁。在这些变迁里，没法子躲开政治问题。可是，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子描写他们的促进或促退。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这些人物是经常下茶馆的。那么，我要是把他们集合到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不就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吗？”

这段话证实，老舍写这个戏，拿定了“躲开政治问题”的主意，他想用这个戏专门来写中国社会“五十来年的变迁”；作家说，“躲开政治问题”，是因为自己一向“不十分懂政治”，所以，能达到的最佳效果就是可以用小人物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变迁”，“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

写《茶馆》，老舍把写作题材重新转向他熟悉的旧时代，他说，这出戏只可能“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这点儿设想，如果放在文艺路线很“左”的时候，恐怕是要被扣上“政治帽子”的。不过，社会发展恰好在这时候给了老舍一个机会：1956年，国家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发动疾风骤雨式的大规模阶级斗争转向相对稳定的经济文化建设，为促进科学、文化、艺术事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艺界也出现了一段时间比较宽松的创作环境。《茶馆》就是在这种气候下面问世的。之前和之后，社会条件都不行，他也就只能写一些《春华秋实》、《西望长安》、《红大院》、《女店员》类的作品。

《茶馆》共3幕，每幕戏都取用同一个场景——都发生在旧北京城一家叫“裕泰”的大茶馆里。从时间上看，3幕戏的故事，彼此相隔很长的时间：第1幕发生在晚清光绪朝的戊戌年；第2幕戏，发生在第1幕十几年后的北洋军阀割据时期；第3幕戏，发生在距第2幕三十多年、抗战结束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作者调动了自己对旧中国社会生活的极厚实的观察和积累，利用“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的巧妙构思，把三个时代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招之而来挥之而去，不但高度提炼而且活灵活现地演示了旧中国的基本国情，活画出那个时代的病态现实。

写作《茶馆》的时候，老舍对旧时代已经有了足够的思考，他提高了运用唯物史观来反思旧中国大千世相和社会演变的能力，对深埋在历史过程中的社会发展规律，也有了精深的体会。这就保障了他能以大气魄大手笔，纵横捭阖地扫描旧中国社会变迁的全息图像，一针见血地击中历史本质。

不过，写好这个戏，不仅需要有一种穿透历史的眼光，还得找准社会生活的恰当部位，开凿一个便于形象展示历史画面的艺术窗口。这个窗口，也被老舍探囊取物般地找到了，那就是戏里的“大茶馆”。社会上不分身份、地位、行当的几乎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出入的老式茶馆，是个最能叫人号准社会脉搏的敏感点；茶馆好比五行八作的精神纽带，自然而然地就能显示出芸芸众生的生存状况。老舍依仗着茶馆在浓缩社会生活焦点方面的关键位置，把这个不可多得的人生舞台，艺术地叠印到话剧舞台上，让它从容地承载历史再现历史，这样的创意谋划，真可谓是超凡脱俗、空山足音。

要用短短3幕戏精到地表现3个历史时期，对作者是个严峻的挑战。惜墨如金的老舍，使出一般作家不具备的看家绝活儿，仅用了大约 3万字，就把这出戏写得神完气足。处在3个历史过程社会横断面上的一个个人物和一桩桩事件，经过过细的筛选，都极富典型意义，这些人和事营造出一种合力，阐释着一个统一的答案，也就是：那个不堪回首的旧制度，早已腐朽、荒唐和肮脏到了极点，那样的世道，是绝不能容忍它再回来的。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总性质下面，曾经交织着纷纭复杂的多种矛盾。而这么多的矛盾，在老舍这里，却游刃有余地被提炼成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人生素描。

3幕戏的历史侧重面各有不同。第1幕，重点描绘 “大清帝国”寿终正寝前夜病入膏肓的社会场景，稍带着，也交代了在急剧下滑的社会面前，有志革新者和爱国者，以及一些本能地怀着生活期待的小市民，心间尚存的一丝追求；到了第2幕，清王朝已经瓦解，虎狼般作恶的封建军阀，却用洋人给的枪炮，造成了连年战争和社会动荡，但求过几天安生日子的老百姓，都备感恐惧，尽管时代更迭了，所有丑陋、反动的力量，照旧像清末一样，肆无忌惮地横行，也让大众躲之不及；到了第3幕，场面最凄凉，人们好不容易摆脱了“亡国奴”的生活，反倒一头栽进了空前黑暗的现实，一向都怀着良好期待、一刻都不敢放松苦苦挣扎的中国人，竟然都走到了命运的尽头，连优秀的传统文化也难逃被断送的危机。——整部《茶馆》就这样，忠实地描绘出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半个世纪间每况愈下的社会现状。

在历史大脉络的下面，这出戏的全部情节，都以人物和事件的剪影形式出现。就以第1幕来说吧，前后包括着这样一些相对独立的情节单元：第一段,“鸽子”之争——京城大宅门为争一只鸽子，差点打起群架来，旗人常四爷发了几句感慨，招来善扑营打手二德子挑衅，反倒被“吃洋教的”马五爷一句话就给压下去了；这段戏，表现了清末豪门骄奢、流氓狂妄，而顶有势力的却得数跟洋人勾结的“二毛子”。第二段,农民卖女儿——饥荒年景，破产农民康六无奈要卖15岁的女儿，人贩子刘麻子趁机牟取暴利，一旁卖小物件的贫民老者偶然得见，一语说中要害：“这年月呀，人还不如一只鸽子呢！”是用对比手法，反衬出贫富分化的严重程度。第三段,秦常异见——茶馆房东秦二爷来了，他踌躇满志地要拢起本钱办实业、救国难，可是他对眼前讨饭的穷人态度很冷淡，古道热肠的常四爷慷慨施舍，二人于是对是不是该周济穷人一碗烂肉面，表达了不同意见；这段戏写了国难当头，还有些中国人良心未泯，要力所能及地救助黎民，可是秦二爷和常四爷的两种热诚，都历史局限性。第四段,秦庞斗嘴——朝廷上顽固派的代言人、大内总管庞太监来到茶馆买农家女儿，正撞上有维新倾向的秦二爷，二人唇枪舌剑，各不示弱，说到被镇压下去的戊戌变法，引起茶客们一通议论，这些人对改良变法要吗麻木不仁，要吗痛恨诋毁；这段戏写出了顽固派嚣张的气焰，也让人看到维新运动脱离民众，底气不足。第五段,常四爷被捕——常四爷目睹卖儿卖女的惨状，长叹一声：“我看哪，大清国要完！”被暗探盯上了，两个暗探借庞太监到场，把常四爷和一道喝茶的旗人松二爷抓走了，理由是“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这个情节勾画出黑暗世道下边特务密布、善良人稍有不慎就要遭殃。第六段,太监买妻——老迈昏聩、心理变态的庞太监来相看刘麻子替他买下的农家女，他又老又丑，当场把农家女康顺子吓昏过去，这时候，耳边突然响起正在下棋的茶客一声断喝：“将！你完了！”这是这一幕的结尾，意思是，封建末世虽然还挺唬人，却早就枯朽到家了。第1幕大致就是由这么6个环环相扣的情节组成，中间穿插了王掌柜对眼前这些事儿的微妙态度，穿插了唐铁嘴、黄胖子等社会渣滓的丑恶表现。整幕戏，内容充实，故事此消彼长，生活气息非常浓重，每一步剧情都见出深刻的历史内涵，戏虽然简短却含意无限，整个清末社会的矛盾、黑暗、荒唐、无奈，都被一股脑儿地体现出来。

剧中所有乌烟瘴气、令人窒息的社会现状，全都依赖暗无天日的旧制度而存在，这是《茶馆》的观众一看就明白的事理。老舍写《茶馆》，尊重观众的头脑，他丢弃政治说教，专靠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说话，把想要表达的政治见解，轻而易举地就送到了观众心里。第2幕开头，茶馆老伙计李三，在清朝灭亡了十几年之后，还是不肯剪掉他的小辫子，他有自个儿的“说道儿”：“改良！改良！越改越良，冰凉！……哼！我还留着我的小辫儿，万一把皇上改回来呢！”这就是社会最底层一无文化、二无政治觉悟的小人物嘴里道出来的“政治消息”，眼瞧着皇上是没了，可世道比前清还糟糕，当权的越是高喊“社会改良”，也就是平头百姓遭殃的时候又快到了，他以朴素的经验判断，没准儿哪一天就把个旧朝廷给改回来了呢，自己不如护着这点儿“先见之明”的好！这三两句不能再平常的平民闲聊，叫人越咂摸越有味儿，中间“侧面透露”的“政治消息”，不是既沉重、深刻，也很有说服力么？第1幕，被暗探宋恩子、吴祥子抓走的常四爷，在第2幕又跟这俩人撞上了，他发现这两个家伙居然又给军阀当了特务，有点儿意外，特务们可是大言不惭：“有皇上的时候，我们给皇上效力，有袁大总统的时候，我们给袁大总统效力；现而今……”“谁给饭吃，咱们给谁效力！”常四爷逼问了一句：“要是洋人给饭吃呢？”特务们也不含糊：“告诉你，常四爷，要我们效力的都仗着洋人撑腰！没有洋枪洋炮，怎能打起仗来呢？”这一番对话，也“侧面透露”了相当重要的“政治消息”：封建王朝倒是没了，封建势力却照旧主宰一切，洋人的枪炮照旧派着大用场——这不就等于是告诉观众，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一点儿都没变吗！话剧《茶馆》里类似如此这般从“侧面透露”政治信息的地方，比比皆是。老舍把政治学家写到教科书里的理论，化成社会下层小人物们脱口而出的街谈巷议，化成戏里头一个个信手拈来的细节，潜移默化地注入到观众的欣赏活动中间，收到的效果假如跟政治教科书相比，起码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

与一般戏剧作品两样，《茶馆》不是要讲具体故事的戏，它要表现的，是由3个历史时代代表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总体形象。用老舍的话说，写这出戏的目的，就是要“葬送三个时代”。3幕戏里，扎扎实实地写进去了老舍对历史深刻的回眸和反思，这让与作家同时代的人，以及一代又一代比他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们，看看戏，心灵就会受到震撼。一部作品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它的思想价值就是不可低估的。

《茶馆》刚上演的时候，有人认为它的故事性不强，建议用康顺子的遭遇和她儿子康大力参加革命，去发展剧情。老舍谢绝了这个建议，说：“这样一来，我的葬送三个时代的目的就难达到了。抱住一件事去发展，恐怕茶馆不等被人霸占就已垮台了。”（《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50年代，中国的作者和读者和观众，几乎无一例外地觉得，凡是写旧时代，惟一任务就应当是表现尖锐的阶级斗争，歌颂革命的胜利，不这样可不成。老舍委婉地解释，旧茶馆假使都成了革命堡垒，它的日子就延续不了几天了，又何谈让它来见证3个黑暗时代呢。至于为什么可以不以反映革命斗争作为艺术作品的主题，老舍在当时不愿意深谈，也不可能深谈。

话剧《茶馆》因为创意上别出心裁，还没到“文革”开始，已经引来了一些指责。有人写文章，认为《茶馆》“怀旧”，宣扬了“今不如昔”，“没有揭示出惊天动地的时代巨浪，”“没有指出人民的必然胜利和远大的理想”，“归根结底还是跟作家的世界观、阶级立场和创作方法密切联系着的。”到了“文革”期间，《茶馆》更成了老舍被诬陷成“反动作家”的“罪证”。现在，我们没有必要再去一一反驳对《茶馆》的指责。让人们不禁想起来的倒是，《茶馆》第3幕，王利发莫名其妙地问了句：“‘罢课’改了名儿，叫‘暴动’啦？”特务小宋恩子马上揪住这句话，劈头盖脸地，说王利发跟罢课的学生们“是一路货！”久经人生阵仗的茶馆老掌柜，没让他唬住，只是嘀嘀咕咕地对付他：“我？您太高抬我啦！”看来，靠指鹿为马来陷害人，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历来就不难遇到。

几十年后的今天再想想，许多和《茶馆》同时问世的所谓好作品，早已经灰飞烟灭。《茶馆》却像是一枝傲霜的腊梅，历尽考验，越开越茂盛。70年代末到现在，北京人艺多次重排《茶馆》，这出戏演出已有500场之多，创造了中国话剧史上最受观众喜爱的许多记录；《茶馆》还代表中国的话剧艺术，去德、法、瑞士、日本以及香港、台湾演出，为不同人种、不同经历、不同价值观的观众所赞赏，被称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二，用写文化来写社会

《茶馆》要把旧中国的社会变迁演给观众看。可是，老舍对政治不大熟悉，这限制了他直接写社会政治变迁的能力。于是，作家避生就熟，用他了如指掌的社会文化变迁，来折射社会政治变迁的幽微。我们都清楚，一个时代的文化和政治，都从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社会的政治性质总会或明或暗地作用于它的文化，而形形色色的文化世相，也常常能把暗含着的种种政治信息，传递给人们。所以，通过写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来反映这个时代的政治面貌，就成了艺术作品反映社会可行的途径。《茶馆》恰恰体现了老舍选择了这一创作途径所获取的艺术优势。

《茶馆》要表现旧中国的黑暗，表现身处黑暗社会中的大众，为了求生存、求正义、求发展而无法逃避的痛苦挣扎和悲惨结局。老舍没有把这个沉重的主题，放到某一个具体故事里头，他决定用社会上“小人物怎么活着和怎么死的，来说明那个年代的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谈〈茶馆〉》），来表达自己厌恶和唾弃整个旧时代的思想倾向。病态的社会，畸形的文化，怪异的人生……组成了《茶馆》里面光怪陆离的社会画面。老舍的笔，就好像外科大夫手里的一根探针，每挑破腐朽社会的一块疮痂，都教人们看到一股污浊的脓血涌出来，社会从外到内的溃疡到了这样可怕的地步，用大变革来教它脱胎换骨，当然是最合理不过的了。

《茶馆》的观众，不得不随时睁大了眼睛，来直视舞台上的荒诞世道：那位据说是“侍候着太后，红的不得了，连家里打醋的瓶子都是玛瑙作的”庞太监，老态龙钟女声女气，却面对大庭广众不知羞耻地宣布自己就要完“婚”的消息；人贩子刘麻子，心狠手辣，又不怕人们看穿他倒卖一个农家女就赚190两昧心银子的劣迹，他大言不惭，宣传自个儿的逻辑：“我要是不分心，他们还许找不到买主呢”；两个逃兵，钱不够，又想满足生理需求，不得不凑钱托人贩子买个合用的老婆，组成不可想象的“三个人的交情”；战火连天，军阀割据，市民们人人自危、怨声载道，却会有人“感谢这个年月”，对专靠卖卜骗人为生的唐铁嘴说来，“年头越乱，我的生意越好！这年月，谁活谁死都碰运气，怎能不多算算命、相相面呢！”这一桩桩一件件带着反常滋味，也带有几分滑稽色彩的小情节，全都是荒唐年头生出来的稀奇景致，被剧作家陈列到一起，就证实了一个全没有社会公正的年代，必然要把正常社会无法理喻的咄咄怪事，层出不穷地变幻出来。这就像《红楼梦》所说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一样，《茶馆》里面这些教人“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让观众每一想起，都免不了要慨叹再三。

《茶馆》表现了世风败坏，江河日下。作品采取让丑类人物在职业上大多父子间“世袭罔替”的身份安排，在3幕戏里，人口贩子刘麻子和小刘麻子，卖卜装神的骗子唐铁嘴和小唐铁嘴，干侦探的宋恩子和小宋恩子、吴祥子和小吴祥子，地痞打手二德子和小二德子，都是父一辈、子一辈地连续着，透过这伙社会渣滓不但无耻而且又略微有所变化的言行，观众可以看出一些社会变化来。第1幕，刘麻子利用社会贫富差异，倒卖人口，混得挺得意；可到了第2幕，他神气不起来了，不是贫富分化的社会有了好转，倒是更糟糕的现实叫他倒了运，他发牢骚：“这么一革命啊，可苦了我啦！现在，人家总长次长，团长师长，要娶姨太太讲究要唱落子的坤角，戏班里的女名角，一花就三千五千现大洋！我干瞧着，摸不着门！”做老式昧心生意的刘麻子，眼光、魄力，都撵不上“社会发展”的速度，乱世枭雄们成了社会新贵，恶行远远超出了前清的权贵们，他们选姨太太的标准和一掷千金的气度，让刘麻子这路纤场老手只剩下干瞧着的份了，世风日下于此可见一斑矣。到了第3幕，轮到小刘麻子这个纤场新人露脸了，他总结父亲“一辈子混得并不怎样”的教训，迎时代浊流而上，勾结横行霸道的国民党官僚，要创办把北平全城的舞女、明娼、暗娼、吉普女郎和女招待全都组织起来的“包圆儿”公司，为美国兵和官僚们服务。小刘麻子的野心和狡诈，真可以叫他那死去的父亲小巫见大巫了，人贩子行当花样翻新、登峰造极，更证实什么样的岁月，自然就有什么样的世风。再看看唐铁嘴父子：前两幕，唐铁嘴招摇过市，虽说有兵荒马乱的年头帮衬着他卖卜行骗，他终归没能发迹，白喝了一辈子茶馆里的残茶，连王掌柜都敢挤对他；可是，到继承骗子衣钵的小唐铁嘴这一辈，被封成了邪教“三皇道”的“天师”，小唐铁嘴说：“我跟小刘麻子……我们是应运而生，活在这个时代，真是如鱼得水！”在丑恶透顶的浊世，除去小刘麻子、小唐铁嘴这伙儿市井无赖、社会渣滓，肯定再也不会有什么正经人“如鱼得水”，一个社会是个什么社会，只要瞧瞧其中净是些何等样人“如鱼得水”便可以了然，这也是所谓“适者生存”吧。刘麻子爷儿俩和唐铁嘴爷儿俩，其实都是时代的一种“文化符号”，他们代表着最见不得人的哪种“文化”，只有在最见不得人的社会里才能吃得开。

一方面，丑陋的东西四处滋生蔓延。另一方面，民族传统文化里头有价值的东西，在那样的年头当中却活不出来，甚至要走向毁灭。第3幕，评书名角儿邹福远、京剧演员卫福喜和饭庄名厨明师傅，各自述说自己如同性命般珍惜的艺术和技艺，都是朝不饱夕，岌岌可危。明师傅是一个人能“办一、二百桌满汉全席的手儿”，到头来，为生计所迫，变卖了所有的厨具家什，给监狱里犯人蒸窝窝头去了，因为“现而今就是狱里的人多呀！”邹福远道出了这些艺人和手艺人的极度苦闷：“这年头就是邪年头，正经东西全得连根儿烂！”

人的精神危机是时代文化危机的一部分。《茶馆》对旧社会民众精神危机的刻画，主要是借助剧中三个关键人物——王利发、秦仲义和常四爷来完成的。

“裕泰大茶馆”的掌柜王利发贯穿全剧。他父亲死得早，二十多岁就独立应付生活，他懂得，“在街面上混饭吃，人缘顶要紧”，所以按着老辈儿留下来的老办法，以为“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岔子”。他每天满脸堆笑逢迎来自官僚权贵、外国势力、恶霸、地痞、特务、警察多方面的敲诈滋扰，他心地不坏，却因为地位比赤贫阶层高出一截，对世间的苦难早已熟视无睹。他是个本分买卖人，希望社会安定，自个儿的生意也顺心点儿，可社会总跟他拧着劲儿来，他不敢跟社会较劲，只能俯首当“顺民”，常劝茶客们“莫谈国事”。世间兵荒马乱，城区别的大茶馆都破产歇业了，他还苦撑着，时不时第想出些个小招数，抵挡街头商业全走背字儿的潮流，晚年，眼瞅着茶馆撑不下去了，他不嫌丢人，打算添女招待。但是，社会的魔掌越来越紧地卡住了他的脖子，国民党党棍创办的“三皇道”要砸他的茶馆，特务们也来勒索，要他交出根本拿不出来的金条换老命，流氓们开办新式妓院，在当局怂恿下要霸占他的铺面……王利发一筹莫展，走到了人生尽头，这才明白，几十年来的小心谨慎苦撑苦熬，全算白饶，面对死的诱惑，他到底喊出了从来没敢喊出口的话：“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了活下去！是呀，该贿赂的，我就递包袱。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王利发的这点儿心理危机很有代表性，不坑人、不害人、逆来顺受、没有过高的生活要求，是当时小市民最普遍的心态。身份地位稍稍高于一般平民的小商人王利发，力求小康而不得，最后结局这样凄凉，生活在那个世道下面的贫苦市民，就更没指望了。王利发走到人生最后一站喊出来的几句话，也正是萦绕在社会底层小人物们心头的一致的困惑和愤懑。

秦仲义是个民族资本家。第1幕登场的时候，只有二十几岁，戊戌变法失败后国势衰落，他凭着一颗报国之心，变卖祖业创建工厂，想实业救国。他耗尽40年的心血办起不小的企业，觉得这样就足可以“富国裕民”。他错了，抗战刚结束，他的产业就被政府没收了，当局不但没有接着好好办厂，还把机器当成碎铜烂铁给卖掉了。眼看着工厂的废墟，秦二爷痛心疾首，怨气冲天：“全世界，全世界找得到这样的政府找不到？”他的人生结论比王利发的还惨：“……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秦仲义有过比王利发大得多的生存能力，他立志变革中国现实，可是，他的人生也没能逃脱世道的钳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制度，帝国主义、封建寡头和官僚买办共同控制的国家经济形势，没给他留下一丁点儿施展的空间。何况，他自视高人一头，跟大众无法沟通感情。他在黑暗岁月里单挑独斗了一辈子，终于惨败下来，也是必然的。

常四爷，在《茶馆》这出戏里，是最少受到挖苦、批判的一个形象，这跟他特定的身份、经历——由老北京旗人中间走出来的自食其力者——有相当的关系。满族出身的作家老舍，毕生写了许多带有满人性格特征的人物，可是，直到年近花甲，才破天荒头一回明明白白、理直气壮地写了一个正派、淳朴、刚直、勤恳的满族人！作者写常四爷的主要用意，一是要写出旗人下层的确有一批忠肝义胆的爱国者，二是要写出满族文化精神中也存在一些极有价值的东西，三是要反映出从清末过来的满族人，并不都是些坐吃等死的“窝囊废”。常四爷的身上体现了直到晚清时节八旗将士的多数人仍在坚守的爱国情操，打清朝末年他还吃着钱粮、坐得起茶馆的时候，就很瞧不上“吃洋教”的马五爷，瞧不上崇洋媚外的国人“一个人身上有多少洋玩意儿”，看到鼻烟壶也从外洋进口，他心疼“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啊！”尤其是感觉到了国不国民不民的惨状，他能冲口喊出：“我看哪，大清国要完！”当局的侦探以他说这话为理由要逮捕他，他据实相告：“我爱大清国，怕它完了！”还是没用，被抓去坐了一年多大牢。出狱就赶上了义和团运动，为护卫国权，他跟洋人刀枪相对地打了几仗。后来大清国到底亡了，他也并不意外，认准了这是历史的惩罚：“该亡！我是旗人，可是我得说句公道话！”他一生保持着满族人耿忠、倔强的脾气，不向恶人低头，不向命运让步，在民国初期到处排斥满人的时候，就像松二爷说的：“谁愿意瞪着眼挨饿呢！可是，谁又要咱们旗人呢！”哪怕是靠担筐贩菜、挎篮子卖花生米，照样活得腰板挺直。那么，像常四爷这么一条硬汉子，是不是能有好一点的命运呢，不是，他也照样逃不掉人生悲剧。七十多了，他还是一贫如洗，这才弄清楚：“我爱我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他预感到，这么下去，“不是饿死，就是叫人家杀了”，他“就是有眼泪也流不出来喽”。常四爷，一个多么希望依靠奋斗来换取国家和个人好前途的中国人，他的悲剧不是来自胆怯、懒惰，而是来自他的落伍了的观念，属于旧时代也属于满族传统的人生观，叫他总以为凭着一身正气和不服输的精神，就可以在铺天盖地的社会黑暗间闯开一条生路，这样天真的愿望根本没法实现，邪恶社会永远张着血盆大口，毫不留情地吞食着贫寒的个体的市民小人物，即使你再豪横再不肯屈服也罢。常四爷的失败，除了社会的责任之外，也因为他的人生哲学已然不合时宜。就这一点说来，他与终于跌进厄运的王利发、秦仲义，是殊途同归。

《茶馆》作品刚发表，就有剧评家批评过：“这个戏……对旧时代的某些旧人却有过多的低回凭吊之情。”这部作品融入了老舍相当程度的“低回凭吊之情”，应当说是事实，问题是，这种情感是否就是多余的或者不健康的呢？剧作家“凭吊”了不为丑恶时代所容的优秀文化，“凭吊”了苦苦挣扎而终于落败的善良人物，我们只要尊重历史，是不难体会老舍对这些凭吊对象的价值认定的。优秀的民族传统被恶劣文化环境无情地剿杀，当然是需要凭吊和鸣不平的；即便是像王利发、秦仲义、常四爷这类旧人物，他们体现的我们民族的善良、质朴、奋发、隐忍、刚强、正直等美好

《哈姆雷特》讲述了青年王子哈姆雷特为父亲复仇，最后与仇人同归于尽的故事。这部剧作是莎士比亚的代表作之一，它把西方对于不可抗拒的命运与个人追求之间的冲突推向了极至，可以说是达到了文艺复兴文学创作的最高峰，同时几乎也是其终点。
被命运控制着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同时又感无力反抗，哈姆雷特在剧中处处体现了这种悲剧精神。以下仅就哈姆雷特的几段内心独白我谈谈对哈姆雷特这个形象的看法。
剧目一开始，三道打击就同时落到了主人翁哈姆雷特身上：父王的猝死，母亲的改嫁，王位的丢失。一下把一个对未来充满美好梦想的年轻王子置于一个不堪的现实，他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或者那永生的真神未曾制定禁止白杀的律法！上帝啊！上帝啊！人世间的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哼！哼！那是一个荒芜不冶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这样好的一个国王，比起当前这个来，简直是天神和丑怪。。。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不能再想下去了！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短短的一个月以前，她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送我那可怜的父亲下葬；她在送葬的时候所穿的那双鞋子还没有破旧，她就，她就——上帝啊！一头没有理性的畜生也要悲伤得长久一些——她就嫁给我的叔父。。。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她那流着虚伪之泪的眼睛还没有消去红肿，她就嫁了人了。啊，罪恶的匆促，这样迫不及待地钻进了乱伦的衾被。。。”
由于现实的打击，哈姆雷特一下想到了死亡，但是在那个中世纪的欧洲，这是与基督教的信仰相背的，所以在他死亡的念头一逝而过后开始诅咒这个不公的世界，本来美好的世界现在在他看来一切都是这么的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继而觉得这世界是个荒芜不冶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就从这里开始，他的世界观开始有了变化，对他原本童话般成长的地方他说出了“整个世界就一个监狱，丹麦是其中最坏的一间牢房” 这样的话。仅仅在几天之内，他冥冥中感到了一种悲剧的命运，而这种悲剧的命运将伴随其一生，直至其死亡。
诅咒完世界，我们从哈姆雷特的独白中可以看到，对其打击最大的不是父王的死去，也不是王位的丢失，而是母亲的改嫁。哈的这段独白中有一半以上是对母亲改嫁而发出的愤慨，看得出这件事比另外两件更难以接受，为什么呢？300多年后的心理学分析专家弗洛伊德提出了种“俄狄浦斯情结”，即世上的男孩内心都有杀父娶母，女孩都有杀母嫁父的情结。但在我看来，弗洛伊德的这种说法并不可靠，首先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行为，是命运的安排，并不是受内心的欲望驱使，怎能说这是人普遍存在的内在情结？至少我是没有这种情结。但无论如何弗洛伊德某些观点无可辩驳，母亲是世上最亲的人，父母结合是天经地义的，但给另一个男人占有则令人心理有种特殊的刺激，实在忍无可忍，人人都是如此。所以哈姆雷特的愤怒也就不难理解了。哈姆雷特这独白里还有一句名言：“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这句话几百年来有各种各样的诠释，的确男女因为生理构造上的差异，在心理上女性比男性有更强的依赖性，对待事物上也没有男性坚定，这不属于本文讨论范围，暂且打住。

哈姆雷特在通过与父亲灵魂的对话中知道了父亲的死因进而开始了其复仇的过程，在情节的一路发展过程中，哈姆雷特处处体现了他性格中孤独多虑的缺点，因过多的思考而缺乏果断的行动力，导致多次错失了杀死克劳狄斯的良机。他总在行动前思考一些与复仇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例如这段著名的独白：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对于类似敏感多虑的哈姆雷特性格的人来说，生活总是一成不变该多好，那样处于安全的状态下的他们，细腻的情感就是一种值得玩味的遐思，可以最大程度享受这种思维的快乐而不受其折磨。哈姆雷特这个小王子之前就一直生活在这样的丹麦童话之中。而命运之神并没有眷顾他，赋予他的使命是他难以接受也是不愿接受同时又不得不接受的。“时代整个儿脱了节，啊，真糟，天生偏要我把它重新整好 ”真糟，这就是哈姆雷特的想法，在一个脱节的世界中，理智遇到了无比绝望，命运的驱使令其要扭曲自己的性格，伟大的使命落到了一个无能为力的灵魂身上，最终造成了悲剧的形成。
“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一再困扰着哈姆雷特，当然这里所述不仅仅是生存与死亡的问题，而是连带着每件事的价值评判，到底做还是不做，去还是不去，牺牲还是不牺牲？理性的思维能够指导行动，但是过多的思虑就会延误时机，多虑的人内心往往是懦弱的，对后果太多的顾虑导致其不愿作出重大决定。
“死了；睡着了；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嗯，阻碍就在这儿：因为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朽腐的皮囊以后，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惧怕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是它迷惑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宁愿忍受目前的磨折，不敢向我们所不知道的痛苦飞去？”
哈姆雷特又一次的想到了死亡，但他立即对死亡产生了顾虑，想到死后“我”是否还存在，想到死去将要到达之地是否比这里更要痛苦，想到死后将不能再回来。这就是典型的哈姆雷特似的思维，对事物犹豫不前的惯性不仅存在于行动上，也存在于其思考当中。提出一个A命题，又用B命题推翻A，在B即将水落石出时又匆忙转向C命题。无论行事或思维，哈姆雷特就是这样徘徊不前，往往在即将触及本质的时候又能很油滑地闪开。于是“这样，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决心的赤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

戏剧的末尾是哈姆雷特与雷欧提斯的决斗，雷欧提斯是莎士比亚在剧中引出的与哈姆雷特性格截然不同的人物，他的行为全凭感性冲动的摆布。他在听到父亲死后马上就质问克劳狄斯：
“他怎么死的？我不是可以捉弄的。忠心，滚进地狱去！信誓，抛去送魔鬼！仁义道德，直落到无底洞里去！我不怕自己下地狱。我意志坚定，上天也罢，入地也罢，我不管，有什么尽管来什么，我只要为父亲痛痛快快地报仇！”
如果说哈姆雷特是被思考麻痹了情感理智压抑了意志的悲观主义者，雷欧提斯则是堂吉柯德似的理想主义者。他不受忠心、信誓、仁义道德等的约束，其所作为都是感性冲动使然。哈姆雷特多疑敏感，堂吉柯德热烈理想；哈姆雷特总是在思考，堂吉柯德总是在行动；在哈姆雷特有了麻烦却不能做决定又是装疯又是演戏时，堂吉柯德骑着瘦马架着一杆长枪就跟风车开战。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也是这两类人的一种，或是思考型的，或是行动型的，甚至在我们人格之中也是这两者的对立与统一体。如何将堂吉柯德的感性冲动与哈姆雷特的生命沉思统一起来，是人类一个长久的也是说不完的话题。

我很难说对文学作品中虚构出来的人物作出的心理分析有多大的现实意义，但无论如何，每一部文学作品里面的人物都是一个经过提炼过的抽象出来的形象，特别是像《哈姆雷特》这样矗立在人文之巅的作品，提供给人如此之多的思考，给于读者如此深刻的反思，其意义是无用多说的。
道不尽的人生悲喜，道不尽的哈姆雷特。

　　1940年10月，陈瘦竹应余上沅之邀去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始从事戏剧研究，“偶然性的支配”成了其人生转折的“重大关键”①，而后戏剧研究成为其毕生事业，由此他也成为了戏剧研究领域的大家。陈瘦竹在戏剧理论、戏剧美学、外国戏剧史研究、中国现代戏剧研究、戏剧批评、戏剧翻译、戏剧创作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然从学术角度看，其对中国戏剧学研究方法所作的贡献相当重要。

　　一、泛读群书与专题考辨

　　陈瘦竹在戏剧理论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是学界公认的事实。陈瘦竹之所以会对西方戏剧理论产生兴趣，实乃一偶然之机缘。陈瘦竹到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后，校长余上沅希望其翻译英国亚拉岱斯·尼科尔(Allardyce Nicoll)的《戏剧理论》(The Theory of Drama)，且已和重庆商务印书馆谈妥出版。而此书便是把陈瘦竹引入戏剧理论研究殿堂的入场券。陈瘦竹认为“这是一部权威的戏剧理论专著”、也是“最有系统的戏剧理论著作”②。在翻译过程中，他参阅了尼科尔依据的克拉克(Barrett H. Clark)编译的《欧洲戏剧理论文选》(European Theories of the Drama)，通过以书找书之法，阅读范围亦一圈圈往外扩大，加之其正在教授专业课“剧本选读”，便又有意补阅了大量欧洲名剧。

　　在阅读群书基础上，陈瘦竹发现了西方不同戏剧理论派别对戏剧本体理解的差异性，在辨析差异性及分析其产生的缘由时，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如其对于“戏剧性”(The Dramatic)来龙去脉之研究。其先有《戏剧定律》一文，分析何为“戏剧”？何为“戏剧性”？“戏剧性”何以成为戏剧最为本质的要素？何为布雨纳丹(Ferdinand Bruneti è re)之“戏剧性”？而布雨纳丹又是如何融亚里士多德、马修士、黑格尔之见解成一家之言？在此文中，陈瘦竹初步得出布雨纳丹理论要义所在，即“意志之动作，不仅为戏剧的基本要素，且各类戏剧的优劣，亦由此而定。”③然西方理论家对“戏剧性”的探讨并不止于布雨纳丹的“意志冲突说”，于是其又有《戏剧基于人生关键说》一文来探讨威廉·亚彻的“危机说”，威廉·亚彻否认冲突为全部戏剧作品所共有特征，且反对布雨雷丹的“意志冲突说”，认为“戏剧的本质在于人生中的重大关键”④。陈瘦竹一步步往后追，便又形成《戏剧普遍律》一文，他在文中着重分析了亨利·亚瑟·琼斯(Henry Arthur Jones)如何批判威廉·亚彻(William Archer)的理论，怎样地调和布雨纳丹的“冲突说”及亚彻的“关键说”而得出“戏剧普遍律”，即剧本乃“悬疑与关键的连续，或冲突迫近与冲突剧烈的连续，这种连续，在一前后关联的组织从头至尾所包含的许多加速上升的顶点之中，向前进行”⑤。而后陈瘦竹认为“无论亚彻所谓'危机’或尼科尔所谓'震惊’，都不过是冲突所产生的某种局势和情绪，这种观点不能取代布雷纳丹'无冲突就无戏剧’的学说。”⑥且正是在梳理清楚“戏剧性”理论后，陈瘦竹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戏剧观，即戏剧是“演员在舞台上演给观众看的人生中冲突的故事”，且戏剧无冲突就不能成戏，因为戏剧的本质在于“戏剧性”。“戏剧性”是用来区别戏剧和其他文学艺术作品的名词，其为“构成戏剧动作的矛盾、冲突和斗争”，“可以演出来给人看的东西”⑦。而这种戏剧观又反过来影响了他一生对于戏剧的看法与理解。

　　显然，陈瘦竹的“戏剧性”研究，为其建构戏剧理论大厦打下了坚实的桩子，于是其在点的基础上开始展开面上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以前欧洲戏剧理论》一文便梳清了西方戏剧理论发展脉络，从希腊戏剧理论、罗马戏剧理论到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理论，再到古典主义戏剧理论、资产阶级启蒙主义者戏剧理论、浪漫主义戏剧理论、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戏剧理论，其不仅详细分析每一种戏剧理论产生的前因后果及其主张，且以作品为例详细解剖其重要观点，再加上《象征主义戏剧和现实生活》、《关于当代欧洲“反戏剧”思潮》、《谈荒诞派的衰落及其在我国的影响》三文，就成了一部较为简略但却丰厚的“西欧戏剧理论发展简史”。

　　正因为有纵观西欧戏剧理论发展史之气眼，陈瘦竹反过来进行具体问题研究时，便显得游刃有余。《亚里斯多德论悲剧》一文，对亚里士多德做简单的时代背景介绍后，便切入其艺术观——“艺术摹仿自然”的讨论，为解释何为“艺术”、何为“自然”、何为“摹仿”、何为“摹仿自然”等概念时，其引亚氏《气象学》里的“烹饪”说及《诗学》，并参考英国蒲乞尔博士(Samuel Henry Butcher)《亚里斯多德之诗与美术原理》为证说明，又比较其与柏拉图艺术观之不同为佐证；其后，其笔锋一转开始讨论瓦格纳(Richard Wagner)、亚匹世(Adolphe Appia)及戈登·克雷(Edward Gordon Craig)的“戏剧综合论”，而后指出这种观念实出自亚里士多德；然后才正式切题讨论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论”，而关于“悲剧”的概念，其就参考了特威宁(Twining)、勃克莱(Theodore Buckley)、蒲乞尔博士、刘开士(F. L. Lucas)的译文，且在讨论的过程中，能随手拈来西方戏剧理论家如戴尼罗、施平格等对其的解释，因此其文不仅十分清楚地解释了何为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亦变相地梳理了对亚氏悲剧观的研究及其影响。这就是陈瘦竹多读书的优势和因几十年如一日读书甚勤、思考甚切而获得的潜在根基与功力。

　　二、中西比较之眼光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见出，陈瘦竹是以英语作为其重要的研究治学工具，而对于这门工具的掌握与熟练运用，促使其发掘出许多重要的新材料。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治学工具又促使其形成新的研究方法，即通过中西戏剧比较来建构新的理论体系。陈瘦竹着手翻译《戏剧理论》时，发现其书所论主要为英国戏剧，因此曾设想应该联系中国话剧来举例说明，“直到50年代初，这个意念忽又浮现在我脑际，是否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综合外国戏剧和中国戏曲和话剧，建立一个新的理论体系。”⑧

　　陈瘦竹的喜剧理论研究便是其设想的实现，比如《论喜剧中的幽默与机智》、《说嘲弄》这两篇讨论喜剧因素的重要论文。《论喜剧中的幽默与机智》在解释“幽默”与“机智”概念后，指出虽然“幽默中有机智，但机智并不是幽默”，但在“作品中幽默和机智常相结合”。而后以福斯塔夫(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为例详析戏剧中的幽默形象，而《无事生非》的培尼狄克和贝特丽丝便是机智的典型。其后，陈瘦竹又告诉我们中国戏曲中，同样也有着这两种因素的存在，从元曲的《救风尘》、《望江亭》，明传奇的《狮吼记》，到现代戏曲如川剧《评雪辨踪》，再到话剧《一只马蜂》、《西望长安》等作品中亦存在。然而“嘲弄”(Irony)和“幽默”、“机智”在喜剧中很难截然分开，自19世纪以来欧洲便有许多有关“嘲弄”的专著，陈瘦竹在介绍其研究概况的基础上，联系中国戏剧中的“嘲弄”，把“嘲弄”(Irony)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由此开启了中国喜剧研究的新窗口。

　　正是在中西戏剧比较之开阔视野下，陈瘦竹开启了中国比较戏剧学的研究。《异曲同工——关于〈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便是其中的一篇力作。陈瘦竹注意到虽然汤显祖(1550-1616)生活于明代末年，而莎士比亚(1564-1616)生活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然就时代而论，两人为同时代人，巧合的是两人又同年逝世，并且“两人都是诗人和剧作家，他们对于爱情不仅有深刻的理解和热烈的赞美，而且都写过以青年男女爱情为主题的剧作”。因此他试图对16世纪末年文坛不朽之作《罗密欧与朱丽叶》(1594)与《牡丹亭还魂记》(1598)进行比较研究。

　　“这两部名剧产生于两个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彼此并无文学姻缘和相互影响，很难进行科学的比较研究，但是我们从两剧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异同之处，还能看出一些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相似的剧作技法。”⑨

　　真是一语道破其方法，他着力于两者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之处。两者所处的背景相同，且题材都非原创、有来源，此为两者相同之处；两者描写爱情的风格虽不同，一热烈奔放，一细致幽怨，然而两人揭示内心奥秘却殊途同归；又因两人所在国家的戏剧演出方式不同，故而两者戏剧冲突展开的方式、戏剧结构亦不同。

　　又如曹禺和外国戏剧的关系，一直是曹禺研究的热点问题，如李健吾早在1935年便指出曹禺的《雷雨》受到欧里庇得斯与拉辛的启发⑩，而曹禺受易卜生的影响亦是学界不讳言的事实，而后刘绍铭的博士论文《曹禺所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亦主要讨论了曹禺与契诃夫、奥尼尔的关系。然陈瘦竹的《关于曹禺剧作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凭借其对欧洲近代戏剧的谙熟，把曹禺创作思想和艺术形式的变化放在了欧洲近代戏剧发展中考察，其不仅看到了巧凑剧(well-made play)对易卜生的影响，亦指出了巧凑剧、易卜生与《雷雨》的关系，这无疑是他的创新之处；而且，在详细地分析契诃夫创造的新形式及其剧作的情节、动作、人物和语言特色之后，再来分析曹禺《日出》与《北京人》，可谓是不证自明之法，我们不仅能清晰见出曹禺从《雷雨》到《北京人》的变化和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亦能清楚地看到契诃夫对曹禺风格之影响究竟在何处。

　　再如郭沫若成名虽早，然郭沫若戏剧研究并未引起学界相应的关注。而陈瘦竹在研究过程中，发现郭沫若在创作历史悲剧中接受了适合其时代要求和与其创作个性相接近的剧作家——歌德与席勒的影响，于是，《郭沫若的历史悲剧所受歌德与席勒的影响》一文在娓娓道来歌德、席勒在其时代背景下的创新与创作之后，详析了郭沫若的历史观、历史剧观与其剧作之关系，由此郭沫若、歌德、席勒三者之间的关系便自然显明明了。

　　三、在外国文化系统和文学发展中研究外国戏剧

　　由于陈瘦竹以英语作为其重要的研究工具，通过它能十分便捷地查看英文原始资料，加之1949年后，他在南京大学任教，所讲授的乃为“文学方面各种课程”(11)。因此，在从事戏剧研究时，其亦注意到文学思潮与戏剧思潮之关系，自觉地把戏剧思潮、戏剧现象还原到其时的文学思潮与文学变革之中，把其放置于戏剧整体变革之中。

　　常人论之梅特林克独创的“静的戏剧”(Static Drama)时，一般是力图解释其理论内涵，指出其是一种专写心灵世界的戏剧而已。然陈瘦竹却把“静的戏剧”放置于整个西方戏剧史与近代社会的发展中，他指出“静的戏剧这个名词，虽由梅特林克初次提出，但是静默(Silence)在戏剧上的妙用，却是古已有之。”(12)他梳理了从埃斯库罗斯到狄德罗对于“静默”的运用，然其紧接着告诉我们这种“静默”与“静默戏剧”有本质区别，并指出近代戏剧的转向是近代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从根本上排斥外部动作，力图“从人生的表面一直挖掘到心理的灵魂的世界中去”，“探究到真实(The True)方面”，而不满足停留在现实(The Real)上。同时，陈瘦竹亦指出，对于梅特林克戏剧观的理解不应只看到“静的戏剧”这一面，因为梅特林克42岁时曾对其早年主张进行反思，其承认动作依然是舞台上最崇高的法则及最根本的要求。可见，正是基于这种全面的考虑与分析，陈瘦竹对“静默戏剧”的考察十分深刻而具有洞察力，《静的戏剧与动的戏剧》远远超出其时人们对“静的戏剧”研究的水平。而在论及自然主义戏剧时，陈瘦竹则把它与自然主义思想、自然主义文学思潮联系起来，在分析左拉的自然主义戏剧主张前，先剖析其自然主义小说理论。而在讨论自然主义戏剧理论时，亦与自然主义前的戏剧变革联系起来，指出自然主义戏剧的最大贡献便在于革新了演出方法，在这点上他又发现自然主义戏剧主张其实是狄德罗理论的引申，如此这般给予自然主义戏剧客观而公正的评价。

　　又如，在研究雨果《欧那尼》时，陈瘦竹在讨论完何为“法国浪漫运动”之后，再来分析何为雨果的浪漫主义主张——“怪诞”说，随后才再浓彩重墨地全面分析《欧那尼》，从演出到剧作情节、结构……这样他不仅说清楚了奇情剧、莎士比亚、古典主义与其之关系，亦让人明白了何以浪漫主义派能凭借《欧那尼》打败古典主义派(13)。而在研究王尔德的喜剧时，陈瘦竹把王尔德置于英国喜剧发展长流中去，在交代王尔德其人、其怪异行为、其所处年代以及唯美运动始末后，给予研究对象充分的同情与理解，再来分析王尔德美学思想及戏剧创作，这样陈瘦竹不仅对王尔德作品的把握准确到位，且对其戏剧思想的挖掘入木三分。其对莎士比亚、契诃夫、奥尼尔等等的研究，莫不如此，囿于篇幅，不再展开讨论。

　　四、马克思主义理论之“运用”

　　在1949年前，陈瘦竹无论是做戏剧理论研究，还是外国戏剧研究，其都立足于戏剧本体，从戏剧本身出发，强调“在剧中求剧识”的重要性，《静的戏剧与动的戏剧》、《自然主义戏剧论》、《新浪漫派剧作家罗斯当》、《戏剧批评家莱辛》等都曾是轰动一时的好文章。然而，人不可能脱离时代而存在，自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对学界、思想界的影响远甚于前，马克思主义方法几乎成了各门学科通行的研究方法。陈瘦竹亦“受到”影响，50年代初，其曾设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综合外国戏剧和中国戏曲和话剧，建立一个新的理论体系”。由于此言出自陈瘦竹之文《戏剧理论文集·后记》，如果我们不假思索，便会真以为他1949年后便是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为其主导方法。然本文在综观其全部论文后发现，此言恐怕只是陈瘦竹的“障眼法”而已，他在写于五、六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以前欧洲戏剧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与戏剧》、《左联时期的戏剧》等文中，确实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来讨论一些戏剧现象，这些论文的局部也似乎真的烙上了时代的印记，而从其作于八十年代的论文之细微处亦能看出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痕迹。但尽管如此，陈瘦竹并未从整体上扭转其原来的研究思路与治学方式，这点在老一辈学者中尤属难能可贵。

　　陈瘦竹翻译《戏剧理论》时，很是欣赏此书，对“其中一些唯心主义观点”亦“赞同”(14)。的确，此书对陈瘦竹影响非同小可，其书大体分为“西欧戏剧理论”、“悲剧”、“喜剧”、“悲喜剧”四块，但前三者是其讨论重点。陈瘦竹的研究亦主要集中在这三块，而其对于中国现代戏剧的研究，可以视为其新的扩展。且陈瘦竹研究的主要方法亦不外乎是采纳了尼科尔的用历史发展的观点和科学分析的方法，对两千多年来戏剧理论方面的诸多问题做了系统与详尽的论述，且即便是对作品进行分析，尼科尔和陈瘦竹也是着眼于艺术上的分析。

　　据本文统计，收入《陈瘦竹戏剧论集》的文章共97篇，其中写于1942-1948年间的有28篇(15)，1949-1977年间的有23篇，1978-1989年间的有47篇。陈瘦竹在1949年前，基本上是按照尼科尔的思路展开研究与讨论的。因“文革”的关系，其在1966-1977年间被批斗摧残、劳改，性命几难保，写作更不可能，且几十年来所积攒的三十多万字札记亦被毁。从1949-1965年的文章中，确实能看得出来陈瘦竹曾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如写于1950年的《剧本创作问题》中已有“人类的历史，在有阶级的社会中，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人的生活，是从矛盾到统一的发展过程”等字句，而在谈及“冲突”概念时，其也引用了列宁、恩格斯有关“冲突”的解释。而《文学和戏剧》(1961年)一文已认为“任何艺术都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论戏剧冲突》(1961年)、《谈戏剧冲突》(1962年)两文所受的影响便更为显明。其实这种影响在八十年代也没有全然泯灭，如写于1988年的《悲剧从何处来——50至80年代英美悲剧观念述评》中便有“马克思主义的悲剧观点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悲剧创作和研究的指导思想，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基本上还占统治地位”(16)等字句。

　　但陈瘦竹在五六十年代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运用并非自觉地运用，而是有意识地添加的，他并没有根据形势之需要而随意改变其戏剧观，其在《论戏剧冲突》中反对“今天的戏剧可以不再需要写冲突”之观念，而提倡“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他大量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戏剧观点也是为了给其论点以强有力的支撑，他曾耿直地指出当时讨论“社会矛盾和戏剧冲突”的误区。而在《历史唯物主义与戏剧——论李健吾同志所谓“经济制约对戏剧的影响”》一文中，陈瘦竹虽承认“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但觉得“经济制约对戏剧的影响”说法并不准确，其认为“研究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及发展规律，不仅要从经济基础出发，而且还应看到各种上层建筑对文艺的影响”，并从戏剧本身的角度指出李健吾的论据——对于希腊戏剧中的歌舞队兴废的解释是根本错误的，其认为歌舞队的逐渐消失是古希腊戏剧性和动作性逐渐加强的结果，与戏剧的盛衰并无必然联系。而前文所述作于1962年的《马克思主义以前欧洲戏剧理论》一文，亦为实事求是分析欧洲理论发展经过之力作，并无牵强附会之处。

　　看陈瘦竹的文章，给人一种感觉，他无论是讨论戏剧理论中的概念，抑或是品评剧作家，还是讨论戏剧发展史问题，不但材料、论据、谱系、观点等清晰明了，而且行文灵活自如，在旁征博引中谈笑自如地解决问题，读到最后便有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然其在运用唯物史观、马克思辩证法讨论问题时，却给人一种窘迫的感觉，其行文用意格外让人费解，似乎只是为了运用而平添几笔，并未使他获得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或新角度。

　　因此，现在我们读陈瘦竹八十年代的文章，并无隔阂，我们发现其依然承续了其四十年代的风格与治学方式，如《象征主义戏剧和现实生活》、《悲剧从何处来》、《悲剧往何处去》、《当代欧美悲剧理论述评》等，它们依然是立足于戏剧本体研究，依然是采用历史与美学的方法，切切实实地讨论戏剧史、戏剧理论问题。如陈瘦竹与高行健商榷“戏剧观”一事便是旁证。陈瘦竹对荒诞派戏剧是素有研究的，《关于当代欧洲“反戏剧”思潮》一文便客观地梳理了荒诞派戏剧发展及其理论主张，然而其却不主张其时戏剧界把荒诞派原装搬到中国舞台，因而他非常严肃地指出“因为《车站》的作者学习《等待戈多》，无论在思想上或艺术上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宝贵的经验”(17)。其后他又在《〈论戏剧观〉读后》一文中陈述其不赞成这种“戏剧观”之原因，其认为虽然可以“借鉴其中某些形式和技法”，但因为“戏剧观念不只是理论问题，而且是实践问题”，故无论是何种戏剧观，一定要考虑到舞台的因素。陈瘦竹一直坚持他的“戏剧观”，而这种“戏剧观”自四十年代形成后便没有更改过，其认为戏剧的本质在于动作，冲突，而结构再如何创新也不能抛开塑造人物，因为人物永远是结构的中心，而戏剧归结到底还是需要集中冲突的。因此，陈瘦竹与高行健的分歧不是守旧与革新的冲突，亦不是左与右的冲突，而是“戏剧观”不同、对戏剧本质的理解不同，显然此次论争能从侧面证明陈瘦竹对其戏剧观念的坚持。

　　当然，陈瘦竹也未能全然洗净其所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痕迹，且陈瘦竹在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后，其价值观确实有所改变。他在四十年代多是分析作品的艺术性，然在八十年代，其亦注意分析剧作家的思想倾向性，“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在文中的出现，便是最好的证明。又如在研究悲剧时，他忍不住要联系中国实际唱点高调绕上几笔，比如：“当前我国亿万人民正为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而斗争，那么悲剧所歌颂的叱咤风云和崇高善良的正面人物形象，将会给我们以巨大精神力量，鼓舞我们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献身。”然而，文末所说的“悲剧人物”形象其实并不符合其文中所讨论的“悲剧人物”内涵，本文以为加上如此恐怕更多是出于“理论联系实际”的考虑罢了。

　　五、戏剧批评的新样式

　　陈瘦竹曾提出“应用历史的、比较的和艺术的方法研究文学，这样的文学评论就有立体感、透视力和审美性”。所谓“运用历史手法，必然要求将作家同其作品放在当时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进行比较研究，从相似或相异的作品的比较研究中，可以发现作家所接受和所产生的影响，可以看出成效得失以及作家及其作品的独特风格。文学不是抽象的思想材料，而是生动的艺术作品，必须以情动人，使人在美感中接受教育。我们将某一作家的作品和其他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研究时，除思想外，必须强调艺术分析，细致分析创作过程、结构方式、遣词造句以及语言的色彩和音律，充分揭示其美学特征。”(18)的确，陈瘦竹以“历史观念与美学观念相结合研究中国现代戏剧文学”，提高了“现代戏剧文学研究学科的理论品位”(19)。

　　那么，陈瘦竹又是如何进入剧本分析的呢？他提出在展开剧本分析之前，首先要学会看剧本，那怎样看呢？陈瘦竹十分赞同英国玛乔丽·包尔顿的剧本为“走动的文学”之观点，即“剧本并不真正是专供阅读的文学作品。真的剧本是立体的，它是在我们眼前走动的和说话的文学”。因戏剧的生命在舞台，陈瘦竹去剧专任教后，便意识到“必须建立演出观点和培养舞台敏感，才能正确分析剧本”(20)。在长期摸索中，陈瘦竹总结出科学的读剧方法：“我的经验是分三步：一、竖过来看；二、拆开来看；三、合起来看。”所谓“竖起来看”，即“看剧本时如同看演出一样”，“尽可能地联系演出情况，要将剧本的语言形象，变为演出中的舞台形象”。而“拆开来看”，即“根据主要剧中人的上下场而将每一幕分成若干场面加以分析”，在这样的细细分析研究中，便可以对于剧本的主题、语言的特色、编剧的技巧及剧作家的风格逐步深入理解。而“合起来看”，就是“将各场各幕中的戏剧冲突贯串起来，将主题思想的各个侧面集中起来”(21)，而其根本目的便在于深刻理解剧中人。

　　由于独特的研究方法加上科学的剧本阅读法，陈瘦竹在展开戏剧评论时，每每点面兼顾，既能放之于宏观背景之下，又能聚焦于一点上，因此其对剧作的分析，不仅能细致到位，亦常常能挖出常人所看不到的东西。如陈瘦竹在讨论完《郭沫若的历史剧》、《再论郭沫若的历史剧》之后，又把郭沫若置身于世界戏剧发展之中来讨论其悲剧创作的历史地位，认为其“不仅在我国话剧创作中独树一帜，而且在现代世界剧坛上也大放异彩”(22)。因自易卜生和奥尼尔后，欧洲近代悲剧渐趋衰落，后又走向荒诞派如《等待戈多》等，因此他便认为郭沫若这种崇高阳刚的悲剧，在“悲剧衰亡”论笼罩的世界剧坛，具有着肯定意义的。

　　以其丰富的学识、独到的眼光加之犀利的笔锋，陈瘦竹所写的戏剧批评已不再是单纯的“戏剧评论”，其不仅纠正了时人惯以评论小说的方法评论戏剧之弊病或品评式的戏剧评论，还建立起了新的戏剧批评模式，把戏剧批评往科学化道路上推进了一大步。比如“他的田汉研究(1958年作，1960年出版)'在田汉研究史上是一个创举。它意味着田汉的话剧研究已经由零星的片断的研究进入整体的系统的研究’，'它结束了过去只重单篇鉴赏的局面，开创了综合研究的新路’”(23)。在《田汉的剧作》一文中，陈瘦竹把对田汉剧作的分析与田汉的生平经历结合起来，在勾勒出其剧作发展线条的同时，亦展开细部剖析，把田汉放在其所处年代，把其剧作放在现代戏剧发展史上，笔锋犀利，既深刻又合情合理，即便今天读来，有些观点依然值得我们重视，不失其研究价值。而后，《关于田汉剧作评价问题》、《且说〈南归〉》两文则把田汉研究置于世界学术研究的背景下，开拓了田汉研究者的视野，陈瘦竹首次注意到了外国学者康斯坦丁·董葆中对田汉的研究，其力图改变国内学者对田汉的轻视态度，又极力纠正外国学者对其评价的偏颇之处，可见其对田汉研究的水准提高有着不可小觑的推动作用。

　　又如，其时对丁西林喜剧的研究十分零散，陈瘦竹在1957年写了《丁西林德喜剧》一文，对丁西林喜剧艺术作出了完整而客观的评价与分析。其按年代与题材把丁西林的喜剧分为两个时期，注意到时代影响了其剧作风格，指出后期的剧作因时代环境的变化，时已进入抗战时期，因此它们比初期的喜剧更具有现实性。而后，陈瘦竹进入到对其精湛的语言与结构艺术之分析，尤其指出其结构的巧妙性——“善于将矛盾推到极端，造成似乎难以打开的僵局，然后很巧妙地翻将过来，在抑扬反正之间，产生很强烈的喜剧效果”，而“戏剧的嘲弄”又加强了喜剧效果。然陈瘦竹并不满足于此，其常常保持着对其所关注问题的强劲兴趣。其亦注意到国外学者刘绍铭博士的丁西林研究文章《作为情境喜剧的〈压迫〉：丁西林》，在赞扬刘绍铭细致分析的方法之后，却不赞同他的丁西林受法国巧凑剧影响之观点，指出“戏剧情境是剧中人物在某种环境中所形成的某种矛盾或统一的关系，情境随着人物关系而有变化”，他先详细解剖《压迫》的结构，然后才绕到“巧凑剧”的渊源与流变，指出《压迫》是世态喜剧或机智剧，而非“情境喜剧”或“巧凑剧”。在此文中，陈瘦竹深厚的理论功底及细部剖析能力，无疑为此篇驳论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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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洪县13824457529： 戏曲的四种艺术手段和五种技术方法分别是什么?京剧旦角流派有哪些?创始人分别是谁?列举几种地方戏剧.列举几种京剧脸谱的含义.说两句与马有关的... - ？
羽卷消栓：[答案] 3*5 一五一十

泗洪县13824457529： 素园陈瘦竹,老舍谢冰心的作者 ？
羽卷消栓： 素园陈瘦竹 老舍谢冰心 这是老舍先生精撰的一副嵌名联.上联中的素园即韦漱园,是近代著名翻译家;陈瘦竹是小说家和戏剧理论家.下联谢冰心是现代著名作家,联中“陈”、“谢”既是姓氏,又可作动词:“陈”为陈设,“谢”为致谢.而素园、老舍可解为地点,瘦竹、冰心皆可解为事物.该联构思精巧,既有嵌名之趣,又不失双关之妙.

泗洪县13824457529： 京剧表演体系 - ？
羽卷消栓： 京剧表演体系京剧在其两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涌现出大量的优秀演员,使京剧艺术呈现出流派纷呈的繁盛局面,最终在中国戏剧艺术中,形成观众最多、影响最大,具有全国性、典型性的剧种...

泗洪县13824457529： 剧本的特点与形式是什么? - ？
羽卷消栓： 一、特点 有语言,时间和地点,人物和舞台指示.1.空间和时间要高度集中 2.反映现实生活的矛盾要尖锐突出 3.剧本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二、形式 剧本是一种文学形式,是戏剧艺术创作的文本基础,编导与演员根据剧本进行演出.与剧本类似的词汇还包括脚本、剧作等等.它以代言体方式为主,表现故事情节的文学样式.剧本是舞台表演或拍戏的必要工具之一,是剧中人物进行对话的参考语言.

泗洪县13824457529： 戏剧理论研究什么?(一) - ？
羽卷消栓： 以下是组长读书笔记,一点一点贴出来. 戏剧是一门综合艺术,而且在戏剧发展的历史上,由于和不同艺术的结合衍生出了种类繁多的剧种.所有与戏剧发生关系的艺术理论都可以看作是戏剧理论的组成部分,例如文学、音乐、美术、舞蹈、表...

泗洪县13824457529： 在中国文化发展演变的悠久历史中,戏曲一直在孕育、变化和茁长.尤其...？
羽卷消栓： 戏剧家为了使剧本的主题思想表现得更鲜明,人物形象刻画得更生动,情节安排得更紧凑,也为了让观众看懂、看好,看得有兴趣,常常要运用一些艺术手法,如悬念、惊奇、延宕、渲染、强调、突转、预示和发现等.

泗洪县13824457529： 戏剧戏曲专业,哪个学校比较好一些.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话一般被录取的分数是多少呀?难度怎么样? - ？
羽卷消栓： 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研究所的戏剧戏曲学专业很好,古典戏曲有吴梅、钱南扬先生奠基,话剧曾有陈白尘、陈瘦竹先生的授业,既有学术型,也有舞台表演的实践型人才培养计划,而且南京大学学风纯正.中国艺术研究院2011学术型要求总分320,专业一、二单科90,外国语、思想政治35.专业型总分320,专业一、二单科70,外国语、思想政治35.表面看分数一般,但是竞争更激烈,因为前期淘汰率太低,不利于真正实现公平竞争.

泗洪县13824457529： 中国特有的戏曲艺术是什么 - ？
羽卷消栓： 因为戏曲所创造的舞台形象,不只存在于一定的空间之中,同时也存在于一定的时间之中;它既是一个个凝固的生活断面,又是一个个丝丝相扣的生活流程.同时要指出的是:在剧场中,戏剧创作者的情感展示,不仅作用于欣赏者的视觉,也作用于欣赏者的听觉甚至嗅觉,当然也更诉诸于欣赏者的想象力.所以我们说戏剧是一种时空综合、视听综合、直接深入欣赏者想象力的艺术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