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命令不得行于天下的原因是什么

元朝实行行省制度的原因是什么 行省制度的主要内容和作用~

原因：
1、行省的二元化特点有利于中央集权。
2、中央政府对行省的有效控制有利于中央集权。
3、行省内部权力的相互牵制有利于中央集权。
4、行省大权的归属制度有利于中央集权。
内容：元世祖忽必烈又分别在河南、江西、四川、云南等十一处设立行中书省，简称行省，行省置丞相、平章等官，与中书省互为表里，管辖所属府、路、川、县的军政事务。从元代起，行省开始成为地方最高行政区。
作用：行省制的设立，不但便利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对于加强中央集权，特别是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还有效地防止了地方权力过大时，非常简单地就脱离了中央统治。

扩展资料：
元朝时期的行省制并非是按地区文化划分大小，而是随机的，境内文化差异很大，反叛时就不太可能会一同脱离。
元朝行省制规定，各行省的重大民政事务，必须呈报中书省；军政要务则需呈报枢密院。没有来自中央的诏旨，行政官员既不能更改赋税征收制度，也不得调动军队。
行省官员还要定期觐见皇帝述职，为了保证行省官员尽职尽责，中央以监察机构进行监督，同时还采取省官互迁等形式加以控制。
这种政治制度被后世的明清沿用，新中国成立后，也同样实行行省制，后世虽然都有些许变动，但框架基本不变。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行省制

　　说的是: 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
　　背景
　　积贫积弱　
　　北宋立国后，为了维护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割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政治上，于内庭设"中书门下"(政事堂)，由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掌管民政权，为限制宰相权力，增设副宰相"参知政事";军事上，废除统领禁军大权的殿前都点检，增设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由"三帅"分别统领禁军，为限制三帅的权力过大，又在中央设枢密院，掌控调兵权。财政上，设置三司(盐铁、 度支、户部)，三司使由皇帝亲信担任，掌控财政大权。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官员的权力，实行一职多官，同时由于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导致官员多贪恋权位，，行政效率低下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各级官员缺乏进取心，"冗员"问题突出。
　　为稳定社会秩序，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实行守内虚外策略，奉行"养兵"之策，废除府兵制，改为招募。至仁宗时，总人数已达140万，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养兵的费用，竟达到全部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七八;同时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在军队中实行"更戍法"，使得兵将不相习，兵士虽多但不精，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对外作战时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形成"冗兵"。
　　军队、官员的激增导致财政开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财政更加入不敷出，同时，在对西夏和辽的战争中，宋代统治者也常常付出大量金银和布匹，以金钱财富买得一时平安，再加上统治者大兴土木、修建寺观等，形成了"冗费"。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内忧外患
北宋王朝自建立到宋仁宗庆历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危机也在发展。宋代建国后，不但不抑制兼并，而且纵容功臣、大将们兼并土地。土地买卖与典卖相当普遍，土地集中的趋势加速，农民失去土地的数字在增加，"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宋代人民的负担很沉重。全国的居民有主户和客户之分。纳税户除按规定的数量纳税，还有"支移"和"折变"等负担。在两税之外，还有丁口赋、各种杂变之税、徭役和差役。这是赋税之外的又一项沉重的负担。993年，王小波在四川发动起义，12月，李顺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权，沉重打击了宋朝政府。咸平三年(1000年)，王均的起义又爆发了。
同时，外敌的侵扰给北宋政权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北宋建国以后，就与东北边境的契丹族和西北边境的党项族连年发生战争，由于北宋政治腐败和军队软弱涣散，虽然耗费了巨额的财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败告终。
起因
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族人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定都兴庆(今银川)，与宋朝的外交关系正式破裂。次年，为逼迫宋朝承认西夏的地位，李元昊率兵进犯北宋边境，于三川口大败宋兵(三川口之战)，集兵于延州城下，准备攻城。消息传至京师，朝野震惊。康定二年(1041年)，元昊进兵渭州(今甘肃平凉)，韩琦派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出击，于好水川遇伏被围，任福等十六名将领阵亡，折兵万余(好水川之战)。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元昊分兵两路，再次大举攻宋。进抵定川寨，宋夏会战，宋军大败，葛怀敏与部将等16人战死，丧师9400余人(定川寨之战)。元昊获胜后，挥师南下，进逼潘原，关中震动。澶渊之盟后一直相安无事的契丹也于1042年遣使求关南之地，并且"聚兵幽燕，声言南下" 。最终宋仁宗遣富弼为使，"岁增银、绢各十万匹、两" 才得以解决。
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震动了宋廷，根据推论三，多年沉闷的政治空气开始变得活跃起来。欧阳修上书要求改革吏治，尹洙在上书中指出"因循不改，弊坏日甚"。宋仁宗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遂欲更天下弊事"。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总算开始行动了。
仁宗庆历年间，农民起义和兵变在各地相继爆发，正如欧阳修所说 "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于一伙"。
范仲淹的改革是在北宋初的小康局面已经逆转恶化的时期中产生的。其时， 冗官、冗兵、冗费严重， 贫弱局面已经形成，统治危机日趋恶化。仁宗即位元年，土地兼并现象更加严重，农民大量逃亡， 阶级矛盾尖锐， 农民起义不断爆发，"一年多如一年， 一伙强如一伙"。甚至京畿开封府所属各县， 也有盗寇出没。当时， 已有一些官员感到危机的严重， 富弼就曾说: " 自此以往， 只忧转炽， 若不早为提备， 事未可知!"
经过 条陈十事
宋仁宗在召对中，对范仲淹、富弼等特别礼遇，并曾多次催促，要求执政大臣马上拿出一个使天下太平的方案来。庆历三年(1043年)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
庆历三年(1043年)，元昊请求议和，西方边事稍宁，仁宗召范仲淹回京，授枢密副使，又擢拔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谏官(俗称"四谏")，锐意进取。八月，仁宗罢免副宰相王举正，再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九月，宋仁宗召见范仲淹、富弼，给笔札，责令条奏政事。范、富二人随即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谏官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宋仁宗大都予以采纳，并渐次颁布实施，颁发全国。
1、澄清吏治
①明黜陟(严明官吏升降)。仁宗时，官员升迁采用"磨勘" 制度，只讲资历年限，不间政绩，导致官吏因循苟且，无所作为。范仲淹对此提出新的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政绩卓著的官员，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并规定京朝官及郡县官吏，有人保举在三年任期届满即与磨勘升迁，否则便要等到满五年之后，方行磨勘。
②抑侥幸(限制官僚滥进)。宋初以来,，恩荫制度造成官僚滥进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有任学士以上官职的，在二十年内通过恩荫，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范仲俺对此提出限制中、上级官员的任子特权，防止权贵子弟亲属垄断官位。
③精贡举(严密科举取士)。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令州县立学，士子必须在学校学习一定时间方许应举。这样，学生有真才实学，进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④择长官(慎选地方长官)。针对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官不称职者十居八九的状况，范仲淹认为官员的升迁要严格依照政绩，建议加强对官吏的考察，奖励能员，罢免不才，并主张由各级长官保荐下属。
⑤均公田:重新规定官员按等级给以一定数量的职田，调配给缺乏职田的官员，以"责其廉节"，防止贪赃枉法。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节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也可予以惩办或撤职了。
2、富国强兵
①厚农桑(重视农业生产)。范仲淹建议朝廷降颁布诏令，加强农桑立法，命令全国各路转运使及其所管辖的乡县真正重农桑，奖农桑，使农业的好坏作为考察官吏、官吏黜陟的重要内容。
②减徭役。宋代的赋税与力役基本上沿袭了唐末及五代的制度，宋初虽作了一些调整，但赋税残酷、力役烦苛，赋税、徭役迫使贫苦农民纷纷破产，也激起农民起义反抗。对此，范仲淹主张合并户口稀少的县邑，以减其地人民的傜役;节用、节俭，裁减统治者的奢侈耗费，做到均赋税，宽徭役，减轻人民负担。
③修武备。(整治军备)。范仲淹主张恢复府兵制，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此项，因辅臣反对而作罢)。
3、厉行法治
①重命令(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针对朝廷过去颁布的法令"烦而无信"的弊病，范仲淹提出朝廷今后颁行条令事先必须详议，"删去繁冗"，审定成熟后再颁行天下，一旦颁行，必须遵守，不得随意更改，否则要受到惩处。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②推恩信(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宋代皇帝三年一郊祀，照例大赦天下、免除百姓多年积欠的赋税，但多未彻底施行。范仲淹要求取信于民，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除此之外，必须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就不会发生阻隔皇恩的现象。
厉行变革
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朝廷任命张温之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王素为淮南都转运按察使、沈邀为京东转运按察使、施昌言为河东都转运按察使。这样，十条中的第四条(择长官)首先见之于行动。在选择诸路转运按察使时，范仲淹翻阅班簿，发现不称职的一笔勾去，毫不留情。富弼不无担忧地说:" 一笔勾下去，就会有一家人痛哭啊。" 范仲淹则回答说:" 一家哭总好过一个地区的百姓哭。"
十月二十八日，仁宗下诏，施行磨勘新法。新法实行后，明黜陟也就见之于行动。
十一月十九日，朝廷对恩荫制度，作出新规定;二十三日，下任子诏，增加恩荫的年龄限制和恩荫范围，但对但对高、中级官僚的子孙及期亲、尊属仍用旧制，没有任何限制。
庆历四年(1044年)三月十三日，颁布贡举新法，加强儒家经典在科举中的比重，并允许州县立学，把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结合起来。
结果
庆历四年(1044年)四月，因新政实施后，恩荫减少、磨勘严密，希图侥幸的人深感不便，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的议论再度兴起。仁宗对朋党之论也开始产生怀疑，范仲淹提出"小人之党、君子之党"的说法予以反击，欧阳修也撰写《朋党论》一文上奏仁宗。
五月，范仲淹与韩琦上疏仁宗"再议兵屯、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等七事，并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改革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加。
六月，夏竦令人依照石介笔迹，诬蔑富弼欲行伊霍之事，私撰废立诏草。仁宗虽不相信，但范仲淹等人惶恐不安，时边事再起，范仲淹请求外出巡守，仁宗任命为陕西、河东宣抚使，仍保有参知政事的头衔。八月，富弼亦以枢密副使离京，出为河北宣抚使。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二十八日，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同一天,，富弼亦被罢去枢密副使,，改任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第二天,，杜衍被罢为尚书左丞，出知兖州。
二月初四，罢磨勘新法、任子新法。三月初五，韩琦罢枢密副使, 加资政殿学士, 知扬州。至此, 主持变法改革的主要人物, 全被逐出朝廷。二十三日，废除科举新法，恢复旧制。八月二十一日，欧阳修罢河北都转运使，改知滁州。至此，庆历新政彻底失败。
影响
范仲淹整顿官僚机构的六项措施, 只不过是微小的改革。至于其它四项如"均公田" 、"厚农桑" 、" 修武备" 、" 减摇役" 更谈不上彻底的改革。"十事" 宣布后, " 修武备"一项, 便因众多大臣反对而取消了; 其它各项虽然从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 十月开始推行, 但也无法贯彻下去。仅仅这样一点微弱的改革, 当时一般官员已认为"规摹阔大,论者以为难行" 。"任子恩薄磨勘法密, 侥幸者不便, 于是谤毁浸盛, 而朋党之论, 滋不可解"L 。庆历新政最后在守旧官僚的激烈反对中, 宣告失败。
经过严格考核，一大批碌碌无为或贪腐的官员被除淘汰，一批务实能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府行政效能提高了，财政、漕运等状况有所改善，萎靡的政局开始有了起色。正直的士大夫纷纷赋诗填词，赞扬新政;民众也为之欢欣鼓舞，仿佛看到了复兴的希望。
庆历改革失败后,，社会矛盾并未缓和，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冗兵资费更是加倍，民族矛盾又十分尖锐，宋廷财政空虚，就拼命进行搜刮，庆历年间农民和士兵的斗争刚刚下去，各地农民又开始新的斗争。嘉佑四年四月，刑部官僚上报说，由于民贫乏食，一年当中曾发生"劫盗"九百七十起之多!
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一场更大规模、更为深刻的改革运动已在酝酿之中，这就是王安石变法。庆历改革对熙宁时王安石的改革, 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是在庆历新政的基础上扩大和深化的。
评价
北宋两次改革在中央集权统治一体化中起了一定的调节和完善的作用。例如范仲淹的提倡设置"祠堂" 、" 义庄" 、"族产" 、"族规" 、" 乡约" , 发挥了宗法血缘的统治功能。范仲淹和王安石除了在政治体制和思想意识方面作了一些改革外, 在经济方面也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整顿, 如庆历新政中的"均公田" 、"厚农桑" , "减摇役" 。
以上这势都是书宋两次改革对专制丰只中来集权一体化的调节和加强的措施。从社会的改进, 历史的发展来说, 范仲淹和王安石所有的措施都没有成功; 但从加强宋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一体化来衡量, 如通过官僚机构的调整, 财政经济的治理, "重农桑" 、"均公田" 、" 减摇役" 、" 青苗法" 、" 免役法" 、" 方田均税法" 、"均输法" 、" 市易法" 等等, 限制了兼并, 扩大了财政税源, 这就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一体化的统治,一定程度的延长了北宋封建王朝的寿命。
庆历新政主要只限于在政治机制上作些表面的微小的改革, 不敢太多地接触到社会经济的根本问题。
失败原因
封建体制
在中国封建社会，要改革封建官僚体制，说起来容易，然而要真正做起来，却似难于上青天，这对宋代来讲更是如此。因为在宋代，官僚地主阶级在官员丧失世袭爵位和封户特权的情况下，为了确保"世守禄位"，又参照唐制，制订扩大了中、高级官员荫补亲属的"恩荫"制度。通过恩荫，每年有一大批中、高级官员的子弟获得低级官衔或差遣，且宋代恩荫，不仅极广，而且极滥，每遇大礼，"臣僚之家及皇亲、母后外族皆奏荐，略无定数，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并"不限才愚，尽居禄位"E8](卷 ∞。据朱瑞熙先生在《复杂多变的宋朝官制》一文中的统计，宋代的州县官、财务官、巡检使等低、中级差遣，大部分由恩荫出身者担任。这种等同于官僚世袭的制度，使官僚机构中充满了坐食禄米的权势子弟，导致了"荫序之人，塞于仕路"，"权贵之子，鲜离上国"[。](卷 。因此，要打破或限制官僚贵族这一特权，无疑会因触动官僚贵族的利益而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这就是为什么王安石变法首先从经济、军事制度的改革做起，而绕过了澄清吏治这类最敏感的社会问题的原因(当然，这里面亦有减少改革阻力的因素)。
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是要富国强兵。而庆历新政却恰恰触犯了皇室利益。范仲淹、富弼的各项改革措施包括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称职的官员，而裁减冗官，精简机构是改革的核心内容。而当时北宋的官僚，已经是暮气深沉的腐朽政治集团，真要实行上述改革，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得丢官。这个大手术当然做不得。可是，范仲淹、富弼要给北宋做的手术还不止这些，即使是称职官员，也要削减其薪俸，北宋官员的俸禄是古代中国最高的。而且，还决定要减少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以解决官多为患的问题。也就是说，全天下的读书人的利益，都让改革触及了。因此，改革的反对者决不是少数保守派，而是整个士大夫阶层--北宋统治的阶级基础。要改革就要牺牲士大夫阶层的利益，牺牲了士大夫就动摇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北宋皇室的政策是抑制武将，其办法一是重用文人，二是实行更戍法，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国防，而废除庆历新政，则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改革。
朋党之争
除了少数锐意进取的有识之士，官僚、地主、富商等既得利益阶层大都满足于现状，只顾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和长远利益，一旦新政触犯了自身利益，他们就坚决反对，群起而攻之。随着新政的推进，反对的声浪不断高潮，包括受到仁宗信任的宰相章得象也加入反对大合唱，攻击范仲淹等人为"朋党"。
"朋党"之所以被当作打击的利器，从而引起仁宗的反感与猜忌，因为"朋党"会危及皇帝的权威，触犯其核心利益。朋党之争，一直是困扰北宋政局的死结，并且延宕到南宋时期。庆历新政因为朋党之争而夭折，王安石变法也因为新旧党争而失败。朋党之说基于儒家思想君子与小人的观念，这是简单对立、非此即彼的思想观念，并不能客观准确地反应人性或人格;在现实生活中，结党的未必是小人，言利或谋利的也未必不是君子。一旦被提升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就会被一些政客用作打击政敌的武器，而且极具杀伤力。
新政弊端
改革措施"太猛"、"更张无渐"、"规模阔大"。改革的思想动员不够，配套措施不到位，对罢黜官员的安置没有着落，农民没有在新政中得到立竿见影的好处。范仲淹的用人, 王安石就曾经批评他"好广名誉, 结游士, 以为党助, 甚坏风俗"9 。事实上, 范仲淹所任用的推行新政者, 往往议论多, 而实际行事少, 有的甚至好标奇立异, 发空论, 言行不检。例如石介, 连拥护新政的欧阳修也觉得他" 自许太高, 低时太过, ⋯ ⋯ 好异以取高" L 。反对新政的更指责范仲淹等"凡所推荐, 多挟朋党, 心所爱者尽意主张, 不附己者力加排斥, 倾朝共畏"L 。

宋大事记讲义卷二
宋 吕中 撰

太祖皇帝
建隆四年
干德六年
开宝九年

即帝位
建隆元年春正月甲辰，上受周禅即皇帝位。
先是，契丹、北汉连兵犯边，周帝命上领诸将御之。士卒服其恩威，军校苖训号知天文，见日下复有一日，黒光相荡，指谓上亲吏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陈桥驿，军士议曰：“主上 ，我辈死力破贼，谁则知之？不如先立 检为天子。”或被上以黄袍，上固拒之，不可，乃誓诸将曰：“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纵兵大掠，汝等无得复然，事定当厚赏；不然当族诛。”乃整军，自仁和门入，秋毫无所犯。
颕滨谓：孟子不嗜杀人之言，至是又验矣。盖自后唐以来五十三年，天下五易，天下之厌乱极矣，岂真使干戈糜烂不已，而海内无一统之期哉！唐明宗有天生圣人之祝，而太祖实生于是年，则天命所归，不待指日光相荡而后知也。自其掌军政之时，士卒服其恩威，中外同于推戴，则人心所属，不待次陈桥而后见也。汉髙初兴，亦不过是。然髙祖之取天下，出于沛父老之请；太祖之得天下，亦出于军士之拥，廹不得已而为之，其与唐太宗 父于不义以起兵者异矣。抑五代之乱帝王屡易者，莫非藩镇士卒也。矧又有如石守信、王审琦者为将，岂能帖然于下哉！一号令之间，秋毫无犯，不惟救生灵涂炭之苦，亦可救叔季兵戈之祸，自非聪明神武而不杀者，孰能与于此？

处藩镇 收兵权
建隆元年七月，以昝居润，权知镇州。 此初以知州易方镇也。
二年，从赵普之请，复置县尉。 此革上代节度使补亲随为镇，将与令抗礼之弊。
二年四月，初置通判，命文臣知州。 分节度使之权。
又命朝臣知县，时符彦卿久镇大名，专恣不法，属邑颇不治，故特遣强干者往隶之。 革藩镇骄纵之弊。
干德三年，又置转运使。八月，籍诸道骁勇兵补禁卫。 所以收方镇之法。
方镇犹周之封建也，知州即秦之郡县也，今不因方镇立封建而乃立郡县之法何耶？盖古人有处天下之定制而后能享天下之长利后世虽有封建之虚名而反受方镇之实祸以周制考之赋输于太宰则诸侯不得有私财士贡于京师则诸侯不得有私人非牙璋则不得起兵非赐 则不得专征名山大泽不以封其余闲田使吏治之则归地受地柄常在君有功则加地进律无功则削地罚爵则一予一夺柄亦在君岂如唐人不敢谁何而一切行姑息之政哉至于五代其芗矣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镇之専地也干戈之所以交争互战者方镇之专兵也民之所以苦于赋繁役重者方镇之专利也民之所以苦于刑苛法峻者方镇之专杀也朝廷命令不得行于天下者方镇之继袭也太祖与赵普长虑却顾知天下之茉丛诤醮擞谑且晕某贾州以朝官知县以京朝官监临财赋又置运使置通判置县尉皆所以渐收其权朝廷以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变化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 论我太祖布置区处藩镇规模髙处
建隆二年闰月解慕容延钊韩令坤兵权七月解石守信王审琦等兵权上召赵普问曰吾欲息天下兵为国家长久之计其道何如普因言藩镇太重君弱臣强莫若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又言石守信王审琦非统御才宜授以它职上于是召守信等饮酒酣曰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节度使之乐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计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不亦善乎守信等明日皆称疾请罢开宝二年十月凤翔王彦超等罢节镇用赵普之谋也上宴藩臣于后苑酒酣从容诏之曰卿等皆国宿旧久临剧镇王事鞅掌非朕所以优贤之意彦超等五人喻上意 请老罢节镇。
禁卫之兵骄方镇之权重五代以下以智力取之而不足太祖以杯酒宴笑収之而有余人徒见其收之易而不知其收之者固自有本也封建非能弱周周自弱也藩镇非能亡唐唐自亡也使平王能复父之雠则勤王之师诸侯毕会天下必无春秋矣使威烈王能正韩魏之罪则齐楚诸国拱手听命天下必无战国矣使唐非有艳妇浊乱于内则渔阳鼙鼓必不启方镇之祸于其始非有宦官根固于内则贼温锋刃必不成方镇之祸于其终太祖之所以能收其权者正孟子所谓为政不得罪于巨室裴度所谓处置得宜有以服其心不然无故而行削权之策岂不动七国之变哉！太祖能服藩镇之心

平泽潞 平淮南
建隆元年四月李筠据泽州命石守信等讨之九月李重进据淮南命石守信等讨之李筠重进自焚
上之入京也韩通率众备御上之即位也李筠泣周祖画像以起兵重进以周祖之甥而起兵虽在周为顽民在商为忠臣然三人者皆不知天命之所归正易所谓后夫凶也。
上既平泽潞遂经略淮南既平淮南遂使诸将习战舰于迎銮以图江南元年十一月
先取泽潞所以通两淮之咽喉次取淮南所以通两淮之门户自此而平吴蜀自此而取荆广混一规模大畧亦可覩矣。

平荆南 平湖南
干德元年正月慕容延钊讨张文表师出江陵髙继冲降荆南平二月延钊至湖南获周保权湖南平
善取天下者先易而后难先近而后逺先瑕而后坚故秦人欲攻诸侯范雎以为先韩魏而后齐楚唐太宗欲平藩镇张和靖以为先淮安而后魏博周世宗欲平天下王朴以为先江南而后河东太祖之规模先泽潞淮南次湖南荆襄而后及于江南广蜀之地诸国既平而后及于河东盖得后先攻取之机矣。

平蜀
干德二年十一月命王全斌等伐蜀命王全斌将兵三万由凤州道刘光义将兵二万由归州道曹彬等副之诏诸将毋得侵暴违者以军法从事时京师大雪上念西征将帅冲犯雪霰即解裘 遣黄门驰驿赍赐全斌且谕 诸将不能徧及明年克剑门孟昶降初诸将辞行上谓曰所破郡县当倾币藏赏战士国家所取惟土疆尔李昊劝昶降昶命草表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为之蜀人夜书其门曰世修降表李家蜀主。
以剑阁之险太祖取之兵不过五万自发京师至昶降不过六十日何其易耶观其遣将之时先为蜀主治第以待其至又命所破州县倾府库以赏战士国家所取惟土疆尔太祖混一之志固有以知之也诏有司治昶第一区凡五百余间遂以赐之。
初王师之下西蜀也诸将所过咸欲屠戮独曹彬禁止之上闻之喜曰吾任得其人矣赐诏褒之王仁赡自蜀返歴诋诸将独曰清 畏谨不负陛下惟曹彬一人尔上尝问彬以官吏能否彬惟荐沈义伦可任。
初沈义伦为随军转运使比入成都独居僧舍蔬食东归箧中所有纔图书数卷上闻清节过人故擢用之
人言创业之初贪可使也愚可使也诈可使也茍可以办吾事而已是不知师之上六开国承家小人勿用之义也汉髙祖虽得韩彭之力然终受韩彭之祸我太祖平蜀之功赏曹彬而责全斌任义伦而责仁赡或告全斌仁赡在蜀豪夺子女隠没货财上责之盖以曹彬用兵秋毫无犯义伦东归图书数卷而全斌仁赡之功不足以赎其贪酷之罪爱民之仁御将之术两得之矣。

征太原
开宝二年二月命曹彬等伐北汉上亲征三月围太原初上雪夕幸普第曰一榻之外皆它人家也又曰欲收太原普曰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边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之以俟削平诸国彼弹丸黒子之地将何所逃乎闰月大军顿甘草地 暑雨多腹疾诏班师。
太祖之未能收河东犹太宗之未能取燕蓟而太祖之不尽锐于偏方亦犹太宗之不穷其力于北伐也时之未至圣人不能先时而强为时之既至圣人不能后时而不为此平河东必在于太平兴国之四年见太宗平太原讲义而太宗之规模弘逺迟之数年其终亦必取幽蓟也。

平南汉
开宝三年九月命潘美伐南汉上闻刘鋹奢侈残酷曰吾当救此一方之民明年春二月刘鋹降南汉平上尝赐鋹酒不敢饮上笑曰朕推赤心置人腹中安有此事取其酒自饮之。
以汴梁之地视江南为近视岭南为逺何先逺而后近耶盖闻刘鋹奢侈则曰吾当救此一方之民则先取南汉所以苏民命江南亦有何罪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则后收江南所以一天下。

平江南
开宝七年九月命曹彬伐江南上谓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以匣剑授彬曰副将而下不用命者斩之自王全斌平蜀多杀人上恨之彬性仁厚故专任焉。
八年十一月彬克江南徐铉言李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上曰尔谓父子为两家可乎复言江南无罪辞气益厉上怒按剑曰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上因谕彬以勿伤城中人若犹困鬬李煜一门切母加害彬忽诈疾诸将问疾彬曰诸公共为信誓破城日不妄杀一人则彬之病愈矣及还舟中惟图籍衣食而已。
自古平乱之主其视降主不啻仇雠而我太祖待之极其恩礼刘鋹巵酒饮之释疑李煜一门戒无多害故僣伪之豪悉得保全老死于牖下自古攻取之主其视生民殆草菅而我太祖待之曲加存抚江南兴师不戮一人平蜀多杀每以为恨故新集之众不啻如赤子之仰父母仁心仁闻三代而下未之闻也。

命将帅
建隆二年十二月以姚内斌为庆州刺史阙时僣伪未下而西北二边未宾先是周朝已命李汉超守闗南冯继业守灵武何继筠守棣州郭进守洛州上受禅皆因其任又益选将帅之忠勇者于是得李继勲于潞州贺惟忠于易州姚内斌于庆州延州有赵赞原州有王彦升隰州有李谦溥瀛州有马仁瑀通逺军有董遵诲其家族在京师者抚之甚厚郡中筦屩利悉予之恣其回易免所过征税许令召募骁勇以为爪牙凡军中事许从便宜由是边臣皆富于财得以募死力具间谍上尝曰朕虽减后宫之数极于俭约至备边费亦无所惜自此无西北之虞得以尽力东南取荆湖川广湘楚之地得猛士守四方推赤心待人之效也继筠居北边二十年惟忠晓兵法十余年不闻有冦边内斌在庆州逾十年郭进在西山二十年御军严上遣戍卒必谕之曰汝等谨奉法我犹赦汝郭进杀汝矣。
人言平江南则曹彬之功平湖湘则延钊之功平西蜀则全斌之功愚以为郭进惟忠等与有力焉使守西北者无其人则东南虽可以进取岂无后顾之忧哉盖古人有封建之法所以无边塞之警太祖既削方镇之权矣然于边将任之久责之专虽无方镇之名而享方镇之利是以西北不敢犯边西北二边久任将帅之功自太宗以后有莫大之兵而受外国无疆之侮亦以外权既轻而边将数易故也。

待大臣
开宝元年贬雷德骧官初德骧判大理寺其官属与堂吏附 宰相擅增减刑名德骧愤惋面白其事并言赵普强市人第宅聚敛财贿上怒曰鼎铛犹有耳汝不闻赵普吾社稷之臣乎？
以判大理寺而敢以言大臣之短不惟养后日敢言之风亦可以无大臣专擅之祸汉髙帝闻萧何多买田宅之污则有械系元勲之辱此汉一代所以有诛戮大臣之祸我太祖闻赵普强市人第宅之事则有鼎铛有耳之责此本朝所以有进退大臣之礼。

宰相
建隆元年正月以赵普为右谏议枢宻直学士初上领宋镇普为书记以佐命功迁
建隆元年二月加范质王溥魏仁浦吴廷祚官普自司徒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 知枢密院事加侍中王溥自右仆射平章事监修国史 知枢密院事加司空魏仁浦自枢密使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加右仆射自唐以来世宗三大馆职皆宰相兼之首昭文次监修次集贤国朝皆因焉吴廷祚同二品
周之三相待之不异此殷士肤敏祼将于京之意然太祖入京之时王溥先拜质不得已从之故名臣言行录所以纪质而黜溥也我太祖犹以为前朝宰相范质循规矩重名器持 节无出质之右者但欠世宗一死耳则士君子进退岂可轻哉。
干德二年正月范质王溥魏仁浦罢以赵普同平章事四月置 知政事以薛居正吕余庆为之不宣制不押班不升政事堂盖未欲与普齐也。
开宝七年八月诏 知政事吕余庆薛居正升政事堂与宰相同议政事未 又诏与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权天下大任非一身之所可独道故必择相以寄之亦非一相之所能独办故又择一二人以副之是以有伊尹必有仲虺有周公亦必有召公后世既无伊尹周公之才而欲专任一相所以权愈重而事愈非也国初三相并任则未立 政之官自赵普独相而复置以副之其后则同知印押班非惟可以分其权亦必使之共其政也然自宰相之权重为 政者不过签书纸尾而已惟鲁宗道与王钦若相可否唐介与王安石辨是非不负太祖置官之本意矣。鲁宗道唐介尽参政之职
开宝七年八月赵普罢九月吕余庆罢以薛居正沈义伦同平章事赵普独相二十年沈毅果断以天下为己任尝欲除某人为官上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裂其奏普徐拾归缀以进上悟乃可其奏后果以称职闻又有立功当迁者上曰朕不与迁官奈何普曰刑赏天下之刑赏陛下安得以私喜怒专之上起普随之上入宫普立于门不去上卒从之尝设大瓦壶于阁中凡奏疏意不可者投诸壶焚之其多得 咎由此。
赵中令相太祖之功在于收藩镇之权迟幽蓟之伐其再相太宗之功在于上彗星之疏谏北伐之书而金匮一书尤宗庙社稷之大计也然自唐以来宰相入见必命坐大政事则面议之其余号令除拜赏刑废置但入中书奏可降出即行之国初三相自以前朝旧臣稍存形迹每事具札子进呈至普独以天下为己任故为政专决所以启德骧父子之谤也自是以后居正义伦不过方重靖介自守之相耳。
开宝二年九月以曹彬为枢宻使领忠武节度赏平江南之功初上许彬以使相及平江南还语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为使相品位极矣肯复力战耶宻赐钱五十万。
人言汉髙祖善将将者以不吝爵赏故也然当天下未定而信越诸人爵已王矣一旦固陵之 不至则不免裂数千里以封之此髙帝有杀诸将之心矣国初平江南之功至大然宁赐以数十万钱而靳以使相盖品位已极则他日有功何以处之此终太祖之世而无叛将也。仁宗不以使相赏狄青亦此意
林德颂曰曹彬之平江南吝一使相而不授非食言也虑其品位之极而不吾用也狄青之平岭南欲予以枢密而中辍非忌功也虞其名位之极无以为他日赏也。

中丞久任
开宝四年秋七月刘温叟卒为中丞十二年上艰其代终不许解职及卒上曰必纯厚如温叟者乃可。
一中丞任之十二年及其且卒也则曰必纯厚如温叟乃可国初之不轻用人如此盖其始也择之精其终也任之久择之精则小人不得以滥其选任之久则君子举得以任其职赵中令之相凡二十年郭进之守西山凡二十年李汉超之守闗南凡十七年作坊至卑贱也而曹丕典之至十余年皆久任而成功也。

御史恤刑
开宝六年五月以冯柄判御史 上留意听断专事钦恤御史大理官属尤加选择尝召柄谓曰朕每读汉书见张释之于定国治狱天下无寃民此所望于汝也京城左右院典司按鞫旧选牙校任之上哀矜庶狱至是改用士人以新及第人为司寇 军。
任人而不任法以处他事则可以处刑狱则不可此刑统之不可无也夫律令之明条章之具使罪应其法法应其情奸吏犹且为之轻重况无法乎本朝格式律令皆有常书张官置吏所以行其书耳干德元年颁新刑统窦仪等所定也然有有司所执之法有人主所操之权寛缘坐而严故入命士人以典狱责御史以无寃民此太祖用刑之权也建隆二年严故入法干德四年寛缘坐法书云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此皋陶所执之法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此大舜所操之权也有司执一定之法人主得从轻之权此段论恤刑狱

户部主财
开宝二年七月以辛仲甫为三司户部判官上问普曰儒臣有武干何人普以仲甫对上因曰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才干者百余人分治大藩纵皆贪酒亦不及武臣一人也。
以酷吏主财则取民必峻以武夫主刑则用法必严此太祖所以命儒臣主财士人典狱也知所以培国脉而重民命欤。

省官 试吏
开宝三年七月省州县官增其俸诏曰吏员猥多难以求治俸禄鲜薄未可责 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而益俸。
开宝六年四月严堂后官选六月御便殿阅试吏。
创业之世多责实守成之世多虚文覆试之法欲无一士之不实劝农之诏欲无一民之不实籍记人才欲无一官之不实拣汰骄脆欲无一兵之不实也以庆厯元佑之盛而杜衍之任怨吕大防之尽忠且欲汰吏而不可得况若士若民若兵若官乎是虚文之习难革故也太祖事事责实

论对 章奏
建隆三年二月诏百官每五日内殿转对并须指陈得失直书其事。
国朝之制宰辅宣召侍从论思经筵留心翰苑夜对二史直前羣臣召对百官转对监司郡守建辞三馆封章小臣特引臣民投匦太学生伏阙外臣附驿京局发马递铺盖无一日而不可对无一人而不可言也然太祖诏指陈时政直言其事不在广有牵引太宗令宰执枢宻各述送军储至灵武合发军粮多少举兵深入合用兵机何人将领何人监 直言其事信不必文此皆听言以实也今世不患人主之不求言也而患求之而不及用不患天下之不敢言也而患尽言而无所用岂非病于议论之繁多欤。太祖太宗听言以实

去赃吏
建隆二年正月遣使度民田馆陶令坐括田不实杖流海岛。
建隆二年四月滴河令李瑶按田受赃杖杀后间有寘极刑者。
干德四年八月宴近臣紫云楼下上因论及民事谓赵普等曰愚下之民虽不分菽麦如藩侯不为抚养务行苛虐朕断不容之。
传曰刑不上大夫非谓有罪而不刑也为士大夫者当自爱其身不至于刑也我朝待臣下以礼而赃吏者戕民之斧斤害民之蟊贼无恻隠羞恶辞让是非之心非人也非人类则禽兽耳明主在上则诛之绝之可也熙宁大臣王安石欲法太祖之严而独以赃吏寛之何仁于赃吏而不仁于无告之民何仁于小人而不仁于君子邪。
干德四年知衡州郭玘以赃罪达于上听诏袁仁凤鞫之罪不至死复遣张纯鞫之故置于法。
是年诸仓受纳辅臣以班簿进有工部侍郎文颕中选宰相奏颕清望官不当委以浊务遂授以工部侍郎令致仕。
建隆二年内酒坊火役夫突入省部盗官物太祖以酒坊使左丞规副使田处岩纵酒工为盗斩五十余人丞规处岩亦弃市。
林德颂曰在易之干君象也其德君德也天以刚为德君德而非刚健何以君天下哉太祖之开国也以千百年破碎不可为之天下一举而削平之强者服狠者顺俛首听命惟恐或后处藩镇以环卫而藩镇无异辞授守臣以倅贰而守臣无异意开宝六年差利州知州李铸通判成都府是果何道而得此哉英武自天雄断如神川班妄诉全班尽废雄武肆掠戮及百人注见阅禁兵门役夫突入省部其主将亦寘极法吏黩货贿者斩官辞浊务者黜威令之不可测如此其谁敢忤人主之意。太祖整齐兵将奋发刚断

颁循资格铨选
建隆二年四月罢常 官序迁法旧制皆以岁月序迁上曰是非循名责实之道 监门魏仁涤等治市征有羡并诏增秩自是不以序迁矣三年颁循资格。
干德三年七月陶谷上定选法诏行之自是铨选渐有伦矣又上虑铨衡止慿资歴英俊或沉下僚命取选人堪升擢者上之。
开宝六年十二月颁循资格命卢多逊重修自是铨选益有伦矣又籍记人才应内外官为时所推别籍之以待不次选用。
既罢岁月序迁法矣而复颁循资格既命陶谷定选法矣而又命吏部取选人堪升擢者上之诚以资格固不可拘亦不可废也以资格用人者有司之法以不次用人者人主之权尝考国初有为小官而其望已足为卿相至其久也亦卒为之国初不次用人自铨法一严无有流品无有贤否资深者序进格到者次迁而已然王安石章子厚之徒破资格用小人又不若李公沆王公旦谨守资格之为有得也。李沆王旦守格用人王安石章子厚破格用小人

严举主法择贤
建隆三年三月严举主法去岁太仆少卿王承哲坐举官失实贬至是命常 官举幕职令录近亲充听内举异时有罪连坐干德间命陶谷等各举堪充郡佐者谬举有坐。
内举近亲法何其寛有罪连坐法何其严寛之于始则贤者得以自进严之于后则不肖者不得以自容所举在于未用之先此真宗所以语李至曰举官先择举主也。举主得人则举得其人。

命令不出宫，就和周天子一样，旨意根本到达不了诸侯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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