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纬神学的《尚书中候》详细介绍

作者&投稿:春凤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宗教对文学的影响?~

宗教对文学的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宗教经典故事成为文学创作的题材来源之一,例如《圣经》对文学的影响。其次,宗教思想观念与人物形象塑造对文学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例如在文学作品中鬼魂形象的塑造。此外,宗教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和艺术表现技巧,例如佛教文学中的想象和散韵并用的文体对我国古代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日益疏远,并出现了一些具有反宗教倾向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恣意嘲笑讽刺宗教的伪善。

文艺复兴以来,始终存在着对宗教进行严厉批判、妄想消灭宗教的思潮和代表人物。但宗教始终没能被消灭。事实上,除了象道教这样缺乏改革冲动的宗教以外,世界上主要的宗教不但没有衰亡,反而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象基督教神学在二十世纪就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产生了一批世界级的思想家。佛教和伊斯兰教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曾经有人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以科学代宗教”的主张,但他们的论点不但从学理上站不住脚,而且也已为历史事实所击碎。值得注意的倒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吕澄、李淑同和刘小枫等美学家和艺术家从美育走向了宗教。这说明了宗教有其本身不可代替的价值。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没有也不可能摧毁宗教,其他文化形式也不可能取代宗教。
宗教是不可以被取代的。我们不能设想没有宗教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假如阿拉伯人没有伊斯兰教,假如西方人没有基督教,假如中国人没有佛教,那么他们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设想有一种文化会脱离了宗教而发展是愚蠢的。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蠢事,蠢事是不可能成功的。宗教是人的终极关怀,因而与人的生存本质相关。历史上的宗教可能被意识形态的毒质所污染,但宗教的本质是不会被污染的。宗教的本质是永远是纯净的。它既在于它自身之中,又内在于一切文化形式中。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皆不能摆脱宗教。
回顾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历程,可以看到宗教与文学的关联。我们可以列举出相当一批与宗教文化关系密切或有着不同程度关联的现代中国的重要作家,诸如鲁迅、周作人、巴金、老舍、曹禺、冰心、许地山、丰子恺、郭沫若、郁达夫、茅盾、沈从文、艾青、徐志摩、戴望舒、朱自清、林语堂、废名、张爱玲、庐隐、萧乾、宗白华、夏沔尊、冯至、施蛰存、张资平、何其芳、孙犁……等等。“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各不同时期有特色有影响的作家都与宗教文化有着某种关联。”(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3页)这种关联的发生是很自然的。尽管五四时代及其以后的科学主义思潮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占有压倒优势,但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宗教情结却始终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近代传入的基督教和固有的儒、佛、道传统合流,在新的历史情境下维系了中国人的终极关怀,并若隐若现地通过种种途径表现出来。在观念层次上,尽管与日本、与西方有很大的差距,也还是不乏对宗教的深入研究与探讨。
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当属基督教和佛教。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引起了许多复杂而深刻的矛盾冲突,对它的影响要做正确的评价和分析。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基督教激活了中国人已经气息奄奄的信仰精神,使中国人从委顿中醒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一如当初佛教初传时候一样。中国新文学的先驱们就已经注视到了基督教文化的独特作用和价值。陈独秀1920年2月1日在《新青年》第七卷第3号上发表《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对基督教的平等博爱、牺牲奋进、至上人格、反思忏悔等精神品格表示了热烈的颂扬。在他看来,“基督教是爱的哲学”,“基督教的根本教义只是信与爱,别的都是枝叶”。他呼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如果说陈独秀还主要限于从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来鼓吹基督精神的话,那么鲁迅则直接切入了文化和文学的内核。他在著名的《摩罗诗力说》里高度评价了希伯来文学的殊胜意义:“虽多涉信仰教诫,而文章以幽邃庄严胜,教宗文术,此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兹未艾。”他呼唤“精神界之战士”在中国的出现,这里面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深沉的基督教精神。周作人所提倡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以人道主义的“爱的哲学”通向了基督教的“博爱”主题。他说:“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也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近代文艺上人道主义思想的源泉,一半便在这里。”(《圣书与中国文学》)还从艺术发展的角度肯定“文学与宗教确有关系”,“文学的发达,大部出于宗教”。“人类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尚的艺术。”
从创作实践来看,新文学中出现了一批深刻体现基督教精神的作家和作品。冰心 作品中的“爱”的主题,明显来自作者对基督教的博爱精神的深刻体认。而随着新文 学的不断深化,基督教文化的更深层次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如有的学者所指出:“郁 达夫作品中无休止的忏悔意念,曹禺作品中摆不脱的原罪倾向,巴金作品中醇厚执着 的人道主义责任感,老舍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平民意识,以及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等等, 这些蕴涵着基督教文化精神的艺术思考,无疑使中国现代文学在思想内涵方面具有了 某种新的文化特质。”(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

佛教在近代中国的文化影响也许更加值得我们注意。以杨仁山先生为首的佛教居 士和僧人,使中国佛教从明末以来的极度式微的局面中摆脱出来,逐步走上了复兴之 路,给中国近代文化以深刻的影响。佛教中本来所有的自由精神、独立意志、进取精 神和牺牲精神与近代西方文化的自由精神相结合,使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活动重 新焕发了活力。一方面是新的具有入世精神的“人间佛教”佛教的形成和发展,另方面是文学艺术活动中的佛教精神的新展现。以鲁迅为例。鲁迅可以说是现代中国作家 中对人生的认识和体验最深刻的人物。他的作品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而他对日常生 活中的平庸和卑微的小人物的描写,常常使人喘不过气来。他关注人的苦难,关注中 国人的国民性,其实都与他对佛教的偏好有关。佛教本来就起源于解脱人生苦难的要 求,而人生最难摆脱的当然是死亡的威胁。鲁迅从自身的苦难中体会到了人的生存的 严酷,从而孳生出解脱的大愿。他探寻过多种道路,包括外在社会政治革命。但鲁迅对政治革命实际上并不报多大的希望。《阿Q正传》典型地表明了这一点。所谓的“国民的劣根性”其实植根于人性的黑暗中,也就是佛家所说的“无始无明”中。所以鲁迅始终是很悲观的,这使他既摆脱了一般作家的肤浅的乐观主义,也使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看穿人生的苦难,与政治操作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其他一些人那里,佛教文化的表现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苏曼殊的作品尽管不多, 却能以惊才绝艳的文笔,写出佛法追求与爱欲之间的深刻纠缠,突显了悲剧性的意味。而周作人、废名、丰子恺等人则以从容而优雅的笔触,表现了一种禅的精神。宁静淡泊、清幽旷远的人生境地和舒缓雅洁、坦荡从容的心绪,使读者在动荡混乱中依稀看到了一片古老的精神家园。但这决不是对传统佛教和禅宗的简单回归,而是灌注了近代文化精髓、荡涤了传统文化渣滓的新的精神意向。其他的作者如许地山、沈从文等则表现了一种把多种宗教结合起来的意向。许地山的《债》里即包含着三层意蕴:第一层是还债人的佛家慈悲为怀的心肠和儒家高度自觉的忧患意识;第二层是岳母所信奉的顺着境遇做人,弃绝非分之想的道家人生哲学;第三层则是“还债人”那种深刻而莫名的基督教的忏悔意识和献身精神。这种多重宗教意蕴还可以在林语堂等人那里看到。

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不止体现在宗教情结上,还体现在叙事结构、艺术语言和艺术意境上。中国现代文学的浓烈的抒情性和深层次的隐喻性,显然来自基督教文学的刺激。佛教文化对现代白话文运动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而艺术氛围和意境的营造,则与宗教意识的流注密不可分。
文学与宗教是不可分割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宗教文化同样是不可分割的。尽管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对宗教采取了极端的态度,但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又明显地呈现出自身固有的活力。在作家的笔下,宗教精神和宗教意识也多姿多彩地表现出来。贾平凹、张承志、张炜等人的创作,显然自觉地走向了某种宗教追求。尤其是张承志的《心灵史》,极其悲壮地展示了一个民族为信仰而战的历史,在当代文学中具有震撼性意义。这也许象征着未来中国的精神路向。

《尚书中候》乃汉代的一种谶纬之书,该书产生较早,影响较大,但它既非《河图》、《洛书》类,也不属于《七经纬》之列,汉代常与纬书并称为“纬候”,成为纬书的一种统称,如《后汉书·方术传序》:“至乃《河》《洛》之文,龟龙之图,箕子之术,师旷之书,纬候之部,钤决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赜,参验人区,时有可闻者焉”,李贤注:“纬,七经纬也。候,《尚书中候》也。”
汉代人认为《尚书中候》是和《尚书》同时产生的书,都是由孔子删定的。《尚书璇玑钤》和郑玄《六艺论》都说:“孔子求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书名“中候”,中者,徵应也;候者,占验也,即说历代帝王圣人应占验而兴起的意思,也就是专言符命的书,故其中多载历代帝王所见的符瑞灾祥。它主要以五行相生说,论述了尧、舜、禹、汤、文、武等各王朝帝王或其他祖先的性格、行为及其祥瑞,并试图证明这些王朝或帝王兴起的正统性。它冠以“尚书”之名,是因为它的初衷是想仿照《尚书》中文体样式,做成古代帝王的谱系、言行、事迹记录,如“粤若尧母曰庆都”、“粤若稽古王汤”、“维王既诛崇侯虎”、“维岁二月,候在东馆”、“[粤]若稽古周公旦,钦维皇天”,等等,都是模仿《尚书》,目的是由此来更加确认各王朝、各帝王的正统性,进而证明制作或利用《中候》的王朝出现的必然性,这就和汉王朝的权威化关系相当密切了,归根结底是想借助《尚书》的权威性来张目。
汉代书籍包括谶纬之书经常引用或说到它,如《白虎通义·爵篇》引《中候》曰:“天子臣放勋”;《尚书纬帝命验》云:“顺尧考德,《题期》、《立象》”,《题期》、《立象》都是《尚书中候》的篇名。可见此书在东汉初年已经流行于世,朱彝尊《经义考》卷二六五认为“《中候》专言符命,当是新莽时所出之书。”
由于自魏晋以降,历代禁毁图谶,《尚书中候》十八篇在唐代已佚,不过由于它影响大,诸书征引颇多,佚文保存下来的比较多。明清学者多有辑本,今以日本学者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辑本较为详备。
对此书注释研究的著作首推清末学者皮锡瑞的《尚书中候疏证》(收入《师伏堂丛书》),征引丰博,考证详赅。皮氏对此书评价很高,说它“超诸纬而独出,纪实为多;拟《逸周》之删除,征文尤信。”
随着儒家经学地位的确立和儒家经典被奉为神圣, 谶 开始与儒家逐渐结合了起来。一方面,儒家需要以符谶为内容的宗教神学来为封建主义的皇权统治进行论证;另一方面, 谶 也需要依傍经义来扩大其宣传效果。因此,两者逐渐合流。刘申叔说: 周秦以还,图篆遗文,渐与儒道二家相杂,入道家者为符篆;入儒家者为谶纬。
董(仲舒)、刘(向)大儒,竞言灾异,实为谶纬之滥觞。 ②刘师培的这一看法是很有见地的。董仲舒作为汉代著名的今文经学大师,不仅利用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资料通过阐发儒家经典中的 微言大义 来为汉武帝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汉帝国进行论证,而且还大谈符瑞与灾异。董仲舒认为: 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 也就是说,在董仲舒看来,王者将兴,必先有符谶出现。如:《书》中所说的 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 ,大概就是 受命之符也 ①。
不仅如此,董仲舒还进一步认为,君主为政的好坏也有符瑞与灾异以应验之。
如果君主勤政爱民,奉天行事,政绩斐然,则有 天瑞应诚而至 ;相反,如果国家 将有失道之政 ,则上天 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乃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②。因此,董仲舒说: 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 董仲舒的这种王者将兴必有 受命之符 与 推灾异之象于前,然后图安危祸乱于后 ③的思想,与秦汉间以宗教预言为主要内容鬼神符谶极为相似。因此章太炎有《驳建立孔教义》中说: 燕齐怪迂之士兴于东海,说经者多以至道相揉……伏生开其源,仲舒衍其流。……谶纬蜂起,怪说布彰,……则仲舒为之前导也。 董仲舒在其经学思想体系中,大讲鬼神符谶,这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对老百姓的欺骗,但同时也有着要求统治者按照天意行事而不要任意妄为的思想内涵。因此,符瑞、灾异之说是封建社会中唯一能够对最高统治者——皇帝起到一点威慑、限制作用的东西。但是,这种东西也不能讲得太多,讲多了也会引起皇帝的厌恶。
董仲舒在武帝时虽为一代名儒,但他在政治上并未受到重用。先做江都相,后又为胶西相。从表面上看,这可能是出于公孙弘的陷害,而实际上则是由于汉武帝对他的经学思想体系中的那些 推说阴阳灾异 的说法不太欣赏所致。而他的学生睦弘(睦孟)推《春秋》之意言灾异,被指控为 设妖言惑众,大逆不道 ,招致杀身之祸。所以东汉班固深有感慨地指出: 汉兴推阴阳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睦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于' 亿则屡中'.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睦孟诛戮,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也!京房区区,不量浅深,危害刺讥,构怨强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 ①
所以,为了人身安全并使其言论受到重视,汉儒逐渐放弃了以经学家个人名义阐说阴阳灾异的做法,而是进一步将今文经学中的神学因素扩大、膨胀,开始在 经 之外制造出一些以宗教神学来解释、神化儒家之 经 的书,因其与 经 相对,故称为 纬书.这些 纬书 在经 的章句之外,附会出一套神学说教,制造了许多神话,这些神话不仅神化了封建皇帝,更重要的是把儒家的圣人——孔子变成了通天教主。
这样,原来以经学家个人名义作出的预言全都被附会到了神人——孔子的名下。这不仅提高了预言的神圣性,增加了被当权者采纳的机会,而且在预言不被采纳的情况下,也减少了无端获罪的可能。
例如,在《春秋纬》的《演孔图》中,孔子便被说成是孔母征在梦中与黑帝交而生,因此孔子是黑帝的儿子,故称 玄圣.还说,孔子制作《春秋》、《孝经》等 五经 是根据 天命 来为汉制法,即 (孔子)得麟之后,天下血书鲁端门,曰:趋作法,孔圣没,周姬亡,彗东出,秦政起,胡破术,书纪散,孔不绝。子夏明日往视之,血书飞为赤乌,化为白书,署曰:演孔图。中有作图制法之状。 因此孔子在作成《春秋》、《孝经》之后,便使 七十二弟子向北辰,磬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事(书)》北向,孔子斋戒,簪缥笔,衣绛单衣,向北辰而拜,告备于天曰:《孝经》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谨以备。天乃虹郁起白雾席地,赤虹自上下化为黄玉,长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读之曰:' 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刀,在轸北,字季子,天下服!'①在这里,孔子便由经学家所推崇的孔圣人变成了受天命而为汉制法的通天神人;儒家典籍也由不可怀疑的 经 变成了神秘的 天书.这些神话,在今天看来实在是荒诞,但在当时却是很有威摄力的,就连最高统治者也是不得不服的。
因此,在元、成之后,随着社会危机的不断加深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日趋激烈,西汉王朝的统治已摇摇欲坠。为了挽救西汉政权的腐朽统治,以谶纬来批评时政便蔚为一时之风气。
《后汉书·五行志》注引《春秋潜潭巴》三十三条,全是说明某日月蚀就是上天向人君预示某种变乱而要求君主检讨自己为政中的过失的;至于其他纬书中以灾异来批评腐败政治的例子更是俯拾皆是。如《春秋运斗枢》说: 人主自恣,不循古,逆天暴物,祸起则日蚀 ,把日蚀看作是上天对 人主自恣 的反应;而在《洛图三光占》中则公开预言汉朝将要亡国丧主, 荧纬书的作者之所以能够这样大胆地、毫不隐讳地批判时政并预言汉之将亡,就是因为他们有通天教主——孔子的保护,他们所表达的预言是神的旨意,所以没有人敢反对。
孔子由先秦时的一个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学者与私塾教师,演变成今文经学中的孔圣人;又由经学中的圣人变成了通天神人。汉儒神化孔子的运动到这时便最后完成了。孔子与儒家经典的神学化,使儒家由经学彻底演变成了神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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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书的国语词典是:依托经义专论符_瑞应的书。有《易纬》、《书纬》、《诗纬》、《礼纬》、《乐纬》、《春秋纬》、《孝经纬》七种,称为「七纬」,起于西汉末年。纬书的国语词典是:依托经义专论符_瑞应的书。有《易纬》、《书纬》、《诗纬》、《礼纬》、《乐纬》、《春秋纬》、《孝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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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经书”为何无“纬书”?
楼上回答错误,有纬书。汉代以神学迷信附会儒家经义的一类书,其中保存不少古代神话传说,也记录一些有关古代天文,历法,地理等方面的知识.简称纬.汉代依托儒家经义宣扬符箓瑞应占验之书。相对于经书,故称。《易》﹑《书》﹑《诗》﹑《礼》﹑《乐》﹑《春秋》及《孝经》均有纬书,称"七纬"。纬书内容...

临川区19370077598: 或则以微言大义、纬候灾异对《诗经》曲解.句中的“纬候灾异”是什么意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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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川区19370077598: 谶纬神学的七纬篇目 -
燕庄蒙脱: 汉光武帝刘秀于中元元年(公元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当时被公布的图谶之书一共有八十一篇,其中七经纬有三十六篇.唐代李贤《后汉书·樊英传》注中罗列了其中三十五篇的题目如下: “七纬者,《易纬》:《稽览图》,《乾凿度...

临川区19370077598: 有“经书”为何无“纬书”? -
燕庄蒙脱: 楼上回答错误,有纬书. 汉代以神学迷信附会儒家经义的一类书,其中保存不少古代神话传说,也记录一些有关古代天文,历法,地理等方面的知识.简称纬. 汉代依托儒家经义宣扬符箓瑞应占验之书.相对于经书,故称.《易》﹑《书》﹑《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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