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先驱张伯苓曾说过的一句话

西南联大的名人~

西南联大的名人很多：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闻一多、沈从文、刘文典、钱锺书、杨振宁……
大学是智慧和才情的集中地。一所大学,若没有一批富有个性的师生,即便其资金再充裕,景致再优美,学风再严谨,其魅力也要减色不少。当年西南联大充分诠释了大学的魅力,至今令人回味。(摘自《民国多少事》谢轶群 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梅贻琦,西南联大的船长

梅贻琦(1889-1962),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教育名言,是曾主持西南联大校务的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一句话。说起西南联大,人们无法忘记梅贻琦。
“寡言君子”梅贻琦
梅贻琦是个话少行动多的人,不仅时人称他为“寡言君子”,他的学生也曾因他的寡言,戏作打油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陈寅恪曾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可正是这样一个寡言的人在西南联大那段特殊的岁月里,担起了大任。在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奉命迁往昆明时,梅贻琦曾讲过一段“高调”的话:“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说一句‘幸告无罪’。”建校初期三人共同主持校务,但蒋梦麟和张伯苓多在重庆参加政府要事,另有公务,偏居一隅的西南联大的众多事情都落到了梅贻琦头上。
在西南联大组创初期,张伯苓就对曾是自己学生的梅贻琦说过:“我的表你戴着。”蒋梦麟当时的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虽均高于梅贻琦,但他秉着“对于联大事务不管即是管”的超然姿态。“论设备、论经费、论师生的人数,都是清华最多,依世俗的眼光来看,这一联(合),清华是划不来的,反面看来也可以说,清华在联大占了压倒的优势。”有人如此说,不管旁人怎么说,梅贻琦依然是少说多做。他把在清华形成的风范,在西南联大期间延续着。
梅贻琦于1931年开始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在此之前,清华师生赶校长、赶教授是见怪不怪的事,没有哪位校长能在清华长久地呆下去的,而几年过去,梅贻琦依然稳坐校长的位置,被问到有何秘诀,梅贻琦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他的能力没人愿意倒他,梅贻琦任校长后,奉行“教授治校”原则,既讲民主,也法度严明,清华校务始终井井有条。不到十年,清华的面貌便彻底改观,声名鹊起。
在西南联大时,梅贻琦延续的这一风气,使得主管西南联大校务的职能部门领导,没有一个不是让人心服口服的饱学名士。
昔日西南联大学生,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申泮文说,“在校领导班子中绝对没有非教闲杂人等滥竽充数,所以也就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了。”
心中只有西南联大,没有清华
八年时间里,西南联大能够“同不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梅贻琦是有着功劳的,傅任敢先生说梅贻琦“心中只有联大,没有清华了”。
确实,民主作风好的梅贻琦,常说“吾从众”,很少有解决不了的矛盾的。在处理具体问题上,梅贻琦也很注意三校间的关系。如为解决教师的生活困难,工学院的清华教师组织了“清华服务社”,开展勘查设计和生产等业务,所获收益除清华教师外,也给北大、南开的同仁补助。使得西南联大的不少老师在回忆那段岁月时,都盛赞三校的合作精神。郑天挺先生说:“西南联大的八年,最可贵的是友爱和团结。教师之间,师生之间,三校之间均如此。”
梅贻琦没有辜负大家的信任,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还在长沙合并为一校称之为“临时大学”时,三校的校长未统一到位,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叶公超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当年他到了长沙以后,才知道蒋梦麟仍在杭州,叶公超问他南开和清华的两位校长什么时候来,蒋梦麟表示并不乐观。这时候,有人说如果张伯苓和梅贻琦不来,就拆火!后来到了西南联大的梅贻琦到底没辜负大家所有的信任。把西南联大管理得井井有条,不愧是西南联大的“船长”。
(文章来源: 星岛环球网 )
蒋梦麟,在西南联大的“无为”和退出北大

蒋梦麟(1886-1964),1919至1945年间在北大工作20余年
1938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入昆明,正式改名为西南联大,蒋梦麟以北大校长身份任西南联大常委。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闻一多之孙闻黎明说,三校合并之初在人员配置,科系设置上也有摩擦,到1941年才磨合得比较好。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里回忆到,“最初较严重的是北大和清华之间的摩擦,主要是由于北大资格最老,而在联大实力不敌清华”。
然而,凡是遇到与清华争利益时,蒋梦麟总是选择退让。钱穆在《回忆西南联大蒙自分校》中叙述了一段故事:一日,蒋梦麟从昆明去蒙自,北大师生集会欢迎。多位教授在聚会上抱怨联大的种种不公平,如文学院院长常由清华冯友兰连任而不轮及北大。钱穆发言表示,日后胜利复原,各校仍是独立的,今日危难时期不要相争。蒋梦麟听后立即说“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题上争议,当另商他事。”各教授都无言。
“蒋梦麟在西南联大时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如果争的话,就成西北联大了”,马勇这样评价蒋的“无为”。西北联大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组成,不到一年就分崩离析。
在马勇看来,蒋梦麟的不争,更多的是因为知识分子的顾全大局而不是性格所致。“蒋梦麟是一个很固执的人,绝不人云亦云。”
蒋梦麟在联大的无为,最终招致很多北大教授的不满,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他最后被排挤出北大。1944年,即将复员北平的北大,开始了一场“倒蒋举胡”的风潮,蒋的老友傅斯年、周炳琳也是“倒蒋”的一分子,他们希望请尚在美国的胡适回来当校长。最现成的理由是,蒋梦麟随着宋子文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而担任了行政院秘书长,而1929年,时任教育部长的蒋梦麟亲自制定的《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校长不得兼任政府官员。
1945年8月,蒋梦麟正式辞去北京大学校长,同时退出西南联大。胡适继任北大校长,他尚未归国时由傅斯年代理。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言咏)
张伯苓,“予有才能的人以适宜的学术环境”

张伯苓(1876-1951),中国著名教育家、中国奥运先驱
张伯苓说过,大学校长,第一条找钱,第二条找人。找钱,他找出了艺术;用人,他也找到最合适的人,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大学最要者,即良教师。”南开虽小,却聚集一批大教授,包括后来任职西南联大的化学系系主任杨石先、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商学系系主任丁佶、化工系系主任陈克忠、中国近代数学的开创者姜立夫等等。耶鲁大学博士、南开商学院教授何廉曾多次面对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高薪聘请,且工作和职责都更自由自在。他在《何廉回忆录》中写道:“张校长站起身来,极其热情而真诚地说,我应当留在南开,因为南开比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更需要我。他答应对陶教授说明我的情况,并且提出从大学预算中拨一部分款项供我下一学年研究之用。他还建议减少我的授课时间。我深受感动,当即决定留在南开。我向他建议在南开成立一个研究机构,他同意了。”——这就是后来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先河的南开经济研究所。吴大猷是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毕业于南开大学,曾留校任教。他的一番话或许最能说明教师之所以选择南开的原因:“我以为一个优良的大学,其必需的条件之一,自然是优良的学者教师,但更高一层的理想,是能予有才能的人以适宜的学术环境,使其发展他的才能。”南开经常处于亏空状态,但张伯苓有这样的信念:教育机构的账上应该是赤字。任何学校当局若在年终银行账上有结余,证明他是一个守财奴,没有充分利用这些钱办件好事。张伯苓总是尽可能将每一分钱用在学生和教学上面。教师们更为满意的,还有南开机构精简,办事效率高。曾任南开大学英文系主任的柳无忌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这位天才的领导者,他以身作则,引导人们如他一样地为"公能"的理想服务……”需要指出的是,南开的教师和行政人员往往是交叉任职的。秘书长黄钰生曾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教育心理学硕士,注册课主任伉乃如是深受学生喜爱的化学教师,华午晴是建筑能手,喻传鉴则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 (来源:津报网-天津日报)
闻一多:允许学生上课抽烟
闻一多是战火中的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之一。朱自清在《闻一多全集序》中说:“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和学者的时期,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在西南联大期间,他把诗人、学者和斗士这三个角色都诠释得淋漓尽致。

闻一多(1899-1946)新月派代表诗人,散文家和学,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上课很“叫座” 允许学生上课抽烟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时先后开过三门课:楚辞、唐诗、古代神话。讲古代神话时图文并茂,把相当枯燥的课题,也讲得引人入胜,很是“叫座”。因此不仅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讲,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同学也来听。而西南联大的工学院在拓东路,文学院在大西门,听一堂课得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汪曾祺在《人间草木》一书中写道:“闻一多是一个好演员。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但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在楚辞班里,虽人不多,但气氛也甚是活跃。在闻一多的课堂上,学生是可以抽烟的。“闻先生点燃烟斗,我们能抽烟的也点着了烟”。闻一多写字爱用秃笔,所以别人用过的废笔,他都收集起来。汪曾祺说“能够像闻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后来他的学生郑临川把闻一多的对唐诗的妙悟一一记录下来,整理成一本《闻一多论唐诗》并出版了。

闻一多演讲西南联大在云南时的文学院曾在南岳衡山山腰圣经书院旧址上课,宿舍很紧张,闻一多与钱穆、吴宓、沈有鼎四人合居一室,条件再艰苦,他也能一丝不苟地潜心研究学术,认真读书备课。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回忆说:“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在西南联大时,闻先生常常关在图书馆里专心治学,一关就是一整天,教授爱起斋名。如朱自清先生的斋名叫“贤于博弈斋”,魏建功先生的书斋叫“学无不暇”,有一位教授戏赠闻先生一个斋主的名称:“何妨一下楼主人”。说的是闻先生总不下楼。正是因为他如此的认真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以致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闻一多1944年还完成了学术专著《楚辞校补》,出版后被学术界公认为文献研究中的力作,其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治印名噪一时要做个旧世界的叛徒

闻一多治印
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授和家属的生活都很艰苦,教授夫人们甚至合制糕点,拿到商店去寄售,连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夫人也在内。在那物价飞涨的年月,著名教授也不得不卖衣服、卖字、卖书、治印维持生计。闻一多治印,主要是在西南联大时期,且声名很响。(文章来源:网上)
沈从文:小学没毕业的大教授
1938年11月,西南联大做出了一个引起震动的决定:聘请36岁的作家沈从文为教授。
西南联大的教员集中了当时全国学界精英,留学欧美名校、获得博士、硕士学位归来的教师数不胜数。没有高层次学位者大多也是北大、清华等国内顶级学府毕业,并且已经在学术界取得显赫成就的人。而这位沈从文,论学历,小学没毕业;论学术研究成绩,他是作家,不是学者,没有任何学术著作。

沈从文在学术界毫无过人之处的沈从文到联大任教授,这种不拘一格的做法激起一些教授的抵触乃至愤怒,态度最激烈的是今天有“国学大师”之誉的著名学者刘文典。
刘文典精研传统文化,尤其是《庄子》,他说自古以来只有两个半人懂庄子,一个是庄子自己,另一个他没说,半个则是他刘大教授。
刘文典看不起新文学。在他眼里,现代白话文学浅薄粗糙不堪,有何研究价值?而这个沈从文连对白话文学的研究都没有,只是个写小说的作家。与被他瞧不起的沈从文同为教授,他十分不平,觉得跌了身价。
刘文典公开质问:“他沈从文有什么资格当教授?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
昆明空袭警报频繁拉响之时,刘文典和学生一起护卫着大学者陈寅恪离开教室,看到沈从文也匆匆跑出,他当众大骂:“我被炸死了,就没人给学生讲庄子了,你沈从文跑什么跑?”一贯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心灵敏感,面对前辈刘文典的屡屡粗暴伤害,他一言不发,只是认真讲授他的写作课,可他的湖南方言又时常让学生不知其所云,但他还是培养出了和他的风格一脉相承、后来被称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的著名小说家汪曾祺。
沈从文今天在文学圈的最大传奇也是最大遗憾是:1988年,瑞典皇家文学院已议定,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沈从文。可是在这一年5月,86岁高龄的沈从文辞世了,而诺贝尔文学奖只颁给活着的作家。

沈从文(1902-1988) 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
“要是沈从文那个时候还活着,活到10月份就肯定会得奖。沈从文的去世对我来说是最遗憾的事情。”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皇家文学院院士马悦然2005年在北京伤感地说。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由埃及的马哈富兹顶了沈从文的缺。
联大校方不拘一格,顶住压力,坚持给了沈从文教授职位,让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在年轻时候就获得了应有的地位,让人感佩。
刘文典:张狂不羁引风波
张狂不羁的刘文典在联大也引起过风波:1943年,联大中文系代主任闻一多拒不发放他的教授聘书,将他解聘。
事情的起因主要是刘文典擅自离校,到云南南部普洱县的磨黑呆了半年。他到磨黑,是因为他嗜食鸦片,而磨黑产上好鸦片,在当地学校和乡绅的邀请下,他跟联大常委蒋梦麟等少数人打了个口头招呼,就丢下联大课程一去半年。
刘文典平时上课,都是边吸鸦片边讲,旁边校方还安排一个杂役提着茶壶随时为他加水。这种做派本已令师生议论纷纷,这次又为了鸦片而旷教半年之久,影响更坏。

刘文典(1889~1958),安徽合肥人。祖籍怀宁县。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1938年到昆明,先后在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任教。
时任中文系代主任的闻一多坚决主张不再聘用,著名语言学家王力为他讲情,说老先生从北平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一多发怒道:“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
连蒋介石都不放在眼里的刘文典哪肯咽下这口气,他一回昆明就赶到北郊司家营找到闻一多论理,两人情绪冲动,争吵汹汹,在场的朱自清极力劝解。
因为闻一多寸步不让,加上刘文典平时经常公开嘲笑同事学问差,得罪了很多人,舆论形势对他很不利。最后,刘文典恨恨去了同在昆明的由著名数学家、教育家熊庆来执掌的云南大学,任云大中文系教授,直到1958年去世。
那时代教授可以自由流动,只要你真有学问才华,自有学府礼聘,而没有编制、档案、组织关系之类的羁绊约束。这也是知识分子能张扬个性的条件。
钱锺书:年轻辈里“人之龙”
刘文典是资深教授,而在后起之秀里,同样有一位狂人,也是在不愉快中离开了西南联大。他就是今天人称“文化昆仑”的钱锺书。
钱锺书任西南联大外文系副教授时只有28岁,却已经名满学界。他的老师吴宓说,在老一辈学者里最强的是陈寅恪,年轻一辈里的“人之龙”就是钱锺书。钱锺书讲课常穿一套淡咖啡色西装,或者藏青色礼服,风度潇洒。他讲课只用英语,不用汉语,也从不提问,让学生既倾倒又轻松。

钱钟书(1910―1998) 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
但到1939年夏,钱锺书就离开了联大,改任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他离开的原因,学界一般认为是他心高气傲,口无遮拦,时常伤人,人际关系恶化。比如他曾这样批评联大外文系:“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这三人中,陈福田当时是系主任,叶公超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而吴宓则是他的恩师,都是名重一时的著名学问家。
这段刻薄的评论流传甚广,但到20世纪90年代,钱锺书夫人杨绛专文辟谣,声称绝无此事。
另外的原因是,联大原拟聘其为教授,最后只聘了个副教授,钱锺书心里不快,不愿久留;再加上当时他父亲钱基博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希望儿子来照顾自己。
杨振宁:联大学生多“狂生”

杨振宁 物理学家 华人诺贝尔奖得主之一
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极强,因此容易文人相轻。被西方人称为“中国20世纪上半叶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联大文学院长冯友兰,同样在课堂上臧否人物。他“攻击”的对象是胡适,说:“胡适到1927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
胡适本被定为西南联大文学院长,只是旋即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因此没有在西南联大留下足迹。
这些大师间的纠葛,也许是当事人的烦心事,但流传至今,已成可以津津乐道的趣闻。
联大学生里同样“狂徒”多多,比如今天已看不出丝毫狂傲、对人谦恭有礼的前辈泰斗杨振宁,在当时也不是一般的狂。

西南联大物理系学生里有两大才子:杨振宁和黄昆,两人常在茶馆高谈阔论。当时同学听到,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问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很不屑地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摘自《民国多少事》谢轶群 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出版 南开创始人曾首倡奥运

奥运风云系列之四：张伯苓
http://pick.cctv.com/20080724/103720.shtml

——近代中国申奥第一人
CCTV.com 2008年07月24日 13:42 进入复兴论坛 来源：新华网 [内容速览] 张伯苓先生为中国走向奥运会竭尽辛劳，不愧为中国早期奥林匹克运动的先驱。
当北京成为第二十九届奥运会的举办城市时，中国人在回首申奥历程时，都不会忘记一个人，他就是南开学校的校长、近代中国申奥第一人张伯苓先生 。而他发表那篇可以载入史册的演说，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了什么是奥林匹克。

20世纪初叶的中国，被西方人称为 “东亚病夫”。当时的中国不仅政治、经济病入膏肓，民族心理、国民体魄都存在问题。救亡图存、民族复兴是有识之士的共同奋斗目标。致力于教育救国的张伯苓一直关注增强国民素质问题。西方国家举办的体育盛会信息早就在他的视野和思考之中。

1896年，首届奥运会举办不久，张伯苓通过美国朋友了解到了这一世界顶级体育盛会的情况。1904年第三届奥运会在美国举办后，张伯苓更加关注奥运会。让国人了解奥运会、了解奥林匹克精神、参与奥林匹克运动成为他的心愿。

1907年10月19日，作为南开学校校长的张伯苓，为参加天津第五届校际运动会取得优胜成绩的队员颁奖。在颁奖仪式上，张伯苓发表了演说，从天津青少年学生的体育比赛联想到中国将来的体育运动发展，他随即提出了要组队参加世界奥运会的想法。那是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此次运动会的成功，使我对吾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运会充满了希望。去年雅典奥运会期间，虽然许多欧洲国家奥运选手技术水准很差，得奖希望渺茫，但他们仍然派许多选手参加。照此看来，我国应立即成立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队。”

这是张伯苓第一次在公开演说中建议中国组建奥林匹克代表队，而争取早日参加奥运会；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回应奥林匹克运动。尽管目前还没有发现这次演讲的全部文字记载，但是，1907年10月19日的英文版《京津泰晤士报》，确切记录了这样一条信息：在天津城市运动会闭幕式上，张伯苓先生发表演讲。

1924年8月，作为正式的全国性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张伯苓被选为名誉会长。在体育协进会的领导下，中国进一步密切了与国际奥委会的联系，积极参加国际体育组织，先后加入了国际足球联合会、国际游泳联合会、国际草地网球联合会、国际技巧联合会等，并选派观察员出席1928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九届奥运会。1931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被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为团体会员，联系更加密切。1932年，日本积极策划所谓“满洲国”参加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十届奥运会，引起张伯苓及体育协进会同仁的极大愤慨。张学良作为东北大学校长在该校体育系毕业典礼上，宣布派刘长春、于希渭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同时他还致函国民政府外交部和体育协进会张伯苓等，申明此举的重要意义，经张伯苓、王正廷、郝更生磋商和多方努力，组成了参加奥运会的中国代表队，并由张伯苓急电国际奥委会为刘长春等报名，挫败了日本和伪满的阴谋，使中国代表第一次与其他参赛国代表一起登上了观礼台的荣誉席，写下了中国参加奥运会的重要一页。

为了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体育协进会于1935年7月在青岛开办“暑期训练会”，培训准备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张伯苓亲往训练营看望运动员和工作人员，并在体育讨论会上作关于中国体育的报告。1936年6月，终于组成了中国参加奥运会代表团，同时还组织了中华赴欧体育考察团，除观摩在德国柏林举行的奥运比赛外，还参加了国际运动员营活动，增进了中国体育工作者与国际的友好往来。

抗日战争时期，张伯苓仍担任全国体育协进会领导工作。1945年抗日胜利不久，张伯苓在重庆主持召开体育协进会常务理事会会议，决议中国申办1952年第十五届奥运会，并由张伯苓、王正廷向政府提出商洽。1947年11月，体育协进会正式决定组织第十四届奥运会代表团，后经张伯苓等人多次向南京政府交涉催促，才为代表团争取到部分经费。

---

安多县17733838154： 100年前,什么报纸提出了“我们什么时候能举办奥运会”的梦想?？
登疯锋克： “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出席一次奥运会?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在奥运会上可以拿到一枚金牌?中国人什么时候能举办一届奥运会?”这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讲过的三句话,实际上代表了几代中国人的梦想

安多县17733838154： 南开大学校长谁在镜子上写了一句箴言:“面必争,发必理, - ？
登疯锋克：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镜子上写了一句箴言:“面必争,发必理.”这句话的原文为: “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 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说的意思就是每一个人...

安多县17733838154： 我为超市喝彩作文450子 - ？
登疯锋克： 我为奥运喝彩 从一百年前,“中国近代体育之父”张伯苓先生喊出“强我种族,体育为先”的口号,并首次提出中国要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到如今奥运会第一次在中国、在北京举办——关于奥...

安多县17733838154： 大学摄影社团经费 - ？
登疯锋克： 经费问题是百分之九十的大学社团面临的问题.我也管着两个社团,我多少理解你为啥不想通过赞助.不过张伯苓说过一句话,最美丽的花不妨是由粪水浇灌出来的.还有,如果实在是不想的话,可以发动成员去做兼职,一部分纳入会费.如果说你们的成员有很强的凝聚力和集体荣誉感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的社团就有一个部自己的活动没有经费,是通过这种方式做的.还有,摄影协会可不可以卖出你们的优秀的作品?这个我不是很了解,只是提供一个思路吧.祝君好运

安多县17733838154： 为什么叫百年奥运? - ？
登疯锋克： 上个世纪初,一些中国学生投书《天津青年》杂志,发出了“奥运三问”: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派运动员去参加奥运会?我们的运动员什么时候能够得到一块奥运金牌?我们的国家什么时候能够举办奥运会?...

安多县17733838154： 汶上疯狂英语舞蹈培训 ？
登疯锋克： 自信——成功的基石 苏格拉底曾说过:“一个人能否有成就,只看他是否具有自尊心和自信心这两个条件.” 千百年来,在人们眼里,命运是神秘莫测,不可把握,无法...

安多县17733838154： 被称为“近代中国申奥第一人”的是谁? - ？
登疯锋克： 张伯苓 当北京成为第二十九届奥运会的举办城市时,中国人在回首申奥历程时,都不会忘记一个人,他就是南开学校的校长、近代中国申奥第一人张伯苓先生.

安多县17733838154： 为什么说08奥运是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 ？
登疯锋克： 因为 1908年张伯苓宣传奥运.

安多县17733838154： 一篇日记300字 - ？
登疯锋克： 1:一天,爸爸妈妈不在家,我闲着没有事干,很无聊,便到处找事做,可找了半天也没找着.正在我无奈的时候,顺势一下子坐向身后的沙发上,便感觉到有一些东西.我起身一看,原来是一堆脏衣服.我眼睛一亮,既然没事做,何不帮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