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战万里红旗飘-开国少将刘华香回忆在红九军团的经历
作者&投稿：岑逸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创建，到一九三五年八月间在长征途中改编为红三十二军止，历时三年多时间，转战大半个中国，为保卫中央苏区，掩护红军主力部队长征，左冲右杀、前突后挡、战果辉煌。
我在这个军团先后担任过团长、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师参谋长，在反击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和转战乌江北岸的多次战斗中曾三次负伤，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
一九三三年冬天，红九军团成立不久，我们七团奉命从瑞金开到广昌——福建建宁之间的千善村一带，依托武夷山脉，修筑防御工事，准备堵击来自南昌方向的敌人。
我团全员一千余人，要在短时期内和另两个团共同修好五公里宽的三道防御工事，任务是很艰巨的，加之当地山高坡陡、森林屏蔽，又是雨季，给施工带来很多不便。
可是，为了保卫红色革命根据地，大家不怕劳累，夜以继日地挖山修壕，砍树筑堡，三道防线按期完工。至今还记得，完工以后，朱总司令派来工兵团团长王耀南同志前来检查验收时，对我团的工程质量表示满意。
这年九月间，蒋介石在德、意、美等国的军事顾问出谋划策下，调动了五十万兵力，向我中央苏区“围剿”。
红军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实行所谓“短促突击”、“全线抵御”，这样一来，我红九军团的全部兵力都进入了阵地，与来敌展开了正面交锋。
敌人每天有十多架飞机在我们的工事上空轮番投弹轰炸，地上又有几十门山炮、野炮不停地向我阵地倾泻炮弹。我们的工事既不是钢筋水泥做就，也不是铁丝电网连成，怎能经得起敌人的狂轰滥炸?
不少工事被炸垮，有的被炸弹掀起的泥土和碎石所掩埋，我军只能是在无工事情况下战斗。
敌人的炮火一停，其执法队就催逼着怕死的士兵，像羊群一般漫出阵地，向我扑来。我在电话上再次向三位营长下达命令：敌人不到我手榴弹杀伤距离，任何人不得开枪。
敌人距我阵地越来越近，当离我们只有几十米远的时候，各营先后发起火力攻击，死伤的敌人纷纷倒下。
一次，我三营营长刘昂同志，亲自率领一连人冲出战壕，与敌人展开白刃战，杀伤敌人数十人。
敌人的冲锋和我们的反冲锋，每天约反复六七次到十一二次，每次冲杀之后，总有三四十或五六十不等的敌人尸体躺在我阵地前沿。
天黑之后，敌人不敢出动，我们就修复工事，走出掩体，把敌人丢下的枪支、弹药收集回来，及时补充自己的急需。这样坚持了七天七夜之后，我在指挥所接到了军团长罗炳辉同志的电话，他命令我团于夜幕降临之后，悄悄撤出阵地，迅速回到根据地重镇建宁待命。
我团的钢铁阵地，由彭德怀同志率领的三军团某团接防。这是九军团创建以后所打的第一个硬仗。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等人在我党我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策感召下，与我中央苏区红军签署了停战协定后，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与蒋介石公开决裂。
但是，这个政府很快被蒋介石扼杀于摇篮之中。之后，蒋介石对我中央苏区采取了步步为营的碉堡战术进行蚕食。
党中央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扭转红军被长期围困在武夷山麓狭小天地的被动局面，七月间作出决定：由寻淮洲、乐少华等同志领导的红七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并命令红九军团护送七军团越过武夷山脉，穿过福建中部的沙溪、尤溪河流域，到达了闽江东岸。此一举，被称之为“东线活动”。
为了护送七军团顺利渡过闽江，军团向排以上干部作了动员。在军团下达的作战命令中，指定我红七团担任前卫。我与团政委张振凤同志交换意见之后，立即向全团官兵传达了军团部的命令。
我们针对即将进入白区的敌情，做了相应的准备。如考虑到：在我们前进的路上，与大量集结之敌相遇的可能性较小，但地主武装民团分子几乎到处可以碰到。
为了对付这些“绊脚石”，我们把侦察排从头到脚化了装，穿戴完全是中央军模样，我们把这个排部署在部队的最前头，既能为后续部队摸清各种情况，又能相机行动，不放一枪就能把小股敌人一口口吞掉。
七月中旬，当我团离开根据地，进入蒿口以东的第一个较大的集镇沙芜塘时，我侦察排就与一个民团的小头目相遇，排长陈生宝同志对他说:“中央军大队在后，你赶快把你的队伍集合起来，我们的长官要给你训话，集合时要全副武装，但为了长官的安全，任何人不准在枪里上子弹。”
那个小头目立即执行，很快把八十多个民团分子集合起来。
此时，陈排长当机立断，指挥全排战士迅速把敌人的枪支缴了，并向他们宣布：“我们是红军，通过这里是为了北上抗日，谁与红军为敌，谁就是汉奸，一律以汉奸论处。”
这些民团分子，听了陈排长的话，吓得目瞪口呆，一致表示：绝对不与红军为敌。
我团从宁化出发，过清流，经蒿？、沙芜塘、大湖、益口、新桥、尤溪，到闽江边上的樟湖坂，在长达六百余里的行程中，除佯攻永安城时敌人向我开枪放炮外，大都是采用陈生宝同志的战术，灵活多变地把前进路上的“绊脚石”一扫而光的。
在七军团顺利渡过闽江后，九军团即从原路返回。在我军调头回师之时，缴获了闽西军阀头子卢兴邦的火药四百余箱，同时缴获食盐六七万斤，这两项物资都是中央苏区的奇缺之物。
当时我们的兵工厂，因为没有这种火药，所造的子弹射程短，穿透力弱，而由于敌人对我实行经济封锁，买一两食盐，得花一块银洋，因此军委电令我军团，务必把这批战利品运回中央苏区。
由于敌情严峻，我军回师不能走大路，各种车辆无法利用，只好由全体指战员来肩挑背扛，上至军团首长，下至班长战士，平均每人身上负荷不下五六十斤。
道路漫长，烈日酷暑，苦不堪言。但是在六七百里的背运途中，无人掉队，更无人叫苦，一直把十余万斤火药、食盐全部运回中央苏区，为红九军团赢得了能吃大苦、耐大劳的美名。
一九三四年九月初，在完成护送七军团渡过闽江、为中央苏区运回火药、食盐十余万斤的任务以后，我军团驻扎在长汀以东的连城温坊一带休整。
大约十天之后，就开始修筑防御工事，防止东线之敌进犯我长汀、瑞金，所修交通壕、掩体长达三十华里。
不久，敌人也在我正前方的对面山上开始修筑工事，建立碉堡，双方都能看到对方的活动，但不在步枪的有效射程之内，谁也不盲目放枪。
一天，军团长罗炳辉把电话打到我的团指挥所，他说：“在你七团的右前方，敌人有个突出部，约有一连人在那里担任警戒。他们刚刚搭起帐篷，准备在那里筑碉堡，趁敌人还没有站住脚的时候突袭他一下，怎么样?”
我对军团长说：“很好!我团愿意担任突袭任务。”
罗炳辉军团长接着以命令的口气说：“命令你团今晚派一个营去，把敌人那个突出部干掉!”
我放下电话机，就把二营营长李松叫到我的指挥所来，当面向他交代了夜袭敌人的任务，并和李松同志共同研究了作战方法。按照我们的计划，全营指战员轻装出发，每人增带五个手榴弹。
在夜深人静以后，我二营指战员悄悄出发，慢慢下山，迂回到敌人的左后侧，逐渐完成三面包围。
凌晨一时整，只听“啪”的一声枪响，我三百多个钢铁健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冲到敌人帐篷附近，几百颗手榴弹同时爆炸，有的敌人来不及穿衣，裸体跑出帐篷，一百二十多个敌人，除十五人被俘，另十几人逃跑外，其余全被击毙。
这次战斗只打了十几分钟，我无一伤亡，迅速回到自己的阵地，受到军团首长的表扬。不久，李松被提拔为我七团副团长。
但在这之后，战场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我团与敌人相持战斗了几天以后，发现敌人投入的进攻兵力越来越多，冲锋的次数也与日俱增，我团的伤亡也在逐日增加。
一天上午十一时许，敌人在我正前方投出约一个团的兵力，向我阵地发起冲锋，有一部分敌人已经冲到离我阵地三百米远的地方，情况比较危急。
此时，军团长打来电话，命令我亲自带一个营进行反冲锋。我当即率领二营全体指战员，上了刺刀，跳出战壕，在我一、三营火力掩护下，从敌人的左侧冲杀过去。
敌人顿时乱作一团，敌我双方的枪声一齐停息，只听见刺刀相撞之声和喊声响成一片，交战没几分钟，敌人丢下一百多具尸体，连滚带爬向他们的阵地逃去。顿时敌我双方阵地上又响起枪声、炮声。敌人的一发炮弹在我的附近爆炸，一块两厘米大的弹片袭来，打在我的腰部，我倒在地上，被同志们背回阵地。
由于弹片打在腰部很深的地方，卫生员无法处置，我只好暂时离开战场。我走后，我们九军团和一军团与敌人继续战斗了约十几天，共歼敌一个多旅两千余人，为中革军委、中央红军主力撤离瑞金开始长征，争取了时间，打了掩护。
温坊战斗我负重伤后，在九军团卫生部的医生张汝光同志给我动了手术，把敌人的炮弹片从腰部取了出来，那几天，正是中央机关和红一军团、三军团撤离苏区，开始长征的非常时刻。
虽然当时并未料到要进行一次旷日持久的长征，但由于黎川、广昌等一系列战役战斗的失利，大家都已预感到总有一天会发生“大搬家”的事情。
从温坊到瑞金的路上，我看到九军团卫生部的伤号约有一百多人，像我一样坐担架的重伤员就有七八十人。天上有敌机巡逻，远处不断传来炮声，形势的严峻是大家都感觉得到的，好像有什么不测事件随时会发生，每一个伤病员的心情都十分沉重。
到瑞金以后，我们卫生部住在距瑞金十几里远的一个大村庄。两天后，军团首长罗炳辉、蔡树藩、郭天民、黄火青等同志前来慰问我们。
罗炳辉军团长在一个很大的房子里和伤员告别，我躺在隔壁一个小房里，听他对伤员们讲话说：“你们为人民流血牺牲，立下了汗马功劳，本来应当让同志们吃好睡好，安静养伤，但是蒋介石这个狗杂种不让我们好好养伤。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我们军团就要离开这里去作战。伤员同志们无法随部队行动，暂时留下来，由苏维埃政府照顾你们，待伤好以后可以回到原部队，也可以参加地方红军。希望同志们安心休养，等待我们胜利的消息。同志们再见!”
尽管我是独自一个人躺在隔壁的另一间小屋，却对隔壁大屋里发生的一切，听得一清二楚。
听罢军团长的讲话，没有人鼓掌，也没有人向军团长提问。我看不到是否有人掉眼泪，但完全能想象出伤员们沉痛的心情。
我心想：自一九二九年六月到现在，已经打了五年的恶仗，牺牲了多少亲密的战友，好不容易才打出中央苏区这片江山，可今天，连这片江山也保不住了，而且由于自己身负重伤，不得不留下来，留下来的命运，可想而知，一旦被敌人抓住，也就只好听天由命了。
想到这里，心里痛如刀绞。但是为了不让军团首长难过，也为了不给别的伤员加重思想负担，我把满腹的悲哀压到心底，期待着能和军团首长见上最后一面。
果然，罗、蔡、郭、黄四位首长离开那个大屋子，就来到我这个小屋，他们给我带来四筒罐头，然后压低声音对我说：“我们准备把你抬走，希望你尽快康复，回到工作岗位上去。”
天哪！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顿时使我心花怒放，可是，再一想到有那么多伤员、战友留下不能走，而且自己不能打仗不说，还得由几个同志抬着我行军，这种内疚的痛苦，一直折磨了我一个多月，直到我后卫部队通过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我才从担架上下来，可这时我的 健康 状况仍不能回到作战部队工作，只好暂时留在司令部担任了作战科长。
九军团和五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主力的侧卫和后卫，主要任务是对付一直尾追我军的国民党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约六七万人。
这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编制满员，装备精良，从我军撤离瑞金以来，一直像两条恶狼一样跟在我军后面，对我威胁很大。
我们和五军团对付这两条恶狼的主要方法是：以破坏桥梁、公路、砍断电线的手段，使敌人的行军速度减慢；遇到有利地形，就停下来给他迎头一击，采用运动防御的战术，牵制敌人，使敌人在我军穿过一、二、三道封锁线的约二百公里的行程中，始终落在我后卫部队的后面，直到我军到达湘江东岸、广西全县一带。
蒋介石四十万大军前堵后追，周、吴纵队终于追到我五、九军团的身边。
为了掩护中革军委和红军主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九军团和五军团与敌人展开了生死决战，在湘江东岸血战了六七天，尽管牺牲惨重，但终于完成掩护军委和兄弟部队渡过湘江的任务。
中央机关进入遵义城后，我九军团奉命驻进遵义东北方向的湄潭、绥阳一带休整。这时我的伤口已全部养好，我向军团首长提出了回到七团工作的要求。
罗军团长对我说：“七团已由冯玉良同志接替你担任了团长，你就别回七团了，到九团当团长吧!”这样我就到九团和团政委姜启化同志搭档了。
遵义会议后，我们对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一时还不了解，只听说我们要渡过长江，去和川北、陕南的四方面军会合，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十分高兴，希望能尽快到达富裕的“天府之国”，每人能换上一套像样的棉衣。这之后，是接连的跑路、打仗，一渡二渡再渡赤水河。
红军第二次来到川南，是一九三五年三月中旬。趁蒋介石重新“摆棋子”的时候，我们军团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总结战斗经验教训。
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同志这才给我们正式传达了遵义会议的内容和我军的前进方向，当时还是提出“争取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师”。可是，川军对长江的封锁越来越严，云、贵两军东西夹攻，北渡长江已不可能。
三月二十日，我红军主力在我九军团掩护之下，突然又从太平渡架桥渡过赤水河，并取直路到达沙土一带，连夜渡过乌江。
红九军团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在军委计划的时间赶到乌江边，而守卫桥梁的部队，为了断追敌之路，按军委的原定计划已经将江上的浮桥拆掉。
这样，九军团就被阻隔于乌江北岸，成为一支独立于黔西一带的“别动支队”了。
我们像一个失去了娘的孩子，架起电台，整夜整夜地呼叫着：“红星!”“红星!(中革军委代号)”希望和军委取得联系。
我们一边寻找中央红军主力，一边投入机动战斗，很快，就像猛虎扑羊那样，在金沙县境内的老木孔吃掉了贵州军阀犹国才七个团的三分之一，歼其两千余人，生俘敌人一千八百余人，缴枪一千余支，还捉了他们两个团长，并先后把长岩、瓢儿井的反动地方武装一网打尽。
这只掉队猛虎的突然出现，使敌人恐慌万状，打乱了蒋介石集中全部兵力追赶红军主力的计划，不得不分散出很大一部分兵力，来对付我们这支留在乌江北岸的红九军团。
关于这一段战斗史实，原红九军团参谋长郭天民同志曾这样回忆道：“红九军团离开主力，单独活动两个多月，转战数千里。在这长途转战中，由于军团党委的正确领导，全体指战员的英勇顽强和群众的热情支持，我军团胜利地完成了掩护军委和主力的光荣任务。”
直到一九三五年五月，红九军团终于从云南会泽以西渡过金沙江，与中央红军主力胜利会师，并同主力一起，于六月中旬到达懋功。
刘华香（1913年—2007年），江西吉安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学员，宣传队队员、队长，连指导员，红1军团3军8师24团政委，红9军9师26团政委，红9军团3师7团团长、9团团长、军团作战科科长，红二方面军32军96师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3次身负重伤。
抗日战争爆发后，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奔赴山西抗日前线，在雁北与绥远边境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组建八路军120师雁北独立第6支队，任支队长，率部在长城内外、同蒲与平绥铁路沿线作战，参与创建和保卫以洪涛山为中心的晋绥边抗日根据地。1939年3月，在山阴县与敌遭遇战中右臂负重伤。1941后任晋西北军区第五军分区参谋长，塞北军分区雁北支队支队长。参加了反“围攻”、反“扫荡”和大反攻作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五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绥蒙军区参谋长，绥远军区参谋长。参加了自卫作战和绥包、大同等战役，参与领导了对绥远10万和平起义部队的整编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任绥远军区沙县军分区司令员，蒙绥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届政协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他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2007年11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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