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的历史争议

九一八事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1931年9月18日，日本炸毁了奉天柳条湖一段铁路，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悍然发动了9.18事变，9·18事变展开了日本侵华的序幕。回顾一下9·18事变的历史背景，它为什么会发生，可以使我们以历史为鉴，思考一下中日关系的前景和未来。
作为侵略方的日本，国际情势上，一战后在华扩张受到了英美列强的遏制，发展势头受挫。同期中国的北伐战争更使得日本在华利益受到削弱，使得早先平稳的两国关系也已不服存在，促使日本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加快吞并中国东北地区的步伐。
而日本国内情势也不容乐观，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发生，日本经济遭受沉重打击，陷入极端困境，出现经济危机，并导致政治危机，法西斯主义抬头。同时早先受到英美列强的制裁不得已的裁军，更加剧了崇尚军国主义人士的社会矛盾，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将矛头指向中国，转嫁矛盾就成了必然。
作为被侵略方的中国，当时正在处于内战，早先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蒋介石围剿红军，都加剧了国内的动荡。同时国民党蒋介石内部也不断发生斗争，宁粤冲突，北方的军阀阎锡山、冯玉祥、韩复渠、邹鲁等人刚刚在1931年9月1日成立了反蒋武装，也就是“北方军事政务委员会”。
政治危机不断加深的同时，社会危机也出现了，江淮地区还发生了水灾，大水造成的灾民占全国四分之一人口，损失达20多亿元。国民政府紧急组织“救济水灾委员会”，作为代表政府的最高赈济机构，制定各种应急救灾对策。

扩展资料
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及时向全国人民敲起警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越来越成为华夏儿女的共识。在民族危机感逐步加深的过程中，民族责任感也迅速提高，并付诸实践；许多爱国知识分子积极发表政见和主张，呼吁全国人民“彻底明了国难的真相！”
国共两党是当时中国的两大政党，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民族团结也日益增强，两党的民族使命感迅速增强，有力的促进了两党的再次合作，从东北地区到西北地区，最后发展到全中国，终于开创了团结御侮，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新局面，实现了民族大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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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夜，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使东北3000多万同胞饱受亡国奴的痛苦滋味。
九·一八事变是由日本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九·一八事变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九·一八事变

过去长期以来都说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之所以不抵抗，是因为蒋介石给张学良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以张学良部下为主的一些人在回忆录中也多次提到这点。但是随着海峡两岸各种史料的披露，尤其是当事人张学良晚年自由时开口说话，可以发现，这些所谓蒋介石给张学良下达不抵抗命令的说法多是空口无凭且经不起史料验证的。1991年其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不抵抗”决策完全是自己和东北地方高层的行为，与蒋介石无关。 关于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抵抗的说法中，最著名的是洪钫的“铣电”说。洪钫是张学良部下，九一八时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据他多年后回忆，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曾经给张学良发了一封电文，命令其对日不抵抗，并且回忆电文内容为：“北平。张副司令钧鉴。绝密。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中正。”这就是所谓的“铣电”。
张学良另一部下赵镇藩（时任东北军第七旅参谋长、北大营的守卫者）也回忆称，他曾接过张学良转来的蒋介石“铣电”，“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 。
而且洪钫还回忆说，张学良曾将“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一体遵行。长期以来大陆很多历史学者都根据洪钫这一回忆和赵镇藩的应和，作为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曾命令张学良不抵抗的证据。但是查九一八事变前后，张学良与东北高层其他官长之间、以张学良为代表的东北高层与蒋介石及南京政府之间往来的原始电报档案，却并无一次提到“铣电”者。如据称是受到“铣电”影响的“鱼电”，即1931年9月6日张学良致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的不抵抗电文中，张学良就只字未提起过所谓的“铣电”。
1951年7月，臧式毅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回忆材料时，也只提到张学良“鱼电”而没有提到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曾发“铣电”给张学良。这显然与洪钫回忆称张学良曾将铣电内容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的说法不符合。而事实就是，“铣电”原件在海峡两岸的所有档案馆中都查不到。台湾历史学家刘维开曾经查遍台湾保存蒋介石文档最全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俗称“大溪档案”），也未找到“铣电”的档案 。
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曾有人根据窦应泰《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一书，说“铣电”原件保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的展柜中。大陆历史学家杨天石亲自电话询问窦应泰此事，得到的回答是“此书不足为据” 。最关键的是，张学良晚年自由时，亲口多次向唐德刚等人否认铣电的存在。 东北军将领何柱国曾回忆，1931年9月12日，蒋从汉口、张从北平，两人坐火车在河北石家庄会面，蒋对张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但至今也没有证据显示蒋曾与张在石家庄会面以及说过此话。
现根据蒋介石和张学良的行程，则否定了蒋、张在河北会面之说。因为按照《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记载，1931年9月12日蒋介石全天都在南京：“上午，与夫人等至天保城浙军纪念塔野餐；下午，吴忠信执粤方汪兆铭复电”。而吴忠信的日记，也证实他当日与蒋在南京会面（见《吴忠信日记》，民国20年9月12日，台北党史馆藏影印件）。而根据蒋作宾的日记，则证实12日张学良在北平接待了新任驻日公使蒋作宾，依当时的交通情况，也不可能又到石家庄。所以何柱国的说法是不足为凭的。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中央政府。他是在获得自由的情况下谈这一问题的。
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说：“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1991年张学良赴美在纽约期间，他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学良合作，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8人访谈时，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著名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应张学良之邀，为他录载他的口述历史。唐记载了张学良回答他询问“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的一段谈话。张学良与唐德刚谈话记录中，对“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张学良说：“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他解释当时他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张学良说明：“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唐德刚教授笑着感慨道：“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唐教授探询地问张学良。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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