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禅宗主要是哪些

日本禅宗（Zen）和中国的禅宗之间有什么异同？~

大部分历史的细节李淼同学介绍的比较详细，以下主要是两点补充意见，但也涉及到很多细节，可能有些繁琐。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基本回答是，从保留禅宗的最早传统来看，日本禅宗其实总体保留的更好，当前汉传的比较崇尚禅净双修，但具体的原因就我了解可能和李淼同学介绍的一些细节有所不同（尤其是后期和近代），而且今天实际禅净之间的关系也会更复杂些，下面随手写的琐碎细节，不修佛的建议直接忽略就好。第一个是关于早期历史部分，好像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感觉有点儿从教外的角度在分析。我对于佛教相关的问题还是比较倾向于教内的角度，因为教外的方式会很大程度上失去佛教的本意，就像研究一个人，我们是研究活人还是死人？你愿意研究死人当然可以，但佛教本来像是一个活人，有它的思想和目的，而且它并不觉得自己的躯体很重要，如果你从根本上不认可它的出发点，那就当大家各说各话就好了。但如果把它当一个死人去研究它的尸体，然后得出种种结论，从佛教本身来说，实在没有什么意义。从佛教来说今天大多数汉传僧人的传承大部分都是禅宗传承，但从实修的角度，一般是禅净双修。最早（可能不严格，但一定是影响最大的）大力提倡禅净双修的是宋朝的永明延寿禅师，他既是法眼宗（禅）三祖，同时也是净土宗六祖。而晚清净土十二祖彻悟法师，是嗣法禅宗临济宗三十六世，及磬山七世的。首先是禅宗，大家都知道禅宗重传承，历代有着明确的师承关系表，达摩之前至释迦祖师的部分，由达摩大师传给中土的二祖慧可，此后每次传衣钵的同时，上一代祖师一定会把历代传承谱系同时传承下来，这一点看过《法宝坛经》的应该知道。虽然六祖慧能大师未免后世围绕衣钵问题再起风波，止衣钵不传，但历代谱系还是传给了后代子孙，因此后来禅宗各派也都会把自己的传承上溯至慧能大师，进而上溯至佛祖释迦牟尼。同样，我印象里看到过一个日本禅宗传代的一个文书样的东西，里面也是一路上溯至佛祖。因此在禅宗任何一派系中，都是有着精确的传承关系的。（历史总是更复杂，这个惯例近代被虚云老和尚打破，我稍后再简单补充介绍一些）。而净土宗虽然也说历代祖师，但这个各代祖师之间，我印象里没有任何两代之间有直接的师承关系，因为净土宗的历代祖师，都是后来者隔一定时间后追认的，根据其对于后世的影响大小，这中间也会经历一些调整，我忘了是在哪本书看到介绍其过程的，可能是大安法师的《净土宗教程》，当前佛教界基本公认的净土祖师（前十二位），是由印光大师最终排定的，而印光大师圆寂后，被佛教界公推为净土宗十三祖。印光法师曾在弘一法师多次恳请之后，将弘一法师列入门墙，而且似乎也是印光老和尚唯一承认的私淑弟子（印光老和尚不愿收个人弟子）。但弘一法师一生发愿重振佛教戒律，因此圆寂后，被尊为一位律宗祖师，但从其诚心拜印光老和尚为师可知，其个人修行解脱，也是行净土行的。（由此可见，汉传各宗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各成一系，比较复杂，需要专题讨论）因为以上原因，永明延寿大师和彻悟大师才会同时成为两派的祖师，而两位祖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先禅后净。都是禅宗开悟后（否则不会被印可为禅宗法嗣），又开始净土修行，并大力弘扬。从佛弟子的角度来看，两位祖师的身体力行，已经很有参考意义了。从理上来说，就我从另外一本书来看到的分析，认为后世禅宗祖师引入净土修行是有原因的。因为禅宗祖师早期接引弟子所开创的话头、棒喝等方式，到后世（宋、元、明），大多数沦为形式（即所谓“口头禅”，这个俗语就是这么来得），发展到棒喝真拿棒子把人打个半死，而话头不骂佛祖和祖师就显得这个和尚不够高明，崇尚互相打一些空洞的机锋（现在似乎有些真假学禅宗的也很热衷于此道）。将禅宗本来注重印心的本质完全丢开了，而发展成一套以自我卖弄为主的文字游戏。因此才有会永明延寿的《四料简》：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路。阴境若现前。瞥尔随他去。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现世为人师。来生作佛祖。无禅无净土。铁床并铜柱。万劫与千生。没个人依怙。再从禅宗来说，禅宗自己就说了，本来就不是为中下根器的人准备的，但既然知道了所谓更快捷的道路，茫茫人海又有几个肯承认自己是中下根器的？但茫茫人海，又有几个真正上等根器的？大家自己想想，想来也能想出答案，“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路”。就像现在大家很多人热衷修密一样，这个即身成佛，不用千劫万劫的苦修，不用苦苦参禅打坐，但世上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你看看真正的藏密喇嘛和历代的大成就者，一个个都是怎么修行的？难道你认为自己是未被认证的活佛？有着超越一般的功德宿慧？有人有，但绝对也是极少数，因此从概率来看，是我们自己的可能性极小。基于这些拉杂琐碎的东西，李淼同学所讲的（或者转述的），认为净土更贴近世俗，因此被禅宗接受，我认为最多只能说是部分原因，两者的结合即使从非世俗的佛教本身来看，也是有很深刻的必然性的。对于太平天国运动对于禅宗的影响，客观的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说得这么严重，因为到明清，汉传禅净双修的大势已成，清王朝笃信佛教，两宗的经典广泛流布，太平天国最大超不过几省，前后超不过十几年，说因此危及禅宗传承，这就危言耸听了（其危害远远小于某解放运动及某人民民主政权）。另外对于杨仁山居士，我也知道很久，但确实没有去看过他的传记，刚才特意查阅了一下，我看到的介绍中有两个地方主要提及从日本请回经典，第一个地方用得是“佛典”两个字，看上下文，应该是指国内难觅较好的版本，而并非国内经典本身没有了。第二地方用的是“国内久已散佚的隋唐古德著作”，应该指的是隋唐时期汉地法师的论著，而不是佛经本身。中间还特意提到了杨仁山居士坚持原则，在佛法上不苟同日本传承的意见。中国佛教历代论著汗牛充栋绝非夸张之辞，但中国周期性的战乱，对中华文明造成了很深的伤害，因此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流传不广的论著，都逐渐轶失了。因此不光限于佛教，中国古文献的目录研究本身就是一门学问。但重要的佛经，因为广泛流传，通行版本版本不够好是有的，如果说传承断了，基本不可能。民国时期，有一个从日本请回唐密传承的运动（日本真言宗，或称东密，来自唐密，早于藏密，这些概念和其间的关系，我记得以前在一个关于金刚乗的问题中简单介绍过，感兴趣的可以参考），但后来也基本无声无息了，我知道有一些勉强的继承，但似乎两代就沦为派系之争了，不是一般的可悲。再补充三个参考信息，可能对于大家立体的了解这个问题，甚至佛教有帮助：1、由于日本文明近几百年的稳定发展（很可悲，就算二战日本战败了，但日本的精神和文明基本没有被打断，只是得到了一定程度上有益的矫正，还是在向前发展！！！而反观我们呢？？？我写道这里，都觉得心酸，想来也不必再废话太多），因此近代日本对于佛教的研究（无论是教内的角度还是教外的角度）都要超过我们，因此可以看到一个现象，近现代严肃的中文佛教著作，都会大量引用日本的研究成果。而且很多日本古代禅宗大师的著作，也得到了国内佛子的认可。其实回归到修行，很多所谓派别的问题，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历代大多数大师首先会有一个宽广的心。（印光大师反对密宗，但再展开就真没完了）2、净土宗也有其深层次理论的，绝不是仅仅限于超度打忏，净土首先是一个非常容易操作的修行手段，这方面很多人的重视程度不够，因为很多人是抱着投机的心态修净土的。此外净土的历史从汉地来说，恐怕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长（早于禅宗）。最早慧远法师在庐山东林寺发起莲社的时候，还是东晋，当时参与莲社的白衣居士之中，有两个是陶渊明的朋友，还曾劝其入社（我记得前述《净土宗教程》有这段历史的简要回顾）。而达摩大师东来，是梁武帝时候的事情了。（我有个问题的答案中简要介绍过莲宗到净土宗名字的变化过程）3、历史上禅宗的很多派系的法脉随着后来衰败而失传（远早于太平天国，我记得都是在明清之前了，大部分元朝统治者信奉藏密），但近代活了将近120岁的的虚云老和尚一身兼五派，然后又将不同派别的法嗣，传给五个不同的弟子，也算从传承上重新续上了历史中的五派。而大陆的在家学佛者，之所以知道虚云老和尚的人不多，简而言之一句话，虚云老和尚活了太久（晚清、清末、民国、军阀、国民政府、抗战、解放战争、人民政府），名气太大，历史问题太复杂（老和尚能基本自然的圆寂，也算是托他海外影响的福，但解放后十几年的日子过得也很苦）。但近些年很多关于虚云老和尚的书也开始出来了，大家都可以买到，可以去看看一个真正佛子的百年修行都是怎么过来的。2、北京郊区有个红螺寺，是当年彻悟大师的驻锡及圆寂之处，本来是北京近郊重要的丛林，但现在已经完全是一个打着佛教旗号的旅游景点了。内部一个佛堂供养了少量彻悟大师的舍利，记得呈半透明乳白色晶体装，应该是当年被挖出来后幸存的，有心者可以去参拜。

中国禅宗之祖是达摩，由印度传来的。日本的就不知道了，应该是从唐代几个东渡高僧开始传入日本的。另外从隋朝开始日本一直遣使来华，到唐代来华的日本留学生更多了，这些来华的留学生回日本后直接推动了日本的政治改革。

　　日本禅宗
　　禅宗在日本成立教晚，但禅宗在日本佛教史、日本思想史、日本文化史，以及整个日本的历史上却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日本禅宗来自中国。当禅宗在它的故乡发展至顶峰，在它最丰富饱满的时候，天时、地利、人和，自然地就传到了东邻这个被称为"扶桑"的岛国。日本禅宗是随中日两国禅师的密切交往而形成并逐步发展的。日僧明庵荣西可谓是日本禅宗的创始人。在宋代，他两次来中国，受传临济心印，归国后大兴临济禅法，从而，临济宗作为日本禅宗的最早宗派诞生于日本。
　　荣西之后，其弟子们承师遗志，作了不懈的努力，其结果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行勇、荣朝以至法孙辨圆、觉心等致力于荣西开创的事业，进一步在日本弘扬、传布临济宗，使临济宗的组织、礼仪等方面不断完善，临济宗的势力因而大增，声势宏远。其二，荣西的再传弟子希玄道元随师明全入宋求法，历访名刹，遍参大德，最后得天童寺长翁如净的启发而豁然开悟，并蒙印可，传授秘蕴和衣具顶相，归国后，大力弘扬曹洞宗风，从而开创了日本禅宗的另一大派--曹洞宗。从此，临济、曹洞两宗作为日本禅宗的两大宗派，一直并行发展，源远流长，在日本禅宗史、日本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
　　中国宋末元初，为避战乱而东渡扶桑的中国禅僧陡增，使日本禅宗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一时之间，禅风大振，几乎压倒佛教的其他所有宗派。据说当时传到日本的禅宗流派就有二十四派之多。然而，这林林总总的分支派别，实际都还是在临济禅、曹洞禅两大主脉上展开。临济、曹洞两宗经过镰仓、南北朝与室町时代，名师辈出，更为发展，更为兴盛。临济宗的"梦窗国师"和"大灯国师"分别开创了"五山十刹"的官寺禅派和主要在民间传播的大德寺派、妙心寺派，形成了日本临济宗发展的两大线索。曹洞宗的莹山绍瑾则一改道元以来只重视打坐的枯淡的禅风，将流行于民间的一些祈祷、修法仪式也吸收进曹洞禅法，致力于禅的民众化，故在民间大受欢迎。绍瑾的弟子明峰索哲、峨山绍硕又开创了"明峰派"、"峨山五派"，他们分别传授佛法于西方，曹洞宗大盛。
　　日本禅宗在经历了镰仓、南北朝与室町的鼎盛后，进入江户时代，已开始出现颓势。但这时中国黄檗山住持、临济高僧隐元隆琦的到来，打破了当时禅林的沉寂的局面。隐元在宇治开创黄檗山万福寺，创立日本黄檗宗，成为日本佛教史上一大事件。黄檗宗作为日本禅宗又一独立的宗派的出现，表明日本禅宗已经完成了它最后的宗教组织建设。隐元还将中国明代盛行的"念佛禅"带到了日本。这一从中国传来的独特的禅法不仅在日本站住了脚，而且大大刺激里本已处于停滞状态的临济、曹洞两宗。两宗重振宗风，终于使日本禅宗三派鼎立，长盛不衰。
　　日本禅宗产生于镰仓时代。镰仓时代是幕府执掌政权、武士统治的开始。日本禅宗从它产生那天起，就与幕府政权发生密切的关系。幕府政治在镰仓时代结束以后，又经历了室町幕府和江户幕府两个时期。在长约七百年的幕府政治中，禅宗曾随着几代幕府政权的兴衰而消长。但总的说来，它是在以幕府为首的武士支持下，得到相当大的发展。故人们有时说，日本禅宗是武士的宗教。
　　作为"武士的宗教"的日本禅宗，在当时主要以两大派别出现，即临济宗和曹洞宗。这两派又都在幕府武士中形成了自己的阵营，即临济宗主要和幕府上层武士关系密切，而曹洞宗则注重在地方上的发展，得到各地领主地头等中下武士的支持。当时流行的"临济将军，曹洞土民"是很能概括这一特征的。
　　临济宗的开山祖师荣西在宣传介绍禅宗时，受到天台宗僧人的攻击，因而他写下了《兴禅护国论》，强调"兴禅"可以"护国"，这就把禅宗与国家的关系紧密结合了起来，为此，得到了幕府将军源赖家的信奉和支持。源赖家不仅为他在京都建造了建仁寺，又请他到镰仓，开创了寿福寺。荣西在关西和关东传布禅宗，都是凭借了幕府的势力。
　　荣西以后的临济宗的发展，基本仍是循此路线，一些著名禅匠都与幕府上层关系密切，并积极在武士之间传授禅法。如"圣一国师"圆尔辨圆入宋从无准师范学禅，回过后，受到摄政九条道家的崇信，在京都特意为他创建了东福寺。此后，辨圆又应请为幕府的执权北条时赖和嵯峨上皇授菩萨戒，其禅法在朝廷与武士之间很有影响。又如东渡弘禅的中国禅僧兰溪道隆，一到日本就受到镰仓幕府的欢迎，掌权的北条时赖为他建造建长寺，闻风而来参禅者很多，影响深远。中国禅僧无学祖元也深受幕府的崇信，北条时宗为他建圆觉寺，他的禅法在武士间影响很大。另一位赴日的元代禅僧一山一宁，也受到北条贞时的尊崇，请他住持建长寺、圆觉寺，后又移住京都主南禅寺。如此等等，我们完全可以说，日本的临济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依靠镰仓幕府而兴起并逐渐发展的。
　　南北朝与室町时代，幕府将军独裁，武士专横，战乱频繁，社会动荡，民众困苦不堪。在佛教各派趋于沉寂的大背景下，禅宗却一家独盛，这与禅宗的休息方式有很大关系。在那动荡不安的时代，人心趋于淡泊，禅宗以明心见性为标榜，这符合一般人的心理，所以流行于社会各阶层。临济宗此时出了梦窗疏石和宗峰妙超两位大师。梦窗学问渊博，道誉隆高，深受室町幕府的开创者足利尊的敬仰，足利尊还皈依了他。另外，梦窗又受醍醐天皇尊重，诏入皇宫，特赐锦座，敕赐"国师"之号。作为"七朝帝师"的梦窗，周旋于朝廷与幕府之间，为调和其中的矛盾作了极大努力。梦窗门下弟子云集，活跃于室町时代所创立的"五山十刹寺"，形成"五山官刹禅派"。"五山十刹"之制本就是室町幕府足利义满制定的，所以当时的"五山禅僧"也就成为室町幕府政治中的重要工具，他们经常参与军政外交机要，为幕府起草政治外交文书，有的还作为国使出使邻国。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自然有利于禅宗的兴盛。
　　即使在江户时代，禅宗已走向衰落，但临济宗仍与幕府关系密切，并由此得以维持。如江户初期的以心崇传，深受德川家康、德川秀忠两代幕府政权中枢的信赖和重用，除被请参与军政、外交机要以外，还被任命制定了如"寺院诸法度"、"禁中并公家诸法度"、"武家诸法度"等一系列德川政权确立期的重要法度。在他后来的大德寺派的泽庵宗彭，也得到将军德川家光的皈依，在当时宣传以禅为背景的武道哲学。
　　曹洞宗作为日本禅宗的另一大派别，也与幕府武士有着密切关系，但因宗风不同，所以主要在武士的中下层传布。
　　曹洞宗的开山祖师道元在初传曹洞禅法时，也曾受到朝廷与幕府的崇信，北条时赖闻其道誉，深表敬慕，请他到镰仓授菩萨大戒，并托道元的首座弟子元明将施舍永明寺土地的字据带回。但道元不喜好交结权贵，不近王臣，他对元明私自接受时赖的字据非常生气，将其赶出了山门。他自己则从不主动结交那些显贵，因为他所宣扬的"默照禅"，最基本的应是在僻静山林一心坐禅，"不顾万事，纯一辨道"。
　　道元之后，曹洞宗的又一位杰出僧人是莹山绍瑾。他在加强曹洞宗派的建设，制定曹洞清规等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使曹洞宗得到了很大发展。另外，绍瑾尤为重视禅的民众化，他改变了道元的只重视打坐的枯淡的禅风，对下层社会的教化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将禅普及于广大民众，从而得到地方各地领主地头等中下武士的支持。
　　绍瑾以后曹洞宗的发展，基本上仍是遵循了绍瑾的禅风，注重地方在扩展教线，充分吸收民间及其他宗教所盛行的一些祈祷仪礼、修法仪礼，这样使得布教方式更为简便，对一般的下层民众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所以，到室町幕府时代，曹洞宗在全日本广泛流传。
　　即使最晚立宗的黄檗宗，因幕府政治已近尾声，日本禅宗的发展虽已过了它的黄金时期，但黄檗宗还是得到了德川幕府的支持。隐元赴日，先住长崎，声闻全日本，后应邀到外地传禅。他率弟子们来到江户，晋见了德川幕府家纲将军，计划筹建寺院。是年，以家纲为施主，以隐元为开山祖的京都宇治黄檗山万福寺正式建成。
　　禅宗之所以能如此地在日本武士中受欢迎，乃至成为"武士的宗教"，如前所说主要与其修行方式以及幕府统治下的社会环境有关。另外，禅宗的许多宗教特质也被认为特别吻合于武士道精神。如禅僧视死如归，生死一如的思想，对武士的忠孝、武勇、不畏生死的精神就影响很大。又如禅宗以寡欲质素为宗旨，要求禅僧克服营私纵欲的念头，这与武士们提倡的廉洁操守也很相似。另外，禅宗把佛教的教理化为具体的日常生活，搬柴运水，都是佛事，不立文学，以心传心，见性成法。这种简单易行的方法，更受广大武士的欢迎。
　　总之，日本武士道的德目，以忠孝、武勇、慈悲、礼让、勤俭、质素为主。而这些内容，几乎可说全与禅宗的教义相契合，所以禅宗自中国传入日本后，进一步激发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在武士阶层中广为流行，乃至被定为完成武士人格修养的基本方法。武士们对禅宗的修行方式极为注重，禅宗的高僧都得到幕府将军和武士的尊敬、拥戴，无论是"临济将军"，还是"曹洞土民"。这也就是为什么禅宗能在近七百年的幕府政治中，保持繁盛局面的原因。
　　在日本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而它的传播渠道恰是隋唐以后，借助于佛教徒的传教求法运动，即依附于佛教的东渡而传到这个岛国的。
　　中国禅宗的东传，正值宋代；日本禅宗的创立并兴盛，也已在镰仓及此之后，所以从这时开始（即中国的宋、元、明），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就主要是依赖中日两国的禅僧了。禅宗与日本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由禅宗而传到日本的宋代文化，最突出的莫过于宋代理学。最早的传播者是日本律学沙门俊仍。他于建久十年（1199）入宋学习天台、禅和律，建历元年（1211）回国，带回了大量的佛典和儒家经典。在他之后，东福寺的开山祖圆尔辨圆也于1242年自宋带回数千卷典籍，并亲自撰《三教典籍目录》。这些典籍对于日本五山儒家、诗文学的兴盛起过很大的推动作用。另外，中国禅僧兰溪道隆和一山一宁对传播宋代理学也贡献颇大。道隆在上堂传授禅法时就常借用儒学"四书"中的思想，通过对僧侣参禅者说禅，把宋儒的哲学杂糅到佛法禅学中。一宁学识渊博，他在日本二十年，除了大振禅风外，还积极传播宋学。后来日本著名的宋学先驱虎关师炼、雪村友梅等都曾是他的学生。
　　室町时代，五山十刹正式确立。五山不仅成为当时禅宗的中心，而且逐渐兼有了宋学研究中心的作用。由春屋妙葩主持开印出版的"五山版"，不仅有大量的禅书，还有很多的儒典。五山禅僧中更是涌现出不少精通宋学的学者。因为他们的努力，宋学边在日本的知识阶层中广泛传播开去。直到江户时代，宋学本来附着于禅宗的文化形态，才逐渐离开其本体而成为独立的存在，成为日本文化中的重要内容。
　　除此而外，因为中日禅的密切交往，随禅宗东渡来日的中国传统文化，从形式到内容可谓林林总总。从荣西的《吃茶养生记》引进中国的吃茶风习和吃茶方法，成为日本"茶祖"，到明末隐元等带来大批书画，黄檗山遂成为中国书画美术馆；从辨圆、绍明、道元等人从中国带回先师的顶相，到江户日本书法史出现的以隐元、木庵、即非为代表的"黄檗三笔"，乃至义堂周信的文，绝海中律的诗，春屋妙葩的出版事业，梦窗疏石的庭院建筑……禅宗对日本文化的影响真是既深刻又广泛，从而形成了今天具有特殊意义的日本"禅文化"这一概念。"禅文化"是日本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它可以说是伴随着禅宗传入日本，并在日本发展、流传的基础形成的内涵丰富的文化形态。它是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印度的禅传入中国，经过发展，有了中国的禅宗。中国禅宗又东渡日本，又有了日本禅宗。日本禅宗对中国禅宗并不只是全盘地吸收，不是简单的翻版。因为历史线索和文化背景的不同，禅宗要适应这岛国的政治、文化氛围，就必须有新的发展。这实际是从荣西在建仁寺内设立真言院和止观院，安置禅、真言、天台三宗，融合三宗思想，形成日本临济宗就开始了的。所以说，日本禅宗虽源于中国，各派的思想和风格基本上也保持了中国禅宗的特征，但它又是中国禅宗的发展，无论其思想体系，还是修行方法，都有自己的特性。日本禅宗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宗教体系，是日本佛教文化的重要方面。
　　有意义的是，从印度禅到中国禅宗，从中国禅宗到日本禅宗，这是"禅"一步步"东渐"。但日本禅在完成了它从思想到组织的建设以后，却又返回"西行"，与西洋思想相接触，在西方世界--欧美各国传播，使欧美近年来禅学风行，大大影响了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
　　禅的西行，从明治时代就开始，直至今日仍在进行着。其中，镰仓圆觉寺的主持释宗演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而其高足铃木大拙则终身以此为己任，在把禅宗介绍到西方、推动欧美禅法上，起了巨大作用。
　　如果说当年中国禅宗在其东邻日本结出硕果的话，今天日本禅宗在西方世界又放异彩，这是日本禅的又一大发展。

荣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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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禅宗
禅宗在日本成立教晚，但禅宗在日本佛教史、日本思想史、日本文化史，以及整个日本的历史上却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日本禅宗来自中国。当禅宗在它的故乡发展至顶峰，在它最丰富饱满的时候，天时、地利、人和，自然地就传到了东邻这个被称为"扶桑"的岛国。日本禅宗是随中日两国禅师的密切交往而形成并逐步发展的。日僧明庵荣西可谓是日本禅宗的创始人。在宋代，他两次来中国，受传临济心印，归国后大兴临济禅法，从而，临济宗作为日本禅宗的最早宗派诞生于日本。
荣西之后，其弟子们承师遗志，作了不懈的努力，其结果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行勇、荣朝以至法孙辨圆、觉心等致力于荣西开创的事业，进一步在日本弘扬、传布临济宗，使临济宗的组织、礼仪等方面不断完善，临济宗的势力因而大增，声势宏远。其二，荣西的再传弟子希玄道元随师明全入宋求法，历访名刹，遍参大德，最后得天童寺长翁如净的启发而豁然开悟，并蒙印可，传授秘蕴和衣具顶相，归国后，大力弘扬曹洞宗风，从而开创了日本禅宗的另一大派--曹洞宗。从此，临济、曹洞两宗作为日本禅宗的两大宗派，一直并行发展，源远流长，在日本禅宗史、日本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
中国宋末元初，为避战乱而东渡扶桑的中国禅僧陡增，使日本禅宗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一时之间，禅风大振，几乎压倒佛教的其他所有宗派。据说当时传到日本的禅宗流派就有二十四派之多。然而，这林林总总的分支派别，实际都还是在临济禅、曹洞禅两大主脉上展开。临济、曹洞两宗经过镰仓、南北朝与室町时代，名师辈出，更为发展，更为兴盛。临济宗的"梦窗国师"和"大灯国师"分别开创了"五山十刹"的官寺禅派和主要在民间传播的大德寺派、妙心寺派，形成了日本临济宗发展的两大线索。曹洞宗的莹山绍瑾则一改道元以来只重视打坐的枯淡的禅风，将流行于民间的一些祈祷、修法仪式也吸收进曹洞禅法，致力于禅的民众化，故在民间大受欢迎。绍瑾的弟子明峰索哲、峨山绍硕又开创了"明峰派"、"峨山五派"，他们分别传授佛法于西方，曹洞宗大盛。
日本禅宗在经历了镰仓、南北朝与室町的鼎盛后，进入江户时代，已开始出现颓势。但这时中国黄檗山住持、临济高僧隐元隆琦的到来，打破了当时禅林的沉寂的局面。隐元在宇治开创黄檗山万福寺，创立日本黄檗宗，成为日本佛教史上一大事件。黄檗宗作为日本禅宗又一独立的宗派的出现，表明日本禅宗已经完成了它最后的宗教组织建设。隐元还将中国明代盛行的"念佛禅"带到了日本。这一从中国传来的独特的禅法不仅在日本站住了脚，而且大大刺激里本已处于停滞状态的临济、曹洞两宗。两宗重振宗风，终于使日本禅宗三派鼎立，长盛不衰。
日本禅宗产生于镰仓时代。镰仓时代是幕府执掌政权、武士统治的开始。日本禅宗从它产生那天起，就与幕府政权发生密切的关系。幕府政治在镰仓时代结束以后，又经历了室町幕府和江户幕府两个时期。在长约七百年的幕府政治中，禅宗曾随着几代幕府政权的兴衰而消长。但总的说来，它是在以幕府为首的武士支持下，得到相当大的发展。故人们有时说，日本禅宗是武士的宗教。
作为"武士的宗教"的日本禅宗，在当时主要以两大派别出现，即临济宗和曹洞宗。这两派又都在幕府武士中形成了自己的阵营，即临济宗主要和幕府上层武士关系密切，而曹洞宗则注重在地方上的发展，得到各地领主地头等中下武士的支持。当时流行的"临济将军，曹洞土民"是很能概括这一特征的。
临济宗的开山祖师荣西在宣传介绍禅宗时，受到天台宗僧人的攻击，因而他写下了《兴禅护国论》，强调"兴禅"可以"护国"，这就把禅宗与国家的关系紧密结合了起来，为此，得到了幕府将军源赖家的信奉和支持。源赖家不仅为他在京都建造了建仁寺，又请他到镰仓，开创了寿福寺。荣西在关西和关东传布禅宗，都是凭借了幕府的势力。
荣西以后的临济宗的发展，基本仍是循此路线，一些著名禅匠都与幕府上层关系密切，并积极在武士之间传授禅法。如"圣一国师"圆尔辨圆入宋从无准师范学禅，回过后，受到摄政九条道家的崇信，在京都特意为他创建了东福寺。此后，辨圆又应请为幕府的执权北条时赖和嵯峨上皇授菩萨戒，其禅法在朝廷与武士之间很有影响。又如东渡弘禅的中国禅僧兰溪道隆，一到日本就受到镰仓幕府的欢迎，掌权的北条时赖为他建造建长寺，闻风而来参禅者很多，影响深远。中国禅僧无学祖元也深受幕府的崇信，北条时宗为他建圆觉寺，他的禅法在武士间影响很大。另一位赴日的元代禅僧一山一宁，也受到北条贞时的尊崇，请他住持建长寺、圆觉寺，后又移住京都主南禅寺。如此等等，我们完全可以说，日本的临济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依靠镰仓幕府而兴起并逐渐发展的。
南北朝与室町时代，幕府将军独裁，武士专横，战乱频繁，社会动荡，民众困苦不堪。在佛教各派趋于沉寂的大背景下，禅宗却一家独盛，这与禅宗的休息方式有很大关系。在那动荡不安的时代，人心趋于淡泊，禅宗以明心见性为标榜，这符合一般人的心理，所以流行于社会各阶层。临济宗此时出了梦窗疏石和宗峰妙超两位大师。梦窗学问渊博，道誉隆高，深受室町幕府的开创者足利尊的敬仰，足利尊还皈依了他。另外，梦窗又受醍醐天皇尊重，诏入皇宫，特赐锦座，敕赐"国师"之号。作为"七朝帝师"的梦窗，周旋于朝廷与幕府之间，为调和其中的矛盾作了极大努力。梦窗门下弟子云集，活跃于室町时代所创立的"五山十刹寺"，形成"五山官刹禅派"。"五山十刹"之制本就是室町幕府足利义满制定的，所以当时的"五山禅僧"也就成为室町幕府政治中的重要工具，他们经常参与军政外交机要，为幕府起草政治外交文书，有的还作为国使出使邻国。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自然有利于禅宗的兴盛。
即使在江户时代，禅宗已走向衰落，但临济宗仍与幕府关系密切，并由此得以维持。如江户初期的以心崇传，深受德川家康、德川秀忠两代幕府政权中枢的信赖和重用，除被请参与军政、外交机要以外，还被任命制定了如"寺院诸法度"、"禁中并公家诸法度"、"武家诸法度"等一系列德川政权确立期的重要法度。在他后来的大德寺派的泽庵宗彭，也得到将军德川家光的皈依，在当时宣传以禅为背景的武道哲学。
曹洞宗作为日本禅宗的另一大派别，也与幕府武士有着密切关系，但因宗风不同，所以主要在武士的中下层传布。
曹洞宗的开山祖师道元在初传曹洞禅法时，也曾受到朝廷与幕府的崇信，北条时赖闻其道誉，深表敬慕，请他到镰仓授菩萨大戒，并托道元的首座弟子元明将施舍永明寺土地的字据带回。但道元不喜好交结权贵，不近王臣，他对元明私自接受时赖的字据非常生气，将其赶出了山门。他自己则从不主动结交那些显贵，因为他所宣扬的"默照禅"，最基本的应是在僻静山林一心坐禅，"不顾万事，纯一辨道"。
道元之后，曹洞宗的又一位杰出僧人是莹山绍瑾。他在加强曹洞宗派的建设，制定曹洞清规等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使曹洞宗得到了很大发展。另外，绍瑾尤为重视禅的民众化，他改变了道元的只重视打坐的枯淡的禅风，对下层社会的教化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将禅普及于广大民众，从而得到地方各地领主地头等中下武士的支持。
绍瑾以后曹洞宗的发展，基本上仍是遵循了绍瑾的禅风，注重地方在扩展教线，充分吸收民间及其他宗教所盛行的一些祈祷仪礼、修法仪礼，这样使得布教方式更为简便，对一般的下层民众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所以，到室町幕府时代，曹洞宗在全日本广泛流传。
即使最晚立宗的黄檗宗，因幕府政治已近尾声，日本禅宗的发展虽已过了它的黄金时期，但黄檗宗还是得到了德川幕府的支持。隐元赴日，先住长崎，声闻全日本，后应邀到外地传禅。他率弟子们来到江户，晋见了德川幕府家纲将军，计划筹建寺院。是年，以家纲为施主，以隐元为开山祖的京都宇治黄檗山万福寺正式建成。
禅宗之所以能如此地在日本武士中受欢迎，乃至成为"武士的宗教"，如前所说主要与其修行方式以及幕府统治下的社会环境有关。另外，禅宗的许多宗教特质也被认为特别吻合于武士道精神。如禅僧视死如归，生死一如的思想，对武士的忠孝、武勇、不畏生死的精神就影响很大。又如禅宗以寡欲质素为宗旨，要求禅僧克服营私纵欲的念头，这与武士们提倡的廉洁操守也很相似。另外，禅宗把佛教的教理化为具体的日常生活，搬柴运水，都是佛事，不立文学，以心传心，见性成法。这种简单易行的方法，更受广大武士的欢迎。
总之，日本武士道的德目，以忠孝、武勇、慈悲、礼让、勤俭、质素为主。而这些内容，几乎可说全与禅宗的教义相契合，所以禅宗自中国传入日本后，进一步激发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在武士阶层中广为流行，乃至被定为完成武士人格修养的基本方法。武士们对禅宗的修行方式极为注重，禅宗的高僧都得到幕府将军和武士的尊敬、拥戴，无论是"临济将军"，还是"曹洞土民"。这也就是为什么禅宗能在近七百年的幕府政治中，保持繁盛局面的原因。
在日本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而它的传播渠道恰是隋唐以后，借助于佛教徒的传教求法运动，即依附于佛教的东渡而传到这个岛国的。
中国禅宗的东传，正值宋代；日本禅宗的创立并兴盛，也已在镰仓及此之后，所以从这时开始（即中国的宋、元、明），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就主要是依赖中日两国的禅僧了。禅宗与日本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由禅宗而传到日本的宋代文化，最突出的莫过于宋代理学。最早的传播者是日本律学沙门俊仍。他于建久十年（1199）入宋学习天台、禅和律，建历元年（1211）回国，带回了大量的佛典和儒家经典。在他之后，东福寺的开山祖圆尔辨圆也于1242年自宋带回数千卷典籍，并亲自撰《三教典籍目录》。这些典籍对于日本五山儒家、诗文学的兴盛起过很大的推动作用。另外，中国禅僧兰溪道隆和一山一宁对传播宋代理学也贡献颇大。道隆在上堂传授禅法时就常借用儒学"四书"中的思想，通过对僧侣参禅者说禅，把宋儒的哲学杂糅到佛法禅学中。一宁学识渊博，他在日本二十年，除了大振禅风外，还积极传播宋学。后来日本著名的宋学先驱虎关师炼、雪村友梅等都曾是他的学生。
室町时代，五山十刹正式确立。五山不仅成为当时禅宗的中心，而且逐渐兼有了宋学研究中心的作用。由春屋妙葩主持开印出版的"五山版"，不仅有大量的禅书，还有很多的儒典。五山禅僧中更是涌现出不少精通宋学的学者。因为他们的努力，宋学边在日本的知识阶层中广泛传播开去。直到江户时代，宋学本来附着于禅宗的文化形态，才逐渐离开其本体而成为独立的存在，成为日本文化中的重要内容。
除此而外，因为中日禅的密切交往，随禅宗东渡来日的中国传统文化，从形式到内容可谓林林总总。从荣西的《吃茶养生记》引进中国的吃茶风习和吃茶方法，成为日本"茶祖"，到明末隐元等带来大批书画，黄檗山遂成为中国书画美术馆；从辨圆、绍明、道元等人从中国带回先师的顶相，到江户日本书法史出现的以隐元、木庵、即非为代表的"黄檗三笔"，乃至义堂周信的文，绝海中律的诗，春屋妙葩的出版事业，梦窗疏石的庭院建筑……禅宗对日本文化的影响真是既深刻又广泛，从而形成了今天具有特殊意义的日本"禅文化"这一概念。"禅文化"是日本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它可以说是伴随着禅宗传入日本，并在日本发展、流传的基础形成的内涵丰富的文化形态。它是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印度的禅传入中国，经过发展，有了中国的禅宗。中国禅宗又东渡日本，又有了日本禅宗。日本禅宗对中国禅宗并不只是全盘地吸收，不是简单的翻版。因为历史线索和文化背景的不同，禅宗要适应这岛国的政治、文化氛围，就必须有新的发展。这实际是从荣西在建仁寺内设立真言院和止观院，安置禅、真言、天台三宗，融合三宗思想，形成日本临济宗就开始了的。所以说，日本禅宗虽源于中国，各派的思想和风格基本上也保持了中国禅宗的特征，但它又是中国禅宗的发展，无论其思想体系，还是修行方法，都有自己的特性。日本禅宗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宗教体系，是日本佛教文化的重要方面。
有意义的是，从印度禅到中国禅宗，从中国禅宗到日本禅宗，这是"禅"一步步"东渐"。但日本禅在完成了它从思想到组织的建设以后，却又返回"西行"，与西洋思想相接触，在西方世界--欧美各国传播，使欧美近年来禅学风行，大大影响了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
禅的西行，从明治时代就开始，直至今日仍在进行着。其中，镰仓圆觉寺的主持释宗演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而其高足铃木大拙则终身以此为己任，在把禅宗介绍到西方、推动欧美禅法上，起了巨大作用。
如果说当年中国禅宗在其东邻日本结出硕果的话，今天日本禅宗在西方世界又放异彩，这是日本禅的又一大发展。
图为荣西像

中国宋末元初，为避战乱而东渡扶桑的中国禅僧陡增，使日本禅宗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一时之间，禅风大振，几乎压倒佛教的其他所有宗派。据说当时传到日本的禅宗流派就有二十四派之多。然而，这林林总总的分支派别，实际都还是在临济禅、曹洞禅两大主脉上展开。临济、曹洞两宗经过镰仓、南北朝与室町时代，名师辈出，更为发展，更为兴盛。临济宗的"梦窗国师"和"大灯国师"分别开创了"五山十刹"的官寺禅派和主要在民间传播的大德寺派、妙心寺派，形成了日本临济宗发展的两大线索。曹洞宗的莹山绍瑾则一改道元以来只重视打坐的枯淡的禅风，将流行于民间的一些祈祷、修法仪式也吸收进曹洞禅法，致力于禅的民众化，故在民间大受欢迎。绍瑾的弟子明峰索哲、峨山绍硕又开创了"明峰派"、"峨山五派"，他们分别传授佛法于西方，曹洞宗大盛。

日本禅宗在经历了镰仓、南北朝与室町的鼎盛后，进入江户时代，已开始出现颓势。但这时中国黄檗山住持、临济高僧隐元隆琦的到来，打破了当时禅林的沉寂的局面。隐元在宇治开创黄檗山万福寺，创立日本黄檗宗，成为日本佛教史上一大事件。黄檗宗作为日本禅宗又一独立的宗派的出现，表明日本禅宗已经完成了它最后的宗教组织建设。隐元还将中国明代盛行的"念佛禅"带到了日本。这一从中国传来的独特的禅法不仅在日本站住了脚，而且大大刺激里本已处于停滞状态的临济、曹洞两宗。两宗重振宗风，终于使日本禅宗三派鼎立，长盛不衰。

作为"武士的宗教"的日本禅宗，在当时主要以两大派别出现，即临济宗和曹洞宗。这两派又都在幕府武士中形成了自己的阵营，即临济宗主要和幕府上层武士关系密切，而曹洞宗则注重在地方上的发展，得到各地领主地头等中下武士的支持。当时流行的"临济将军，曹洞土民"是很能概括这一特征的。

不知道，俺住的地方很多日本人信佛，山上有座寺院，写着“净土真宗”，不过还没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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