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涟的人物生平

明朝杨涟的生平历史怎样？~

中文名： 杨涟
别名： 字文孺，号大洪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湖广应山（今属湖北广水）
出生日期： 1571年
逝世日期： 1625年
职业： 政治 官员
代表作品： 《杨忠烈公文集》

　 东林党人名单 杨涟第三
杨涟是明代晚期著名大臣、谏官、东林党人、政治家，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进士。初任常熟知县，举全国廉吏第一，入朝任给事中。明神宗病危，力主太子进宫服侍皇帝。明光宗即位，极力反对郑贵妃求封皇太后。光宗病重，杨涟上书光宗，力陈光宗过失，召见大臣，他不属大臣，亦在召见之列，临危顾命；光宗逝世，李选侍居乾清宫挟太子欲把持朝政，他说服朝臣，挺身而出，闯进乾清宫，拥太子即位，并逼李选侍移出乾清宫，安定了朝局，升兵科都给事中。 　　天启五年（公元1625 年）任左副都御史，因弹动魏忠贤24大罪，被诬陷，惨死狱中；后平反昭雪，谥号“忠烈”；有《杨忠烈公文集》传世。 　　杨涟终生致力于争“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案以正宫闱，反阉党以遏止魏忠贤，为挽救混乱的政局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崇祯初年，诛灭魏忠贤阉党之后，杨涟冤案平反，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号“忠烈” 　　杨涟不求家财万贯，不求出将入相，不求青史留名，唯以天下、以国家以百姓为任，甘受屈辱，甘受折磨，视死如归，有慨然雄浑之气，万刃加身不改之志。 　　杨涟，千年之下，终究不朽！

熊廷弼少时家境贫寒，放牛读书，刻苦强记。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考中乡试第一名，次年中进士，授保定推官，将被税监王虎冤枉缉拿的人员全部释放，并上撤矿疏，因其才能被擢为监察御史。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外出巡按辽东。巡抚赵楫与总兵官李成梁放弃宽甸地方的八百里领土，把当地六万老百姓迁移到内地来安家。过后，评定功绩竟然还要受到奖赏，给事中宋一韩上书论列了他们的罪。此事被下发给熊廷弼重新核查，全部查清了他们放弃领土、驱民迁移的事，熊廷弼上书弹劾他们两个的罪状，并说到前任巡按大臣何尔健、康丕扬勾结、包庇他们。但他的奏章竟未被下发给大臣讨论。当时诏书要求兴办屯田，熊廷弼说辽地多有闲地，每年在八万兵额中用三分人力来屯田、耕种，就可以收获粟米一百三十万石。明神宗特地颁布诏书表示赞成，命令在边境各处推行。当时边防将领喜欢搅扰敌营，动辄引发战斗。熊廷弼说防护边疆以自守为上策，修造城堡，有十五种好处，报告皇帝后就实行起来。那年大旱，熊廷弼巡行至于金州，就在城隍庙神像祈祷，约七日里下场雨，如若不下雨就拆毁城隍庙。等巡行到广宁，已过了三天，熊廷弼就用大字写了白牌，封了剑，派使节前去斩杀城隍神，使节还没到，就见风雷大作，暴雨如注。辽地的人以为他为神明。他在辽地几年，杜绝送礼，核查军情，审查大将小吏，绝不姑息养奸，辽地的风尚、纲纪为之大振。 熊廷弼在南畿为督学，纪律严明，很有声望。后来因为棒打生员致死一事，与巡按御史荆养智相互在奏章中攻击。养智递上奏章弃职而去，廷弼也因听候核查回家乡去了。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在与后金军的萨尔浒之战中，经略杨镐指挥的十二万大军惨败，从此明朝力量大衰，在辽东失去优势，不得不由进攻转为防御。战后，经廷议，擢升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杨镐为辽东经略。他还没有离开京城，开原就失守了，熊廷弼上书说：“辽左，是京城的肩背，河东，是辽镇的心腹，开原又是河东的根本。想保住辽东的话，开原一定不能放弃。敌军没有打下开原的时候，北关、朝鲜还足以给他们构成腹背之患，现在开原被打下，北关不敢不向敌人屈服，敌方派一个使臣去，朝鲜不敢不附从。敌人没有腹背之忧，一定会联合东西两边的兵力来一起攻打我们，这样辽、沈怎么守得住呢？我请求朝廷赶紧派遣将士，准备粮草，修造器械，不要节制我的费用，不要延误我的时限，不要用一般的规矩来使我沮丧，不要从旁阻挠来掣我的手肘，不要把艰危只给了我一个，大家不关于心，以至于误了我、误了辽，并且误了我朝我国家。”奏章递上去以后，全部得到允准，明神宗并赐给尚方宝剑以加大他的权力。熊廷弼刚刚走出山海关，铁岭又失守了，沈阳和其他城堡的军民一时间全都逃窜了，辽阳一带人心不安。熊廷弼兼程向前，遇到逃出来的，就劝说他们回去。把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斩首来祭奠死节的将士。把贪污的将领陈伦给宰了，并上书弹劾、罢免了总兵官李如桢，用李怀信替换了他。他督促士兵打造战车，置办火器，开挖战濠，修筑城墙，做御敌守城的准备。他的命令坚决，有法必行，几个月下来，守备大为牢固了。接着他上书明神宗进呈方略：“请召集军队十八万人分布在云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镇江等战略要地，首尾呼应，小的战事各自拒敌防守，大敌来时则互相接应、援助。另外再挑选精兵悍将组织游击，乘机出动，攻掠敌人的零散兵马，扰乱他们的耕种和放牧，轮番出击，使敌人疲于奔命，然后瞅准机会进兵剿敌。”奏章递上后，明神宗听从了他的建议。 熊廷弼刚到辽地时，命令佥事韩原善前往安抚沈阳，韩原善害怕，不肯去。接着派佥事阎鸣泰去，阎鸣泰走到虎皮驿，大哭而返。廷弼于是亲往巡视，从虎皮驿抵达沈阳，又冒雪夜往抚顺。总兵贺世贤用距离敌人太近来阻挠他，熊廷弼说：“冰雪满地，敌人想不到我会来的。”于是打鼓奏乐进入抚顺城。当时正是兵祸以后，几百里地不见人影，廷弼祭祀了那些为国事死亡的将士，哭了一场。接着在奉集显示了一番军威，察看了当地的地理形势，然后返回。一路上所到之处都招集流民，修整防守战具，分派兵马驻扎，因此当地军民的心重新稳定下来了。 熊廷弼身高七尺，有胆量，晓军事，擅长左右开弓放箭。自前番为辽地巡按时就主张防守，到这时更加坚决地主张拒敌守城。但是他脾气火爆，禀性刚直，喜欢骂人，不甘谦恭下人，因而舆论对他不太推许。 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当时明神宗方死，明光宗即位。努尔哈赤进攻蒲河。明朝将士散亡七百多人，不过贺世贤等将领也有斩敌俘敌的功劳。然而给事中姚宗文却在朝廷里腾舌诽谤，熊廷弼因此无法再安心职守了。姚宗文这个人原先任户科给事，因守丧离职回乡。回朝以后想入补做官，而吏部的几次申请递给明光宗以后都被放置几年，不予批准，姚宗文引以为忧。又假借招来西部人民的名义，托执政的大臣推荐自己，荐章上了几次，仍得不到任用。姚宗文没法可想，就写信给廷弼，让他为自己请求一官。熊廷弼没有随从他，姚宗文因此怨恨廷弼。后来他一路巴结，才复职于吏科，到辽东来检阅兵马，与熊廷弼议事，大多意见不一。辽东人刘国缙原先做过御史，在三年一次的考绩中受到贬职处分。辽地战事起来后，朝廷决定用辽人，于是他才做了兵部主事，参与军务。刘国缙主张召募辽人为兵，按他的办法召募了一万七千多人，后来有一半以上逃跑了。熊廷弼把此事报给朝廷知道，刘国缙也对熊廷弼产生了怨恨。过去熊廷弼当御史的时候，与刘国缙、姚宗文一起负责进言，相互之间，意气相得，共同以排斥东林、攻击道学为职事。刘国缙等对熊廷弼寄以旧望，熊廷弼却不能和从前一样了，这样他们之间更两相失望了。姚宗文本出自刘国缙门下，他们两个从此更加勾结在一起，倾轧熊廷弼。等到姚宗文回朝以后，上书陈说辽地疆土日见减少，诋毁熊廷弼废弃大家的计谋，夸张自己的错误，并且说：“那里的军马也不训练，将领未加部署，人心既不亲附，刑罚有时并无作用，只是军民的劳务没有停止的时候。”又鼓动他那一伙人起来攻击，想非使熊廷弼去职不可。御史顾慥首先起来，弹劾熊廷弼出关一年有余，诸事没有规划；蒲河失守，隐瞒消息不上报；带着兵器的战士不用于作战，只用来挖沟，尚方宝剑在手不求有补国事，只是供自己作威作福。 这个时候，明光宗驾崩，明熹宗即位，朝廷里事情正多，而对边疆大臣的议论也开始了，御史冯三元弹劾廷弼八件没有谋略的表现，三件欺瞒皇帝的事，说不把他罢免，辽地终究无法保有。明熹宗把冯三元的奏章发给朝臣议论，熊廷弼恼火了，上书为自己竭力辩解，并且请求罢官回乡。御史张修德又弹劾他破坏辽阳。熊廷弼更加愤恨，又一次上书自白，说“辽地现已转危为安，为臣却要由生向死了”。于是缴回尚方宝剑，竭力请将自己免职罢官。给事中魏应嘉又弹劾了他，朝廷终于决定准许熊廷弼去职，用袁应泰接替了他。熊廷弼于是上书请求派人来调查。冯三元、魏应嘉、张修德等又连章极论熊廷弼的过失，熊廷弼就请派他三个来核实，明熹宗听从了他的意见。御史吴应奇、给事中杨涟等坚决认为不可以，于是改派兵科给事中朱童蒙前去。等朱童蒙回来上奏，全面陈述了熊廷弼的功绩，最后说：“我进入辽地的时候，士民对他垂泪称道，说几十万生灵都因为廷弼一人才得以保存，他的罪怎么能轻易确定呢？只是廷弼最为陛下所信任，蒲河战役中敌人进攻沈阳，他驱马前往救援，胆量是何等壮大；等看到官兵懦弱，就突然告老还乡去了，这样把皇上对他的大恩置于何处了呢？廷弼功在存辽，些微的成绩虽有可称；但罪在辜负了皇上，根据君臣大义而论，他是无法逃脱罪责的。这就是罪浮于功！”明熹宗因为熊廷弼力保危城，仍打算以后起用他。 在天启元年（1621年）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辽东重镇沈阳、辽东首府辽阳相继失陷，袁应泰畏罪自杀，辽河以东全部沦为后金所有。此时，朝廷里大臣们又想起了廷弼。给事中郭巩尽力诋毁他，并连及阁臣刘一燝。等到辽阳失守，河西军民全都奔逃而去，自塔山到闾阳方圆二百余里，荒无人烟，京城为之大为震惊。刘一燝说：“假使廷弼在辽，想来不会弄成这样。”御史江秉谦上书追叙熊廷弼以前防守辽地的功劳，并且把排挤有功之臣说成郭巩的罪过。明熹宗于是对过去弹劾熊廷弼的人加以治罪，冯三元、张修德、魏应嘉、郭巩各贬三级，除掉了姚宗文的官籍。御史刘廷宣论救，也被罢免。于是又下达诏书从家里起用熊廷弼，并且提拔王化贞为巡抚。 同年六月，熊廷弼入朝，首先请停止刚才言官的贬谪，明熹宗不同意。又提出分三方布置的策略：“广宁用马步兵在河上设立壁垒，凭山川形势打击敌人，牵制敌人的全部兵力；天津、登、莱各港口建置水军船队，乘虚打入敌人南方的驻地，动摇他们的军心，这样敌人势必有内顾之忧，辽阳就可以收复了。于是讨论在登、莱设立巡抚，像天津一样，由陶朗先充任；而山海关特设经略一人，管辖一方，统一事权。于是任用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驻守山海关，经略辽东军务。廷弼借此请尚方宝剑，请调兵二十余万，以兵马、粮草、器械之类责成户、兵、工三部。请为监军道臣高出、胡嘉栋，督饷郎中傅国昭雪，恢复官职，让他们理事。建议启用辽人原赞画主事刘国缙为登莱招练副使，夔州同知佟卜年为登莱监军佥事，原临洮推官洪敷教为职方主事，军前赞画，用以收拢辽人的心。”明熹宗都予以批准。七月，熊廷弼启程时，明熹宗特地赐给他一身麒麟服，四枚彩币，设宴于郊外，派文武大臣为他陪酒、饯行，这是少有的礼遇。又派用五千名京营选锋护送他赴任。 在此之前，袁应泰死了，由薛国用代为经略，薛国用因病不能干事。王化贞于是部署将领，沿河设立六所军营，每营设置参将一人，守备一人，各自画地分守。西平、镇武、柳河、盘山等要害地分别设立防哨。此议报上后，熊廷弼不以为然，上书说：“河面狭窄不可靠，城堡太小难容驻兵，现在只应牢牢地守住广宁。如果分兵在河上驻守，部队分散力量就弱小了。敌人用轻骑兵偷偷渡过河来，专攻一所营房，我军力量必然不支。一营溃败，其他各营就都会败，西平等地的防哨也不能守住。河边只适于设立游击队，轮番出入，使敌人莫知浅深，不该屯聚一处，给敌人乘隙袭击的机会。”奏章交上后，明熹宗下诏表扬了他。恰好御史方震孺也说防河有六条不可靠的地方，王化贞的建议就此作罢了。而王化贞因为自己的计策未被采纳，恨透了，把军事全推托在熊廷弼身上。熊廷弼于是请朝廷警告王化贞，不得借口有人节制，坐失战机。此前，四方援辽的军队，王化贞全改名号为“平辽”，辽人很不愉快。熊廷弼说：“辽人又没叛乱，请改为‘平东’或‘征东’，以快慰辽人的心。”从此以后王化贞与熊廷弼有了矛盾，经略、巡抚不和睦的风声也就传起来了。 天启元年（1621年）八月初一，熊廷弼上书说：“三方面布置的战略的实施，必须联络朝鲜。请抓紧时间派钦差使臣去访问朝鲜的君臣，让他们征发八道的全部兵力，在江面上设立连营，助我军的声威。”并举荐监军副使梁之垣，说他在海滨长大，熟知朝鲜的事情，可以充任钦差使臣。明熹宗马上就同意了，并且按照行人奉使的惯例，赐给一品官以示宠信。梁之垣于是上书提出加强他们的事权、确定自己职责等八条要求，明熹宗也都同意了。梁之垣正在和有关部门商议兵饷的事，王化贞所派遣的都司毛文龙已经袭取了镇江，奏上了捷报。满朝为此大喜，立即命令登、莱、天津派出两万水师接应毛文龙，王化贞率四万广宁兵进据河上，和蒙古军一起乘机进取，由熊廷弼在中间调度。命令下达以后，经略、巡抚所辖兵镇相互观望，最终还是没有出兵。不久，王化贞上书详述东西两边的情况说：“敌人放弃辽阳不加守备，河东失陷地区的将士日夜盼望官军开到，就抓了敌将来投降。而西部的虎墩兔、炒花都愿意以兵助我。敌人驻守海州的兵力不过两千人，河上只辽地士兵三千人而已。如果派军队悄悄过去夜袭，势在必克。南防的敌军得知辽阳失守一定北归，我军凭借险要的地势来打击他们惰归的军队，可以一举歼灭。”兵部尚书张鹤鸣认为对，上书说机不可失。御史徐卿伯又促成此事，奏请派廷弼进驻广宁，蓟辽总督王象乾移驻山海。正好王化贞又飞章上奏说：“敌人因为官军收复镇江，就驱赶、抢劫周围四卫屯民。屯民现在占据铁山死守，杀伤了敌兵三四千人，敌人把他们围困得更紧了，应该马上前往援救。”于是兵部越发催促进兵。王化贞就在这个月里渡过河去。熊廷弼迫不得已让出山海关，驻兵右屯，而飞章上奏说海州取易守难，不该轻举妄动。王化贞终于无功而回。 王化贞平素不学习军事，轻视大敌，好说大话。文武将吏的规劝一点也听不进去，与熊廷弼尤其抵触得厉害。他妄想投降后金的李永芳会做他的内应，相信蒙古人的话，说是虎墩兔将派援兵四十万，因此想不战而获全胜。一切事务如兵马、甲仗、粮草、营垒等都放置一边不加过问，一意说大话蒙骗朝廷。尚书张鹤鸣很相信他，他有所请无不答应，因此熊廷弼无法实现自己的心愿。广宁有十四万部队，而熊廷弼的山海关上却没有一兵一卒，只是有经略这么个虚名而已。从延绥调来的部队不能作战，熊廷弼请把主帅杜文焕治罪，张鹤鸣却让宽恕了他。熊廷弼奏请任用佟卜年，张鹤鸣递上奏章反对。熊廷弼奏请派遣梁之垣去朝鲜，张鹤鸣故意扣发他的饷银。于是两人之间相互怨恨，事事争吵。熊廷弼这个人也器量狭小，刚愎自用，火气一触即发，盛气凌人，朝臣大多都厌恶他。 毛文龙镇江之捷，王化贞自以为立了奇功。熊廷弼说：“三方兵力尚未集合，文龙发动得太早，致使敌人恨辽地的人民，把周围四卫的军民屠戮殆尽，使东山军民灰心，让朝鲜君臣胆寒，令河西军队丧气，扰乱了三方并进的计划，耽误了联络朝鲜的打算，把它看作奇功，实际上是奇祸呢。”送信到京城，竭力批评化贞。朝臣们正把镇江一役看作大捷，听到他的话，心中多有不服。熊廷弼又明显地攻击张鹤鸣说：“我既然担任经略，四方援军应当听我调遣，而鹤鸣径自发动，不让我知道。七月里我向兵部询问军队人数，到现在两个月了，没有回答。我有经略之名，无其实，辽左的战事都是张枢密和王抚臣一起办的。”张鹤鸣这下更加恼恨他了。到九月份，王化贞还说虎墩兔的四十万部队快来了，请迅速出兵。熊廷弼说：“抚臣靠着蒙古人，想不虞而收战功。我不敢轻视敌人，不敢说能不战而胜。”后来蒙古军队终于没来，王化贞也不敢进兵了。 当时，熊廷弼主张防御，认为辽地人不可信用，蒙古人不可凭仗，李永芳其人不可相信，广宁地方有很多间谍让人担心。王化贞则一切相反，绝口不提防御，说我们一渡河，河东人必为内应。并且飞书报告朝廷，说八月里你们就可以高枕酣睡，而收到我的捷报。有见识的人知道他一定坏事，因为疆场事关系重大，没有人敢说他的不好。到十月份，河上结了冰，广宁人认为后金一定渡过河来，纷纷想逃出广宁。王化贞于是和方震孺商议，分兵把守镇武、西平、闾阳、镇宁等城堡，而以主力驻守广宁。张鹤鸣也认为广宁值得担忧，请明熹宗命令熊廷弼出关。熊廷弼于是又出山海关，到达右屯，考虑用重兵内护广宁，外扼镇武、闾阳，于是派刘渠以两万人驻守镇武，祁秉忠以一万人驻守闾阳。又派罗一贯以三千人守西平。又重申他的命令说：“敌人来时，跨出镇武一步的，文武将吏都有杀无赦。敌人到达广宁而镇武、闾阳不出兵夹攻，敌人抢劫右屯饷道而三路兵马不救援的，罪也相同。” 熊廷弼刚刚部署完毕，王化贞又相信间谍的话，突然发兵袭击海州，不久又退了回来。廷弼于是上书说：“抚臣进兵，到现在已经五次了。部队屡进屡退，敌人早看透了我方的计谋，我的虚名也因轻易出兵而受到损伤。希望陛下明确指示抚臣，对自己的行为慎重些，不要给敌人嘲笑了。”王化贞看到他的上书很不高兴，飞章上奏，为自己辩解，并且说：“我请求给我六万兵，我保证把敌人一举荡平。就是不如意，也一定能做到死伤相等，使敌人一蹶不振，管保它不再成为河西之忧！”并请准许他便宜行事。 当时叶向高掌了大权，他是王化贞成进士时的主考官，很偏向王化贞。等王化贞请求把后金军一举荡平时，熊廷弼上书说：“就请按抚臣约定的办吧，应及早罢掉我的官以便于鼓舞士气。”这个时候，中外都知道经略、巡抚两人不和，一定会坏了边疆的大事，大臣们的奏章天天讨论此事。而张鹤鸣笃信王化贞，于是想把熊廷弼拿掉。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员外郎徐大化顺承其意弹劾熊廷弼大言欺世，嫉能妒功，不罢免他必将有害于辽地战事。他们的奏章一并被发给各部，张鹤鸣于是召集大臣们讨论。说把熊廷弼撤职的有几个人，其余大多主张让二人各尽其职，共谋成功。正好后金军这时逼近西平，就停止了争议，仍然兼用他们两人，责令他们共同努力，功罪一体。 没过多久，西平之围吃紧。王化贞相信中军孙得功的计策，发动了广宁的全部兵力，让孙得功和祖大寿前往和祁秉忠会合，然后向前去作战。熊廷弼也传令刘渠拔营赴援。正月二十二日在平阳桥遭遇后金军，刚刚交锋，孙得功和参将鲍承先等领头逃跑，镇武、闾阳的兵力于是也被打败，刘渠、祁秉忠在沙岭战死，祖大寿逃往觉华岛去了。西平守将罗一贯待援不至，与参将黑云鹤也战死。熊廷弼当时已离开右屯，驻军闾阳。参议邢慎言劝他紧急救援广宁，却被佥事韩初命阻挠，于是熊廷弼撤退了回来。当时后金军在沙岭停下来不再向前来。王化贞平常把孙得功看作心腹，而孙得功已偷偷地投降了后金，他想活捉王化贞作为自己的功劳，就诈称后金军已到城边。城中一时大乱，人各奔逃，参政高邦佐阻挡也挡不住。王化贞正关起门办理军书，毫无所知。参将江朝栋推门闯进来，王化贞大声训斥他。江朝栋大声喊道：“事情危险了，请你快走！”王化贞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朝栋就搀扶他出来骑马逃走，后边两个仆人徒步跟着，于是丢了广宁城，仓惶逃命。在大凌河遇上了熊廷弼，熊廷弼微笑着说：“六万军队就可以把敌人一举荡平，到头来怎么样呢？”王化贞感到惭愧，建议驻守宁远和前屯。熊廷弼说：“已经晚了。现在只有保护老百姓入关去！”于是把自己所领的五千人交由王化贞来殿后，把全部积蓄都放火烧了。正月二十六日熊廷弼和韩初命一起护送难民入得关来，王化贞、高出、胡嘉栋也先后入关，只有高邦佐自杀而死。孙得功率领广宁城的叛将把后金军迎入广宁时，王化贞逃跑已有两天时间。后金军追赶他们追了二百里，因路上没得粮食吃才回去。战败的消息传到朝廷，京城为之震惊。张鹤鸣害怕了，自请前往察看军队。 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朝廷逮捕了王化贞，罢了熊廷弼的官，让他听候查考。四月，刑部尚书王纪、左都御史邹元标、大理寺卿周应秋等报上判决书，熊廷弼、王化贞都判了死刑。后来快到行刑时，熊廷弼让汪文言用四万两金子贿赂内廷请缓期执行，后来却违背了四万金的许诺。魏忠贤大为恼恨，发誓要尽快杀掉熊廷弼。等杨涟等被捕下狱，就诬蔑他曾受过熊廷弼的贿赂，以此加重熊廷弼的罪行。过后，巡捕抓到市民蒋应旸，说他和廷弼的儿子出入监狱内外，阴谋叵测。魏忠贤越发想尽早杀掉熊廷弼，他的党羽门克新、郭兴治、石三畏、卓迈等就迎合他的意思不断催促。恰好冯铨也曾对廷弼失望过，与顾秉谦等在讲筵上侍讲时，就拿出集市上刊印的《辽东传》向明熹宗诬陷廷弼说：“这是熊廷弼自己写的，是他想为自己开脱罪名。”明熹宗恼了，于是在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把廷弼杀了，将他的首级在北方的九处军镇辗转示众。后来，御史梁梦环说廷弼侵盗军费十七万两。御史刘徽说熊廷弼家产值百万两银子，应该没收了充作军费。魏忠贤便矫诏命令严加追赃，熊廷弼家全部资财不够，连亲戚、本家都被查抄。东夏知县王尔玉向熊廷弼的儿子勒索貂裘、珍玩，得不到，就要打人。熊廷弼的长子熊兆珪自杀身亡，熊兆珪的母亲喊冤，尔玉就扒掉她两个丫环的衣裳，打了她们四十板。无论远近知道这件事的人无不叹息、愤恨。 崇祯元年（1628年），明思宗下诏书停止追赃。那年秋天，工部主事徐尔一上书诉说熊廷弼的冤屈，说：“当年广宁兵十三万，粮草百万担，全都交由化贞管理。廷弼只有五千名援辽部队，驻守在右屯，距离广宁只四十里。化贞忽然之间同三四百万辽民一下子都败退下来，廷弼只五千人，不一起败退就够了，还能指望他屹然不动，坚壁固守吗？廷弼的罪在哪里呢？我请为他平反昭雪，用以激励有苦劳的大臣！”明思宗不同意。 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大学士韩爌等上书说：“廷弼的尸骨至今不能拿回去安葬，根据国法是从来没有过的。”明思宗颁发诏书允许熊廷弼的儿子拿他的首级回去安葬，谥号襄愍。

杨涟的青年时代，正是“东林”方兴的时期，他对于顾宪成等人以天下为己任、不畏权势、敢于訾议朝政的气节非常敬佩，每遇东林讲会，他一定千方百计赶到无锡，与东林诸君子探讨性理之学，共商治国之道。彼此志同道合，逐渐成为东林党的后起之秀。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杨涟考中进士，出任常熟知县。为了真实了解当地民情，他常常青衫布履，深入田间、民舍，微服察访，遍知闾里利病，深受当地群众的拥戴。后因“举廉吏第一”，升为户科给事中，不久又改为兵科右给事中。 主词条：移宫案 杨涟为人光明磊落，不肯巴结权贵。当时神宗已多年不见朝臣，郑贵妃与外朝的官吏多有勾结，垄断后宫，离间神宗与太子朱常洛的骨肉之情，居心叵测。杨涟识破了郑贵妃的阴谋，深深为太子的前途和命运担忧。在他看来，太子是一国之本，“国本”动则天下乱。因此他把稳定太子的地位与爱国忠君联系在一起，坚决支持太子朱常洛。万历四十八年（1620），神宗久病不愈，按礼应召太子朱常洛入御榻前侍药膳。但由于郑贵妃从中作梗，太子竟不得与其父相见。杨涟一面暗遣人晓谕东宫伴读王安，要他叫太子“力请入侍，尝药视膳，薄暮始还”。争取接近神宗的机会，防止郑贵妃假传圣旨，惑乱朝政。同时，杨涟又联合科道敦促大学士方从哲率百官赴乾清宫问安，以示朝臣之力。方从哲惧郑贵妃迁怒于己，便百般推诿，说：“帝讳病。即问，左右不敢传。”杨涟立即引宋代文彦博河内侍的先例，要方从哲率百僚一日三问“第令宫中知廷臣在，事自济”。方从哲不便再推，只好照办。
神宗死后，在青宫苦熬了四十年之久的太子朱常洛终于登上了帝位，是为光宗。然而，这位多灾多难的皇帝登基后四天，便一病不起。当时宫中纷纷传言，说光宗之病是因为郑贵妃进美女八人致使光宗身体亏损。又唆使中官崔文升进泻药，使其病情加重。杨涟听到这些传言深为光宗担忧，决心清除郑贵妃对光宗的威胁，于是便联络朝臣，共请郑贵妃移宫，将她从光宗身边赶开。又上疏劾崔文升“用药无状”，同时揭露郑贵妃欲封皇太后的野心。杨涟此疏，语言犀利，火药味很浓，大家都担心光宗看后会很不高兴。疏上三日，仍没有动静，正要松一口气，忽然宫中传出话来，皇上将于明日召见大臣，并特宣杨涟和锦衣卫官校。朝臣们心里都知道，宣锦衣卫官校入侍，一般都是令其执行“廷杖”。大家推测杨涟此次被召一定是凶多吉少。方从哲劝杨涟赶紧上疏请罪，杨涟执意不从，称“死即死耳，涟何罪（死就死了，我有什么罪）？”
次日上午，众臣入朝光宗。光宗有气无力地说了些要大家各尽其职，效忠朝廷的话，便把目光转向杨涟，盯了他许久，始终不说一句话。大家正在担心，忽听光宗叹了一口气，指着杨涟对大家说：“此真忠君。”下旨驱逐崔文升，收回封郑贵妃为太后的圣旨，并且还让杨涟当上了顾命大臣。
杨涟对光宗的信任非常感激，从此更是孜孜不倦，誓死报效朝廷。
九月初一，光宗驾崩。他的宠妃李选侍欲学当年的郑贵妃，准备将光宗的长子朱由校藏起来，“挟皇长子自重”。外臣周嘉谟亦以皇长子既无嫡母，又无生母为理由，主张抚孤于李选侍。李选侍阴狠狡诈，光宗在时，她便恃宠骄横，独霸后宫。皇长子朱由校的生母王氏便是被她害死。后来她又趁光宗病重，与郑贵妃勾结，要求封郑贵妃为皇太后，封自己为皇后。一次光宗被她纠缠烦了，便召几位大臣商量，准备封她为皇贵妃。不料躲在门幔后偷听的李选侍不满意，竟然从幕幔后伸出手来将站在光宗旁边的长子朱由校拉进去，耳语了一番，便将其推出。朱由校当即便跪在地上请父皇封李选侍为皇后。如此僭制违礼，不仅使在场的大臣面有怒容，连光宗也为之“色变”。如果让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挟持了皇长子，必然会干预朝政扰乱国体。杨涟等一批正直朝臣决意铤而走险，力挽狂澜。
当天上午，杨涟、左光斗促同大学士方从哲、刘一燝、韩爌等朝臣一齐到乾清宫。刚至乾清门，便有内宦持梃拦路，不许入内。杨涟大骂道：“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驾，若曹不听入，欲何为？”说完便挥手挡开枪梃，众朝臣一拥而入。大家哭灵完毕，发现长子朱由校并未在光宗灵柩前守灵，心中暗暗吃惊。问左右的宦官，皆支支吾吾，不敢作答。杨涟见光宗的心腹太监王安以目示意西暖阁，当下会意，转身对大家耳语了几句，大家便一齐向西暖阁跪下，齐呼求面见储君。李选侍拥着朱由校躲在西暖阁，哪里见过如此阵势，早已吓得六神无主。王安随即入内，假意劝说，称皇长子面见众臣后即可送回。说完便拉着朱由校出阁，等在外面的众臣连忙把朱由校拥入早已准备好的辇车，护驾退出乾清宫。李选侍这才回过神来，慌忙吩咐左右的宦官快去挡驾。宦官们追来拖住轿子，大声叫嚷：“拉少主何往？主年少畏人。”杨涟大怒，大声斥骂道：“殿下群臣之主，四海九州莫非臣子，复畏何人？”众宦官被骂得哑口无言，这才悻悻退去。
杨涟等人将朱由校抬至文华殿，当即举行了“正东宫位”的典礼。并且议定于泰昌元年九月六日在乾清宫即帝位。
李选侍见皇长子被拥走，十分恼怒，无奈大局已定。她决定赖在乾清宫不出，以此要挟朱由校封她为皇太后。消息传出，举朝皆愤愤不平，奏请李选侍移宫的章奏接连不断。李选侍遣宦官召太子入乾清宫议事，被杨涟阻挡。他正色道：“殿下在东宫为太子，今则皇帝，选侍安得召？”怒目将前来传话的宦官逼退。
九月初五，眼见太子登基大典将近，而李选侍仍赖在乾清宫不出。杨涟心急如焚，又联络诸大臣聚集慈庆宫，要大学士方从哲带头请太子下诏驱李选侍移宫。方从哲却不以为然地说：“迟亦无害。”杨涟辩争道：“昨以皇长子就太子宫犹可，明日为天子，乃反居太子宫以避宫人乎？”当时有人提出李选侍是光宗的旧人，逼之太急是否有失体统。杨涟立即斥之道：“诸臣受顾命于先帝，先帝自欲先顾其子。”并且表示“能杀我则已，否则，今日不移，死不去。”其他大臣亦纷纷赞言助之，词色俱厉，惊动了殿中的太子。太子遣人斥群臣退去，杨涟仍不肯服从，继续抗辩道：“选侍阳托保护之名，阴图专擅之实，宫必不可不移。”在杨涟等的坚持下，朱由校只好下旨遣李选侍即日移宫。李选侍接旨，知败局已定，只好哭哭啼啼地迁出乾清宫。次日，朱由校正式登基，即熹宗，改次年为天启元年。 从光宗驾崩到熹宗登基，前后不过六日。杨涟为辅佐太子顺利登基呕心沥血，几乎是夜夜不寝。史书上称在六天内“涟须发尽白，帝亦数称忠臣”。不久后，杨涟升任兵科都给事中。当时御史冯三元等极力诋毁熊廷弼，杨涟公正疏陈此事。不久后，弹劾兵部尚书黄嘉善八大罪，黄嘉善遭罢免。
天启二年（1622年），任礼科都给事中，旋即升任太常少卿。
天启三年（1623年）春，拜杨涟为左佥都御史。
天启四年（1624年），又升为左副都御史。
然而，这位在杨涟等正直朝臣舍命扶持下才得以登基的皇帝，并没有像东林党所希望的那样革除万历朝弊政，相反却是变本加厉，更加荒淫奢靡，昏庸无能。宦官魏忠贤和熹宗的乳母客氏相勾结，在宫中独揽大权，肆意为虐。那些邪恶派的官吏也纷纷投靠魏忠贤，结成“阉党”，打击和排斥东林党人。杨涟怀着满腔的悲愤，决心挺身而出，讨伐魏忠贤。
同年六月一日，杨涟将写好的奏疏藏在怀里，准备趁早朝时面奏熹宗，当场揭露魏忠贤。不巧当日免朝，杨涟“恐再宿机泄”，只好交会极门转呈皇帝。杨涟在奏疏中列举了魏忠贤的二十四条罪状，揭露他迫害先帝旧臣、干预朝政，逼死后宫贤妃，操纵东厂滥施淫威等罪行，最后指出魏忠贤专权的恶果是“致掖廷之中，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内，亦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请求熹宗“大奋雷霆，集文武勋戚，敕刑部严讯，以正国法”。
杨涟此疏，字字句句，如雷霆万钧，击中魏忠贤的要害。魏忠贤闻疏后惊恐万状，慌忙跑到熹宗面前哭诉其冤并利用天启皇帝不识字的缘故，削减罪状。弄得熹宗真假难辨，好坏不分，反而温言抚慰魏忠贤，“严旨切责”杨涟。
自此以后，魏忠贤对杨涟恨之入骨。同年十月，魏忠贤矫旨责杨涟“大不敬”、“无人臣礼”。将杨涟革职为民。 挤走了杨涟，魏忠贤仍不肯善罢干休，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指使“阉党”大理丞徐大化弹劾杨涟、左光斗“党同伐异，招权纳贿”，借兴“汪文言之狱”谋害杨涟等人。锦衣卫北镇抚司指挥许显纯在魏忠贤的授意下对汪文言严刑逼供，要他诬陷杨涟受贿。汪文言宁死不屈，仰天大呼道：“世岂有贪赃杨大洪哉。”许显纯无计可施，只好自己捏造供状，诬陷杨涟、左光斗曾受辽东经略熊廷弼贿赂。魏忠贤立即遣锦衣卫缇骑前去逮捕杨涟等人来京审讯。
六月，杨涟被逮押送北京，沿途群众闻讯，皆为杨涟鸣不平。他们自动夹道哭送，所过村市，“悉焚香建醮，祈祐涟生还”。
六月二十八日，杨涟被下镇抚司诏狱审讯。许显纯将锦衣卫的诸多酷刑一一用于杨涟，折磨得他遍体鳞伤，气息奄奄。后来提审时杨涟被折磨得无法坐、立，许显纯便让打手给杨涟带上桎梏，拖他到堂上躺在地下受审。杨涟仍不屈服，在狱中写下《绝笔》，继续陈述“移宫案”的真相，痛斥魏忠贤紊乱朝纲。魏忠贤得知后气得七窍生烟，令许显纯立即杀掉杨涟。
七月庚申夜里，许显纯令缇骑在狱中处死杨涟，此贼先后以“土囊压身，铁钉贯耳”等手段加害杨涟，但杨涟并未身亡。天启五年农历七月二十四日（1625年8月28日），许显纯以一枚大铁钉钉入杨涟头部，终将其害死，时年五十四岁。 临刑前，杨涟咬破手指，写下血书一封。称“欲以性命归之朝廷，不图妻子一环泣耳！”写完仰天大笑。
忠心报国，力战“阉逆”，贯穿了杨涟一生的主要政治活动；史家评价他“为人磊落 负奇节”，是极为中肯的。
崇祯初年，杨涟冤案平反，获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号“忠烈”，任命他的一个儿子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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