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考辨
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充斥于近、现代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等书籍,以及大学课堂和相关教科书中。直到今天,这种状况并未根本改变。只要浏览一下包括一流大学在在内的名目繁多的有关“国学”讲座所排的课程表,便一目了然。但是,经相关专家考证,查遍迄今所见董仲舒的著作和相关史料、文献,均没有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或记载。这一说法的炮制者,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思想家易白沙(1886-1921年)。1916年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孔子平议》,提及自汉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佣,与他同时的“国学大师”梁启超(1873-1929年)并未使用过这一说法。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正是从易白沙的说法敷衍出来的,并逐渐广泛流传开来的。
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这一政策几乎为以后各代统治者所遵奉,长达两千年之久,对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古代史学家多认为是汉武帝与董仲舒君臣撮合而成的,一个是为了建立大一统帝国的需要,一个是出于争夺学术地位的需要,因此,三道策问,一拍即合。其实,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其他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一样,都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只要深入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细加钩沉比勘,就不难揭示其事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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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在汉武帝时开始推行。《董仲舒传》中记载了董仲舒提议的原话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在《武帝纪赞》中,记载了汉武帝的做法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该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兼容”与“发展”特性,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它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了专制王权,因而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
近代中国史,率先揭露“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人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思想家易白沙(1886-1921年),1916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孔子平议》一文。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1、汉武帝有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关于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被学界津津乐道、充斥于大学讲坛和相关学术著作、几成定论的话题,近20年来受到质疑。如孙景坛先生在《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发表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一文,认为董仲舒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而从汉武帝乃至整个汉代也均不存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事实。
对于孙景坛先生上述观点,学界有不少人反对,但提不出可靠的文献、史料加以反驳,而有的学者譬如宋定国教授则依据可靠的史料、文献,在既肯定孙景坛大胆质疑精神的基础上,又进而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考辨。在《国学纵横》(首都师范大学2013年1月版)中,他写道:首先应当肯定:第一、孙先生不迷信古今权威,敢于依据文献,发现破绽而提出质疑,这种求索和较真精神,难能可贵,值得提倡;第二、孙先生针对长期以来几成定论的,关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提出的质疑,确实值得认真考证,重新厘定。譬如他所质疑的关于董仲舒的记载,是班固与司马迁史书中“差异最大的一篇”。“班固将《董仲舒传》从《史记·儒林列传》中析出,独立成篇。内容除抄司马迁外,横增出董仲舒在武帝初期的对策一事,并附录了《天人三策》”,确实值得探究、考证。
司马迁不仅与汉武帝同时,而且在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19岁时,随家迁至京城,在从孔安国学《尚书》的同时,还从董仲舒学《春秋》,与董仲舒有师生之谊。董仲舒在公元前104年去世时,司马迁42岁。恰在此年,司马迁以太史令身份倡议并奉汉武帝之命与上大夫壶遂等制定《太初历》,并开始著述《史记》,“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而在此前24岁时即作为郎中多年,多次侍从汉武帝巡游。在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35岁时,还受命为郎中将,并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到达邛(今四川西昌一带)、笮(今四川汉源一带)、昆明(今云南曲靖一带),安抚西南少数民族,设置五郡。到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47岁时,又以太史令身份,于三月随汉武帝巡游至河东祭祀后土。十一月,李陵战败被匈奴俘虏,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而被判死刑。次年李陵被灭族。司马迁为著作史记而自请宫刑,忍辱苟活,到公元前97年(汉武帝天汉四年)49岁时,被赦出狱,任中书令,发愤专著史记,到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55岁终于完成。约在次年去世。
我之所以细述司马迁简历,旨在说明司马迁在20多岁后就侍从汉武帝多次出游,并曾丰诏参与“太初历”的制定等,还曾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说明他与汉武帝关系密切,而与董仲舒又有师生之谊,因而对于汉武帝和董仲舒之间发生的事,尤其是像被后世誉为“开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之先河”的,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这样一桩大事,却在《史记》关于汉武帝和董仲舒的纪、传中只字未提,的确让人不解,生疑!况且司马迁又是在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中年42时开始著述《史记》,对于当朝发生的大事,是决不会疏漏的!还有,对于曾经教诲自己的老师,当时名声显赫的董仲舒,司马迁理应格外关心和了解,像老师向汉武帝进言《三策》这样的大事,要是真的有,他不可能不知道;要是知道,他又不可能不记。
通过《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董仲舒传》相比较,我认为司马迁关于董仲舒生平的记载比较符合情理:
“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缪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闲,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关于董仲舒的简历,董仲舒和公孙弘之间的纠葛,以及董仲舒怎么当上的胶西相,又如何“疾免居家”,专门“修学著书”,司马迁都交待得很清楚,并得出结论:董仲舒的学说在于汉代五世以来“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而其中却只字未提董仲舒向汉武帝进言《三策》之事。
相比之下,班固的《董仲舒传》则确实漏洞、抵牾之处甚多,尤其是把董仲舒誉为“儒者宗”,更与司马迁的结论相悖,不能不令人困惑、生疑。
《董仲舒传》与《史记》在记载上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
《史记·儒林列传》载:“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很明显,司马迁虽然也将董仲舒列为“儒林”,但他所说的“儒”显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儒”,因为从他所开列的名单看,这些人都是专治《诗》《书》《礼》《易》和《春秋》的人。这从《史记》称“坑儒”为“坑术士”也可窥见一斑。而班固在《董仲舒传》中则称董仲舒为“大儒”,并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还引征了刘向、刘歆父子对董仲舒的评价,尽管刘歆没有其父对董仲舒的评价高,但仍称其为“群儒首”。其心目中的“儒”已经与“推明孔氏”联系在一起,显然比司马迁要狭隘多了。班固心目中的“儒”,可以说与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或“儒学”联系在一起了。
但是,孙先生的大胆推断似也值得商榷:第一、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关于董仲舒“今上即位,为江都相”的记载也存在明显的疏漏:即没有说明董仲舒被任为“江都相”的因由,董仲舒总不至于平白无故地当上“江都相”吧?!这正是值得考证的地方。而班固也正是在这个被司马迁疏忽的地方,用董仲舒应对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作了补充,说明了董仲舒当上“江都相”的缘起。但是,这种可能性可以说没有,因为据《史记》载:汉武帝即位,赵绾﹑王臧因“欲立明堂以朝诸侯”,触怒好黄老之学的窦太后而被迫自杀,所以,在窦太后健在时,汉武帝怎么可能举贤良以对策呢?而这样的漏洞却未见孙先生提及(也许是我没见到孙先生相关的文稿);第二、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的始作俑者是班固,其根据是班固伪造了《三策》。我以为,仅凭《史记》等书没有相关《三策》的记载而《汉书·董仲舒传》独载,就断言班固是“伪造”,未免唐突,因为不同史书对某人、某事记载不同(有无、详略、抵牾等)的情况,并不鲜见,而《史记》并非没有疏漏和错误,况且《三策》中并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因此,即便《三策》就算是班固“伪造”,也证明不了班固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的始作俑者;第三、说“司马光则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正式泡制者”云云,更理由欠足。孙先生征引了《资治通鉴卷十七》即《汉纪九》中的大量证言,但并不能说明其断言就准确。《资治通鉴》在《汉纪九》中确实几乎全文引用了《三策》的内容,但在文字及其排列顺序上,与《汉书·董仲舒传》是有出入的,并且在引用后的《考异》中,又坦然指出了像孙先生所说的,班固《汉书》关于相关记载的抵牾之处。请看,《考异》云:
“《汉书武纪》:‘元光元年五月,诏举贤良,董仲舒、公孙弘出焉。’《仲舒传》曰:‘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县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今举孝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若对策在下五月,则不得云自仲舒发之,盖《武纪》误也。然仲舒对策,不知果在何时?元光元年以前,唯今年举贤良见于《纪》。三年,闽越、东瓯相攻,庄助已为中大夫,故皆著之于此。《仲舒传》又云:‘辽东高庙、长陵高园灾。仲舒推说其意;主父偃窃其书奏之,仲舒由是得罪。’按二灾在建元六年,《主父偃传》,上书召见在元光元年。盖仲舒追述二灾而作书,或作书不上,而偃后来方见其草藁也。”
从《考异》可以看出,《资治通鉴卷十七》即《汉纪九》对于班固《汉书》关于董仲舒《对策》内容和年代上的抵牾之处,不仅没有掩饰,而且专门作了说明。因此,《汉纪九》关于《对策》年代上的调整,以及在董仲舒与汉武帝对策内容上,对班固《董仲舒传》中相关文字上的修改,显然是出于力图解决《董仲舒传》中存在的矛盾,而决非怀有像孙先生说的那样的目的,况且在这样做的同时,依然申明“然仲舒对策,不知果在何时?”说明尽管作了修改,但仍存有疑问。字里行间,昭示了司马光等《资治通鉴》的编撰者们,治史之严谨态度。
严谨治史,乃史学家最基本的品格。从《资治通鉴》、《汉书》的总体看,司马光及其一班编撰者们也好,班固也好,都是具备并恪守这样品格的史学家。至于其著述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疏漏、抵牾、失实等等),则有多种原因导致,而且其它史书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我认为不宜轻易地作出“伪造”、“炮制”之类的推断。因为这牵涉到对史学家来说最为重要文品和人品问题。假如司马光和班固真像孙先生所断言的那样,随心所欲地“伪造”和“炮制”史料的话,那他们作为史学家的人品和文品就大有问题了!他们所编撰的《汉书》和《资治通鉴》,还值得一看吗?!
但最为重要的还是,孙先生所引征的班固和司马光的相关文字,都没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
班固在《武帝纪赞》说的是“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而在《董仲舒传》说的则是“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其中虽有“罢黜百家”、“抑黜百家”之说,但并没有“独尊儒术”之词;把“表章《六经》”、“隆儒”和“推明孔氏”推断或概括为“独尊儒术”,是很不妥、甚至可以说是荒唐的!因为即便把“孔氏”视为“儒”的代名词,但“隆”和“推明”与“独尊”之意也相差甚远!至于“表章《六经》”,则与“独尊儒术”就更相距十万八千里了!
至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十七》即《汉纪九》或其它卷,根本就没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虽然孙先生引征了其“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见《司马温公文集》第12卷)《独乐园诗》作旁证,其中尽管有“百家始消伏”五字,但终不能证明司马光炮制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
2、董仲舒有无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宋定国教授在《国学纵横》中指出:长期以来几成定论的所谓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依据的是《举贤良对策》之第三策中的下一段话: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我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其中“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盖是所谓“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之由来。若然,这种推断并不不符合这句话的原意。
为了说明问题,让我们干脆把这段话都译成白话看看:
“《春秋》重视一统,这是天地间不变的原则,古今共通的道理。如今老师们所讲的道理彼此不同,人们的议论也彼此不同,百家提供的方案悬殊,目的也不同,所以上面难于掌握统一的准则;法制数次改变,在下的不知道应当遵从什么好。臣我以为,凡是不属于六艺的科目和孔子的学术的,都一律禁止,不许它们齐头并进。邪僻的学说灭息了,然后统一的准则就可以建立而法度也就可以彰明,人民就知道所应遵从什么了。”
这段话立论的根据是“如今老师们所讲的道理彼此不同,人们的议论也彼此不同,百家之说提供的方案悬殊,目的也不同,所以上面难于掌握统一的标准;法制数次改变,在下的不知道应当遵从什么好。”而立论的目的则是“凡是不属于六艺的科目和孔子的学术的,都一律禁止,不许它们齐头并进。邪僻的学说灭息了,然后统一的标准就可以建立而法度也就可以彰明,人民就知道所应遵从什么了。”
简单地概括起来,这里讲的就是关于“统一言论,统一法度,统一行动”的道理。这道理从维护统一的国家的角度讲,即使现在看来,也是说得通的。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句话。其中“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即“凡是不属于六艺的科目和孔子的学术的”这个词组,本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六艺之科”,一是“孔子之术”。可是人们似乎要么是忽略了前者,要么是把前者归结为“孔子之术”,进而把“孔子之术”又归结为“儒术”!
这是个传承已久的天大的误解!
而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正与此有关。由于对这个词组的错误认识,才导致了对“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句话的整个认识的错误。
我认为,“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并非一回事。
《六艺》就是班固在《武帝纪赞》中说的《六经》。“六艺之科”即“《六经》所涉及的科目”,其所涵盖的范围广泛。而儒家所谓的《六经》(即《六艺》),系作为迄今所知中国学术文化之源的典籍,而决不止是“儒家经典”。把《六经》当成“儒家经典”,不仅有违史实,而且无形之中,把中国学术产生的历史人为地大大往后推了。因为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产生于战国时期,而中国学术的萌发和成熟,要比这早得多。人们一谈论中国学术,总是从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谈起,而忽略“诸子百家”所赖以产生的活水源头。这样,实际上就把诸子百家当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就迄今所见,流传到孔子时代的古典文献,主要就是《六经》。所以,《六经》就是当列为中国学术源头的主要典籍。按照成书的年代先后,其排列顺序应是《易》《书》《诗》《礼》《乐》和《春秋》。以前按《诗》《书》《礼》《乐》《易》《春秋》排列,是儒家把它们当作儒家典籍所为;因为儒家作《十翼》即《易传》而加以揆发、阐释,所以《易》被放在了孔子重点修订的《春秋》之前。
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可以说没有一家与《六经》即《六艺》无关。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诸子百家都可以归属于“六艺之科”。而《三策》中所说的“百家”,显然主要不是指先秦传习下来的“诸子百家”。至于“孔子之术”,自然可以理解为“儒术”,但严格说来,“孔子之术”与“儒术”,也是不能划等号的。况且,“三策”中并未用“儒术”这样的字眼。所以,《三策》中所说的“百家”,指的主要是那些不属于“六艺之科”和“孔子之术”范围的各种“邪辟之说”。
凡是熟悉古代中国学术文化史的人都知道,因汉初的统治者推崇“黄老之学”,颁布搜集各种藏书和整理民间传说的律令等,使秦代所造成的文化禁锢局面一下解冻,在推动学术文化趋向复兴和繁荣的同时,各种邪辟之说也鱼目混珠地竞相出笼。《三策》中所谓“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不过是对包括各种邪辟之说在内的诸多学说的泛称而已。
遗憾的是,《三策》中这段话的原意却长期受到误读、曲解,而被揆度、敷衍和概括成子虚乌有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
当然,要是把“孔子之术”等同于“儒术”的话,把这段话揆度成“罢黜百家,首尊儒术”,或“罢黜百家,尊崇儒术”(杨荣国等就持这一观点),还勉强说得过去,因为“首尊”和“尊崇”与“独尊”具有质的差别,但毕竟又丢掉了原话中的“六艺之科”之所指,终不能算得上严谨。据我所查阅的史料,没有发现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此建议的文字,因而迄今不认为“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成立。
从迄今所见各种文献看,在汉武帝时代,纵然存在“罢黜百家”之说,但并不存“罢黜百家”之实,至于“独尊儒术”,则既无说也无实。汉武帝用人、施政从不专尊儒学一家。如果说前期是受窦太后的牵制的话,那么在窦太后死后,情况依然仍未只用习儒之人。相反,那些治刑名、黄老等学的人依旧被重用,比如张汤、主父偃和东方朔等。即使对于并不尊儒,甚至颇有讥评者,如“是非颇谬于圣人”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不但不加罪(司马迁后来获罪是由于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还照样重用,使其父子相继为太史令。而董仲舒的始终未被汉武帝重用,则更是顶好的证明。
今天的学者们多都认可这个史实,却还仍然保留和侈谈“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至于到底“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始自何时、何人?从相关资料上看,多认为发生在汉武帝时代,但从董仲舒《春秋繁露》尚未把《六艺》称为《六经》看,显然有两个问题明摆着:一是董仲舒健在时,有了《六经》或《五经》的说法,但他却不认同、未采纳;一是董仲舒健在时还没有《六经》或《五经》的说法。此两者无论何者属实,都意味着对“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的否定。
从道理上来推断,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肯定与把《六艺》视为“儒家经典”有关;因为把《六艺》视为“儒家经典”,则“六艺之科、孔子之术”便可顺理成章地被归结为“儒术”了,于是也就可以把“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敷衍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
然而,班固在《汉书》中虽有“罢黜百家”、“抑黜百家”之说,但并没有“独尊儒术”之论;虽有“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汉书·儒林传》)和“表章《六经》”、“隆儒”和“推明孔氏”之言,却并无“独尊儒术”之语。所以,从班固那儿,我们也无法找到答案。
所以,愚以为:假若董仲舒的《三策》属实的话,是班固第一个把董仲舒关于“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中的“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片面地误解、归结成为“孔子之术”,进而把“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片面地误解、归结成为“罢黜百家”、“推明孔氏”,而后人则根据班固的这个说法,又把它误解、敷衍成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
但是,这一说法究竟始自何人、何时呢?
经查阅,清末民初的著名思想家易白沙(1886-1921年),1916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孔子平议》,提到:自汉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俑,垄断天下思想,使失其自由”。“中国二千年尊孔之大秘密”,就在于历代统治阶级“利用孔子为傀俑,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庞朴、马勇、刘贻群:《先秦儒家研究·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湖北敎育出版社2003年版)。这是我所见到的最早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字。与他同时的“国学大师”梁启超(1873-1929年)则并未使用过这一说法,但是以后这一说法却广泛流行开来。
3、汉代是否存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文化专制不同于政治专制。因为政治专制可以禁锢、扼杀人们的手脚和整个肉体,但文化专制却顶多只能禁锢人们的口和笔,却永远禁锢不了人们的思考、思想。所以文化专制从一开始就行不通。
汉武帝时代学术文化发展的史实,就是证明。
与董仲舒同时的刘安(前179-前122年),就公然驳斥“儒术”而崇尚道术;就连汉武帝本人对“儒术”也并不那么热衷,而是几乎一生都迷信神仙方术。当在朝的文化人为了维护中央集权制度,而精心编造某种学说而大造舆论时,而在野的民间学术文化,却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和方向潜流、涌动着,并随着时局的动荡及其所造成的空隙,忽高忽低、波浪式地冲击着所谓主流文化。
诸多学术文化发展的史实,说明汉代根本就不存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史实。
因为即使在汉武帝在位(前140-前87年)期间,“儒术”以外的其它学术比如神仙方术,术数等等,不仅照旧存在和发展着,而且比先秦发展得还快。另外,直到汉末,天文、地理、水利、数学、农学、医学、纺织、建筑、冶炼、酿造、交通等等,也都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涌现了许多建树卓越的专家、学者。
如在天文学方面,有洛下闳(约与司马迁同时),众所周知的贾逵(30-101年)、张衡(78-139年)外、刘洪(约129-210年)。洛下闳改创赤道式仪器,定下了赤道式浑仪的基本结构,“转浑天于地中”,阐明“浑天说”,将“四分法”的《颛顼历》改造为《太初历》的“八十一分法”,与唐都、司马迁、鲜于妄人等共订《太初历》,将一年分四季,二十四节气,正月初一为始,腊月三十为终,从此使国人得享“只看日历不看天”、不误农时五谷丰登的便宜;刘洪则第一次从各方面提出精确的月球运动理论,解决了大量关于月球运动的难题,奠定了中国“月球运动”学说的基础,使历法进一步走向精密,被誉为“当世无偶”的天文学家和历算家。
在农学方面,有对耕作技术和农业管理作出贡献的农学家赵过(汉武帝时期,具体生卒年待考)和氾胜之(约晚于赵过60年,具体生卒年待考)。尤其是氾胜之(约生活在公元前一世纪)所著《氾胜之书》十八篇,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农书。它不仅提出了耕作的总原理和具体的耕作技术,还列举了十几种农作物的具体栽培方法,奠定了中国传统农学作物栽培总论和各论的基础,而且其写作体例也成了中国传统综合性农书的重要范本。以后从《齐民要术》到《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再到《农政全书》、《授时通考》均以此为范本。
在医学方面,有熔理、法、方、药于一炉,著有《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等书,被誉为“医圣”的张仲景(公元150-219年)。《伤寒杂病论》集先秦以来医药理论和临床医术之大成,并广泛应用于医疗实践,是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医著之一,也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著。《伤寒杂病论》在继承、发展并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法则和体系,对于治则和方药的统筹,对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吹耳等治疗方法上,均贡献突出。同时还收集了许多如对自缢、食物中毒等的救治急救方法,从而奠定了张仲景在中医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算学方面,产生了《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
在地理、水利、纺织、建筑、冶炼、酿造和交通学等等实学方面,也都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至于术数之类的学术文化,在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的影响下,则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据《史记·日者列传》,当时的术数学界有五行家、堪舆家、建除家、丛辰家、历家、天人家、太乙家和形法家(看相术士)等。足见汉代术数学范围较大。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哪个朝代开始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公元前134年提出的,在汉武帝时开始推行。但是,该思想并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兼容”与“发展”特性... ...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怎么读
罢,声母b,韵母a,声调四声。黜,声母ch,韵母u,声调四声。百,声母b,韵母ai,声调三声。家,声母j,韵母ia,声调一声。独,声母d,韵母u,声调二声。尊,声母z,韵母un,声调一声。儒,声母r,韵母u,声调二声。术,声母sh,韵母u,声调四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公元前...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什么典故?
政治上加强集权,反映到学术思想上则要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有鉴于此,在建元元年(前140)举贤良对策的第策中,正式向汉武帝提出“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
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是哪个朝代
是西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在汉武帝时开始推行。董仲舒传中记载了董仲舒提议的原话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在武帝纪赞中,记载了汉武帝的做法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兼容与发展特性,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什么建议
但是这只是流传的说法,在儒家专家和爱好儒学者的长期辩论之后,严肃地提出了最终的结论:董仲舒并未向汉武帝提出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至于为什么这么说,就来说一下他们这么说的理由。首先,在《董仲舒传》中写道的是“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而《武帝纪赞》中写道的是“摆出百家,表彰《...
高二历史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知识点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专制帝王,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而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是他完成了专制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
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封建时代初期的一次思想大调整和大统一运动。西汉初年,由于社会经济遭到秦汉之交长期战乱的严重破坏,因此统治阶级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因此,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汉武帝...
为什么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怎么回事?
西汉初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体现了教育的什么特点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其时代特点,体现了教育的历史性,规范性,客观性,强制性特点。推崇的儒术,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一些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手段,对后世影响颇为深远。从此,儒家思想...
汉武帝为什么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其后窦婴、田蚡等又提出“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把道家也贬入罢黜的行列。是时,董仲舒于贤良对策的第三策中,更系统地提出“抑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认为“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绝不利于政治的统一,“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
花真抗肿: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刘彻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秦汉之际,遭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政策摧残的儒家逐渐抬头.陈胜、吴广起义后,有些儒生参加了反秦斗争,...
滁州市18711885154: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景及意义? - ?
花真抗肿:[答案] 背景 汉武帝提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这一政策几乎为以后各代统治者所遵奉,长达两千年之久,对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
滁州市18711885154: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对比.(异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异同.秦始皇的“焚... - ?
花真抗肿:[答案] 同:在思想文化上对人们的控制 异: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利于学术的发展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对学术文化的巨大打击
滁州市18711885154: 简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内涵 - ?
花真抗肿:[答案] 把其他的思想,学问全部废除,只留下儒家的学问供世人学习.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当时汉武帝那个时期是一种对政治,对统治极为有利的做法. 当时在那个年代是百家争鸣的时期,人人都各有一套理论,人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这种主张自家反...
滁州市18711885154: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含义是什么?这样会在思想上产生什么结果?希望今天就有答案~不要很长~ - ?
花真抗肿:[答案]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含义是:在古代,发生了百家争政的现象,最终,儒家学取得了最终胜利,在政治上得到了国君的支持. 这种现象,在一定的程度上推动了现代化的进度.
滁州市18711885154: 是哪位君主采用“废黜百家,独尊儒术” - ?
花真抗肿:[答案] 是汉武帝刘彻. 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缩写.经相关专家、学者考辨,董仲舒并未向汉武帝提出过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建议.董仲舒至多提出过“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
滁州市18711885154: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好还是坏??
花真抗肿: 武帝时期,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出现了帝制时代初期“大一统”局面,需要调整统治政策,而儒学大师董仲舒以思想上的统一来维护政治上的统一,对儒学的改造适应了当时加强专制政治的需要. 董仲舒以孔孟儒学为,融合诸子百家中的道家...
滁州市18711885154: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 - ?
花真抗肿:[答案]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专制帝王,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而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是他完成了...
滁州市18711885154: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 ?
花真抗肿:[答案] 汉武帝在位时,百家争鸣的局面还在持续着.汉武帝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以儒家为正统学说,其他各家均被排斥.汉武帝还大力推行儒学教育,在长安举办太学,太学是我国古代最高的学府,以儒家的...
滁州市18711885154: 秦朝的焚书坑儒与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联系与区别请系统的说一说它们的区别与联系 - ?
花真抗肿:[答案]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让儒学成为封建正统思想.毁秦朝的焚书坑儒坏了秦以前的古书.对后代研究以前的历史造成极大的困难. 使学者不敢讨论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