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鲁迅思想精华

试述鲁迅小说的思想启蒙性~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终结和新民主主义纪元的开端，可以说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大人物便是鲁迅。他是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知识分子——个伟大的叛逆者和启蒙主义者；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知识分子—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伟大先驱。他继承和发展了中外优秀的文化传统，早中国历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他的思想和著作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　　鲁迅小说的思想成就主要有两点。一是鲁迅小说的启蒙主义思想： 鲁迅小说首先注意的是人的精神，是“愚弱的国民性”，是病态社会中的不幸人们。所谓“不幸”，主要指人们身受惨重的压迫而不觉悟，不思为改变命运而抗争，反而苟活着，甚至庆幸暂时做稳了奴隶。诸如孔乙己的深受科举之毒，华老栓的愚昧麻木，闰土的屈服于命运，阿Q的“精神胜利法”，祥林嫂的坚守礼教等等。另一个是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鲁迅小说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不瞒不骗，十分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后，这一时期里中国社会现实的某些重要方面：最先觉醒的革命者在寂寞中死去，自己的血做了愚昧群众的送命药（《药》）；一心坚守封建礼教的妇女，却正被礼教所吞噬（《祝福》）等等。[2]鲁迅在真实、冷静地描写血淋淋的人生时，溶进了他的感受和思考，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如礼教吃人、群众的启蒙、国民性的改造、知识分子的悲剧性格、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等，都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的紧要问题。这是鲁迅小说具有高度的思想性的根本原因。　　一、启蒙思想的产生　　　五四运动的前一年，鲁迅以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惊醒了沉睡的人民，一年以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开始了，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新篇章。　　多年来，人民对鲁迅的研究以形成了一门学科，对于他的前期思想曾一度成为研究的中心。而他的启蒙主义，人民曾一度深深的关注，经过了十年浩劫，经过了新时期，在今天这个文化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中，我们再来谈鲁迅的思想和著作，更感到一份深刻，他的启蒙思想，有更深远的意义。　　鲁迅在一九三三年写的《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明确地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的目的，“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中间，意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是其启蒙思想的渊源。 　　所谓启蒙，就广义而言，是指反对蒙昧主义，启发人民觉悟；就狭义而言，是指欧洲十八世纪的一次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运动：启蒙运动　　鲁迅很早就接受了西方的启蒙思想，但又不是西方的启蒙思想的照搬，而是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和鲁迅自己的战斗实践，批判的吸收西方启蒙思想的。鲁迅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土地上，他对几千年的封建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愚昧、落后有切身的感受，他比西方的启蒙思想家站的更高，忧忿也更深广。 　在中国，封建专制的传统根深蒂固 。以致于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本质被异化。鲁迅在《灯下漫笔》中透辟地指出：“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这就是在专制暴政下人的本质被异化的现象，也就是被统治者安于奴隶命运甘心做牛马的原因。　　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和他们的思想家，挖空心思推行蒙昧主义，实行思想禁锢政策。两千多年的专制暴政，生产发展的缓慢，生产方式的落后，社会生活的停滞以及统治阶级的蒙昧主义，是我国人民愚昧、落后、灾难深重的历史原因。鲁迅先生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的历史，他认为只有改变人民的精神，使人民觉醒起来，中国才有希望。早在一九0七年所著的《摩罗诗力说》中，他就呼唤中国的诗人，应该像“恶魔”一样勇敢地反抗封建社会，使中国脱离萧杀的严冬，入于温煦的春日。他集中介绍了拜伦、雪莱、普希金、裴多菲等资产阶级诗人，他们在启蒙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创作，所以他们的启蒙思想也就是鲁迅的创作思想。鲁迅盛赞拜伦的作品“无步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雪莱“抗伪俗毙习以成诗”“凡正义自由真理以至博爱希望诸说，无不化而成醇。”他特别崇拜拜伦“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予荡涤”的反抗精神与“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坚强意志，并誉为摩罗诗宗。他把这种精神归纳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力图借以激发中国人民的反抗破坏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热情。 　鲁迅认为只有解放人的思想，社会国家才有新貌。他对自由平等、重视人权、解放思想等曾给予高度评价：“思想自由，凡百学术之事，勃焉兴起，学理为用，实益遂生，故时光、十九世纪，而物质文明之盛，直傲睨此二千余年之业绩”。他认为“尊个性而张灵明”才能促进国民精神之觉醒。鲁迅吸收了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反封建精神，同时其启蒙主义带有更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和更强烈的战斗性。早在辛亥革命前，鲁迅就积极参加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他非常重视思想启蒙的工作。鲁迅在《药》里就描写了一个崇高的革命者形象，他为了实现民主革命的理想，在监狱里还大义凛然地劝牢头造反，最后英勇献身，可是夏瑜的牺牲却得不到包括他母亲在内的劳动群众的理解。鲁迅一方面肯定他反抗朝廷的民族的、民主革命精神，同时有痛心于他脱离群众的弱点，以现实主义的深刻笔触描绘了革命者忽视启蒙工作而酿成的触目惊心的历史悲剧，启示人民，革命要胜利，单靠革命者的英勇奋斗是不够的，更重要得在于唤起群众、提高群众觉悟，并把他们组织到革命队伍中来。[2]　　　　　　　　　　　　　　　　　　　　　　　　　　　　　　　　　　　　　　　　　　　　　　　　　鲁迅小说多次揭示了辛亥革命在广大农村中基础的薄弱，《阿Q正传》中，未庄的群众根本不知道革命是怎么回事，在革命到来之前和革命到来之后都从未有过起码的革命宣传活动。当革命波及未庄的时刻，除了各阶层的人物骚乱一阵外，一切又重归平静，封建地主阶级仍然牢牢地统治着未庄。农民这支最广大的同盟军并为受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重视。当革命还在进行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与封建势力妥协，使农村政权落入地主豪绅手中，而像阿Q这样怀着自发革命激情的基本群众，却成了革命的牺牲品。鲁迅通过小说的形象描绘，总结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使人们认识到思想启蒙的无比重要性。　　二、启蒙思想的发展 　在强调思想启蒙的同时，鲁迅还提出改造国民性这一命题，这种观点一直贯穿在他的前期创作中。他的小说,在表现劳动人民不幸命运的同时,着重揭发他们身上的弱点,并剖析造成这些弱点的社会根源----封建统治阶级的蒙昧主义.鲁迅怀着沉痛的心情,取材于"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尖锐地抨击由封建思想所造成的国民性的痼疾. 他愤激地把这些麻木的群众概括为“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阿Q、闰土、华老栓……他们都是勤劳、纯朴、善良的劳动者，他们却都有着共同的弱点：愚昧、不觉醒。《狂人日记》中的一群人“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同使被剥削、被压迫的人，却都参加了吃人的行列；《孔乙己》中咸亨酒店的人群，他们对孔乙己的不幸无动于衷，反而拿他的缺点来取乐；《药》里那些围观杀头场面的庸众“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明天》中那些借帮忙为名的食客；《头发的故事》中盲目保守的群众；《祝福》中鲁家的短工、柳妈以及其他邻人，他们自私、冷漠，把祥林嫂的伤疤传为笑料，“咀嚼赏鉴”她的悲哀之余便灰报之以唾弃、嘲讽；《示众》中那些盲目赶热闹、幸灾乐祸、麻木不仁的观众……无不引起鲁迅的愤慨。他说：“造化生人，已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在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 [3]鲁迅痛恨这种麻木的精神状态，他万分感慨地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对于这样的群众是没法的，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一九二四年写的《复仇》便是对这种麻木状况的鞭挞。大意是：有两个人在旷野上，手持利刀，显出将要杀戮的模样，路人们四面奔来，要鉴赏这场杀戮，然而这两个人既不杀戮也步拥抱，看客们觉得无聊，便慢慢走散了，作者认为鉴赏这路人的干枯，就算复了仇。 作为一个真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一个伟大的启蒙主义者，鲁迅一反面看到劳动人民在社会的重压下所承受的痛苦和不幸，看到下等人和上等人的对立，也看到群众中的反抗精神；另一方面，鲁迅也非常重视劳动人民所受传统思想的毒害，他不仅为人民历来的奴隶地位而痛心，而且迫切希望人民觉醒起来同历来的压迫者作斗争。　　他看到长期封建统治下农民和广大劳动群众由于自然经济的相互隔离，他们对不公正命运逆来顺受，对别人的疾苦漠不关心这样一个普遍的历史现象，在青年时期他就怀着“寄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满腔爱国热情，立志为争取祖国的解放而献身，他经常考虑的是如何才能使人民摆脱奴隶命运的问题，如何提高他们的民主主义觉悟的问题，强调改造国民性，强调思想启蒙的重要性。鲁迅强调人民的觉醒，就是要使广大的人民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摆脱蒙昧状态，不仅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启蒙思想的现实意义　　封建蒙昧主义贻害了中国几千年，近百年来，先进的中国人流血牺牲、前仆后继所要实现的也正是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理想，五四时期提倡科学民主、进行思想启蒙，有它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又以其蒙昧主义扼杀了一切生机以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启蒙思想之重要，“四人帮”现代蒙昧主义的流毒值得我们终身反省。在现在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中，鲁迅的启蒙思想对于当代的我们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在今天，我们应本着“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解放思想，积极吸取一切有利于我们发展的思想。　　我们知道鲁迅正是为了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走上文学道路的，他是伟大的思想家，他是深邃探索人类精神现象、深刻反思中国人精神的伟大思想家；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是倾心于改变中国人精神的革命家；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是集中全力勾勒、提炼中国人精神特征、为中国人提供反思自我“镜子”的文学家。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对中国人精神的深刻反思和对黑暗的坚韧反抗是非常重要的。在20世纪中国从封建专制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历史时期，对几千年来封建禁锢下的中国人的精神进行彻底的根柢性的反思，敦促中国人冲出思想的牢笼，获得精神的解放，达到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从而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定自己在世界的恰当定位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方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鲁迅的小说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新文学的奠基人。中国现代小说的文体，是吸收外国小说的文体艺术而对传统的拟话本加以改革形成的，鲁迅先生是这一改革的伟大旗手。 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是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它宣告一个崭新的文学世纪的开始。在艺术方法上，明显地具有“淡淡的象征主义色彩”。在《狂人日记》问世之前，白话体诗歌和散文已经出现，但真正具有深邃的革命思想和文学革命的风貌，将彻底的反封建精神与崭新完美的艺术形式很好地结合起来的作品，则是这篇《狂人日记》。也可以说，《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　　鲁迅的小说集有《呐喊》、《彷徨》。《呐喊》收入1918～1922年间所写的14篇作品，保留着“五四”前后奋起呼喊的时代特色。《彷徨》收入1924年的《祝福》、《在酒楼上》、《肥皂》和1925年的《孤独者》、《伤逝》、《离婚》等，共11篇。《彷徨》虽然反映了鲁迅在20年代中期的思想苦闷，但也表现了他不断探索真理、寻找出路的可贵精神。　　收入《呐喊》中的《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的代表作。这部中篇小说以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为背景，通过对雇农阿Q的受压迫，要反抗，最后被反动势力杀害的悲剧的描写，深刻地揭示了当时农村的阶级矛盾，批判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脱离群众及其不彻底性。作者对阿Q饱受欺凌与摧残的不幸遭遇寄予深深的同情，表现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精神；对赵太爷等反动势力则予以有力的鞭挞；并通过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痛切批判，表达了力图唤醒农民觉悟、促使他们起来革命的强烈愿望。《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也是世界公认的名作。　　《彷徨》中有关农村题材的作品，都是表现农村妇女命运的。《祝福》中祥林嫂的悲剧性命运，是对封建礼教“吃人”的又一次有力控诉。《离婚》是鲁迅先生最后一篇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比《风波》更为深刻地展示了辛亥革命后农村的现实，表明农村妇女的命运并没有改变。小说《孔乙己》以简洁、单纯的构思和纯练、精粹的语言，塑造了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形象，揭露科举践踏人生、毁灭人性的罪恶。《药》也是愤怒揭露“吃人”的封建建制度的名篇。不过，这里不仅有被封建的愚昧、迷信“吃”掉的普通百姓，还有被封建专制的屠刀“吃”掉的年轻革命者。华老栓用血汗钱买人血馒头给小栓治病的情节，早已成为醒人的文学典故。　《故乡》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为名著佳篇，通过“我”回到久别的故乡的所见所闻，特别是“我”少年时代的伙伴闰土的故事，让读者看到了中国农民在20年代所承受的“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重重灾难。 鲁迅的小说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鲁迅先生学习西方小说结构经济、灵便、多样的优点，打破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单一的形式，创造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态。称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之父，也不过份。鲁迅是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的文学大家，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殿堂塑造了第一批永垂不朽的典型形象，如阿Q、闰土、祥林嫂、吕纬甫、子君、孔乙己、四铭等。鲁迅教育思想的特点 鲁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文学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鲁迅曾经担任过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绍兴府中学堂教员，教育部佥事，还担任过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大学的讲师或教授。教育工作是他一生中从事的惟一的一个社会职业。1927年定居上海以后，虽然没有再从事教育工作，专心于文学创作，但他丝毫没有减少对教育的热情和关心。他曾经多次到学校去讲演，发表了许多有关教育的杂文。他虽然没有专论教育的鸿篇巨制，但他的许多文学著作，包括小说、杂文、散文、诗歌、文艺评论以及书信，都蕴涵着丰富的教育哲理。鲁迅的教育思想，既表现在他近二十年的教育实践中，也表现在他的这些文学著作中。研究鲁迅的教育思想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结合鲁迅所处的时代和历史所赋予他的使命来认识。鲁迅所处的是什么时代呢？周恩来曾经说过：“鲁迅的时代，是一半满清，一半民国的时代。他出身于破产的士大夫家庭，他受过封建社会很深的洗礼，他受过戊戌政变后的洋务教育，嗣后，留学东洋，又受教于章太炎先生，并参加了光复会。入民国后，他又做过多年北方官僚社会的小京官，也可说是闲差事。直到五四的前夜，他才得参加思想革命的运动，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从此以后，他就公开地成为宗法社会的逆子，士大夫阶级的叛徒，逐渐养成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可是他自己却又那样谦诚的愿意做一个‘革命军马前卒’。”周恩来精辟地分析了鲁迅经历的时代和他的思想发展过程。研究鲁迅的教育思想还必须和他的思想主线相联系。鲁迅的思想主线是要摧毁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催生新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培养革命战士，进行思想革命。他到日本留学，开始学医，原想将来回国后解除病人的疾苦，以医学来拯救祖国。但是他在学校里受到具有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日本同学的歧视。在他们的眼里，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鲁迅受到了这种侮辱，感到生为弱国人民的痛苦。特别在一次日俄战争的影片上，看到一个说是替俄国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抓住斩首，而围观的一群中国人却神情麻木，视若无睹。他深受刺激，苦思数月，得出结论：“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正是这种挚爱使他容不得人民病态的存在。他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为此，鲁迅深入剖析了中国的国民性。早在日本，他就常常和好友许寿裳议论中国民族的缺点。“我们又常常谈着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对于（一）因为古今中外哲人所孜孜追求的，其说浩瀚，我们尽善而从，并不多说。对于（二）的探索，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至于（三）的症结，当然要在历史上去探究，因缘虽多，而两次奴于异族，认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隶的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说诚和爱呢？……惟一的救济方法是革命。”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他坚决地主张民族性必须改造，必须进行思想革命，否则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口号虽新，骨子里还是旧的，革命不能成功。他说：“说到中国的改革，第一着自然是扫荡旧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

个体受困，真纯难现。几千年来，中国无数文人总是受着传统文化的限制，在以“仁”、“亲”、“忠”、“孝”为纽带的人际关系中打旋，守着祖宗旧制不敢逾越半步；而且难在他们对于生命本质意义的体认也往往错误，似乎来到这个世界，意义全在于满足奴隶的地位，追求为帝王的御用，追求本不属于自己的功名和道德，活着对于他们来说是为身外的东西而活着。泯灭个性，无视个体，个体精神的无限被贬抑，人文精神枯萎凋零。

这片古老文明的大地上，不乏特立独行的思想者，一个个高贵的灵魂在世俗的泥淖中跋涉,一个个孤傲的身影被放逐在精神的荒原上，老子、庄子、孔子以及屈原、司马迁、苏东坡、曹雪芹、鲁迅、嵇康、李贽、龚自珍……等先哲,虽然在当时的时代下,每个人命运各不相同,但他们无一例外地以自己不屈不 挠追求真理的精神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画家蔡志忠分别称老子、庄子、孔子的学问和慧能《六祖坛经》为智者的低唱、自然的萧声、仁者的叮咛、曹溪的佛唱。从这些美妙的名字，我们就能感应到先哲们思想的奔涌和生命的律动。

鲁迅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批判是异常深刻的，他立足以个体存在的意义，对于一切桎梏个体的外在束缚物给予犀锐的剖析，这个以“立意在反抗“的精神巨人，面对强大的黑暗，不断膨胀自己的自由意志，以反抗绝望的精神姿态，在一种缺乏超验关怀的经验世界中，在中国文化史上扮演了一个绝望突围者的角色。鲁迅和尼采、萨特、加谬、卡夫卡一样，因为感领到现代人的精神危机而有意识无意识的为自己和所有遭遇现代性精神危机的生命个体寻找和确立生存信念。鲁迅从未安于虚无并一直力求担当呢！鲁迅的精神标本意义在于他构成了中国人建立超验思维，跨过自然本体的传统文化规定的桥梁。 60年代出生的民间思想者摩罗给知识界贡献了耻辱二字，他的记忆里保留了一个时代文人的呻吟，扭曲的脸庞、悲嚎的干泣、自虐的折磨、那近乎疯狂的臆语等等，于是挣脱精神枷锁 的耻辱成了宿命，很快摩罗发现了中国文人在精神上无赖和信仰上的空洞，近一时期，摩罗自觉实现了精神上的变异，走向基督信仰。当代有不少知识者也渐渐走向上帝，如：刘小枫、余杰、 任不寐、 谢有顺 等。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面临这种意义匮乏的悬空之中。意义的匮乏将把那些还在此岸世界徘徊的人，抛入更加绝望和痛苦的深渊。鲁迅走了，我们怎么办？是依然浸淫于先生留给我们的黑暗和铁门，还是把先生化作一个精神的标记自己上路？上帝死了，西方依然还有追随上帝的人；鲁迅死了，当然还有追随鲁迅的人。痛苦还是欢乐，无从知晓。



中国文化中能在今天的世界文化建构中做出贡献的应是个体心性层面的内在超越品格，在日常生活与经验世界中开出价值、提炼出诗意。建构个体心性层面的内在超越品格，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一个课题。人类不能完全满足于经验的感性的生活，他总是要在经验世界之外，在现世生活的背后找到价值源头，从而使经验世界与现世生活变得有意义。西方文化历来是到一个与经验世界截然有别的超验世界中去找这个源头，这使他们对经验世界（如世俗感性生活、肉体需要、物质享受）采取断然否定的态度。这一外在超越型的价值建构在科学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难以为继了。怎么办？只能在眼下的现实生活中提炼与开出意义和价值依据来。中国文化所走的路径与西方有背道而驰的迹象。如西方人讲上帝死了，彼岸世界崩溃了，这在西方是重大的价值中心的转换，而在中国，古代传统中没有彼岸世界，而是重视此在的现象与当下世俗生活。儒道释无不如此。西方有些人提倡过重建宗教，但显然被后现代思潮冲垮了。同样以宗教作为中国文化的重建药方也是行不通的，在一个重利、重实用、重实践理性的民族中，原来维系它的是封建伦理，打破了封建伦理以后是革命理想主义，而这一切都被当代现实粉碎了。理想破灭、信仰没有了，崇高打破了，利他的英雄主义也不再有了，这是中国文化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无所适从的危机。（金元浦《在悖论中开辟道路(1993)）学者陶东风则认为，这种现象恰好暴露了内在超越的局限。如果说西方外在超越之途是为了神忘了人，神圣性、崇高性有余而现世性不足；那么中国内在超越之路则为了人而忘了神（西方意义上的神），世俗性有余而神圣性不足，缺少有威慑力的神圣价值来制约人的日常生活活动，由此而滋生了玩世的恶习，没有悲剧，没有献身（只有殉君、殉夫等）。如果内在超越之路不能在世俗生活中开出神圣价值，也是极为可怕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要是上帝不在了，人还有什么不能做？“不能做”三字有份量，人必须有所畏惧（内在的敬畏，而不是对法律的恐惧），才能有所不敢为。中国人缺少的就是这种由崇敬转化来的畏惧（所谓“人定胜天”）。我觉得一个民族的精神没有这种敬畏是不健全的。内在超越而又有所畏惧，这是文化重建所要考虑的。西方人在上帝死后又想重建宗教，故而有了当代人文主义的勃兴，它特别关注人类存在的意义问题，如胡塞尔、伽达默尔、海德格尔等。在他们的学说中美学艺术都被上升到了本体论地位，在此中发现意义，诗意的栖居给人的现实存在找到了终级意义，最形而上又最具有当下性，这是一条值得重视的途径，是中西文化汇通的一个切口。


（2）

在西方，世界的中心，资本是最热门的话题，人们杀伐自然，物竞天择，自己动手戴上“万物之灵长”的桂冠，而只有一个个孤独的身影，急匆匆地预言了人类精神的荒原。 但是西方的大师曾提出了现象、存在、自我、意志 、人格、个性等等一系列值得回味的范畴，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论述了人生的原动力问题、价值问题、发展问题、责任问题，引导我们去探索、思考和体认生命的本质意义。

西方的人文大师则指出，自由是人的本质，要以人为中心，强调现世生活（享乐）的意义等人文主义思想和学说。以伏尔泰、卢梭为代表的启蒙学派，从抽象的人性出发，提出“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口号。以费尔巴哈的人本学为典型代表，他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妄图用“爱”的哲学来解决社会矛盾。到现代，资本主义的文化在反理性主义口号下非理性主义思潮迭起，它强调人的意志、情欲、生命、潜意识直至本能的作用，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人们对生活世界的关切。而卢梭、叔本华、卡夫卡、里尔克这些人文思想家和我们一样生活在物质时代，生活在欲望和缺憾里，他们的思想并非仅仅包含形而上的或美学的涵义，研究了解他们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对于人类整体生 存的状态都有不可低估的实用价值。在西方人文思想家的队伍里，排着整齐的大师：卡夫卡、叔本华、陀斯妥耶夫斯基、里尔克、茨威格、西蒙·波芙娃、博尔赫斯、劳伦斯、凡高、罗曼·罗兰、海德格尔、米兰·昆德拉、弗吉尼亚·伍尔夫、威廉·福克纳、詹姆斯·乔伊斯，他们的共点是：热爱生命、热爱自然、思想深处闪耀着人文思想的火花，对人生有积极的看法，其作品有丰富的内涵，给人以思想的启迪。带领人们认识自己的生存状况，寻找灵魂的归属和寻找精神家园，剖析现代人那彷徨而又无奈的精神状态，进行心灵的探险，让人把握生命本真的存在，沉思生存的哲学，探索在现代社会的荒原中如何重建人的价值观念。 批判社会物欲横流，金钱至上，道德沦丧，价值崩溃，严重地压抑、扭曲、肢解着人性等现象，披露了精神上的孤独、失落、空虚，渴望人的爱抚。

随着尼采高呼“上帝死了”，人类正陷入绝对的空无或虚无的境地，世界成为荒漠，人成为碎片，依赖于即成“意义”生存的方式已被埋葬。因此，人的“复活”必须依赖于人的自我的绝对超越，在尼采的意义上，即依赖于成为“超人”。另一方面，“上帝死了”不仅将人的自我还给了我们自己，由此绝对的孤寂和无依无靠成为人的现实。然而它也释放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使人类获得绝对的自由——这是一种由痛苦而自豪、于绝望中获取力量、陷迷惘而信念不移的终极体验。因而，存在是一种选择，我们只能凭借“强力意志”或“存在的勇气”而不是凭借知识或理性才能生存下去。，“超人”概念意味着人性结构自我改造的深刻的伦理学和生存论的承诺。它要求人类能够忍受生存条件的缺失，而战胜自我，即不依赖于意义而生存，要求人们能在一个非人，反人或无人的荒漠中巨人般地站起来，在精神上壮大到与上帝比肩的程度，作为立法者和创造者而存在。然而，作为命定依赖于意义而存在的人如何能够忍受意义缺失的生存方式？作为被有限性限定的人又如何能够承受绝对超越的重负？人类在理性与意志上的自律自决的权是否能真正成熟到可以建立一种上帝不在场的有效的生存方式吗？就哲学的有限性把捉而言，"上帝死了"的深远历史意义就在于，它通过为人类留下自由选择的可能性空间，让人类自己承负和决定自己的命运：或是在人本主义我行我素的张狂中所"开放"出的危险的"可能性游戏"中自我瓦解和毁灭，或是在真正成熟了的人类理性与意志的自我决断中，等候上帝的再次降临，在真正开放的可能性中，求得与上帝相宜的遭遇与交融。就此而言，人类正处于命运攸关的转折点上，而问题的严重性、急迫性在于，"从上帝的缺席着眼，我们是在没落"。上帝死了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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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人们聪明无比，但也匆忙非常。所以总是会堕入无尽的迷茫！追逐名利、奋斗之后不知道为何、信息爆炸令自己目不暇接、价值沦丧，不知道何为真理、性病猖獗令人类瘫痪、选举作秀让人们对政治领袖失望以极，转而关心娱乐八卦、宗教导致无尽的战争，让人们失去对宗教的崇敬，因而邪教四处盛行，诱人于万劫不复之迷、政治独裁，全世界受一国和恐怖分子所要挟......

崇拜物质的结果，使中国人开始追求变化，不再相信永恒的精神，直至精神成为最虚幻的象征时，中国人彻底地进入前所未有的虚无中，进入无法摆脱的迷茫中。人生的价值被取消，社会的理想被摧毁。物质成为最真实的追求目的。几千年的惯性使人们还遵守着中国古老文明的道德已经死去，那些追求变化的南来北往式的候鸟哲学在这个时代格外受宠。 那种真正的大道已经死去， 他们崇拜的是这世界的真理，永远不会被世俗和物欲冲走。

中国人从来都把科学当做工具，视科学为救世主，谁曾关心过灵魂？ 我们一直在学习西方， 其实中国的文人们很少有学它的精髓。西方的精神以基督教精神为基础。这个精神不因上帝的被杀而死去。中国的文人也有一直学习鲁迅的，其实中国的文人们很少有学到鲁迅思想精髓的，先生内蕴深广的中间物思想，那种恣意飞扬的担当意识和生命意识，又有多少人真正领会了？

世界已经成为一个杂乱荒芜的非人的荒谬世界，人生变得毫无意义。东西方都陷入意义的困境，陷入上帝和孔子走后的荒诞里，对形而上的把握的失落，对先验论经验的失落，对一切超人的道德权威的失落，对一切更高境界的失落。 人和上帝已经分离，人失去了上帝。“一旦人类开始把自己看作世界上最高意义的源泉及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这个世界便失去其人情味，人类也就开始失去对世界的控制。”在一个没有神的时代，生命本来就已经显得荒诞，而极权主义加诸与人的一切则加重了这种荒诞感。认识了生命、世界的荒诞本质之后，如何去应对这种境遇呢？形而上的生命问题，与行而下的社会问题，应该如何对待呢？这是这个时代的困惑所在。


（4）

人在莽莽无垠、苍苍浩渺的宇宙中，是个什么呢？一个生命置身于宇宙之中如同芥子与米粒般的微小，仅仅只是一个个体，是微不足道的一个点，是茫茫幽邃、无始无终的自然全体中的一个无限小的部分……是啊，这是一种多么弱小的存在物啊！

帕斯卡尔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用不着整个宇宙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正因为我们只是宇宙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小点，是拼尽全力才能在亘古无垠中划上一笔难以察觉的痕迹的生物，所以——“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

人何以是人？在于他有思想，有高贵的思想。人应当以怎样的姿态面对这个世界，应该放弃虚妄的自己徒劳的自己，彻底的爱彻底的痛真诚的死。关怀终极的渴望，拓展了人的心灵世界，让人的心变得无比的高远、辽阔，这使人永远不会去蝇营狗苟、盘算小利，让人远远离开低级趣味，离开世人热烈追逐的功名利禄；让人始终有一个超然博大的胸怀，去容纳整个广宇。每一个独立的个体都会从熙熙攘攘的芸芸众生中站立起来，去跟天地对话，跟世界对话，跟终极对话。他们是老子、庄子、孔子，是基

鲁迅是20世纪中国知识界最具深刻性、丰富性与文化魅力的伟大人物。且不去争论鲁迅这一位文学家，思想家，是不是那么“伟大”，就看他的文学作品，他不太多的小说、散文和散文诗，乃至最多的杂文，到了今天，还能有许多人喜欢它，去阅读，去研究，也能有一些人讨厌他，想“搬开”他，就足以说明鲁迅这个人，是不那么容易就被人遗忘掉的。这块“老石头”，之所以不太轻易搬得动，除它的质量外，恐怕还有一种“与君同行”的长久性和未来性。人们像无法抹掉一件古老器皿的花纹一样难以抹掉他的光辉。他存在的永久性几乎与任何一个“捍卫”者都无关。也可以这么说：无论你喜欢也好，讨厌也好，你都得承认，比这个世纪里中国许多大作家，鲁迅总是有他自己永远令人琢磨不完的独特的思想。这些思想与整个民族在世界上的生存和出路血肉相关。他的思想甚至超越了一个民族自身的范围。一些熟悉的外国朋友，之所以重视鲁迅，几十年里孜孜不倦地研究鲁迅，主要原因，即在于此。我的一位韩国博士研究生，在去年我开设的“鲁迅研究”课的作业结尾说，她很为自己的国家一百年来的文学感到悲哀，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像鲁迅这样的作家。郁达夫1937年给日本《改造》杂志写的只有230 余字的短文《鲁迅的伟大》里说：“如问中国自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飘逸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中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要全面了解中国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诚哉斯言！这段“盖棺论定”似的文字，至今读起来，仍令我们深思。
由于鲁迅和他的遗产与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之间存在的非常特殊的关系，由于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在进行人民群众的精神塑造中对文学某种功能的依赖，也由于权力者与研究者出于舆论一律或思想挑战的需要各自对于鲁迅进行的“过度诠释”，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在30年代以来的鲁迅被接受的整个历史中，始终存在着一个超世俗的神圣化与反神圣的世俗化之间的矛盾运动过程。近二十年来时断时续出现的以各种形式批评鲁迅的许多现象，当前的“走近”风，就是仍在进行中的对于鲁迅反神圣的世俗化过程中一种必然。
鲁迅的诠释，历来由一些政治权威、文化精英和学院知识群体所主导。虽然他们之间，在观念上也有很大的矛盾与对抗性，但不管是他们的政治阐释，思想阐释或是文化阐释，不论是处于“主流”还是“边缘”，在将鲁迅作为解决某种社会问题的一把万灵的钥匙，而不断往鲁迅身上增添一些光辉的“附加值”，这个方面，以及由此而反映的文化心理与思维方式，却大体上是一致的。他们（很多时候，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实际上并没有在更深的层面上吸取“文革”十年鲁迅被独树一尊的历史教训。在各自不同方式的阐释中，仍然让鲁迅充当了一种制导舆论的，最大限度具有压倒对方的权威性声音的代表，用当下时髦的“话语”来讲，就是营造一种或是维护主流意识形态或是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这样，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无形中在努力将鲁迅拉下神龛（或只是表面上拉下了神龛）位置的同时，又给鲁迅身上涂饰了许多新的光环。结果是，不仅妨碍了更多人对于真实鲁迅的接近和认识，也会在当下文学创作中制造一些不可逾越的心理阴影和艺术“神话”。稍有不恭之词，即视为“颠覆”，群起“捍卫”，指斥“贬损”，甚至封杀刊物，因言罹罪。在打碎“铁屋子”的呼声中，鲁迅自己被不同的力量铸就成了一个不许碰一个指头的“铁屋子”。这正是鲁迅无法摆脱的命运的悲剧和苍凉。
反神圣的“世俗化”的努力，“解构”神圣的呐喊和抗争，为我们带来的渴望进一步破毁禁锢、要求思想解放这一点信息且不用说它，至少，它可以让我们在不同的声音里，即使不能让我们换一种视角和思维去看鲁迅，思考鲁迅，也可以给我们的研究增加一些“冷却剂”，让我们反思自己，以利前行。
第一，鲁迅的文学创作有没有得到更符合实际的认识和把握？“神化”鲁迅的后果之一，就是掩盖了对于鲁迅文学创作实在性的探讨。实在性的缺乏就是不切实际的拔高，就是维护完美。因此现在人们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些问题：鲁迅的小说《呐喊》、《彷徨》，艺术是不是就都那么完整，成熟？思想是不是就那么无边的深刻？里面有没有败笔和二流三流一类的东西？具有不朽价值和世界影响的《阿Q正传》、 《狂人日记》等小说，是不是都那么尽善尽美，有没有可挑剔的艺术与思想的瑕疵？《故事新编》里的那许多“油滑”的描写，是不是就都有那么多的艺术的和审美的合理性与先锋性？至于占鲁迅作品最大分量的杂文，怎样作出科学的评价，更是一个问题。我们北大的老系主任杨晦先生，就始终认为，鲁迅的杂文不是文学作品。他的疑问至少有一部分的道理。因为杂文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鲁迅的杂文，有些纯属学术论说、文艺论文、通信（非文艺性的）、讲演、广告、启事、说明、勘误，这些似乎都与文学创作的性质无关；一些吵架争论、零星记事、时事短论、古事考说、书刊序记、译文序跋、杂志答问、著译目录……，等等，多数看来也很难说有什么文学品格。当然，杂文中也有众多的“美文”和审美品格很强的散文。郁达夫关于鲁迅这一文体的贡献“前不见古人”的判断，正以此为据。现在的情况是：鱼龙混杂，良莠不分。我们起码应该做一些淘洗筛选的工作，让作为文学作品的杂文，浮现出来。那样，也就不会总是不断地发出这样的声音了：“鲁迅杂文？！那也是文学吗？”
第二，造神趋向是否仍然是鲁迅研究中一个潜在的存在？新时期以来，维护神性权威的思维和捣毁神性权威的思维走到一起了：结束了“文革”将鲁迅偶像化的历史，这些年学术研究中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出现了一些造神的趋向。有的研究者根本不承认十年灾难中有神化鲁迅现象存在，认为那是对鲁迅的庸俗化而不是神化，对于鲁迅一直向着自己理解和意愿的方向加以诠释，总在鲁迅的光辉与深刻方面不断加码。因此对于挑战性的不恭的评骘，常常有一种捍卫者的警觉和反应。另外的情况是，80年代开始，在将“五四”重塑为想象中自己的幻影的同时，鲁迅又被多方诠释为一个伟大的先知。对他的“立人”、“改造国民性”等思想的诠释，已经过分脱离了历史处境和自身性质，它的功能被抽象化，普泛化，片面化，“神话”化了。割断和漠视了与代表社会进步力量的联系，淡漠了与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革命的联系，为民族事业奋斗终身的鲁迅，被塑造成为一个一生充满个人痛苦和内心黑暗，只身与孤独绝望抗战到死的“精神战士”。鲁迅的黑暗和虚空被赋予了几近神性的哲学色彩。这样，就在颠覆了一个“文化革命伟大旗手”神像的同时，又在一步一步塑造出一个终生坚持个人独立精神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偶像。无论研究者如何有一个真诚的愿望，学术上如何的严肃与超越，鲁迅已经又成为一面旗帜，一个符号，一个寓言，一个不同社会思潮之间对抗的工具，这是事实。反对工具论者自己又陷入了另种工具论。恢复历史面目的同时又塑造了自己的历史想象物。“神化”被置换为“神话”。在捍卫偶像与破坏偶像的运行中，潜在的“造神”影响下的学术思潮如此诠释鲁迅的同时，不能不使反对神化而要求认识真实鲁迅的愿望受到了压抑和遮蔽。由于他们对权力意识和启蒙诠释有双重的不满，他们所表示的对鲁迅本身和鲁迅研究的那种极端的反感，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造神运动”的激烈批评，也就是可以理解的呼声了。
第三，90年代思想启蒙和以鲁迅为宗师的启蒙运动的倡导，有没有值得反省的精神缺陷？应该承认，在封建主义遗毒长期存在的中国现代社会，思想启蒙必然是一个长时期里永未完成的知识界的承担。只要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思想现代化的追求没有实现，鲁迅就会成为这个漫长的启蒙运动中被推重的一个最合适的角色。面对某些思想桎梏和黑色“大染缸”一样的现实，我与现代思想启蒙提倡者们抱着同样的痛苦与热望，希望自己或借助鲁迅，发出一些真实的呼声。但是，人们渐渐发现，知识界在标举鲁迅参与这个启蒙思潮的合理性的同时，也表现了启蒙者相悖于鲁迅的自身缺陷：过分参照西方社会政治的和思想的模式，较少考虑鲁迅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一个最重要的精神侧面，视个人的独立自由和虚无缥缈的“终极关怀”高于一切，而对人民群众的种种疾苦却漠然处之，关注点往往只是在一个很有限的范围里。自由主义的追求和具体的历史处境之间不可回避的关系被大大忽略了。千百万人民的现实生存状态，生命疾苦和他们所能够享受的自由，在我们的心里究竟有多大的分量？这样，就不能不表现出现代启蒙思潮重视“人本”而漠视“民本”的思想狭窄性。启蒙者的叙述里，“民本”往往被等同于颇遭贬抑的“民粹主义”，即透露出这样的信息。被誉为“民族魂”，死去时有上万人群为之送葬的鲁迅，在诠释者的笔下，总给人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我因此也总有一种疑惑：一个时期里似乎鲁迅在什么地方被误读了。而这种误读恰恰来自对鲁迅思想精神更深的诠释本身。
时间是一个承诺，时间更是一种压迫。21世纪的鲁迅认识和鲁迅研究，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个新的突破和与过去不同的特质。那时的鲁迅想象与鲁迅研究的面貌，与我们这个世纪比起来，肯定是不会完全一样的。未来的鲁迅形象与鲁迅研究，是多种声音的共生。叔本华说：“有些人每每爱引权威的字句，来争论某事件”，“振振有辞的据之以辩，发出胜利的呼声”；他又说，“无论什么时代，都有两种不同的文艺”，一种是“真实的”“不朽的文艺”，一种是“每年送出无数作品在市场上”的“流动性的文艺”。（《叔本华论文集》第10，12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鲁迅反对“摘句”似的引用“权威之言”，但他永远成为一被“摘句”式的引用者。鲁迅希望他的作品“速朽”，但他的作品却成了这个世纪“不朽的文艺”。我相信，不仅在我们这个世纪，即使在下一个世纪，下下一个世纪，下下下一个世纪，恐怕还将被“摘句”下去，还将会“不朽”下去。阿Q到今儿个还没有“断子绝孙”， 真心热爱鲁迅的，喜欢读鲁迅书的，专门吃鲁迅饭的，借鲁迅当敲门砖的，用各种方式批评和挑剔鲁迅的，以一生反鲁迅为荣的，贬损鲁迅的和捍卫鲁迅的，等等，这样的人，相信也会永远存在下去的。当然我也更相信：去掉神圣的光环，在遭到更多的批评与贬抑的同时，未来的鲁迅，也一定会在一些人们的眼里显出他的更加深刻与伟大来。
我们不得不看到，“走近”中不同声音里，透露的可能正是这样一种追求对20世纪“经典”多元诠释的信息。没有什么值得惊诧。在即将进入一个新世纪的这个时候，最值得追问和反思的，倒是我们自己。
面对来自传媒的议论鲁迅的观点，对他们的所以产生，作出解释和答辩，是比较容易的。困难的是，由他们的议论，触动我们鲁迅研究自身和清醒：怎样以一个即将进入新的世纪的更为广远的胸怀、眼光和期待，不为各种社会思潮所左右，保持关注鲁迅的一颗静心，也不为市场经济的压力和诱惑所干扰，保留鲁迅研究的一片净土。真正花工夫地去促进鲁迅研究工作的深入，对于鲁迅这个极富魅力的文化人物，作出更为符合实际的诠释，从而在我们自身不断走近鲁迅同时，让一个更为真实的鲁迅走近人们的接受场，参与人们的艺术和生活的创造。过时的就让它过时，乌有的应该还给乌有。做到这样，当然需要时间，更需要经历超越自己的痛苦，意志和真诚。也许可以这样说，研究鲁迅也要有一份如同鲁迅一样没有“瞒和骗”的对于人民的诚实的心：实事求是，黾勉耕作，不躁动，不惊变，不唯新是骛，不哗众取宠，不唯我所用，不鬻官以求。这些，正是从这个“走近鲁迅”冲击波中我们所获得的一点点启示。
参考资料：http://www.ldvserver.com/xdwx/xdlw/lwnew/26270.html

鲁迅先生是中国文化最具影响力的巨人，这一文化巨人的思想比较驳杂，让人眼花缭乱，也给利用他的人和集团提供了口实，本文试图回到鲁迅的思想的原点，从中间物考察鲁迅的思想，驳斥所谓鲁迅没有走向基督信仰是鲁迅思想的局限这以伪命题，欢迎批评。
相比同时代的知识者，鲁迅穿透文化和社会种种的遮蔽，以其殊异的哲学气质，拒绝高蹈者和逍遥者的姿态，固守着生命的感悟，洞察着人生悲剧，立足于个体的“痛苦”和绝望，与传统纠缠一处，捣毁人们原以为“是”的牢笼，把荒诞的存在还原为荒诞，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心灵黑暗的在场者的声音。但是，未能从“痛苦”、“绝望”走向“信仰”、“爱”，这果真是鲁迅的思想局限吗？
潘知常先生这样分析道：
在鲁迅的心灵中从来不曾纠缠过但丁的追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困惑。对于前者，鲁迅说：“于是我就在这个地方停住，没有能够走到天国去。”1对于后者，鲁迅竟然“废书不观”。由此不难看出鲁迅与他们的一大差异，即鲁迅是执着于现世的一重世界，希望在现世就把一切帐统统结清，主张“拳来拳去、刀来刀档”，甚至不惜“用更粗的棍子对打”、“一个都不饶恕”，而不象他们那样坚持在人的世界之外去追求一个更高存在的维度。因此，与他们的为一个更高存在的维度而绝望根本不同，鲁迅是为绝望而绝望。其次，也因此，鲁迅确实来到了客西马尼园的入口处，但也仅仅是来到了客西马尼园的入口处。于是，既然不能再在传统的游戏世界中逍遥，又没有一个更高的彼岸世界值得去固守，鲁迅就干脆让自己变为一块石头：冷眼、铁血、阴毒、玩玩、走走、以及“对于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鲁迅的阴、冷、黑、沉、尖、辣、烈，都堪称在20世纪中国中独一无二，道理在此。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寄托生存的意义。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依赖，一切争斗都不过是争夺地狱的统治权而已，一切的宿命都只能是失败，因此只有极大膨胀自己的自由意志，强对蔑视、仇恨、敌意，与黑暗对抗、与虚无对抗，温煦、悲悯没有了，只剩下敌意、荒寒、冷漠。鲁迅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2这里的“毒气和鬼气”就是敌意、荒寒、冷漠。最后，这样的鲁迅没有给20世纪带来任何新的东西，不但没有，鲁迅最终甚至并未能将绝望进行到底，这就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终于不能证实“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因此，“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这一点，从许广平介绍的鲁迅自己虽然绝望但是却又希望给青年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印象，就可以看出。在晚期，犹如王国维的从“忧生”转向了“忧世”，鲁迅甚至逃入启蒙者的阵营或政治反抗者的联盟，希图寻找绝望之外的替代品来消解绝望，战斗取代了思想，战士取代了智者，行动取代了思考，自动远离文学创作，自愿把书斋改成堡垒，这难免给人以因为无法固守绝望而聊以启蒙的印象，其结果是，不但放弃了对于思想制高点的占领，而且失去了领跑20世纪的机遇，。在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拼死搏斗中，中国传统文化的“毒素”也再塑着他自己。于是，他“睚眦必报”，宁可“错杀”、也不“错过”。希望变质为绝望，热爱蜕变为憎恨。既没有上帝来裁判，便干脆由自己裁判，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甚至，鲁迅总是在不停地搜索着“敌人”的影子，他没有意识到中国的刘邦、项羽、陈胜、吴广们所说的：“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此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等，都并非来自人性觉醒后的爱的呐喊，而只是出自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的深仇大恨，结果竟然不再是去治病救人，而是去消灭病人。
王国维、鲁迅为什么没有走得更远？或者说鲁迅为什么对于人的世界之外的更高存在的维度的无视呢？即是：象更高更神圣的绝对价值所昭示的那样，在虚无中坚信意义，在怀疑中坚持寻找，在被遗弃的孤独、绝望中不放弃希望，在鲁迅就根本未能出现。
潘知常分析道：
百年回首，不难发现，自上个世纪初始，国人在借鉴西方文化与美学时，就仅仅承认提供了民主与科学维度的希腊罗马文化这一源头，而坚决拒斥真正提供了西方文明价值意义维度的希伯来文化这一源头，不论是文化激进主义或者文化保守主义，在拒绝与真正提供了西方文明价值意义维度的希伯来文化对话上，都是不约而同的。前者将“形而下”的希腊罗马文化提升为终极关怀，德先生与赛先生变成了“德菩萨”与“赛菩萨”，成为具有终极价值意义的新偶像，后者则“返求诸己”，试图重新在中国文化、美学的源头上重建现代终极关怀。此后，先是救亡压倒启蒙，继而革命压倒民主，最后是稳定压倒一切,于是，一个至关重大的课题，就这样与我们擦肩而过。借用卡夫卡的话来说：一切不是因为吃了智慧果，而是没有吃到生命之树，就是根本的缺憾所在。
潘知常断言如果没有超越自身的更高更神圣的绝对价值，那么，犹如狂人的救世是根本不可能的，鲁迅的救世也是根本不可能的！终极信仰的匮乏限制了我们对于生命的敬畏、对于苦难的悲悯。我们没有任何的精神依赖，充斥着心灵的黑暗。这样，要战胜心灵的黑暗，唯一的方式不是逃避到儒、释、道之中，而是毅然建立与终极信仰的联系（只有“远水”才解“近渴”）。也因此，我们的美学在整体上缺乏一种伟大的东西，并且存在一个巨大的精神黑洞。一切的一切都只是在现实的维度中展开，没有更高的终极信仰的价值依据，长期感受不到幸福与爱，长期感受的只是苦难。然而，有苦难却没有苦难意识，有耻辱却没有耻辱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有使命没有尊严，有命运没有罪恶，有意淫没有爱情，有卑贱没有高尚，有忧世没有忧生，有“通历史之变”没有“究天人之际”，；长期置身苦难之中，却没有能力体验苦难，也没有能力表达苦难；有自然生命但是没有神圣生命，有自由但是没有人；有解脱但是没有救赎……关注的尽管确实是生命，但却只是生命的盈足而并非生命的负疚，只是通过取消向生命索取意义的方式来解决生命的困惑，以致每每陷入失去存在参照物之后的茫然不知所措的困窘之中。心灵因此而猥琐、肤浅、残缺不全。至于审美活动，则无非是人人可以作秀的所在，是一种自我礼赞、自我美化、自我欣赏、自我圣化的活动，苦难总是失重，审美的中国又总是落后的中国，不但无法与苦难、耻辱的命运相称，而且只是麻木的顺民、冷漠的看客、闲适的隐士的逍遥放纵的写照。 我疑问：认识神、上帝的途径是唯一的吗？现实中我们已经有理性、思想的人，只有放弃理性、思想才能认识神、上帝吗？？——朱鲁子认为，认识神、上帝的途径不是唯一的，我们不用放弃理性、思想，认识神、上帝也是有可能的。这种可能性就存在于对我们自己——人——本身的认识之中。还是那句话：未知人，焉知神、上帝？而如果知了人，则知神、上帝就不是不可能的。我担心，以神、上帝的仆人自居的信徒们，在他们眼里，神、上帝会像他们自己一样低级和无知。——我们所认识到的对象会超越我们的认识能力吗？换言之，超越我们认识能力的对象我们可能认识得了吗？这一点，康德也早告诉过我们。 在费尔巴哈看来，人的本质无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对象化，人将自己最好的东西给了神、上帝，而自己却变得可怜和无能。因此，人的得救就在于把本来属于人自己的东西从神、上帝那里取回来。——历史上的思想家们在这一点上其实都大同小异。 上个世纪国人借鉴古希腊罗马文化而排斥古价值意义维度的希伯来文化这一源头希伯莱的宗教文化，是立足国情深具眼光的，现实中国不是缺乏信仰，而是信仰太滥无人去信的问题，各种文化在古国大地传播，却少有扎根国人头脑中的，中国人是什么也不相信的虚无党，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或许也如此，老百姓安居的日子大多是统治者的治绩，是愚民政策的产物，而不是什么信仰在起作用，到了现在，有人还在高喊基督信仰，不能不让人诧异。
潘知常先生认为，鲁迅与西方的雨果、荷尔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卡夫卡、艾略特、克尔凯郭尔、帕斯卡尔、索洛维约夫、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弗洛伊德、胡塞尔、海德格尔、舍勒、马丁·布伯、乌纳穆诺、马塞尔、蒂利希等不同，他们不是对等地反抗痛苦、绝望，而是把自己置于痛苦、绝望之上。鲁迅只是孤独一人，膨胀个体的自由意志，对等地反抗痛苦和绝望。潘知常先生用来建构自己的美学，试图引进信仰和爱，这些对于缺乏审痛意识和忏悔意识的中国文化来说，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象刘小枫一样，潘先生误读了鲁迅的思想。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最深刻的思想是中间物思想。如果不弄清中间物的意义，是无法理解鲁迅的。潘先生以上所精辟论述的就是中间物的思想。中间物是中间和过渡之意，是彷徨于无地的影子。鲁迅明确提出了一个“中间物”的观念，他又用哲学式的语言归纳道：“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推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予上，一切都是中间物。”王晓明先生认为，鲁迅提出“中间物”的观念，用意正是在论证一种充当牺牲的必然性，既然万事万物，都不过是尽着一份“中间物”的大责，那我现在夹在黑暗和光明之间，甚至有一半还罩在阴影当中，也就无需苦恼，也无可惭愧了。鲁迅也愿意从“中间物”的立场来理解自己，经历了一个过程。狂人日记》的结尾部分，“我”的自责尤其明确，他把
自己干脆归入了吃人者的行列。既要呼唤光明，又发现自己身上染着黑暗，到二十年代中叶，他笔下就涌出了这样的情绪：“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消失”，“我终于访惶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完全是一种“夹在中间”的困惑了。从那“精神界的斗士”的定位到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将自己描述成一个站在黑暗和光明的交界线上的牺牲者，鲁迅的脚跟越来越紧贴着大地，从精神呐喊到晚年关注人的物质生活，他的中间物思想越来越具体了，目标也越来越明确了。鲁迅从来都是执着于现实，他没有走上帝，是很自然的。李欧梵所揭示的鲁迅的矛盾与悖论，已越来越为后来汪晖、钱理群等人的鲁
迅研究所印证，这一切都是由鲁迅的“中间物”意识所决定的。王乾坤作了精辟的论述，认为“一切都是中间物”则集中表达了鲁迅对生命的觉解，对生命本真的领悟，是与庄子“方生方死”等义的命题，也可读作“何死而在”（海德格尔）。所以说“中间物”论构成了鲁迅的生命哲学，是鲁迅全部思想的一个轴心 。这种“中间物意识”和“过客意识”是鲁迅人生的一个注脚，过客正在走向通往超验精神的半路上，过客用走的形式消解中西的形而上学。
鲁迅极力克服言语的障碍，坚持语言的批判，极力把民族生存中已经被习惯化为“所是”的现实存在，还原为荒谬。“无形的鬼打墙”、“无物之物”、“无物之阵”、“无主名的杀人团”、“绝无窗户而万难破坏”的“铁屋子”、“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无所有”等等，都是鲁迅的真实生命体验。鲁迅不断地失望 也不断地寻找，独自一人反抗君临、物役、众治、平均化、死亡和绝望等。《过客》中过客说：“我还是走好。”勇敢地向前走本身就好，把“走”本身当意义，正是基于对一切希望的消解，或者基于绝望。过客通过行走反抗虚无，在没有超验思维笼罩的国度里，过客只有膨胀起生命的自由意志，对抗无处不在的异化。过客的绝望出于对“无”的体验，是一种深刻的“中间物”意识，它把人可以藏匿的精神避难所撕开，剩下的只有中间物状态的我和黑沉沉的在地。主体出于以人类本身固有 生存状态的内省，出于对人的有限性的认识，或者说是一种对被“抛入状态”的领会。它认为人在根本上是处在异已力量中，处在空虚与无意义之中，认为人在根本上是匮乏的、无助的，是一个有限的并且终有一死的存在，人与神（无限）之间有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鲁迅正是在与虚无的苦斗中，才获得存在意义上的“大欢喜”。鲁迅笔下《过客》中，超越的神质体眠成一种感情的苟活，生命是对于老翁来说，只是浑浑噩噩般地打发时光，过多的乐感意识和实用理情不断对他进行催眠，他不愿再去前走，他也缺乏那种审痛意识和罪感意识，耽弱在世俗的麻木乐不思蜀。过客的绝望出于对“无”的体验，是一种深刻的“中间物”意识，它把人可以藏匿的精神避难所撕开，剩下的只有中间物状态的我和黑沉沉的在地。
鲁迅通过“抉心自食”反抗虚无，渐渐靠近了存在的真实。鲁迅的伟大，在于以自己的一生，演绎了一个自由的生命如何从理想主义滑向虚无主义；演绎了强大的自由意志在和命运的战斗中如何象堂.吉可德一样荒谬——更见证了无神的生命是如何的凄苦无助。鲁迅有很深刻的儒教背景，所以当命运向他揭示生存的奥秘时，他本能的推拒，不愿意取消生存的有意义。于是他生造了两个概念“中间物”和“大时代”。“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推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予上，一切都是中间物。”。而“大时代”是光明和黑暗决斗的时代。鲁迅自己生命的意义就是作为“中间物”，成为“大时代”的牺牲。请注意鲁迅的“中间物”概念，这不是一种自我麻醉，（如同我自己最喜欢的一句话：“不如总在途中，于是常有希望”），这实际上是闭上眼睛，不再追问生命的终极意义；也实际上是默认了虚无。
鲁迅只所以是鲁迅，就在于他拒绝上帝向他伸出的手，他要再次在此岸寻找意义。他的眼睛投向俄国，选择了和共产主义结盟。他太留恋此岸，讨厌任何超验的虚幻的存在。当左联再次让他破灭时，鲁迅还会依然肉搏虚无吗？我无法知道，也许，鲁迅还会尝试着希望，在那样荒芜、黑暗、冷硬的思想世界里，他无法借助上帝的启示忘记人间的血污，他不断地反抗绝望，反抗虚无，即使是“和希望搞乱”，我相信这才是真实的 鲁迅。
鲁迅何以成为鲁迅？在于他在无神论的背景下，整合西方的基督 、尼采 、 托尔斯泰的超人博爱哲学 和东方的孔子以及魏晋时期嵇康等人的叛道文化，以其对人生的独特体验为熔炉，提炼成独特的带有个体特色的反抗者的人生哲学；鲁迅就是鲁迅，不是基督，但拥有博爱的人间情怀，时刻对苦难的世界保持警觉。

钱理群:人间鲁迅
邵燕祥：我们现在需要研究的层次。在学院里面，把鲁迅与世界各种思潮作比较，但的确还应当向青少年推荐介绍鲁迅，在报刊上有一些合适的文章。因为对今天的读者来说，特别青少年，对当时的社会背景不了解，不容易进入鲁迅的世界。普及鲁迅的工作比普及钱钟书要迫切的多，可行性也更大一些。包括向一般读者介绍鲁迅，发一篇鲁迅的作品，加一点点评。鲁迅的悲哀就是他没有速朽，他抨击的时弊，今天十倍百倍地膨胀，甚至恶化，所以鲁迅的文章今天还继续富有生命力。
张梦阳：与现有的二十五种鲁迅传比较而言，林贤治的鲁迅传的重点在第三部。它通过对比，通过对冯雪峰的审视，对胡风的审视，对茅盾的审视，特别是对周扬的审视，凸现了鲁迅的人格。五十年代我在底下听人说，实际上鲁迅跟党的关系不好，在那个时候跟党的关系不好就是一种罪过，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说，鲁迅晚年跟党组织发生了冲突，在这个冲突
中，究竟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很多史实的研究者往往陷在细节里面，不识庐山真面目。在鲁迅研究中，有一个研究方法的问题，就是得拉开一段距离，把鲁迅放到一定的历史框架中去理解研究。仅仅在党外人士与党的关系的框架上理解鲁迅，那就是错的。林贤治这部书的好处在于，对周扬和鲁迅的关系层层剥皮，认识到他们的矛盾实际上是精神实质的不同。鲁迅的精神实质是创造第三种时代，即既没有奴隶又没有奴隶主的时代，这是鲁迅始终的理想，后来鲁迅支持同情共产党，也是出于这一点，因为当时的共产党正是处于受压制的状态中。可是同周扬等人一接触之后发现了问题。梅志先生有一段回忆的话：“有人问我，你们反对周扬吗？我说是的。你们知道周扬是代表党的吗？知道。那么你们反周扬不是反党吗？我不敢吱声了。反党不就是反革命吗？原来如此。经他用推理法这么一推，我才恍然大悟。”鲁迅对一切形式的奴隶主都是深恶痛绝的，能不与周扬发生冲突吗？
邵燕样：鲁迅没有活到五十年代，不然他要经历第三种或第四种时代。比如一九五五年、一九五七年以前，我们在暂时做稳了人民的时代，然后就进入欲做人民而不得的时代。
林贤治：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鲁迅何以成为左派，何以思想那么激进？我觉得打倒“四人帮”以后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倾向，就是对当年的右派（这里的右派和左派的区分标准和五十年代不一样）给予很高的地位，而鲁迅同情共产党的态度反而不能被大家认识。应当澄清的是，所谓鲁迅被利用，实际上是被歪曲地利用，把他思想中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民主性和进步性的本质的东西淘汰掉了。这样鲁迅便成了一个空架子。不能因为我们现在谈自由主义，当年的鲁迅仿佛就成了压制自由主义的容不得异端的非常不宽容的激进分子。对激进或激进主义也要有分析，其中有“左”的，也有右的，不能一概而论。包括在座的牛汉先生当年为什么要参加革命？鲁迅先生为什么要支持左联、参加左联？就没有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考虑，没有说清楚。现在有些人，甚至还说康有为高于孙中山，君主立宪比革命好等等。历史评价到底有没有标准？什么标准？“进步性”这类概念还要不要？要从根本上加以解决。这些年来确实存在着一股保守主义思潮，对革命的思想成分一概抹杀；对于历史问题，不是把背景性的具体的条件掏空，就是给予犬儒主义的穿凿的解释。比如，因为鲁迅当年进入左
联，激进，是左派，现在就值得怀疑、值得否定。为什么就不能问一下：鲁迅为什么要进入？怎样进入的？当时的反应怎样？后来如何？他同“左联”的元帅闹翻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等等。
王富仁：这个问题我有同感。像潘光旦、胡适，都在大学、学院，是教授。我也是教授。学院派教授有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现在是教授，还可以做比教授更“大”的官；第二种选择，我既不支持政府，也不支持反政府的力量，我就在那里写书，告诉大家社会向光明的方向发展，要民主，人与人之间是宽容的，同时很好地从事学术研究，这是作教授最保险的一条路，弄得好，还可以传世；至于社会上有什么人被抓到监狱里去了，就不提了。既不反对当局，也不反对受政府压制的人，双方都不反对，双方也都不会反对他；但是第三，假如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正直的人，在某些知识分子受到专制主义压迫的时候，就应该站起来，站到受政府压制的人一边。当然支持的结果可能是非常危险的。假若这个人或这些人后来也作了官，他可能并不成为人们设想的人。因为他也是人，在我支持他的时候，我怎么能保证他后来对待别人不会像别人对待他那样？我觉得要是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鲁迅。鲁迅走的是一条最不易被人们理解的路，并且也是最艰难的一条路，但这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正义的知识分子应该走的路。没有这种精神，所有的教授的理论，都不能在中国

实现。当然，我并不是否认胡适们的贡献。只要想一想左拉对德莱福斯事件的态度，想想西方同类知识分子的现实表现，就知道中国学院派知识分子与真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区别了。
钱理群：有时候明知他要变，还是要支持他。鲁迅和胡适最根本的区分就在于，鲁迅是体制外的、批判的立场，胡适是体制内的、补台的。胡适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维护体制（包括大学体制）的，而鲁迅的彻底性正表现在这里，他是站在学生这一边的，追求彻底的个性精神自由，凡是压抑人的，不管来自哪一个方面，他都要反抗。为什么他会同当时的教授，甚至是多年的老战友，比如刘半农，最后决裂，正是这个原因。你爬上去了，用今天的话来说，掌握了话语霸权，就可能成为新的“压迫”学生的势力。我们现在也是当教授的，从所处的地位来说，很难不“压迫”学生，但关键问题是看你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你对这种可能性是否怀有警惕，你有没有“自我反省（自我警戒）”的自觉——鲁迅思想的彻底性，鲁迅批判立场的彻底性，正在于他的批判首先是指向自己的：他不仅不能容忍对他人和自己的一切奴役，同时也警戒自己，不要去奴役他人。
邵燕群：我补充一点：当鲁迅在客观上加入了左联，成为左派，并被宣传成共产党的朋友的时候，他依然如过去一样地反对专制主义。他与周扬等人的矛盾就是因为周扬他们的那一套作风是带有专制主义色彩的。鲁迅与冯雪峰、瞿秋白等同样是共产党员的接触中，感觉他们没有以党的面目出现，去压制他，而是朋友之道。所以，不能说鲁迅在晚年加入的是专
制主义的体系。
张梦阳：我也认为不能把当时鲁迅对统治者、权力者的批判全盘否定。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否定了这一点，把鲁迅变成“名牌教授”，就不成其为鲁迅了。但是最可贵的是后来对周扬的批判，他把周扬概括为“奴隶总管”、“文坛皇帝”、“深居简出的元帅”、“工头”、“指导家”、“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汉奸”、“拉大旗，做虎皮，包住自己会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依势定人罪名”。这是一个最深刻的命题，是鲁迅的天才感悟，后来是不幸而言中。周扬七十年代末出狱后深有悔悟，周扬的价值正在于晚年的省悟。
钱理群：而且有意思的是，站在周扬的立场上看，他是非常冤枉的。因为周扬本身也没有做什么，不过是指责鲁迅“破坏统一战线”，限于言辞，而不可能有别的行动，跟后来他掌握了生死大权之后做的事比差得多了。这正是鲁迅敏锐的地方，他“见微知著”，从这么一点小事里面，提升出这么大的一个命题。这与鲁迅的思想与思维特点是有关系的，鲁迅的中心思想是“立人”，追求人的个体精神自由，也就是“反对对于人的奴役”。他对任何奴役人的思想、意图都有高度的警惕。除了“奴隶总管”，“乏走狗”同样是一个深刻的命题。“乏走狗”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文人之间的论战只能限于文字（语言）上的思想交锋，无论怎样尖锐都没有关系；但梁实秋却首先说鲁迅“拿卢布”，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国民党政府实行的“反苏反共”政策)下是要杀头的，这就意味着要借政治权力来压倒对方。这样的“乏走狗”在今天的中国该有多少啊！“乏走狗”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命题，是鲁迅对我们民族的一大贡献，现在反倒成了鲁迅的一大罪状。这是必须得到澄清的。当然，我们不是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但鲁迅有很多东西，我们不能了解，因为误解就轻易抛弃了，这是很可惜的。
邵燕样：不仅有“丧了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现在还有很多家，都各有“乏走狗”。
王国仁：关于“利用”的问题，我们应该看到，文化是在历史中传承的。当一种文化一旦在历史中形成，如果它越有力量，就越要被各个阶层争夺。当时在社会上最有力的、最有权势的力量最容易争夺到对这种文化力量的阐释权。那么，和这种文化在精神上一致的这部分人，就必须在一个时代，同他们的前辈一样，用自己的力量来保卫这种文化，来贯彻这种文化。实际上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出鲁迅在历史的运转中的命运，这个命运就是权力者要把它转化为自己手中的东西，其他的一些人，比如胡风，就要从文化的方面把鲁迅精神传承下来。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对鲁迅的争夺。胡风当然失败了，但胡风用他的失败传承了这种精神。文化大革命结束的阶段，是什么把这种精神传承下来的？也是一些知识分子。所以这是一种文化的必然、为什么胡适没有被利用呢？可以说，胡适作为一个学院派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是无力的。当然，他有自己的主张，但他没有强有力的力量来贯彻自己，来获取群众。胡适的思想一遇到别人的强力就会塌陷，他没有鲁迅的文化力量，没有胡风的文化力量。这是我们学院知识分子天然的弱点。我们讲在社会面前永远保持理性，没有一种情感的力量，鲁迅好就好在这里。鲁迅充满了有力量的思想，后代都想获得他。但是，应该把一种文化的创造者和后来的利用者严格地分开。这样，文化的创造者才能得到自由的创造。作为鲁迅，他选择了自己的时代，在自己的时代显示自己的意义，是不是会被别人利用，谁都无法保证，否则，谁都不敢创造了。
牛汉：鲁迅在各个时期都被统治者看作是一种政治势力。同时鲁迅又总是被某种政治势力利用，这只是一个方面。我还深深地感到，不仅仅是利用，首先是管制。五四运动那几年，毛泽东与北大的不少人物有接触，但与鲁迅却没有来往。毛泽东什么时候开始注意鲁迅，对鲁迅感兴趣的？冯雪峰跟我说，长征以前在瑞金，瞿秋白那时是人民教育委员，冯雪峰是党
校校长，毛泽东当时没有权。他们三人几乎天天见面，喝老酒，发牢骚。这个时候，通过冯雪峰和瞿秋白，毛泽东才开始注意鲁迅，但他一辈子不理解鲁迅。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跟冯雪峰一起住牛棚。我是一躺下就睡着，他睡不着，老推我，说：“醒醒，我要喝咖啡。不加糖。”他很寂寞。他说：“讲话的基本精神与五四精神和鲁迅的基本精神恰恰是相反的。”这是冯雪峰一辈子憋在心里的话，到晚年说出来了。对鲁迅首先不仅仅是利用他，而是管制他，不让他通过作品，乱说乱动。鲁迅著作编辑委员会的头是林默涵，文革后社科院文研所鲁研室的头是沙汀。文化大革命前，林把鲁迅的很多信都扣下了，公开发表的只有三百多封，其余的一千多封都不见了。（编注：读者可参见一九五八年版《鲁迅全集》书信卷的编者说明。这批当时未能编入《全集》的书信，文革以后重新面世，编入一九八一年版的《鲁迅全集》。）记得解放后不久,《人民日报》收到一位读者的来信，问假如鲁迅活着的话，党对他怎么安排？编辑部不好回答，把信转给当时的文委主任郭沫若。我看到过郭回的信。郭沫若说，鲁迅如果活着，也要看他的表现，再分配适当的工作。我当时真的不能接受。这叫什么话？现在看来就明白了，对鲁迅是有利用，但更有管制、改造。几十年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个严酷的事实。
林贤治：我认为，对中国现代史上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比如胡适）的评价不宜太高。与此密切相关的，就要联系到对鲁迅的评价。如何评价？一这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王得后：这部传记对鲁迅有独特的理解。我把它归结为两点。一点是它注意到鲁迅的人间性，或者说平民性，完全为老百姓的生存温饱发展考虑。鲁迅的话是：为官帮忙，为商帮闲，如果主子作恶，也就帮凶。鲁迅是绝不干这个的。鲁迅从反击太阳社、创造社的围攻，到“两个口号”之争，给周扬写《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其实就一句话：“革命是并非叫人死，而是要人活的。”鲁迅还讲，如果成仿吾们获得大众，我恐怕是要穿着红马甲去扫马路，这已经不错了。鲁迅从支持国民党到反对国民党，在《答有恒先生》上写了：那么样的杀人，所以不再支持它。第二点，就是要斗争。从一九七九年思想解放的时候开始，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不断有人在骂鲁迅这一条。其实很简单。鲁迅说：“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
斗争？”又说，一个奴隶挣扎，挣扎没有成功，不过还是奴隶；如果他从奴隶的生活中寻出美点来赞美抚摩，那他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那时，有人发表文章说“费厄泼赖应该实行”。实行得了吗？完全脱离实际的。你受到压迫，你怎么选择？鲁迅选择斗争。鲁迅也不怕围剿。他在“两个口号”之争中最恨的一句话就是“实际解决”。鲁迅质问徐懋庸，“什么是‘实际
解决’？杀头还是充军？”对鲁迅尚且如此，对别人还在话下吗？鲁迅在给周起应的信里就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要杀人，尤其不是一个批评家拿起笔来就判处一个诗人死刑的。所以鲁迅不是乱斗，不是主张恐怖主义、暴力主义。其实鲁迅对中国历史的总结就是那两句话：“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这两句话也挨批呀！鲁迅这几十年不是也批得一塌糊涂吗？什么“唯心主义世界观”、“资产阶级世界观”、“人吃人”，这些观点都是挨批的。（插话：鲁迅关于中国五千年历史都是吃人的说法，也被批了。怎么刚吃了一顿就忘记了呢？吃了十年哪）所以研究鲁迅、写鲁迅传，不回到为普通老百姓的生存考虑，不回到被压迫后主张斗争，那么同鲁迅是非常隔膜的。再说宽容。其实宽容是指向当权者的，不是指向作者的。作者都有自己的是非观。哪一个学派没有是非观？你好我好大家好？不可能的。必须说出自己喜欢什么、反对什么。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主张宽容的人，对“不宽容”的人、对鲁迅何曾宽容？讨论鲁迅和文化人的关系时，应该看到，鲁迅给别人戴的帽子，“乏走狗”、“洋场恶少”。“正人君子”，这些帽子都不会造成生命危险；但是对方给他戴的帽子，常常都有生命危险，比如像“拿卢布”、“反对基本政策”。党的政策能反对吗？何况还是“基本政策”。鲁迅给别人戴的帽子都是鲁迅对他思想、人格的判断，都是精神性的。鲁迅骂人是骂得很厉害，但他从来没有要“实际解决”，或者要国民党把你抓起来杀头。
鲁迅和“五四”一代文化人，和胡适，在一般文化的选择上是一致的，或相近的，在政治文化、现实政治的选择上才相对立；在是讲“人权”还是讲“民权”上，才相对立。这是值得深思的。

鲁迅思想的精华在于其强烈的人道主义和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他对封建社会的压迫和剥削以及现代社会的腐败和虚假性格深感痛苦，因此他的思想具有极强的反叛和批判精神。鲁迅反对任何形式的权力和压迫，主张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障。他对人的本质深刻地看到了人性的善恶两面性，批判那些利用社会制度压制人性的力量，坚持维护人的尊严和价值。鲁迅的思想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他批判现实的同时，也不断地寻求改变现实的出路。他认为只有推翻旧的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总体来说，鲁迅思想精华就是深入人心的人道主义精神，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和剥削，坚持维护人的尊严和价值，并不断寻求改变现实的出路。

晕死,
简单点,就是:揭示的旧社会的黑暗和吃人的本质,同样,表达了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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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鲁县17265654863： 鲁迅的精神品质是什么? - ？
凭帜对氨： 鲁迅的精神品质主要包括:1. 崇高的爱国精神.鲁迅在民族危难的年代,始终不忘本心,坚持民族精神,反抗殖民压迫,强烈抨击封建王朝,用笔剖析民生疾苦,极力振兴中国文化,成为民族解放的思想领袖.2. 对人民的无私奉献精神.鲁迅关...

开鲁县17265654863： 鲁迅先生的三大思想和名言 - ？
凭帜对氨：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野草》 鲁迅《野草》部分篇目 要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鲁迅 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鲁迅 有地方特色,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

开鲁县17265654863： 论述题:试论鲁迅的思想 - ？
凭帜对氨： 鲁迅的思想是要摧毁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催生新社会

开鲁县17265654863： 鲁迅先生有哪些精神 - ？
凭帜对氨： 生活中鲁迅是一个直率的、随和、善解人意、不死板、脾气好、有涵养、知识面广、勇敢,超群的智慧,广阔的胸襟和可亲可敬的个性品质,跟普通人一样,拥有喜怒哀乐. 思想家的鲁迅是严谨、深邃、沉重、严厉、倔强、勇毅、果敢“鲁迅...

开鲁县17265654863： 鲁迅先生作品的思想 - ？
凭帜对氨： 一般都是纪念某人,突出某人朴实等等的特点.有些是批判那时社会统治的黑暗,向往光明美好.

开鲁县17265654863： 鲁迅的思想感情和精神追求 - ？
凭帜对氨： 关于“鲁迅精神”,已有政治家作出权威评判,归纳为“政治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等等.

开鲁县17265654863： 鲁迅小说的创作思想是什么 ？
凭帜对氨： 从“静观默察”到“一挥而就”——鲁迅创作思想学习扎记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艺术是通过形象来反映生活的,其创作过程主要依靠形象思维.根据现有的鲁迅先生资料,虽然还没有发现他直接使用过“形象思维”这一名词,但是他的丰富的创作经验、他的政治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的文艺作品,他的全面而精辟的创作思想,尤其是文艺通过形象来反映

开鲁县17265654863： 鲁迅作品的主要内容和思想意义 - ？
凭帜对氨： 《朝花夕拾》的主要内容:记述了作者童年的生活和青年时求学的历程,追忆那些难于忘怀的人和事,抒发了对往日亲友和师长的怀念之情.作品在夹叙夹议中,对反动、守旧势力进行了抨击和嘲讽. 中心思想:《朝花夕拾》的取材,包括着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具有丰富的思想意义,表现了鲁迅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生活的深刻认识和他那反帝反封建的彻底革命精神.他写人物,带有强烈的时代感;记事伯,则透过现象揭示其深刻的社会本质;发议论抒感情,则无不闪射着思想的火花.

开鲁县17265654863： 鲁迅自传 中心思想 - ？
凭帜对氨： 通过叙述鲁迅先生近50年的人生经历,展示了思想发展变化的过程,抒发了他赤诚的爱国之心.与勤奋创作、不懈奋斗的精神.

开鲁县17265654863： 简述鲁迅杂文的思想成就 - ？
凭帜对氨： 看鲁迅的文章总有一种刺痛的感觉,就像一把刀,刺进身体,死不了,但很痛.他的文风不必多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喜欢也罢,讨厌也罢,但不得不承认,他很决绝,很凌厉. 看《复仇》时,就在想,也许只有鲁迅才能写出如此决绝的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