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周作人

人们对周作人有什么样的评价~

对周作人的评价不能只看到他的历史错误，那样的看法属于过去那个一切与政治挂钩的时代，是过于偏颇的。周作人首先是一个文学家，自然应该从这方面的功过来评价他，其次才应该是政治或者说品德。


周作人的身份有很多，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等，由此可见他在中国现代的文学领域中的杰出贡献和崇高地位。第一位的身份是散文家，这正是他最为擅长的文学领域。他在民国时期或者说是新文化运动时期被认为是最杰出的散文家之一，能和他媲美的只有他的哥哥鲁迅。郁达夫曾经说过：“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我平时的偏嗜，亦以此二人的散文为最所溺爱。”这样的评价足以说明他成就。
后世常常拿周作人出任汪伪政府的翻译官，以及与鲁迅兄弟反目来说事。这两件事的确都是周作人的错误，后半身也都为此付出了许多的代价，还没还清不知道。有人对周作人的评价是汉奸是日本人的走狗，他的确喜欢日本，不只是文化，后来也娶了日本妻子，但这在当时并不稀奇，而出任伪职这件事也应该并非他本人内心所愿。仔细分析周作人可以发现，从性格上来说他是一个平淡甚至怯懦的人，为人处世有些糊涂。所以，出任伪职也许是受人逼迫，也许是出于生活所迫。因为从小有人照顾不知生活的艰辛，所以周作人才对妻子不知节制的花钱一味纵容，才会轻信她的话而和一直爱着他的兄长反目。
周作人和鲁迅的关系
都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周作人和鲁迅的关系是复杂的，不仅仅因为他们是亲兄弟但是在差不多四十岁的时候反目绝交，也因为他们在文学领域各有杰出成就，也因为他们政治上的不同主张和遭遇。

周作人和鲁迅合照
周作人和鲁迅的关系，首先还是兄弟。鲁迅是周作人的长兄，比他大三岁多，周树人和周作人这两个自己改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关系。另外周作人早期可以说是一直沿着鲁迅走过的路在走，读私塾、上水师学堂、去日本留学、回国教书。可以想象鲁迅对这个弟弟的成长，影响是无比巨大的。
而且两人之间的关系也一直很好，兄弟怡怡，这一点从两人各自的日记就可以看出来，一起宴请朋友，一起茶话，一起出游，一起参加讲座，一起去书店照相馆等。而且当时，他们在北京时是两家人住在一起的，在八道湾胡同。
但是在1923年7月，兄弟二人开始失和。18日按天，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信，以“鲁迅先生”称呼，“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十几天后，鲁迅也搬走了，之后双方很沉默，可是十个月后，在鲁迅回去拿回东西时，发生了骂战甚至殴打。此后，两人不再来往形同陌路，不再同时出现在同一张照片上。周作人也常常在报纸上用文字讥讽鲁迅。
但其实，鲁迅分居后大病了一个多月，之后也一直很痛苦和愤怒。而周作人晚年也开始客观地写有关鲁迅的回忆录。
周作人的是非功过
作为一个在历史上非常有争议的人物，周作人的是非功过是很难一言概之，更不能盖棺定论的。首先他是一个文学家，尤其擅长散文和翻译，在这一块他的影响是极大的，这是他一身个最大的功绩。同样有一个本，名字就叫《周作人的是非功过》。


早年的周作人是有功绩，一方面是在新文化运动中是杰出代表之一，另一方面就是日本侵华时成为了一名“留平教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北平被日军侵占，北京大学被迫撤离，而周作人身为教授没有同行而是留在被北平，留下的只有四人，他是其中之一。留下来做什么的，他受校长委托留下看守北大的校产。另外，周作人也掩护过国民党地下工作者。
晚年，周作人回忆自身并且像别人解释过去时，他把自己自己塑造成了一个为国为民的“殉道者”。但是他在汪伪政府担任翻译官是一个历史事实，无法抵赖，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污点。但必须说明的是，周作人本身也反对过日本侵略，此外和李大钊关系深厚，十分崇敬他。可见他出任伪职，应该并非他内心所愿，至少是事情存在原因。
另外，周作人还有一件事情，时常遭到后人的责骂，那就是轻信日本妻子言语而与长兄鲁迅反目成仇。但，这件事情毕竟是他们的私事，即使是被赶出门的鲁迅后来虽然痛苦，但也从未多么责怪批评这个弟弟。
周作人的是非功过的难以评判，主要还是和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关，换成是如今的和平年代，这样一位文豪自然是有着极高的地位和赞誉。

【周作人】 （1885～1967）
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原名栅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缓，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浙江绍兴人。鲁迅二弟。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思想渐离时代主流，主张“闭户读书”。30年代提倡闲适幽默的小品文，沉溺于“草木虫鱼”的狭小天地。此时直至40年代所写的散文，格调“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影响日益缩小。
抗日战争爆发后，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1945年以叛国罪被判刑入狱，1949年出狱，后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另有多种译作。

周作人出任伪职成为汉奸是一个历史事实。

最近读了抗战前周作人的文集《谈虎集》。这个周作人与日后成为汉奸的周作人怎么也不象是同一个人。几年前，有报道说李葆华等同志出面为周作人当汉奸的历史事件辩护，认为当时周作人出任伪职是根据北平中共地下组织的意见而非本人甘当汉奸，但旋即又被有关方面否定。但从中原因，我以为并非空穴来风。读抗战前周作人的文集《谈虎集》后，我有以下观点，请大家批评指正。

首先，周作人与李葆华的父亲李大钊烈士（中共主要创世人之一）关系密切，在李大钊烈士牺牲后确实关心与帮助过李葆华等人，并在抗战时设法把李葆华等人送到延安。

第二，周作人的思想左倾。当然他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也是一个充满无政府主义思想，或者倾向社会主义的人。在李大钊烈士牺牲后，当时的北洋军阀的报纸曾经极尽污蔑之能事，而周作人却对李大钊非常崇敬，撰写文章为李大钊辩护，矛头直指北洋军阀。（见《谈虎集》）

第三，周作人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北伐后，国民党清党时，周作人是当时反对国民党屠杀爱国青年的少有的几个著名学者。在这点上，他比蔡元培、胡适要强得多。当然比吴稚辉这类积极鼓动清党的反动文人不知强多少倍。而其兄鲁迅也不及他。虽然当时他在北平，甚至还是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他能著文抨击。（同见《谈虎集》）

第四，周作人虽然娶日本女子为妻，但在抗战前是非常反日的。当时北平的日本办的汉文《顺天时报》一直是周作人的抨击对象，认定它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一张机关报。（同见《谈虎集》）

现代散文家。浙江绍兴人。原名□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绶，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重要笔名有独应、仲密、药堂、周遐寿等。1901年秋入南京水师学堂,始用周作人名。1906年赴日本留学,与鲁迅一起编译《域外小说集》，后入东京政法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1911年夏回国后，先后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和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省第五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春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
“五四”时期，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参加发起文学研究会,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主持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是《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之一。他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并撰写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明确提出“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谈虎集·思想革命》）；积极提倡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纪录研究”的“人的文学”(《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和“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的“平民文学”（《艺术与生活·平民文学》），反对“违反人性”的“古代礼法”、传统“习惯制度”,以及歌颂“才子佳人”,宣扬“迷信”、“黑幕”、“色情狂”、“奴隶”哲学的“非人的文学”（《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周作人同时以极大的热情介绍了俄国、日本、希腊文学以及波兰、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并用自己的散文和新诗创作(代表作《小河》)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和同时代不少寻求道路的先行者一样，他的社会思想和文学观念相当庞杂:“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雨天的书·山中杂信》）。但总的说来，资产阶级的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五四”时期，他正是以此作为主要的思想武器，投入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并且在理论倡导与创作实践两个方面，对中国的文学界和思想界都有着较大影响。
“五四”以后，周作人一方面作为“语丝”派的主要成员之一，写了大量着重“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散文，继续批判封建旧道德旧文化，反对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支持进步学生运动，并参加了反对甲寅派与现代评论派的斗争；另一方面，他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与封建隐逸思想有了发展，进而提倡“以表现个人情思为主”的文学(《文艺的讨论》),1922年1月30日《晨报副刊》，提出“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的口号（《雨天的书·生活之艺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周作人虽然仍有“对于现状的不平”（鲁迅1934年5月6日致杨霁云书，1981年版《鲁迅全集》12卷），但更对人民革命斗争满怀忧惧，思想逐渐远离时代的主流，公开鼓吹闭门读书，以苟全性命于乱世。在理论上也倒退到根本否定“五四”新文学的彻底革命性质，把它看作是明末公安派文学运动的再现，同时提倡闲适小品，把文学作为“供雅人”“摩挲”、“抚慰和麻痹”的“小摆设”（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南迁，虽经各界人士的多次劝说敦促,周作人仍留在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北平,不久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督督办、东亚文化协会会长、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等伪职。日本投降后，以叛国罪于1945年12月入狱，1949年1月保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写作有关鲁迅的回忆资料外，主要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散文家，周作人最早在理论上从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提倡文艺性的叙事抒情散文，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创作实践上，他从自己的个性出发，从英国随笔、明末小品、日本俳文中汲取养料，形成了独特的成熟的艺术风格。他追求知识、哲理、趣味的统一：在娓娓絮语中，针砭时弊，纵谈文史，描摹风物，探寻人情物理，显示着爱智者的“博识”与“理智”，无“卖智与□学”之嫌（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却自有亲切、通达的风致，从容描绘中浸透着作家的闲适趣味，“蕴藉而诙谐”的“淡淡的喜悦”里(《药味集·谈俳文》)、《立春以前·〈文载道文抄〉序》），搀杂着几分忧郁、惆怅，文字表达上则大巧若拙,举重若轻,构成了平和冲淡的境界，同时注重适度的含蓄，另有一种“涩味”。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上述风格的《碰伤》、《卖汽水的人》、《乌篷船》、《谈酒》、《吃茶》等名篇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彻底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20年代在周作人影响下,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以“冲淡”、“清涩”为主要特色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文学史家认为是“很有权威的流派”（阿英《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在稍后的李广田等人的散文作品中，也隐现他的影响。30、40年代，随着思想的演变，周作人的散文以自我为中心，追求闲适和性灵，沉湎于“草木虫鱼”，结果只能如他自己早就说过的那样：“只见苍蝇，不见宇宙”（《知堂文集·苍蝇》）了。不但取材越来
越远离时代，风格也“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在读者中的影响日趋缩小。
周作人一生著述涉及十分广泛的领域，在民俗学研究、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希腊及日本文化研究、性心理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的著作主要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药堂语录》、《书房一角》、《秉烛后谈》、《苦口甘口》、《立春以前》、《过去的工作》、《知堂乙酉文编》、《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儿童杂事诗》，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儿童文学小论》，文学史著作《欧洲文学史》，书信集及序跋集《周作人书信》、《苦雨斋序跋文》、《周曹通信集》、《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译作主要有：《红星佚史》、《域外小说集》（与鲁迅合译）、《炭画》、《点滴》(后改为《空大鼓》)、《现代小说译丛》（与鲁迅、周建人合译）、《现代日本小说集》（与鲁迅合译）、《陀螺》、《狂言十番》、《玛加尔的梦》、《黄蔷薇》、《两条血痕》、《希腊拟曲》、《希腊的神与英雄》、《希腊女诗人萨波》、《乌克兰民间故事》、《俄罗斯民间故事》、《阿里斯托芬喜剧集》（与罗念生合译）、《日本狂言选》、《伊索寓言》、《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与罗念生合译）、《浮世澡堂》、《古事记》、《石川啄木诗歌集》（与卞立强合译）等。

周作人出任伪职成为汉奸是一个历史事实。

最近读了抗战前周作人的文集《谈虎集》。这个周作人与日后成为汉奸的周作人怎么也不象是同一个人。几年前，有报道说李葆华等同志出面为周作人当汉奸的历史事件辩护，认为当时周作人出任伪职是根据北平中共地下组织的意见而非本人甘当汉奸，但旋即又被有关方面否定。但从中原因，我以为并非空穴来风。读抗战前周作人的文集《谈虎集》后，我有以下观点，请大家批评指正。

首先，周作人与李葆华的父亲李大钊烈士（中共主要创世人之一）关系密切，在李大钊烈士牺牲后确实关心与帮助过李葆华等人，并在抗战时设法把李葆华等人送到延安。

第二，周作人的思想左倾。当然他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也是一个充满无政府主义思想，或者倾向社会主义的人。在李大钊烈士牺牲后，当时的北洋军阀的报纸曾经极尽污蔑之能事，而周作人却对李大钊非常崇敬，撰写文章为李大钊辩护，矛头直指北洋军阀。（见《谈虎集》）

第三，周作人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北伐后，国民党清党时，周作人是当时反对国民党屠杀爱国青年的少有的几个著名学者。在这点上，他比蔡元培、胡适要强得多。当然比吴稚辉这类积极鼓动清党的反动文人不知强多少倍。而其兄鲁迅也不及他。虽然当时他在北平，甚至还是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他能著文抨击。（同见《谈虎集》）

第四，周作人虽然娶日本女子为妻，但在抗战前是非常反日的。当时北平的日本办的汉文《顺天时报》一直是周作人的抨击对象，认定它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一张机关报。（同见《谈虎集》）

【周作人】 （1885～1967）
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原名栅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缓，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浙江绍兴人。鲁迅二弟。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思想渐离时代主流，主张“闭户读书”。30年代提倡闲适幽默的小品文，沉溺于“草木虫鱼”的狭小天地。此时直至40年代所写的散文，格调“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影响日益缩小。
抗日战争爆发后，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1945年以叛国罪被判刑入狱，1949年出狱，后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另有多种译作。

周作人出任伪职成为汉奸是一个历史事实。

最近读了抗战前周作人的文集《谈虎集》。这个周作人与日后成为汉奸的周作人怎么也不象是同一个人。几年前，有报道说李葆华等同志出面为周作人当汉奸的历史事件辩护，认为当时周作人出任伪职是根据北平中共地下组织的意见而非本人甘当汉奸，但旋即又被有关方面否定。但从中原因，我以为并非空穴来风。读抗战前周作人的文集《谈虎集》后，我有以下观点，请大家批评指正。

首先，周作人与李葆华的父亲李大钊烈士（中共主要创世人之一）关系密切，在李大钊烈士牺牲后确实关心与帮助过李葆华等人，并在抗战时设法把李葆华等人送到延安。

第二，周作人的思想左倾。当然他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也是一个充满无政府主义思想，或者倾向社会主义的人。在李大钊烈士牺牲后，当时的北洋军阀的报纸曾经极尽污蔑之能事，而周作人却对李大钊非常崇敬，撰写文章为李大钊辩护，矛头直指北洋军阀。（见《谈虎集》）

第三，周作人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北伐后，国民党清党时，周作人是当时反对国民党屠杀爱国青年的少有的几个著名学者。在这点上，他比蔡元培、胡适要强得多。当然比吴稚辉这类积极鼓动清党的反动文人不知强多少倍。而其兄鲁迅也不及他。虽然当时他在北平，甚至还是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他能著文抨击。（同见《谈虎集》）

第四，周作人虽然娶日本女子为妻，但在抗战前是非常反日的。当时北平的日本办的汉文《顺天时报》一直是周作人的抨击对象，认定它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一张机关报。（同见《谈虎集》）

现代散文家。浙江绍兴人。原名□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绶，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重要笔名有独应、仲密、药堂、周遐寿等。1901年秋入南京水师学堂,始用周作人名。1906年赴日本留学,与鲁迅一起编译《域外小说集》，后入东京政法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1911年夏回国后，先后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和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省第五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春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
“五四”时期，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参加发起文学研究会,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主持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是《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之一。他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并撰写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明确提出“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谈虎集·思想革命》）；积极提倡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纪录研究”的“人的文学”(《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和“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的“平民文学”（《艺术与生活·平民文学》），反对“违反人性”的“古代礼法”、传统“习惯制度”,以及歌颂“才子佳人”,宣扬“迷信”、“黑幕”、“色情狂”、“奴隶”哲学的“非人的文学”（《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周作人同时以极大的热情介绍了俄国、日本、希腊文学以及波兰、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并用自己的散文和新诗创作(代表作《小河》)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和同时代不少寻求道路的先行者一样，他的社会思想和文学观念相当庞杂:“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雨天的书·山中杂信》）。但总的说来，资产阶级的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五四”时期，他正是以此作为主要的思想武器，投入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并且在理论倡导与创作实践两个方面，对中国的文学界和思想界都有着较大影响。
“五四”以后，周作人一方面作为“语丝”派的主要成员之一，写了大量着重“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散文，继续批判封建旧道德旧文化，反对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支持进步学生运动，并参加了反对甲寅派与现代评论派的斗争；另一方面，他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与封建隐逸思想有了发展，进而提倡“以表现个人情思为主”的文学(《文艺的讨论》),1922年1月30日《晨报副刊》，提出“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的口号（《雨天的书·生活之艺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周作人虽然仍有“对于现状的不平”（鲁迅1934年5月6日致杨霁云书，1981年版《鲁迅全集》12卷），但更对人民革命斗争满怀忧惧，思想逐渐远离时代的主流，公开鼓吹闭门读书，以苟全性命于乱世。在理论上也倒退到根本否定“五四”新文学的彻底革命性质，把它看作是明末公安派文学运动的再现，同时提倡闲适小品，把文学作为“供雅人”“摩挲”、“抚慰和麻痹”的“小摆设”（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南迁，虽经各界人士的多次劝说敦促,周作人仍留在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北平,不久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督督办、东亚文化协会会长、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等伪职。日本投降后，以叛国罪于1945年12月入狱，1949年1月保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写作有关鲁迅的回忆资料外，主要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散文家，周作人最早在理论上从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提倡文艺性的叙事抒情散文，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创作实践上，他从自己的个性出发，从英国随笔、明末小品、日本俳文中汲取养料，形成了独特的成熟的艺术风格。他追求知识、哲理、趣味的统一：在娓娓絮语中，针砭时弊，纵谈文史，描摹风物，探寻人情物理，显示着爱智者的“博识”与“理智”，无“卖智与□学”之嫌（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却自有亲切、通达的风致，从容描绘中浸透着作家的闲适趣味，“蕴藉而诙谐”的“淡淡的喜悦”里(《药味集·谈俳文》)、《立春以前·〈文载道文抄〉序》），搀杂着几分忧郁、惆怅，文字表达上则大巧若拙,举重若轻,构成了平和冲淡的境界，同时注重适度的含蓄，另有一种“涩味”。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上述风格的《碰伤》、《卖汽水的人》、《乌篷船》、《谈酒》、《吃茶》等名篇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彻底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20年代在周作人影响下,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以“冲淡”、“清涩”为主要特色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文学史家认为是“很有权威的流派”（阿英《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在稍后的李广田等人的散文作品中，也隐现他的影响。30、40年代，随着思想的演变，周作人的散文以自我为中心，追求闲适和性灵，沉湎于“草木虫鱼”，结果只能如他自己早就说过的那样：“只见苍蝇，不见宇宙”（《知堂文集·苍蝇》）了。不但取材越来
越远离时代，风格也“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在读者中的影响日趋缩小。
周作人一生著述涉及十分广泛的领域，在民俗学研究、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希腊及日本文化研究、性心理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的著作主要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药堂语录》、《书房一角》、《秉烛后谈》、《苦口甘口》、《立春以前》、《过去的工作》、《知堂乙酉文编》、《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儿童杂事诗》，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儿童文学小论》，文学史著作《欧洲文学史》，书信集及序跋集《周作人书信》、《苦雨斋序跋文》、《周曹通信集》、《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译作主要有：《红星佚史》、《域外小说集》（与鲁迅合译）、《炭画》、《点滴》(后改为《空大鼓》)、《现代小说译丛》（与鲁迅、周建人合译）、《现代日本小说集》（与鲁迅合译）、《陀螺》、《狂言十番》、《玛加尔的梦》、《黄蔷薇》、《两条血痕》、《希腊拟曲》、《希腊的神与英雄》、《希腊女诗人萨波》、《乌克兰民间故事》、《俄罗斯民间故事》、《阿里斯托芬喜剧集》（与罗念生合译）、《日本狂言选》、《伊索寓言》、《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与罗念生合译）、《浮世澡堂》、《古事记》、《石川啄木诗歌集》（与卞立强合译）等。

【周作人】 （1885～1967）
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原名栅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缓，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浙江绍兴人。鲁迅二弟。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思想渐离时代主流，主张“闭户读书”。30年代提倡闲适幽默的小品文，沉溺于“草木虫鱼”的狭小天地。此时直至40年代所写的散文，格调“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影响日益缩小。
抗日战争爆发后，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1945年以叛国罪被判刑入狱，1949年出狱，后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另有多种译作。

周作人出任伪职成为汉奸是一个历史事实。

最近读了抗战前周作人的文集《谈虎集》。这个周作人与日后成为汉奸的周作人怎么也不象是同一个人。几年前，有报道说李葆华等同志出面为周作人当汉奸的历史事件辩护，认为当时周作人出任伪职是根据北平中共地下组织的意见而非本人甘当汉奸，但旋即又被有关方面否定。但从中原因，我以为并非空穴来风。读抗战前周作人的文集《谈虎集》后，我有以下观点，请大家批评指正。

首先，周作人与李葆华的父亲李大钊烈士（中共主要创世人之一）关系密切，在李大钊烈士牺牲后确实关心与帮助过李葆华等人，并在抗战时设法把李葆华等人送到延安。

第二，周作人的思想左倾。当然他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也是一个充满无政府主义思想，或者倾向社会主义的人。在李大钊烈士牺牲后，当时的北洋军阀的报纸曾经极尽污蔑之能事，而周作人却对李大钊非常崇敬，撰写文章为李大钊辩护，矛头直指北洋军阀。（见《谈虎集》）

第三，周作人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北伐后，国民党清党时，周作人是当时反对国民党屠杀爱国青年的少有的几个著名学者。在这点上，他比蔡元培、胡适要强得多。当然比吴稚辉这类积极鼓动清党的反动文人不知强多少倍。而其兄鲁迅也不及他。虽然当时他在北平，甚至还是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他能著文抨击。（同见《谈虎集》）

第四，周作人虽然娶日本女子为妻，但在抗战前是非常反日的。当时北平的日本办的汉文《顺天时报》一直是周作人的抨击对象，认定它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一张机关报。（同见《谈虎集》）

我来说两句,算起来我家和周家也是姻亲,听老人也提到过一些他的事情.楼上的说他娶日本人做老婆,就不要脸了,那不对.同样娶日本人的还有许多,比如郭沫若.也不见得就怎么了.当时的知识界很崇拜日本,向往日本的生活,但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还是保持了警惕的.周的毛病出在享受惯了,已经不是过去苦哈哈的绍兴小百姓了,这很大程度上和他的日本妻子有关.所以他的日本妻子很不受圈子里的人的欢迎.甚至很讨厌她,这是出了名的.周到后来贪图享乐,贪生怕死.一方面口头说自己为了民族国家可以如何如何,但是一旦真正受到了威胁,就不能守节了.所以说,心里想的由得你,行出来的由不得你啊.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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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台县18576365095： 请您谈谈对周作人其人和那篇《自己的园地》的看法.怎么谈都可以.只 ？
邸柱盐酸： 当人们一片骂声,痛责周作人是汉奸的时候,我们可否设身处地地为他想一想:一个留日学生,一个娶了日本女人做老婆的中国青年,一个享有盛名的学者、作家、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代表人物?从周的作品中,我可以看到周对于国民、对于社会的失望、不予认同.或许,他曾一度天真地以为,人类是没有国界的,是没有民族之争的,是应该不分种族、无论疆域、不管文化差异而互为一体的,所以,为日本人做事一来是迫不得已;二来是明明是人家强大,就应该承认和接受;三是汉奸之所,不过是一种恶意的、狭隘的称呼罢了,不足为意.这种思想,我认为在其《自己的园地》中得到了隐喻或者说含蓄地表达.

鱼台县18576365095： 周作人的写作风格 - ？
邸柱盐酸：[答案] 一、 周作人散文的最大特点是冲淡平易. 二、周作人散文在冲淡平易之外,还有一个最主要的特点,那就是其中充满了涩味.这也是周作人最自负的一点,他认为文章必须有简单味和涩味,这才耐读. 三、幽默 四、公认富有知识性

鱼台县18576365095： 请问两位怎样看待周作人? ？
邸柱盐酸： 我猜您肯定不想听到我对周作人文学成就的评价,那也不是我的擅长,但是坦率说,对于周作人的拂逆,我不愿简单化,但在这里似乎没有办法展开谈

鱼台县18576365095： 用几个词形容周作人 - ？
邸柱盐酸： 这个问题我居然看到了两次,还是同一个提问者....那么我还是用自己的答案:1多寿则辱2思在天宇却身在凡尘3功过参半,难以评述(周作人太复杂了,三十岁前读不懂周作人,三十岁后再也无法读周作人)

鱼台县18576365095： 用一个或几个词形容周作人 - ？
邸柱盐酸： 1多寿则辱2思在天宇却身在凡尘3功过参半,难以评述(周作人太复杂了,三十岁前读不懂周作人,三十岁后再也无法读周作人)

鱼台县18576365095： 简析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特色?这是简答题! - ？
邸柱盐酸：[答案] 作为一个思想家型的文学家,他所创作的艺术作品往往包含着文化、社会历史审美等多种价值涵量.而对于形成周作人散文艺术特色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他的审美观.他作为京派重要代表人所追求的京派文学的审美理想,就是崇尚和谐、崇尚节制.他的...

鱼台县18576365095： 为什么说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散文的“一代宗师” - ？
邸柱盐酸： 周作人散文创作分期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散文的一代宗师,“美文”的首倡者.他的散文创作极其丰富,从“五四”前后到1945年,二十二部散文集加上未成集的总计有三千多篇,大多数为小品散文,有小品散文之王的美称.周作人的全部复杂...

鱼台县18576365095： 简述周作人对散文理论的贡献. - ？
邸柱盐酸： 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首要功绩在于散文理论方面的建树.在周作人的意识中,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学散文,作为一种即兴的、个人的话语表达,还应当具有诗歌的意境.散文的文体风格特征,体现在富有理趣的思想内容、雅俗共赏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