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与趋势?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与趋势~

　　为重建国际货币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以美英等国为首的国际社会通过多边协定方式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内容包括：（1）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协调国际货币关系，特别是对各国的汇率政策实行监督；（2）实行以黄金为基础、美元为中心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3）在成员国发生国际收支困难时，IMF可提供短期信贷，以补充其国际流动性。在最初的近20年里，该体系运行比较顺利，有效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重建、发展和繁荣。但由于该体系的基础是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并要求其他各国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当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扩大，无法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时，它的继续存在便受到明显挑战。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停止向各国政府兑回美元后，各国纷纷放弃本币与美元的固定比价，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趋于崩溃。1976年在IMF的提议和组织下，国际社会达成牙买加协定，宣布黄金非货币化，同时承认各国实施的浮动汇率制度合法化，这标志着国际金融体系再次进入了一个不受全球性多边协定约束的动荡的时代。

　　自牙买加协定签订以来，国际金融体系总体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在许多基本问题上至今没有形成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因此，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近30年来的国际金融体系事实上处于一种“无体系”的状态。不过，伴随着国际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特别是经济区域化的快速发展，该体系也发生了一些局部性变化。大致而言，它包括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国际汇率制度呈现出以浮动汇率安排为主、多种汇率安排并存的基本格局。目前，全球有三类基本的汇率安排：一是独立浮动汇率安排，实行国家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和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二是固定汇率安排，包括实行货币局制度和传统钉住汇率制度的国家，以及已取消法定货币国家（如欧盟内部和实行美元化的国家）；三是“中间道路”安排，即各种介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之间的安排，如爬行钉住制、区间浮动制和管理浮动制等，主要包括一些外向型程度较高或国内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发展中经济体。据统计，2002年，在IMF的186个成员经济体中，实行上述三类汇率安排的国家分别占22％、48％和30％。

　　由于美、欧、日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它们之间的浮动安排对国际汇率制度的性质具有决定性意义。就单个国家而言，浮动汇率安排的利益主要体现在可以维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自动调节国际收支失衡。但从国际金融稳定的角度看，它至少包含两个缺陷：一是汇率的频繁波动将对正常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造成不利影响，大大增加全球经济活动的汇兑成本和风险；二是容易引起汇率政策冲突，即运用本币贬值政策推行贸易扩张，以牺牲他国利益的方式维护本国利益。在过去一二十年里，尽管全球范围没有发生20世纪30年代那种竞争性货币贬值，但局部的冲突却时有发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情形是较为典型的一个例子。而在工业化国家之间，从80年代后期迫使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到最近一个时期美元强势政策的调整，都充分显示美国在缓解其经常账户逆差时对于汇率贬值政策的依赖。

　　固定汇率安排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全部或部分让渡货币主权，换取汇兑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更强的国内财经政策约束。各种形式的“中间道路”则有可能兼收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的优点，并使本国货币当局具有一种相机抉择的自由。然而，在美、欧、日等大国货币频繁波动的情况下，无论固定汇率还是“中间道路”安排，实际上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不少研究显示，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995年以后美元相对于日元的大幅度升值，造成了泰国等实行钉住美元安排的国家货币急剧升值，并严重损害了这些国家的贸易竞争能力。

　　第二，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具有显著的作用。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由于各国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作用比较有限，许多国家的经常账户逆差调节主要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在发生严重逆差时，也可有限地运用汇率政策，并从IMF获得一定的短期信贷支持。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各国可以方便地通过商业性国际融资弥补其经常账户逆差，从而避免采用财政紧缩等可能影响国内经济稳定的调节措施。作为一种基于市场的安排，国际金融市场的存在提供了充裕的国际流动性，从而大大降低了各国国际收支调节的代价。但在另一方面，它也产生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它使一些国家放松内部约束，滥用财政扩张政策，延误必要的国内经济改革和调整。结果是不仅经常账户逆差最终变得难以控制，而且常常为沉重的外债负担所累，甚至成为金融动荡的根源。

　　第三，国际资本流动缺乏有效监管，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不稳定的重要源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资本管制的不断放松，国际资本流动迅猛扩张。目前，全球各类国际资本的日交易量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近年来不少研究显示，国际资本市场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缺陷，许多国际投资和信贷决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做出的。在资本流向的国别选择上，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常常发生“饱饥综合症”，即当看好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时，国际资本大规模涌向那里，而当这些国家因为资本过度流入而出现危机迹象时，国际资本又快速离去。因此常造成这些国家内外经济失衡，并最终导致货币和金融动荡。此外，在危机发生的前后，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大规模投机性短期资本的参与更是加剧了有关国家危机的深度，并在危机的国际传递方面扮演核心角色。

　　第四，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功能存在严重缺陷，并且具有明显的不公正性。IMF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遗产。1973年后，该组织已不再具有对各国汇率安排进行约束的权力，其主要功能是对发生国际收支危机的国家提供短期信贷，以增强其清偿能力。然而，由于该组织长期以来资金来源严重不足，因此对于危机国家的救援要求不是行动迟缓，就是力不从心，而且常常附加紧缩开支和经济自由化等不切实际的条件。此外，正如1997年在对亚洲金融危机处理过程中所显示的，由于明显受到美国政府和华尔街利益集团的影响，该组织对于美洲以外危机国家的救援要求往往显得十分冷漠。这表明了该组织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方面的功能缺陷和不公正性。

　　第五，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成效甚微，区域性货币一体化进展显著。目前，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的主要渠道是七国首脑和财长会议。总体上看，这个协调机制常常流于形式和务虚，很少具有实质性内容。近年来，IMF和国际清算银行也在试图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但或者成效并不显著，或者对各国并没有真正的约束力。相比之下，区域性货币合作进程却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欧元于1999年成功面世，欧元区内部也已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欧元的诞生产生了明显的示范效应。最近几年来，在拉美、中东欧等地区，一些国家开始采用美元化和货币局制度，或者在区域内实行固定汇率安排。尽管两年前的金融危机迫使阿根廷放弃了货币局制度，但似乎并没有改变这一趋势。

　　第六，美元的金融霸权地位基本依旧，但正在面临挑战。自人类进入信用货币本位时代以来，一直没有诞生独立的世界货币，因此，国际经济交易始终依赖少数几个主权国家的货币来充当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资产。美元正是这些货币中最主要的一种。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借助美国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美元便建立了全球性金融霸权地位。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美元在国际支付和储备资产体系中的份额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高达60％左右。依靠这种地位，美国获得了大量的“铸币税”收入，可以通过输出美元不断占有别国的实际经济资源。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学术界对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不少积极的改革建议和方案。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建议包括：增强发达国家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建立汇率目标区，以减少大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尤其是对投机性资本流动的限制（如实行“托宾税”，即各国对外汇交易征税）；改革和重塑IMF，增强其资金实力，提高贷款决策的透明度，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该组织的表决权；加强区域性货币金融一体化等等。此外，也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建议，如回归金本位体系、恢复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成立世界中央银行。

　　历史不会进行简单回归，重新回到金本位或布雷顿森林时代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近几年的发展显示，其他改革建议也大多没有得到有效实施。一个根本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金融动荡没有切肤之痛，加上改革有可能损害其既得利益，因而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在总体上并不积极，对于限制国际资本流动、改革和重构IMF等发展中国家十分关注的改革建议，则更是反应冷淡甚至持反对态度。另外，相互间的潜在利益冲突，也使发达国家很难在所有的改革问题上完全保持一致。比如，美国一直反对日本在亚洲推动货币金融合作，特别是反对其倡导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

　　展望未来，可以认为，近期内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不过，从中长期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各国之间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和深化，预计会有更多的国家积极致力于构建一个稳定和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这意味着上述改革建议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得以实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已经并且仍将利用各种国际场合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事实上，自1999年以来，中国在推动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方面已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趋势：
1971年8月15日，美国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意味着美元与黄金脱钩，支撑国际货币制度的两大支柱之一已经倒塌。1973年3月，伦敦黄金市场的价格一度涨到每盎司96美元。美元终止了兑换黄金，各国纷纷放弃了对美元的固定比价，而采用浮动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瓦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金融形势更加动荡不安，国际货币体系再次陷入了无秩序状态，1976年1月，“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举行会议，通过了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协议，即《牙买加协定》。1978年4月，《牙买加协定》正式生效，标志着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开始形成。这一新国际货币体系被称为牙买加体系。
牙买加体系下，国际货币关系仍然困难重重。庞大的国际收支逆差国与顺差国的贸易冲突不断，大规模的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多次爆发，引发了人们对牙买加体系进行改革的思考。改革的方案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恢复金本位制度；
二是建立特别提款权本位制；
三是建立世界中央银行；
四是设立汇率目标区等。
这将是一个漫长而困难的过程。
当今货币体系两大趋势：
世界货币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
并且出现货币区域一体化的倾向。

为重建国际货币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以美英等国为首的国际社会通过多边协定方式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内容包括：（1）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协调国际货币关系，特别是对各国的汇率政策实行监督；（2）实行以黄金为基础、美元为中心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3）在成员国发生国际收支困难时，IMF可提供短期信贷，以补充其国际流动性。在最初的近20年里，该体系运行比较顺利，有效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重建、发展和繁荣。但由于该体系的基础是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并要求其他各国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当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扩大，无法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时，它的继续存在便受到明显挑战。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停止向各国政府兑回美元后，各国纷纷放弃本币与美元的固定比价，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趋于崩溃。1976年在IMF的提议和组织下，国际社会达成牙买加协定，宣布黄金非货币化，同时承认各国实施的浮动汇率制度合法化，这标志着国际金融体系再次进入了一个不受全球性多边协定约束的动荡的时代。

自牙买加协定签订以来，国际金融体系总体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在许多基本问题上至今没有形成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因此，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近30年来的国际金融体系事实上处于一种“无体系”的状态。不过，伴随着国际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特别是经济区域化的快速发展，该体系也发生了一些局部性变化。大致而言，它包括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国际汇率制度呈现出以浮动汇率安排为主、多种汇率安排并存的基本格局。目前，全球有三类基本的汇率安排：一是独立浮动汇率安排，实行国家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和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二是固定汇率安排，包括实行货币局制度和传统钉住汇率制度的国家，以及已取消法定货币国家（如欧盟内部和实行美元化的国家）；三是“中间道路”安排，即各种介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之间的安排，如爬行钉住制、区间浮动制和管理浮动制等，主要包括一些外向型程度较高或国内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发展中经济体。据统计，2002年，在IMF的186个成员经济体中，实行上述三类汇率安排的国家分别占22％、48％和30％。

由于美、欧、日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它们之间的浮动安排对国际汇率制度的性质具有决定性意义。就单个国家而言，浮动汇率安排的利益主要体现在可以维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自动调节国际收支失衡。但从国际金融稳定的角度看，它至少包含两个缺陷：一是汇率的频繁波动将对正常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造成不利影响，大大增加全球经济活动的汇兑成本和风险；二是容易引起汇率政策冲突，即运用本币贬值政策推行贸易扩张，以牺牲他国利益的方式维护本国利益。在过去一二十年里，尽管全球范围没有发生20世纪30年代那种竞争性货币贬值，但局部的冲突却时有发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情形是较为典型的一个例子。而在工业化国家之间，从80年代后期迫使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到最近一个时期美元强势政策的调整，都充分显示美国在缓解其经常账户逆差时对于汇率贬值政策的依赖。

固定汇率安排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全部或部分让渡货币主权，换取汇兑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更强的国内财经政策约束。各种形式的“中间道路”则有可能兼收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的优点，并使本国货币当局具有一种相机抉择的自由。然而，在美、欧、日等大国货币频繁波动的情况下，无论固定汇率还是“中间道路”安排，实际上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不少研究显示，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995年以后美元相对于日元的大幅度升值，造成了泰国等实行钉住美元安排的国家货币急剧升值，并严重损害了这些国家的贸易竞争能力。

第二，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具有显著的作用。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由于各国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作用比较有限，许多国家的经常账户逆差调节主要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在发生严重逆差时，也可有限地运用汇率政策，并从IMF获得一定的短期信贷支持。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各国可以方便地通过商业性国际融资弥补其经常账户逆差，从而避免采用财政紧缩等可能影响国内经济稳定的调节措施。作为一种基于市场的安排，国际金融市场的存在提供了充裕的国际流动性，从而大大降低了各国国际收支调节的代价。但在另一方面，它也产生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它使一些国家放松内部约束，滥用财政扩张政策，延误必要的国内经济改革和调整。结果是不仅经常账户逆差最终变得难以控制，而且常常为沉重的外债负担所累，甚至成为金融动荡的根源。

第三，国际资本流动缺乏有效监管，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不稳定的重要源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资本管制的不断放松，国际资本流动迅猛扩张。目前，全球各类国际资本的日交易量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近年来不少研究显示，国际资本市场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缺陷，许多国际投资和信贷决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做出的。在资本流向的国别选择上，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常常发生“饱饥综合症”，即当看好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时，国际资本大规模涌向那里，而当这些国家因为资本过度流入而出现危机迹象时，国际资本又快速离去。因此常造成这些国家内外经济失衡，并最终导致货币和金融动荡。此外，在危机发生的前后，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大规模投机性短期资本的参与更是加剧了有关国家危机的深度，并在危机的国际传递方面扮演核心角色。

第四，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功能存在严重缺陷，并且具有明显的不公正性。IMF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遗产。1973年后，该组织已不再具有对各国汇率安排进行约束的权力，其主要功能是对发生国际收支危机的国家提供短期信贷，以增强其清偿能力。然而，由于该组织长期以来资金来源严重不足，因此对于危机国家的救援要求不是行动迟缓，就是力不从心，而且常常附加紧缩开支和经济自由化等不切实际的条件。此外，正如1997年在对亚洲金融危机处理过程中所显示的，由于明显受到美国政府和华尔街利益集团的影响，该组织对于美洲以外危机国家的救援要求往往显得十分冷漠。这表明了该组织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方面的功能缺陷和不公正性。

第五，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成效甚微，区域性货币一体化进展显著。目前，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的主要渠道是七国首脑和财长会议。总体上看，这个协调机制常常流于形式和务虚，很少具有实质性内容。近年来，IMF和国际清算银行也在试图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但或者成效并不显著，或者对各国并没有真正的约束力。相比之下，区域性货币合作进程却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欧元于1999年成功面世，欧元区内部也已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欧元的诞生产生了明显的示范效应。最近几年来，在拉美、中东欧等地区，一些国家开始采用美元化和货币局制度，或者在区域内实行固定汇率安排。尽管两年前的金融危机迫使阿根廷放弃了货币局制度，但似乎并没有改变这一趋势。

第六，美元的金融霸权地位基本依旧，但正在面临挑战。自人类进入信用货币本位时代以来，一直没有诞生独立的世界货币，因此，国际经济交易始终依赖少数几个主权国家的货币来充当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资产。美元正是这些货币中最主要的一种。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借助美国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美元便建立了全球性金融霸权地位。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美元在国际支付和储备资产体系中的份额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高达60％左右。依靠这种地位，美国获得了大量的“铸币税”收入，可以通过输出美元不断占有别国的实际经济资源。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学术界对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不少积极的改革建议和方案。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建议包括：增强发达国家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建立汇率目标区，以减少大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尤其是对投机性资本流动的限制（如实行“托宾税”，即各国对外汇交易征税）；改革和重塑IMF，增强其资金实力，提高贷款决策的透明度，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该组织的表决权；加强区域性货币金融一体化等等。此外，也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建议，如回归金本位体系、恢复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成立世界中央银行。

历史不会进行简单回归，重新回到金本位或布雷顿森林时代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近几年的发展显示，其他改革建议也大多没有得到有效实施。一个根本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金融动荡没有切肤之痛，加上改革有可能损害其既得利益，因而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在总体上并不积极，对于限制国际资本流动、改革和重构IMF等发展中国家十分关注的改革建议，则更是反应冷淡甚至持反对态度。另外，相互间的潜在利益冲突，也使发达国家很难在所有的改革问题上完全保持一致。比如，美国一直反对日本在亚洲推动货币金融合作，特别是反对其倡导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

展望未来，可以认为，近期内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不过，从中长期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各国之间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和深化，预计会有更多的国家积极致力于构建一个稳定和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这意味着上述改革建议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得以实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已经并且仍将利用各种国际场合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事实上，自1999年以来，中国在推动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方面已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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