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中日出版业规模有何不同，具体一点！

中日出版业的规模对比~

中日出版业的规模对比


日本传媒业现状 【导读】日经BP社的董事长吉村久夫先生介绍了日本传媒的现状以及中日传媒业合作的情况。 共3页。 97123 当今时代，信息可以瞬间传遍全世界，国际合作将越来越重要。吉村表示，中日两国传媒业的合作也日益得到发展，但与其他产业相比仍有差距。这与传媒业的特性和政府的许可制度是有关系的。中日两国的传媒业合作涉及到编辑、广告、发行、制作、印刷以及其他领域的业务。在编辑方面，中日两国很早就开始互派记者和互设记者站。日经BP社去年也开设了北京记者站。根据日本新闻协会的统计，日本海外常驻特派员人数在北美为174人，其中美国就占170人，排在第一位；亚洲200人，其中中国占75人，排在第二位；欧洲164人，英国占53人，排在第三位；南美7人；非洲和中东地区35人；大洋洲8人，共计588人。吉村个人认为，应该增加在中国常驻的特派记者人数。 吉村介绍说，中日两国在广告方面也有合作关系，比如，很早就有日本广告公司进入中国市场。这也说明中国的广告市场不断发展扩大。同时，日本企业在中国媒体也刊登很多广告。 吉村认为，中国在发行方面也很有魅力，有很多翻译自日文的文章在中国市面上很畅销。在书店里也可以看到与日本的杂志社进行版权合作的服装类期刊。今年，日经BP社也与IDG CHINA进行版权合作，在中国出版发行电子类媒体。计算机编排技术的发展，使得两国在制作和印刷方面的合作成为可能。日经BP社在日本销售在韩国印刷和装订的图书。吉村认为在中国也可以做到这点。目前，可以进行版权合作，把日文的版权提供给中方的出版社或合作单位，翻译成中文出版发行。条件允许的话，BP社愿意和中国的合作单位共同投资建立一个出版社，创办一份适合中国读者的期刊。日经BP社在日本出版发行最权威、发行量最大的Nikkei Business期刊，专门介绍金融类和财经类的期刊，长期以来一直希望能在中国创刊。在其他业务方面，今后也有许多与中国合作的可能性。日经BP社很早就把某项信息输入业务委托给大连的一家公司办理。 吉村表示，只要中日双方严格遵守著作权和其他商业规则，建立相互信赖的合作关系，中日传媒合作的前景必将非常广阔。 吉村说，很多日本读者都非常希望看到来自中国的信息。在三、四十年前，人们经常这样说，一年不去两次美国的话，就很难了解美国的情况和世界的举动。现在情况不同了，一年不来两次中国的话就很难了解中国的情况和变化，也就很难了解全世界的动向。 吉村说，日经BP社更像是一个综合信息机构。目前日经BP社有40多种期刊。这么多媒体，有的发行量很大，有的很少，有的是月刊，有的是双月刊。有的媒体发行量不大，但是效益很好。BP社在策划创立一份新期刊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到的是定位读者需要怎样的信息的问题。如果其发行量大约在3万份，就要明确应提供给定位读者什么样的信息。了解了这些定位读者的需要，就会把这份期刊的价格定得高一些。因为即使价格高一些，读者仍然会去购买这份提供有用信息的专业期刊。这份期刊会对所有读者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包括姓名、地址、工作、收入、家庭构成等等。广告客户对读者的定位是非常感兴趣的。因此，即便广告的价格定得比较高，客户也仍然愿意把广告投放到该媒体。 BP社的商业模式是，不会提供给读者廉价的信息，而是提供珍贵的和读者所需的信息。吉村认为，有的出版社为了扩大发行量，往往把定价调低，尽管在一定时期，它的发行量会增加，但是时间一长，也会给公司带来沉重的负担。刚才举例提到的3万份发行量不是很大，但是收支状况非常好，也就是说它的利润相当高。 吉村很有信心地表示，面对互联网这个新兴媒体的出现，日经BP社已做好了准备。BP社目前有80多个新闻网站，40多家期刊也都有自己的网站。两年前，BP社做了新的尝试，如果读者想看日经BP社的文章的话，把信息注册在网站上，就可以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目前，大约有200多万人注册。吉村说，我们还开设了日经BP社的中文网站，这种做法在日本的媒体中是非常罕见的。

日本的报社还能赢利的原因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通过合理化的经营和公司的裁员，但实际上，更根本的原因不外乎两点：受到了独特发行制度的保护及其他产业和公司难以进入报业。吉村说，日本的报业长期以来受到了再销价格维持制度的保护。另外有报社专销店送货上门的物流制度的保护，大约94%的报纸都是由专销店直接送到每户家庭。日本的日报大约有一百种，但是发行量占全国发行量60%的是5家全国报和3家地区报。也就是说，8家企业有高额市场占有率。另外，各个地方也有一到两种地方报。外资也受到日语语言的障碍，很难进入日本报业市场。但谁也无法保证制度和现状是否能一直维持下去。 报社无法阻止人口出生率降低，但是在人口减少的情况下，创造富裕的社会还是完全有可能的。吉村认为，报社在社会中将发挥更大作用。为了适应技术革新和全球性的传媒竞争，必须要强化信息的质量，培养出优秀的记者，培养经营专家或聘请有经验的经营专家，否则，将很难和世界级传媒专家竞争。另外，应该尽快确立和互联网共存共荣的道路，同时有必要重新确认铅字文化的重要性。即使日本独特的销售制度今后能持续下去，还是要对销售点的经营实行合理化改革，这也是必经之路。 吉村说，日本不仅是报纸大国，还是出版大国，因为日本人自古以来就很喜欢看书。如果在日本坐电车，就会发现很多日本乘客要么看书，要么就是看杂志。 4300家出版社，每年出新书约7万种，杂志约3500多种。发行收入超过2.2兆日元。加上杂志的广告收入4000亿日元，出版社的总收入将超过报社的总收入。

日本公司一般管理体制为：
社长：相当于国内的董事长，掌有公司内最多股份，决定公司一切事物。
部长：掌管一个方面的事物。
课长：相当于国内的科长，小范围内的管理。 主任：一个办公室内的管理。

扩展资料：
（一）最高层 取缔役会：董事会 会长（会长）：是等同于我们所说的董事长,当然这个称呼的日本说法还有一个是“董事长”，可这个说法是出现在台资企业、中国大陆企业（比如中日合资）中的多，其初衷恐怕在于有这个入乡随俗的需要。
会长一般是从董事会中选出的，通常可能是上任的社长，年纪和名望在董事们中都很高的，但一般是个名誉职位，有名无实了。 社长：是个和会长难分实权谁大的职位。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社长也是从董事中选出的，是一家公司的最高执行长CEO，日本的公司法里没有对这个职位的权责以明确描述，是要根据公司内的制度来限定的，通常社长是代表着公司行使权力的，是公司的代表。
前任和现任的区别大家明白那个微妙关系么？所以会长和社长孰轻孰重在公司的情形是各不相同的。 常务、専务：常务和专务在日语里有对应的正式说法分别是“常务取缔役”和”専务取缔役”，简称“常务”、“専务”，于是你就应该清楚他们其实只是董事会里的职位而已，都是董事会委任的，都在负责一定的领域，但不供职于企业，不是企业职员编制。
董事会任命的职位由高到低依次是：社长、副社长、専务、常务。 （二）在管理职（管理职） 在管理职位称呼中，从高到低依次是：部长（部长），次长（次长），课长（课长），系长（系长），班长（班长）。 部长：顾名思义，这里是一个部门的头。 次长：在企业中式辅佐部长的职位，一个部门负责人的代理人，相当于副部长也是督导课长的人。课长：是部门里一个课的负责人。但这里有分两种情况；其一、如果一个公司里单独设有一个课，那么这个职位的人名片上会印成比如：“经营课长”；
其二、如果一个公司里的课是设立在部下面的，即这个课长上面还有次长的话，那么这位课长的名片应该“经营课课长”。 系长：和部长•次长这个组合一样，系长也是课长的候补、代理角色。从管理组织的角度来看，系长这个职位是直接对应现场监督的，所以虽然是隶属在课长以下的单位，但对外也有直接如“经营管理部出纳”这样的称呼。
也有很多企业没有系长，主任的上一级直接是课长。而在一些钢铁冶炼制造企业干脆是以“挂长”（挂长）这个职位来等同于系长的。 班长：制造型企业还不能不提到班长，这个有时和“担当者”的位子似乎平级的。 （三）其他职位称呼 主任：主任也不大好用英语定位，这个头衔可大可小，但起码是个chief的意思在里面了。 担当：这个职位称呼出现较多，用中国话算是负责人，具体说来就可大可小了。总之明白这个职位在整个体系里是什么地位就好，即低于主任管理职位的。 职长（职长）：主要说建筑行业的现场的操作员的指挥监督。 <<<<<<<<<<<<<<<<<<<<<<<<<<<<<<<<<<<<<<<<<<<<<<<<<<<<<<< 日本会社的职务
1.主任（しゅにん）
日企「主任」是非管理职务，在一般采取“年功序列”的企业裏，一个员工在工作5至10年後就可升至「主任」，这个职务仅比普通职员高一点点。
2．系长（かかりちょう）
一般企业里最小的一个业务单位称为「系（かかり）」，「系长」就是这个业务单位的管理职务。
3. 课长（かちょう）
「课长」是日企里很常见的一个职务，一般的企业里都有「课」这个单位，比如「営业课」、「総务课」等，如果企业里有「系（かかり）」这个业务单位，则设在「课」之下。
「课长」负责管理监督职员工作，是一般职员的直接领导，和职员最为亲近，描写「课长」的故事也最多。
4. 次长（じちょう）
「次长」是一个部门的副职管理者，如「営业部次长」或「大阪支店次长」等，一般辅佐或代理「部长」职务，有些企业用于职位不足而设，因此，不少新兴企业中已经不再设「次长」一职。
5. 部长（ぶちょう）
「部长」也是日企中十分常见的职务。「部」管理若干个「课」，仅次於董事会。「部长」的部下是「课长」，是一种较高的管理职务。管理企业中重要部门的「部长」有时候也会兼任董事。
6. 本部长（ほんぶちょう）
「本部」是一个较「部」更高的机构，通常管理一个区域或管理几个「部」，「本部长」的职位要比「部长」更高。
7.执行役员（しっこうやくいん）
「役员」就是我们常说的“董事”的总称，「执行役员」即“执行董事”。这裏开始再往下都是董事会的成员，进入企业管理高层了。
8. 监査役（かんさやく）
相当于我们的“监察人”，根据法律，企业里必须有的。
9. 常务（じょうむ）
通常为「常务取缔役（じょうむとりしまりやく）」，「取缔役」为“董事”，但这个“董事”的级别要高于“执行董事”。「常务」可以译为“常务董事”。
10. 専务（せんむ）
通常为「専务取缔役（せんむとりしまりやく）」，即“专务董事”，职位比“常务董事”高一些。
11.社长（しゃちょう）
通常为「代表取缔役社长（だいひょうとりしまりやくしゃちょう）」，这里的「代表」是“代表”公司，有一点“法人代表”的意味，比一般的「取缔役」更高，但可以不翻译出来，即“董事会总经理”。一般的日企里，这个职位就是老大啦。
12.会长（かいちょう）
通常为「代表取缔役会长（だいひょうとりしまりやくかいちょう）」，也就是“董事会会长”相当于“董事长”。从前日本的「会长」基本是原「社长」退居二线後名誉担任，但现在有些公司的「会长」会统领全局，管理公司事务，如果是这种情况，那麼他才是公司裏真正的NO.1。 <<<<<<<<<<<<<<<<<<<<<<<<<<<<<<<<<<<<<<<<<<<<<<<<<<<<<<<<<
会长（かいちょう）→社长（しゃちょう）→専务（せんむ）→常务（じょうむ）→部长（ぶちょう）→课长（かちょう）→系长（かかりちょう）→平社员（ひらしゃいん） <<<<<<<<<<<<<<<<<<<<<<<<<<<<<<<<<<<<<<<<<<<<<<<<<<<<<<<<< 一、かいちょう（会长）的含义
代表取缔役会长（だいひょうとりしまりやくかいちょう），也就是“董事会会长”相当于“董事长”。从前日本的「会长」基本是原「社长」退居二线后名誉担任，但现在有些公司的「会长」会统领全局，管理公司事务，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他才是公司里真正的NO.1。
二、社长（しゃちょう）
代表取缔役社长（だいひょうとりしまりやくしゃちょう）」，这里的「代表」是“代表”公司，有一点“法人代表”的意味，比一般的「取缔役」更高，但可以不翻译出来，即“董事会总经理”。一般的日企里，这个职位就是老大啦。
三、専务（せんむ）
通常为「専务取缔役（せんむとりしまりやく）」，即“专务董事”，职位比“常务董事”高一些。
四、常务（じょうむ）
通常为「常务取缔役（じょうむとりしまりやく）」，「取缔役」为“董事”，但这个“董事”的级别要高于“执行董事”。「常务」可以译为“常务董事”。
五、监査役（かんさやく）
相当于我们的“监察人”，根据法律，企业里必须有的。
六、执行役员（しっこうやくいん）
「役员」就是我们常说的“董事”的总称，「执行役员」即“执行董事”。这里开始再往下都是董事会的成员，进入企业管理高层了。
七、本部长（ほんぶちょう）
「本部」是一个较「部」更高的机构，通常管理一个区域或管理几个「部」，「本部长」的职位要比「部长」更高。
八、部长（ぶちょう）
「部长」也是日企中十分常见的职务。「部」管理若干个「课」，仅次于董事会。「部长」的部下是「课长」，是一种较高的管理职务。管理企业中重要部门的「部长」有时候也会兼任董事。 九、次长（じちょう）
「次长」是一个部门的副职管理者，如「営业部次长」或「大阪支店次长」等，一般辅佐或代理「部长」职务，有些企业用于职位不足而设，因此，不少新兴企业中已经不再设「次长」一职。
十、课长（かちょう）
「课长」是日企里很常见的一个职务，一般的企业里都有「课」这个单位，比如「営业课」、「総务课」等，如果企业里有「系（かかり）」这个业务单位，则设在「课」之下。「课长」负责管理监督职员工作，是一般职员的直接领导，和职员最为亲近，描写「课长」的故事也最多。
十一、系长（かかりちょう）
这个职务不多见，但还是说说吧。一般企业里最小的一个业务单位称为「系（かかり）」，「系长」就是这个业务单位的管理职务。
十二、主任（しゅにん）
同志们注意啦，日语里的「主任」和汉语的“主任”意义相差巨大。在我们中国，单位的“主任”是部门领导，如果是政府机关，“主任”一职即最高领导，如发改委主任、教委主任等。
而在日企不然，他们这个「主任」是非管理职务，在一般采取“年功序列”的企业里，一个员工在工作5至10年后就可升至「主任」，这个职务仅比普通职员高一点点。
参考资料：
日本公司职位——海贝日语

日本编辑出版学校从诞生至今已经走完42年的历程，其中，在1991年至2001年的10年间，该校持续与中国的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交流。2005年，在由上海理工大学、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主办的“2005上海印刷出版技术与教育国际论坛——数字化时代的印刷出版技术与教育”期间，作为这段历史的肇始者、亲历者之一的吉田公彦，再次来到上海，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了这10年间两校交流的往事。

一

在1991年至2001年的10年间，日本编辑出版学校与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先后7次在东京和上海轮流举办了“日中/中日出版教育校际学术交流会”。可以说这个“交流会”硕果累累，不仅交流了两国的出版教育情况，而且也交流了两国的出版状况，以及研讨了两国出版交流历史等。通过出版信息的交流和人与人之间感情的交流，对日中友好也作出了贡献。

日本编辑出版学校与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开展交流的契机，出现在吉田公彦当年的上海之行。1990年，吉田公彦应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的邀请，以日本出版学会会员的身份，赴中国的北京和西安，出席了“日本出版情况报告会”。在归途中，他以个人身份访问上海，受到当时的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赵斌先生和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校长共应荣先生的盛情款待，借此机会，吉田公彦不仅访问了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而且还代表日本编辑出版学校与该校达成了相互交流的共识。

1991年，第一届交流会在东京举办。中国方面的与会者是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校长共应荣、出版系主任孙国明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翻译沈洵澧。在此届交流会上，双方学校签订了“结为姊妹校”的协议，并决定每年召开一次交流会，会议地点在东京和上海之间轮流交替。就这样，到了1994年，已经举办了四届交流会。从1991年至1994年要算是两校交流的第一个周期。在杜飞龙出任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校长以后，又分别于1997年、1999年和2001年举办了三届交流会。至此，双方总共举办了7次交流会，其中有4次在东京举办，有3次在上海举办。

交流会的名称，前四届都叫“日中/中日出版教育交流会”；从1997年的第五届开始，改为“日中/中日出版教育校际学术交流会”。

二

第一届交流会双方主要是介绍各自有关出版教育的情况，日方吉田公彦作了题为《日本出版教育的若干问题》的演讲，中方共应荣作了题为《上海出版印刷专科学校的创立与中国出版高等教育》的演讲。第二届交流会没有特别设定统一的主题。随着交流的发展和双方理解的不断加深，接下来的几届交流会都是经双方协商，事先设定交流的主题（参见下表）。从历届交流会上发表的论文情况看，有以下几个特点：

历届日中/中日出版教育（校际学术）交流会情况统计

主题 时间 地点 交流论文数

第一届 双方介绍各自情况 1991年6月8日～10日 日本东京 日方1篇 中方1篇

第二届 无 1992年4月27日～28日 中国上海 中方4篇 日方5篇

第三届 90年代出版教育的背景——日本与中国的出版社及图书出版过程的现状 1993年10月16日～18日 日本东京 日方1篇 中方3篇

第四届 在市场经济中的出版与出版教育 1994年10月31日～11月1日 中国上海 中方8篇 日方7篇

第五届 （1）计算机化的发展与出版教育；（2）出版人的职能教育与出版教育；（3）日中出版交流史研究 1997年6月7日～9日 日本东京 日方7篇 中方8篇

第六届 21世纪的出版与出版教育 1999年10月27日～30日 中国上海 中方4篇 日方4篇

第七届 迎接新世纪的出版教育及其背景 2001年10月13日～15日 日本东京 日方1篇 中方6篇

首先，与日本不同的是，在中方提交的论文中，有关“中国国内出版教育状况”的论文很多，这明显反映了中国把出版教育纳入高等教育体系，推进出版人才培养的国情。在中国，由于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方方面面都遭到很大破坏，出版印刷行业也不例外。拨乱反正以后，与其他行业一样，人才培养对出版印刷行业来说也是首要而紧迫的课题。在这里，不妨以1990年来日的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原副所长陆本瑞先生的报告作为佐证：“1979年以来，因为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重点抓经济建设，所以，出版教育被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上”。“随着整个出版事业的发展，出版教育也在逐渐展开。从1979年到1989年，出版社从129家增加到536家，出版社的从业人员从1万人左右增加到近4万人。其中，编辑者约占47.1%。根据人才需求的预测，1995年需要补充1000个编辑者”。在当时的1990年，“在大学教育中，全国已有20所大学设置了编辑、出版、发行、装订专业”（摘自1991年72号《日本出版学会会报》）。

其次，在中方提交的论文中，有关“中国国内出版教育的特征及其发展”（施勇勤）的论文很多。在过去几十年，中国传统的出版教育把编辑、出版、发行（销售）严格分开，以培养这些环节的人才为目标，但是，随着出版行业对市场经济的引入和数字化的发展，中国的出版教育正在朝着培养具有多媒体应用能力的人才的方向转移。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以及其他从事出版教育的学校（院、系、专业）之所以招生情况好，分配情况好，就在于工科、文科、艺术等多学科结合的特点，顺应了时代的要求。“顺应知识经济的要求，拓宽出版印刷人才培养的视野”（江才妹），正是典型的描述。

再次，在中方提交的论文中，有关“转型期”的论文也很多。从8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到90年代上半期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后，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图书出版业”（唐祥庆、王国忠）和“中国图书发行新结构的特征与倾向”（孙国明）中可以看到，当时正在从出版社自身只是进行出版物的生产，而出版物的印刷、销售册数则由国营的新华书店决定的体制，朝着出版社自己决定印刷册数，销售不仅通过新华书店，且也通过自有的销售渠道——即从所谓的单纯“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移的剧烈变化时期。要说“市场经济”，对日本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会有特别的感觉。然而，在长期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中国，在实行市场经济之前，有必要首先倡导观念的转变和做体制转变的准备。不仅如此，而且从社会主义的伦理观念、价值判断出发，出版物这样的“意识形态商品”也不是简单买卖的商品。对于新情况、新问题、新变化，中国出版教育的对应自然也是灵敏的，甚至还是超前的，比如提出“从提高图书的综合品质看出版教育的改善”（滕莉）的问题，可以认为就是抓住了“转型期”出版教育的根本。

与此相对，日方的论文主要还是尽可能详细地介绍日本的出版情况。在全部7次交流会中，其中有两次主要是介绍日本的出版情况。一次是第三届，另一次是第七届。

在第三届以“日本的书籍出版社——工作与结构”为主题的交流会上，日本编辑学校以在此之前从中方寄来的问题为基础，按“国家与出版发行管理”、“出版”、“发行”三个部分，设计了35个问题，由本校11名老师执笔回答。像这样撰写介绍日本出版社情况的报告（论文），在日本也属于首次尝试。这次交流会上的成果，在1998年被翻译成中文，由中国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新闻出版署前副署长、中国编辑学会会长刘杲先生还亲自作序。

在第七届以“日本的出版界——检验近10年的结构变化”为主题的交流会上，主要向中方介绍了在泡沫经济破裂、数字化发展的影响下，日本出版产业发生的巨大变化。由日本编辑学校的老师和日本出版界相关人士共14人执笔撰写报告（论文）。这些报告分别回顾了过去10年包括关联产业在内的出版产业的动态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

从1991年到2001年，10年中有8年产生了“共同执笔”的“综合报告”，要不是有与中国交流的机会，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这些“综合报告”的意义深远。

两国报告产生的背景虽然不同，但涉及的问题还是有共同之处。比如，在出版及出版教育中的数字化问题。数字化问题可以说是全球性的问题，但在论述日中数字化与出版的问题时，在论述日中联机实时出版的问题时，考虑到同样在传统书籍出版业务中具有悠久历史的两国的不同国情，考虑到处在衰退期的日本经济和处在上升期的中国经济的两大格局，相似点和相异点却又都是明显的。

如果说10年七届的交流会只有一个大主题，那就是“交流”。在七届交流会上，也有日中出版交流史的研究成果。论文的数量虽然不多，但质量很高。围绕商务印书馆的诞生与发展，展开对作为中国现代出版发祥地上海与日本的出版交流史研究，领域新，难度大，显示了执笔者的学术勇气和出众才华。从另一方面来看，位于东京和上海的两校交流，恰好又是在续写这种历史。因此，不妨认为，研究日中出版交流史，既有现实意义，更有象征意义。

三

随着东京与上海不断相互举办交流会，彼此的友谊也不断加深。笔者以为，尽管盛开的是“出版教育研究”之花，但实际上结出的都是日中友好之果。今天的结束是明天的开始，过去的句号是未来的逗号，笔者坚信，日中间的国际性出版教育学术交流活动，今后还会持续下去，到什么时候也不会终止。

日中两国两个学校的交流意义深远，本文的记述只能算是开头，还有待日中两国的亲历者、见证者继续丰富。当然，更重要的是从“定格”的过去的历史中走出来，为开辟未来设计。

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首先是从流通领域的改革展开的。出版业的经济体制转变同样如此。
事实上，中国出版业在20世纪80年代初首先启动的发行体制改革，其缘起在一定意义上是为了解决“三难”：出书难、买书难、卖书难问题。翻开当年有关出版的报刊文章和出版界领导人讲话，陈述出书难特别是出学术著作难几乎到了痛心疾首的地步。而广大读者想买书买不到，则是出版工作者、书店的失职。为此而大声呼喊者众，因此，有关部门得出结论：必须打破新华书店一统天下的格局，进行发行体制改革，允许成立民营书店。随着“一主三多一少”（以新华书店为主体，组成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转环节的图书发行网络）的提出，原有的流通格局被打乱。这在当年可谓惊天动地。
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随着1988年中宣部、新闻出版署《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关于“三放一联”（放权承包，放开批发渠道，放开购销形式和折扣，推动横向联合）的提出，争取二级批发权一时成为热点，民营书业出现分水岭，民营书业从业人员中有大批人依靠合作出版，在“书荒时代”的末期发了一笔小财。
90年代初，市场上开始陆续出现像样的民营书店。1992~1998年，真正优秀的民营书店发展起来，一批很有特色的民营零售书店，如国林风、风入松、万圣书园、季风书园、西西弗、沈阳东宇，还有龙之媒等这样有品牌的民营零售书店，带给书业新鲜的理念与多样化的产业形态。其中如沈阳东宇书店由于投资方的原因最后关门，但是直到其落幕时，它仍然是沈阳最好的零售书店之一。
当然，这一批民营书店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是因为图书零售市场的各种空白给了这些书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要是当时北京图书大厦等超级书城起来的话，民营书店的历史恐怕要重新改写。
1996年，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培育和规范图书市场的若干意见》，提出了“三建一转”的改革任务，其中“一建”是建立大型批发市场和批销中心，各地纷纷成立了图书批发市场。这也是政府部门推进甚至直接管理的集纳民营批发商、零售商的场所。这种政府办市场小商贩进场交易的方式，在日用工业品和农副产品领域首先兴起。在改革开放初期对搞活流通、搞活经济，曾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中国书业改革“多渠道”开放的阶段性结果之一，就是一批民营书店被授以“二级图书批发权”。
事实上，民营二级批发单位自诞生以来，就总在搞活与违规的夹道中左冲右突。本来，图书批发归市进场是为了加强文化市场的管理与规范。但大市场众多小商贩经营相同产品的模式不应是批发商的经营模式，因小商贩既满足不了上游生产者（出版社）的需要，也不能服务于下游大量零售店的需要。由于图书是成熟的大宗产品，应该退出杂乱的批发市场。当超大型的零售书店不断出现，连锁经营、网上书店都已进入我们的生活时，批发市场也该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了。
现在，政府给了民营书业很多国民待遇，总发权都已对民营放开。可以说，以“一主三多一少”为目标的发行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随着二级民营批发商的风起云涌、日渐式微，独立书店、特色书店、专业书店的百花齐放，民营超级零售卖场崛起，网上书店声势的日益壮大，一级批发权（总发权）对民营的放开，分销领域“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的概念也更加直观。

民营的定位与方向

经过近30年的分销变革，我国现有的分销格局走向基本明朗——未来5~10年，连锁书店主导市场，网络书店不断扩容，上游自建流通体系，中间专业批发商还有存在的可能与空间。国有的做规模，需要资金实力的连锁书店将是国有的主要阵地。对于民营书业来说，有特色的、优秀的内容提供商、专业书店、网上书店、专业区域批发商是其活力的体现。
随着图书市场的日益规范，可钻的空子非常少，所以民营书业要继续发展，首先要解决定位，也就是能做什么的问题；找准定位后，应该朝着“做专、做特色”的方向发展，只有坚持从专做起才有出路，才能持续发展。
我对大多数民营从业者的建议是，期望值不要太高，要踏踏实实地坐下来，认认真真地做创意、策划、代理、特色、服务。民营工作室应该朝着出版经纪人、策划人的角度去发展，批发商如果想真正参与产业整个流通的话，资本的作用不可或缺，没有大资本，不可能真正做大的批发或中盘。所以，在不具备与新华书店抗衡的资金实力的时候，选品种代理包销的精品书批发商、专业图书批发分销公司、为零售店服务的批发商应该是民营中间商转型的方向。
选品种代理包销的精品书批发商，从出版社的众多图书选题中选择适销对路的部分品种代理包销。这是近年来有些批发商的运行模式，其用意是选择快货、批量包销可以获得优惠的折扣，相对利益有保证。以往大多数二级批发商从事的批发分销业务也多选择此种模式。
专业图书批发分销公司，可以是批发与直销兼营，可以服务于专业书店，也可以直接向固定终端用户如图书馆、学校、团体、专业人士供货。专业的网上书店将是完成此项任务最便捷的渠道。
为零售店服务是专业化的服务，要从宏观上把握图书市场状况及流行趋势，全面了解图书出版信息，进行切合实际的研究分析，准确地为所服务的零售店选择合适的图书品种及数量，通过快捷的服务手段，满足零售店的需要。
对于民营零售与连锁书店来说，如龙之媒广告书店、万圣、季风、光合作用、西西弗等小而美、小而专的书店是定位的首选，其发展要与自己能力相匹配，否则会很艰难。
事实上，按照所有制来划分国有、民营是产业发展不成熟的表现。随着投资的多元化、外来资本的进入，所谓的“民营书业”可以说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所有民营国营的区分都应该消亡。现在，批准制的准入政策、民营国营泾渭分明的批发分销路径、与“地盘经济”相适应的贸易保护这三大壁垒正在改变和淡化。未来书业分销领域应是大型书店，连锁店，特色、专业、独立小书店，专业中间服务商，网上书店互为一体、多元共生的格局
根据日本数码内容协会《数码内容白皮书2004》的统计，以动漫产业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日本文化创意产业，2004年的产值达到12.8万亿日元，约占日本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5%，其中影像产品4.4万亿日元，音乐产品1.7万亿日元，图书报刊出版5.6万亿日元，游戏1.1万亿日元，超过了农林水产品产值10万亿日元。如果与相关的通信、信息服务、印刷、广告、家电等合计起来，更是高达59万亿日元的规模。另据韩国文化体育部数据显示，在世界动画片总计3000亿日元的版权交易中，日本动画片占65%，在欧洲，日本动画片的市场份额更高达80%。

据日中CG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大岛景宏介绍说，战后日本经济崛起，众多产业走向了繁荣发展。与此同时，一开始并不太起眼的动漫产业也发展了起来。到上世纪90年代，日本很多产业陷入了长期低迷，动漫产业却愈加发达，受到了世界的瞩目。

说到日本动漫产业发展的源头，手冢治虫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二战后的日本，人们的文化生活普遍比较匮乏，于是轻松幽默、振奋人心、价廉的漫画就成了最流行的大众文化消费品。作为一名医学博士，手冢治虫毅然决定投身漫画产业。当时，漫画的概念不过是单幅或四格图片配旁白而已，但是手冢将电影拍摄中的分镜、特写等技巧运用到漫画创作中，利用人们视线移动的自然特性，将大小不同的画格串联在一起，创造出类似观看电影的效果。他的漫画《铁臂阿童木》获得了巨大成功，以他为代表的青年漫画家们不倦创作，大量的漫画书和漫画杂志畅销，因而20世纪60年代成为日本漫画杂志和漫画书极为兴盛的年代。

从20世纪60年代起，商业电视开始普及，当时的电视台为缺少播放内容而苦恼，兴旺的漫画业解决了这个难题——手冢治虫等一批创作者将漫画作品搬上了电视屏幕。由于制作费用拮据，这些创作者便因陋就简，量体裁衣，开创了许多日本电视动画特有的技法和表现手法，例如增加定格画面、减少每秒帧数，逐步形成了日本动画的制作方式和美学特征。70年代末，随着电脑硬件和电脑图形图像软件的发展，电脑游戏应运而生。90年代，漫画和动画开始普遍使用电脑制作，网络游戏也得到了很大发展。21世纪初，又迎来了手机的动漫时代。

经过60多年的发展，日本动漫产业发展成为涵盖杂志书刊出版业、电视动画、电影动画、游戏、音像制品、衍生产品、形象版权等领域的庞大产业。近年来，“萌产业”这个字眼也开始流行，这些新兴的动漫产业领域包括主题餐饮、漫画咖啡馆、服装道具、动漫形象模型等等，动漫产业已成为当今日本最具成长活力的产业之一。

繁荣多样的漫画出版业

1994年，集英社的漫画杂志《周刊少年跳跃》仅一期就发行了650多万册。这一发行量在1.2亿人口、同类杂志竞争激烈的日本是惊人的。事实上，日本漫画出版业是一个近乎完全竞争的市场，2003年日本出版的漫画单行本达2393种，5亿多册，人均4.3册，占书籍出版量的26%；漫画杂志291种，11亿多册，人均9.8册，占杂志出版量的15%，漫画出版的产值达到了5160亿日元。

据漫友文化动漫研究所所长马桂林介绍，日本四大出版社————讲谈社、集英社、小学馆和白泉社，占据着日本动漫出版业的主导地位，不过四大出版社也只是市场的一部分，整个漫画出版市场上有好几百种漫画周刊、月刊、季刊、单行本等，其中也包括诸如科技农林出版社出版的相关内容的漫画书，这些漫画刊物都是按照幼儿、少年、少女、青年、中年乃至老年等类别进行细分的。显然，众多的分类漫画杂志为漫画家提供了巨大的投稿空间和生存空间，也使漫画成为了日本动漫产业链的基石。

在出版发行的具体流程上，一般是由出版社的签约漫画家确定主题后开始创作，然后在漫画期刊上连载；如果读者反响热烈，就会推出单行本。杂志和单行本都是出版社通过流通商，直接发送到书店和报刊摊。这样，出版社和流通商各司其职，效率很高。

一条成熟的产业链

动漫是“动画”和“漫画”的合称。在日本，动画与漫画经过各自不同的发展阶段，现在均已成为相当成熟的产业，彼此各成体系，同时又存在紧密的联系。

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北京代表处的吉川明伸介绍，“市场反应良好的漫画连载或单行本，常常会被改编成电视动画作品，如果在电视台播放后反响很好，还会被改编成电影动画。经过出版市场检验的畅销漫画，被改编为较高水平的动画作品，成功率会大大上升。”这是因为，一方面，成功的漫画连载已经培养了一批固定的消费群，由此改编的动画就有了一定的市场保证，从而减小投资风险；另一方面，由漫画改编的动画节省了动画人物设定、情节设定等环节，也大大减少了投资成本。

日本动画片的制作模式是多方投资，共同分摊风险和分享版权。据大岛景宏介绍，赞助商一般都会与广告代理商订立年度广告计划，广告代理商拿出赞助资金总额的80%给电视台，电视台将所得的40%拨给企划公司，企划公司再将所得的76%交给制作公司，用于制作动画。然而光靠这些钱是不够的，企划公司会采取各种方法增加收入，以便追加投资。譬如，授权给玩具公司、授权给音像制作公司、授权地方电视台播映、授权电子游戏厂商等，从中获得版权收入，并用于追加投资。吉川明伸补充说，这样的模式有两个好处：一是多方投资，降低了各自投资风险；二是可以在制作前期，各投资主体互相协调配合，制订出一个完整的运营计划，例如约定在特定时间段电视台播放某个电视动画片，从而也可使某个衍生产品在相应的时间及时向市场推出。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卡通艺术委员会副秘书长王六一说，这种做法能够保证投资取得回报，因为电视台、音像发行商、出版社和衍生产品制造商，甚至分销商一般都是在确保投资能够回收70%的情况下才参与投资。

目前，日本最新的模式是成立临时制作委员会，以吸引风险投资。这种模式下的动画片版权由大家协议而定。大岛景宏认为，这也是日本动画片生产的一个特色所在，其好处是风险分散、利益共享，不利之处是动画片制作完成后，局外人购买版权时手续繁琐。

日本动漫产业最让人叹为观止的就是在其产业链上，虽然每个环节都吸引了相当数量的消费者，但消费市场不仅没有饱和，反而在不断扩大，而且产业链里任何一环受欢迎，都可能变成产业链上其他的产品形式。比如，一个游戏受欢迎，那么就可能推出与这个游戏同主题的动画。不过，最主流的形式还是由漫画杂志改编为电视、电影，再改编为游戏和衍生产品。在这个产业链形成后，受众因为看了动画，觉得有意思，再转向同主题的游戏，或是因为看了电影，再转向同主题的杂志或单行本，都是很常见的事。

马桂林形容说，在日本动漫这条产业链上，有着多个散发不同光芒的珠子，因为利益相关，形成了产业链；而只有当各个珠子的专业能力很强且达到均衡时，才能很好地咬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漫画作品本身需要有足够的衍生能力；杂志是一个足够强大的传播平台，能够积聚人气；出版社足够专业，其推出的单行本，可以像塑造明星一样塑造漫画形象；电视台有良好的运营能力，保证动画播放时段能够赢利；临时制作委员会能统筹安排，使制作公司创作出符合受众期望的动画作品；衍生产品制造商有营销能力，找到消费对象并卖出产品。这样就整合成为一个成熟的产业链。

2004年日本共生产了电视连续动画片233本，上映电影83本。动画片每年产值约为966亿日元，在日本约500万亿日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中虽仅占到五千分之一，但其在日本社会文化中的影响力远远不止这个数额。譬如，动画片在流通领域的产值为3739亿日元(2003年)，包括电视节目播放收入1898亿日元、影院动画的票房收入377亿日元、影像制品1464亿日元。

统计显示，日本动漫产业中的游戏产品产值更是高达11244亿日元，游戏业的从业人员约6万人，每年游戏软件的开发数量都在1000部左右，其中《皮卡丘》一个游戏软件在2002年一年中就售出了360万套。

市场潜力巨大的衍生产品

衍生产品指利用漫画、动画、游戏等作品中的人物或动物造型，经授权后制成的商品。马桂林认为，动漫本是一种文化消费品，而衍生产品，因为让动漫产品成为了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它就产生了巨大的商业价值。产业空间由此延伸到物质层面，商业空间和经济价值张力被开拓。举例来说，动画片中的《皮卡丘》，光是一个角色的形象版权，每年就高达1000亿日元，超过了整个动画业的制作产值。

一般而言，动漫产品的制作因为成本比较昂贵，投资回收周期也就相对较长；而以动漫形象为基础的衍生产品却因成功动漫形象的广告效应，投资回收周期短且利润丰厚，能够带来巨大的收益。在日本，有40%的动漫产值是衍生产品创造的。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2004年，日本用手机下载漫画、电子小说、故事等图文类内容的市场已从2003年的1亿日元增至12亿日元，通过手机下载的图文类内容中有一半是漫画。2006年5月，就有500万套漫画被下载到日本三大电话公司的手机上。

从战后日本动漫业的发展历史来看，出版、电视、电脑、网络、手机，每一次科技发展的新浪潮都推动了动漫产业的前进。因此，在动漫产业未来发展中，虚拟技术和网络科技与动漫艺术的结合可能将发挥重要作用。

当然，归根到底，衍生产品作为动漫产业链比较末端的一条，常常仰赖于其原始动漫形象的受欢迎程度。因此，成熟、发达的日本漫画和动画产业也为后续衍生产品市场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和潜力。

消费者基础与人才培养

据日本智库三菱研究所调查，喜欢动漫的人在日本占87%，而持有与动漫形象相关产品的人占84%。喜欢动漫的人已不止于青少年和中年，近年来，动漫产品开始进入老年人的生活，在东京郊区一所养老院里，近一半的老人热衷于动漫产品，以至于成立了“动漫欣赏会”。

仅以2004年广岛国际动画节的入场者年龄为例，统计数字显示，入场者中10岁以下占2%，10—19岁占13%，20—29岁占25%，30—39岁占28%，40—49岁占17%，50—59岁占10%，60—69岁占3%，70岁以上占2%。如此分散的年龄分布，从侧面反映了日本动漫的消费者基础之雄厚。

作为创意内容产业，人才也是决定日本动漫业兴衰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王六一认为，动漫人才既要有创造力，又要具有团队合作精神；既要有基本技术，又要有专门学科知识。吉川明伸介绍说，日本出版社承担了一部分培养漫画家的作用，他们会发掘新人新作，并提出指导性的意见；而在动画领域，日本有许多动画大专院校，动画人才毕业后还会进入大动画公司工作学习。

大岛景宏表示，“动画是靠画出来的”实在是很片面的认识，日本动画业的核心是在全国有几百名导演，在他们周围聚集了各方面的人才，如脚本创作、角色设计、作曲配音和剪辑等，合理的人才结构才是最重要的。日本动画公司约有440家，其中具有整片制作能力的不过50家，其他390家都是协作配角，从而组成了一个高效率的产业体系。

日本政府近年来也加强了对动漫产业人才的培养，如在东京大学开设培养动漫人才的研究生课程；培养具有商业头脑的制片人和创意师；鼓励学校资助设立研究生院、专门学系和学科；实行人才培养战略与教育研究体制的改革；充实教育内容，编写新教材；支援留学、研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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