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的一生如何坎坷
1878年,绍兴城一户姓朱的商人家中添了个女孩,取名为“安”。朱安和旧中国很多中上家庭的女子一样,从小被教养成一个切合传统要求的典型:脾气和顺,会做针线,擅长烹饪,不识字,小脚。朱安四五岁的时候,有一天被带进一个小房间,大人让她脱了鞋袜,把脚浸在一盆暖水中。过了一会儿,她的妈妈和两个女佣人或亲戚把她按住,拿出特别编制的长棉布条,把她的四只脚趾向脚底屈折,用湿布条一层一层地裹起来,接着又把她的脚跟拼命往前拉,这样就裹成了“三寸金莲”的雏形。朱安痛得尖叫起来,但随着她的哭声是母亲的训诲:所有好人家的女孩都得缠足。她只要看看妈妈和家中其他女人,就知道这是事实,没有一个是例外的。这样的女性本来是不会引起公众注意的,但中年以后的朱安却曾是记者争相采访的对象,她1947年去世时报上也有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原因很简单:旧式女性在死后留名,十居其九是因为与她们有关联的男人,而在朱安来说,这个男人是她的丈夫——鲁迅。 1899年,通过亲戚的斡旋,朱安议婚的对象是一名周姓前任官员的长孙。这位周老爷当过京官,后来因为科场贿赂而锒铛入狱,家道中落。他的长孙十八岁,在南京一间新派学堂念书。绍兴传统以妻子比丈夫大两三岁为佳,所以两人算是相当匹配,惟一的缺憾是,周家经济颇为拮据。但是毕竟他们在绍兴还算是体面人家,对“老姑娘”朱安来说,这可能是最理想的安排了。1901年似乎是他们成亲的好时间,因为绍兴惯例婚礼多半在冬季举行,而朱安的未婚夫鲁迅又将在同年年底毕业,算得上双喜临门。不料就在这个时候,鲁迅拿到赴日本留学的奖学金,因此朱家想看到女儿成家的希望又落空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当然也愿意未来女婿出洋留学,因为朱安的未婚夫身份提高了,对她也是一份光荣。鲁迅在1902年3月离开中国,除了两次短暂回家外,在日本一直逗留到1909年。鲁迅通过他母亲,向朱家提出一项要求,更教他们增添了忧虑:周树人要朱安放脚,然后进学堂读书。对思想保守的朱家来说,这实在吓了他们一跳。但这为朱安的婚事蒙上了一层阴影。虽然周老太太对未来媳妇很满意,但谁也不能预料留学在外的激进青年会采取什么行动。1903年鲁迅回家探亲,身穿西服,辫子已剪了,这似乎都不是好征兆。不过他始终没有提出要退婚,虽然周家也没有安排把朱安迎娶过门。 1906年7月6日(光绪三十二年农历丙午六月初六)鲁迅在日本被母亲骗回老家完婚。婚礼完全是按旧的繁琐仪式进行的。鲁迅装了一条假辫子,从头到脚一身新礼服。周家族人都知道鲁迅是新派人物,估计要发生一场争斗,或者还会酿成一种出人意料的奇观,于是便排开阵势,互相策应,七嘴八舌地劝诫他。然而让他们想不到的是,一切都很正常,司仪让鲁迅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就连鲁迅的母亲也觉得很异常。轿子来了,从轿帘的下方先是伸出一只中等大小的脚,这只脚试探着踩向地面,然而由于轿子高,一时没有踩在地面上,绣花鞋掉了。这时,一只真正的裹得很小的脚露了出来。原来,这位姑娘听说她的新郎喜欢大脚,因此穿了双大鞋,里面塞了很多棉花,本想讨新郎的欢心,没想到刚上场就败露了。这似乎预示着她以后一生的不幸。一阵忙乱之后,鞋又重新穿上了。姑娘终于从轿子里走了出来。她身材不高,人显得瘦小,一套新装穿在身上,显得有些不合身。在族人的簇拥和司仪的叫喊声中,头盖被揭去了。鲁迅这才第一次打量他的新娘。姑娘的面色黄白,尖下颏,薄薄的嘴唇使嘴显得略大,宽宽的前额显得微秃。新人朱安是鲁迅本家叔祖周玉田夫人的同族,平日似乎跟鲁迅的母亲谈得挺投机,亲戚们都称她为“安姑”,大鲁迅3岁。完婚的第二天,鲁迅没有按老规矩去祠堂,晚上,他独自睡进了书房。第三天,他就从家中出走,又去了日本。 原来,25岁的鲁迅其时正在日本东京开始他的文学活动,忽然家里接二连三地催促他归国,有时一天来两封信,说是他母亲病了。待鲁迅焦灼不安地回到故乡,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原来他家里听到一种谣言,说鲁迅跟日本女人结了婚,还领着孩子在东京散步,因此急着逼他回国完婚。朱安在新房中独自做着各种各样的猜测,眼泪不停地流着,她不知所措,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作为一个旧时代的女人,没有文化的女人,在这场婚姻中,她一开始就处于最被动的地位。从这一天起,她的命运就和周家联系到了一起,然而她名义上的丈夫的一切又似乎与她无关。鲁迅仅仅跟她维持着一种形式上的夫妻关系。她在绍兴陪伴婆婆孤寂地度过了13个年头。痛苦对双方都是重创。鲁迅多次对友人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孤独地来孤独地走。1947年6月29日,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人。她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9个春秋,孤独地度过了四十多个漫长的岁月。 1919年11月,绍兴老屋由新台门六房联合出卖给绍兴大地主朱阆仙,母亲、朱安和周建人一家需要北上,同时周作人一家也来到北京,于是鲁迅买了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11号这一处院子,全家搬了进去,建立了一个大家庭。这所宅院是那种老式的三进院,外院是鲁迅自己住以及门房和堆放书籍杂物的仓房,中院是母亲和朱安住,里院一排正房最好,是周作人和周建人两家分住。全家虽然团聚了,然而鲁迅与朱安仍然形同路人。鲁迅也考虑过离婚,但那个年代,被休的女人是备遭人们鄙夷和唾弃的,情形大都十分悲惨。 1923年夏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反目。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决定搬家。鲁迅征求朱安的意见:是想回娘家还是跟着搬家?朱安坚定地表示,愿意跟着鲁迅。几个月后鲁迅买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的住宅,搬了进去。不久,周老太太也搬出八道湾同大儿子同住。家庭经济开支交朱安掌管。主持家务的朱安每天只有早午晚同鲁迅有三句日常的、每天一样的对话,此外,他们就很少有能够一起叙谈的可能了。她爱丈夫,忠诚于丈夫,一切寄托于丈夫身上,但是她不懂得他的心,不懂得他的事业。他们甚至将一只箱子和箱盖分两处摆放,一处放洗好的衣服,一处放要洗的脏衣服,为的是将接触减到最少。虽然她的内心十分痛苦,但她对鲁迅,对许广平毫无怨恨之意,她对别人提起大先生,总是反复说,大先生对她不错。鲁迅每次买回点心来,总是先送到母亲那里,请她老人家挑选,次即送朱安,由她挑选,然后拿回自己吃用。朱安在感情上是十分孤独的。有一次她向周老太太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大先生领着一个孩子来了,她说梦时有些生气,但周老太太对朱安的生气不以为意。因为周老太太对自己的大儿子和许广平的事还是很高兴的,并且早就盼望有一个小孩在跟前“走来走去”。朱安不无悲凉地说,大先生一天连句话都不和她说,她又怎么会有自己的孩子呢?后来听说许广平有了身孕,朱安绝望了,她认为即使大先生不喜欢她,她像蜗牛一样慢慢地爬,总会爬上去。可是连这个机会也没有了,她只好侍奉娘娘(周老太太),给娘娘养老送终了。但她毕竟是个善良单纯的女性,不久,她就释然,对人说,大先生的儿子也是她的儿子,等她百年后,她的儿子自然会给她斋水,不会让她做孤魂野鬼的。 不久,又有个艺术团体的理事长要送她一笔钱,她“亦婉谢”。她说自己的生活“虽感竭蹶,为顾念汝父名誉”,“故宁自苦,不愿苟取”。这反映出,她是个有原则的人,是一个有骨气的女人。正是由于朱安的悉心照料,鲁迅在北京的故居和遗物才得以完整保存。朱安将许广平看做姐妹,视周海婴如己出。周海婴在书中不无深情地回忆道,鲁迅先生逝世的当月,朱安就托人转告他们母子,欢迎他们搬去北平与其同住。她说:“许妹及海婴为堂上所钟爱,倘肯朝夕随侍,可上慰慈怀,亦即下安逝者。”她“当扫住相迓,决不能使稍有委曲(屈)”,还愿意“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养遗孤”,她不但将他们母子两人的住房都做了安排,甚至还说“倘许妹尚有踌躇,尽请提示条件”,她“无不接受”。她的为人坦荡和对许广平母子二人的体贴,周海婴多年之后提起仍感怀不已 对于周海婴,朱安表现出慈母般的关爱当海婴十五六岁时,她开始直接给他写信。有一次在信中提出:“你同你母亲有没有最近的相片,给我寄一张来,我是很想你们的。”直至病危临终前,她还念念不忘他们母子俩。从心里她是把海婴当做了自己的香火继承人。她爱她的大先生,她忠于她的大先生,她将大先生的亲人当做了自己的亲人! 临终前她泪流满面地说,希望死后葬在大先生之旁。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人。朱安的墓地设在西直门外保福寺处,没有墓碑。她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9个春秋,孤独地度过了四十多年的漫漫岁月。
一八九九年,通过亲戚的斡旋,朱安的婚姻前景似乎明朗了起来;当时她已是个二十一岁的“老姑娘”了。议婚的对象是一名周姓前任官员的长孙。这位周老爷当过京官,后来因为科场贿赂而锒铛入狱,家道中落。他的长孙十八岁,在南京一间新派学堂念书。绍兴传统以妻子比丈夫大两三岁为佳,所以两人算是相当匹配,惟一的缺憾是周家经济颇为拮据。但毕竟他们在绍兴还算是户体面人家,对“老姑娘”朱安来说,这可能是最理想的安排了。
一九○一年似乎是他们成亲的好时间,因为绍兴惯例婚礼多半在冬季举行,而朱安的未婚夫又将在同年年底毕业,算得上双喜临门。不料就在这个时候,周树人拿到赴日本留学的奖学金,因此朱家想看到女儿成家的希望又落空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当然也愿意未来女婿出洋留学,因为朱安的未婚夫身份提高了,对她也是一份光荣。
周树人在一九○二年三月离开中国,除了两次短暂回家外,在日本一直逗留到一九○九年。他如此一去不归,实在令朱家忧心忡忡。而他赴日后不久,通过他母亲向朱家提出一项要求,更教他们增添了忧虑:周树人要朱安放脚,然后进学堂读书。对思想保守的朱家来说,这实在吓了他们一跳。但这为朱安的婚事蒙上了一层阴影。虽然周老太太对未来媳妇很满意,但谁也不能预料留学在外的激进青年会采取什么行动。一九○三年周树人回家探亲,身穿西服,辫子已剪了,这似乎都不是好征兆。不过他始终没有提出要退婚,虽然周家也没有安排把朱安迎娶过门。
成 婚
绍兴有句谚语:“养女不过二十六。”周家体会到拖延婚事实在于理不合,终于定下成婚的日子:一九○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新郎会从日本专程回家。但朱安不知道的是,他会接到虚报母亲急病的电报,被骗回来。周家到底有没有想过,如果鲁迅不归,又怎么办呢?其实这也不是个难题:找人代替新郎拜堂本来就是惯用的招数。
朱安除了做出一般准备外,也没有忘记新郎对小脚的厌恶,因此造了一双大脚绣花鞋,鞋头填满了棉花,好在婚礼上穿。朱安穿上这双鞋,到底有何感想呢?二十多年来,大家不断告诉她没有男人会娶一个大脚妻子。世界真的变了。
虽说新郎是个放洋留学的新人物,但婚礼还是依照传统风俗进行,大红花轿、媒婆、吹打乐手和陪嫁娘一个不少。新郎穿着传统礼服,甚至装上假辫,这一切是否可以让朱安定下心来呢?假如她希望有个好兆头,现实却适得其反:她一脚踏出花轿的时候,一只鞋松脱了,揭露了伪装。绍兴风俗认为新娘掉了鞋是个不吉的兆头。捱过了婚礼的繁文缛节,朱安终于进入洞房,坐在床上。四周一片静寂,只听到翻书的声音。朱安坐着呆等,因为新娘是不能首先开口说话的,而新郎决定了不理睬她。
婚姻生活
婚后第二天,朱安按照传统由新郎陪伴着回门,也到了周家的祠堂拜祭祖先。虽然他们没有圆房,但完成了婚礼所有的仪式,因此他们的婚姻作为一份社会契约是完整的。不过假如朱安希望新郎对她的态度会改善,她很快就失望了:婚后第二个晚上,她的丈夫睡到母亲房间里去,三天后他就离开绍兴,回到日本。朱家的“安姑娘”离开了富裕的娘家,变成景况拮据的周家媳妇。作为小安的媳妇,她有两份职责,一是延续香火,二是操持家务,她既然无法完成第一项,就全心全意投入第二项里。既然她是小辈中惟一的媳妇,家务的担子自然不轻,而大家也认为她是个称职的主妇。大家族三代同堂的生活方式对朱安来说是个熟悉的环境,她性格和顺,与人相处并不困难,婆婆鲁瑞对她十分喜爱。
一九○九年夏季,朱安似乎看到一点光明,因为她的丈夫终于决定回国了。周树人回国主要是为了经济问题:周家实在需要一份稳定的收入,而他作为长孙,总得挑起这担子。不过鲁瑞自然也希望借此让儿子和媳妇重聚。周树人在杭州找到一份教职,本来有不少机会回家,但他并不如此,而每次短暂的逗留,也不和朱安说话,更不进她的房间。一九一○年夏天,情况变得更坏了。鲁迅回到绍兴教书,学堂离家不过几十分钟路程,而他决定住在学校。
但与此同时,朱安也感到她熟悉的世界正在改变。一九一一年,她的小叔子周作人带着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回到绍兴,朱安一辈子头一次接触外国人,头一次体会到丈夫进出自如的另一个世界。作人和信子是经过自由恋爱而结合的,这一点也让朱安感受到,她从小奉为金科玉律的礼教传统,已经权威大减了。
这时外间世界正经历一场巨变:一九一一年十月,满清王朝崩溃了。中华民国成立不久,周树人得到一份教育部的工作。虽然他因此又要离家远去,但这对周家来说却是件喜事,因为树人成为中央政府的官员,在复兴家业方面迈进了一步。他在一九一二年二月往南京赴任,同年五月与教育部一起迁往北京。男人因为经商或做官而居于外地,是绍兴常见的模式,因此树人离家反而减轻了朱安承受的痛苦和压力。
这时朱安有一块心头大石:她已近中年,无儿无女,不管作为主妇如何称职,作为周家的媳妇却未完成任务。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她回娘家探亲时写了一封信给在北京的丈夫,建议他纳妾,一来生活有人照应,二来也希望能生下一男半女。虽说朱安的建议在当时是个社会常规,但她发出这封信也真要鼓足勇气,而且信中提到的既是私人事,她还请自己的兄弟帮忙写信。可是信到了北京,只引起周树人更强的反感,除了在日记中斥之为“颇谬”,就没有回信。事实上,朱安和丈夫婚后长期分隔两地,从没有直接通信,所有消息都只在母子来往信件中转达。虽说这在当时传统家庭是正常现象,但周树人此时却和弟妇羽太信子有频密的书信往还。对朱安来说,她熟悉的世界出现了一个断层,让她觉得愈来愈难以理解。
一九一九年鲁迅决定举家移居北京时,朱安的去留并不是个疑问:她作为周家一份子地位是巩固的。她知道这次北上,和娘家可能再无后会之期,所以与寡母、兄弟、弟媳和侄子合照留念。离开绍兴当天,她的胞妹在码头送行。
北京生活
朱安到了北京,就要面对新生活,但要建立起新的生活方式对她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她在这个地方连语言也说不通,而离开了大家族的支持,在周家兄弟同住的环境里,她变得孤立无援。主持北京八道湾家务的是羽太信子,和绍兴相比,北京为一个日本女人提供很多机会和社会关系。在朱安的生活里,鲁瑞是惟一不变的一环。
迁居北京后,朱安才第一次接触到丈夫的工作、生活,虽然只能旁观,但她也明白鲁迅已是个颇有名气的人物。一九一二年周树人到北京时只是个政府小官员,但一九一九年他已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分子,家中访客川流不息。在这个新世界,朱安是个外人,虽然年轻人称她为“师母”,但他们都知道鲁迅和她的实际婚姻关系。虽然这样,鲁迅和他的朋友、弟子对朱安仍算很客气,除了婆婆对自己的喜爱外,这是朱安惟一的安慰。虽然她知道自己无足轻重,但这个家庭始终有她的一个席位。
朱安这份安全感终于毁于一夜之间。一九二三年七月,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决裂,鲁迅被迫迁出八道湾。周家的家庭组织破裂,朱安的位置也动摇了:鲁迅给她两个选择,一是留在八道湾,一是回绍兴娘家。这两个选择其实都只会把朱安逼上绝路。兄弟二人既已互不相容,周作人凭什么要让大嫂住在自己家中呢?假如朱安回到绍兴,就成了不容于夫家的弃妇,以后日子就很难过了。朱安提出另一条出路:鲁迅迁居后总要有人照应生活,她愿意负起这份责任。对自己的婚姻,朱安再没有太大的幻想,但在当时的社会,一个旧式女人离开丈夫是极不名誉的事,这一点鲁迅也了解。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日,鲁迅和朱安迁进砖塔胡同一家绍兴同乡的房子暂住。几个星期后,鲁迅肺病发作,病情严重,只能食流质食物。接下来一个多月,朱安竭尽所能地照顾丈夫。她当然感到忧心,但这也是她非常珍惜的一段时日,因为经过了十七年的婚姻,她终于有机会和丈夫单独相处,成了他身边惟一照顾他的人。鲁迅卧病一个多月,不会看不出朱安对他的悉心照料。虽然两人仍然分房而居,但鲁迅日间用朱安的卧室作为书房,也算是打破了过去楚河汉界式的生活。朱安渴望能进入鲁迅的世界,但又怕惹他反感,所以一切都小心翼翼。鲁迅曾经教同屋的余家姐妹做运动,朱安不敢在丈夫面前加入,但两个女孩独自练习时,她就站在后面跟着做动作,因为她想孩子们总不会挑剔她。但她错了:两个女孩看见她吃力地摆动小脚,在旁窃笑。
对鲁迅和他的追随者而言,朱安代表着中国落伍、无望的一代,谁也没想过她不断衡量自己与丈夫之间的关系,尝试了解身边的新世界,而且对鲁迅的性格和他与许广平的关系做出非常准确的结论。正因如此,她没有提到自己作为发妻的身份,因为她知道世界改变了。
一九三○年,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海婴出生,他们寄了一张三人合照回北京,朱安看到照片后表现出关怀和友善的态度。一般鲁迅传记作者都说这是她迷信的表现,认为有了男丁承继香火,她死后也会有人拜祭她。这固然不无道理,但更重要的是朱安已接受了新的现实,而且她的性格一向和顺:事已至此,为什么要制造更多的不协调和不愉快呢?因此当许羡苏在一九三一年离开北京前夕,把一大包与鲁迅的通信交给朱安时,朱安实在不知所措。许羡苏和鲁迅的关系曾经非常密切,而目不识丁的朱安只能猜测书信的内容,也不清楚许羡苏为什么要把信交给她。她无法预测如果把信寄往上海,会引起什么后果,所以就把信藏在箱子里。鲁迅死后,她更感到这些信难以处置,因此可能在鲁迅死后不久或她自己去世之前把信毁了。无论如何,许羡苏与鲁迅的通信已无迹可寻。
晚 年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病逝于上海,消息第二天早晨就传到北京。对朱安来说,噩耗来得实在突然,因为一个星期前还收到信说鲁迅病情已好转。不过朱安早已习惯接受命运给她的打击:她在客厅的饭桌上摆上鲁迅喜爱的几味小菜,燃点香烛。接着几天,致哀的客人络绎而来,新闻记者亦上门采访。当一切纷扰沉寂下来后,朱安就要面对家用不足的事实。周作人只肯负责鲁瑞部分开支,许广平偶然汇款接济,但始终无法应付日常用度:朱安的生活愈来愈困难了。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鲁瑞逝世,临终时把周作人每月十五元的供养费遗留给朱安。作人为母亲安排了盛大的葬礼,但除了每月十五元外,并没有支援寡嫂;同时许广平在上海被捕入狱,汇款也中断了。体弱多病又步入老年的朱安面对经济困境,到一九四四年已欠债数千元。这时周作人建议她卖掉鲁迅藏书,换取度日之资。这个消息传到上海,马上引起快速反应,鲁迅两名追随者赶到北京制止此事。
他们到达周家时,朱安正在吃午饭:几块腌萝卜伴着半碗稀粥。她推开碗筷,站起来接待,客人却开口就责备她卖掉鲁迅遗产。这是朱安惟一一次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她说:“你们都说要保护周先生的遗产,我也是他遗产的一部分,你们想过我吗?”
经过商议后,他们答应每个月从上海汇一笔数目不大的生活费给朱安,加上她把几个房间出租的收入,算是勉强可以度日。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因为周作人被判为汉奸,八道湾的房子要充公,朱安在鲁迅的旧友和学生帮忙下,尽力争取属于鲁迅和建人的八道湾业权。自从鲁瑞死后,朱安开始与许广平直接通信。一九四六年,许广平回北京收拾鲁迅藏书及其他物品,两人同住在鲁迅旧居一个月,朱安非常珍惜这段相处的时间,但由于她一向不善表达感情,所以只是在许广平回到上海之后,才写信告诉她自己的感受。朱安的健康每况愈下,在一九四七年三月签署了有关鲁迅遗产及著作权的文件,把权益全部转移给周海婴。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朱安在北京病逝。虽然她到最后身体已非常衰弱,但脑筋仍然很清醒,后事要穿的衣服也列出了清单。她的遗愿是葬在上海鲁迅墓旁,这当然未能如愿;她的葬礼按许广平的意思举行,下葬在北京她婆婆鲁瑞的墓旁,坟上没有任何标记。
尾 声
朱安可以说是个时代的典型。虽然社会规范的剧变令她无所适从,又不能不接受,但她始终保留着一份尊严和品格,而她能承受打击的原因,是她知道自己一直遵守自小形成的道德观去做人处世。同时,她对于把她摒弃的新世界也达到一份了解。朱安死前说到她和鲁迅及许广平的关系,充分显示她的思想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单纯:
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她的确是个好人。
朱安自幼身体饱受摧残,婚后感情生活有如枯井,老年又面对经济困难,一生不可谓不凄苦,但她却从没有迁怨于旁人,光是这一点,就值得大家尊敬了。
一九二四年五月底,鲁迅和朱安搬进鲁迅买来的西三条小四合院,和鲁瑞同住。一切又回到旧模式,朱安每天做完家务后,坐在婆婆身边,抽几口水烟,听他们母子闲话家常。虽然家里有佣人,但朱安仍然亲自下厨,除了因为鲁瑞喜欢她的厨艺外,这也是她照顾丈夫的一点办法。她了解自己不可能在客厅与访客应接,所以只有从厨房送出佳肴,算是尽了女主人的本分。
危 机
一九二五年春天,鲁迅家的访客中出现了一张新面孔:许广平。她是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一个学生领袖,自三月起和鲁迅开始密切地通信,四月十二日头一次到鲁迅家探访。从仲春到盛夏,两人的通信和交往愈来愈频密、热切。这是个多事的夏季,女师的学生和校长杨荫榆展开了强硬的斗争,而鲁迅和学生们站在同一阵线,共患难的感觉明显地促进了鲁迅和许广平之间的感情,因此当警察搜捕北女师学生,要把她们解送回乡的时候,许广平就躲在鲁迅家里。
在这样的风风雨雨之中,谁也没有注意朱安,但她也正面对一个危机。她和鲁迅同处多年,对他的个性和行事可说相当了解,因此肯定会觉察到鲁迅和许广平关系的转变。许广平不是第一个接近鲁迅的年轻女性,却是第一个让他重新估计自己的人生和未来的人。虽然朱安过去曾建议鲁迅纳妾,但她现在已了解到鲁迅的新世界是没有纳妾的余地的。如果他决定开展新生活,自己怎么办呢?
一九二五年八九月是鲁迅和许广平关系的转折点,旁观的朱安面对强大的心理和精神压力,身体终于撑不住了。九月间她因为严重胃病而入院,医生怀疑是癌症。鲁迅虽然几次到医院和医生商讨她的病情,却极少在病房停留。一个星期下来,经过种种测试,还是找不出病因,医生就让朱安出院了。
既然身边没有可以倾诉的人,朱安只好尽量安慰自己,定下心神,因为事情毕竟是她无法控制的。这样过了半年,“三·一八事件”警察枪杀学生引起的风潮,终于把周家卷了进去。鲁迅上了“政府”的黑名单。为安全计不得不离家到外国人开的医院暂避。到了四月初,情况更危急得连鲁瑞和朱安也暂时搬到旅馆去住。朱安切身体会到,她卑微的生活所受到的威胁并不单源于男女之情:有一股更大的力量正危及她丈夫的安全。
变 异
一九二六年七月,由于政局、经济和感情各方面的考虑,鲁迅决定接受厦门大学的聘任,离开北京。八月二十六日,他在家与母亲及朱安道别后,和许广平一同坐上南下的火车,送行的朋友和学生有十多人,包括曾在八道湾居住、与鲁迅关系相当密切的许羡苏。鲁迅走后,许羡苏住进他的屋子,成了鲁迅家管账的人,因此朱安不难知道鲁迅是和许广平联袂离京的。
一九二八年,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开始同居,虽然双方都没有告诉家人,但有关他们的种种传说,自他们离京起已流传极多。一九二九年五月,鲁迅回京探母,在他到达家门的前几天,朱安对婆婆说自己梦见鲁迅带着个小男孩回家,心里很难受。鲁瑞听了,责怪她不识大体。到底朱安是否真的做过这样的梦呢?还是借此让婆婆知道她听来的谣言让她很受困扰呢?我们无法知道真相。重要的是鲁瑞的态度让朱安明白到婆婆不会在这方面给她任何支持。
鲁迅抵家后,告诉母亲和好友说许广平有了身孕。一如既往,这个消息朱安也是间接听回来的。她的反应除了显示孤苦无助之外,也表现出相当深刻的思考:
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没用。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01
我,就是朱安。下花轿时,我掉了绣花鞋,是凶兆。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六,我的大喜之日。
五年后,我又见到他。嶙峋得清冷,而倨傲。月色凄寒。
盖头久久没掀,灯花大抵瘦了,他坐在太师椅上,翻书,不语。我瞥见墙角的一只蜗牛,一点点向上爬,很慢,仿佛时间。
五年前,父母之命,我便成了周家的媳妇,年底完婚。
他是江南水师学堂的学生,书香门第,祖父是京官,犯了错,锒铛入狱,家道也便中落。我家为商,我长他三岁,似是一桩好姻缘。
成亲在即,他却要留洋日本,耽搁婚期。临别,我随周家人送行。他对我说,“你名朱安,家有一女,即是安。”周家无女,从那时起,我就自认是周家的人。让他安心,让家安宁,是我毕生所愿。
我等了五年。等待有朝一日,一路笙歌,他来娶我。可是,他迟迟不归,杳无音信。
听娘娘(绍兴话,即婆婆,下同)和亲戚说,他成了新派青年,嘱我放脚,进学堂。我四岁缠足,母亲言,好人家的女子都是三寸金莲,大脚丑陋鄙俗,不成体统。
今我二十有余,又谈放脚,徒遗笑柄。自古迄今,女子无才便是德,身为女人,开枝散叶,打理家务才是分内之事,读书识字非正业。朱家传统,容不得我挑战。
说到底,我不过是个小女子,旧时代的小女子。我唯一能做的,便是婚礼时往大如船的鞋里塞棉花,没承想,下轿时竟掉了,欲盖弥彰。
墙角蜗牛仍在奋力上爬,夜缓缓地淡了。我想起那年渡口,他对我说,家有一女即是安。彼时的他,举手投足都是文弱书生气,不似如今,棱角分明。
我心内有点憎恨起日本来,是日本之行让他改变。我预感到世道变了,只是不知新世道,容不容得下一个我。
洞房花烛夜,彼此默然的一夜。一沉默,就是一辈子。
三天后,他再度离家,去日本了。
02
宣统三年,也就是一九一一年,满清垮台。
我的婚姻,已经走过第五个年头。
先生回国两年来,先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中学堂当教员,现在是绍兴师范学校校长。他从不归家过夜,偶尔行色匆匆地回来,怀抱许多书,我看不懂。
他和娘娘说话,说“国民革命”、“中华民国”,大抵是些国事,知我不懂,便不对我说。我沉默地听,寂静地看,他时而激昂,时而悲愤的模样,我很喜欢。他是做大事的人。
我出街,街头巷尾的茶馆都是“革命”的说法,人们好像与从前不大一样。像先生般不束辫的男人多起来,女人也渐渐不裹脚,天下乱了。
先生似乎小有名气,路过酒肆药铺,常听闻“周树人”云尔。
我是骄傲的,因我是周树人之妻。我亦是疼痛的,守着有名无实的婚姻,枯了华年。
先生是摩登人物,对这新气象,自然是喜悦的。我却是个旧人。贴着“包办婚姻”,迈着三寸金莲,被风云突变的世道裹挟着,颤巍巍地撞进新时代,往哪里走,我不知道。
晌午,我回娘家。先生去北平了,我不识字,托小弟写封信。
先生树人: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望纳妾。
妻朱安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
先生未复,听说动了怒,说我不可理喻,不可救药。
正如下花轿时掉鞋,在他面前,我如履薄冰,却总是弄巧成拙。我是爱他的,甚至允许他纳妾,可他不懂。
只有娘娘疼惜我,打理周家上下多年,我不像周家媳妇,更似周家女儿。一九一九年,先生为了事业举家北上赴京,我于是离了这江南水乡,离了娘家。一别,竟是一世。
“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我的人生依附于丈夫,他是大器之才,命运系于国运。我的一生,便在天翻地覆的历史洪流中,颠沛流离,支离破碎。
人生尽处是荒凉。
03
北平只有老鸹憔悴的哀叫,日子里满是干枯的味道。
我们住在二弟周作人处,弟媳信子是日本人,作人留洋日本时“自由恋爱”而结合。她思想进步,又懂写字,深得先生喜 爱。来到北平我才知,先生声名竟如此显赫。
来访者络绎不绝,有学生,也有大人物。每遇客访我都居于后屋,他应该不想我出面待客。先生由内而外都是革新,只有我是他的一件旧物。
今日我在后屋时,作人走进来。
“大嫂,你怎么一个人在这?”我笑了笑,没有答。
“大嫂真是安静之人啊,这么些天都没听你讲过话。”他的声音里有旧日时光的味道。
我想了想,说:“作人,你教我认字吧。”“好啊!听大哥讲,我只当你顽固不化。既然你追求进步,我断然全力助你。”
他写下八个字:质雅腴润,人淡如菊。“形容大嫂,恰如其分。”
后来,每当先生待客,作人便来后屋教我写字,有时也与我交谈。十几年的婚姻,我心如枯井。作人似是井底微澜,让形容枯槁的时日芳草萋萋。
“大哥现在教育部供职,也在北大教书,不叫周树人,叫鲁迅,是著作等身的大文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
大嫂,你虽是旧式妇女却不愚钝。你很聪慧,大哥不接受你或是先入为主的偏见,以为婚姻自主就是好。
事实上,你也看到,信子是我自己选择的妻,她挥霍无度又常歇斯底里,大哥一味崇洋,未免太过激进。
大哥是成大事之人,历史恰到岔口,所谓时势造英雄,他定会青史垂名。社会规范剧变,总有人成为牺牲品,庞然历史中,小人物的疼痛无足轻重。历史会忘了我们的。
斑驳的时光叠叠错错。在北平八道湾的四年,是我人生中唯一的阳光。无论如何冰冷漠然的人,在暗如渊壑的生命里,总有一次,靠近温暖,靠近光明。
生是修行,缘是尘路的偈诰,因这来之不易的刹那芳华,我忘记哀伤,忘记幽怨,得你,得全世,得一世安稳。
然而,满地阳光凉了。作人与先生决裂,因先生偷窥信子沐浴。人生如纸,时光若刻,凉薄薄凉,夫复何言?
结发十七载,未曾同居,现在竟窥弟媳,大约是为“新”。先生料我不识字,书信从不避我,我于是看到作人递来的绝交书。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先生被迫迁居,临行对我说,留在作人家,或是回绍兴娘家。
我不说话。两行清泪,惊碎长街清冷。他们兄弟二人已然恩断义绝,此地可堪留我?若回绍兴,我便成休妻弃妇,给朱家蒙羞。世人都说先生待我好,谁知我吞下多少形销骨立的荆棘?我一辈子,无论多难,只哭过两次。那是一次。
娘娘心疼,劝先生:“你搬了家,也要人照料,带着她罢。”
先生瞥了我一眼,清冽而凛然。那年渡口,早已物是人非。往事倒影如潮,历历涌上心头。
花自飘零水自流。
04
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先生与我的新居。我是欢喜的。兴许这样的独处,可以拯救我。
先生肺病,终日咳得厉害,只能吃流食。我写信给娘家小弟,托他去东昌坊口的咸亨酒铺买盐煮笋和茴香豆,那是先生最爱的小食,寄过来,我磨碎煮进粥里。
先生好一点后,我常走十里路去“稻香村”,这间南店北开的糕点铺,自制各式南味糕点,是先生极钟情的。先生恢复得很快,待我亦不似原先淡漠,甚至将我的卧室作为书房,莫不是一种恩赐。
家里又开始宾客如云,我不再避讳。一切向好。直到,她出现。
高颧骨,短发,皮肤黑,个子很小,标准岭南人长相,说话不会翘舌。先生讲新国文,久居北平,京腔很重,有时纠正她,她便撒娇似的说“讲乜嘢(粤语,即说什么)?”先生笑,眉山目水间的情意展延,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暖。
女孩几乎天天造访,先生比任何时候都快乐。他放心我不识字,日记和书信都放在卧房桌上。
我于是知道,女孩叫许广平。她给先生写很多信,浓情蜜意溢于言表。我不明白,大抵又是新人做派。
那日,女孩坐在客厅,我斟茶给她:“许姑娘,喝茶。”岁月如水人如茶,顾盼之间,云烟四起,藏住多少曲折心思。我不过是想提醒她,谁才是这里的女主人。无论如何,她是客。
许广平抬眼看我,一个眼睛里灯火闪映的女人,笑容像清晨簇新的阳光。她太年轻了。我已年逾不惑,年华蓦地在眉眼间轻轻凋谢。
青春是一阕流光溢彩背后本能的张皇,有女人的地方,就有争斗。可我,不战而屈。
我默默转身回卧房,听闻先生说:
“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太太。这是母亲送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赡养义务,至于爱情,我并不知。”
我的心仿佛被捅了一下,绽出一个血泡,像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先生何等睿智,又如此愚钝。
我是大家闺秀,是旧式女子,不擅辞令,不懂表白。于我而言,爱是生活,是死生契阔的相依相随,是细水长流的饮食起居。
我以为,经年的忍负与牺牲或可换来先生的一抔柔情,没承想,我的深情却是一桩悲剧,我的爱情亦是一场徒劳。
世界变了,所有人都只当我是旧中国落伍、无望的一代,谁知我曾不断衡量与丈夫的关系,尝试了解新世界。我终是背负着命运十字架,随波逐流。
外面兀自欢声笑语,许广平说,“这是一场费厄泼赖(英语fair play的音译,即公平竞争)。”我听不懂。恍惚间,满世喧嚣折尽。
05
“三一八惨案”让北平风声鹤唳。手无寸铁的年轻人被段祺瑞政府兵打死,横尸街头。国难当头,无以家为,哀歌响彻北平。
先生没日没夜地撰文,烟不离手,身体每况愈下,我心疼他。段政府下通缉令,先生走了,留下一句:“朱安,好生过。”
青灯黄卷度残生,记忆茕茕。一九三六年深秋,日本占了东三省,北平局势紧张,山雨欲来风满楼。
许广平寄信给我:“先生逝于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展信,泪不可遏。
我一辈子流泪只有两次,那是第二次。枯等三十年,他活着,我就还有个盼,如今,阴阳两隔。
我是将熄的炭火,他是唯一的余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秋雨潇潇,把我心里凄凄的疾风浇得湿漉漉。缘分清浅,怨不得时过境迁。
后来,日本侵华,娘娘仙逝,日子更艰难了。许广平接济我,怀着对失败者的同情,到底是不屑。在她眼里,我不过是“旧社会给鲁迅痛苦的遗产”。历史喧嚣,容不下我。
家徒四壁,一日两餐,只有汤水似的稀粥,就几块酱萝卜。
我想起先生的藏书,或可换钱维持生计。先生一生,撰文不计其数,却没有一个字是关于我,何其悲凉。时间都在他人笔尖上,独独把我遗忘。
午时,数年庭院深深,门可罗雀的家里来了客。
“我们是鲁迅先生的学生,今日听闻您意欲出售先生藏书,特来关嘱您万万不可,鲁迅遗物无价,须妥善保存。请您三思。”
“您是旧时代的人,没有文化,不懂先生作品的价值。先生是民族英雄,是新时代的先驱和领袖,他的遗物一定要保存!”
意气风发的学生慷慨激昂,我推开面前寡淡的米汤,放下筷子,定定地看着他们:
“你们只说先生的遗物要保存,我也是鲁迅的遗物,谁来保存我呢?”
倚栏愁空怅,恨三千丈,何处话凄凉。
06
尾声
日本投降,北平无战事。
时光越老,人心越淡。独卧病榻,回望满盘皆输的人生,我看到墙角一只小小的蜗牛。我们是老朋友了,绍兴老家的新婚之夜,也有一只蜗牛陪我捱过。
它那么努力地从墙底一厘一厘往上爬,像我一样,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可我现在没力气了,我待先生再好,也是枉然。我们这些时代波涛中的小角色,大人物身边的小人物,生存便已是一种枉然。
过往的岁月教会我,人的一生中有一个字,冷,彻骨的冷。所以我会在星稀的冬夜,点一堆火,慢慢想你。
想起风陵渡口初相逢,那个清癯疏淡的少年对我说:
你名朱安,家有一女,即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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