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的一生如何坎坷

朱安的人物生平~

1878年，绍兴城一户姓朱的商人家中添了个女孩，取名为“安”。朱安和旧中国很多中上家庭的女子一样，从小被教养成一个切合传统要求的典型：脾气和顺，会做针线，擅长烹饪，不识字，小脚。朱安四五岁的时候，有一天被带进一个小房间，大人让她脱了鞋袜，把脚浸在一盆暖水中。过了一会儿，她的妈妈和两个女佣人或亲戚把她按住，拿出特别编制的长棉布条，把她的四只脚趾向脚底屈折，用湿布条一层一层地裹起来，接着又把她的脚跟拼命往前拉，这样就裹成了“三寸金莲”的雏形。朱安痛得尖叫起来，但随着她的哭声是母亲的训诲：所有好人家的女孩都得缠足。她只要看看妈妈和家中其他女人，就知道这是事实，没有一个是例外的。这样的女性本来是不会引起公众注意的，但中年以后的朱安却曾是记者争相采访的对象，她1947年去世时报上也有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原因很简单：旧式女性在死后留名，十居其九是因为与她们有关联的男人，而在朱安来说，这个男人是她的丈夫——鲁迅。 1899年，通过亲戚的斡旋，朱安议婚的对象是一名周姓前任官员的长孙。这位周老爷当过京官，后来因为科场贿赂而锒铛入狱，家道中落。他的长孙十八岁，在南京一间新派学堂念书。绍兴传统以妻子比丈夫大两三岁为佳，所以两人算是相当匹配，惟一的缺憾是，周家经济颇为拮据。但是毕竟他们在绍兴还算是体面人家，对“老姑娘”朱安来说，这可能是最理想的安排了。1901年似乎是他们成亲的好时间，因为绍兴惯例婚礼多半在冬季举行，而朱安的未婚夫鲁迅又将在同年年底毕业，算得上双喜临门。不料就在这个时候，鲁迅拿到赴日本留学的奖学金，因此朱家想看到女儿成家的希望又落空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当然也愿意未来女婿出洋留学，因为朱安的未婚夫身份提高了，对她也是一份光荣。鲁迅在1902年3月离开中国，除了两次短暂回家外，在日本一直逗留到1909年。鲁迅通过他母亲，向朱家提出一项要求，更教他们增添了忧虑：周树人要朱安放脚，然后进学堂读书。对思想保守的朱家来说，这实在吓了他们一跳。但这为朱安的婚事蒙上了一层阴影。虽然周老太太对未来媳妇很满意，但谁也不能预料留学在外的激进青年会采取什么行动。1903年鲁迅回家探亲，身穿西服，辫子已剪了，这似乎都不是好征兆。不过他始终没有提出要退婚，虽然周家也没有安排把朱安迎娶过门。 1906年7月6日（光绪三十二年农历丙午六月初六）鲁迅在日本被母亲骗回老家完婚。婚礼完全是按旧的繁琐仪式进行的。鲁迅装了一条假辫子，从头到脚一身新礼服。周家族人都知道鲁迅是新派人物，估计要发生一场争斗，或者还会酿成一种出人意料的奇观，于是便排开阵势，互相策应，七嘴八舌地劝诫他。然而让他们想不到的是，一切都很正常，司仪让鲁迅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就连鲁迅的母亲也觉得很异常。轿子来了，从轿帘的下方先是伸出一只中等大小的脚，这只脚试探着踩向地面，然而由于轿子高，一时没有踩在地面上，绣花鞋掉了。这时，一只真正的裹得很小的脚露了出来。原来，这位姑娘听说她的新郎喜欢大脚，因此穿了双大鞋，里面塞了很多棉花，本想讨新郎的欢心，没想到刚上场就败露了。这似乎预示着她以后一生的不幸。一阵忙乱之后，鞋又重新穿上了。姑娘终于从轿子里走了出来。她身材不高，人显得瘦小，一套新装穿在身上，显得有些不合身。在族人的簇拥和司仪的叫喊声中，头盖被揭去了。鲁迅这才第一次打量他的新娘。姑娘的面色黄白，尖下颏，薄薄的嘴唇使嘴显得略大，宽宽的前额显得微秃。新人朱安是鲁迅本家叔祖周玉田夫人的同族，平日似乎跟鲁迅的母亲谈得挺投机，亲戚们都称她为“安姑”，大鲁迅3岁。完婚的第二天，鲁迅没有按老规矩去祠堂，晚上，他独自睡进了书房。第三天，他就从家中出走，又去了日本。 原来，25岁的鲁迅其时正在日本东京开始他的文学活动，忽然家里接二连三地催促他归国，有时一天来两封信，说是他母亲病了。待鲁迅焦灼不安地回到故乡，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原来他家里听到一种谣言，说鲁迅跟日本女人结了婚，还领着孩子在东京散步，因此急着逼他回国完婚。朱安在新房中独自做着各种各样的猜测，眼泪不停地流着，她不知所措，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作为一个旧时代的女人，没有文化的女人，在这场婚姻中，她一开始就处于最被动的地位。从这一天起，她的命运就和周家联系到了一起，然而她名义上的丈夫的一切又似乎与她无关。鲁迅仅仅跟她维持着一种形式上的夫妻关系。她在绍兴陪伴婆婆孤寂地度过了13个年头。痛苦对双方都是重创。鲁迅多次对友人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孤独地来孤独地走。1947年6月29日，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人。她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9个春秋，孤独地度过了四十多个漫长的岁月。 1919年11月，绍兴老屋由新台门六房联合出卖给绍兴大地主朱阆仙，母亲、朱安和周建人一家需要北上，同时周作人一家也来到北京，于是鲁迅买了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11号这一处院子，全家搬了进去，建立了一个大家庭。这所宅院是那种老式的三进院，外院是鲁迅自己住以及门房和堆放书籍杂物的仓房，中院是母亲和朱安住，里院一排正房最好，是周作人和周建人两家分住。全家虽然团聚了，然而鲁迅与朱安仍然形同路人。鲁迅也考虑过离婚，但那个年代，被休的女人是备遭人们鄙夷和唾弃的，情形大都十分悲惨。 1923年夏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反目。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决定搬家。鲁迅征求朱安的意见：是想回娘家还是跟着搬家？朱安坚定地表示，愿意跟着鲁迅。几个月后鲁迅买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的住宅，搬了进去。不久，周老太太也搬出八道湾同大儿子同住。家庭经济开支交朱安掌管。主持家务的朱安每天只有早午晚同鲁迅有三句日常的、每天一样的对话，此外，他们就很少有能够一起叙谈的可能了。她爱丈夫，忠诚于丈夫，一切寄托于丈夫身上，但是她不懂得他的心，不懂得他的事业。他们甚至将一只箱子和箱盖分两处摆放，一处放洗好的衣服，一处放要洗的脏衣服，为的是将接触减到最少。虽然她的内心十分痛苦，但她对鲁迅，对许广平毫无怨恨之意，她对别人提起大先生，总是反复说，大先生对她不错。鲁迅每次买回点心来，总是先送到母亲那里，请她老人家挑选，次即送朱安，由她挑选，然后拿回自己吃用。朱安在感情上是十分孤独的。有一次她向周老太太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大先生领着一个孩子来了，她说梦时有些生气，但周老太太对朱安的生气不以为意。因为周老太太对自己的大儿子和许广平的事还是很高兴的，并且早就盼望有一个小孩在跟前“走来走去”。朱安不无悲凉地说，大先生一天连句话都不和她说，她又怎么会有自己的孩子呢？后来听说许广平有了身孕，朱安绝望了，她认为即使大先生不喜欢她，她像蜗牛一样慢慢地爬，总会爬上去。可是连这个机会也没有了，她只好侍奉娘娘（周老太太），给娘娘养老送终了。但她毕竟是个善良单纯的女性，不久，她就释然，对人说，大先生的儿子也是她的儿子，等她百年后，她的儿子自然会给她斋水，不会让她做孤魂野鬼的。 不久，又有个艺术团体的理事长要送她一笔钱，她“亦婉谢”。她说自己的生活“虽感竭蹶，为顾念汝父名誉”，“故宁自苦，不愿苟取”。这反映出，她是个有原则的人，是一个有骨气的女人。正是由于朱安的悉心照料，鲁迅在北京的故居和遗物才得以完整保存。朱安将许广平看做姐妹，视周海婴如己出。周海婴在书中不无深情地回忆道，鲁迅先生逝世的当月，朱安就托人转告他们母子，欢迎他们搬去北平与其同住。她说：“许妹及海婴为堂上所钟爱，倘肯朝夕随侍，可上慰慈怀，亦即下安逝者。”她“当扫住相迓，决不能使稍有委曲（屈）”，还愿意“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养遗孤”，她不但将他们母子两人的住房都做了安排，甚至还说“倘许妹尚有踌躇，尽请提示条件”，她“无不接受”。她的为人坦荡和对许广平母子二人的体贴，周海婴多年之后提起仍感怀不已 对于周海婴，朱安表现出慈母般的关爱当海婴十五六岁时，她开始直接给他写信。有一次在信中提出：“你同你母亲有没有最近的相片，给我寄一张来，我是很想你们的。”直至病危临终前，她还念念不忘他们母子俩。从心里她是把海婴当做了自己的香火继承人。她爱她的大先生，她忠于她的大先生，她将大先生的亲人当做了自己的亲人! 临终前她泪流满面地说，希望死后葬在大先生之旁。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人。朱安的墓地设在西直门外保福寺处，没有墓碑。她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9个春秋，孤独地度过了四十多年的漫漫岁月。

一八九九年，通过亲戚的斡旋，朱安的婚姻前景似乎明朗了起来；当时她已是个二十一岁的“老姑娘”了。议婚的对象是一名周姓前任官员的长孙。这位周老爷当过京官，后来因为科场贿赂而锒铛入狱，家道中落。他的长孙十八岁，在南京一间新派学堂念书。绍兴传统以妻子比丈夫大两三岁为佳，所以两人算是相当匹配，惟一的缺憾是周家经济颇为拮据。但毕竟他们在绍兴还算是户体面人家，对“老姑娘”朱安来说，这可能是最理想的安排了。

一九○一年似乎是他们成亲的好时间，因为绍兴惯例婚礼多半在冬季举行，而朱安的未婚夫又将在同年年底毕业，算得上双喜临门。不料就在这个时候，周树人拿到赴日本留学的奖学金，因此朱家想看到女儿成家的希望又落空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当然也愿意未来女婿出洋留学，因为朱安的未婚夫身份提高了，对她也是一份光荣。

周树人在一九○二年三月离开中国，除了两次短暂回家外，在日本一直逗留到一九○九年。他如此一去不归，实在令朱家忧心忡忡。而他赴日后不久，通过他母亲向朱家提出一项要求，更教他们增添了忧虑：周树人要朱安放脚，然后进学堂读书。对思想保守的朱家来说，这实在吓了他们一跳。但这为朱安的婚事蒙上了一层阴影。虽然周老太太对未来媳妇很满意，但谁也不能预料留学在外的激进青年会采取什么行动。一九○三年周树人回家探亲，身穿西服，辫子已剪了，这似乎都不是好征兆。不过他始终没有提出要退婚，虽然周家也没有安排把朱安迎娶过门。

成 婚
绍兴有句谚语：“养女不过二十六。”周家体会到拖延婚事实在于理不合，终于定下成婚的日子：一九○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新郎会从日本专程回家。但朱安不知道的是，他会接到虚报母亲急病的电报，被骗回来。周家到底有没有想过，如果鲁迅不归，又怎么办呢？其实这也不是个难题：找人代替新郎拜堂本来就是惯用的招数。

朱安除了做出一般准备外，也没有忘记新郎对小脚的厌恶，因此造了一双大脚绣花鞋，鞋头填满了棉花，好在婚礼上穿。朱安穿上这双鞋，到底有何感想呢？二十多年来，大家不断告诉她没有男人会娶一个大脚妻子。世界真的变了。

虽说新郎是个放洋留学的新人物，但婚礼还是依照传统风俗进行，大红花轿、媒婆、吹打乐手和陪嫁娘一个不少。新郎穿着传统礼服，甚至装上假辫，这一切是否可以让朱安定下心来呢？假如她希望有个好兆头，现实却适得其反：她一脚踏出花轿的时候，一只鞋松脱了，揭露了伪装。绍兴风俗认为新娘掉了鞋是个不吉的兆头。捱过了婚礼的繁文缛节，朱安终于进入洞房，坐在床上。四周一片静寂，只听到翻书的声音。朱安坐着呆等，因为新娘是不能首先开口说话的，而新郎决定了不理睬她。

婚姻生活
婚后第二天，朱安按照传统由新郎陪伴着回门，也到了周家的祠堂拜祭祖先。虽然他们没有圆房，但完成了婚礼所有的仪式，因此他们的婚姻作为一份社会契约是完整的。不过假如朱安希望新郎对她的态度会改善，她很快就失望了：婚后第二个晚上，她的丈夫睡到母亲房间里去，三天后他就离开绍兴，回到日本。朱家的“安姑娘”离开了富裕的娘家，变成景况拮据的周家媳妇。作为小安的媳妇，她有两份职责，一是延续香火，二是操持家务，她既然无法完成第一项，就全心全意投入第二项里。既然她是小辈中惟一的媳妇，家务的担子自然不轻，而大家也认为她是个称职的主妇。大家族三代同堂的生活方式对朱安来说是个熟悉的环境，她性格和顺，与人相处并不困难，婆婆鲁瑞对她十分喜爱。

一九○九年夏季，朱安似乎看到一点光明，因为她的丈夫终于决定回国了。周树人回国主要是为了经济问题：周家实在需要一份稳定的收入，而他作为长孙，总得挑起这担子。不过鲁瑞自然也希望借此让儿子和媳妇重聚。周树人在杭州找到一份教职，本来有不少机会回家，但他并不如此，而每次短暂的逗留，也不和朱安说话，更不进她的房间。一九一○年夏天，情况变得更坏了。鲁迅回到绍兴教书，学堂离家不过几十分钟路程，而他决定住在学校。

但与此同时，朱安也感到她熟悉的世界正在改变。一九一一年，她的小叔子周作人带着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回到绍兴，朱安一辈子头一次接触外国人，头一次体会到丈夫进出自如的另一个世界。作人和信子是经过自由恋爱而结合的，这一点也让朱安感受到，她从小奉为金科玉律的礼教传统，已经权威大减了。

这时外间世界正经历一场巨变：一九一一年十月，满清王朝崩溃了。中华民国成立不久，周树人得到一份教育部的工作。虽然他因此又要离家远去，但这对周家来说却是件喜事，因为树人成为中央政府的官员，在复兴家业方面迈进了一步。他在一九一二年二月往南京赴任，同年五月与教育部一起迁往北京。男人因为经商或做官而居于外地，是绍兴常见的模式，因此树人离家反而减轻了朱安承受的痛苦和压力。

这时朱安有一块心头大石：她已近中年，无儿无女，不管作为主妇如何称职，作为周家的媳妇却未完成任务。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她回娘家探亲时写了一封信给在北京的丈夫，建议他纳妾，一来生活有人照应，二来也希望能生下一男半女。虽说朱安的建议在当时是个社会常规，但她发出这封信也真要鼓足勇气，而且信中提到的既是私人事，她还请自己的兄弟帮忙写信。可是信到了北京，只引起周树人更强的反感，除了在日记中斥之为“颇谬”，就没有回信。事实上，朱安和丈夫婚后长期分隔两地，从没有直接通信，所有消息都只在母子来往信件中转达。虽说这在当时传统家庭是正常现象，但周树人此时却和弟妇羽太信子有频密的书信往还。对朱安来说，她熟悉的世界出现了一个断层，让她觉得愈来愈难以理解。

一九一九年鲁迅决定举家移居北京时，朱安的去留并不是个疑问：她作为周家一份子地位是巩固的。她知道这次北上，和娘家可能再无后会之期，所以与寡母、兄弟、弟媳和侄子合照留念。离开绍兴当天，她的胞妹在码头送行。

北京生活
朱安到了北京，就要面对新生活，但要建立起新的生活方式对她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她在这个地方连语言也说不通，而离开了大家族的支持，在周家兄弟同住的环境里，她变得孤立无援。主持北京八道湾家务的是羽太信子，和绍兴相比，北京为一个日本女人提供很多机会和社会关系。在朱安的生活里，鲁瑞是惟一不变的一环。

迁居北京后，朱安才第一次接触到丈夫的工作、生活，虽然只能旁观，但她也明白鲁迅已是个颇有名气的人物。一九一二年周树人到北京时只是个政府小官员，但一九一九年他已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分子，家中访客川流不息。在这个新世界，朱安是个外人，虽然年轻人称她为“师母”，但他们都知道鲁迅和她的实际婚姻关系。虽然这样，鲁迅和他的朋友、弟子对朱安仍算很客气，除了婆婆对自己的喜爱外，这是朱安惟一的安慰。虽然她知道自己无足轻重，但这个家庭始终有她的一个席位。

朱安这份安全感终于毁于一夜之间。一九二三年七月，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决裂，鲁迅被迫迁出八道湾。周家的家庭组织破裂，朱安的位置也动摇了：鲁迅给她两个选择，一是留在八道湾，一是回绍兴娘家。这两个选择其实都只会把朱安逼上绝路。兄弟二人既已互不相容，周作人凭什么要让大嫂住在自己家中呢？假如朱安回到绍兴，就成了不容于夫家的弃妇，以后日子就很难过了。朱安提出另一条出路：鲁迅迁居后总要有人照应生活，她愿意负起这份责任。对自己的婚姻，朱安再没有太大的幻想，但在当时的社会，一个旧式女人离开丈夫是极不名誉的事，这一点鲁迅也了解。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日，鲁迅和朱安迁进砖塔胡同一家绍兴同乡的房子暂住。几个星期后，鲁迅肺病发作，病情严重，只能食流质食物。接下来一个多月，朱安竭尽所能地照顾丈夫。她当然感到忧心，但这也是她非常珍惜的一段时日，因为经过了十七年的婚姻，她终于有机会和丈夫单独相处，成了他身边惟一照顾他的人。鲁迅卧病一个多月，不会看不出朱安对他的悉心照料。虽然两人仍然分房而居，但鲁迅日间用朱安的卧室作为书房，也算是打破了过去楚河汉界式的生活。朱安渴望能进入鲁迅的世界，但又怕惹他反感，所以一切都小心翼翼。鲁迅曾经教同屋的余家姐妹做运动，朱安不敢在丈夫面前加入，但两个女孩独自练习时，她就站在后面跟着做动作，因为她想孩子们总不会挑剔她。但她错了：两个女孩看见她吃力地摆动小脚，在旁窃笑。
对鲁迅和他的追随者而言，朱安代表着中国落伍、无望的一代，谁也没想过她不断衡量自己与丈夫之间的关系，尝试了解身边的新世界，而且对鲁迅的性格和他与许广平的关系做出非常准确的结论。正因如此，她没有提到自己作为发妻的身份，因为她知道世界改变了。

一九三○年，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海婴出生，他们寄了一张三人合照回北京，朱安看到照片后表现出关怀和友善的态度。一般鲁迅传记作者都说这是她迷信的表现，认为有了男丁承继香火，她死后也会有人拜祭她。这固然不无道理，但更重要的是朱安已接受了新的现实，而且她的性格一向和顺：事已至此，为什么要制造更多的不协调和不愉快呢？因此当许羡苏在一九三一年离开北京前夕，把一大包与鲁迅的通信交给朱安时，朱安实在不知所措。许羡苏和鲁迅的关系曾经非常密切，而目不识丁的朱安只能猜测书信的内容，也不清楚许羡苏为什么要把信交给她。她无法预测如果把信寄往上海，会引起什么后果，所以就把信藏在箱子里。鲁迅死后，她更感到这些信难以处置，因此可能在鲁迅死后不久或她自己去世之前把信毁了。无论如何，许羡苏与鲁迅的通信已无迹可寻。

晚 年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病逝于上海，消息第二天早晨就传到北京。对朱安来说，噩耗来得实在突然，因为一个星期前还收到信说鲁迅病情已好转。不过朱安早已习惯接受命运给她的打击：她在客厅的饭桌上摆上鲁迅喜爱的几味小菜，燃点香烛。接着几天，致哀的客人络绎而来，新闻记者亦上门采访。当一切纷扰沉寂下来后，朱安就要面对家用不足的事实。周作人只肯负责鲁瑞部分开支，许广平偶然汇款接济，但始终无法应付日常用度：朱安的生活愈来愈困难了。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鲁瑞逝世，临终时把周作人每月十五元的供养费遗留给朱安。作人为母亲安排了盛大的葬礼，但除了每月十五元外，并没有支援寡嫂；同时许广平在上海被捕入狱，汇款也中断了。体弱多病又步入老年的朱安面对经济困境，到一九四四年已欠债数千元。这时周作人建议她卖掉鲁迅藏书，换取度日之资。这个消息传到上海，马上引起快速反应，鲁迅两名追随者赶到北京制止此事。

他们到达周家时，朱安正在吃午饭：几块腌萝卜伴着半碗稀粥。她推开碗筷，站起来接待，客人却开口就责备她卖掉鲁迅遗产。这是朱安惟一一次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她说：“你们都说要保护周先生的遗产，我也是他遗产的一部分，你们想过我吗？”

经过商议后，他们答应每个月从上海汇一笔数目不大的生活费给朱安，加上她把几个房间出租的收入，算是勉强可以度日。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因为周作人被判为汉奸，八道湾的房子要充公，朱安在鲁迅的旧友和学生帮忙下，尽力争取属于鲁迅和建人的八道湾业权。自从鲁瑞死后，朱安开始与许广平直接通信。一九四六年，许广平回北京收拾鲁迅藏书及其他物品，两人同住在鲁迅旧居一个月，朱安非常珍惜这段相处的时间，但由于她一向不善表达感情，所以只是在许广平回到上海之后，才写信告诉她自己的感受。朱安的健康每况愈下，在一九四七年三月签署了有关鲁迅遗产及著作权的文件，把权益全部转移给周海婴。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朱安在北京病逝。虽然她到最后身体已非常衰弱，但脑筋仍然很清醒，后事要穿的衣服也列出了清单。她的遗愿是葬在上海鲁迅墓旁，这当然未能如愿；她的葬礼按许广平的意思举行，下葬在北京她婆婆鲁瑞的墓旁，坟上没有任何标记。

尾 声
朱安可以说是个时代的典型。虽然社会规范的剧变令她无所适从，又不能不接受，但她始终保留着一份尊严和品格，而她能承受打击的原因，是她知道自己一直遵守自小形成的道德观去做人处世。同时，她对于把她摒弃的新世界也达到一份了解。朱安死前说到她和鲁迅及许广平的关系，充分显示她的思想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单纯：
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她的确是个好人。

朱安自幼身体饱受摧残，婚后感情生活有如枯井，老年又面对经济困难，一生不可谓不凄苦，但她却从没有迁怨于旁人，光是这一点，就值得大家尊敬了。

一九二四年五月底，鲁迅和朱安搬进鲁迅买来的西三条小四合院，和鲁瑞同住。一切又回到旧模式，朱安每天做完家务后，坐在婆婆身边，抽几口水烟，听他们母子闲话家常。虽然家里有佣人，但朱安仍然亲自下厨，除了因为鲁瑞喜欢她的厨艺外，这也是她照顾丈夫的一点办法。她了解自己不可能在客厅与访客应接，所以只有从厨房送出佳肴，算是尽了女主人的本分。

危 机
一九二五年春天，鲁迅家的访客中出现了一张新面孔：许广平。她是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一个学生领袖，自三月起和鲁迅开始密切地通信，四月十二日头一次到鲁迅家探访。从仲春到盛夏，两人的通信和交往愈来愈频密、热切。这是个多事的夏季，女师的学生和校长杨荫榆展开了强硬的斗争，而鲁迅和学生们站在同一阵线，共患难的感觉明显地促进了鲁迅和许广平之间的感情，因此当警察搜捕北女师学生，要把她们解送回乡的时候，许广平就躲在鲁迅家里。

在这样的风风雨雨之中，谁也没有注意朱安，但她也正面对一个危机。她和鲁迅同处多年，对他的个性和行事可说相当了解，因此肯定会觉察到鲁迅和许广平关系的转变。许广平不是第一个接近鲁迅的年轻女性，却是第一个让他重新估计自己的人生和未来的人。虽然朱安过去曾建议鲁迅纳妾，但她现在已了解到鲁迅的新世界是没有纳妾的余地的。如果他决定开展新生活，自己怎么办呢？

一九二五年八九月是鲁迅和许广平关系的转折点，旁观的朱安面对强大的心理和精神压力，身体终于撑不住了。九月间她因为严重胃病而入院，医生怀疑是癌症。鲁迅虽然几次到医院和医生商讨她的病情，却极少在病房停留。一个星期下来，经过种种测试，还是找不出病因，医生就让朱安出院了。

既然身边没有可以倾诉的人，朱安只好尽量安慰自己，定下心神，因为事情毕竟是她无法控制的。这样过了半年，“三·一八事件”警察枪杀学生引起的风潮，终于把周家卷了进去。鲁迅上了“政府”的黑名单。为安全计不得不离家到外国人开的医院暂避。到了四月初，情况更危急得连鲁瑞和朱安也暂时搬到旅馆去住。朱安切身体会到，她卑微的生活所受到的威胁并不单源于男女之情：有一股更大的力量正危及她丈夫的安全。

变 异
一九二六年七月，由于政局、经济和感情各方面的考虑，鲁迅决定接受厦门大学的聘任，离开北京。八月二十六日，他在家与母亲及朱安道别后，和许广平一同坐上南下的火车，送行的朋友和学生有十多人，包括曾在八道湾居住、与鲁迅关系相当密切的许羡苏。鲁迅走后，许羡苏住进他的屋子，成了鲁迅家管账的人，因此朱安不难知道鲁迅是和许广平联袂离京的。

一九二八年，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开始同居，虽然双方都没有告诉家人，但有关他们的种种传说，自他们离京起已流传极多。一九二九年五月，鲁迅回京探母，在他到达家门的前几天，朱安对婆婆说自己梦见鲁迅带着个小男孩回家，心里很难受。鲁瑞听了，责怪她不识大体。到底朱安是否真的做过这样的梦呢？还是借此让婆婆知道她听来的谣言让她很受困扰呢？我们无法知道真相。重要的是鲁瑞的态度让朱安明白到婆婆不会在这方面给她任何支持。

鲁迅抵家后，告诉母亲和好友说许广平有了身孕。一如既往，这个消息朱安也是间接听回来的。她的反应除了显示孤苦无助之外，也表现出相当深刻的思考：

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没用。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朱安，绍兴人，1906年奉母命嫁与周树人，1919年随夫定居北京，寄寓周作人处，1923年周氏兄弟决裂后被迫迁居。1926年周树人赴沪与许广平同居，朱安独守空房至1945年逝世。一生颠沛，未得善终。

01
我，就是朱安。下花轿时，我掉了绣花鞋，是凶兆。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六，我的大喜之日。
五年后，我又见到他。嶙峋得清冷，而倨傲。月色凄寒。
盖头久久没掀，灯花大抵瘦了，他坐在太师椅上，翻书，不语。我瞥见墙角的一只蜗牛，一点点向上爬，很慢，仿佛时间。
五年前，父母之命，我便成了周家的媳妇，年底完婚。
他是江南水师学堂的学生，书香门第，祖父是京官，犯了错，锒铛入狱，家道也便中落。我家为商，我长他三岁，似是一桩好姻缘。
成亲在即，他却要留洋日本，耽搁婚期。临别，我随周家人送行。他对我说，“你名朱安，家有一女，即是安。”周家无女，从那时起，我就自认是周家的人。让他安心，让家安宁，是我毕生所愿。
我等了五年。等待有朝一日，一路笙歌，他来娶我。可是，他迟迟不归，杳无音信。
听娘娘（绍兴话，即婆婆，下同）和亲戚说，他成了新派青年，嘱我放脚，进学堂。我四岁缠足，母亲言，好人家的女子都是三寸金莲，大脚丑陋鄙俗，不成体统。
今我二十有余，又谈放脚，徒遗笑柄。自古迄今，女子无才便是德，身为女人，开枝散叶，打理家务才是分内之事，读书识字非正业。朱家传统，容不得我挑战。
说到底，我不过是个小女子，旧时代的小女子。我唯一能做的，便是婚礼时往大如船的鞋里塞棉花，没承想，下轿时竟掉了，欲盖弥彰。
墙角蜗牛仍在奋力上爬，夜缓缓地淡了。我想起那年渡口，他对我说，家有一女即是安。彼时的他，举手投足都是文弱书生气，不似如今，棱角分明。
我心内有点憎恨起日本来，是日本之行让他改变。我预感到世道变了，只是不知新世道，容不容得下一个我。
洞房花烛夜，彼此默然的一夜。一沉默，就是一辈子。
三天后，他再度离家，去日本了。

02
宣统三年，也就是一九一一年，满清垮台。
我的婚姻，已经走过第五个年头。
先生回国两年来，先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中学堂当教员，现在是绍兴师范学校校长。他从不归家过夜，偶尔行色匆匆地回来，怀抱许多书，我看不懂。
他和娘娘说话，说“国民革命”、“中华民国”，大抵是些国事，知我不懂，便不对我说。我沉默地听，寂静地看，他时而激昂，时而悲愤的模样，我很喜欢。他是做大事的人。
我出街，街头巷尾的茶馆都是“革命”的说法，人们好像与从前不大一样。像先生般不束辫的男人多起来，女人也渐渐不裹脚，天下乱了。
先生似乎小有名气，路过酒肆药铺，常听闻“周树人”云尔。
我是骄傲的，因我是周树人之妻。我亦是疼痛的，守着有名无实的婚姻，枯了华年。
先生是摩登人物，对这新气象，自然是喜悦的。我却是个旧人。贴着“包办婚姻”，迈着三寸金莲，被风云突变的世道裹挟着，颤巍巍地撞进新时代，往哪里走，我不知道。
晌午，我回娘家。先生去北平了，我不识字，托小弟写封信。
先生树人：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望纳妾。
妻朱安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
先生未复，听说动了怒，说我不可理喻，不可救药。
正如下花轿时掉鞋，在他面前，我如履薄冰，却总是弄巧成拙。我是爱他的，甚至允许他纳妾，可他不懂。
只有娘娘疼惜我，打理周家上下多年，我不像周家媳妇，更似周家女儿。一九一九年，先生为了事业举家北上赴京，我于是离了这江南水乡，离了娘家。一别，竟是一世。
“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我的人生依附于丈夫，他是大器之才，命运系于国运。我的一生，便在天翻地覆的历史洪流中，颠沛流离，支离破碎。
人生尽处是荒凉。

03
北平只有老鸹憔悴的哀叫，日子里满是干枯的味道。
我们住在二弟周作人处，弟媳信子是日本人，作人留洋日本时“自由恋爱”而结合。她思想进步，又懂写字，深得先生喜　爱。来到北平我才知，先生声名竟如此显赫。
来访者络绎不绝，有学生，也有大人物。每遇客访我都居于后屋，他应该不想我出面待客。先生由内而外都是革新，只有我是他的一件旧物。
今日我在后屋时，作人走进来。
“大嫂，你怎么一个人在这？”我笑了笑，没有答。
“大嫂真是安静之人啊，这么些天都没听你讲过话。”他的声音里有旧日时光的味道。
我想了想，说：“作人，你教我认字吧。”“好啊！听大哥讲，我只当你顽固不化。既然你追求进步，我断然全力助你。”
他写下八个字：质雅腴润，人淡如菊。“形容大嫂，恰如其分。”
后来，每当先生待客，作人便来后屋教我写字，有时也与我交谈。十几年的婚姻，我心如枯井。作人似是井底微澜，让形容枯槁的时日芳草萋萋。
“大哥现在教育部供职，也在北大教书，不叫周树人，叫鲁迅，是著作等身的大文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
大嫂，你虽是旧式妇女却不愚钝。你很聪慧，大哥不接受你或是先入为主的偏见，以为婚姻自主就是好。
事实上，你也看到，信子是我自己选择的妻，她挥霍无度又常歇斯底里，大哥一味崇洋，未免太过激进。
大哥是成大事之人，历史恰到岔口，所谓时势造英雄，他定会青史垂名。社会规范剧变，总有人成为牺牲品，庞然历史中，小人物的疼痛无足轻重。历史会忘了我们的。
斑驳的时光叠叠错错。在北平八道湾的四年，是我人生中唯一的阳光。无论如何冰冷漠然的人，在暗如渊壑的生命里，总有一次，靠近温暖，靠近光明。
生是修行，缘是尘路的偈诰，因这来之不易的刹那芳华，我忘记哀伤，忘记幽怨，得你，得全世，得一世安稳。
然而，满地阳光凉了。作人与先生决裂，因先生偷窥信子沐浴。人生如纸，时光若刻，凉薄薄凉，夫复何言？
结发十七载，未曾同居，现在竟窥弟媳，大约是为“新”。先生料我不识字，书信从不避我，我于是看到作人递来的绝交书。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先生被迫迁居，临行对我说，留在作人家，或是回绍兴娘家。
我不说话。两行清泪，惊碎长街清冷。他们兄弟二人已然恩断义绝，此地可堪留我？若回绍兴，我便成休妻弃妇，给朱家蒙羞。世人都说先生待我好，谁知我吞下多少形销骨立的荆棘？我一辈子，无论多难，只哭过两次。那是一次。
娘娘心疼，劝先生：“你搬了家，也要人照料，带着她罢。”
先生瞥了我一眼，清冽而凛然。那年渡口，早已物是人非。往事倒影如潮，历历涌上心头。
花自飘零水自流。

04
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先生与我的新居。我是欢喜的。兴许这样的独处，可以拯救我。
先生肺病，终日咳得厉害，只能吃流食。我写信给娘家小弟，托他去东昌坊口的咸亨酒铺买盐煮笋和茴香豆，那是先生最爱的小食，寄过来，我磨碎煮进粥里。
先生好一点后，我常走十里路去“稻香村”，这间南店北开的糕点铺，自制各式南味糕点，是先生极钟情的。先生恢复得很快，待我亦不似原先淡漠，甚至将我的卧室作为书房，莫不是一种恩赐。
家里又开始宾客如云，我不再避讳。一切向好。直到，她出现。
高颧骨，短发，皮肤黑，个子很小，标准岭南人长相，说话不会翘舌。先生讲新国文，久居北平，京腔很重，有时纠正她，她便撒娇似的说“讲乜嘢（粤语，即说什么）？”先生笑，眉山目水间的情意展延，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暖。
女孩几乎天天造访，先生比任何时候都快乐。他放心我不识字，日记和书信都放在卧房桌上。
我于是知道，女孩叫许广平。她给先生写很多信，浓情蜜意溢于言表。我不明白，大抵又是新人做派。
那日，女孩坐在客厅，我斟茶给她：“许姑娘，喝茶。”岁月如水人如茶，顾盼之间，云烟四起，藏住多少曲折心思。我不过是想提醒她，谁才是这里的女主人。无论如何，她是客。
许广平抬眼看我，一个眼睛里灯火闪映的女人，笑容像清晨簇新的阳光。她太年轻了。我已年逾不惑，年华蓦地在眉眼间轻轻凋谢。
青春是一阕流光溢彩背后本能的张皇，有女人的地方，就有争斗。可我，不战而屈。
我默默转身回卧房，听闻先生说：
“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太太。这是母亲送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赡养义务，至于爱情，我并不知。”
我的心仿佛被捅了一下，绽出一个血泡，像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先生何等睿智，又如此愚钝。
我是大家闺秀，是旧式女子，不擅辞令，不懂表白。于我而言，爱是生活，是死生契阔的相依相随，是细水长流的饮食起居。
我以为，经年的忍负与牺牲或可换来先生的一抔柔情，没承想，我的深情却是一桩悲剧，我的爱情亦是一场徒劳。
世界变了，所有人都只当我是旧中国落伍、无望的一代，谁知我曾不断衡量与丈夫的关系，尝试了解新世界。我终是背负着命运十字架，随波逐流。
外面兀自欢声笑语，许广平说，“这是一场费厄泼赖（英语fair play的音译，即公平竞争）。”我听不懂。恍惚间，满世喧嚣折尽。

05
“三一八惨案”让北平风声鹤唳。手无寸铁的年轻人被段祺瑞政府兵打死，横尸街头。国难当头，无以家为，哀歌响彻北平。
先生没日没夜地撰文，烟不离手，身体每况愈下，我心疼他。段政府下通缉令，先生走了，留下一句：“朱安，好生过。”
青灯黄卷度残生，记忆茕茕。一九三六年深秋，日本占了东三省，北平局势紧张，山雨欲来风满楼。
许广平寄信给我：“先生逝于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展信，泪不可遏。
我一辈子流泪只有两次，那是第二次。枯等三十年，他活着，我就还有个盼，如今，阴阳两隔。
我是将熄的炭火，他是唯一的余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秋雨潇潇，把我心里凄凄的疾风浇得湿漉漉。缘分清浅，怨不得时过境迁。
后来，日本侵华，娘娘仙逝，日子更艰难了。许广平接济我，怀着对失败者的同情，到底是不屑。在她眼里，我不过是“旧社会给鲁迅痛苦的遗产”。历史喧嚣，容不下我。
家徒四壁，一日两餐，只有汤水似的稀粥，就几块酱萝卜。
我想起先生的藏书，或可换钱维持生计。先生一生，撰文不计其数，却没有一个字是关于我，何其悲凉。时间都在他人笔尖上，独独把我遗忘。
午时，数年庭院深深，门可罗雀的家里来了客。
“我们是鲁迅先生的学生，今日听闻您意欲出售先生藏书，特来关嘱您万万不可，鲁迅遗物无价，须妥善保存。请您三思。”
“您是旧时代的人，没有文化，不懂先生作品的价值。先生是民族英雄，是新时代的先驱和领袖，他的遗物一定要保存！”
意气风发的学生慷慨激昂，我推开面前寡淡的米汤，放下筷子，定定地看着他们：
“你们只说先生的遗物要保存，我也是鲁迅的遗物，谁来保存我呢？”
倚栏愁空怅，恨三千丈，何处话凄凉。

06
尾声
日本投降，北平无战事。
时光越老，人心越淡。独卧病榻，回望满盘皆输的人生，我看到墙角一只小小的蜗牛。我们是老朋友了，绍兴老家的新婚之夜，也有一只蜗牛陪我捱过。
它那么努力地从墙底一厘一厘往上爬，像我一样，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可我现在没力气了，我待先生再好，也是枉然。我们这些时代波涛中的小角色，大人物身边的小人物，生存便已是一种枉然。
过往的岁月教会我，人的一生中有一个字，冷，彻骨的冷。所以我会在星稀的冬夜，点一堆火，慢慢想你。
想起风陵渡口初相逢，那个清癯疏淡的少年对我说：
你名朱安，家有一女，即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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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海县19128512784： 关于鲁迅的妻子朱安的资料 ？
阙空马来： 朱安,1906年7月6日,浙江绍兴的没落户周家正在为其大公子成婚.新郎是鲁迅,而新娘就是朱安. 朱安是个善良单纯的女性,她爱她的大先生,她忠于她的大先生,她将大先生的亲人(将许广平看做姐妹,视周海婴如己出)当做了自己的亲人.周海婴在所著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书中不无深情地回忆起朱安女士对他们母子的好.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却没有一个人.朱安的墓地设在西直门外保福寺处,没有墓碑.她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9个春秋,在孤独与寂寞地度过了四十多年的漫漫岁月.在她的人生悲剧中,所有的人都没有过错,错的是那个时代.

兴海县19128512784： 鲁迅的正妻朱安是怎么死的? - ？
阙空马来： 孤苦一生的“鲁迅夫人”朱安从鲁迅博物馆中走出,往西再走,进入鲁迅故居的大门.小小的四合院内三间南房中是客厅,东西分别是仆人的住房、储藏室和厨房.北房三间,是这个宅子主人的住房.东屋是鲁迅母亲周老太太的住房,北房中...

兴海县19128512784： 如何评价朱安? - ？
阙空马来： 朱安虽是鲁迅的老婆,但却有名无实,她为鲁迅空守了41年,直到1936年鲁迅去世也没给朱安留下有个自己孩子的希望,她是一个典型封建婚姻包办的牺牲品.

兴海县19128512784： 用一句话评价朱安 - ？
阙空马来： 她是一个典型封建婚姻包办的牺牲品. 朱安虽然是鲁迅的妻子,但却有名无实,她为鲁迅空守了41年,直到1936年鲁迅去世也没给朱安留下有个自己孩子的希望.朱安临终前,泪流满面地说:“希望死后葬到大先生之旁”,她想念许广平和海婴.她面对自己的情敌和情敌的孩子毫无怨恨之意.

兴海县19128512784： 鲁迅为什么要取这么丑的朱安 - ？
阙空马来： 朱安丑,瘦,但是朱安孝顺、勤劳、和善,得到鲁迅母亲的欣赏,鲁迅家里也破落了,能找个这样的媳妇已经不错了. 鲁迅不敢违抗母命,另外,母亲已经擅自给他订好了亲,他要是拒绝,那么朱安就是破鞋了,就没人会娶了,这是当地的风俗,鲁迅为了朱安考虑,也只好结婚了.但是鲁迅很快就又去日本了,朱安等于是周家的一个仆人.伺候了鲁迅母亲一辈子.鲁迅和学生许广平结婚,没有结婚证,许广平没有名分的,因为许广平不忍心剥夺朱安的名分. 二人生子周海婴,周海婴已经去世,有子周令飞,取名于鲁迅曾用的一个笔名.周令飞是社会工作者、国际大型文化活动制作人 周令飞长得和鲁迅很像,现在台湾,有个女儿,叫周璟馨,参加过娱乐节目我猜我猜

兴海县19128512784： 关于鲁迅与朱安 - ？
阙空马来： 朱安是不幸的,成为了封建婚姻的牺牲品.纠正一点,鲁迅并没有与许广平结婚,只是在一起.朱安一直照顾周母,因为毕竟她是名份上的儿媳.朱安一直都希望鲁迅回心转意,后来鲁迅去世,她虽然绝望态度也没有变,所以才说她是牺牲品.

兴海县19128512784： 鲁迅先生与许广平和朱安的故事. - ？
阙空马来： 朱安是一个可怜的女子啊. 一生奉养鲁迅的母亲,就连鲁迅死后,许广平也是靠朱安来养的.朱安最后的心愿是与鲁迅合葬,但就算这样的心愿也不能得以满足.最后他与鲁迅的母亲合葬在一起. 许广平是一名知识青年,与鲁迅算作是志同道合.但鲁迅在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承认许广平的身份,只是说她是自己的女秘书.

兴海县19128512784： 鲁迅和朱安! - ？
阙空马来： 朱安与鲁迅是包办婚姻,但没有真正结婚.鲁迅很早就明确提出解除婚约,让朱安再嫁人,但朱安不愿意,并自愿作为周家一员,侍奉周母.而鲁迅也一直将她视为自家人.鲁迅过世后,许广平一直养她至老.在这个问题上,鲁迅没有错.至于胡适,与鲁迅相反,他的妻子江冬秀,也是包办的,但他出于对母亲的孝顺,接受了她.虽然可能说不上多么爱她,但对她也不错.也不能说他有什么错.即使婚后胡适也产生过对别的女性的爱恋之情,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这都是他们自己的私事,放在那个时代,既不违法,也不违背道德,鄙夷就大可不必了.

兴海县19128512784： 鲁迅不爱朱安为什么不和她离婚呢 - ？
阙空马来： 出于道德鲁迅是不会和朱安离婚的,因为鲁迅求学期间一直是朱安照顾他得父母,鲁迅也并不是对朱安没感情,只是,里面没有爱情.

兴海县19128512784： 鲁迅的婚姻是怎么回事? - ？
阙空马来： 鲁迅的婚姻 鲁迅先生短短的50多个春秋的一生中,有过两次婚姻.一次是事实的婚姻,另一次是实质的婚姻.两次婚姻,都陪伴着鲁迅先生,走完了先生命运多舛而又辉煌的一生. 鲁迅先生的第一次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