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王余光指出：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阅读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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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载体形式的每一次变化，都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阅读习惯。文本的变迁带来阅读的转型，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事实。阅读的热情与是否具备读书的习惯，与一个民族的特性相关。

我曾在一些文章中讨论过这一话题。书籍载体形式的每一次变化，都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阅读习惯，从甲骨到简策，从简策到纸本，从手抄到雕版，从雕版到机器印刷，从纸本到电子本。文本的变迁带来阅读的转型，这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事实。近一千年来，我们面临过几次重要的阅读转型。

十一世纪以前，抄书是一种职业，如班超就是抄书人。汉代置有专门的“写书之官”，后来历代都有抄书的活动。不少私人藏书、官府藏书、寺庙藏书、书院藏书，都有专人进行抄书。即便在印刷术发明后，我们还能看到一些知名抄本传世，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明代官府藏书中，有书近百万卷，刻本只占三分之一，抄本则占了三分之二（参见《明史·艺文志总序》），可见抄本并没有因印刷术的发明而消亡。不仅中国如此，在西方，不少图书馆、修道院、学校都有专职的抄书人，八世纪的法国就要求抄写员应注意勿令本身的浮薄习气散布在所抄的字里行间，也不得轻率抄写，以免在匆忙之中产生错误。当时，抄写书籍被认为胜于栽植葡萄，因为后者仅能满足口腹，而前者则是为灵魂效劳，十分神圣。直到十六世纪后，抄写员才在西方逐渐失业。作为一种职业，抄书人消失了。作为一项活动，抄书之事并非遥远，我本人就有过抄书的经历。

在古代，抄书不仅是为了复制图书，它还是一种读书的重要方法。北宋时期，正是雕版印刷术的普及时期，苏轼（1037-1101）适逢其时，理应欢欣，但他对雕版印刷物对阅读的冲击却迷惑不解。他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一文中说：

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世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何哉？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

苏轼前辈学人以抄读为主，到苏轼的时候，印刷术普及，图书多而易得，后学却不读书了，让这位大文豪慨叹不已。

此后的八百年，中国的读书人在没有大变化的书籍世界中度过。他们幸福的读书生活，令人向往。即便身处乱世，亦在书中寻得快乐。试举李清照一例。宋赵明诚、李清照夫妇，早年生活优裕，至中年，逢靖康之变，明诚逝世，清照流离。虽如此，夫妇二人曾有过的藏书读书生活，载在史册中，感动后世的读书人。李清照在为赵明诚《金石录》所作的《后序》中，描写他们藏书读书的情景：

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馀。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

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卷帙。或少损污，必惩责揩完涂改，不复向时之坦夷也。是欲求适意而反取憀栗。余性不耐，始谋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遇书史百家字不刓阙、本不讹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词人李清照用她那独特清婉的笔，再现了夫妻读书生活的快乐。其乐也，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中国读书人的读书生活，到了十九世纪末悄悄发生了变化。这不仅是因为印刷术的变革，而且还在于西学的引进与新式教育的普及。

随着机械印刷术的普遍应用，图书出版更加快捷，报纸杂志等一些大众读物也不断增多，这对传统阅读带来了很大冲击。而西学引进与新式教育的开展，阅读的内容也变得比以往更为丰富多样。从阅读的形式上看，过去强调高声朗诵、熟读成诵，而此时大多数人只是默读、泛泛浏览。然而还不到百年，技术革命与书籍载体的变化，让我们目不暇接。今天从电视荧屏到电脑荧屏，再到手机荧屏，我们生活在一个荧屏的时代。我们对着荧屏说话、游戏、工作、购物或聊天，我们还对着荧屏读书！

这次转型的影响差不多涉及到每一位读书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在教学中，与学生们就读书或阅读的转型问题展开过多次讨论。1995年，我与研究生们曾就古籍翻译与阅读、双休日读书、荧屏时代的读书等问题，以笔谈的形式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以期人们对阅读的关注。当时网络还不普及，我们所说的荧屏主要指电视、卡拉OK等。其实，读书是否重要，阅读是否有情趣等话题，自古以来就有分歧。我们在《荧屏时代谈读书》的笔谈中，当时一位研究生就说，我们何苦为读书唱挽歌？她说：

中国自古就有“不为功名不读书”的说法。今天，仍然有不少人在为学业或需要而苦读。至于说到读书的情趣，也是那些有了生活保障并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少数人的事，与普通百姓似乎无缘。一些人拿起书本不是打瞌睡，就是为读不懂或文字晦涩而苦恼，何乐之有？而影视则不同，它形象直观、声情并茂，使人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得到休息和放松，生动的内容和丰富的色彩，真正给人以乐趣和美的感受。更不用说它知识新、传递信息快、让人们开阔眼界了。既然时代已为我们提供较读书更令人陶醉、令人着迷的新事物，我们又何苦为那渐被冷落的读书唱挽歌呢？时代的变迁，科学的发达，影视传媒必将以其极大的优越性和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征服整个人类。到那个时候，人们大概再也不会谈论“电视杀手”的问题了。

这是一种真实的感受，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面对的很多人的感受。而谈论读书，是不是读书人自说自话罢了？

阅读的热情与是否具备读书的习惯，与一个民族的特性相关。网络的普及，正在逐渐改变着人们固有的阅读习惯。从读书的热情到读书人口率的下降，从读纸本到读网络，以及读什么、大众阅读等一系列问题，一直是不少人关心的问题。近十年来，我曾就经典阅读与选择、推荐书目、信息时代与阅读、阅读文化、社会阅读等问题发表文章，表达对经典阅读或读书的重视。其实，是读书还是读网，这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读什么内容。阅读习惯的改变，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崇尚读书；养成了阅读的习惯；社会、家庭是否提供了必备的读书条件。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阅读的水平。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都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然是美丽的城市。

2006年，中国图书馆学会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在东莞召开成立会，我在会上作了《让阅读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的报告。陈述读书对民族素质的提高、完善独立人格的重要意义。近年来，一些学者呼吁设立国家阅读节，以崇尚读书，并得到了不少读书人的赞同。2007年，朱永新在《让阅读成为中国人的日常习惯》中，对阅读之意义概括为四点：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阅读的水平。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都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然是美丽的城市。他多次向政协、人大建言，设立国家阅读节，把全民阅读作为国家战略等。

2009年，我写了一篇文章《设立国家读书节：建书香社会育智慧国民》，赞成他的提议与观点。我想说的是，为什么要有一个中国人自己的阅读节或读书日？

首先，中国是世界上图书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且极具民族特色。中国图书从载体、用墨、印装到文字，均系自身发明，形成了非常有民族特色的图书文化，并对世界的图书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设立自己的读书日，可更好地展示民族特色。

其次，重视经典的阅读。中华民族是一个重古训、尊先法的民族，对前人圣贤的大道理看得特别重。在这样一个民族社会的背景下，结晶着前辈思想的图书，就不仅具有一种狭义的学术意义，同时在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都发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因而，经典的出版、阅读与传播特别受到重视，经书与正史为历代所刊刻。设立自己的读书日，可更好地弘扬民族文化。

第三，对文本的尊重。不仅经典，书也是读书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无法想象，对于读书人来说，没有书的生活是一种怎样的生活，虽然，我们曾有过这样的年代。在读书人尊重文本的基础上所构建的私人阅读空间，如书房的内外环境、买书、藏书、借书、抄书、读书，某些读书人的如痴如疯，正是中国阅读史中最具特色和感人的篇章。设立自己的读书日，可更好地彰显民族个性。

第四，中国阅读传统强调读书为学的首要意义是修身宏道，以追求崇高的道德境界；强调读书须求广博，为学须求通达；强调读书为学须“思”、“习”、“行”相结合，正如《中庸》中所概括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强调勤学苦读，在中国阅读史上，勤学苦读的感人事例层出不穷，如“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雪”、“韦编三绝”等等，这些故事曾激励过数千年来读书人发愤读书，积极进取，其影响至今犹存。但同时，“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等，也是中国阅读传统和价值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设立自己的读书日，可更好地继承优良的阅读传统，形成健康的读书氛围。

公历9月28日，我们习惯上把这一天定为孔子诞辰日（日期的确立学界尚有争议），有人建议把这一天定为中国国家阅读节或读书日（也有人建议把这一天定为“圣诞节”或教师节）。目前，国内一些图书馆，如苏州图书馆、东莞图书馆，每年以9月28日为标志，开展读书活动。虽然目前在法律层面上，这一天并不是什么节日，但在实践上，苏州、东莞把这一天看成自己的读书日。

节日，从自然的属性来看，这一天与另一天相比较，并非更有意义。从文化的角度看，它关乎人的生活、生命、宗教与信仰。中国设立阅读节或读书日，正是为了确立人们对书籍的尊重、对知识的热爱，对读书的崇尚。

如果说中国家庭阅读有一种传统的话，那就是耕读传家与诗书继世。今天在具备了一定经济基础的情况下，我们有能力重建家庭藏书。

但中国还有不少地区，图书馆建设还不够快，因而倡导家庭藏书与读书就更为重要。

如果说中国家庭阅读有一种传统的话，那就是耕读传家与诗书继世。“耕”是这个以农业文明为主体社会的物质的需要。而“读”则是伦理道德确立和传递的最有效的方式。自汉以下的古代中国，“耕读传家”的理念，即是家庭价值观的核心。今天，我们在一些老宅子里，还能常常看到“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的对联，以窥见当年这些书香门弟与读书世家的辉煌。

“耕读传家”的传统随着传统家庭的解体，逐步在现代社会消失。随着现代各种媒体，如电视、网络、手机等的不断普及，其进一步分流人们的注意力，分割人们有限的闲暇时间，全国国民的读书率可能会进一步降低。我国家庭藏书与读书人的比例在21世纪将继续呈下滑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推广读书、鼓励读书，希望重建家庭藏书，让书籍走入每个家庭，为儿童营造一个读书的环境，让“耕读传家”的传统在新时代能赋予更丰富的内涵，并得以延续，是重要而有意义的。

今天在具备了一定经济基础的情况下，我们有能力重建家庭藏书。据调查，家庭阅读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儿童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因此，营造一种爱读书、经常与幼儿交谈的家庭学习气氛，便成为家庭文化环境建设中极为有意义也是非常重要的任务。

我主张应将购书经费列入家庭开支，建立家庭必备的基本藏书。家庭藏书的主要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能让家庭成员有一些必备的读物，有些人家里根本无书可看。在目前图书馆还不是十分普及的前提下，我们提倡家庭阅读，就不仅是继承传统，还具有实际的意义。让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都有书看，家庭藏书在目前能够作为图书馆的一个重要补充。另一方面家庭藏书可以给家庭成员营造一个阅读的环境和氛围。在此基础上，方可开展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培养有修养的母亲、提倡亲子阅读等活动。如果让一个孩子从小就养成读书习惯的话，他一生都受用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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