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必修一历史问题应当怎样认识秦王朝车同轨的政策

车同文，输同轨，物理书上输（书）呆子调琴师的正解，输的偏旁是车？~

车同轨探析（本文章出自《百度文库》学术文档。今录于此，供你参考。）

后世史学家、文学家每每论及大秦帝国与秦始皇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贡献时，无不论及“修长城、通直道、统度量、车同轨、书同文”这几件大事情。关于这几件大事情，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均有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这是司马迁《史记》中关于“车同轨”的记载，这也是后世论及“车同轨”的出处。对这句话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理解：这里的“一”就是“统一”，“法”就是“法定”、“法律规定”、“国家法律规定” ，“度”就是计量，“衡”就是标准单位。“石”（音dàn）重量的计量单位，秦时的一石等于一百二十斤，一斤等于现在的256.26克。“丈尺” 长度计量单位，秦时的一丈等于十尺，一丈等于现在的2.707米。这句话的意思是：大秦帝国以国家的名义，以法律的形式制定了统一的计量单位，同时规定车轮间距为六尺，统一使用在原秦国文字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的文字。
司马迁是史学权威，有了《史记》的记载，后世史学家、文学家对这几件大事情的真实性也就没有了怀疑。但不怀疑不等于理解，长期不理解，也就渐生了怀疑。人们对“车同轨”的认知，所步入的恰巧就是这样一条从不理解到怀疑的认知轨迹。
时间过去了2200多年，人们对当年的大秦帝国与秦始皇所做的上述五件大事情中的四件大事情均能理解，唯独对其中的一件大事情“车同轨” 不能理解。人们搞不清楚“车同轨”是怎么一回事情了，故此，对“车同轨”产生了诸多怀疑：秦代并没有专门为行车铺设的轨道，为什么要依法规定车轮的距离让其同轨呢？现代文明社会国家也没有规定汽车的轮距必须统一，现代的公路上各种不同类型的汽车轮子间距各不相同，也未见有什么不妥。2200年前的大秦帝国的“公路”上为什么必须“统一”车轮的间距呢？关于“车同轨”的“轨”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秦始皇所建立的大秦帝国要将“车同轨”当作一件大事去抓？为什么后来的史学家、文学家都认同“车同轨”，却又不说“车同轨”是怎么一回事呢？“车同轨”的意义真有那么重要而伟大吗？道路有宽有窄，秦始皇为什么一定要统一道路的宽窄呢？道路一样宽窄就表明国家统一了吗？今天各地的道路不一样宽窄，难道就不统一吗？秦始皇依靠行政命令能将全国道路的宽窄统一吗？诸多疑问集中到了一点：“车同轨”有必要吗？“车同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一、历史开了我们一个玩笑
司马迁是史学权威，《史记》的记载是真实的，后世对“车同轨”没有提出过异议，“车同轨”的真实性是可信的。然而，按照这个推理，现在就有这样一系列问题。既然大秦帝国与秦始皇所推行的“车同轨”是真实可信的，那么为什么人们对“车同轨”会有那么多的不解呢？人们开始找原因了，有人说，当缘于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没有对“车同轨”加以解释说明，如果当初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能对“车同轨”加以解释说明，问题不就解决了。如此责备司马迁好像不无道理，但这个道理是偏面的。如同“车同轨”一样，司马迁对“书同文”同样没有加以解释，人们为什么能理解“书同文”而不能理解“车同轨”呢？看来这个原因还找的不对，或者说没有找准确。对历代学者所找到的原因加以分析，我们终于找到了司马迁不对“车同轨”作解释的真正原因，司马迁不对“车同轨”作解释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车同轨”原本就是一个普通常识，普通常识普通的人都明白，对普通人都明白的东西是不需要做解释的。司马迁对“车同轨”不作解释的问题解决后，紧接着的问题又是，既然“车同轨”属普通常识，人们怎么会对普通常识迷惑不解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历史开了我们一个小小的玩笑。为什么这样说呢？道理很简单，文人自扰，今古不同。作学问者只坐车不识“道理”，识“道理”者只赶车不作学问。作学者遇到的这一复杂问题，车夫视之很简单，简单到不需要说话。文人自扰加之时间这个魔术师，两千年前的一般常识则变成了今天的一桩谜案。

二、揭开“车同轨”的神秘面纱
在我们的想象中，将时空倒退两千年，让其重新回到“车同轨”时期，“车同轨”的真实面目则简单而清晰。我们先看看那时候的车。那时的车与现在的车有着很大的不同，其它的不同我们暂且不说，我们只说与“轨”关系紧密的部分。那时的车是木制的，车轮也是木的，车轮与地面之间的摩擦，对车轮的磨损很大，为了减小车轮与地面的摩擦力，使车轮经久耐用，造车人想了一个办法，将车轮做得很窄，同时在木轮的外周箍上一层铁。这一技术的采用，车轮不但经久耐用，车子跑起来还轻快，这就是那个时期的车轮。
再说那个时期的道路。那时的道路与现在的道路也不同，现在的道路是水泥路，那时的道路是泥土路或石板路。那个时期的车轮在那样的道路上滚动，车轮与路面的摩擦，便会在路面上留下一道磨擦痕迹，这道磨擦痕迹就是车辙。车子长时间行走在如此的道路上，道路上磨出的车辙痕迹便不断变深，当这种车辙的痕迹越来越深，深到一定的程度后就变成了一道车辙沟痕，这道车辙沟痕便对行驶的车子的车轮具有了固定作用，这时候的车辙沟痕就变成了“轨道”，“轨”就形成了。
路面上有了这样两条“轨道”后，行走在这条道路上的车子就只能沿着“轨道”行进，车子的两个车轮就只能套在这两条“轨道”里行走，只有这样车子才走得快。车轮如果不在这两条“轨道”中行驶，谓之为“出轨”。车子一旦“出轨”，就潜在着很大的危险。因为出“轨”后，就有一个再次入“轨”的问题。入“轨”时，如果两个轮子能同时进入两条“轨道”之中，车子只是颠簸一下。如果两个轮子不能同时进入两条“轨道”之中，而只有一个轮子进入了“轨道”，那么就有两种后果：轻则车身倾斜，陷入“轨道”的那只轮子被“轨道”卡住，车子无法行驶；重则车翻，造成伤亡事故。
三、“轨”的确切含义和定义
为了准确地理解“车同轨”，走出以往人们对“车同轨”认识的误区，我们必须对 “轨”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为了能将“轨”的定义下准确，我们必须明确如下三个概念：
一、迹：车轮行驶后留在路面上的痕迹；
二、辙：车轮行驶后在路面上留下较深的痕迹；
三、轨：车轮长时间行驶后，路面上的车辙不断变深，以至对车轮的行驶具有了制约作用。
从以上三个概念的明确中，我们可以看出，“迹、辙、轨”三个概念所反映的是一事物的三种不同程度的递进关系，“辙”由“迹”而来，“轨”由“辙”生成。三个概念既相互联系，又互有区别，这就是哲学中的“量变到质变”。我国唐代大书法家孙过庭就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观点，并用这一观点解决书法理论中的具体问题。他在他的《书谱》中写有这样一句话：“淳（醇）醨一迁，质文三变。驰鹜沿革，物理常然。”“淳醨一迁”，说的是酒精的含量不同，酒的质量就有了区别。酒精含量高的为醇，酒精含量低的为醨，醇和醨的差异就是一个度量问题。孙过庭认为“淳醨一迁”是所有事物发展变化的一个普通规律，即“物理常然”。这一规律与“量变到质变”这一基本哲学原理完全相吻。上述“迹、辙、轨”三个概念的区别和差异就是一个度量问题，所体现反映的就是“量变到质变” 这个道理。以往人们对“车同轨”的不理解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忽视了事物变化中的“由量变到质变”这一“常理”，混淆了“迹、辙、轨”这三个概念，将“迹、辙、轨”三个概念不加以区分而混同使用了。
现在我们可以为“轨”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了：所谓“轨”就是制约车轮行驶路线的设置。这个定义将“轨”的概念与“辙”的概念和“迹”的概念严格地区分开了。“轨”可以制约车子的行驶路线，“辙”可以影响车子的行驶路线，“迹”不影响车子的行驶路线。由此可以见得，“车同轨”时期“轨”的含义与我们今天铁轨的“轨”的含义完全相同，所不同的是“车同轨”时期的“轨”是自然形成的，而现代的“铁轨”是人为制造的。今天的铁轨就是古“轨道”的发展，当年的“轨道”就是今天“铁轨”的原型。
关于 “轨”的实物今天我们仍可以找到，河北省石家庄附近的井径地区至今仍保留着这样一段古道，这段古道厚厚光滑的基岩路面上，“镶嵌”有两条深深的车轨，深度足有50厘米。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影片中的车轮深陷在“轨道”里行走的镜头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四、“车同轨”的必要性
当年的土石道路上，“镶嵌”着两条深深的车“轨”，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行走在这条道路上的车子的车轮间距与这两条“轨道”的间距必须相同，否则就有问题。行走在这条道路上的车子的车轮间距与这两条“轨道”的间距相同，此车的两个轮子便能进入两条“轨道”之中，此车的行驶才平稳，才安全。如果它车的车轮的轮距与这两条“轨道”的“轨”距不相同，那么这辆车子行进在这条道路上就很危险。因为它车的两个轮子既不可能同时进入两条“轨道”之中，又不可能始终行驶在“轨道”之外，行进中一旦有一只轮子陷入“轨道”之中，轻则车身倾斜，陷入“轨道”的那只轮子被“轨道”卡住，车子无法行驶，重则翻车造成伤亡事故。
试想，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个国家，其车子轮子的距离是不同的，在道路上所形成的“轨道”也就不同。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本国的车子只能在本国地域内行驶，而不能往别国的领地行驶，别国的车子也不能进入本国的地域里行驶。七国争雄时期，战争不断，战车成了战争中军队的重要装备，“轨道”也就变成了一种国防战略武器。各国在制造车子的时候，都有意识地将自己国家的车轮距离统一，而又与别国不同，目的在于在自己国家的道路上所形成的“轨道”，只方便自己国家的车子行驶，而阻碍其他国家的车子驶入自己国家的领土。显然，“轨道”成为了抵抗他国入侵的一项有效防御工事。
秦始皇统一了中国，要建立一个和平统一的大秦帝国，拆毁废弃了原有七国的防御工事，收缴了全国的兵器，对全国不一样的车轮间距，对分布在全国的不同规格的“轨道”，这一地域性战略防御武器，绝对不能视而不见，任其继续。还有分布在全国的不同规格的“轨道”严重地影响和阻碍着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严重地影响和阻碍着国家的经济发展。这就是“车同轨”的历史必要和必然，这就是大秦帝国法定车辆的两个轮子的距离一律改为六尺，使车轮的“轨道”相同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就是大秦帝国和秦始皇所推行“车同轨”的伟大历史意义之所在。
五、历代学者对“车同轨”的误解误读
大秦帝国和秦始皇的影响太大了，“车同轨”的影响太大了，这就使得后世史学家和文学家每每不能回避，不得不论及。由于作学问的人只坐车不识“道理” ，识“道理”的人只赶车不作学问。不识“道理”之人去解读“车同轨”，自然越解读越迷惑。“以其昏昏，使人诏诏”，这就造成了后世人们对“车同轨”的诸多不理解，继而产生了许许多多的误解误读。
《说文解字》曰：“轨，车辙也。从车，九声。居洧切。”《说文解字》将“轨”解释为“车辙”。我们知道，“车辙”的概念大，而“轨”的概念小，“车辙”概念虽说包含着“轨”的概念，但不等于“轨”的概念。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所阐述的就是这种概念逻辑关系。现在我们清楚了，《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在“轨”概念的解释上，犯了一个概念逻辑错误，这个概念逻辑错误对后世学者影响很大很深，后世学者对“车同轨”的不解和误解多与此有关。
清代训诂大家段玉裁曰：“辙者，通也。谓舆之下，两轮之间空中可通，故曰车辙，是谓之车轨。轨之名谓舆之下隋方空处。老子所谓当其无，有车之用。”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段玉裁自己对“车同轨”是怎么一回事没有搞清楚，但主观上仍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解释，消除人们对“车同轨”的疑惑和不解。他所采用的办法是进一步扩大思维，在“轨”的意义上做文章，希望能够通过“轨”的含义的扩大来解决问题。他认为“轨”是车的两轮之间的空档，“辙”是车子的底部，位于两轮之间的空挡部位。段玉裁试图用扩大概念范围的办法解决问题，其结果是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模糊。
与段玉裁同时代的另一位国学大师朱骏声不同意段玉裁的说法，他认为轨是两轮相距之间留下的痕迹。也就是留在道路上的痕迹。他在《说文通训定声》中指出；“段氏玉裁欲据《国策·齐策》、《吕览·勿躬》、《淮南览冥》高诱三注，训辙谓两轮之间，车舆之下空处，殊误。”他认为 “轨” 应该解释为“迹”，也就是车轮留下的轨迹，引申为车道。朱骏声纠正了段玉裁的说法，又回到了许慎的说法，许慎用“辙”概念替代了“轨”概念，他则用“迹”概念替代“轨”概念，相比之下他较许慎的解释又远了一步。
《现代汉语词典》：轨，①路轨：钢轨，铁轨。②轨道：出轨。③比喻办法、规矩、秩序等：常轨，越轨，步入正轨。④（书）依照，遵循：轨于法令。这个解释只从应用上解释，没有从定义上解释。人们读了这个解释，依然不知“轨”为何物。
郭沫若认为“车同轨”是统一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这一认为远离了“车同轨”本身，将“车同轨”的内容淡化了，而又将“车同轨”的意义扩大化了，对人们认识“车同轨”是一种误导。
《中华五千年》曰：“在秦始皇统一中原之前，列国向来是没有统一的制度的，就拿交通来说，各地的车辆大小就不一样，因此车道也有宽有窄。国家统一了，车辆要在不同的车道上行走，多不方便。从那时候起，规定车辆上两个轮子的距离一律改为六尺，使车轮的轨道相同。这样，全国各地车辆往来就方便了。这叫做‘车同轨’。” 这个解读沿用的是以往的说法，肯定了有“车同轨”那么一回事，却没有说明“车同轨”是怎么一回事。在“车同轨”是怎么一回事的问题上，进行了概念模糊化处理：第一，只说“在不同的车道上行走，多不方便”。不说怎么个不方便法，不方便到什么程度；第二，用“道”的概念代替了“轨”的概念，这就将“轨”的概念模糊化了；第三，将“车同轨”导入了交通，进而再导入到了“制度”，这就使“车同轨”的概念更模糊了。这个解读将“轨”解释成“道”以后，对“车同轨”有一种潜意识误导，使人们误以为“车同轨”就是“车通道”，“车同轨”就是行车使用同一宽窄的道路。延伸出来的意思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以国家的权威，用法律的手段将全国各地道路的宽窄统一了。给人们会留下的思考是，秦始皇视法律为儿戏，利用国家机器胡弄，“车同轨”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实现。
我们说，以上这些关于“轨”的解释以及“车同轨”的解读都不准确，都不能令人满意。正是这些关于“轨”的不准确解释，关于“车同轨”的不准确解读误导了人们对“车同轨”的解读，引发了人们诸多有关“车同轨”的误解。
六、“车同轨”的非秦论
有学者指出，“书同文，车同轨” 这段话源出自《礼记·中庸》。《礼记·中庸》第二十八章曰：“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考《礼记》这部书的作者据说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其年代大概在东周时代，距离秦始皇统一中国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程氏注解：“今，子思自谓当时也，轨，辙迹之度。伦，次序之体。三者皆同。言天下统一也。”由此得出“书同文，车同轨”说的是秦统一以前东周的社会状况，是形容理想中的周王朝的大一统社会的情况，“书同文，车同轨”不是从秦始皇开始，而是更早的东周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书同文，车同轨”这一功绩不应该算在大秦帝国与秦始皇头上，这一社会文明进步的功绩应归于尚能维持名义上统一的东周。
“车同轨”非秦论的依据是《中庸》第二十八章中“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记载。如果《中庸》确是孔子之孙子思的著作，非秦论者的所述就不无道理。问题是《中庸》不是孔子之孙子思的著作，而是西汉儒生的伪作。关于这个问题清代已经有人作了考证，而“今天下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便是伪作的重要证据。考证者认为，“今天下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一语源出于司马迁的《史记》，是西汉儒生对《史记》进行了剽窃。现在问题清楚了，“车同轨”非秦属秦，属周非周的关键在于，是《史记》承袭了《中庸》的说法，还是《中庸》的作者剽窃了《史记》的内容。我们说，这场文墨官司很好了断，孰是孰非，“书同文，车同轨”是谁先提出来的并不关键重要，关键重要的在于谁有条件和能力能够实现“书同文，车同轨”。我们清楚，“书同文，车同轨”不是一般提倡提倡、号召号召就能实现的，“书同文，车同轨” 的实现是需要下硬手的。正如非秦论者自己所说，东周尚能维持名义上的统一。试想，尚能维持名义上的统一的东周有没有能力下这个硬手？孔子对那个时期的评价是“礼崩乐坏”，一个“礼崩乐坏”的统治者是没有能力下这个硬手的。大秦帝国与秦始皇不同，所推行的就是“一法度”，完全有能力下这个硬手。仅此一点，足以证明《中庸》是西汉儒生之伪作，“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当是西汉儒生对司马迁《史记》之剽窃。现在有结论了：将“书同文，车同轨”这一历史功绩算在东周是不现实的，“书同文，车同轨”这一历史功绩非大秦帝国与秦始皇而莫属。

附录：（《百度百科》文章关于“车同轨”节选：）
最早出现“车同轨”记载的是中庸，原文如下：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从原文的内容看，从周朝建立，统一的国家形成的时候，文字、车的轨距、道德规范统一已经成为国家政策。经过春秋战国的分裂和混战，各国在各自地域独立发展的时候，或多或少的偏离了周朝订立的各项制度，也即所谓“礼崩乐坏”。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核心思想就是认为各种社会问题的产生源自人们对周朝制度——周礼——的偏离，只有人人努力致力于复兴周礼，君臣父子各按周公制定的周礼行事和生活，一切问题自可迎刃而解。
秦王朝建立之后，“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种种措施都在客观上促进了原七国在实质上的融合和统一，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的功绩无可比拟。

秦王朝在建立中央和地方政治机构和各种制度之后，还实行一系列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和措施。这主要是： 第一，迁富豪，收兵器，防止六国势力复起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最担心的是六国贵族图谋复辟。为防止封建割据局面再现，他把六国富豪和强宗12万户迁至京城咸阳，一部分迁到巴蜀、南阳、三川和赵地，使他们脱离乡土，削弱其社会基础；或置于中央政权直接监视与控制之下，不致于形成反抗势力。与此同时，又下令收缴天下兵器，运到咸阳销毁，铸成12个各重千石的钟鐻、铜人。用这些方法防止百姓手执武器反抗和六国旧贵族起而造反。 第二，“令黔首自实田”，确认土地私有 封建土地私有制是地主阶级统治的基础。秦统一六国后，于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颁布“令黔首自实田”法令，进行全国性的土地登记，令所有占有土地的人向政府自报占有土地的数额，政府据此征收田租。这项政策意味着私有土地受到封建政权的保护，也意味着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得到确认。这对推动封建土地私有制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也使地主阶级利用土地剥削农民成为合法，使农民遭受的地租、赋税以及各种徭役剥削日益沉重。 第三，“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度量衡，整齐划一各项制度 秦统一六国前，诸侯国各自为政，文字的形体极其紊乱。这给政令的推行和文化交流造成了严重障碍。因此在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即把统一文字作为当务之急，令丞相李斯、中书府令赵高和太吏令胡毋敬等人，对文字进行整理。李斯以秦国文字为基础，参照六国文字，制定出小篆；程邈根据当时民间流行的、更为简化的字体，整理出隶书。两种形体的文字均在全国推广。但把小篆作为秦国标准文字，隶书作为日用文字，皇帝诏书和政府正式文件一般用小篆书写，非官方文件用隶书抄写。秦始皇下令统一和简化文字，对我国文字的发展是一次重大改革，既为推行法令、传播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对汉族文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战国时期，由于连年战争，互相防范，各诸侯国在各地修筑了不少关塞堡垒，各国间的道路也宽窄不一，严重影响交通往来，有碍于中央集权的国家控制各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下令拆除这些关塞、堡垒，并从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起，陆续修建了以咸阳为中心的三条驰道：一条向东直通过去的燕、齐地区；一条向南直达吴、楚地区；还有一条是为了加强对匈奴的防御修筑的，从咸阳直达九原的直道，全长1800余里。驰道宽50步，车轨宽6尺。道旁每隔三丈栽树一株。中间为皇帝御道，用明显标志标出，一般人不得行走。此外，还在今云南、贵州地区修“五尺道”，在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筑攀越五岭的“新道”。通过拆除壁垒、修建驰道，形成了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把全国各地联系在一起，使我国今日长城以南、以西的地区，除青海、新疆之外，都包括在这庞大的交通网络内，便利了交通往来，有利于促进经济的交流发展。 战国时期，各国货币和度量衡也很不统一，货币形状大小、轻重各不相同，计算单位极不一致，换算十分困难。度量衡制度也相当混乱。这主要是由于各诸侯国自铸货币、自立度量衡标准所致。秦统一中国后，灭六国龟贝宝玉之属，把货币统一分为上币和下币两种，在全国通行。上币为黄金，以镒（yì音亿）为单位，秦制二十两为一镒；下币为圆形方孔铜钱，以半两为单位。除此之外，秦始皇还把商鞅变法时制定的度量衡制度以及度量衡器作为标准器，在全国推广。大大方便了全国范围的商品交换和经济交流，促进了统一国家的发展。 第四，焚书坑儒，强化政治思想统治 秦始皇在政治、经济上实行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还在统一之初，就在要不要分封诸子为王的问题上发生了一场争论。以丞相王绾为首的一批官吏，请求秦始皇将诸子分封于占领不久的燕、齐、楚故地为王。认为这样有利于巩固秦的统治。但廷尉李斯则坚持反对态度。认为，春秋战国诸侯之所以纷争，完全是西周分封制造成的恶果。只有废除分封制，才可免除祸乱。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认为“立封国”，就是“树敌兵”。于是在全国确立了郡县制。 事隔八年之后，到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在秦始皇于咸阳宫举行的宫廷大宴上，又发生了一场“师古”还是“师今”的争论。焚书之举正是由此引发的。在宴会上，仆射周青臣，面腴秦始皇，吹捧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博士淳于越针对周青臣的腴词提出了恢复分封制的主张。他说：“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辅枝。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腴，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秦始皇听后不动声色，把淳于越的建议交给群臣讨论。丞相李斯明确表示不同意淳于越的观点。他反驳说：“三代之争，何可法也”。儒生“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如不加以禁止，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统一可能遭到破坏。为了别黑白而定一尊，树立君权的绝对权威，他向秦始皇提出焚毁古书的三条建议：（1）除《秦纪》、医药、卜筮、农家经典、诸子和其他历史古籍，一律限期交官府销毁。令下三十日后不交的，处以鲸刑并罚苦役四年；（2）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3）有愿习法令者，“以吏为师”。秦始皇批准了李斯的建议。在宴会散后第二天，就在全国各地点燃了焚书之火。不到30天时间，中国秦代以前的古典文献，都化为灰烬。留下来的只有皇家图书馆内的一套藏书。 在焚书的第二年，又发生了坑儒事件。坑儒不是焚书的直接继续，而是由于一些方士、儒生诽谤秦始皇引起的。秦始皇在攫取到巨大权力和享受到荣华富贵之后，十分怕死。在统一中国之后，他异想天开地要寻求长生不死药。方士侯生、卢生等人迎合其需要，答应为秦始皇找到这种药。按照秦律谎言不能兑现，或者所献之药无效验者，要处以死刑。侯生、卢生自知弄不到长生不死药，不但逃之夭夭，而且诽谤秦始皇“天性刚戾自用”，“专任狱吏”，事情无论大小，都由他一人决断，“贪于权势”等等。秦始皇听后，盛怒不可抑止，以“妖言以乱黔首”的罪名，下令进行追查，并亲自圈定460余人活埋于咸阳。这即是历史上所说的“坑儒事件”。 焚书坑儒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残暴的事件。秦朝统治者的目的在于打击复活的旧贵族政治思想，强化思想统治。但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深远：一是使先秦大批文献古籍被付之一炬，给中国文化造成重大损失；二是使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的自由思索的精神，遭受了一次致命打击。最后落了个“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唐·章碣诗《焚书坑》）的结局。

书同文，车同轨，这是传统史书上用来歌颂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伟大功绩。一般论者都将这段话算在《史记》中的记载。不过近来也有人指出，这段话源出自《礼记�6�1中庸》，说的是秦统一以前东周的社会状况，是形容理想中的西周王朝的大一统社会的情况。考《礼记》这部书是在秦始皇之前的东周时代的典籍，据说作者是孔子的儿子子思所作，那么其年代也大概在东周时代，距离秦始皇剿灭六国、统一中国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由此而来，学者认为这笔帐不应该算在秦始皇头上。也就是说，并不是秦始皇才开始书同文，车同轨，更早的东周时代已经开始了这项统一中国的事业，这是很有见地的。
　　但是本文无意就谁先提出“书同文，车同轨”的说法，而是想研究一下究竟“车同轨”同的是什么意思。因为长久以来，小学训诂学界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学界，对于这个问题是有不同看法的，所谓歧义纷呈，莫衷一是。但是一般人由于历史的偏见，没有联系具体实物进行考证，使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始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含义虽然在某论者中认为是清楚了，但是这些见解混杂在历代典籍中，不为世人所知。我想从小学训诂的角度，并结合目前还存在的周秦时代的历史实物来研究一下，“车同轨’的“轨”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后人要将“车同轨”作为统一中国的一项伟大功绩和一项标志？
　　正如有的论者指出，“书同文”是很容易理解的，文就是文字，书是书写，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书写使用同一的或相同的文字”。联系到秦始皇年代的战国时代，六国文字的风格、笔画都有所不同，可以想见当时中国各地没有一种比较统一的文字，一般说来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进行了统一文字的工作，后来就逐渐形成了统一的小篆、隶书、正楷，这就为中国文字的统一打下基础，从此中国的文字就基本上是在统一的形体之下演变了。
　　但是“车同轨”究竟是同什么？为什么后人也要将此作为一种统一中国的象征？郭沫若认为是统一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显然是牵强附会的。但是，另一些人解释为车轮子的距离必须相同，这虽然符合字义，却也难以解释。现代的公路上，各种不同类型的汽车轮子间距各不相同，也未见有什么不妥。为什么秦朝的“公路”上必须使用相同的车轮间距呢？要解释“车同轨”这三个字的含义，关键是要理解“轨”的含义。
　　考历来关于“轨”的典籍中的各种注解，有这么几种说法；1，轨是车的两轮之间的空档。这个见解是清朝训诂大家段玉裁提出来的。轨，《说文解字》；轨，车彻也。从车，九声。段玉裁注曰；彻者，通也。谓舆之下，两轮之间空中可通，故曰车彻，是谓之车轨。轨之名谓舆之下隋方空处。老子所谓当其无，有车之用。
　　作者案：此处的“彻”，应该是写作繁体字的彻，这是说文的原文。段玉裁认为彻是车子的底部，位于两轮之间的空挡部位。
　　2，同时代的另一位国学大师朱骏声不同意段玉裁的说法，他认为轨是两轮相距之间留下的痕迹。也就是留在道路上的痕迹。他在《说文通训定声》中指出；“段氏玉裁欲据《国策�6�1齐策》、《吕览�6�1勿躬》、《淮南览冥》高诱三注，训彻谓两轮之间，车舆之下空处，殊误。”他认为，轨，应该解释为“迹”，也就是车轮留下的轨迹，引申为车道。朱骏声引《广雅�6�1释诂》三：轨，迹也。释室：轨，道也。《考工�6�1匠人》：经涂九轨。注：轨谓辙广。《齐策》车不得方轨。注：车两轮间为轨。
　　作者案：朱骏声认为轨是谓两轮间相距之留在道路上的痕迹为轨也，也就是车辙之间的距离。
　　3，按照今人一般的说法是，轨就是道路，“车同轨”，就是行车使用同一宽窄的道路。今天很多中小学教材和普及读物都是如此说。例如流传很广的《中华五千年》一书中说：
　　“在秦始皇统一中原之前，列国向来是没有统一的制度的，就拿交通来说，各地的车辆大小就不一样，因此车道也有宽有窄。国家统一了，车辆要在不同的车道上行走，多不方便。从那时候起，规定车辆上两个轮子的距离一律改为六尺，使车轮的轨道相同。这样，全国各地车辆往来就方便了。这叫做‘车同轨’”。
　　第三种讲法因为不了解轨字的真正含义，就把两个轮子的距离和道路综合起来解释，有点模棱两可。按照该书的作者的理解，两个轮子的距离相同，那么使用的道路的宽窄也就一定相同了。于是延伸出来的意思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顺便也就将中国各地道路的宽窄也统一了。轨就成了道路。这就是今人对于秦始皇车同轨功绩的解释。那么，车辆不同，道路的有宽有窄，对于统一国家有什么妨碍呢？秦始皇统一了道路的宽窄，就是统一中国的标志吗？
　　综合上述三种不同说法，我们要问，究竟车同轨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将车同轨跟书同文并列而成为中国统一的象征？秦始皇为什么要统一道路的宽窄？四车道和两车道应该都可以同时存在的，道路有宽有窄，都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修筑的，何必花大力气把道路给统一起来呢？道路一样宽窄就表明国家统一了吗？那么我们今天各地的道路还是不一样宽窄的，难道就不统一了吗？可见道路宽窄并不是统一的标志。
　　要了解车同轨的真正意思还是要从实物上去做了解，田野考察是不可少的。
　　实际上“轨”就是我们今天使用的铁轨的轨的含义，是可以将车轮套进去的两条“轨”，这个轨字，保留了古代的含义，而且这一轨字几乎无法用其他文字来解释，也就是说轨的这种道路装置的含义无可代替。
　　那么为什么争论了那么长时间，就不知道轨的含义了呢？主要是清朝到现代争论的学者没有或者已经无法看到古代道路上的真正的“轨”，而且，按照今天铁轨的含义去理解轨，我们也会碰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古代根本没有铁轨，也没有在轨道上跑的车，我们怎么会用轨来指轨道呢？
　　这就必须要从中国当时的制造车的规则说起。
　　古代的车是用木制成的，车轮也是木制，为了使车轮耐用，必须在木轮的外周箍上一层铁，为的是让车轮经得起与道路之间的摩擦。这样的车轮与泥地或石板路的长时间摩擦之后，会在泥路上或者石板路上磨出一道深深的沟痕，这就是车辙，这种车辙的痕沟越来越深，使得后来的车，只要将两个车轮压在这两条车辙里，走得就非常快，反之，如果车轮套不进这两条车辙，就会崎岖不平。春秋战国时代的各个国家，尤其是战国时代的七个国家在制造车子的时候都用自己的一套车轮，并有意将自己国家的车轮之间的距离与他国不同，为的是在运送辎重尤其是在运送军用物资的时候，不会被其他国家有侵略的方便。而车轮距离的不同，车辙宽度的不同，其他国家侵略进来，就会碰到一个运送的麻烦，车辙距离不同，轮子在路上运动受到阻碍，成为抵抗其他国家入侵的一个有效工具，他国军队的车子就不便于在本国行驶。这种车辙，这种可以将车轮套进去行驶的车辙，就是轨。
　　《韩诗外传》卷二有一段话颇可玩味：
　　楚狂接舆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赉金百镒，造门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镒，愿请先生治河南。”接舆笑而不应，使者遂不得辞而去。妻从市而来曰：“先生少而为义，岂将老而遗之哉！门外车轶，何其深也！”
　　作者案：此处的车轶，同车辙，也就是古代车轮子压出来的两道深深的车辙印。楚狂接舆不愿与楚王合作，所以躬耕于家乡。他的妻子到集市中，回来后发现地上的车辙印很深，于是就问接舆，先生年轻的时候不是为了义而不与官府交往吗？怎么到了老了却要忘义了呢？门外车辙印如此之深。言下之意就是有过承载很重的车子来过了。
　　可见当时车子经过路面都会留下车辙印痕。那么，古道上是否会由于车辙印很深而形成轨？我们就必须看到实物。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电影在海内外引起相当大的反响，在那部电影的开头，我们可以看到在青石板道路上古代车子运输的镜头，车轮就在很深的车辙里行走。这一段电影就在今天河北省石家庄附近的井径秦皇古道上拍摄，这条古道保存了秦始皇年代道路的原貌，也可以用来证实先秦时代留下古代的道路原貌。
　　在这条秦始皇时期使用过的道路上，有着两条深深的车辙痕，又长又深，足足有５０厘米，深深地镶嵌在厚厚光滑的基岩路面里。试想一下，当年的交通使用的道路，道路上如果有着两条深深的车辙痕，其他车子如果车轮距离不一样，在这条路上跑就有点困难的，如果相同的车轮距离，就可以将轮子镶嵌在这种车辙中行进，其情况就像今天的火车在铁轨中行走一样，这样才会更快。铁路轨道只是提供了一种轮子借以滚动的外沿边框。而不同尺寸的车辙就很难镶嵌在这两道车辙痕中行路，只有与这两个轮子的距离一样的车，才能够在车辙中快速行驶。这也就是“车不方轨”的意思，车的轨道无法两条重叠。而古人也将轨来作为衡量道路宽窄的标准。经涂九轨，就是说道路宽达九条轨道那样。就像我们今天说的四车道、六车道那样的意思。
　　由于车同轨之后，整个中国成为一个大一统的交通运输便利的国家，四通八达的交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成为中国统一的标志。
　　公元前220年，始皇帝六国平，而四海一；然后颁布国昭：“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以便加强中央集权、促进经济文化统一以及民族大融合的发展。
　　其中“车同轨”即规定了车轮子的大小尺寸，还规定了道路的建设标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秦朝统一中国后，即下令修建从秦都咸阳到连接原六国都城的道路，把六国牢牢的和秦国联系在一起，这种道路时称“驰道“，即“大道”的意思，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国道，除此之外，秦始皇还规定，驰道上每隔五丈要种一棵松柏。
　　万没有想到，不仅中国之国道源自始皇帝始，而且中国道路之绿化也自始皇帝始。
　　可见，所谓伟烈丰功往往建立在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小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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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市15754676030： 对秦始皇的评价 - ？
巧黛速碧： 应当说,秦始皇是对中国历史发展有巨大贡献的杰出的历史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残酷的暴君. 1秦始皇完成了统一事业,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的中央集权的国家. 2 秦始皇的贡献还在于奠定了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基础.秦统一后实行的各种政策和措施,例如统一货币. 3秦始皇建造了一大批建设性的工程,修通灵渠,修建驰道. 他的功绩是主要方面,但不能因此掩盖罪恶;他的罪恶是深重的 1赋税沉重,横征暴敛,使得民不聊生 2它多次建造奢华的宫殿的大型工程,征了太多的人服役,使得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劳动力匮乏. 3秦始皇指定的刑罚十分残酷,连坐动辄上千人.

北海市15754676030： 秦始皇功与过 - ？
巧黛速碧：[答案] 对秦始皇的评价对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皇帝究竟如何评价?自秦亡后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有人盛赞他为“千古一帝”(李贽《藏书·卷二目录》);有的人说秦始皇“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章太炎《秦政记》)...

北海市15754676030： 秦始皇的评价短一点的 - ？
巧黛速碧：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他开疆阔土,统一天下,统一文字,统一制度,创立了郡县制度,修筑长城,为中国历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被李贽称为“千古一帝”,也可以说是“千古英雄”,但是他焚书坑术,为了个人享乐而不顾百姓疾苦,在后世留下千古骂名,可以说用“功过参半”、“褒贬不一”来形容他非常恰当.

北海市15754676030： 有人说秦始皇是千古一帝,有人说秦始皇是暴君,对这个问题你有什么看法? - ？
巧黛速碧： 要我说啊 ,这个问题应从不同方面来看啊 ,单从他一统中国来说,他就是千古一帝.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啊,他是那样的残暴 ,就是个暴君.

北海市15754676030： 对荆轲刺秦王的看法 - ？
巧黛速碧： 希望对你有帮助 一、有人说,秦统一天下既然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那么荆轲刺秦王的行动实际上就起了阻碍历史前进的作用,应如何认识这一点?荆轲的行动能否看作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应从历史的角度作具体客观的分析.战国后期,深受...

北海市15754676030： 结合历史,我们应当怎样认识荆轲刺秦王的行为 - ？
巧黛速碧： 荆轲之所以值得肯定,并不在于为太子丹报私怨,而在于他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反对秦国对山东六国的进攻和挽救燕国的危亡.千百年来,受压迫的人们之所以敬仰荆轲,也正是基于他那种同情弱小和反抗强暴的义侠精神.当然这当中也流露出“士为知己者死”的因素这既是荆轲本身的局限,也是作者的局限.从荆轲刺秦王的做法来看,这种个人的恐怖手段是不可取的,企图凭借个人的拼杀来改变历史的进程更是不可能的,这些都反映了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

北海市15754676030：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该如何认识和评价荆轲刺秦王这一行动?？
巧黛速碧： 荆轲刺秦王,是反抗强暴的正义行动.秦统一六国,是历史发展的趋势,这是个人或少数人的愿望改变不了的,所以只能以悲剧告终.就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消极因素作斗争来讲,这场斗争具有合理性;就整个历史进程来讲,它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北海市15754676030： 怎么看待荆轲刺秦王?？
巧黛速碧： 站在荆轲和燕国的立场上看体现了荆轲那种舍生忘死,反抗强暴的精神.但是客观的讲即使他成功了秦国马上会选立出新的秦王,燕国的下场仍然不会有什么改变 . 他成功了是英雄, 不成功也是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