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和他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有哪些?

作者&投稿:弓嵇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有哪些活动~

利玛窦以学者面目出现,穿儒服、说汉语,顺应中国习俗;以传授知识,特别是向明朝皇帝进献《坤舆万国全图》、八音钟、自鸣钟等,积极在上层社会活动;与徐光启等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结交甚厚,并使得最高统治者允许其传教等

利玛窦感到在中国传教,如果采取在其他地区惯用的强硬方式,恐怕难以奏效,于是转而推行一种学术传教的路线,主动地介绍一些西方的科学知识到中国。他先是用三棱镜、自鸣钟、日晷仪之类的精巧玩艺唤起高官名士的好奇,接着又绘制了《万国舆地图》,介绍西方天文学知识。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13世纪末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和16世纪末的耶稣会士利玛窦,实际上代表着两个不同的阶段。这两个阶段之间,存在着开拓与继承、由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发展的关系。利玛窦时代的西方人对于中国文明之所以有浓厚的兴趣和较为深人的认识,自然离不开马可·波罗及其《游记》提供的基础;而马可·波罗的活动和《游记》中的记述,如果没有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的验证。继承和发展,也不可能对后世产生那么巨大的影响。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年生于意大利的马切拉塔城。10岁时进人马切拉塔耶稣会学校学习,其间表现出对欧洲古典文学的浓厚兴趣;17岁时到罗马攻读法律,不久即加入圣母会,过起严格的修身生活。1571年加人罗马耶稣会,并于次年进罗马学院就读。5年的大学生活,奠定了他一生的学识基础。

利玛窦的大学时代,正是欧洲近代思想和科学曙光初露的时代。经过文艺复兴,欧洲人深刻意识到:在中古科学的陈旧大厦里,惟一可取的是理智和对事实的批判观察。罗马学院的课程设置,恰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点。5年间,利玛窦学习了《欧几里得几何》、应用数学、地理学、音乐理论、透视学、天文学、修辞学、哲学等等学科,还学习天文仪器和钟表的制作技术。这期间,他已开始了传教生涯。

1576年12月,耶稣会印度传教区办事处主任希尔法(Martinoda Silva)由东印度返抵罗马,要求增派赴东方的传教士。早已立志航海并到东方传教的利玛窦,立即向耶稣会会长提出了申请,第二年初,他的申请获得了批准。

利玛窦此后的活动,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起于1577年5月利玛窦离开罗马,止于1595年4月首次北上之前。这是利玛窦入华创建传教基地时期。第二时期始于1595年4月利玛窦首次北上,止于1600年5月第二次北上之前。这是利玛窦在华传教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时期。第三时期自利玛窦1600年5月第二次进北京始,直至他1610年5月逝世。这是利玛窦在华传教取得全面收获的时期。

第一时期创建传教基地利玛窦于1577年5月由罗马启程,取道热那亚前往葡萄牙。在第二年3月抵达里斯本之后,曾受到葡萄牙国王的接见。接着,利玛窦便与13名传教士一起乘葡萄牙商船启程赴印度。同年9月到达果阿(Goa),在那里居住了4年。

早于利玛窦赴华探险的耶稣会士是方济各·沙勿略(S.Fran.ciscus Xaverius),他于1552年10月抵达广东上川岛,本想进入广州,却遭到拒绝。不久,他便死于上川岛。沙勿略虽然失败了,但他的主张和策略对后来的传教士却产生了重大影响。

明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葡萄牙殖民者占领了澳门;10年后,澳门便成了天主教东方传教的根据地。澳门“向北是中国,幅员比马六甲岛辽阔,向东是日本和菲律宾群岛,向西是交趾支那、柬埔寨和泰国等其他国家。”(见于《利玛窦日记》)耶稣会利用澳门地理上的战略位置,于1565年在那里设立了一个常设机构——澳门学院(college at Macao),负责管理日本、中国的传教事务。

在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ael Ruggiefi)第四次(公元1582年4月26日)赴广州之前,利玛窦应范礼安(Alexander VMignano早于利玛窦到达澳门的耶稣会士)之召由果阿启程来华。抵达澳门后,利玛窦即刻开始学习汉语,并在范礼安指导下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国家制度和政府组织情况。1583年8月,利玛窦等终于获准进入中国内地居住。

在广东肇庆,利玛窦等受到了知府王泮的接见。王泮明确表示,他愿意做他们的保护人。在王泮的影响下,肇庆的其他官员也纷纷效法与利玛窦交游。与官府的态度相反,当地百姓对利玛窦们十分反感,千方百计想把他们驱逐出境。为了避免引起肇庆百姓的敌对情绪,开始时,利玛窦“缄口不谈宗教事”(缄:jiān)。他先把主要精力放在与中国士大夫的友好交往以及熟悉中国国情和学习汉语之上,同时用西方的技术、奇器、方物等吸引中国人,以引起他们的好奇,博取他们的欢心。这期间,他具体做了三件事:一、开放肇庆教会书室,让人参观。肇庆教会书室因此成了“中国最早的西方书馆”;二、利用刻印《世界地》。宣传基督教。利玛窦在为王泮刻印他的《山海舆地全》加注时,乘机介绍基督教的信仰和风俗;三、展览各种天文仪器,吸引人们参观。人们在参观之后,都惊叹不已,纷纷赞扬利玛窦是伟大的天文学家。利玛窦还在肇庆制作了不少天文仪器,分赠给当地官员。以天文仪器作为笼络手段,是明末第一批来华耶稣会传教士的一贯策略。

1589年8月15日圣母升天节这一天,利玛窦同葡萄牙传教士麦安东(Antoine d’Almeida)一起乘船赴韶州。通过与当地官员的交游,利玛窦提高了自己在韶州的声誉。在那里,他更注意培养、重用华人信徒,所收第一个学习西方科学的学生叫瞿汝夔(字太素)。利玛窦向中国人传授西方科学知识的目的,当然还是为了传播基督信仰。瞿太素是江苏常熟人,出身于名门望族,既是利玛窦的得意门生,更是他的得力助手。瞿太素把自己学到的西方天文、数学知识记下来(其中包括他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部分章节)寄给各地的朋友,同时还到处传扬利玛窦和传教会的美名,最后甚至成了耶稣会的保护者。

1592年春节,利玛窦应瞿太素之邀出访南雄并在那里传播基督教义。许多人都来听他宣教,最后有10人当即受洗入教。鉴于当地群众有很强烈的反教情绪,同年底,利玛窦曾返回澳门半个月,与范礼安商讨对策,制定方针。他们主要商讨的是传教士如何儒化和积极准备北上这两个问题。利玛窦抵肇庆时,曾称自己为“僧”,称教堂为“寺”。后来,他们逐渐认识到僧徒在中国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儒士是中国统治阶级的社会基础,于是也便以儒为荣,决计不再使用“僧”名和“寺”名,废除剃头刮脸穿袈裟的佛教之俗,从此留须蓄发,改穿丝服。

第二时期积极传教韶州气候恶劣,不利传教,利玛窦决心另辟新的传教点。1595年5月,利用一位兵部侍郎的关系,利玛窦得以离开韶州赴江西。在南昌,已经完全儒生化了的利玛窦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井获准在那里定居传教。

利玛窦不仅赢得了巡抚陆万垓(gāi)的信任和赏识,而且还与宁王朱权的后人建安王父子交朋友。他送给建安王卧式时钟、天文仪器、画像等从欧洲带来的礼物,还送给他自己写的两本书《世界志》和《交友论》,极得建安王欢心。此外,利玛窦还注意与当地学者交游。理学名儒章潢便是他的好友之一。在当时的思想界,章潢是一位颇有影响的重要人物,著有《书编》、《周易象义》、《诗经源体》、《书经原始》、《春秋窃义》、《礼记札言》、《论语约言》诸书。其中的《书编》是自利玛窦入华后,最早在中国理学家文集中体现“西学东渐”影响的一部著作。

文学家、书画家李日华也与利玛窦有过交往,他在《紫桃轩杂缀》卷一中这样描写利玛窦:“玛窦紫髻碧眼,面色如桃花。见人膜拜如礼,人亦爱之,信其为善人也。”他还曾赠诗利玛窦,对他远涉重洋来华传教的殉道精神作了形象的描绘。

利玛窦在南昌的名声与日俱增,来访和邀他赴宴的人也越来越多。万历25年(公元1597年)12月19日至29日,江西省举行乡试,各地来南昌的考生约4000人。听说南昌住着一位博学多才的西方奇人,学子们纷纷登门求教。正是因为利玛窦不惜花费时间和精力与各界人士交游,所以在离开南昌时,他所认识的朋友已遍布全国15个省中的10个省。为了使南昌成为耶稣会一个长久的传教点,利玛窦向巡抚陆万垓提出购房要求,经许可,在南昌购置了一幢房屋并于1596年迁入居住。

早在韶州时,利玛窦就结识了南礼部尚书王弘诲(huì)。西方的天文、历算曾引起王弘诲的极大兴趣,他表示日后要带利玛窦进北京参与修历。1598年7月,利玛窦、郭居静(Lazarus Cattaneo)等随王弘诲从南昌到了南京。在那里,利玛窦又结识了应天巡抚赵可怀,受到礼遇。同年9月,利玛窦等第一次到了北京,但因战事,不久又不得不返回南京。

王弘诲和利玛窦的亲密来往,大大提高了利玛窦的身份和声誉。在王弘诲的影响下,南京的许多重要官僚纷纷与利玛窦交游。这些人是利玛窦交游的第一种人。南京是明代人才荟萃之地,住有许多颇有影响的社会名流和著名学者,与利玛窦交游的第二种人多属这种类型,其中如医学家王肯堂、学者焦(hóng)、思想家李贽(zhì)等。这些人对利玛窦推崇备至。

在搬进南京的新居之后,利玛窦决定展出贡物。消息传出,南京市民蜂拥而至,参观后,“个个目瞪口呆,他们简直不知道用什么词汇来形容这些贡品。”参观的人日益增多,教会驻地被挤得水泄不通,展览无法继续下去,利玛窦只好决定停展,结果引起观众不满,甚至发生了骚动。利玛窦凭借南京市民对他的敬慕,最终还是说服了观众。此次展览,赢得了人们对西方艺术和宗教的一致赞扬。

在南京取得的成绩,使利玛窦欢欣鼓舞。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因为他的“最终目的是北京”。他知道,只有进了北京,取得了皇帝的敕准,他的传教活动才能在整个中国顺利展开。

第三时期全面收获  1601年1月(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利玛窦一行在经历了一番周折之后,终于抵达了北京。通过一位太监,利玛窦把一份奏疏(臣子向帝王呈递的意见书)和若干贡物呈给神宗皇帝(名朱翊钧,公元1572年至1620年在位)。贡物引起了神宗皇帝的兴趣,利玛窦也受到礼遇。神宗皇帝因此准许利玛窦等居住北京并为他们提供活动费用。在北京,明朝廷的许多名卿重臣都成了利玛窦的座上宾。他们为利玛窦传教提供方便,替利玛窦传人的基督教作辩护,并抵制社会舆论对它的攻击。

除了与明朝廷的公卿重臣交游,利玛窦还注意与社会最底层的平民百姓接触。由于有神宗皇帝的敕赐,教会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很高,教会寓所也如官府一般尊贵森严。利玛窦曾这样描述:“起初,一般人连教会房子的门槛几何都不敢抬头瞧一瞧,至于那些身份低贱的人更不用说了。”为了把基督“福音”传播到贫苦百姓中去,利玛窦决定打破这种森严,开放教会寓所,允许所有人来访,哪怕是最贫穷最低贱的人。这样做的结果是:许多穷苦百姓也纷纷皈依了基督教。

在与利玛窦交往的中国士大夫中,皈依了基督教并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两个人物,一是徐光启,一是李之藻。

徐光启,上海人,自幼熟读儒家经典,1581年中秀才。1596年,他在韶州结识了耶稣会士郭居静;1600年路经南京时,第一次见到了利玛窦。1603年,徐光启再到南京,遇见葡萄牙神父罗如望(Johannesde Roeha),受其洗礼加人基督教,取圣名“保罗”(Paul)。次年,徐光启进北京参加会议,中进士,供职翰林院。徐光启与利玛窦的交游主要在1604年至1607年间,这三年,“他们一直在一起工作,翻译数学、水利学、天文学、地理学各类书籍”。其中最有意义、影响也最大的当然还是《几何原本》前六卷的翻译工作,除此之外,徐光启也致力于利玛窦的传教事业。

清人阮元等编著的《畴人传》中这样评价徐光启:“百利氏东来,得其天文、数学之传者,光启为最深。”利玛窦所著《畸人十篇》中有两篇是徐光启向利玛窦问道的对话,内中写道:徐光启“一直在寻求为人们所不注意的,如关于人的来世生活和人的灵魂不灭的特殊问题。因为不论中国的哪一宗教最终都否认灵魂不灭。”在这两篇对话中,利玛窦根据基督教神学关于灵魂不灭、天堂享乐、地狱修炼、禁欲主义等主要教务,对徐光启关心的问题作了解答。这些问题在徐光启看来都是“人生最急事”。

李之藻,浙江仁和(今杭州)人。1598年进士。1601年,李之藻在北京会见了利玛窦,因佩服其才学,从此潜心西学,并与利玛窦等人合译有《同文算指》、《圜容较义》、《名理探》和《圜有诠》等西方著作。在西方数学、地理学、逻辑学输入方面,贡献甚大。李之藻的西文名为李我存(Lingotsun),接受洗礼时用圣名良(Leo)。在《16世纪的中国——利玛窦1583年至1610年日记》中,利玛窦曾这样描写李之藻:“他年轻时,胸有抱负,要刻印他自己绘制的一幅精美的中国十五省地。在他看来,这十五省就代表了全世界。当他发现利玛窦神父绘制的《世界地》时,才大吃一惊。知道自己的地是有限的。虽然他对《世界地》并不完全理解,但他对科学采取老实的态度,所以能够很快吸收、理解。就这样他为了更好地学习地理学,和利玛窦神父交上了朋友,花费了全部的业余时间学习它。”由此可见,利玛窦的《世界地》是他们之间友谊的纽带。

利玛窦领导的中国传教会在政治上得到神宗皇帝和某些朝臣的庇(hì)护,因此不管在组织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有了基本保证。利玛窦利用北京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这一有利条件,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官员、考生、学者。商人进行广泛交游,从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应是衡量他在华传教取得全面收获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利玛窦在华传教取得全面收获的另一重要标志是:在他临死前,他领导的中国传教会已使2000多名中国人皈依了基督教。1608年8月24日,利玛窦在致马切拉答兄弟的信中说:“在中国许多学者中,已有两干多是基督教徒。”

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在北京逝世,终年59岁。经神宗皇帝批准,利玛窦被安葬于北京阜城门外二里沟村滕公栅栏儿,墓址在今车公庄大街路南6号院内。很快,利玛窦墓地成了帝京胜景之一。当时墓地前的大门上题有“钦赐”二字,《利玛窦墓志铭》镌(juàn,雕刻)在碑面右侧,上面写着:“利先生,讳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利亚国人。自幼人会真修,明万历壬午年航海首人中华衍教。万历庚子年来都。万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会四十二年。”

利玛窦入华,标志着“西学东渐”的开始;利玛窦逝世,却不是“西学东渐”的终结。“西学东渐”使明末清初的中国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士大夫中,出现了议。学、传、用西学之风;在西学的影响、刺激下,学术界出现了一股以讲求实行、实证、实用、实效为主要特征的实学思潮,一些中国学者开始整理、发掘湮没已久的中国古代科技遗产;随着西方某些先进科学技术和“奇器”的输入,出现议办“洋务”的端倪,比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便提出了学习、应用西方技术,购买、制造西洋火器的主张。这些,也正是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主要作用。

遗憾的是,这一次的中西文化交流并没有成为中国走上科学发展道路的契机。在利玛窦逝世150多年之后的1773年,耶稣会正式解散,在中国的大部分西洋传教士被驱逐出境,西学东渐的细流最终也被截断。尽管如此,利玛窦给予中国天文学、中国数学、中国地理学乃至中国思想、语言、美术、音乐等各方面的影响却是不可抹煞的;作为中西文化的沟通者,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他的名字将永为中国人民所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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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从【】这本书的译本中来的。是由玛窦和【】合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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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十二门徒之马太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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