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汶祥刺马案的疑案迷雾

作者&投稿:管剂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张汶祥刺马案"始末?~

晚清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五花八门的事层出不尽。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预示着清朝统治行将覆灭。
  在同治九年,又发生了两江总督、封疆大吏马新贻被刺的要案,真是朝野震惊,举国倾注。事情发生在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马新贻校场阅兵完毕,返回督署的路上,为刺客张文祥所杀。刺客并不逃走,高喊:“刺客是我张文祥!”让那班怕死的卫士捉拿。这个案子发生后,清廷十分惊恐,知道此案涉及封疆大臣的内幕亵闻,于脸面上大不光彩。因此,只能掩盖矛盾,粉饰门面。慈禧太后为了维系她摇摇欲坠的统治,亲自出面处理此案。把正在天津处理教案的大员曾国藩,调来审理这个案件。又在曾国藩出发前夕,召见了他,面授机宜,说“马心仪办事很好”,为此案定了调子。这还不放心,一周之内,又连连派出大员参与审案。刑部尚书郑敦谨,也奉旨与曾国藩同审。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终于为张文祥定了一个“漏网发逆”和“复通海盗”的罪名,将张文祥处决,剜了张文祥的心,去祭奠这位马新贻,又厚厚的于以抚恤。一句话,马心仪是一个好官,张文祥是一个发逆。
  然而,事情的真象总是难以隐瞒的,纸包不住火。大量的野史、笔记、小说、戏曲,却不顾官方史家的曲笔,将马心仪被刺原委,一一公诸于众。原来,马新贻之所以官运亨通,靠的是假报军功,又结纳权贵才得来的。他在所谓的“剿匪”战斗中,原本是一个败军之将。被俘以后,又没有骨气,与“匪首”义结金兰,成了拜把兄弟。再由他的把兄弟导演一幕马新贻收复失地的闹剧,欺瞒了朝廷,以至爬上封疆大吏的宝座。飞黄腾达以后,那些把兄弟原以为可以攀附于他,千里迢迢来投靠。马心仪又奸占了把兄弟的妻室,诱杀了把兄弟。张文祥因偶然的原因逃脱他的魔掌,才弄出这一出刺马的大案来。由此可见,清廷所依重的大臣,渔色负友,形同禽兽。凡此种种,正是清廷官场腐败的缩影,无怪慈禧太后煞费苦心,一定要把真象掩盖起来。
  本书收有关此案的小说两种。一是平江不肖生的《刺马详情》选自他的名著《江湖奇侠传》。据平江不肖生说,他对本案的详情,是从郑敦谨的女婿口中所得。而郑敦谨的女婿,则在郑敦谨审问张文祥时,在屏风后面偷听到的。其真实程度如何,不得而知,但读来娓娓动听,合情合理。读者不仅可以借以知道刺马案的详情,还可同时知道火烧红莲寺的来龙去脉,真是一举两得。

太平天国失败后,人们传言曾国藩有野心,其实他的部下早就怂恿他谋取帝位。在与太平军作战时,清廷不得不依重湘军,但是,如今太平军被“荡平”了,慈禧太后能允许曾国藩在江南坐大吗?东南卧着一只虎,她睡觉也不安心。于是她把曾国藩调离江宁,派马新贻任两江总督,迅速裁撤湘军。江宁是湘军攻下来的,两江一直被湘军视为私地,他们在那里经营了数年,岂能轻易让给马新贻。马新贻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自己的军队,孑然一身来到江宁,如入龙潭虎穴。马新贻被刺,朝廷心中明白,为了不致激起兵变,动摇清王朝的统治,赶紧调曾国藩回莅江宁坐镇。从此,两江总督宝座长期掌握在湘系手中,其他人不敢问津。太平天国失败后,湘军的劣根性充分暴露出来,他们比土匪还要凶残,明目张胆地肆疾抢掠。清末施行裁勇改兵制度以后,几万湘军士卒被裁撤,其中不乏将领。这些人并不回乡务农,而是到处游荡掳掠。有些人参加了哥老会,有些人本来就是哥老会成员。湘军裁撤扩大了黑势力,散兵游勇又与黑势力结合,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马新贻在惩治散兵游勇时非常严厉,尤其是他任命以剽悍著称的袁保庆为营务处总管,抓到为害百姓、有非法行为的散兵游勇即就地正法。散兵游勇和黑势力对他恨之入骨。那个曾给孙衣言透过口风的颜士璋颇有心计,他写了一本《南行日记》,记述了赴宁的全部过程。据他的曾孙颜牧皋说,日记中写道:“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张汶详刺杀马新贻,在警卫森严的督署重地一扑而中。马新贻被刺后,立即有“刺马案”戏文上演,而且正值乡试,安徽学政殷兆镛出试题,竟然寓其讥讽,乔松年也来凑热闹,写了一首歪诗作证,湘军将领给张汶详立碑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刺马案是一件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谋杀事件。从案件的实施,到舆论的有力配合,以及对审案的精心策划和对结案的精明设计,都说明它出自高人之手。

同治六年十二月八日,内阁奉上谕:“闽浙总督箸马新贻补授,等因。钦此。”马新贻由浙江巡抚升任闽浙总督,按惯例,马新贻上奏要求进京陛见请训。同治七年五月廿八日,马新贻进京陛见,并乞赏假二十日回乡祭祖。七月十九日,马新贻回到家乡菏泽马海。八月初九日假满,遵制启程赴任,十三日到济宁,邸报载:同治七年七月廿一日,内阁奉上谕:“两江总督箸马新贻调补,毋庸来京请训。钦此。”同时又接兵部火票递送军机大臣字寄称:同治七年八月初五日,内阁奉上谕:“新授两江总督马新贻,箸充办理通商事务大臣。钦此。”马新贻九月到江宁任两江总督。
马新贻是文官出身,不懂军务,但以做事精明干练著称。清廷把曾国藩从两江总督任上调开,去任直隶总督,远离他的老窝,换马新贻任两江总督,去一方之霸,安排一个忠介文官,这恐怕是老谋深算的慈禧太后的一手高招。慈禧太后用马新贻为两江总督,有没有令其查证曾氏兄弟及湘军集团之劣迹、追查太平天国金银财宝下落的密旨呢?对这个问题,纵然没有找到确切证据,但也有蛛丝马迹可寻。
其一,马新贻实授闽浙总督,在进京陛见请训时,曾先后十余次被召见,最后一次是慈禧太后在养心殿住处召见。召见后马新贻退出来,时值六月,马新贻大汗淋漓,朝服都被浸湿,满面惊恐。据马新贻的后人说,慈禧太后授以密旨,要其密查太平天国金银财宝下落。马新贻深知此事极为重大,极为凶险,故此失态。按说方面大员第一次进京陛见,理应到处拜见高官、京官,疲于应酬。可是马新贻在最后一次召见后匆匆离京,回乡祭祖去了,这是有违常理的,除有重大事务,不会这样行事。
其二,马新贻离京回乡时,清廷尚未发出其改任两江总督的上谕,马新贻显然已经知道他要改任两江总督的信息,因为作为闽浙总督是没办法查的。据马新贻的后人说,马新贻回乡祭祖假满启程前,将其两位兄长招到秘室,反复叮嘱:“我此行吉凶难料,万一有不测,你们万万不得赴京告状,忍气吞声,方可自保。”两兄闻言惊恐万状,也不敢向家人透露半分。
其三,马新贻任两江总督两年,干了许多实事。如何查的案,无据可查。其间清廷大裁军,湘军被迫裁军数万,裁下的湘军官兵并未回湘,原在湘军中“哥老会”大行,裁下后就变成了地方上的黑势力,与湘军、官府勾结,无恶不作,给社会带来不稳。马新贻镇压了一批地方黑势力,打击了湘军的“地方别动队”。
其四,同治九年七月廿六日(1870年8月22日),马新贻例行阅军,在督府右箭道检阅射箭。阅毕,走侧门步行回督府。前有数名巡捕开道,后有武弁、兵丁簇拥,而刺客张汶祥从旁边突然冲出,直扑马新贻。马新贻右胁中刀,即倒下,被迅速抬入督府,次日伤重不治。张汶祥刺马后并未趁乱逃走,即被拿下。张汶祥口中不停地叫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有来有去。”“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其四,马新贻被刺,几天后清廷发出上谕:“亟须严行讯究,即箸魁玉督同司道各官赶紧严讯,务得确情,尽法严办。”江宁将军魁玉会同藩台梅启照等人审讯刺客张汶祥。几天后,又加派漕运总督张之万参与审讯。此数人借口案情重大,拖拉时日,也不对刺客用刑,借口是:“案情重大,徒事刑求,倘未正典刑而庾死,谁任其咎?”最后魁玉、张之万上奏说:“张汶祥矢口不移其供,只是因私对马心怀愤恨,为同伙报仇,为自己泄愤,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并以此拟定罪名结案。
其五,清廷并不相信魁玉、张之万的“拟定罪名”,即谕令曾国藩火速回任两江总督,并加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为钦差大臣,携带刑部两名郎中(即满人郎中伊勒通阿、汉人郎中颜士璋)即刻赴江宁复审。
其六,曾国藩接旨后坚辞再任两江总督,并上奏以病体请求开缺养病。清廷不予批准,谕令尽快赴任,但曾国藩迟迟不动,拖延近三个月才到江宁接任。
其七,郑敦谨是刑部主官,素来有“铁面无私”的称号。他受命时正值隆冬季节,大雪阻隔,车马不能行,郑即与两个郎中徒步踏雪而行,赶赴江宁,行程四十一天,大年初一方到江宁,第二天就关门审案。郑的本意也想查个水落石出,也不枉其“铁面无私”的称号。审了几日,张汶祥并不改口,曾国藩坐在一旁只听不言。郑敦谨满腹疑惑,私下问曾有何看法,曾国藩淡淡地说:“看来只好照魁、张原奏之法奏结此案。”郑敦谨听后恍然顿悟,明白此案是不能再深究了。于是即按魁、张原奏之法奏结,仍按原拟罪名定案。参审的江苏候补道孙衣言、山东候补道袁保庆对此极为不满,当面质问郑敦谨,郑说:“万一审出是某某人主使,某某军队是后台,此案如何了局?”结案奏章须所有参审人员一一“书诺”(即认可并愿意负责),孙衣言、袁保庆坚决不“书诺”。
其八,结案奏章以四百里加急进京,未等圣旨下达,郑敦谨即携两个郎中离开江宁。曾国藩依例奉上“程仪”,郑分文未取,两个郎中各受纹银500两。行至清江,郑敦谨打发两个郎中回京交旨,自己写奏折称病不能任职,请求开缺。清廷不允,给假两个月养病。郑敦谨自行弃官回乡,终生不再为官。
其九,刑部两个郎中回京后不久就悄然离京,汉郎中颜士璋被放兰州知府然而并无实缺,贫困潦倒,西北大帅左宗棠出身湘军,深知其中黑幕,对颜无辜受过十分同情,令其军中帮办。满郎中伊勒通阿“给全俸以养天年”,回老家去了。
其十,江苏候补道孙衣言,性情耿直,文笔老辣,山东候补道袁保庆,嫉恶如仇,言辞犀利,两人候补数年均未得实缺,十分落魄。马新贻到任后知道了孙、袁二人的才干,点名保奏要孙、袁到督府任职,成为马新贻的左右手,号称马新贻的一支笔、一张嘴。马新贻死后,孙衣言应邀为其撰写《神道碑铭》,慷慨激昂,直书胸臆:“…..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结,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奋其愚憨为公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此文一出,震惊朝野,舆论大哗,就连慈禧太后也明白其中大有隐情。然而,清廷不会为了一个死去的人,甘冒激变地方势力、动摇大清江山的风险。斯人已经做古。就让他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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