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欧阳修传的作品原文

选自《宋史'欧阳修传》的《欧阳修》翻译，有原文~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时即死了父亲，母亲郑氏一直守节未嫁，在家亲自教欧阳修读书学习。因家里贫穷，以至于只能用芦荻作笔，在地上学习写字。幼年时，欧阳修就聪 敏过人，读书过目不忘。等到成年时，更是超群出众，卓有声誉。

宋朝立国已有百余年，而文章体裁风格仍然承袭五代之陈规遗风，士人大多因循守旧，所作文章见识浅薄，格调不高。苏舜元、苏舜钦、柳开、穆修等人都曾想创作古文并借此大力提供，以改变当时的文风，但因笔力不足而未能如愿。欧阳修随叔父欧阳晔任职于承受州时，在当地一大姓李氏家的废书筐中发现了唐代韩愈的遗稿《昌黎先生文集》，读后十分仰慕。于是用心寻求其中的精义，以至废寝忘食，决心要追赶他，和他并驾齐驱。考进士，名列第一，选拔到甲科，并被任命为西京推官。以后欧阳修回京返朝，升为馆阁校勘。

欧阳修论事切直了当，因此有些人把他看作仇敌一样，唯儿仁宗勉励他敢于说话，当面赐他五品官的服饰，对侍臣说：“像欧阳修这样的人，到哪里去原著啊？”让他同修起居注，于是又让他掌管制诰。按惯例，对这个官职必须先考试而后才能任命，仁宗了解欧阳修，诏令特意授予他。

主持嘉佑二年(1056)礼部进士的考试。当时士子崇尚作新奇怪的文章，号称“太学体”，欧阳修对那些险怪奇涩的文字，坚决加以排斥，凡是像这样的都不予录取。录取之事完结后，过去那些文字浮薄而又喜欢自我标榜的人等欧阳修一出现，就聚在他的马前起哄，巡街的士兵都无法制止；但是考场的文风，也从此大为改变了。

欧阳修以高风亮节严格要求自己，因多次遭到污蔑，六十岁时，就接连上书请求告老退休，皇上则下诏书对他尊宠有加，不让他退休。及任职青州时，又因为请求停止发青苗钱，

而遭到王安石的诋毁，所发乞求退休更加迫节。熙宁五年(1072年)，去世，追封为太子太师，谥号为文忠。

欧阳修的文章，才华横溢，朴实流畅，文字的多少恰到好处。议论上，简单而明了，精确而通情，善于联系事物分析不同问题，阐明深刻的道理，驳斥其错误，有很强的说服力。他的超然独到之处，文情奔放的风格，别人是无法赶上的，所以天下人一致效法尊崇他。他提携后进，唯恐不及，得到他赏识、举荐的人，大多成为天下的名士。曾巩、王安石、苏洵以及苏洵的儿子苏轼、苏辙，原来都寂然无声，不为人所知晓，欧阳修就广泛宣传他们的声名，认为他们将来一定会名闻于世。欧阳修对朋友非常忠实，朋友在世时就推荐帮助他们，朋友去世后就尽力保护周济他们的家庭。

他奉皇帝的命令纂修《唐书》的纪、志、表，又独立写成了《新五代史》，笔法严谨而文字简练，大多继承了《春秋》笔法。苏轼为欧阳修文集作序说：“论说道理与韩愈相似，议论政事与陆贽相似，记叙事情与司马迁相似，诗词歌赋与李白相似。”有见识的人认为这番评论是很有见地的。

修(欧阳修)当初在滁州，号“醉翁”，晚年改为六一居士。天生刚毅，见义勇为，就算眼前是机关陷阱，也不惜触发。多次被贬官流放，志向依然不改。刚被贬到夷陵的时候，没有消遣的地方，就拿来以前的案件档案反复察看，发现里边冤假错案不计其数，于是仰天长叹说：“边远人稀的小城尚且是这样，天下的（冤假错案）就可想而知了”。
从此，遇到案件就不敢大意了。有求学的人请求会见，欧阳修与他们交谈，从来不谈文章，直说政事，说文章只能用来修身养性，政事才是根本。凡是去作过官的地方，没有杰出的政绩，不追求声誉，政策宽松不扰民，所以到过的地方人民都认为他平易近人。有人问他：“您治理地方政策宽松简明但办事从不拖拉不理，为什么呢?”
他回答说：“把放纵当成宽松，把简陋当成简明，那么政事酒会得不到及时处理因而人民受苦，我所说的宽松，是为了不苛刻武断；简明，是为了不繁琐罢了。”欧阳修幼年丧父，他的母亲经常对他说：“你父亲当官，经常熬夜审批文书，多次放下文书叹息。
我问他，他说：‘犯人犯了死罪，我想让他活命但是办不到啊。’我说：‘能让他不死吗?’他说：‘不能上他活下来，别的死者都跟我没有怨仇。常常想让他活下来但是仍然判他死，而一般做官的人都是想让他判死刑啊。’他平时教导学生，经常说这些活，我都记熟了。”欧阳修听说以后一生都信奉这些话。
原文：
修始在滁州，号醉翁，晚更号六一居士。天资刚劲见义勇为， 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方贬夷陵时，无以自遣，因取旧案反复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于是仰天叹曰：“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尔，遇事不敢忽也。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以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
或问：“为政宽简而事不弛废，何也?”曰：“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政事弛废而民受其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苟急；简直不为繁碎耳。”修幼丧父，母尝谓曰“汝父为吏，常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语，吾耳熟焉。”修闻而服之终身。
此文出自元朝·丞相脱脱《宋史》

扩展资料写作背景：
《宋史》是二十四史之一，收录于《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于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
《宋史》的特点是史料丰富，叙事详尽。两宋时期，经济繁荣，文化学术活跃，雕版印刷盛行，编写的史书，便于刊布流传。
科举制的发展，形成庞大的文官群，他们的俸禄优厚，有很好的条件著述。加之统治者重视修撰本朝史，更促成宋代史学的发达。
《宋史》是研究辽、宋、金代历史的基本史籍之一。在现存的宋代重要史料中，唯有《宋史》贯通北宋与南宋，保存了三百二十年间的大量历史记录，很多史实都是其他书中所不载的。
特别是《宋史》的天文、五行、律历、地理、河渠、礼、乐、仪卫、舆服、选举、职官、食货、兵、刑和艺文十五志，记录了一代天文历法、典章制度、社会经济、行政沿革、图书目录等等，虽间失芜杂，为后代治史者所訾议，然其叙述之详，为二十四史中所仅见。《宋史》列传有忠义传，在儒林传外，又有道学传，也反映了宋代的一些历史特点。
《宋史》尊奉道学（理学）的思想倾向很明显。在《儒林传》之前，首列《道学传》，记载了两宋的道学家，如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等，突出了道学的地位。再有忠义、孝义、列女三传也都是宣扬道学思想的。其中《忠义传》里的人物竟有二百七十八人之多。这些内容虽旨在宣扬封建的伦理道德，但为后世研究理学，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欧阳修传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而孤，母郑，守节自誓，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及冠，嶷然有声。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锼刻骈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苏舜元、舜钦、柳开、穆修辈，咸有意作而张之，而力不足。修游随，得唐韩愈遗稿于废书簏中，读而心慕焉。苦志探赜，至忘寝食，必欲并辔绝驰而追与之并。　　举进士，试南宫第一，擢甲科，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为馆阁校勘。　　范仲淹以言事贬，在廷多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修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上其书，坐贬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节度判官。仲淹使陕西，辟掌书记。修笑而辞曰：“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久之，复校勘，进集贤校理。庆历三年，知谏院。时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谏官员，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选中。每进见，帝延问执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张弛，小人翕翕不便。修虑善人必不胜，数为帝分别言之。
初，范仲淹之贬饶州也，修与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目之曰“党人”。自是，朋党之论起，修乃为《朋党论》以进。其略曰：“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反相贼害，虽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无朋。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则有朋。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可谓无朋矣，而纣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谓大朋矣，而周用以兴。盖君子之朋，虽多而不厌故也。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面赐立品服。顾侍臣曰：“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诰。故事，必试而后命，帝知修，诏特除之。　　奉使河东。自西方用兵，议者欲废麟州以省馈饷。修曰：“麟州，天险，不可废；废之，则河内郡县，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驻并河内诸堡，缓急得以应援，而平时可省转输，于策为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岚多禁地废田，愿令民得耕之，不然，将为敌有。”朝廷下其议，久乃行，岁得粟数百万斛。凡河东赋敛过重民所不堪者，奏罢十数事。
使还，会保州兵乱，以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陛辞，帝曰：“勿为久留计，有所欲言，言之。”对曰：“臣在谏职得论事，今越职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为间。”贼平，大将李昭亮、通判冯博文私纳妇女，修捕博文系狱，昭亮惧，立出所纳妇。兵之始乱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杀之，胁从二千人，分隶诸郡。富弼为宣抚使，恐后生变，将使同日诛之，与修遇于内黄，夜半，屏人告之故。修曰：“祸莫大于杀已降，况胁从乎？既非朝命，脱一郡不从，为变不细。” 弼悟而止。　　方是时，杜衍等相继以党议罢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说不远。欲广陷良善，不过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必须诬以颛权，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一求瑕，唯指以为党，则可一时尽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则难以他事动摇，唯有颛权是上之所恶，必须此说，方可倾之。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於内，四夷相贺于外，臣为朝廷惜之。”于是邪党益忌修，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左迁知制诰、知滁州。居二年，徙扬州、颍州。复学士，留守南京，以母忧去。服除，召判流内铨，时在外十二年矣。帝见其发白，问劳甚至。小人畏修复用，有诈为修奏，乞澄汰内侍为奸利者。其群皆怨怒，谮之，出知同州，帝纳吴充言而止。迁翰林学士，俾修《唐书》。奉使契丹，其主命贵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尔。”　　知嘉祐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加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承包拯威严之后，简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师亦治。旬月，改群牧使。《唐书》成，拜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修在翰林八年，知无不言。河决商胡，北京留守贾昌朝欲开横垅故道，回河使东流。有李仲昌者，欲导入六塔河，议者莫知所从。修以为：“河水重浊，理无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决。以近事验之，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但势不能久耳。横垅功大难成，虽成将复决。六塔狭小，而以全河注之，滨、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趋，增堤峻防，疏其下流，纵使入海，此数十年之利也。”宰相陈执中主昌朝，文彦博主仲昌，竟为河北患。　　台谏论执中过恶，而执中犹迁延固位。修上疏，以为“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为圣德之累”。未几，执中罢。狄青为枢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讹言籍籍，修请出之于外，以保其终，遂罢知陈州。修尝因水灾上疏曰：“陛下临御三纪，而储宫未建。昔汉文帝初即位，以群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国长久，为汉太宗。唐明宗恶人言储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乱，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后建立英宗，盖原于此。　　五年，拜枢密副使。六年，参知政事。修在兵府，与曾公亮考天下兵数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远近，更为图籍。凡边防久缺屯戍者，必加搜补。其在政府，与韩琦同心辅政。凡兵民、官吏、财利之要，中书所当知者，集为总目，遇事不复求之有司。时东宫犹未定，与韩琦等协定大议，语在《琦传》。英宗以疾未亲政，皇太后垂帘，左右交构，几成嫌隙。韩琦奏事，太后泣语之故。琦以帝疾为解，太后意不释，修进曰：“太后事仁宗数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温成之宠，太后处之裕如；今母子之间，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修复曰：“仁宗在位久，德泽在人。故一日晏驾，天下奉戴嗣君，无一人敢异同者。今太后一妇人，臣等五六书生耳，非仁宗遗意，天下谁肯听从。”太后默然，久之而罢。　　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及执政，士大夫有所干请，辄面谕可否，虽台谏官论事，亦必以是非诘之，以是怨诽益众。帝将追崇濮王，命有司议，皆谓当称皇伯，改封大国。修引《丧服记》，以为：“‘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降三年为期，而不没父母之名，以见服可降而名不可没也。若本生之亲，改称皇伯，历考前世，皆无典据。进封大国，则又礼无加爵之道。故中书之议，不与众同。”太后出手书，许帝称亲，尊王为皇，王夫人为后。帝不敢当。于是御史吕诲等诋修主此议，争论不已，皆被逐。惟蒋之奇之说合修意，修荐为御史，众目为奸邪。之奇患之，则思所以自解。修妇弟薛宗孺有憾于修，造帷薄不根之谤摧辱之，展转达于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修。神宗初即位，欲深护修。访故宫臣孙思恭，思恭为辨释，修杜门请推治。帝使诘思永、之奇，问所从来，辞穷，皆坐黜。修亦力求退，罢为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知亳州。明年，迁兵部尚书、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辞不拜，徙蔡州。　　修以风节自持，既数被污蔑，年六十，即连乞谢事，帝辄优诏弗许。及守青州，又以请止散青苗钱，为安石所诋，故求归愈切。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五年，卒，赠太子太师，谥曰文忠。　　修始在滁州，号醉翁，晚更号六一居士。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方贬夷陵时，无以自遣，因取旧案反覆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于是仰天叹曰：“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尔，遇事不敢忽也。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或问：“为政宽简，而事不弛废，何也？”曰：“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政事弛废，而民受其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简者，不为繁碎耳。修幼失父，母尝谓曰：“汝父为吏，常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语，吾耳熟焉。”修闻而服之终身。　　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笃于朋友，生则振掖之，死则调护其家。　　好古嗜学，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一切掇拾，研稽异同，立说于左，的的可表证，谓之《集古录》。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苏轼叙其文曰：“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识者以为知言。　　子发字伯和，少好学，师事安定胡瑗，得古乐锺律之说，不治科举文词，独探古始立论议。自书契以来，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及天文、地理，靡不悉究。以父恩，补将作监主薄，赐进士出身，累迁殿中丞。卒，年四十六。苏轼哭之，以谓发得文忠公之学，汉伯喈、晋茂先之流也。　　中子棐字叔弼，广览强记，能文辞，年十三时，见修著《鸣蝉赋》，侍侧不去。修抚之曰：“儿异日能为吾此赋否？”因书以遗之。用荫，为秘书省正字，登进士乙科，调陈州判官，以亲老不仕。修卒，代草遗表，神宗读而爱之，意修自作也。服除，始为审官主簿，累迁职方员外郎、知襄州。曾布执政，其妇兄魏泰倚声势来居襄，规占公私田园，强市民货，郡县莫敢谁何。至是，指州门东偏官邸废址为天荒，请之。吏具成牍至，棐曰：“孰谓州门之东偏而有天荒乎？”却之。众共白曰：“泰横于汉南久，今求地而缓与之，且不可，而又可却邪？”棐竟持不与。泰怒，谮于布，徙知潞州，旋又罢去。元符末，还朝。历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秘阁知蔡州。蔡地薄赋重，转运使又为覆折之令，多取于民，民不堪命。会有诏禁止，而佐吏惮使者，不敢以诏旨从事。棐曰：“州郡之于民，诏令苟有未便，犹将建请。今天子诏意深厚，知覆折之病民，手诏止之。若有惮而不行，何以为长吏？”命即日行之。未几，坐党籍废，十余年卒。　　论曰：“三代而降，薄乎秦、汉，文章虽与时盛衰，而蔼如其言，晔如其光，皦如其音，盖均有先王之遗烈。涉晋、魏而弊，至唐韩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两人之力也。愈不获用，修用矣，亦弗克究其所为，可为世道惜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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