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虞生平详细资料

三国刘虞生平~

刘虞（?－193）字伯安，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东汉末年太傅、幽州牧，汉室宗亲。他镇守幽州时为政宽仁，深得人心。主张以怀柔政策对待当地的少数民族，但由于与公孙瓒意见不合而产生矛盾，因而进兵攻击公孙瓒，兵败被杀。 他，一位皇家贵族，出身高贵。 他，一个清官，公正、仁和，政绩显著。 他，民族问题专家，深受其他民族敬仰，他死后，连这些外邦异族都要为他报仇。 他，一位忠臣，一生为国，从不背叛。 如果，他真的做了皇帝，三国的混乱局面也许就不会发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也就不会出现了。 他，就是后汉三国前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刘虞。 刘虞（？—公元193年），字伯安，东海郯县（今浙江嵊县）人，虽然和袁氏兄弟、刘璋等人一样同属高干子弟，却没有倚靠祖辈的荫蔽，而是从基层做起，早年举孝廉，担任户曹吏之类的小官，任内“治身奉职”。后来又当过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纯朴，境内无盗贼，灾害不生”。当时甚至出现过这样的传说：时邻县接壤，蝗虫为害，至博平界，飞过不入。这个传说虽然不足为信，但也足以说明刘虞的杰出才能已经是广为流传。由于政绩显著，后累升至幽州刺史、甘陵相，汉灵帝时历升尚书令、光禄勋、宗正等要职，灵帝末年，以宗正复任幽州牧。董卓专权时期，董卓对刘虞也是极力拉拢刘虞，拜大司马，进封襄贲侯。初平元年，又代袁隗为太傅。 位居三公之列。但由于当时的交通等方面的原因，远在幽州的刘虞并没有接到这项任命。以刘虞的生平情况看，就算接到，他也必定不会理睬。 “虽为上公，天性节约，敝衣绳履，食无兼肉”， 与当时东汉官僚穷奢极欲的腐朽作风截然不同，因此对幽州风气的改变起了很大作用，“远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归心焉”，在后汉末年具有很罕见的人格魅力，深受百姓、士人爱戴。刘虞在任期间“务存宽政，劝督农植，开上谷胡市之利，通渔阳盐铁之饶”，重点发展农业、养蚕业，利用上谷郡与匈奴、扶余、鲜卑等民族进行边境贸易，开采渔阳郡丰富的盐、铁资源，按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自我挖潜，脱贫致富。经过刘虞的有管理，幽州成为当时最为富裕的地区之一。从青州、徐州过来定居的百姓竟有百万之众，说刘虞是个出色的内政高手一点也不过分。 汉朝的外邦异族问题一直困扰了当权者几百年，一直没有解决好。东汉末年，战乱频生，这些外邦异族也乘机进行入侵。危害了政权的稳定。灵帝中平四年（公元187年），前中山太守张纯投靠乌桓辽西部大人（即首领）丘力居等人发动叛乱，并自号弥天安定王，为三郡乌桓元帅，抢劫青、徐、幽、冀四州，杀略吏民，扩充地盘。面对复杂的形势，刘虞立即派遣使臣到丘力居处晓以利害，成功瓦解了叛乱，避免发生民族之间的更大纠纷，并成功镇压了这场多民族参与的叛乱。在民族问题的处理方面，刘虞主张安抚，和平相处。他任内“民夷感其德化，自鲜卑、乌桓、夫余、秽貊之辈，皆随时朝贡，无敢扰边者，百姓歌悦之”，在各民族之中享有崇高威望。 初平二年（公元191年）春，袁绍、韩馥等诸侯欲拥立刘虞为帝，遭到刘虞的严词拒绝。刘虞厉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乱，主上蒙尘。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国耻。诸君各据州郡，宜共暞力，尽心王室，而反造逆谋，以相垢误邪”！作为大汉王朝的忠臣，刘虞心中想的只有尽心王室，重振朝纲。不仅如此，当汉献帝想还都洛阳，派刘虞之子刘和去找刘虞，让刘虞率兵迎接之时，刘虞也是毫不犹豫，立即执行。如果不是因为袁术、公孙瓒等人从中作梗，那后面发生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可能就变成了刘虞“助天子以平乱世”了，凭借刘虞的声望和幽州的实力，后汉王朝至少不会那么快就土崩瓦解。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刘虞非但没有完成其复兴汉室的雄心壮志，反而在汉献帝初平四年（公元193年）被公孙瓒杀害，带着遗憾悲壮的离去。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刘虞的旧部鲜于辅、齐周、骑督尉鲜于银等推举阎柔为乌丸司马，率兵为刘虞报仇。由于当年刘虞在各民族之中的崇高威望，包括鲜卑、乌丸等民族在内的数万青壮加入到阎柔的队伍之中，与公孙瓒展开战斗。乌桓峭王也率其部落及鲜卑骑兵七千余骑为之复仇，最终大败公孙瓒于鲍丘，斩首二万余。 刘虞，虽然未能完成自己“尽心王室，重振朝纲”的心愿，但从他一生的政绩与才能，加上处理民族问题的水平这三方面的作为来看，说他是三国前期最杰出的政治家还是恰如其分的。 刘虞的死与他与公孙瓒的仇恨是有关系的。开始，他们是对于对北方少数民族的防范方法的意见分歧，刘虞主和，公孙瓒主战，甚至公孙瓒还动用兵力劫掠刘虞给北方少数民族的赏赐，刘虞让他来开会，他称病不来。所以刘虞自此就有了消灭公孙瓒的想法。右北平人魏攸屡谏方才不攻之。 次年，魏攸病死，刘虞就攻打公孙瓒，公孙瓒的主力军都在外面，就挖地道跑了，刘虞的兵是乌合之众，不会打仗，又不愿意扰民，不烧民屋。公孙瓒就乘机放火，率小批精锐军突击，刘虞军队大溃，逃到了居庸，被公孙瓒攻下，俘获了刘虞。 公孙瓒杀刘虞之前，假装祝福说：“如果你应当为天子，天应当降雨来救你。”但当时是盛夏，一天都没有下雨，就杀死了刘虞。

辛弃疾（1140～1207）

南宋词人。原字坦夫，改字幼安，别号稼轩居士。与苏轼齐名，并称苏辛。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出生前13年，山东一带即已为金兵侵占。绍兴三十一年（1161）率两千民众参加北方抗金义军，次年奉表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史。一生坚决主张抗击金兵，收复失地。曾进奏《美芹十论》，分析敌我形势，提出强兵复国的具体规划；又上宰相《九议》，进一步阐发《十论》的思想；都未得到采纳和施行。在各地任上他认真革除积弊，积极整军备战，又累遭投降派掣肘，甚至受到革职处分，曾在江西上饶一带长期闲居。光复故国的大志雄才得不到施展，一腔忠愤发而为词，由此造就了南宋词坛一代大家。

今存词629首，数量为宋人词之冠。词作题材广泛，风格多样，而以慷慨悲壮的爱国词为其主调。这类词中历来为人传诵之作有（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等。写闲适生活的词数量最大，这类词往往于闲适中流露出莫可奈何的情绪，其精神仍与其爱国词一脉相通。如（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水调歌头）《盟鸥》等许多词中都带有这种情绪。一部分写农村生活的词清新淳朴，语言浅近，如（清平乐）《村居》、（鹧鸪天）《戏题村舍》、（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浣溪沙）《常山道中即事》等都是生动的农村风情画。辛词中也有写爱情的词，如（清平乐）“春宵睡重”就写得缠绵婉转，颇能动人。辛弃疾诗今存133首，内容和风格大体上亦如其词。辛弃疾文今存17篇，多为奏议启札等应用文字，颇能见出辛弃疾的见解和谋略。

辛弃疾词在宋代即已有多种版本，主要为4卷本和12卷本两种。4卷本名《稼轩词》，分为甲乙丙丁4集，宋刻本已不存，今有汲古阁影宋钞本及《唐宋名贤百家词》本。12卷本名《稼轩长短句》，宋刻本已无传，今传本通行者有四印斋刻本。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今人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点校本《稼轩长短句》。

另一介绍
辛弃疾

辛弃疾有许多与陆游相似之处：他始终把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写出了时代的期望和失望、民族的热情与愤慨。但辛弃疾也有许多与陆游不同的地方：他作为一个具有实干才能的政治家，曾经获得相当高的地位，他对抗金事业的追求，不像陆游那样主要出于一腔热情；作为一个英雄豪杰式的人物，他的个性要比陆游来得强烈，他的思想也不像陆游那样“纯正”；他的理想，不仅反映了民族的共同心愿，而且反映了一个英雄之士渴望在历史大舞台上自我完成的志向；因此，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不像陆游喜欢写作诗歌尤其是格式严整的七律，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词这一更宜于表达激荡多变的情绪的体裁。他的词集《稼轩长短句》，保存了词作六百多首。

一、辛弃疾的生平与创作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他比陆游小十五岁，出生时北方久已沦陷于女真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美芹十论》），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女真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而另一方面，正由于辛弃疾是在金人统治下的北方长大的，他也较少受到使人一味循规蹈矩的传统文化教育，在他身上，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严苛的压榨，奋起反抗。二十二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二千人，参加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当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宋高宗便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才二十三岁。
辛弃疾初来南方，对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热情洋溢地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映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却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
然而现实对辛弃疾是严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畏缩而圆滑、又嫉贤妒能的官场上立足。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并在江西上饶的带湖畔修建了园榭，以便离职后定居。果然，淳熙八年（1181）冬，辛弃疾四十二岁时，因受到弹劾而被免职，归居上饶。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辛弃疾一向很羡慕啸傲山林的隐逸高人，闲居乡野同他的人生观并非没有契合之处；而且，由于过去的地位，他的生活也尽可以过得颇为奢华。但是，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一个风云人物，在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又使他难以忍受。所以，他常常一面尽情赏玩着山水田园风光和其中的恬静之趣，一面心灵深处又不停地涌起波澜，时而为一生的理想所激动，时而因现实的无情而愤怒和灰心，时而又强自宽慰，作旷达之想，在这种感情起伏中度过了后半生。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在这些词句中，埋藏了他深深的感慨。宁宗嘉泰三年（1203），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词人精神为之一振。第二年，他晋见宋宁宗，激昂慷慨地说了一番金国“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并亲自到前线镇江任职。
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击，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被迫离职，于开禧元年（1205）重回故宅闲居。虽然后两年都曾被召任职，无奈年老多病，身体衰弱，终于在开禧三年秋天溘然长逝。
虽然，自中原失陷以来，表现对于民族耻辱的悲愤，抒发报国热情，已经成为文学的中心主题，辛弃疾的词在其中仍然有一种卓尔不群的光彩。这不仅因为辛弃疾生长于被异族蹂躏的北方，恢复故土的愿望比一般士大夫更为强烈，而且因为他在主动承担民族使命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寻求个人生命的辉煌，在他的词中表现出不可抑制的英雄主义精神。
在抒发报国之志时，辛弃疾的词常常显示出军人的勇毅和豪迈自信的情调，像“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
等等，无不豪情飞扬，气冲斗牛。对那些与自己一样勇于报国的志士，他由衷地加以赞美，与之同声相应，彼此勉励，如《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的慷慨热情，全然不同于一般俗滥的祝寿词：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
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而对于庸俗圆滑、面对民族危亡无所作为的官僚，辛弃疾有一种出于本能的厌恶，在《千年调》中他勾勒了这类人物的丑态：“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
然而正是这样的人充斥官场，把持权位，引导着一条苟且偷安的道路。他愤慨地写道：“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卜算子》）
当辛弃疾带领不多的人马冲过战场烽火来到南方时，怀着满腔热血，渴望一展宏图，却不料从此陷落在碌碌无为的境地，这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苦闷和悲愤。在他南归的第十二年重游当年南归的首站建康时，他写下了著名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这是对山河破碎的悲哀，对壮志成空的悲哀；岁月无情地流去，因这种悲哀更显得怵目惊心。然而即使词人在写他的孤独和悲哀，写他的痛苦和眼泪，我们仍然看到他以英雄自许、绝不甘沉没的心灵。而直到他晚年出任镇江知府时，所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仍是一面浩叹“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一面追忆自己青年时代的战斗生涯，表示出不甘衰老、犹有可为的壮烈情怀：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种永远不能在平庸中度过人生的英雄本色，伴随了辛弃疾的一生，也始终闪耀在他的词中。它奏响了宋词的最强音。
另一方面，无可奈何的处境和同样无可奈何的心境，使辛弃疾和陆游一样，不得不在乡居生活中寻求排遣苦闷的途径。他是受老庄思想影响很深的，曾自述“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感皇恩》）。老庄哲学让他暂时忘怀世间的烦恼，贴近自然与日常生活，感受并在词中表现“一壑一丘”中所蕴涵的哲理与美感。而由于个性和审美趣味的不同，他的这一类词作不像陆游诗那样偏向于古朴淡雅，而是清新秀丽、活泼灵动。如《清平乐》写农家生活的情调：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西江月·遣兴》写自己放旷的生活：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功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但这类词作，并不意味着辛弃疾悲愤的心境随着年岁的增长与生活的闲适而谈化。这只是一时的忘情，也是悲愤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只要读一下著名的《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就可以知道了：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正是因为他经历了许多世事沧桑，积蓄了太多太深的苦闷，深知人生的无奈，才“欲说还休”。他只能在恬静的田园乡村中为自己的感情寻找寄寓，抚慰饱受创伤的心灵，这是一个英雄人物在一个平庸苟且的社会中的不得已的选择。理解这一点，才能明白辛弃疾写这一类词时真正的心态。

二、辛词的艺术创造

宋词在苏轼手中开创出一种豪放阔大、高旷开朗的风格，却一直没有得到强有力的继承发展。直至南渡之初张元干、张孝祥、叶梦得、朱敦儒等人以抗金雪耻为主题的词，才较多继承了苏轼的词风，起到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但他们的这一类词作，主要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为内心激情所支配的结果，而没有成为有意识的艺术追求，也没有更大幅度地向其他题材拓展，所以成就不是很高。到辛弃疾出现在词坛上，他不仅沿续了苏词的方向，写出许多具有雄放阔大的气势的作品，而且以其蔑视一切陈规的豪杰气概，和丰富的学养、过人的才华，在词的领域中进行极富于个人特色的创造，在推进苏词风格的同时也突破了苏词的范围，开拓了词的更为广阔的天地。
辛词和苏词都是以境界阔大、感情豪爽开朗著称的，但不同的是：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来体验人生，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而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因此，主观情感的浓烈、主观理念的执着，构成了辛词的一大特色。在他的词中，如“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 （《贺新郎》），“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贺新郎》），乃至“恨之极，恨极销磨不得。苌弘事、人道后来，其血三年化为碧”（《兰陵王》），都是激愤不能自已的悲怨心声，如“天风海雨”，以极强烈的力度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辛弃疾也信奉老庄，在词中作旷达语，但他并不能把冲动的感情由此化为平静，而是从低沉甚至绝望的方向上宣泄内心的悲愤，如“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水龙吟》）， “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贺新郎》），“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浪淘沙》），这些表面看来似旷达又似颓废的句子，却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极高期望破灭成为绝望时无法销磨的痛苦。
而他的英雄的豪壮与绝望交织纽结，大起大落，反差强烈，更形成瀑布般的冲击力量。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从开头起，一路写想象中练兵、杀敌的场景与气氛，痛快淋漓，雄壮无比。但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之后，突然接上末句“可怜白发生”，点出那一切都是徒然的梦想，事实是白发无情，壮志成空，犹如一瓢冰水泼在猛火上，令人不由得惊栗震动。
在意象的使用上，辛弃疾也自有特点。他一般很少采用传统词作中常见的兰柳花草及红粉佳人为点缀；与所要表达的悲凉雄壮的情感基调相吻合，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多有一种奔腾耸峙、不可一世的气派。如“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水龙吟》），“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满江红》）；他所采摭的历史人物，也多属于奇伟英豪、宕放不羁，或慷慨悲凉的类型，如“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的李广（《八声甘州》），“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永遇乐》），“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权（《南乡子》）等等。这种自然和历史素材的选用，都与词中的感情力量成为恰好的配合，令人为之感奋。
所以，同属于豪放雄阔的风格，苏轼词较偏于潇洒疏朗、旷达超迈，而辛词则给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飞扬之感。
不过，以上只是指辛弃疾词中主流部分的艺术风格而言。
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内容的扩大，题材的拓宽。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作，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可以说，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他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而随着内容、题材的变化和感情基调的变化，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有各种变化。虽说他的词主要以雄伟奔放、富有力度为长，但写起传统的婉媚风格的词，却也十分得心应手。如著名的《摸鱼儿·淳熙己亥……》，上阕写惜春，下阕写宫怨，借一个女子的口吻，把一种落寞怅惘的心情一层层地写得十分曲折委婉、回肠荡气，用笔极为细腻。他的许多描述乡村风光和农人生活的作品，又是那样朴素清丽、生机盎然。如《鹧鸪天》的下阕：
“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以及《西江月》的下阕：“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于简朴中见爽利老到，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境界。所以刘克庄《辛稼轩集序》说：“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这是比较全面也比较公允的评价。
辛弃疾和苏轼在词的语言技巧上都是有力的开拓者。前人说苏轼是以诗为词，辛弃疾是以文为词，这当然有些简单化，但确实也指出：到了辛弃疾手中，词的语言更加自由解放，变化无端，不复有规矩存在。在辛词中，有非常通俗稚拙的民间语言，如“些底事，误人那。不成真个不思家”（《鹧鸪天》），“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丑奴儿》），也有夹杂许多虚词语助的文言句式，如“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汉宫春》），“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有语气活跃的对话、自问自答乃至呼喝，如“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南乡子》），“杯，汝来前！”（《沁园春》）也有相当严整的对句，如“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破阵子》）
……。概括起来说，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语义流动连贯，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文人词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跳跃地连接句子构成整体意境的方式，在辛词中完全被打破了。但并不是说，辛弃疾的所谓“以文为词”不再有音乐性的节奏。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注意保持生动的语气的同时，他仍然能够用各种手段造成变化的节奏。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义联贯而下，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但却是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
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又一大特色，是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这本来很容易造成生硬艰涩的毛病，但是以辛弃疾的才力，却大多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浑成自然，或是别有妙趣，正如清人刘熙载《艺概》所说：“任古书中理语、廋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以《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篇为例，百余字的篇幅，叙及孙权、刘裕、刘义隆、拓跋焘、廉颇五个历史人物的事迹，而与作者所要表达的主观情感、意念丝丝入扣；不仅内涵极为丰厚，而且语气飞动，神情毕露，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
当然，辛弃疾的词时常也有过分散文化、议论太多，以及所谓“掉书袋”即用典用古语太多的毛病，但不管怎么说，他确实把词大大地改造了；他的词不仅是 “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而且是任何“意”和“事”都能表达得很自由很充分。这样，词的创作才完全摆脱了羁绊，进入了自由的境界。

刘虞字伯安，东海郯人也。祖父嘉，光禄勋。虞初举孝廉，稍迁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鲜卑、乌桓、夫余、秽貊之辈，皆随时朝贡，无敢扰边者，百姓歌悦之。公事去官。中平初，黄巾作乱，攻破冀州诸郡，拜虞甘陵相，绥抚荒余，以蔬俭率下。迁宗正。
后车骑将军张温讨贼边章等，发幽州乌桓三千突骑，而牢禀逋悬，皆叛还本国。前中山相张纯私谓前太山太守张举曰：“今乌桓既畔，皆愿为乱，凉州贼起，朝廷不能禁。又洛阳人妻生子两头，此汉祚衰尽，天下有两主之征也。子若与吾共率乌桓之众以起兵，庶几可定大业。”举因然之。四年，纯等遂与乌桓大人共连盟，攻蓟下，燔烧城郭，虏略百姓，杀护乌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等，众至十余万，屯肥如。举称“天子”，纯称“弥天将军安定王”，移书州郡，云举当代汉，告天子避位，敕公卿奉迎。纯又使乌桓峭王等步骑五万，入青、冀二州，攻破清河、平原，杀害吏民。朝廷虞威信素著。恩积北方，明年，复拜幽州牧。虞到蓟，罢省屯兵，务广恩信。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宽弘，开许善路。又设赏购举、纯。举、纯走出塞，余皆降散。纯为其客王政所杀，送首诣虞。灵帝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丘侯。
及董卓秉政，遣使者授虞大司马，进封襄贲侯。初平元年，复征代袁隗为太傅。道路隔塞，王命竟不得达。旧幽部应接荒外，资费甚广，岁常割青、冀赋调二亿有余，以给足之。时处处断绝，委输不至，而虞务存宽政，劝督农植，开上谷胡市之利，通渔阳盐铁之饶，民悦年登，谷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黄巾之难归虞者百余万口，皆收视温恤，为安立生业，流民皆忘其迁徙。虞虽为上公，天性节约，敝衣绳履，食无兼肉，远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归心焉。
初，诏令公孙瓒讨乌桓，受虞节度。瓒但务会徒众以自强大，而纵任部曲，颇侵扰百姓，而虞为政仁爱，念利民物，由是与瓒渐不相平。二年，冀州刺史韩馥、勃海太守袁绍及山东诸将议，以朝廷幼冲，逼于董卓，远隔关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长者，欲立为主。乃遣故乐浪太守张岐等赍议，上虞尊号。虞见岐等，厉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乱，主上蒙尘。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国耻。诸君各据州郡，宜共戮力，尽心王室，而反造逆谋，以相垢误邪！”固拒之。馥等又请虞领尚书事，承制封拜，复不听。遂收斩使人。于是选掾右北平田畴、从事鲜于银蒙险间行，奉使长安。献帝既思东归，见畴等大悦。时，虞子和为侍中，因此遣和潜从武关出，告虞将兵来迎。道由南阳，后将军袁术闻其状，遂质和，使报虞遣兵俱西。虞乃使数千骑就和奉迎天子，而术竟不遣之。
初，公孙瓒知术诈，固止虞遣兵，虞不从，瓒乃阴劝术执和，使夺其兵，自是与瓒仇怨益深。和寻得逃术还北，复为袁绍所留。瓒既累为绍所败，而犹攻之不已，虞患其默武，且虑得志不可复制，固不许行，而稍节其禀假。瓒怒，屡违节度，又复侵犯百姓。虞所赉赏典当胡夷，瓒数抄夺之。积不能禁，乃遣驿使奉章陈其暴掠之罪，瓒亦上虞禀粮不周，二奏交驰，互相非毁，朝廷依违而已。瓒乃筑京于蓟城以备虞。虞数请瓒，辄称病不应。虞乃密谋讨之，以告东曹掾右北平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领，以公为归，谋臣爪牙，不可无也。瓒文武才力足恃，虽有小恶，固宜容忍。”虞乃止。
顷之攸卒，而积忿不已。四年冬，遂自率诸屯兵从合十万人以攻瓒。将行，从事代郡程绪免胄而前曰：“公孙瓒虽有过恶，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晓使得改行，而兵起萧墙，非国之利。加胜败难保，不如驻兵，以武临之，瓒必悔祸谢罪，所谓不战而服人者也。”虞以绪临事沮议，遂斩之以徇。戒军士曰：“无伤余人，杀一伯珪而已。”时，州从事公孙纪者，瓒以同姓厚待遇之。纪知虞谋而夜告瓒。瓒时部曲放散在外，仓卒自惧不免，乃掘东城欲走。虞兵不习战，又爱人庐舍，敕不听焚烧，急攻围不下。瓒乃简募锐士数百人，因风纵火，直冲突之。虞遂大败，与官属北奔居庸县。瓒追攻之，三日城陷，遂执虞并妻、子还蓟，犹使领州文书。会天子遣使者段训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瓒前将军，封易侯，假节督幽、并、青、冀。瓒乃诬虞前与袁绍等欲称尊号，胁训斩虞于蓟市。先坐而咒曰：“若虞应为天子者，天当风雨以相救。”时，旱势炎盛，遂斩焉。传首京师，故吏尾敦于路劫虞首归葬之。瓒乃上训为幽州刺史。虞以恩厚得众，怀被北州，百姓流旧，莫不痛惜焉。
初，虞以俭素为操，冠敝不改，乃就补其穿。及遇害，瓒兵搜其内，而妻妾服罗纨，盛绮饰，时人以此疑之。和后从袁绍报瓒云。
公孙瓒字伯珪，辽西令支人也。家世二千石。瓒以母贱，遂为郡小吏。为人美姿貌，大音声，言事辩慧。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后从涿郡卢植学于缑氏山中，略见书传。举上计吏。太守刘君坐事槛车征，官法不听吏下亲近，瓒乃改容服，诈称侍卒，身执徒养，御车到洛阳。太守当徙日南，瓒具豚酒于北芒上，祭辞先人，酹觞祝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日南多瘴气，恐或不还，便当长辞坟茔。”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观者莫不叹息。既行，于道得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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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平市19321242111： 三国志刘虞出现在那个国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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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平市19321242111： 公孙瓒是北平太守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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