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岛由纪夫与川端康成作品的各自特点

作者&投稿:东郭畏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川端康成的创作思想和创作风格?~

川端康成文学的东方美
川端康成1899年生于大阪府三岛郡丰川村大字宿久庄,接近京都。康成“把京都王朝文学作为‘摇篮’的同时,也把京都自然的绿韵当作哺育自己的‘摇篮’”。祖辈原是个大户人家,被称为“村贵族”,事业失败后,将希望寄托在康成父亲荣吉的身上,让荣吉完成了东京医科学校的学业,挂牌行医,兼任大阪市一所医院的副院长。在康成一两岁时,父母因患肺结核病溘然长逝。祖父母便带康成回到阔别了十五年的故里,姐姐芳子则寄养在秋冈义一姨父家。康成由于先天不足,体质十分孱弱。两位老人对孙儿过分溺爱,担心他出门惹事,让他整天闭居在阴湿的农舍里。这位幼年的孤儿与外界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接触,“变成一个固执的扭曲了的人”,“把自己胆怯的心闭锁在一个渺小的躯壳里,为此而感到忧郁与苦恼”。直到上小学之前,他“除了祖父母之外,简直就不知道还存在着一个人世间”。

康成上小学后,不到三年内祖母和姐姐又相继弃他而去,从此他与年迈的祖父相依为命。祖父眼瞎耳背,终日一人孤寂地呆坐在病榻上落泪,并常对康成说:咱们是“哭着过日子的啊”!这在康成幼稚的心灵投下了寂寞的暗影。康成的孤儿体验,由于失去祖父而达到了极点。

对康成来说,他接连为亲人奔丧,参加了无数的葬礼,人们戏称他是“参加葬礼的名人”。他的童年没有感受到人间的温暖,相反地渗入了深刻的无法克服的忧郁、悲哀因素,内心不断涌现对人生的虚幻感和对死亡的恐惧感。这种畸形的家境、寂寞的生活,是形成川端康成比较孤僻、内向的性格和气质的重要原因。这便促使他早早闯入说林书海。小学图书馆的藏书,他一本也不遗漏地统统借阅过。这时候,他开始对文学产生了憧憬。

1913年,川端升入大阪府立茨木中学,仍孜孜不倦地埋头于文学书堆里,开始接触到一些名家名作。他从不间断地做笔记,把作品中的精彩描写都详尽地记录下来。他的国文学和汉文学成绩最佳,他的作文在班上是首屈一指的。1914年5月,祖父病重后,他守候在祖父病榻旁,诵读《源氏物语》那些感时伤事的、带上哀调的词句,以此驱遣自己,溺于感伤,并且决心把祖父弥留之际的情景纪录下来,于是写起了《十六岁的日记》。这篇《十六岁的日记》既是康成痛苦的现实的写生,又是洋溢在冷酷的现实内里的诗情,在此也显露了康成的创作才华的端倪。秋天,他就把过去所写的诗文稿装订成册,称《第一谷堂集》、《第二谷堂集》,前者主要收入他的新体诗三十二篇,后者是中小学的作文。从这里可以看出,少年的康成开始具有文人的意识,已经萌发了最初的写作欲望。

这时候起,川端立志当小说家,开始把一些俳句、小小说投寄刊物,起初未被采用。到了1915年夏季,《文章世界》才刊登了他的几首俳句。从此他更加广泛地涉猎世界和日本的古今名着。他对《源氏物语》虽不甚解其意,只朗读字音,欣赏着文章的优美的抒情调子,然已深深地为其文体和韵律所吸引。这一经历,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之后他从事写作时,少年时代那种如歌一般的旋律,仍然回荡在他的心间。

1916年第一次在茨木小报《京阪新闻》上发表了四五首和歌和九篇杂感文,同年又在大阪《团栾》杂志上发表了《肩扛老师的灵柩》。这一年,他还经常给《文章世界》写小品、掌篇即微型小说。《文章世界》举办投票选举“十二秀才”,川端康成名列第十一位。对于立志当作家的少年来说,这是很值得纪念的一年。

川端康成1917年3月于茨木中学毕业后,考取第一高等学校,到了东京,开始直接接触日本文坛的现状和“白桦派”、“新思潮派”的作家和作品,以及正在流行的俄罗斯文学,这使他顿开眼界。他在中学《校友会杂志》1919年6月号上,发表了第一篇习作《千代》,以淡淡的笔触,描写了他同三个同名的千代姑娘的爱恋故事。

事实上,川端成人之后,一连接触过四位名叫千代的女性,对她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感情。其中对伊豆的舞女千代和歧阜的千代,激起过巨大的感情波澜。

伊豆舞女千代是川端上一高后到伊豆半岛旅行途中邂逅的。他第一次得到舞女的平等对待,并说他是个好人,便对她油然产生了纯洁的友情;同样地,受人歧视和凌辱的舞女遇到这样友善的学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自己,自然也激起了感情的涟漪。他们彼此建立了真挚的、诚实的友情,还彼此流露了淡淡的爱。从此以后,这位美丽的舞女,“就像一颗彗星的尾巴,一直在我的记忆中不停地闪流”。

歧阜的千代,原名伊藤初代,是川端刚上大学在东京一家咖啡馆里相识、相恋的,不久他们订了婚。后来不知为何缘故,女方以发生了“非常”的情况为由,撕毁了婚约。他遭到了人所不可理解的背叛,很艰难地支撑着自己,心灵上留下了久久未能愈合的伤痕。从此产生了一种胆怯和自卑,再也不敢向女性坦然倾吐自己的爱心,而且陷入自我压抑、窒息和扭曲之中,变得更加孤僻和相信天命。

1920年7月至1924年3月大学时代,川端为了向当时文坛挑战,改革和更新文艺,与爱好文学的同学复刊《新思潮》(第六次),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招魂节一景》,描写马戏团女演员的悲苦生活,比较成功。川端康成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文艺年鉴》上,标志着这位文学青年正式登上了文坛。

川端发表了《招魂节一景》以后,由于恋爱生活的失意,经常怀着忧郁的心情到伊豆汤岛,写了未定稿的《汤岛的回忆》。1923年1月《文艺春秋》杂志创刊后,他为了诉说和发泄自己心头的积郁,又为杂志写出短篇小说《林金花的忧郁》和《参加葬礼的名人》。与此同时,他在爱与怨的交织下,以他的恋爱生活的体验,写了《非常》、《南方的火》、《处女作作祟》等一系列小说,有的是以其恋爱的事件为素材直接写就,有的则加以虚构化。川端这一阶段的创作,归纳起来,主要是描写孤儿的生活,表现对已故亲人的深切怀念与哀思,以及描写自己的爱情波折,叙述自己失意的烦恼和哀怨。这些小说构成川端康成早期作品群的一个鲜明的特征。这些作品所表现的感伤与悲哀的调子,以及难以排解的寂寞和忧郁的心绪,贯穿着他的整个创作生涯,成为他的作品的主要基调。川端本人也说:“这种孤儿的悲哀成为我的处女作的潜流”,“说不定还是我全部作品、全部生涯的潜流吧”。大学时代,川端康成除了写小说之外,更多的是写文学评论和文艺时评,这成为他早期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24年大学毕业后,川端与横光利一等发起了新感觉派文学运动,并发表了著名论文《新进作家的新倾向解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起引了指导新感觉派作家的创作方法和运动方向的作用。但在创作实践方面,他并无多大的建树,只写了《梅花的雄蕊》、《浅草红团》等少数几篇具有某些新感觉派特色的作品,他甚至被评论家认为是“新感觉派集团中的异端分子”。后来他自己也公开表明他不愿意成为他们的同路人,决心走自己独特的文学道路。他的成名作《伊豆的舞女》就是试图在艺术上开辟一条新路,在吸收西方文学新的感受性的基础上,对力求保持日本文学的传统色彩作了新的尝试。

川端从新感觉主义转向新心理主义,又从意识流的创作手法上寻找自己的出路。他首先试写了《针、玻璃和雾》、《水晶幻想》(1931),企图在创作方法上摆脱新感觉派的手法,引进乔伊斯的意识流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从而成为日本文坛最早出现的新心理主义的作品之一。在运用意识流手法上,《水晶幻想》比《针、玻璃和雾》更趋于娴熟,故事描写了一个石女通过梳妆台的三面镜,幻影出她那位研究优生学的丈夫,用一只雄狗同一只不育的母狗交配,引起自己产生对性的幻想和对生殖的强烈意识,流露出一种丑陋的呻吟。在创作手法上采取“内心独白”的描写,交织着幻想和自由联想,在思想内容上明显地表现出西方文学的颓废倾向。

翌年,川端康成转向另一极端,无批判地运用佛教的轮回思想写了《抒情歌》,借助同死人的心灵对话的形式,描绘一个被人抛弃了的女人,呼唤一个死去的男人,来诉说自己的衷情,充满了东方神秘主义的色彩。这种“心灵交感”的佛教式的思考与虚无色彩,也贯穿在他的《慰灵歌》之中。

川端康成的这段探索性的创作道路表明,他起初没有深入认识西方文学问题,只凭借自己敏锐的感觉,盲目醉心于借鉴西方现代派,即单纯横向移植。其后自觉到此路不通,又全盘否定西方现代派文学而完全倾向日本传统主义,不加分析地全盘继承日本化了的佛教哲理,尤其是轮回思想,即单纯纵向承传。最后开始在两种极端的对立中整理自己的文学理路,产生了对传统文学也对西方文学批判的冲动和自觉的认识。这时候,他深入探索日本传统的底蕴,以及西方文学的人文理想主义的内涵,并摸索着实现两者在作品内在的协调,最后以传统为根基,吸收西方文学的技巧和表述方法。即使吸收西方文学思想和理念,也开始注意日本化。《雪国》就是在这种对东西方文学的比较和交流的思考中诞生的。





归纳来说,川端文学的成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意识的融合,表现了人文理想主义精神、现代人的理智和感觉,同时导入深层心理的分析,融会贯通日本式的写实主义和东方式的精神主义。二是传统的自然描写与现代的心理刻画的融合,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和乔伊斯的意识流,深入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又把自身与自然合一,把自然契入人物的意识流中,起到了“融合物我”的作用,从而表现了假托在自然之上的人物感情世界。三是传统的工整性与意识流的飞跃性的融合,根据现代的深层心理学原理,扩大联想与回忆的范围,同时用传统的坚实、严谨和工整的结构加以制约,使两者保持和谐。这三者的融合使传统更加深化,从而形成其文学的基本特征。

川端康成的美学思想是建立在东方美、日本美的基础上,与他对东方和日本的传统的热烈执着是一脉相通的,其美学基本是传统的物哀、风雅与幽玄。

川端文学的美的“物哀”色彩是继承平安朝以《源氏物语》为中心形成的物哀精神,往往包含着悲哀与同情的意味。即不仅是作为悲哀、悲伤、悲惨的解释,而且还包含哀怜、怜悯、感动、感慨、同情、壮美的意思。他对物哀这种完整的理解,便成为其美学的基本原则,它在川端的审美对象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他经常强调,“平安朝的风雅、物哀成为日本美的源流”,“‘悲哀’这个词同美是相通的”。他的作品中的“悲哀”,就大多数表现了悲哀与同情,朴素、深切而感动地表露了对渺小人物的赞赏、亲爱、同情、怜悯和哀伤的心情,而这种感情又是通过咏叹的方法表达出来的。即他以客体的悲哀感情和主体的同情衷感,赋予众多善良的下层女性人物的悲剧情调,造成了感人的美的艺术形象。作家常常把她们的悲哀同纯真、朴实联系在一起,表现了最鲜明的最柔和的女性美。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少女的悲哀是非常真实的,没有一点虚伪的成分。这种美,有时表面上装饰得十分优美、风雅,甚或风流,内在却蕴藏着更多更大的悲伤的哀叹,带着深沉而纤细的悲哀性格,交织着女性对自己悲惨境遇的悲怨。作家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暧昧对象和自己的距离,将自己的同情、哀怜融化在对象的悲哀、悲叹的朦胧意识之中,呈现出一种似是哀怜的感伤状态。可以说,这种同情的哀感是从作家对下层少女们的爱悯之心产生的,是人的一种最纯洁的感情的自然流露。《源氏物语》所体现的“物哀”“风雅”成了川端文学的美的源流。

尽管川端受《源氏物语》的“物哀”精神的影响,多从衷感出发,但并非全依靠悲哀与同情这样的感情因素的作用,也有的是由于伦理的力量所引起的冲突结果导致悲剧。他塑造的某些人物,在新旧事物、新旧道德和新旧思想的冲突中酝酿成悲剧性的结局,他们一方面带上悲哀的色彩,一方面又含有壮美的成分,展现了人物的心灵美、情操美、精神美,乃至死亡的美。这种“悲哀”本身融化了日本式的安慰和解救。他笔下的一些悲剧人物都表现了他们与家庭、与道德,乃至与社会的矛盾冲突,这种悲壮美的成分,自然而然地引起人们的同情与哀怜。川端的这种审美意识,不是全然抹煞理性的内容,它还是有一定社会功能和伦理作用的,这说明作家对社会生活也不乏把握的能力。这是川端康成美学的不可忽视的一种倾向。

当然,有时川端康成也将“物”和“哀”分割出来,偏重于“哀”,而将“物”的面影模糊,着意夸大“哀”的一面,越来越把“哀”作为审美的主体。他让他的悲剧人物,多半束缚在对个人的境遇、情感的哀伤悲叹,沉溺在内心矛盾的纠葛之中,过分追求悲剧的压抑的效果,调子是低沉、悲悯的。特别是着力渲染“风雅”所包含的风流、好色和唯美的属性,并夸张审美感受中的这种感情因素,把它作为美感的本质,乃至是美的创造。因而他往往将非道德的行为与悲哀的感情融合,超越伦理的框架,颂扬本能的情欲。在他的作品中,《源氏物语》所表现的王朝贵族那种冷艳美的官能性色彩是很浓厚的。川端的这种审美意识,决不单纯是个人的感觉问题,也是时代所支配的美学意识,它具体反映了战后这个时代的社会困惑、迷惘以及沉沦的世态。作家将这种日本的“悲哀”、时代的“悲哀”,同自己的“悲哀”融合在一起,追求一种“悲哀美”“灭亡美”。尤其在西方“悲观哲学”“神秘主义”的冲击下,川端在这种日本美学传统的思想中,找到了自己的根据,从而也找到了东西方世纪末思想的汇合点。这明显地带有颓废的情调。

川端继承日本古典传统的“物哀”,又渗透着佛教禅宗的影响力,以“生—灭—生”的公式为中心的无常思想的影响力,在美的意识上重视幽玄、无常感和虚无的理念,构成川端康成美学的另一特征。

川端康成深受佛教禅宗的影响,他本人也说:“我是在强烈的佛教气氛中成长的”,“那古老的佛法的儿歌和我的心也是相通的”,“佛教的各种经文是无与伦比的可贵的抒情诗”。他认为汲取宗教的精神,也是今天需要继承的传统。他向来把“轮回转世”看做“是阐明宇宙神秘的唯一钥匙,是人类具有的各种思想中最美的思想之一”。所以,在审美意识上,他非常重视佛教禅宗的“幽玄”的理念,使“物哀”加强了冷艳的因素,比起“物”来,更重视“心”的表现,以寻求闲寂的内省世界,保持着一种超脱的心灵境界。但这不是强化宗教性的色彩,而是一种纯粹精神主义的审美意识。

因此,川端美学的形成,与禅宗的“幽玄”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具体表现在其审美的情趣是抽象的玄思,包含着神秘、余情和冷艳三个要素。首先崇尚“无”,在穷极的“无”中凝视无常世界的实相。他所崇尚的“无”,或曰“空”,不是完全等同于西方虚无主义经常提出的主张,即指什么都没有的状态,而是以为“无”是最大的“有”,“无”是产生“有”的精神本质,是所有生命的源泉。所以他的出世、消极退避、避弃现世也不完全是否定生命,毋宁说对自然生命是抱着爱惜的态度。他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轮回转世的教诲交织出的童话故事般的梦境更丰富多彩。”所以,川端以为艺术的虚幻不是虚无,是来源于“有”,而不是“无”。

从这种观点出发,他认为轮回转世,就是“生死不灭”,人死灵魂不灭,生即死,死即生,为了要否定死,就不能不肯定死;也就是把生和死总括起来感受。他认为生存与虚无都具有意义,他没有把死视作终点,而是把死作为起点。从审美角度来说,他以为死是最高的艺术,是美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艺术的极致就是死灭。他的审美情趣是同死亡联系着,他几近三分之一强的作品是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作家将美看做只存在于空虚之中,只存在于幻觉之中,在现实世界是不存在的。也许是青少年时期在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形成过程中接触的死亡实在是太多,他在日常生活中“也嗅到死亡的气息”,产生了一种对死亡的恐惧感,更觉得生是在死的包围中,死是生的延伸,生命是无常的,似乎“生去死来都是幻”。因而他更加着力从幻觉、想象中追求“妖艳的美的生命”,“自己死了仿佛就有一种死灭的美”。在作家看来,生命从衰微到死亡,是一种“死亡的美”,从这种“物”的死灭才更深地体会到“心”的深邃。就是在“无”中充满了“心”,在“无”表现中以心传心,这是一种纯粹精神主义的美。因此,他常常保持一种超脱的心灵境界,以寻求“顿悟成佛”,寻求“西方净土的永生”,“在文艺殿堂中找到解决人的不灭之法,而超越于死”,从宗教信仰中寻找自己的课题。川端小说的情凋,也是基于这种玄虚,给予人们的审美效果多是人生的空幻感。他说过:“我相信东方的古典,尤其佛典是世界最大的文学。我不把经典当作宗教的教义,而是当作文学的幻想来敬重。”可见他的美学思想受到佛教禅宗的生死玄谈的影响是很深的。但他毕竟是把它作为“文学的幻想”,而不是“宗教的教义”,尽情地让它在“文艺的殿堂”中邀游。

由此可以说,“空、虚、否定之肯定”,贯穿了川端的美学意识,他不仅为禅宗诗僧一休宗纯的“入佛教易、进魔界难”的名句所感动,并以此说明“追求真善美的艺术家对‘进魔界难’的心情:既想进入而又害怕,只好求助于神灵的保佑”;同时他非常欣赏泰戈尔的思想:“灵魂的永远自由,存在于爱之中;伟大的东西,存在于细微之中;无限是从形态的羁绊中发现的。”从《十六岁的日记》、《参加葬礼的名人》,到《抒情歌》、《禽兽》、《临终的眼》等,都把焦点放在佛教“轮回转世”的中心思想——“生—灭—生”的问题上,企图通过“魔界”而达到“佛界”。与此相辅相成的,是这种宗教意识,其中包括忠诚的爱与同情,有时依托于心灵,有时依托于爱,似乎“文学中的优美的怜悯之情,大都是玄虚的。少女们从这种玄虚中培植了悲伤的感情”。在他的审美感受中,自然最善于捕捉少女的细微的衷感变化,没入想象和幻想之中,造成以佛教无常美感为中心的典型的“悲哀美”。他的作品也自然更多地注意冷艳、幽玄和风韵,有意识地增加幻觉感,以及纤细的哀愁和象征;还常常把非理性贯彻在日常生活、常伦感情中而作出抽象的玄思。正是这种宗教意识的影响和潜隐,形成川端的“爱”的哲学和“幽玄”的审美情趣,它既偏重微妙的、玄虚的,而又以冷艳为基础,带有东方神秘主义的色彩。

川端美学的依据,不是理性,而是非理性。他以感觉、感受去把握美,认为美就是感觉的完美性。而且常常把感性和理性割裂和对立起来,把创作活动视作纯个人的主观感受和自我意识的表现,孤立绝缘的心灵独白,以为主观的美是经过“心”的创造,然后借助“物”来表现的。这与禅宗的中道精神是相通的。由此他特别强调“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将“空”“色”的矛盾对立包容在“心”之中,可谓“心中万般有”。所以他的小说作为矛盾结构,更多的是对立面之间的渗透和协调,而不是对立面的排斥和冲突,包括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生与死等等都是同时共存,包容在一个绝对的矛盾中,然后净化假丑恶,使之升华为美,最终不接触矛盾的实际,一味追求精神上的超现实的境界。对他来说,实际生活就像陌生的隔绝的“彼岸”世界,最后不得不走上调和折衷的道路。这是川端康成审美情趣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于川端的“幽玄”的审美情趣,如果剥去其禅宗“幽玄”的宗教色彩的外衣,也可以看出其“若隐若现、欲露不露”的朦胧意识的合理强调和巧妙运用。他按照这种审美情趣,着力在艺术上发掘它的内在气韵,造成他的小说色调之清新、淡雅,意境之朦胧、玄妙,形象之细腻、纤柔,表现之空灵、含蓄和平淡,富有余韵余情,别有一种古雅温柔的诗情,让人明显地感到一种“幽玄”的美。

从审美情趣来说,川端康成很少注意社会生活中的美的问题;就是涉及社会生活中的美,也多属于诗情画意、优美典雅的日常生活,比如纯洁朴实的爱情的美。他更多的是崇尚自然事物的美,即自然美。在审美意识中,特别重视自然美的主观感情和意识作用,他说过:“看到雪的美,看到月的美,也就是四季时节的美而有所省悟时,当自己由于那种美而获得幸福时,就会热烈地想念自己的知心朋友,但愿他们共同分享这份快乐。”这就是他所说的:“由于自然美的感动,强烈地诱发出对人的怀念的感情”;“以‘雪、月、花’几个字来表现四季时令变化的美,在日本这是包含着山川草木,宇宙万物,大自然的一切,以至人的感情的美,是有其传统的”。他强调的不仅要表现自然的形式美,而且重在自然的心灵美。

在《我在美丽的日本》一文中,他通过道元、明惠、良宽、西行、一休等禅僧的诗作,去探索日本传统自然观的根底。他引用明惠的“冬月拨云相伴随,更怜风雪浸月身”和“山头月落我随前,夜夜愿陪尔共眠”“心境无边光灿灿,明月疑我是蟾光”的诗句,来说明他的“心与月亮之间,微妙地相互呼应,交织一起而吟咏出来的”,“具有心灵的美和同情体贴”。他“以月为伴”“与月相亲”,“亲密到把看月的我变为月,被我看的月亮为我,而没入大自然之中,同大自然融为一体”,甚至将自己“‘清澈的心境’的光,误认为是月亮本身的光了”。这种“看月亮为我”的心物融合,可谓达到了“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境界。

从这种自然美学观出发,川端在描写一般的、日常的、普通的自然景象时,经常是采用白描的手法;而描绘对象、事物、情节时,则更为具体、细致、纤巧,并抹上更浓重更细腻的主观感情色调。他写自然事物,不重外在形式的美,而重内在的气韵,努力对自然事物进行把握,在内在气韵上发现自然事物的美的存在。

川端审视自然事物之美,首先表现在对季节的敏锐的感觉。他的一些小说,是以季节为题,比如《古都》的“春花”“秋色”“深秋的姐妹”“冬天的花”,《舞姬》的“冬的湖”,《山音》的“冬樱”“春钟”“秋鱼”等等,写了对四季自然的感受,忠实再现四季自然本身的美。而且以四季自然美为背景,将人物、情绪、生活感情等融入自然环境之中,同自然事物之美交融在一起,以一种自然的灵气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气氛,将人物的思想感情突现出来,形成情景交融的优美的意境,使物我难分,物我如一,将自然美升华为艺术美,加强了艺术的审美因素。

对自然事物的美,川端不限于客观再现自然事物的美,也不限于与人的生活思想感情发生联系,而且还与民族精神文化发生联系,使自然事物充满着人的灵气。这种灵气不是指客体自然事物,而是指主观的心绪、情感和观念,自然只不过是通过笔墨借以表达这种灵气罢了。譬如《千只鹤》中的茶道、《名人》中的棋道等就是与人的心灵息息相通,与传统的文化精神息息相通,蕴含着人的复杂的感情和起伏的意绪。川端康成积极发掘传统文化的情韵之美,追求在这种美中传达出人的主观精神境界和气韵,形成他的审美情趣所独具的个性。

回顾川端康成创作的全过程,他是从追求西方新潮开始,到回归传统,在东西方文化结合的坐标轴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了运用民族的审美习惯,挖掘日本文化最深层的东西和西方文化最广泛的东西,并使之汇合,形成了川端康成文学之美。也就是说,他适时地把握了西方文学的现代意识和技巧,同时又重估了日本传统的价值和现代意义,调适传统与现代的纷繁复杂的关系,使之从对立走向调和与融合,从而使川端文学既具有特殊性、民族性,又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的意义。用川端本人的话来说,“既是日本的,也是东方的,同时又是西方的”。可以说,川端康成这种创造性的影响超出了日本的范围,也不仅限于艺术性方面,这一点对促进人们重新审视东方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启示性。可以说,他为日本文学的发展,为东西方文学的交流,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68年诺贝尔基金会为了表彰他以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小说技巧,表现了日本人的内心精华而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

三岛由纪夫评论川端康成时写了一段话,它不仅对于认识川端文学,而且对于了解日本近现代文学发展内在的规律性和外在的必然性具有普遍的意义,现抄录如下:

“生于日本的艺术家,被迫对日本文化不断地进行批判,从东西方文化的混淆中清理出真正属于自己风土和本能的东西,只有在这方面取得切实成果的人才是成功的。当然,由于我们是日本人,我们所创造的艺术形象,越是贴近日本,成功的可能性越大。这不能单纯地用回归日本、回归东洋来说明,因为这与每个作家的本能和禀赋有关。凡是想贴近西洋的,大多不能取得成功。”(《川端康成的东洋与西洋》)

以上是专业人士的评论拉,我替你找的,本人对康氏的是,唯美,清新,纤细!呵呵
采我答案哦.

三岛由纪夫
被称为"日本的海明威"代表作有:镜子之家 禁色 潮骚 萨德侯爵夫人等

曾三度入围诺贝尔文学奖,1970年11月三岛由纪夫煽动军队组织武装政变失败,切腹自杀。

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是日本著名作家,196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68年,以《雪国》、《古都》、《千只鹤》三部代表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文学院常务理事、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斯特林致授奖辞。
文学方面,三岛由纪夫成就更大些。

川端康成的文学创作与日本的传统文化相联系。在文化底蕴深厚的日本,形成了以“浪漫的物哀、幽玄、风雅”三者相通的传统文化精神。

三岛由纪夫文学不同于一般的日本文学,在作品中少有哀伤的阴柔美却有一种强烈的冲击力带给人心灵上的震颤和情感的激荡。这正是因为三岛由纪夫常带着一种逆反和冒险的精神来演绎相反相对的概念和思想。在他的作品中经常会出现一些二律背反的公式,如美与恶,爱与丑,优雅与暴烈,青春与老朽,诚实与伪善,希望与破灭,均衡与破坏等等,令人感受到三岛无处不在的矛盾性。

三岛由纪夫 (日本当代作家、记者、电影制作人、演员)

三岛由纪夫(Yukio Mishima,1925年1月14日 - 1970年11月25日),原名平冈公威,出生于日本东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是日本当代小说家、剧作家、记者、电影制作人和电影演员。主要作品有《金阁寺》、《鹿鸣馆》《丰饶之海》等。

1925年,三岛由纪夫出生于日本东京,6岁时进入学习院初等科,1938年在学习院杂志上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酸模》。16岁,他以三岛由纪夫的笔名在杂志上连载中篇小说《花儿怒放的森林》。1944年,毕业于学习院高等科,由于成绩优异,天皇曾亲手奖赏给他一块银表。同年10月正式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次年2月应征入伍,但因军医检查有误,当天就被遣送回乡。1946年6月,经川端康成推荐,三岛在《人间》杂志上发表小说《烟草》,遂登上文坛。1946年,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大藏省银行局,不出一年就辞职,从此专门从事文学创作。1949年出版长篇小说《假面自白》,文坛地位确立。1970年11月25日写完《丰饶之海》第四卷《天上五衰》后自杀。

他一生著有21部长篇小说,80余篇短篇小说,33个剧本,以及大量的散文。其中有10部曾被改编成电影,36部被搬上舞台,7部得过各种文学奖。他是著作被翻译成英文等外语版本最多的日本当代作家。

创作特点

作品主题

三岛由纪夫文学不同于一般的日本文学,在作品中少有哀伤的阴柔美却有一种强烈的冲击力带给人心灵上的震颤和情感的激荡。这正是因为三岛由纪夫常带着一种逆反和冒险的精神来演绎相反相对的概念和思想。在他的作品中经常会出现一些二律背反的公式,如美与恶,爱与丑,优雅与暴烈,青春与老朽,诚实与伪善,希望与破灭,均衡与破坏等等,令人感受到三岛无处不在的矛盾性。

爱情是人类最美好圣洁的感情之一,也是文学中永恒的创作主题。在三岛的文学世界中,鲜有浪漫和甜蜜的恋爱,而是多描写了情爱中的困扰、无奈、焦虑。他笔下的爱情,有两类尤其突出,一类是描写绚烂诡异的变态爱情,或者是继承了日本文学中的男色美和同性恋模式;或者是反映现实中混乱的婚外恋等。另一类是描写在理想国度里,通透纯洁的爱情。三岛由纪夫在作品中,通过人物的心情感受、情绪变化、内心独白等强烈的感受性展示二战后人们卑微低俗的追求官能上的快感。从他的文学世界里,看到了繁杂颓废的世态,变异的爱情象征着社会的混乱和无秩序,是现实的人间之爱;而纯洁、唯美的爱情寄托着三岛对美好真情的期待,是虚幻的理想之爱。

三岛对战后的日本充满了失望,所谓的文明侵蚀了传统的美好。社会上的腐败、荒诞与衰落让三岛从中叩问并引发深思,压抑的现实总是压抑着人性,文明的发展反而使人的生命本能不断衰退。三岛对人爱欲的描写也是他试图超越现实原则的一种尝试和突围。他的作品中不管是混乱现实中的畸形爱情还是理想世界中的唯美爱情,都表达了三岛从绝望中追逐美好爱情的希望,从腐臭中找寻清新的空气,达到对现实的反思和对抗。

艺术特色

三岛非常热烈地表现对生的欲求和男性的肉体体美。他说:“人的生的本能在或生或死的情况下,当然是执著生。”他将生、活力和健康作为自己的美学使命,并通过肉体美表现出来。他认为,肉体比精神更具有存在的价值。但他与其他日本作家不同,不太着墨表现女性美,而是更多地憧憬男性的肉体美,并将其提升和艺术化,形成他的冲突美的一个方面—青春的生命是美的。

三岛对生的欲求,首先是通过男性突出的肉体美来表现的,健美的体魄是青春活力的体现。三岛认为男性美是雕刻性的,男性的阳刚之美,是活力、进取、献身精神的体现。这种思想,使他在其作品中塑造了一大批具有健美体魄的男性。

三岛由纪夫的作品在充溢青春、生命力旋动的同时,也回荡着一股死亡之气,他的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涉及死亡。死亡意识简直是一个巨大的、无法逃避的阴影,贯穿三岛的创作生涯。对于三岛来说,死不代表恐惧,而是一种美丽的、使人向往的东西。他的作品中的死与青春、活力结合在一起散发出一种诱人的、奇异的色彩。与众不同的死亡意象构成了他怪异美学的一部分。

在死亡的美中,三岛以为美的极至是完美的男性肉体的死亡。他欣赏美的肉体被毁坏的瞬间美。从《假面自白》中的塞巴斯蒂昂殉教之美到《丰饶之海》中阿勋的武士之举,再到三岛白身的切腹死谏,无不体现了三岛这种极至之美的美学观。

 川端康成(かわばた やすなり,1899-1972),日本文学界“泰斗级”人物,新感觉派作家,著名小说家。1968年以《雪国》、《古都》、《千只鹤》三部代表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继泰戈尔和约瑟夫·阿格农之后亚洲第三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

1899年6月14日生于大阪。毕业于东京大学。幼年父母双亡,其后姐姐和祖父母又陆续病故,他被称为“参加葬礼的名人”。一生多旅行,心情苦闷忧郁,逐渐形成了感伤与孤独的性格,这种内心的痛苦与悲哀成为后来川端康成的文学底色。他一生创作小说100多篇,中短篇多于长篇。作品富抒情性,追求人生升华的美,并深受佛教思想和虚无主义影响。川端康成善于用意识流写法展示人物内心世界。因写《伊豆舞女》而成名。

川端康成的名字早已记录在菊池奖(1944)、艺术院奖(1952)、野间文艺奖(1954)、每日出版文化奖(1961)的花名册上。1953年被选为日本文学艺术最高的荣誉机关——艺术院的会员。1961年,日本政府即“以独自的样式和浓重的感情,描写了日本美的象征,完成了前人没有过的创造”,授予他最高的奖赏——第21届文化勋章,成为日本文化功臣。1957年,获西德政府颁发的“歌德金牌”。1960年获法国政府授予的艺术文化勋章。

1972年4月16日,川端康成突然采取口含煤气管的自杀方式离开了人世,未留下只字遗书。他早在1962年就说过:“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的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

写作特点

主题

爱情,一直是文学的永恒主题,川端康成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描绘了爱情,但他的爱情主题与传统的爱情主题有很大不同。川端既不偏重爱情的缠绵悱恻和欢乐气氛,也不侧重爱情的生离死别和悲剧结局,而是表现一种轻淡、感伤的爱情。如《伊豆的舞女》中“我”和阿薰自始至终没有向对方倾吐过一句爱慕之情的话,而彼此对对方的感情又都处于似察觉非察觉之间,这样的恋情,只是一种心心相印、不见言表的情愫,既没有狂热的海誓山盟,也没有心醉神迷的情话喁喁,没有冲动,没有骚怨,更没有断肠的痛苦,一切言行都是那么淡泊、含蓄。《古都》里,秀男与千重子、苗子,千重子同真一、龙助的爱情也十分纯真而淡泊,他们之间并没有因爱情而产生复杂的纠葛,一切都是那么平平淡淡地发生和结束,给人留下无穷的韵味。

死亡,也是文学常表达的主题之一。由于川端自幼目睹了太多的死亡,所以在作品中总是不自觉地表现它。但他描写的死亡与其他作家不同,大多数作家是把死亡当作故事的终结,而川端却把死亡当作故事的起点来写的,“据统计,第一次全集中有34篇作品在开头五行里含有死或与死直接相关的话,占全集作品的三成”。《白色的望月》、《水月》及《山之音》等后期作品,一开始就在疾病或垂暮的人生氛围中透露出死的信息。更独特的是,川端认为死亡是最高的艺术,是美的一种表现,所以他在作品中完全把死亡描写成绝美的意境。如《雪国》里叶子的死,是“内在生命在变形,在转变成另一种东西”,是生命的延续,《千鹤》中太田夫人死后,菊治和文子都感到她似乎更美,真正是“美的化身”。

虚无与悲观,是现代派文学的主题。川端自称“受到西洋现代文学洗礼”,在小说中也表现了悲观与虚无的主题,但他所表现的悲观与虚无,与前者有很大不同,西方现代派小说中表现出的虚无与悲观,是以价值观念的空缺和自我意识的破灭为主要特征的,而川端的虚无与悲观却不是以现实生活条件的荒诞为前提,也不表现为价值观念的空缺和自我意识的破灭,而是通过非现实的、抽象的环境,来表现人生无常,灭我为无即是解脱的思想,它与川端的禅宗意识有很大的关联。

人物

川端康成笔下的人物从群体上考察,在小说中所形成的空间范围较小,但就人物个体来说,所占的空间范围又很大。他的小说大都写男女主人公的恋爱生活。他不太注意主人公的种种社会关系,因而与主人公相关的众多人物都被作家艺术地简化掉了,这样,小说中往往形成几个主要人物的活动,显得笔墨洗练,人物性格、情感变化更丰富。

他的短篇名作《伊豆的舞女》写一个20岁的高中生“我”感到人生孤寂,独自去伊豆旅行,路上遇到一群巡回演出的江湖艺人,便同他们结伴而行。他们心地善良,人情纯朴,使“我”感到温暖,“我”便与那个天真未凿、烂漫可爱的小舞女之间隐然萌发一种初恋之情。四天后,同那班艺人分手时,“我”那郁结的情怀早已苏解,在甜蜜愉快的感觉中,无端地洒下一把沁人心脾的泪水。小说对“我”的家庭情况及孤寂的因由未作过多的交待,对那班艺人情况也只是简笔勾勒,而主要以含蓄的笔墨凸现了“我”与舞女的心理变化及情感交流过程,小说中的人物就是舞女与学生。《重逢》描绘一对情人在战乱之后相逢,产生悲喜交集的复杂情感。《水月》写一对新婚夫妇,丈夫被征入伍,战后带病复员,不久死去,妻子改嫁,但仍对前夫怀有眷恋之情。《名人》只有秀哉名人和大竹七段两个人物,小说“虽然以观战记的写实性,也写了棋局的气氛和环境,但主要是写人、写人生命运,而不是单单写棋,他突出地展示了秀哉名人在对局过程中所表现的美好的心灵”。最典型的是小说《禽兽》,写主人公被恋人抛弃,独自和禽兽一起生活,通过细心的观察,觉得它们并不薄情,对它们产生了爱,人物只有一个。代表作《雪国》虽然写了岛村、行男、驹子、叶子等一系列人物,但也没把重点放在人物的社会关系上。小说对岛村原来生活的世界及有关人物只是侧面提及,对驹子与叶子、驹子与行男、叶子与行男的关系也作了模糊处理,而把重点放在对驹子形象的刻画上。这一点川端康成自己曾作过说明:“我认为与其以岛村为中心把驹子和叶子放在两边,仿佛不如以驹子为中心把岛村和叶子放在两边好。对处在两边的岛村和叶子,我采用了不同的写法,但哪个都没写明白。”这既体现了川端康成对人物群体空间处理的美学原则,又达到了含蓄丰厚的艺术效果,留下了令人深思的艺术空白。

总之,川端康成在他的一些主要作品中保持了一贯的抒情、孤独与寂寞的格调。由于省去和简化了与主人公相关的其他许多次要人物,便腾出了大量篇幅对主人公的心灵情感世界进行酣畅淋漓的表现。在川端康成笔下的恋人里,男主人公大都是忧郁型的,敏感、孤独、感伤而略带躁急,尤其是主人公处于情感危机和精神变异之中时,更显出骚动不安的情绪,如《伊豆的舞女》中的“我”,《雪国》中的岛村,《睡美人》中的江口由夫等。而他笔下的女主人公,如舞女、驹子、叶子、千重子、苗子等多是温柔美丽、善良多情的,她们具有细腻的情感与自我牺牲的品格,有的甚至带有日本古雅娴静的美态,作者往往在她们身上赋予一种理想化的色彩。

手法

语言

川端对于作品的文学语言,要求极为严格。据说他写完一节之后,总要反复推敲琢磨,修改后往往删去大半。因此,他的文章虽然颇为接近口头语言,但读来丝毫没有啰嗦之感。用语简明,描写准确,这又同他对于自己所描写的对象观察细致,熟谙于心,有着重要的关系。

语言清新秀丽也是形成川端小说阴柔美的因素。由于受传统美的熏陶,川端康成喜用纤柔、流畅、平易和优美的语言来描写事件、人物、情绪和自然物象,加之他重视运用传统艺术的表现手法,抒发人物内心深处那种纤柔的感情,从而形成了抒情化的散文化的风格,可以说,川端的每一部小说都堪称是一首给人以美的享受的散文诗。

意象

川端小说中运用的意象有:镜子、花、梦、雨、彩虹等,这些也是传统作家和现代派作家们爱用的意象,但川端赋予了它们新的含义。

川端在小说中运用得最多的意象是“镜子”。据说,日本人把镜子当作一种“神器”放在家庭的神龛上,以静观自身。川端认为,镜中的景物和人比现实的景物和人更美,文学就像镜子一样,作家要有这样的感觉。因此,他在多部小说里描写了镜子和镜中世界,最著名的要算《雪国》中的“暮景的镜”和“白昼的镜”,两面镜子和镜中人物,象征了作家要表达的超现实的虚幻美。短篇小说《水月》几乎是通篇描写了镜子和镜中世界。用者借女主人公的话说:“镜中树木的翠绿比实物更加青葱可爱,,镜中百合花的洁白比本身还要明丽动人”,显然,川端想说明的是,比起现实世界来,镜中世界才显得更加美丽。然而,镜中的世界无论如何美丽,但它毕竟是水中之月,镜中之花,可以目睹,难以实求,这就象征了美存在于无数的假象所造成的瞬间的幻觉之中。“镜子”意象运用,非常形象地表达了川端小说的虚幻主题。

花,也是川端小说中一再重复的意象。现代英国小说家D·H·劳伦斯也喜爱用花作意象,他笔下的花寓意主要是与男女主人公的精神活动和爱情变异有关,而川端小说中的花则主要象征女性美及人物的命运。试看川端在《我在美丽的日本》中赞叹不绝的“藤花”的寓意:“我觉得这种珍奇的藤花象征了平安朝的文化,藤花富有日本情调,且具有女性的优雅,试想在低垂的藤蔓上开着的花儿在微风中摇曳的姿态,是多么纤细娇弱,彬彬有

礼,脉脉含情”。所以川端在小说里描写了各种形态、种种颜色的樱花、胡枝子花等来象征日本文化和女性美。比较突出的是《古都》中寄生在枫树干上的两株紫花地丁是重复多次的意象,它象征了千重子和苗子姐妹俩那种咫尺天涯,虽能相见,但却始终难以团聚的命运。

雨,也是一种意象,《伊豆的舞女》中多次出现的“雨”象征男女主人公缠绵的情思和纯洁的心灵。《古都》中的“雨”则象征千重子与苗子的手足情深。

此外,彩虹、火场、银河、梦等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

精神分析法

川端文学的成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意识的融合,表现了人文理想主义精神、现代人的理智和感觉,同时导入深层心理的分析,融会贯通日本式的写实主义和东方式的精神主义。二是传统的自然描写与现代的心理刻画的融合,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和乔伊斯的意识流,深入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又把自身与自然合一,把自然契入人物的意识流中,起到了“融合物我”的作用,从而表现了假托在自然之上的人物感情世界。三是传统的工整性与意识流的飞跃性的融合,根据现代的深层心理学原理,扩大联想与回忆的范围,同时用传统的坚实、严谨和工整的结构加以制约,使两者保持和谐。这三者的融合使传统更加深化,从而形成其文学的基本特征。

意识流

川端康成在实际创作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倾向。有的作品采用纯新感觉派的写法,极力强调主观感觉,热心追求新颖形式,另有一些作品却没有采用纯新感觉派的写法,主要使用朴素、简洁的白描手法。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初期,他又被新心理方义和意识流小说所吸引,相继写出两篇纯属模仿式的小说——《针与玻璃与雾》和《水晶幻想》;但后者中途辍笔,并且其后再也没有写过这类作品。由此可见,川端不满足于单纯模仿,不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决心另辟新径。所谓新径,就是将日本古典文学传统和西方现代派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的道路。经过长期探索,他在这条路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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