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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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田子方教育子击译文翻译原文魏文侯的公子魏击出行，途中遇见国师田子方，下车伏拜行礼。田子方却不作回礼。魏击怒气冲冲地对田子方说：“富贵的人能对人骄傲呢，还是贫贱的人能对人骄傲？”田子方说：“当然是贫贱的人能对人骄傲啦，富贵的人哪里敢对人骄傲呢！国君对人骄傲就将亡国，大夫对人骄傲就将失去采地。失去国家的人，没有听说有以国主对待他的；失去采地的人，也没有听说有以家主对待他的。贫贱的游士呢，话不听，行为不合意，就穿上鞋子告辞了，到哪里得不到贫贱呢！”魏击于是谢罪。魏文侯的公子魏击出行，途中遇见国师田子方，下车伏拜行礼。田子方却不作回礼。魏击怒气冲冲地对田子方说：“富贵的人能对人骄傲呢，还是贫贱的人能对人骄傲？”田子方说：“当然是贫贱的人能对人骄傲啦，富贵的人哪里敢对人骄傲呢！国君对人骄傲就将亡国，大夫对人骄傲就将失去采地。失去国家的人，没有听说有以国主对待他的；失去采地的人，也没有听说有以家主对待他的。贫贱的游士呢，话不听，行为不合意，就穿上鞋子告辞了，到哪里得不到贫贱呢！”魏击于是谢罪。

128河东人薛存义将要离开这里了，我准备好了酒肉，赶到江边为他饯行。
并且告诉薛存义说：“你知道地方官的职责吗？他们是百姓的仆役，而不是奴役百姓的。凡是靠种地生活的人，拿出他们收入的十分一来雇佣官吏，目的是要官吏公平地为自己办事。现在的官吏拿了百姓的钱，而不好好给百姓办事的，普天之下到处那是。他们哪里只是不好好办事，而且还要贪污、敲诈百姓的财物。假若家里雇一个仆人，他接受了你的报酬，却不好好干活，而且还盗窃你的财物，那么你必然很恼怒而要赶走他，处罚他。现在的官吏大多是像这样的，而百姓却不敢像对待怠工又偷东西的仆人那样，尽情发泄自己的愤怒和驱逐责罚他们，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民与官同主与仆的情况和地位不同啊。虽然情况和地位不同，道理都一样，究竞应该怎样对待我们百姓？懂得这个道理的人，能不感到害怕而有所警惕吗！
薛存义代理零陵县令两年了。在这期间，他清早就起来办事，夜里还在考虑问题，勤勤恳是，尽心竭力。使打官司的得到公平处理；使纳税的人得到公允的负担。无论老少都对他心不怀欺诈，面不露憎恨，这证明他确实没有白拿百姓的钱，他是懂得不好好给百姓办事还要敲榨百姓财物的可怕而有所警惕的。
我现在是受贬谪、地位低下的人，不能参与考核官吏政绩的优劣而提出应该升降的意见；因此，当薛存义将要离开的时候，我为他饯行，并写了这篇赠序。

129明朝洪武年间，郭德成是当时的骁骑指挥，有一次到紫禁城内，皇帝把二锭黄金放到他的袖子里说：“弟（你的亲密称呼）回去的时候，不要让人看到。”郭德成很恭敬地答应了。等到他走出宫门，就把金子放到靴子里面，假装喝醉，把靴脱掉时露出了藏在里面的金子，看门的守卫把这件事告诉了皇帝。皇帝说：“那是我送给他的。”有人对郭德成的做法表示疑惑，郭德成说：“像宫中九关如此守卫严密的地方，藏着金子出去，难道不算是偷盗吗？况且我妹妹作为皇妃住在宫里，我不时要进进出出，谁知道皇上是不是在试探我呢？”大家听了，都佩服他的见识。

130方孝孺，宇希直，又字希古，宁海人。方孝孺年幼时很机警敏捷，两眼炯炯有神，每天读书超过一 寸厚。他成年后跟从宋濂学习，宋濂的学生中的著名人士都不如他。方孝孺常常把阐明王遭、获得天下大于作为自己的使命。洪武十五年，因吴沉、揭框的推荐．被大祖召见。大祖欣赏他举止就庄严肃，对主大子说：“这是一个品行端庄的人才，你应当一直用他到老。”随后按照礼节送他回家。二十五年，又因为别人的推荐被召到宫廷。大祖说：“现在不是任用方孝孺的时候。”

到惠帝即皇帝位，征召他任翰林侍讲，第二年又升调他做诗讲学士，国家重大的政事皇帝都要向他询问。惠帝喜欢读书，每当碰上疑难，就召见他让他讲解。官员们上朝讨论事情难以作出决定时，有时皇帝就让方孝孺在自己的挫位前拟写批复。燕兵作乱，朝廷商量讨伐他们，诏书和檄文都出自他的手。

建文帝三年，燕兵侵占大名府。第二年五月，燕兵到了江北，皇帝下诏征集四方军队。方孝孺说：“事情紧急了。马上派人答应他们割让土地，拖延几天．等待东南方向征募的军队迅渐集结。北方的军队不擅长使用船只打仗，在长江上次战，胜败也许还不知道呢。”主帝命令各将领把战船集中到长江上，但陈碹钾率领战舰投降了燕兵，燕兵就渡过了长江。那时是六月小P这一天。皇帝对此非常忧惧，有人劝主帝到其它地方去避难，再去图谋复兴。方孝靖竭力请求守住京城来等待救兵，假如事情不成功，就决心为社覆而死。乙丑这天，燕兵入城，建文帝自焚?这一天，方孝孺被捉拿关进监狱。

在此之前，成祖在北平发兵，姚广孝把方孝孺托付给咸祖，对他说：“城池攻克这一天，方孝孺一定不会投降，希望你不要杀他。杀了方孝孺，天下读书风气就会断绝。”成祖点头答应了他。到这时，成祖想让他起草诏书。被召到宫中后，他悲痛的哭喊声响彻宫殿内外，成祖走下坐塌，劝导他说：“您不要折磨自己了，我只是想效法用公辅佐成王罢了。”方孝孺说：“成王在哪里?”成祖说：“他已经自焚死了。”方孝孺说：“为什么不拥立成王的儿子”成祖说：“治理国家要依赖年长一点的国君。”方孝孺说：“为什么不拥立成王的弟弟?”成祖说：“这是我们的家事。”回头让手下的人递给他笔和纸，说：“向天下发诏书，非你起草不可”方孝孺把笔投到地下，又哭又骂说：“死就死吧，诏书(我)是不可以(帮你)起草的。”成祖大怒，命令在闹市砍下他的头。方孝孺慷慨赴死，时年四十六岁。

131公元前205年春，因司马卯背楚降汉，项羽迁怒于陈平。陈平不仅遭到了项羽的责备，而且他出的计谋项羽也不再采纳。陈平觉得自己成了受气包，说不定哪一天项羽还会杀他，尤其是他已看清了项羽是个鲁莽武夫，最终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于是他挂印封金、偷偷地走了。他想起在汉王手下的魏无知是自己的老朋友，不如也去投奔刘邦。

天快黑时，他逃到了黄河边，他请船夫送他过河。陈平上了船，从船舱里又出来了一个船夫。他想这两个人可能是水盗，以为他身上带着珠宝，想图财害命。陈平为人机灵，浑身是计。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他马上脱了衣服，扔在船上，光着上身来帮船夫划船。船夫看他腰间什么也没有，衣服掉在船上也没有什么声音，知道他身上什么贵重东西都没有，也就打消了加害他的念头。一场凶险，竟被他轻而易举地化解了。

陈平经汉将魏无知推荐，面见刘邦。两人纵论天下大事，十分投机。刘邦破例任陈平为都尉，留在身边做参乘（陪他出行，为他驾驭马车的官员），并命他监护三军将校。这一下引起了将领的不满，纷纷说他品行不端，贪图贿赂（也就是后人有时提起的“昧金”“盗嫂”），认为这种人不能信任重用。

刘邦经不住众人再三诋毁陈平，便也心生疑团，召陈平来质问道：“听说你原来是帮助魏王的，后来离开魏王去帮助楚霸王，现在又来帮助我，这怎么不让别人怀疑你的信义呢？”陈平不紧不慢地回答道：“同样一件有用的东西，在不同的人手里作用就不同了。我侍奉魏王，魏王不能用我，我离开他去帮助楚霸王，霸王也不信任我，所以我才来归附大王。我虽然还是我，但用我的人可不一样了。我久慕大王善于用人，所以才不远千里来投奔大王。我什么也没带，来到这儿，所以什么都没有，才接受了人家的礼物。没有钱，我就生活不了，也就办不了事。如果大王听信谗言，不起用我，那么，我收下的那些礼物还没有动用，我可以全部交出来，请大王给我一条生路，让我辞职回家，老死故乡。”寥寥数语，道明了各方的政治优劣，话中有话。

刘邦的疑虑顿消，对陈平倍增好感，并重重地赏赐一番，提升他为护军中尉，专门监督诸将。从此，陈平一心一意为刘邦“六出奇计”夺取天下，成为西汉安邦定国的著名谋臣。

132有人说：汉武帝不能明察（实情），苟听流言，给李陵加以重的处罚，难道不是辜负了李陵对朝廷的恩德吗？回答是：假如李陵不苟且偷生，能够以死报国，那么褒赏一定能延续到后代，父母双亲不会遭受刑罚；战功足够在当时称第一，气节足够垂范后代。忠、孝、智、勇四方面的品德都具备，况且死了也不会磨灭，流言怎么能中伤他呢？唉！我听古人说：“人都有一死，有的人死重于泰山，有的活着轻于鸿毛。”如果死得比义还重，那么可以看成和泰山一样重，如果义比死重，那么就可以（把生）看作和鸿毛一样（轻）。所以，如果不符合那道义，君子就不放弃自己的生命；如果死得其所，君子不吝惜自己的死。可惜啊，李陵不能（为义而）死，有失君子的为人之道啊！

133当子厚被召回京城而又复出为刺史的时候，中山人刘梦得禹锡也在遣放之列，应当前往播州。子厚流着眼泪说道：“播州不适宜人居住，而梦得有母亲健在，我不忍心看到梦得处境困窘，以致于无法向母亲说明一切，况且也决没有让母子同赴贬所的道理。”准备向朝廷上疏请求，愿以柳州更换播州，即使因此再次获罪，虽死无遗憾。此时正好又有人将梦得的事报告了朝廷，梦得于是改为连州刺史。呜呼！人在困窘时才最能表现出他的气节和道义。当今的人们平日里互相敬慕爱悦，相邀饮宴，追逐游戏，强颜欢笑以示谦卑友好，握手发誓以见肝胆相照，指天画日，痛哭流涕，表示死也不会背弃朋友，似乎像真的一样可信。然而一旦碰上小的利害冲突，哪怕只有毛发一般细微，也会反目相向，装出从来不认识的样子。你已落入陷阱，他不但不伸手援救，反而乘机排挤，往下扔石头，前面说到的那种人都是这副嘴脸。这种事情恐怕连禽兽和异族都不忍心去做，而那些人却自以为得计，当他们听到子厚的为人风度，也应该感到稍许有些惭愧吧。

134到成帝时，丞相、故安昌侯张禹凭借皇帝老师的身份位至特进，（皇上）极为尊敬推崇他。朱云上书求见成帝，当时公卿大臣都在皇帝面前。朱云说：“如今的朝廷大臣，对上不能匡扶皇上，对下不能有益于百姓，都是空占着职位而不做事，白吃饭的人。臣请求陛下赐一口尚方斩马剑，斩一个佞臣，以此来劝勉其他人。”成帝问：“你要斩的是谁呀？”朱云答道：“安昌侯张禹。”成帝大怒，道：“你一个小官居于下位而毁谤上级，在朝廷上侮辱我的老师，罪死不赦！”御史拉朱云下朝堂，朱云攀住殿上的栏杆，栏杆被他拉断。朱云大呼道：“微臣我得以和龙逢（夏桀时忠臣，因谏被杀）、比干（商纣时忠臣，因谏被杀）在九泉之下交往，也就满足了，只是不知圣朝将要怎样？”御史便把朱云拉了下去。这时左将军辛庆忌摘掉官帽，解下官印和绶带，在大殿之上叩头，说：“朱云一向以狂傲直率之名著称于世。假如他说的有理，就不可诛杀；他说的不对，也应该宽容。臣斗胆以死相争！”辛庆忌叩头流血。（这样）成帝的怒气才消解，然后才饶了朱云。后来要修治栏杆，成帝说：“不要换了！就把旧栏杆修修，用它来表彰直臣。”

135杜环，字叔循，祖先是庐陵人，他随侍父亲杜一元远游到江东作官，于是就在金陵定居。杜一元本来就是位好人，他所交往的人都是各地方的知名人士。杜环特别好学，专精书法；个性谨慎而又有节制，很守信用，喜欢去救助别人的急难。

杜环父亲的朋友兵部主事常允恭在九江死掉，家庭破碎。常母张氏，年纪六十多岁，在九江城下痛哭，无家可归。有认识常允恭的人，可怜常母年纪老迈，就告诉她说：“现在的安庆太守谭敬先，不正是常允恭的朋友吗？何不前去投靠，他看到了您，顾念和常允恭的旧交情，必定不会抛弃您。”常母照那人的话去做，搭船去见谭敬先，谭却谢绝而不肯接纳。常母处境大为困窘。常母想到允恭曾经在金陵作过官，那儿也许还有亲戚、朋友活在世上，还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就再度哭哭啼啼随人到金陵。打听过一二人都已经不在了，于是就向人打听杜一元家在那里，问：“杜一元现在可安好吗？”路上的人回答她说：“杜一元己经死很久了，只有他儿子杜环还活着；他家就在鹭洲坊里头，门内有两株橘子树可以辨认。”

常母穿着破烂的衣服，淋着雨走到杜环家里。杜环正与宾客对坐，当她看到常母，大为吃惊，似乎在那里曾经见过面。于是就问她说：“您不是常夫人吗？您为什么会到这里呢？”常母哭着告诉杜环原因，杜环听了也哭了出来。杜环扶着常母坐下，向她礼拜行礼。再把妻子叫出来拜见她。环妻马氏脱下衣服让常母更换淋湿的衣服，捧粥给常母吃，又抱出棉被让常母睡觉。常母问起允恭这生所亲近、交情深厚的老朋友近况，也问起她的小儿子常伯章在那里。杜环知道常允恭的老朋友没有一个在这儿，（常母）不能够托付给他们，又不知道常伯章是死、是活，就姑且安慰她说：“现在正在下雨，等雨停了后，我再替您老人家去找找他吧!如果真没有人事奉您老人家的话，我杜环虽然贫穷，难道就不能事奉您老人家吗？况且先父和允恭交情好得像亲兄弟一样，现在您老人家贫穷困顿，您不到别人家里去，而来了我杜环家里，这真是他们两位老人家在冥冥中引导的啊!希望您老人家不要再多想了。”当时正是战争过后、饥荒的岁月，百姓连亲身骨肉都以保全了。常母看杜环家境贫穷，雨停后，就坚决地要出去找找常允恭其它的老朋友。杜环就叫丫环跟在她后面。到了傍晚，常母果然没找到任何朋友而回来了。这时常母才定居下来。杜环买了些布帛，叫太太替常母缝制衣裳。从杜环以下，杜环全家人都把常母当母亲侍奉。

常母的个性急躁而又狭隘，只要稍稍不顺地她的心意，往往就发怒骂人。杜环私底下告戒家里人，尽量顺从常母，不可以因为她贫穷困顿，就对她轻视、傲慢，和她计较。（常母）患有痰疾，杜环亲自替她煎烹药材，还一匙一匙地喂她喝；因为常母的缘故，杜环家人都不敢大声说话。

经过了十年，杜环担任太常赞礼郎的官职，奉诏令去祭祀会稽山。杜环回来路过嘉兴，正好遇到了常母小儿子常伯章。哭着对他说：“太夫人在我家里头，因为日夜思念着你而生病了，你真应该早点儿去看看她老人家啊!”常伯章好像充耳不闻，只说：“我也知道这件事情，只是路途遥远不能去哪。”就在杜环回家半年后，常伯章才来。这天正好是杜环的生日，常母看到了小儿子，两人抱在一起痛哭了起来。杜环家人认为这样不吉祥，就去劝阻他们。杜环说：“这是人之常情哪，有什么不吉祥呢？”后来，常伯章看母亲年纪老迈，怕她无法远行，竟然拿其它事情欺骗常母就走掉了，而且再也没有回来看她了。杜环更加谨慎地事奉常母，然而常母更加想念小儿子伯章，病情突然加重了，三年之后就过世了。

常母快死的时候，举起手对杜环说：“是我拖累了你哪!是我拖累了你哪!盼望以后杜君您的子子孙孙，都能够像您一样的好。”话说完就断了气。杜环替她准备了棺木，举行入敛安葬的礼仪，在城南锺家山买块地给她安葬，逢年过节去那儿扫墓、祭拜。

杜环后来担任晋王府的录事，很有名，和我有交情。

史官说：“和朋友交往的道理真是难啊!从前汉朝的翟公说过：‘人到了一死，一生的时候，才能够看出朋友真正的交情啊！’他说的并不是过分的言论，实在是有感于现实的人情世态才说的啊！人们在意气相投的时候，常常拿自己的生命来作保证，好像世界上没有什么困难的事情。可是到了事态变化、形势窘迫的时候，根本无法实践他们的诺言、背弃离开对方，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哪！更何况是在朋友已经死亡了之后，而能够奉养他的亲人呢？我观察杜环的事迹，即便是古代所称赞的忠义烈士也比不上他啊，世俗常常说今人不如古人，这不也是冤屈了全天下了吧！”

136燕国太子姬丹怨恨秦王嬴政，想要实施报复，为此征求太傅鞠武的意见。鞠武建议太子丹西与韩、赵、魏三晋订约，南与齐、楚联合，北与匈奴媾和，赖此共同图谋秦国。太子丹说：“太傅的计略虽好，但要实现它却是旷日持久的事情，令人内心烦闷、焦躁，恐怕不能再等待了。”不久，秦国将领樊於期在本国获罪，逃到燕国。太子丹接纳了他，并让他住下。鞠武规劝太子丹说：“仅凭秦王的暴虐以及对燕国积存的愤怒、怨恨，就足以令人寒心的了，更何况他还将获悉樊将军被收留在燕国了呢！这就等于把肉弃置在饿虎往来的小道上。希望您尽快将樊将军送到匈奴去！”太子丹说：“樊将军走投无路，归附于我，这本来就是我应当舍命保护他的时候了，请您还是考虑一下其他的办法吧！”
138当初，王述家里很穷。请求朝廷试用他担任宛陵县令。收受了不少馈赠。于是修补房屋增加用具，被上级检举弹劾，收受的赠品有一千三百多项。王导派人对他说：“你父亲是个名士，你就不用担心没有富贵，你在一个小县里面屈尊做官，很不合适。”王述回答说：“我应当停止了。当时我还没有发达。（接受馈赠的借口）。”后来多次在州郡做官，清廉无比，俸禄赏赐都分散给亲戚朋友，住宅用具很破了都不改换，才开始被当时的人们所称赞。但是性子急躁误事。有一次吃鸡蛋，用筷子插它，没有插上，就勃然大怒把鸡蛋扔在地上。鸡蛋在地上转个不停，王述就下床来用木头鞋底踩它，又没踩到。更加恼怒，拾起来放进嘴里，咬烂它然后吐掉。担任高职以后，总是柔和的处理事情。谢奕（人名）性格粗鲁，又一次被王述惹恼，大声咒骂王述。王述一句都不回应，只是面对着墙壁（不离他），过了半天，谢奕离去，王述才重新入座。当时的人因为这个称赞他。

140楚地有以养猴为生的人，楚人称他们为狙公。白天必定在庭院将猴子分成组，让老猴子率领（它们）到山里去，

采摘草木的果实，缴纳十（而只能）取其一自己享用。有的交不足，就施以鞭杖。群猴都惧怕并因此而痛苦，不敢违抗。

一天，有一只小猴子对众猴子说：“山上的果实是狙公栽种的吗？”（回答）说：“不是，天生的。”（小猴子）说：

“然而我等（就要）被他利用而被他役使吗？”（小猴子的）话还没说完，众猴子都醒悟过来。那天晚上，它们一起等狙

公就寝后，打破栅栏和木笼，拿取它们积蓄（的果实），互相帮扶着进入树林之中，不再回去了。狙公最终饥饿而死。

141乐羊为魏将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县其子示乐羊，乐羊不为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遗之羹，乐羊食之尽一杯。中山见其诚也，不忍与其战，果下之。遂为文侯开地。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 孟孙猎得谟。使秦西巴持归，其母随而鸣，秦西巴不忍，纵而与之。孟孙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为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于君，今以为太子傅，何也？”孟孙曰：“夫以一而不忍，又将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诈不如拙诚。乐羊以有功而见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译文:乐羊是魏国大将攻打中山国。乐羊的儿子在中山国，中山国悬挂乐羊儿子给乐羊看，乐羊并没有因此而减弱进攻的意志，攻打更为猛烈。中山国于是将乐羊儿子烹了之后送羹给乐羊，乐羊喝干了一杯。中山国看到了乐羊的决心，不忍心和他对战，终于拿下了中山国。于是成为文侯发迹的地方。文侯欣赏他的战功，但怀疑他的内心。 孟孙打猎捕获一只貘。让秦西巴拿着回家，貘的母亲一边跟一边鸣叫，秦西巴不忍心，放了貘给母貘。孟孙（因此）发怒放逐了秦西巴。一年过后，召回秦西巴做太子的老师。旁边的人说：“秦西巴对君王是有罪的，现在又任命他为太子傅，为什么？”孟孙回答：“他能因为一只貘而不忍心，又怎么能忍心我的儿子啊？”所以说：巧妙的奸诈不如拙朴的诚实。乐羊因为有功而被疑心，秦西巴以有罪而更加得到信任.

142万章问道：“有人说，‘百里奚把自己卖给秦国养牲畜的人，得价五张羊皮，替人家饲养牛，以此来要求秦穆公任用。’这话可以相信吗？”
孟子答道：“不是这样的。这是好事之徒捏造的。百里奚是虞国人，晋人用垂棘的美玉和屈地所产的良马向虞国借路，来攻打虢（guó）国。当时虞国的大臣宫之奇谏阻虞公，劝他不要允许；百里奚却不去劝阻。他知道虞公是不可以劝阻的，因而离开虞国，搬到秦国，这时他已经七十岁了。他竟不知道用饲养牛的方法来要求秦穆公任用，是一种恶浊行为，能说是聪明吗？但是，他预见到虞公不可以劝阻，便不去劝他，又能说是不聪明吗？他预见到虞公将要被灭亡，因而早早离开，不能说是不聪明。当他在秦国被推举出来的时候，便知道秦穆公是位可以襄助而有作为的君主，因而辅助他，又能说是不聪明吗？为秦国的卿相，使穆公在天下名望显赫，而且可以流传于后代，不是贤德的人能够如此吗？出卖自己来成全君主，连乡里中一个洁身自爱的人都不肯干，能说贤德的人肯干吗？”

143．汉祖至南郑，韩信亡去，萧何自追之。上骂曰：“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至如信，国士亡双，必欲争天下，非信无可与计事者。”乃拜信大将，遂成汉业。唐太宗为秦王时，府属多外迁，王患之。房乔曰：“去者虽多不足吝，杜如晦王佐才也，王必欲经营四方，舍如晦无共功者。”乃表留幕府，遂为名相。二人之去留，系兴替治乱如此，萧、房之知人，所以为莫及也。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必待将如韩信，相如杜公，而后用之，不亦难乎！惟能置萧、房于帷幄中，拔茅汇进，则珠玉无胫而至矣。
译文：汉高祖到了南郑，韩信逃跑离去，萧何亲自去追赶他。汉高祖责备他道：“各位将士逃跑的有十多个，你不去追；你去追韩信，骗人的吧。” 萧何说：“一般的将士易得，至于像韩信这样的人才，（他要是跑了），（就等于）国家和将士全跑了。您一定要争夺天下，非韩信这样的人不能与他谋划大事。”于是拜韩信为大将，汉高祖因而成就汉朝的基业。唐太宗还是秦王的时候，府里的随从人员多有离开的，秦王非常担心。房乔说：“离开的人多不值得可惜，但杜如晦是辅佐帝王的人才，您一定要想治理好天下，除了杜如晦，没有和您一起成此大功的人。”于是秦王上表把杜如晦留在幕府，后来杜如晦成为名相。这两个人的去留，是国家更替，整顿乱局所必需的人才。萧何、房乔深识人才，所以说是没人能比的。帝王能成就功业，不是某一个人的策略，一定要等到有大将像韩信，宰相像杜如晦这样的人才出现，然后再去用他们，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吗。只有能够拥有萧何、房乔这样的人，不断推荐能人，那么，像珠玉一样有才能的人即使不长腿也能跑来了。

144．
梁国的大夫宋就，曾做过边县县令，边县与楚国相邻。梁国的边亭，与楚国的边亭，都种瓜，各自对地里的瓜的多少都有数。住在梁国边亭的百姓，勤劳，常常给瓜灌水，瓜因此长得好。楚国边亭的百姓偷懒，很少为瓜浇灌，瓜长得甚差。

负责管理楚国边亭的县令看见梁国边亭的瓜长得那 好，非常恼怒自己边亭的瓜如此之差。楚亭人由此妒恨梁亭人，就在夜里去把梁亭的瓜捣毁了一些。梁亭人发现后就请来兵尉，也想去毁掉楚亭之瓜，兵尉就去请示宋就。宋就说：“恶是造成怨祸的根源。别人恶你也恶，就更坏了。若我教子，必定每天晚上让人偷偷地为楚亭浇瓜，而不让他们知道。”

於是梁亭人就每天晚上偷偷地去给楚亭瓜浇水。白天时，楚亭人也去为瓜灌溉，瓜的长势一天天的好起来。楚亭人很奇怪，就暗中观察，发现是梁亭人所为。楚县令听说后非常高兴，就将此事报告给楚王了。楚王知道后，感到非常惭愧，告诉官吏说：“毁瓜者，难道没罪吗？这是梁人在退让。”於是楚王以重金相谢，向梁王示好。由宋就开始，梁楚交好。

“楚瓜梁灌”比喻以德报怨，不因小事而引起纷争。

145．原文：
王，帝第五子元杰也。尝作假山，召僚属置酒，众皆褒美，坦独俯首。王强使视之，坦曰：“但见血山，安得假山。”王惊问故，坦曰：“坦在田舍时，见州县督税，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满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时帝亦为假山未成，闻之亟毁焉。

译文：益王是宋太宗的第五儿子，叫赵元杰。曾经修建了一座假山，召集僚属饮酒，众人都夸赞假山，而王坦却独自低着头。益王强迫他看（假山），他说：“我（在这里）只看到血山，根本没看到什么假山。”益王很惊讶，问他（只看到血山的）原因，姚坦说：“我在田间时，看见州县的官吏督促交税，上下一起逼迫，父子兄弟被鞭打痛苦不堪，血流满身。这座假山都是用百姓租税筑成的，不是血山又是什么呢？”当时（太宗）皇帝也在修建假山，还没完成，听到王坦的话之后马上命人砸毁（假山）。

146．赵人患鼠，乞猫于中山。中山人予之猫，善捕鼠及鸡。月余，鼠尽而鸡亦尽。其子患之，告其父曰："盍去诸？"其父曰："是非若所知也。吾之患在鼠，不在乎鸡。夫有鼠，则窃吾食，毁吾衣，穿吾垣墉，毁伤吾器用，吾将饥寒焉，不病于无鸡乎？无鸡者，弗食鸡则已耳，去饥寒犹远，若之何而去夫猫也?

有一个赵国人家里发生了鼠患，到中山去找猫。中山人给了他猫。这猫既善于捉老鼠，也善于捉鸡。过了一个多月，老鼠少了，鸡也没有了。他的儿子很担心，对他父亲说："为什么不把猫赶走呢?他父亲说："这就是你不知道的了。我怕的是老鼠，不是没有鸡。有了老鼠，就会吃我的粮食，毁我的衣服，穿我的墙壁，啃我的用具，我就会饥寒交迫，害处不是比没有鸡更大吗？没有鸡，只不过不吃鸡罢了，离开饥寒交迫还很远，为什么要把那猫赶走呢？"

“孔文举有两个儿子，大的六岁，小的五岁。白天父亲睡觉，小的到床头偷酒喝，大的问道：‘为什么不拜？’回答说：‘偷（本来就是无礼的），哪能行礼啊！’”

“孔融（因罪）被收监，家里家外的人都十分惊惶恐怖。那个时候孔融儿子大的九岁，小的八岁，两个孩子依旧玩琢钉游戏，一点没有急迫的表情。孔融对缉捕的差官说：‘犯罪只限于自身，两个孩子能不能得到宽恕？’儿子徐进说：‘您看到过倾覆的鸟巢，还有完好的鸟蛋吗？’随即也被收到监狱。”

“锺毓兄弟小时候，恰好父亲白天睡觉，合谋一起偷喝药酒。那个时候他们父亲已经醒了，还假装睡着了看着他们。锺毓行礼之后才喝酒，锺会喝酒却没有行礼。完了之后问锺毓为什么行礼，锺毓回答：‘喝酒是一个庄重的事情，不敢不行礼啊。’又问锺会为什么不行礼，锺会回答说：‘偷本来就是无礼的，所以就不用行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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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曲笔
　　自从有了人伦，就产生了家国。孝顺父亲，教育儿子，侍奉君主，管理大臣，亲密和疏远的关系形成以后，（人之间的）等级就有了差别。所以“儿子为父亲隐讳，直道就在其中”，这是《论语》的思想；内外有别，抑恶扬善，这是《春秋》的大义。从此以后，一切按老规矩行事。记载历史的官员对于有涉及到君王、父辈的事情，一定用词有很多隐讳，虽然不够直白，但是维护了名教。那些搬弄词句，掩饰过错的，像王隐、虞预互相攻击凌辱，裴子野、沈休文（沈约字休文）相互释嫌道歉。是写是删全由自己臆断，用笔记载历史随心所欲，这是作者的丑行，人们都厌恶的行为。也有弄虚作假，记录不存在的事：有的赞美别人，借以获取私利；有的诬蔑别人，借以公报私仇。比如王沈写《魏录》贬低甄之诏，陆机写《晋史》，虚张抵挡诸葛亮的声势，班固接受金钱才开始写史书，陈寿借人的米才开始为人写传记。另外又有记载的奸贼、凶人，就算在朝市上示众，扔给豺狼虎豹去吃都不过分。
　　但是历史没有直白的写，用曲笔代替，如果此事已经大白天下，那么现在就不要相信书上的了。如果有从前贤人没有发现的曲笔，后来的人也不清楚的，现在稍微扩展一下见闻，用来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汉书·更始传》称更始帝刘玄非常懦弱，他刚即位，面朝南而立，朝见群臣，羞愧得流汗，双手摩擦坐席不敢抬头看。他还在微贱的时候，就能结交刺客报仇，在绿林避难，以豪杰成名。怎么会贵为君王之后，反而到了这种情形？定是作者曲笔逢迎当时（权势），衬托光武帝刘秀的美名；用阿谀的言辞取媚君王，来雪刘伯升（刘秀之兄，被刘玄所杀）的仇怨。而且光武中兴时期的历史，都出自东观（当时的修史馆），有的是汉明帝所定，有的是马皇后修订，而后国统延续，书籍都没有改动，于是冒用别人姓名（指汉明帝以别人名义修史），空流传了假的写史者。陈寿《三国志·刘后主传》说：“蜀国没有史官，所以灾难、祥瑞都没有记载。”但是又说黄气在姊归出现，群鸟坠落在江水中，成都有景星出现，益州没有宰相之气，如果蜀国没有设置史官，这些事从何得知？大概是因为陈寿的父亲在蜀国被羞辱受了髡刑，所以才加以诽谤。
　　古代诸侯争霸，胜负没有定数，但是别人的长处一定要夸赞，自己的短处也不隐讳。到了近古时代，不再听到极公正的言论，都说自己的国家好，都说别人的家庭坏。而魏收（《魏书》作者）因为元氏（北魏）发源在华夏的边远地区，被华夏各部所欺凌，于是把自己抬举的很高，
　　把桑乾地区比喻成周、汉国家；对中原排斥贬低，把自己蛮夷之地和建邺（今南京，当时南朝国都）相提并论。作为敌对的两国，打仗结怨，在檄文当中，相互诬蔑敌人还可以接受，但是如果写入史册，就不好随便写了。如果不理解这个意思，怎么能谈论历史呢？史书上的曲笔虚假，不过十分之一二，谈论作者的罪过，已经太过太多。而魏收在史书中掺杂寓言，几乎超过一半的内容，从仓颉以来，很少见这样的人，而李百药的《齐书》被称为实录，为什么？大概是因为李百药（字重规）的父亲（李德林，也是史官）没有写到的地方，魏收（字伯起）署以公辅（李德林字公辅）的名字，借其大名，此事和顾雍（字元叹）一事类似（顾雍的老师蔡邕，对他非常赏识，把自己的名字赠送给他，所以师徒同名），既然受人恩惠就要回报，所以互相吹嘘赞美对方。但是一定要说鲁昭公懂得礼节（语出论语），我不相信。俗语说：“给敌人冠以贼的名义，就可以征讨他们了。”比如王劭的直言不屈，可以和古人相比。而魏书里的评论比较偏激，所以人们说它不够正直。没有说明他（魏收）的错误之处，却轻易的对他大肆口诛笔伐，这就是所谓的师出无名，不好取胜。探寻这种观点的起源，大概是因为王劭（字君懋）写史没有采用曲笔，直言不讳，所以获罪。有的人借史官之手，来报复私人恩怨，不然的话，为什么讨厌正直、憎恨主人如此强烈呢！
　　霜雪落下，才会见到松树的风操；国家丧乱，才能体现忠臣的气节。比如汉末的董承、耿纪，晋初的诸葛恪、毋丘俭，齐初的刘秉、袁粲，周末的王谦、尉迥，都是破家殉国，视死如生的人。而历代的史书，都称他们为逆臣，怎么能够激励名教，来规劝臣子们呢！古代记载史书，让贼臣逆子们害怕；现在记载史书，让忠臣义士羞愤。若使南、董（南史和董狐，都是春秋时史官，以直言不讳著称）有灵，一定会在九泉之下愤恨不已。
　　从梁、陈以后，隋、周之前，那些史书都是贞观年间史官们所撰，近代的事情容易查证，真假可以分别。那些朝廷贵臣，他们的父祖都有传记，考察史实，都是子孙们捏造的，如果去询问凡人、老人，事情和他们子孙说的有所不同，大多都不符实。如果前秦的人不死，就能验证苻生（前秦皇帝）是被诬蔑了；蜀国的老人还在的话，就知到诸葛亮多被歪曲了。这都是自古都值得遗憾的事，不仅仅是现在！
　　史书的作用，是记录功过，抑恶扬善，一朝得失，就会荣辱千年。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如何能称史官。但自古就没有听说因为直笔被杀，也没有听说因为曲笔获罪的。所以隐侯（沈约的谥号）的《宋书》有许多臆测，萧武帝明知但没有问罪他；魏寿的《魏史》也多有失实，齐宣帝明知也没有谴责他。所以让史臣能够凭自己的爱憎，自己的良心，进不怕权势，退无愧自身，追求实录，不是很难吗？啊！这也是君王们应该改革的。
　　2、鉴识
　　人的鉴识有通有塞，天也有晴有暗，诋毁和赞美也因此而不同，爱憎也因此各异。三王（尧舜禹）被诬谤，到鲁连（战国时齐国人）才得以澄清；春秋五霸的大名，到孔宣王（孔子）受到贬低。发生的事请已经不会变了，但是人的鉴识各有不同，要想追求中和一致，还不得千年才能遇到一次！更何况史书的记载，博大广浩，学者如果做不到探究深奥的道理，搜索隐秘的事迹，推断深远的事情，怎么能够分辨利害关系，清楚谁善谁恶呢。
　　历览《左传》，是传记中写的最好的，但是经历了汉、魏之后，竟然没有被选为学习的教材，儒者都不原意研究它，而都推荐二《传》（公羊传、谷梁传）。因为左丘明曾担任鲁国史官，接受过孔子所传，论年龄是生活在一个时期，论才能也差不多。这二传的作者，都是孔氏的弟子，权势者的门人，才能和鉴识本来就悬殊，年代又不同，怎么能依靠传说，比作亲受的呢！在加上二《传》的道理多有乖僻，语言有多有低俗，和《左传》相比，不能同日而语。
　　所以我们知道《膏肓》、《墨守》，是腐儒们的任意之作；卖饼（比喻公羊传作者）、太官（比喻左传作者），真实智慧之人的明鉴。后来《史记》、《汉书》相继问世，继承前人的业绩。王充写书，褒扬班固而贬低司马迁；张辅的意见，又贬低班固而褒扬司马迁。但是这两部书（史记、汉书），虽然各有长短，各有得失，但文风大致相同，可以归为一类。张晏说：司马迁死后，丢失了《龟策传》、《日者传》，褚少孙修补了其缺部分，言词低俗，不是司马迁的本意。根据司马迁所撰的《五帝本纪》、七十列传，称虞舜见房屋狭窄简陋，于是从暗穴走出；孔子死后，门人推奉他就像他活着一样。这么低级的语言，又比褚少孙还严重，怎么能单单归咎褚少孙，而全都推崇司马迁呢？刘轨思考察汉史，很看重班固的才能，只是讥讽他在本纪中没有载入汉少帝，而把高后写入本纪。吕弘不是姓刘，而在汉宫里长大。当时天下无主，吕后称制，所以班固借她的岁月，来写编年史。而吕雉本人的事迹，都写进了《外戚列传》。就好比周成王还是小孩的时候，史书记载的事周公摄政之年；周厉王被流放彘地，史书依然以共和纪年。而周公、召公，在世家里都有传。班固遵循这个规矩，是非常合适的，真实虽然班固处于巧心，反被愚蠢的人（刘轨思之流）所嘲笑。
　　刘祥写的《宋书·序录》，分别评论了各家所撰的晋史，他说：“法盛的《中兴》，荒唐缺乏庄重，王隐、徐广等人，只会用华丽的词句。”叙述史事，应当客观而不是追求华丽，体现事实而不用俗语，文笔直白，核准事实，达到这样就行了。若一定要达到孔融（字文举）的出众，刘帧（字公干）的飘逸，扬雄（字子云）的含蓄，司马相如（字长卿）的华丽，这些都是绮绣文字，夸张刻画的，要想再达到实录，能行吗？以此来贬低作者，就知道刘祥是妄自发表反对意见了。
　　人的起落，由于机遇。人的穷富，因为命运。书的作
　　用，也是如此。《尚书》的古文，是《六经》中最高的，《春秋左氏》，是三《传》中最好的。而从秦到晋，五百多年，这两部书隐没于世，没有流传下来。后来梅赜献上《尚书》，杜预写注释，然后被推崇一时，留名千古。老子《道德经》写成在周朝，《庄子》写成在楚国时，遭遇汉文帝、景帝才开始流传，到嵇康、阮籍时才开始受到重视。像这样的，是无法一一列举的！所以说“人的起落，由于机遇。人的穷富，因为命运。”如果赶上当时没有又鉴识的人，缺乏知音，就像《论衡》（王充作所）没有遇到菜邕（字伯喈），《太玄》（扬雄所作）没有遇到张衡（字平子），也必定会像烟火消灭，像雨泥湮没，怎会有死而不朽，扬名后世的呢？
　　3、品藻
　　听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香草、臭草放在不同的容器里，恶枭和鸾凤不比翼而飞。比如商臣、冒顿、南蛮、北狄，相距万里；伊尹、霍光，一个在商朝一个在汉朝，相隔千年。而世人一说到悖逆，就会提到商臣、冒顿；一说到忠顺，就会提到伊尹、霍光，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事迹差不多，虽然隔着时空。何必非得要时空相连，才能成为同类呢？
　　史书自从司马迁、班固开始，开始以品类相从。但是其中有的因为年月更迭，有的因为人物不多，而追求文笔一致，是不可多得的。所以韩非、老子的传记，写在一卷里；董卓、袁绍，也没有分开写。难道是韩非、老子都是被推崇的贤人，书上尊为“子”（韩非子、老子）；袁绍、董卓都是英雄，生在汉末。依次来判断，大致可以分为一类。也有一大伙人（写在一篇传记里），应该分别归类，而（史官）不能判定他们的类别，分清他们的品质，导致了兰草、艾草相互掺杂，红色、紫色没有区分，是谁的过错？应该是史官的责任吧。
　　根据班固的《古今人表》，包含了上亿年的人物，百家学说，把他们分成三科，归为九等。他的用词很妙，他的含义很确切。至于篇中所列举的，都像他所叙述的那样！比如孔子门人著名的，颜回称得为贤人，至于其它人，不好划分。现在先列举伯牛后说曾参，先列仲弓后说冉有，追求折中的思想，这个道理我没听过。又楚王路过邓国，邓侯的三个外甥请求杀了楚王，邓侯不同意，最后邓国被灭亡。现在把邓侯列入下愚之上（九等中的下上等），宁肯让别人负了自己，因为行善而遭遇噩运，以此为戒，怎么劝人向善？如果说小不忍则乱大谋，邓侯由于失策，所以被列为下三等。那么他三个外甥见机而作，在楚王还没有发动的时候就做出决断，就该高高在上，放在上等，为何只能和邓侯挨着，列在中庸下流（九等中的中下等）而已？又班固列举的晋文王的臣子，舟之侨在上等，阳处父在其后，士会在最后。又列举的燕国太子丹的宾客，高渐离在首位，荆轲在中等，秦舞阳在最后。这些都是是非混淆，善恶不分，有的是好比认为瓦砾珍贵宝玉低贱，有的是好比驾笨马而放弃了良驹。以此为镜，能骗住谁呢？
　　又江充、息夫躬谄媚迷惑皇帝，使灾祸延及皇子，荼毒了忠良大臣。评论他们的奸恶，比石显要严重得多。而班固写他们，没有列在佞幸之类。杨王孙裸葬，有悖常礼，是个狂狷之徒，考核他的一生，也没有其它值得写的事，而却与朱云同列，并写在这卷列传之首，不是很肮脏的吗？
　　如果在看别的记载，别的杂传，诸如此类谬误，实在很多。根据刘向的《列女传》记载鲁国人秋胡的妻子，从头到尾，一点才行都不值得称道，只是怨恨自己丈夫，投河而死。她的轻生有似古冶，她的殉节不同于曹娥，她是凶险顽固之人，强悍的妇人，却与贞烈的人为伍，不合道理。
　　又嵇康的《高士传》，他所记载的人多了，而颜回、蘧瑗，却没有被写入。他二人虽然喜欢大道，不喜荣华，安贫守志，而把他们拘忌在名教之流，未免流俗了。正如董仲舒、扬子云，也是钻研四书，熟读六经的，遵循孔子的教义，鲁国的儒风，与他们有什么差别，应该都列入其中。颜回、蘧瑗可以舍弃，而扬雄、董仲舒获得重视，班固可谓只认得二五而不认得十者啊。到了近代，史臣所写，分析他们的错误，也往往不少。比如阳瓒在边城效力，为国捐躯，死在敌人之手，在宋代，也是刘（？）、卜（天生）之徒？而沈约竟然不加以标榜赞扬，只把他写在《索虏》篇里。纪僧真修节励行，始终没有过错，而萧子显把他和小人们写到一起，列入《恩幸》篇里。王頍的文章不够好，武艺更突出，他亲自拜见外戚藩镇，首先发动叛乱。撰写隋史的人如果不能把他和枭雄并列，也该附在《杨谅传》中，却把他和词人写在一起，和庶吉士们为伍。这类的编纂，难道合适吗？
　　孔子说：“以貌取人，就会错失子羽这类人；以言取人，就会错失宰予这类人。”光武帝则受被庞萌所误，曹操被张邈欺瞒。事迹陈述在史书中，只有善恶昭然可见。如果不借助许劭、郭林宗的鉴别，裴松之、王？的妙喻，而作者把人物的事迹写进书里，不能使善恶有所区分，这又是谁的过错？是史官的责任。
　　能够鉴定类别，分出等次，使小人君子各有所属，上智、中庸的等差各有所叙，则惩恶劝善，为将来永远作为告诫、榜样，激浊扬清，就能不朽了。
　　4、直笔
　　人遵循五常（五常即五种行为规则，又称五典：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士人有各种行为，有的邪，有的正，有的曲，有的直。那些邪的、曲的人，被人所轻贱，因为那是小人的做法；那些正直的人，被人所尊重，以为那是君子的做法。然而世人大多都趋于邪曲而放弃正直，不践行君子的做法，而遵行小人的行为，为什么？俗话说：“正直的像弓弦一样，往往死在路边；邪曲的像铁钩一样，反而会加官晋爵。”所以人们宁可顺从（权势）来保障自己，也不违逆（权势）以防受害。更何况史书的任务，就是劝诫世人，树立风气。遇到贼臣逆子，淫乱的君主，如果直白地记下他们的事迹，不掩饰他们的过失，一旦把他们的恶行记载下来，他们的臭名就要流传千年。这样说来，岂不可怕！
　　如果环境允许这么做就去做（直笔记史），如果环境不允许这么做却做了就会凶险。比如董狐（春秋时晋国的史官）写史不用隐笔，赵盾为了法度而蒙受屈辱，董狐自己没有犯错，依然果断行事，然后成就了他良直的名声，名传今古。比如齐史记载崔杼弑君，
　　司马迁写出汉武帝的过错，韦昭在东吴秉直记事，崔浩写史犯了魏国的忌讳，他们有的被处以刑罚，被当时任所嘲笑；有的写成的书被填埋，后人无法看到。世道就是这样，却要责怪史臣不能保持强直的性格，和不折腰的气节，实在很难啊。因此张俨发愤，私下保存《嘿记》；孙盛心中不平，窃自撰写了《晋阳秋》寄到辽东以存其真。以此来避祸，幸好得以保全了自己。我们足以得知世道的艰辛，也了解了实录的难能可贵了。
　　但是一一考察从前的史事，求证于直白的词句，虽然古人的糟粕，真假相杂，而我们披沙淘金，有时就能有所收获。根据金行在历（五行、天文用语，可能代指一定时期），史官特别多。当晋宣帝（司马懿）、晋景帝（司马师）开创晋朝基业之初，曹氏和司马氏发生矛盾的时候，比如在渭曲（今陕西大荔东南）列阵，被诸葛亮所击败，又比如高贵乡公（曹髦）讨伐司马昭，反被成济杀伤。陈寿、王隐，都笔口无言，陆机、虞预，也停笔没有叙述。到了习鉴齿（人名），才有了死诸葛退走活仲达（司马懿）、成济持刃犯驾的说法。历朝历代的诬造，从此被澄清。考察习鉴齿的记事，不就是近代的正直之人吗？再有宋孝王的《风俗传》、王劭的《齐志》，他们叙述当时的事情，都追求真实。根据当时（宋孝王写《风俗传》的时候）北魏的王公，祖宗产业还没有丧尽；（王劭写《齐志》的时候）北齐的将相，后代仍然还在。而这两人直书他们的避讳，没有一点害怕。刚正不阿，不就是这类人吗？
　　烈士重视名声，壮士注重气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像南史、董狐得仗义直书，不避讳权势；韦昭、崔浩的奋笔直书，无所取媚于人。虽然在保全自己防备受害方面有所不足，但是他们的而留芳余烈，人们到现在还称道。和王沈写《魏书》相比，后者通过邪曲的笔法获取高官，再和董统写《燕史》相比，后者通过取媚于权势而获取荣华，一边是上贯三光，一边是下穿九泉，也不能比喻出韦昭、崔浩和王沈、董统的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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