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统一全国有怎样的典故？

光武中兴有怎样的典故？~

刘秀平定各地割据势力，统一全国以后，为了进一步巩固东汉政权，首先做的一件事，便是削夺功臣之兵权。据《后汉书·光武帝纪》云：古代雕像“光武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建武十三年夏四月，“大司马吴汉自蜀还京师，于是大飨将士，班劳策勋。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罢左右将军官。”耿弁、邓禹、贾复等皆相继交出兵权，以特进奉朝请。不仅如此，刘秀还不使功臣参与朝政，而以优厚的封土食邑，使功臣们“以列侯就第”，“阖门养威重”。当时，只有极少数列侯，如高密侯邓禹、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复，特许“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恩遇甚厚”。
与此同时，为了把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在行政体制上，刘秀把中央政府的事权，由“三公”府转移到尚书台。《后汉书·仲长统传》云：“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尚书的官职创于秦代，原是少府属吏，其任务仅仅是在殿中传达诏令。西汉武帝时，成为侍从近臣，职权渐重，因以宦官充任，故又名为中书。成帝时，又复尚书旧名。尚书职名虽然由来已久，但直至西汉之末，在中央政府中，地位并不十分重要。东汉建立后，刘秀为了便于自己独揽国家大权，那些侍从其左右的尚书，就成为他最好的助手，尚书的职权，日益优重，“出纳王命，敷奏万机，盖政令之所宣，选举之所由定，罪赏之所由正”。尚书台已成为皇帝专制独裁的御用工具。
随着尚书台地位的变化，其机构也得到了发展和加强。据《后汉书·百官志》等书记载，东汉尚书台的组织为：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据应劭《汉官仪》称：“尚书令主赞奏，总典纪纲，无所不统，秩千石。若公为之，朝会下陛奏事，增秩二千石。”光武帝特诏尚书令、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于朝会时均专席独坐，京师谓之“三独坐”。这表明尚书台已成为国家的法定机关，其最高长官尚书令的地位也随之而升格。尚书令下设尚书仆射一人，尚书左右丞各一人。尚书台设六曹：一日三公曹，主岁尽考课诸州郡事；二日吏部曹，主选举祠祀事；三日民曹，主缮修、功作、盐池、园苑等；日封客曹，主护驾、边疆少数民族朝贺事；五日二千石曹，主司法词讼事务；六日中都官曹，主水、火、盗贼、治安事。每曹各置尚书一人，侍郎六人，令史三人。六曹即后来六部的起源。由上可以窥见尚书台组织之庞大和职掌之广泛，实为中央政府之缩影。
古代人物图光武帝除以尚书台为政治司令塔发号施令外，对于地方行政的控制，也很严格。汉代的地方行政机构，实行郡县（国）两级制。汉武帝设十三州刺史监郡，属于临时派遣的监察官吏，他的任务是周行郡国，刺探政情，原无固定治所。东汉承袭西汉制度，分全国为十三州部，每州设刺史一人。其首都所属之州，亦设司隶校尉，督察中央直辖区。东汉州刺史的权力，远比西汉时为大，除监察二千石官吏之外，还有选拔官吏，直接向皇帝劾奏之权，甚至参与地方行政事务的管理，而且已有一定的治所和自己的衙门。这就形成内有尚书总揽朝政，外有刺史控制地方的高度集权的局面。
不仅如此，为了防止发生叛乱，光武帝在完成解除开国功臣的兵权后，又进一步削夺地方的军权。建武六年（30），“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同时废除每年八月各郡国集兵演武的都试制度。按郡尉主郡兵，太守主郡政，为西汉旧制。东汉裁撤各郡国的都尉，而以太守典郡兵，是使太守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因此，东汉的太守，亦称“郡将”。翌年三月，又下诏解散地方兵，“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军中临时服役官员），令还复民伍”。在削弱地方武装的同时，又扩大禁卫军的编制，原来的正卒和戍卒，都改为由中央召募而来的职业军人担任。东汉兵制的改革，大大加强了中央职业军队的地位，也从而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
为了稳定和巩固封建统治，光武帝即位之初，即注意减轻刑罚和整顿吏治。建武二年（26），光武下诏书说：“顷狱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悯之。孔子云：‘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其与中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省刑法。”五年又下诏说：“久旱伤麦，秋种未下，朕甚忧之。将残吏未胜，狱多冤结，元元愁恨，感动天气乎？其令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见徒免为庶人。务进柔良，退贪酷，各正厥事焉。”刘秀在位的三十多年里，曾多次颁诏大赦天下，举冤狱，出系囚。
光武即帝位后，在任用官吏方面，亦能做到选贤任能和奖廉斥暴。如擢王莽时密（今河南密县东南）令卓茂为太傅，名儒伏湛为大司徒。任用杜诗为南阳太守，诗“性节俭而政治清平，以诛暴立威，善于计略，省爱民役……视事七年，政化大行”。卫飒为桂阳太守，“役省劳息，古代风景画奸吏杜绝”。任延为武威太守，到官之后，查明将兵长史田绀纵容子弟，横暴乡里，任延拘捕田绀，诛杀其父子宾客五六人，自此“威行境内，吏民累息（因恐惧而呼吸急促）”。光武帝还重用不畏强权的董宣为洛阳令。时刘秀姊湖阳公主苍头白日杀人，董宣在公主出行时，于路上驻车叩马，以刀画地，数落公主过失，命令公主家奴下车，处以死刑。公主向光武帝告状，董宣据理力辩，刘秀不但未加罪责，反而给了他一个“强项令”的美名，并赐钱三十万。因而史称光武时期“政在抑强扶弱，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杰之侠。以口率计，断狱少于成、哀之间什八坷谓清矣”。
光武帝吸取西汉末年王莽篡夺政权的教训，对于诸侯王和外戚的权势，也多方加以限制。如建武二十四年（48），刘秀特诏有司申明旧制“阿附蕃王法”，即继续实行西汉武帝时制定的左官律、阿党法及附益法等。规定诸侯王不得治民，王国设置的傅相，由中央直接委派，诸侯王仅保留食邑特权而已。对于外戚也特别注意控制，比如阴皇后的兄弟阴识、阴兴虽有功劳才德，也不曾委以机密要职。因此当时宗室诸王和外家亲属都比较遵奉法纪，无结党营私或对抗中央之事。
王莽时期，法令滋章，赋役繁重，刑法苛深，以致“父子流亡，夫妇离散，庐落丘墟，田畴荒秽”。刘秀登基后，面对的是经济残破、户口大减的情况，并且震慑于农民大起义的威力，实行了一系列旨在缓和社会矛盾和恢复生产的措施。首先，奴婢问题曾经是西汉末年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解放这部分生产力，从建武二年到十四年，光武帝曾先后九次颁布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的诏令。如建武二年（26），下诏“民有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恣听之。敢拘执，论如罪”。四年之后，又针对王莽时期不合西汉旧法而将吏人没人为奴婢的情况，下诏一律免为庶人。建武七年（31），当时东汉王朝已经平定东部地区，又“诏吏人遭饥乱及为青、徐贼所掠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听之。敢拘制不还以卖人法从事”。此后在平定陇蜀过程中，又于建武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三次诏令释放益、凉二州奴婢，规定自建武八年以来被掠为奴婢“冉讼”在官者，一切免为庶人。此外，光武帝还在建武十一年（35）一连三次下令，规定“其杀害奴婢，不得减罪”，“敢灸灼奴婢，论如律”，“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以上一系列诏令的实行，使大量奴婢摆脱了豪族地主的奴役，重新回到土地上来，成为国家直接控制的农民，这对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封建经济的发展，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古代风景图东汉初年，因统一战争还在继续进行，军费开支很大，国家用度不足，曾实行什一之税。后因实行军士屯田，军粮问题得到解决。为迅速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光武帝于建武六年（30），特颁诏书减轻农民负担，“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即和西汉文景时期的租率相等。同年六月，他还下令各州县吏员减损到十置其一。光武帝统治后期，史称“时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从简寡”。这多少反映东汉初期的封建赋役负担比西汉后期和战争期间有所减轻。
古代人物画像刘秀生长于民间，青年时期，颠沛流离于各地，颇知稼穑艰难，百姓疾苦，因而在即帝位后，能够以身作则，提倡节俭。史书上说他召而不谒。光武不但不怪，反赐他帛四十匹。东海王良，在王莽篡汉时，寝病不仕，教授诸生千余人。建武三年（27），征拜谏议大夫，后迁沛郡太守、太中大夫，官至大司徒司直。还有一个与光武少年同游学的会稽严光（字子陵），少有高名，刘秀称帝后，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光武帝备车遣使聘请，一连去了三次，严光才来到洛阳。光武帝亲自到他的住处相见，请他出山相助，严光谦辞。光武帝再次请他人宫，与他同床共卧，论道旧故，并任命他为谏议大夫，严光仍不肯。建武十七年，又特征召，严光又不至，年八十，终老于家。光武帝非常痛惜，下诏郡县赐给严光家属钱百万、谷千斛。光武帝对待士人的礼敬政策，受到当时人的欢迎，许多原来宣布不与王莽合作的士人，都先后来奔，为东汉王朝效力。
光武在即帝位后的三十四年中，实行了一系列旨在缓和社会矛盾和恢复生产的措施，以重建汉朝对全国的统治。赤眉、绿林起义的严重教训，豪强地主势力的严重威胁，使他在建立东汉王朝后，首先改变中央古代风景画鉴赏权力结构，以加强皇权；注意整顿吏治，精兵简政，释放奴婢，减轻赋税，礼贤下士，崇尚节俭。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虽身济大业，兢兢如不及”。自光武中期以后于明帝之末，其间四十余年，既未发生过内战，亦无封建割据，社会出现了基本安定的局面。《汉书·刑法志》称：“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祸，人有乐生之虑，与高、惠之间同”。建武初年，全国户籍遗存的人口只有十分之二，致田野荒芜；到建武五年，情况已有所好转，土地逐渐得到垦辟。光武末年，载于户籍的人口已达到二千一百多万。光武以后的若干年内，出现了“天下安平”的时代，这与光武皇帝开创之功是不可分的。因此，光武帝统治时期，史称“中兴”。南宋诗人陈亮说：“自古中兴之盛，无过于光武”，可谓允论。一常生活：身不穿重綵之衣，耳不听妖冶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建武十三年（37），他将异国贡献的千里马送去驾鼓车，将价值百金的宝剑赐给骑士。他不建造专为皇家游乐的苑林，不从事浪费人力物力的狩猎。他一向提倡薄葬，将作大匠窦融向他请示园陵广袤，光武帝说：“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茅草）马……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才令流水而已。”中元二年（57）二月，光武临死前，遗诏曰：“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上行下效，在光武帝的带动和影响下，后宫妃嫔和东汉初期的一些臣僚，也多能做到生活俭朴，清廉自守。如在东汉建国初期，做过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的宣秉，“性节约，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家中的粮食储存不超过一担。比宣秉稍后，代宣秉为大司徒司直的王良，也是“在位恭俭……古代风景画鉴赏布被瓦器”，他的妻子还亲自到田间去曳柴，其清贫自守，可以概见。光武时期，著名的地方官会稽太守第五伦，虽身为二千石，然“躬自斩刍养马，妻执炊爨。受俸才留一月粮，余皆贱贸与民之贫赢者”。东汉初期的政治，由于君臣同心，上下一致，因而是比较清明的。
另外，光武帝在处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团结士人方面，也很有策略。建武二年（26），寇恂拜颍川太守，当时大将贾复任执金吾，驻在古代风景画汝南。贾复的部将因杀人被寇恂逮捕，戮之于市。贾复引以为耻，心怀不忿，对左右说：“吾与寇恂并列将帅，而今为其所陷，大丈夫岂有怀侵怨而不决之者乎？今见恂，必手剑之。”自是寇恂常避让贾复。光武闻知，乃召见寇恂，时贾复亦在座。光武对二人说：“天下未定，两虎安得私斗，今日朕分（解也）之。”在光武帝的调解下，两人又“并坐极欢，遂共车同出，结友而去”。
王莽代汉之时，不少士人“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其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东汉建立后，光武帝为巩固新建立的政权，他礼贤下士，对士大夫表示非常敬重，史称其“侧席幽人（即侧席而坐以待隐居之人），求之若不及”。例如他对王莽时代的逸民北海逢萌、太原周党，皆曾多次聘请来朝。逢萌托以老耄，迷路东西，不肯就征。

刘基，字伯温，青田人，在后来的人心目中他一直被认为是凡间的“神仙”。
朱元璋得到“活神仙”
刘伯温自幼就聪明异常，他的老师曾对他的父亲说：“这个孩子福德深厚，日后必成大器。”元朝末年，他考中了进士，当了一个小官，很为当地人民所爱戴。后来，因为正值乱世之秋，刘伯温干脆弃官不做，归隐回家了。在家中闲住期间，他更是博览群书，通读经史，尤其精于对文学的研究。这个本事使他日后在一般人的眼中简直成了无所不知的活神仙。
朱元璋在元末农民起义中力量逐渐壮大起来后，听说刘伯温有本事，一心想请他到自己的军中，多次不惜血本的邀请他出山。但是最初刘伯温却说什么也不答应。后来，朱元璋几次三番地盛情邀请，颇有一股刘备三顾茅庐的劲，不请出刘伯温誓不罢休。刘伯温为他的诚心所感动，加之自己又有一展雄才的远大抱负，所以就答应了。朱元璋喜出望外，连夜修建了一所礼贤馆让他居住，对他礼遇非常。刘伯温到朱元璋身边后，马上就向朱元璋讲述了自己对当前局势变化的估计和预测，向朱元璋提出了当前急需着手进行的十八条政策。这让朱元璋非常满意，知道自己得到了极为罕见的济世人才。
从此他对刘伯温言听计从，让他为军师，真好像是昔日的刘备与诸葛亮君臣重生了一般。
诸葛亮重生
刘伯温对当时全国的形势做了一番估计，他认为朱元璋必将后来居上，成为未来国家的领导者。
其实当时的朱元璋还只是红巾军中不太起眼的一支，朱元璋一直恭奉韩林儿为自己军队的领导者，并以韩林儿的小朝廷为正统，接受了韩林儿的册封。
恐怕这时就是朱元璋自己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成为皇帝吧？刘伯温相信自己的眼光和判断，所以他对朱元璋尊奉韩林儿十分不以为然，即使是去朝见韩林儿，他也从不肯跪拜，还时常对朱元璋说：“韩林儿不过是一个牧童罢了，尊奉他干什么呢？”他常劝朱元璋一有机会就应该自立为王，脱离韩林儿的控制。
朱元璋的势力日渐壮大之后，也逐渐有了夺取天下之意。他向刘伯温求教征伐的策略。刘伯温就给他出主意说：“现在这几支起义军的力量，张士诚和方国珍都只顾据守一方，根本不足为惧。只有陈友谅一支队伍，名不正、言不顺，却霸取长江水上力量，又始终抱着吞并我们的野心，他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只有先灭了陈友谅的势力，使张士诚和方国珍孤立难守，才能各个击破，一举即可平定南方，然后再挥师北上，这样霸业可成。”朱元璋听了十分高兴，日后果真按照刘伯温的策略一步步消灭了敌对力量，终于成就了一番霸业。
在与陈友谅的征战中，朱元璋的队伍面临强大的威胁，许多人想逃跑或者投降，这时又是刘伯温力排众议，坚持抵抗到底，并以诱敌深入之计重挫陈友谅的大军，挽救了朱元璋的危机。尤其奇妙的是，刘伯温真的好像如有神助很能预测吉凶祸福。在鄱阳湖之战中，他陪伴着朱元璋亲自登船督战，忽然之间一跃而起，急声催促朱元璋转到别的船上去。朱元璋莫名其妙地听从他的安排，刚转到别的小船上，还没坐稳呢，就见他刚才乘坐的御船被敌人的炮火击中，烈火瞬时熊熊燃烧起来。朱元璋不禁大惊失色，从此也就更加的信任刘伯温。
独善其身
在朱元璋征战的岁月中，他始终与刘伯温形影不离，即使偶尔分开，也时常写信去向刘伯温询问事情。在辅佐朱元璋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刘伯温料事如神，所以有很多人都把他比喻为诸葛孔明重生。在朱元璋终于成为皇帝之后，刘伯温却推却了朱元璋要他当宰相的美意，也谢绝了朱元璋的赏赐，辞官回乡了。
刘伯温之所以如此小心翼翼，就是因为他在朱元璋身边多年，深知朱元璋的脾气秉性，知道功成之后必遭杀身之祸，所以才一意辞官回乡，闭门隐居，不问世事。果然不出他所料，朱元璋皇帝当了没几天，就开始大杀功臣宿将，刘伯温虽说已经隐退，却仍然受到了怀疑。不过比起那些遭到杀身灭门之祸的功臣来说，他虽受怀疑，但仍可以寿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较好的结局了。

昆阳大捷后，新市、平林诸将以刘绩、刘秀兄弟威名益盛，阴劝刘玄杀掉刘縯。刘绩寅部将刘稷勇冠三军，对刘玄立为皇帝，心中不服。刘秀刘玄封刘稷为抗威将军，刘稷不肯接受，刘玄乃与诸将陈兵数千人收捕刘稷，将要斩首，刘绩寅固争，因与刘稷一并被诛杀。刘秀闻讯，心自不安，立即含悲忍泪，从城父（今河南宝应县东）赶到宛城，向新市、平材诸将谢罪。刘秀迫于形势，不敢为刘多寅服丧，饮食言笑如平时，以此取得刘玄的信任，被封为破虏大将军。虽然如此，从刘绩被杀之日起，刘秀无日不在策划脱离农民军的队伍，独树一帜。更始元年（23）十月，刘玄北都洛阳后，以刘秀行大司马事，持节北渡河，镇抚诸郡。

当刘秀北徇河北时，河北地区形势异常复杂。这里既有以铜马为首的几百万农民军，也有同起义军为敌和观望自守的地主武装，另外还有拥有实力、据守城邑、无所归依的王莽所置官吏。刘秀知道，要平定河北，必须剿灭农民军；要剿灭农民军，必须要获得城市以为军事据点。因此，他一渡黄河，便打起大司马的旗号，所到之处，“辄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从而取得吏民的支持，“争持牛酒迎劳”。正当刘秀兴高采烈之时，突然传来一个意外的消息：卜者王郎在当地土豪的支持下，称帝于邯郸。这个割据势力由于谎称为赤眉拥立和诈称成帝子子舆，发展极为迅速，以至“赵国以北、辽东以西，皆从风而靡”。王郎移檄通缉刘秀，刘秀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蓟（今北京市）。更始二年（24）初，刘秀为了逃避王郎的拘捕，狼狈地逃出蓟县，在风雪交加中，驰驱于饶阳、下曲阳和下博途中。在饶阳传舍，为取得一餐，还冒充过王郎的使臣，险些被捕。

当时河北郡国皆已降王郎，惟独信都（今河北衡水东）太守任光，和戎（王莽分信阳为和戎，居下曲阳）太守邳肜（音容）不肯从。刘秀走信都，任光、邳肜来会。刘秀拜任光、邳肜为大将军。刘秀以信都为根据地，移檄边郡，共击邯郸，郡县还复响应。豪族刘植、巨鹿大姓耿纯各率宗族宾客数千人归附刘秀，合兵攻陷下曲阳（今河北曲阳县），于是有兵数万人，连陷新市、真定、元氏、防子等地，进而与王郎的大将李育在柏人（今河北隆尧西）发生了遭遇战。正当此时，上谷（郡治今河北怀来东南）太守耿况、渔阳（郡治今北京密云西南）太守彭宠，各遣其将吴汉、寇恂率领大队骑兵来会。上谷、渔阳是西汉边郡要塞，天下精兵荟萃之地，特别是骑兵中的鸟桓骑士，最能冲锋陷阵，素有“突骑”之称。两郡的归附，大大增强了刘秀的军事力量。接着，更始帝也派遣尚书仆射谢躬带兵来讨伐王郎。于是刘秀乃大飨士卒，连兵进攻王郎，五月，攻破邯郸，王郎乘夜逃走，刘秀使王霸追斩之。

古代瓷器刘秀击斩王郎，声势大震于河北。刘秀势力的不断发展，引起更始帝的不安。为了安抚刘秀，刘玄特派人封他为萧王，令其罢兵回长安。刘秀辞以河北未平，不肯就征。从此刘秀与更始分道扬镳，在河北独立地发展自己的势力，并进行一系列建立地主政权的活动。更始二年（24）秋，刘秀亲统大军击铜马于（音敲，今河北束鹿东）。又命吴汉率“突骑”来会清阳（今河北清河东南），企图一举歼灭河北的农民军。铜马军顽强地抗击了刘秀的进攻，迫使刘秀大军只能“坚营自守”，采取封锁政策。后来铜马军由于粮道断绝，饥不得食，不得不撤退，在逃遁途中，被刘秀军追至馆陶（今属河北）击破。铜马军余部和高湖、重连两部会合，与刘秀大战于蒲阳（即蒲阳山，在今河北完县西北）。结果因为高湖、重连等农民军领袖背叛了群众，大部分饥民被改编为刘秀的创业之军。刘秀将这支大军分隶诸将统领，形成一支几十万人的队伍，大大地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当时“关西号光武为铜马帝”。所谓“铜马帝”，即“贼帅”的别称，而刘秀正是凭借这支农民军争衡天下的。明年，刘秀又于元氏、右北平、安次、渔阳诸地，连续击破了尤来、大枪、五幡等支农民军。这些军事活动，使刘秀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占据河北广大地区。

正当此时，更始政权已呈现了分崩离析的局面，强大的赤眉军已开始向长安进军。刘秀估计到赤眉军必然能够攻克关中，占领长安，因而采取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策略。他派邓禹率六裨将，引兵西向，以乘更始、赤眉之乱；同时遣大将冯异扼守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以拒洛阳。为了巩固河北北部的占领，刘秀又自徇燕赵。此外，为了保守根据地及粮饷的来源，又命寇恂留守河内（郡治在今河南武陟西南）。经过这样一番部署，可谓攻守成宜，进退自如，刘秀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时机已经到来。当时，河北诸将议为刘秀上尊号，刘秀谦辞说：“寇贼未平，四面受敌，何遽欲正号位乎！”耿纯进曰：“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业即定，天人亦应，而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绝望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大众一散，难可复合，时不可留，众不可逆。”刘秀谦让后说：“吾将思之。”行至部（hao浩，今河北高邑东南），刘秀以前的同舍生强华，自关中带来《赤伏符》（捏造的谶记）。符文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古代建筑为主。”到了这时，刘秀只得“恭承天命”，命有司设坛场于部酃南千秋亭，即皇帝位，改元建武，改产，部为高邑，是为汉光武帝，时在25年六月。同年十月，刘秀派岑彭劝说坚守洛阳的绿林军将领朱鲔（wěi委）投降。岑彭向朱鲔陈说利害，朱鲔说：“大司徒（指刘绩）被害时，鲔与其谋，又谏更始无遣萧王北伐，诚自知罪深，不敢降。”岑彭回报刘秀，刘秀说：“举大事者不忌小怨，鲔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诛罚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朱鲔乃降。刘秀随即占领洛阳，并在其地建都。这就是历史上的东汉政权，又称为后汉。

当赤眉军与更始激战之际，邓禹自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渡过黄河，占有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从此，赤眉军和刘秀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建武二年（26）春，长安粮尽，赤眉军引兵而西，至安定（今甘肃泾川西北）、北地（今甘肃中宁），邓禹乘机进入长安。九月，赤眉军在陇地转攻城邑，受到陇西割据势力隗嚣的阻挡和大雪的袭击，士兵冻死不少，只好折返长安，引众东归。当时邓禹派兵在郁夷（今陕西宝鸡东）袭击义军，结果被义军击败，赤眉军再度占领长安。

冬十一月，光武帝遣冯异入关代邓禹，临行，敕冯异曰：“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诸将非不健斗，然为虏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饬，无为郡县所苦！”冯异受命西行，因征召邓禹还京师。十二月，关中发生饥荒。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赤眉军引兵东归，尚有众二十余万人。在义军回归途中，刘秀已经作好截击部署。他派侯进屯新安（今河南渑池东），耿弁屯宜阳（今河南宜阳西），分为二道，以截其归路。冯异与赤眉遇于华阴（今属陕西），相拒六十余日，战数十合，降其将卒五千余人。明年正月，冯异与赤眉约期会战，使壮士着赤眉服，伏于道旁。两军交战，伏兵突起，衣服相乱，赤眉不复识别，众遂惊溃。冯异大破赤眉于崤底（崤山，在今河南渑池、洛宁两县之间），降男女八万人。赤眉余众东奔宜阳，刘秀亲统六军，严阵以待，赤眉惊震，刘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皆降，献上所得传国玺绶。刘秀赐樊崇等洛阳田宅，以盆子为赵王（光武叔父）郎中。同年四月，冯异击败延岑等，平定关中，刘秀大军遂占领长安。

刘秀虽然扫平了铜马、绿林、赤眉等农民军，但群雄割据的局面依然存在。为了统一天下，刘秀又展开了削平群雄的战争。当时独霸一方的割据势力，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梁王刘永称帝于睢阳；隗嚣占据天水，自称西州上将军；公孙述称王巴蜀；李宪自立为淮南王；秦丰自号楚黎王；张步起琅邪，董宪起东海，延岑起汉中，田戎起夷陵，并置将帅，侵掠郡县。另外，北部还有卢芳，诈称武帝曾孙刘文伯，勾结匈奴，立为汉帝。

自建武二年（26）开始，光武帝采取攻伐与招降相结合的方针，首先对盘踞睢阳（今河南商丘）的刘永发起攻势。刘永为西汉梁孝王八世孙，从宗族谱系上说，比刘秀更为正统。因此，刘秀视刘永为最大威胁。当时刘永雄据今日豫东、皖北，与山东的张步、庐江的李宪、苏北的董宪连成一气，形成一个强大的军事同盟。四月，光武帝派虎牙大将军盖延率四将军讨伐刘永，围攻睢阳。八月，盖延攻陷睢阳，刘永与部将苏茂等逃至湖陵（今山东金乡南）。睢阳人反城迎刘永，盖延率诸将围之，吴汉亦率兵前来助战。城中食尽，刘永出走，为其部下庆吾所杀。刘永部将苏茂、周建等共立永子刘纡为梁王。建武五年（29）八月，吴汉拔郯（今山东郯城北），刘纡不知所归，为其军士高扈斩杀以降。其后不到半年，张步、李宪、董宪等亦先后为刘秀所击灭，刘永的势力，至此完全被肃清，“山东悉平”。

在讨伐刘永集团的同时，光武帝又遣建义大将军朱祐南征秦丰于黎丘（今湖北襄樊南），围城半载，秦丰穷困出降，用轞车押送至洛阳诛死。遣右将军邓禹西击延岑于武当（今湖北均县西北）；征南大将军岑彭击田戎于津乡（今湖北江陵东）。“延岑、田戎为汉兵所败，皆亡人蜀”。盘踞河北、自立为燕王的叛将彭宠亦于建武五年初为苍头所杀。于是北自幽燕，南至荆襄，皆已平定。

宫庭演奏关东虽平，但陇蜀尚为野心家隗嚣、公孙述所割据。光武下一步战略目标就是消灭隗嚣和公孙述。当时隗嚣据有安定、陇西、金城、武都张掖、武威、酒泉、敦煌等郡，几乎占有今日甘肃省之全境。他南连公孙述，北结卢芳，西通诸羌、匈奴，粮草充足，士马强壮，进可窥伺关陕，退可据隘自守。且隗嚣“素谦恭爱士，倾身引接为布衣交”，以是“名震西州，闻于山东”。光武帝闻其风声，报以殊礼，欲同他结好，要求他出兵攻打巴蜀的公孙述。可是隗嚣持观望态度，上书推说“三辅单弱，刘文伯（卢芳）在边，未宜谋蜀”。隗嚣部下王元、王捷也劝他保守边陲，以观天下之变。光武见诱降不成，决定用武力解决，于是派建威大将军耿弁等七将军进攻隗嚣。隗嚣使王元据陇坻（一名陇阪，在今陕西陇县、宝鸡县与甘肃清水县、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之间，为关中平原西部屏障），伐木塞道。诸将与战，败退。王元进攻三辅，为征西大将军冯异、征虏将军祭遵击破。隗嚣因遣使向公孙述称臣。

建武八年（32）春，光武帝率诸将西征，分数道上陇。隗嚣大将十三人，属县十六，众十余万，皆降汉。隗嚣携妻子奔西城（即西县城，在今陕西安康西北）。光武遣吴汉、岑彭围西城月余，王元率蜀兵五千人来救，迎嚣归冀（今甘肃甘谷东）。明年春，隗嚣病死，王元等立嚣子隗纯为王。建武十年（34），光武帝命来歙等乘机发动军事进攻，并收买窦融，命其以河西五郡之兵，与汉兵夹击隗纯，攻破落门（聚名，在今甘肃武山县西），隗纯降，王元奔蜀，陇右平。

建武八年（32）秋，颍川农民群起，河东守兵亦叛，京师为之骚动。光武认为形势紧急，亲自辰夜东驰，临行前，赐书岑彭等将领说：“两城（西城、上邦）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指公孙述）。人苦不知古代演出图足，既平陇（隗嚣所都），复望蜀（公孙述所都），每一发兵，头须为白。”公孙述当时据有益州之地，包括今四川、贵州和云南大部地区，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地势险阻，兵力精强。他北联隗嚣，并趁光武有事于山东之际，联结关中割据势力，吕贿、延岑、田戎、王歆等多往归依，公孙述皆拜为将军，因聚兵数十万人，积粮汉中，筑宫南郑。于刘秀称帝的同年，即建武元年（25）四月，公孙述自立为天子，即位于成都，号成家，建元龙兴。

他也和刘秀一样，好为符命鬼神异应之事，借图谶以欺弄民众。他妄引谶记，言孔子作《春秋》，断十二公，象征汉之十二帝（包括吕后），说明汉数已尽。又引《录运法》和《括地象》（皆谶纬之书）中“公孙当立”的预言，说明他是天帝派来接替汉朝的真命天子。公孙述还常将上述宣传品送到中原，借以迷惑百姓。刘秀为此颇为担忧，他致书公孙述，说公孙述歪曲谶语，谶记所言“公孙”，乃指宣帝；并且劝他不要仿效王莽那样以铁契、石龟、文圭、玄印等作为符瑞，自欺欺人；天下神器，不可力争，不如早日归降，还可保全宗族。然而公孙述并无降意，因此没有复书光武帝。

建武十一年（35）七月，光武帝亲自将兵征讨公孙述，驻军长安。八月，汉将岑彭大破公孙述将侯丹于黄石（今四川涪陵东）。于是汉军不分昼夜倍道兼行二千余里，一一直攻下武阳（今四川彭山东），出动精骑驰击距成都仅数十里的广都，势若风雨，汉军所至之处，蜀军无不奔散。公孙述昕说岑彭绕过延岑军后，攻下武阳。惊惶地以杖击地说：“是何神也！”他在气恨之余，心生毒计，暗派刺客诈为亡奴，投降汉军，乘夜刺死岑彭。十二月，汉大司马吴汉率领舟师三万人自夷陵（今湖北宜昌东）溯江而上，征讨公孙述。明年春正月，吴汉攻克广都，遣轻骑烧成都市桥，公孙述将帅恐惧，日夜离叛。当胜利在望之时，光武嘱咐吴汉说：“成都十余万众，不可轻也。但坚据广都，待其来攻，勿与争锋。若不敢来，公转营迫之，须其力疲，乃可击也。”其后吴汉与公孙述战于广都、成都之间，八战八克。十一月，吴汉、臧宫又与公孙述古代瓷器战于成都郊外，大破之，公孙述被创而死。延岑以成都降。吴汉杀述妻子，尽灭公孙氏，并族延岑，巴蜀之地予以平定。

最后还剩下一个盘踞北部的卢芳。当时卢芳据有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包括今日之陕北、山西和内蒙古一带地方。卢芳勾引匈奴和乌桓作为外援，经常侵扰北部边境。光武帝屡遣吴汉、杜茂往击，均未成功。建武十二年（36），刘秀已剿灭公孙述，卢芳与其部将贾览共攻云中，久攻不下，其留守九原的部将随昱欲胁迫其归降光武。卢芳自知不能相敌，遂弃辎重，率十余骑逃人匈奴。建武十六年（40），匈奴闻汉购求卢芳，贪得财帛，故遣卢芳还降。卢芳至汉，以自归为功不称匈奴所遣。汉立卢芳为代王。不久又逃人匈奴，后死于匈奴。

经过十余年的征战，刘秀次第翦灭四方割据势力，结束了纷乱局面，全国重归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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