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汉乐的传承意义

广东汉乐的艺术特色~

广东汉乐保存着六百多首情调不同、形态各异的优秀传统曲目和多姿多彩的演奏形式，中军班音乐和丝弦音乐是汉乐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军班音乐是民间吹打仪仗音乐，解放前中军班艺人多为职业和半职业性质，为民间婚、丧、喜、庆时所雇请，有时，不同的“笛馆”（中军班艺人的团体）还对台竞技，因此有广泛的群众性。在本次音乐会上，我们可以欣赏到中军班音乐的代表作——《嫁好郎》，一首在女子出嫁时演奏的唢呐与乐队的乐曲。丝弦音乐是民间最为普遍的演奏形式，通常使用的乐器有头弦、笛子、笙、提胡、扬琴、三弦、耶胡、琵琶等等。这场音乐会我们可以欣赏到不同的丝弦乐，包括丝弦乐中的极品，被称为儒家音乐的汉调清乐。广东汉乐的分类和演奏形式按照传统广东汉乐的演奏形式和长期沿革的演奏习惯和不同用途形成五个类别。一是丝弦乐，俗称和弦索。它是广东汉乐中最普及、最为大众化的演奏形式。演奏时，以头弦（俗称吊规子）或提胡领奏，配以洋琴、琵琶、三弦、笛子、椰胡等乐器。丝弦类的曲目众多，在已整理出的汉乐曲目中有430首。二是清乐，又称儒乐。它追求比较高雅的演奏形式，常为文人雅士的活动。它演奏时乐器较少，主要有：古筝、琵琶、椰胡、洞箫等。清乐的曲目为56首。三是汉乐大锣鼓，又称八音。它主要活动于民间迎神赛会或闹元宵等客家传统节日。它以唢呐为主奏，打击乐有：大鼓、苏锣、大钹、小钹、碗锣、铜金、小锣、马锣(八音用)。在广东汉乐曲库中汉乐大锣鼓乐曲仅有23首。四是中军班音乐：历史上，它为职业或半职业的民间音乐班、社，作为仪仗性质的乐队，主要用于民间的婚丧喜庆活动。它以唢呐为主奏乐器，配以打击乐和若干丝弦乐，在汉乐的曲目中它的数量仅次于丝弦乐,共有62首。中军班音乐演奏比较讲究形式和场合，因此，它又细分为礼乐（如《闹花堂》、《朝天子》）、祭祀音乐（如《大乐》、《送歌》）、喜乐（如《嫁好郎》、《玉美人》）、敲板乐（如《江西调》、《相思》）、小调吹奏（如《卖杂货》、《花鼓调》）。五是庙堂音乐，它是出家人进行宗教法事时演奏的吹打音乐。演奏时，它以唢呐为主，配以打击乐，若干丝弦乐，此类乐曲有31首。庙堂音乐的演奏讲究做法事的对象。如百岁老人去世，演奏的曲目是《朝天子》；未上寿的人去世，演奏的曲目是《哭皇天》；一般人去世，演奏的曲目是《菩庵咒》、《五更佛》、《大江》、《哀哀泪》、《哭相思》等；丧事的通用曲目是《佛曲》。 1、曲调类别与标题特征在广东汉乐“丝弦乐”和“清乐”中，历来有“大调”和“串调”之分。“大调”是指乐曲长度在六十八板并属于六十八板系统的乐曲。“串调”是指在戏曲音乐中(汉剧)用以配合剧情和舞台表演，以及渲染、烘托舞台气氛的开场和过场音乐。串调乐曲长短不一，多则数十板、少则十余板。由于广东汉乐基本上属于有标题的曲牌类民间器乐曲，在不少“大调”乐曲中，通过标题揭示乐曲的意境和情感，反映一定的思想内容和情趣，如《出水莲》、《昭君怨》、《崖山哀》、《怀古》等；但也有乐曲虽有标题曲名，也表达某种情绪，但并不表现特定的音乐形象，如《南进宫》、《北进宫》等；有的只表明乐曲的来历和出处，或略示其音乐的某些特点和用途，如《单点头》、《乱插花》等。作为曲牌类音乐，有些乐曲虽然标有曲名，但乐曲所表达的情感与标题曲名并无必然的联系，仅作为一首曲调的标志。2、音阶调式与特性音广东汉乐基本上可分为两种调式音阶。一种是以56123五声为骨干音，增加4 7两个偏音作为装饰性辅助音，构成七声徵调式。在广东汉乐中常称作“硬套”或“硬线”乐曲，与潮乐中的“轻三六”调及粤曲中的“正线”调基本相同，是广东汉乐音阶的基础。另一种是以57124五声为骨干音，增加6 3两个偏音作为装饰性辅助音，构成带有特性音的七声徵调式。其中7 4两音在6 7 1和3 4 5的三音列中，其音高近似一个中间音，通常称为“特性音”或“中立音”，7 4两音构成纯五度音程。在广东汉乐中常称为“软套”或“软线”乐曲。与潮乐中的“重三六”调及粤曲中的“乙凡调”基本相同，是广东汉乐曲调风格富有特色的一种音阶。由于广东汉乐存在两种不同的音阶组合方式，因此在广东汉乐中便形成了“软线”和“硬线” 两类不同风格韵味的乐曲。“软线”乐曲曲调风格比较深沉、哀怨，“硬线”乐曲曲调风格比较明快、活跃。在长期的演奏实践中，在“软线”与“硬线”乐曲之间还具有相互转换的特点。即将“硬线”乐曲中的6 3分别转换为7 4，即为“软线”乐曲。反之，将“软线”乐曲中的7 4分别转换为6 3，即为“硬线”乐曲。这种通过五声骨干音相互转换的特点，与潮乐中“轻六”与“重六”曲调的转换，以及陕西秦腔音乐中“欢音”与“苦音”的转换，其特点是相同的。由此不难看出，广东汉乐在调式音阶及特性音等方面与中原传统音乐的亲缘联系。3、套曲联奏及变奏特点广东汉乐属曲牌体音乐，是套曲结构或称曲牌联缀体结构。在传统演奏中，有的乐曲慢板转快板变奏是同一首乐曲，而有的乐曲慢板转快板是另一首乐曲的联奏，即为套曲形式。此外还有由同宫系统的若干音乐曲组成套曲联奏形式，构成联套式结构。演奏时按照慢板、中板、快板依次演奏，但均严格保持“同宫到底”，以求得调式调性上的统一。一般“软线”接“软线”乐曲，“硬线” 接“硬线”乐曲。按照传统的演奏习惯，如《出水莲》后面多接《昭君怨》和《崖山哀》联为套曲，又如《玉连环》后面多接《绊马索》和《落地金钱》联为套曲等。由于广东汉乐来自民间，多有即兴变奏的特点。演奏者常根据“调骨”（即主曲调通用谱）按照不同乐器的特点自由发挥，从而形成不同的风格流派。广东汉乐的拉弦乐器有头弦、提胡和椰胡。由于乐器的音区和音域不同，在演奏时虽然定调相同，但定弦不同。主奏乐器用“正指”（5 2弦）演奏，而其他拉弦乐器则用“反指”（1 5弦或2 6弦）配合，形成不同的曲调变化。此外在不同种类乐器组成合奏时，由于乐器性能特点不同和演奏手法上的差异，不但在音色上形成对比，而且在曲调走向和节奏音型的运用上富于变化，从而具有“支声”复调因素的变奏特点。 广东汉乐的传统演奏乐器广东汉乐的传统乐器主要分为两大类，即文乐类和武乐类。文乐类（1）头弦，别名吊规子。筒和杆皆木质。用钢丝弦2根，里粗外细，音距差4度。用普通马尾弓，弓平拉，一般只用一个把位。在组合演奏中属领奏乐器，是广东汉乐特征之一。（2）提胡。外形构造与广东高胡相似，筒稍大，杆稍长。用钢丝弦2根，G调定弦5-2。膝间夹着平拉，演奏时多用长弓；快速时，宜用长弓密指，或长短弓结合，不用碎弓。音色娇柔而浑厚。提胡常用三至四个把位，音域较宽广、表现力强，可领奏或独奏。（3）椰胡，别称胡弦，亦称扶弦。筒以椰壳镶以薄木板，杆木质，忌用硬木，长80公分。弦轴2根，用牛筋丝弦，比头弦的弦丝稍粗。定弦与头弦相反，G调定1-5或2-6，也有定作3-6弦。椰胡是辅助弦乐。（4）低音胡，木制。筒面阔30公分许，高约25公分，长27公分。牛筋丝弦2根，用马尾弓。定弦比椰胡低3-4度，G调5-2。组合演奏中，不加花而减字，突出主音，着重低层音。（5）笛子，又称“横品”，竹制。它是主要吹乐器，常作领奏或独奏，在组合演奏中要求圆润连贯，不用吐音，打指音也很少使用，力求整体合乐和谐，快速时可减字或依调音连音吹奏，灵活处理。（6）洞箫，竹制。与笛子的区别，一是不用竹膜，二是以竹节小孔直吹，发音深沉浑厚，常与琵琶、古筝组合演奏，也可独奏。（7）唢呐（客家人称唢呐为“笛”），是民间吹打乐的主要乐器。分为管口、管身和音波三个部分。管口铜制，以芦哨入管端；管身木制，音波为铜制。传统唢呐有三种，大者叫没管，用“鸭脚树”或“沙桐没树”制造，不用音波，比中唢呐低2-3度音，作为低音旋律对吹伴奏；中者即中唢呐，最常用的唢呐。用芦竹哨吹奏，发音明亮大方，玉润悦耳；小者即小唢呐，又叫海笛，俗称“茅笛”。比中唢呐短小三分之一，造型一样，多用麦杆哨，发音清脆，全按平吹比中唢呐高出3-4度音。中唢呐、小唢呐属领奏、独奏吹管乐器。（8）月弦，木制。板面圆形，直径约30公分，弦柄及轴共长25公分左右。弦轴3支，外弦用同样的弦2支，内弦1支。未用洋琴以前，月弦位置重要，有琴胆之称。采用洋琴后，月弦退居次要地位。（9）三弦。传统用的属小三弦。琴鼓阔8公分，长14公分，厚6公分，面底均裹以蛇皮，外形成椭圆状。弦杆全长60至70公分，弦轴3个，系大、中、小弦3根。它的特点是声音清晰，穿透力强。（10）洋琴，又名扬琴。十九世纪末开始使用，过去使用的槌竹末端薄而软有弹跳力，称“软槌竹”。多改用“硬槌竹”。洋琴在广东汉乐组合演奏中位置重要。（11）琵琶，传统用的琵琶四相十二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改用十二平均律，弦亦由丝弦改用金属弦。指法以弹、挑、勾、抹、轮、滚为主。琵琶在组合演奏中位置重要，音色和表现能力强，只是音量逊于洋琴。（12）筝，据史籍记载已有二千三百多的历史，因此常称为“古筝”。筝是一弦一柱、多弦多柱乐器。筝体呈长条形，面板弧形，底板平直有2个音孔，面板底板均用桐木制作。建国前的筝16弦，今多用18弦、21弦以至25弦。按五音阶顺序定弦。传统指法是右手指带假甲弹弦，左手按音。筝在广东汉乐中属于雅乐的乐器，常独奏，或与琵琶、椰胡、洞箫组合演奏。其他如笙、号筒、秦琴、古琴等或已失传或已不用或少用。 武乐类（1）正板①构造：梨木制，长方形，长约16公分，宽约8公分，高约4公分；内空，近上边旁开口；平放在鼓架左方，以小鼓槌击打，发音“各”，又称“各板”。另一种由长24公分，阔6公分的梨木板，其中二块稍薄紧系，一块稍厚，两者用红丝绸带（布）松系一边，称“三板”或“摇板”，执于左手，以掌指分开，摇跳击敲。②音响：“各”、“壳”，音老阔大。③用法：落在强拍，均匀击敲。（2）副板、片鼓。①构造：副板与“各板”结构相同，稍小，平放于正板之右。片鼓圆形，脚大顶小，硬木制，内空，外表皮革；也有顶平身扁者。②音响：“的”或“打”，连续念音“拉打打”，比正板音细尖而清淅。③用法：副板与片鼓作用一样，落在弱拍，谓之“眼”。击打自由任意，又可作起界之用。（3）小鼓，又名战鼓。①构造：木身，圆形，内空，顶面底面表皮革。顶面直径均12公分，底面直径约9公分，身稍凸大似椭圆状。②音响：“督”，连续音念“碌督督”。③用法：中军班音乐多用，可代替正副板。（4）大鼓、堂鼓。①结构：大鼓的结构与小鼓的形状相同而大十几倍。大鼓鼓面70至100公分。堂鼓鼓面直径约30公分，面底一样大，有扁形或椭圆形不同形状。②音响：“咚”，连续音念“弄咚咚”。③用法：民间大锣鼓多用，中军班音乐也常用，多用于强烈气氛的热闹场面。（5）戥子。①构造：铜制，若小杯状，底尖圆、高、阔，直径约3公分；底部有耳，挂于10公分许的小竹竿，以小铁柱击打。②音响：“叮”，清淅，有余音。③用法：丝弦乐曲多用，落在强拍，可以增添色彩。（6）小钹。①构造：铜制，圆形，中央向外圆凸为执耳。直径约16公分。合共2块，互相碰击得声。②音响：“七”、“齐”。碰击即离为响音，不离或半离为煞音、翕音，视情节使用。③用法：一般落在板里（每小节的最强拍）。小锣、小钹、铜金组成一套“小锣钹”锣鼓经。（7）大钹。①构造：铜制，形状与小钹相同，而比小钹大一倍以上，直径约33公分。②音响：“钗”（响击音）、“泽”（煞音、翕音）。③用法：落在强拍，有时强弱拍均敲击，响击时，其音颤动。大钹 与大锣组成一套锣鼓经，是打击乐中不可缺少的主要乐器。（8）碗锣。又称挽锣。①构造：铜制，若小碗大，扁形，边唇有两小孔以串耳带，挽于左手掌中，用10余公分长硬竹板强击发音。②音响：“ 当”，清亮带娇音。③用法：多用于吹打乐曲，照乐句击打比较灵活。（9）当点。①构造：铜制，如碗锣一样大小，稍薄，外边有平面边唇，边唇有四个小孔，用来串挂在木框内使之悬空。用苗竹枝（如筷子一样）在末端曲成半“丁”字形状敲击。②音响：“点”。③用途：用于点、眼，每拍一句，均匀敲击。当点是中军班音乐专用击乐器，也是中军班音乐别具一格的特色，如“敲板调”等必用之。（10）马锣。①构造：铜制，状似碗锣而大数十倍，直径约40公分，用16公分长木槌敲击。②音响：“旷”粗犷热闹。③用途：多用于民间大锣鼓，便于游行。（11）小锣。①构造：状似碗锣，边的比例稍短，面部圆顺微凸，直径约18公分；用16公分长硬竹板击打，或用手执悬空击打。②音响：“堆”、“丢”、“雷”。连续音念“雷堆”。③用途：小锣钹和大锣钹两个系统的锣鼓经均用小锣，是鼓板的代表。（12）铜金。又名乳锣。①构造：铜制，圆形，略小于马锣，中央圆凸，以木槌（缠布或白棉带）敲击。②音响：“钢”，余音长，似投石于池塘之水波。③用途：多用于小锣钹组合的锣鼓经，落在强拍，作用如大锣。（13）大锣。又称大苏锣。①构造：铜制。状似小锣，直径90至100公分，挂于架，以18公分长的木头（外缠白布）敲击。②音响：“孔”、“况”。声音温雅淳厚、优美动听。这是广东汉乐，汉剧音乐打击乐器的特征。③用途：与大钹有时同击，有时相对交换，有时钹双锣单，或单锣出现，击强拍，是打击乐的重要乐器。 曲目广东汉乐曲目丰富，从已整理出版的《广东汉乐曲目集》来看，共有曲目612首，其中丝弦乐430首，清乐56首，汉乐大锣鼓23首，中军班音乐62首，庙堂音乐31首。代表曲目有丝弦曲《单点尾》、《玉山坡》、《思夫》，唢呐曲《粉叠》、《普天乐》、《玉芙蓉》，庙堂音乐有《一封书》、《水底鱼》等。其中部分乐曲来自中原宫廷音乐、古代音乐，保存了唐代宫廷乐律，如中军班乐曲《大乐》、丝弦音乐《南进宫》等。广东汉乐广纳百家之长，如《渔樵问答》是由古琴曲演变或模仿而来的，《剪剪花》是由民歌小调转化的，《得胜令》也原属戏剧曲牌的。1、丝弦乐：《迎春曲》、《百家春》、《春串》、《南进宫》、《北进宫》、《琵琶词》、《怀古》、《翡翠登潭》、《平湖》。2、清乐：《出水莲》、《西厢词》、《将军令》、《蕉窗夜雨》、《平山乐》、《挑帘》、《高山流水》。3、汉乐大锣鼓：《闹元宵》、《小开门》、《锦上添花》、《迎宾客》、《得胜令》、《贺太平》。4、中军班音乐：《拜花堂》、《嫁好郎》、《玉美人》、《赏花》、《卖杂货》、《花鼓调》、《饭后茶》、《双扶船》。5、庙堂音乐：《朝天子》、《哭皇天》、《五更佛》、《佛曲》、《菩庵咒》、《哀哀泪》、《哭相思》、《大江》。大埔县参加“2005广东国际旅游文化节——岭南民间艺术大汇演”荣获金、银奖大埔县文化馆组织两个民间艺术表演节目“广东汉乐”和“花环龙”，一行69人于2005年11月25日赴广州参加“2005广东国际旅游文化节——岭南民间艺术大汇演”，于11月26日至28日一连三天，在广州市天河区天河体育中心南西广场、广州市荔湾区上下九广场、广州市越秀区英雄广场等三处表演了5场，受到了中外观众及广州市民的欢迎和好评；经“广东国际旅游文化节组委会”组织专家组评选，大埔县参演节目:广东汉乐·迎春曲荣获金奖，花环龙表演节目荣获银奖。国家文化部、省委、省政府等有关领导在现场观看了表演；四十八家中外新闻媒体在现场进行了报道。颁奖仪式在广州珠江宾馆举行。 传承谱系广东汉乐的传承是以乐器演奏技巧来进行的，大多数乐师能演奏多种乐器。因此，广东汉乐的传承具有多样性，即家庭传承、师徒传承、社会传承相互交融。由于大埔广东汉乐活动历史悠久，因此，清代以前的传承情况难以考证，现从我们通过普查得来的资料和查找的文献、方志资料综合起来进行分析、考证，列出如下传承谱系。（一）师徒传承1、双溪 李蓝田（唢呐） 代别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文化程度传承方式学艺时间居住地址第一～六代不详男不详不详不详不详双溪镇第七代　　李蓝田　　男1890年不详师传不详双溪镇第八代　　罗曾优男1942年中专师传1952年枫朗镇第九代　　肖晨光男1961年大专师传1971年百侯镇2、茶阳 饶托生（头弦、古筝、三弦、笛子、扬琴） 代别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文化程度传承方式学艺时间居住地址第一代饶托生男1884年不详师传不详茶阳镇第二代罗九香 男1901年不详师传不详枫朗镇饶从举　　男1897年不详师传1921年茶阳镇饶庆雄男1902年不详师传1922年茶阳镇罗协鸿男1920年不详师传不详枫朗镇第三代饶宁新男1941年大专师传1947年广东星海音乐学院罗曾良　　男1936年高中师传1954年枫朗镇罗德栽男1939年大学师传1956年广东星海音乐学院第四代刘川与男1959年初中师传1979年湖寮镇3、枫朗 罗娘德（唢呐） 代别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文化程度传承方式学艺时间居住地址第一代罗娘德男1890年不详师传不详枫朗镇第二代余敦昌男1920年小学师传不详大麻镇第三代杨培柳男1942年初中师传1958年百侯镇第四代谢军贵男1947年小学师传1979年长治镇4、茶阳 饶淑枢（提胡） 代别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文化程度传承方式学艺时间居住地址第一代饶淑枢男1905年不详师传不详茶阳镇第二代罗琏男1919年中专师传不详湖寮镇　　第三代廖东雄男1947年初中师传1958年大埔汉剧团第四代房宝香女1989年初中师传1979年湖寮镇5、青溪 范思湘（司鼓） 代别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文化程度传承方式学艺时间居住地址第一代范礼辉男不详不详不详不详青溪镇第二代范思湘男1905年小学父传不详青溪镇第三代范胜华男1945年初中师传1959年大埔汉剧团第四代管映庭男1965年中专师传1985年大埔汉剧团（二）家族传承1、 大麻 余述仙（唢呐） 代别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文化程度传承方式学艺时间居住地址第一代余述仙男1895年不详不详不详大麻镇　　第二代余敦昌男1920年小学父传童年大麻镇第三代余玉琪男1965年高中父传童年大麻镇2、枫朗 罗调律（三弦、唢呐） 代别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文化程度传承方式学艺时间居住地址第一代罗调律男1901年不详不详不详枫朗镇第二代罗曾优男1942年中专父传童年枫朗镇第三代肖晨光男1961年大学父传童年枫朗镇

　　远在明朝万历年间，广东音乐就开始孕育，经历了近三百年，到1860年左右，粤乐正式具备了“特色曲目、群众基础以及代表人物”三大条件，从而形成了单一乐种。
　　来源于民间的文化艺术品种，在其孕育生成之初，由于属于不登“大雅之堂”的“野草闲花”，因而大多是史不具载，迹辙微茫的。广东音乐也是一样。有一种最新的研究认为，远在明朝万历（1573年）年间，广东音乐就开始孕育，经历了近三百年，到1860年左右，粤乐正式具备了“特色曲目、群众基础以及代表人物”三大条件，从而形成单一乐种。而另一种比较传统的看法则认为，广东音乐形成于清末民初。它是以广东民间曲调和部分粤剧音乐、牌子曲为基础，一步一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当时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兴起一种由乐队演奏的乐曲，又叫做“八音”、“行街音乐”、“座堂乐”。它适应着戏曲伴奏、街头卖艺或者婚丧喜庆的需要，风行一时。后来又出现了“宝字”的名目，用以专指在唱曲间歇时丝弦乐队自行演奏的“过场”一类的“小调谱”。这种演奏因同样受到听众的欢迎，便逐步演变成为独立行当。广东音乐就是沿着“宝字”的路子发展起来的。
　　早期的广东音乐以琵琶或扬琴为主奏乐器，辅以箫、筝、椰胡、二胡、三弦等。民国初年逐渐形成三种基本乐器组合，一是二弦、竹提琴、三弦（或月琴）的“三架头”硬弓组合；二是以唢呐为主奏，配以打击乐器；三是洞箫、椰胡、琵琶（秦琴）的组合。
　　到上世纪20年代演奏家们受到西方乐器的启发，把二胡的丝弦改为钢弦，创出粤胡（又称高胡），改良了扬琴，加人琵琶（或秦琴），形成软弓“三架头”组合。到上世纪20—40年代，广东音乐的演奏家们又尝试使用数十种西洋乐器与中式民族乐器合奏，从中筛选出小提琴、萨克斯管、电吉他、木琴等几种，使广东音乐音色变化更丰富，表现力更强。其中“滑指”是广东音乐最具特色的演奏手法。“滑指”又分“小绰”、“大绰”、“小注”、“大注”、“回滑”等等。主要弦式有合尺调（定弦为52）、上六调（定弦为15)、乙反调（定弦为37）、士工调（定弦63）工乙调（定弦37），不同的弦式用以表现不同的情绪。
　　早期的广东音乐乐曲，音符较散，节奏也缺少变化。在后来长期的发展中，逐渐形成新的特色，如在曲调进行中加有多种装饰音型，称为“加花”，使音色清脆明亮，旋律流畅优美，节奏活泼欢快。
　　广东音乐早期的乐曲基本上是民间流传过程中的集体创作的。到了20世纪初，出了一位严公尚，是广东音乐的代表人物。在他的带领推动下，创作日趋成熟。出现了《旱天雷》、《连环扣》、《倒垂帘》、《三潭印月》、《饿马摇铃》、《小桃红》、《汉宫秋月》、《双声恨》、《雨打芭蕉》等一批流传至今的优秀作品。
　　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为广东音乐广泛流传与发展的兴盛时期。其主要标志是在早期演奏改编传统乐曲的基础上，出现了大量民间创作乐曲，使广东音乐在旋法、节奏、调式、结构、演奏特点等方面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备。这一时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专业作曲和演奏名家，如何柳堂、吕文成、易剑泉、丘鹤俦、尹自重等。其代表曲作有的《赛龙夺锦》、《鸟惊喧》、《醉翁捞月》、《七星伴月》（何柳堂）；《步步高》、《平湖秋月》、《醒狮》、《岐山凤》、《焦石鸣琴》（吕文成）；《凯旋》（陈俊英）、《惊涛》（陈文达）、《华胄英雄》（尹自重）及《鸟投林》（易剑泉）等，一时远近争演，深入人心，并蜚声海内外。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珠江三角洲地区成为沦陷区，广东音乐的生存空间也严重萎缩，发展艰难，创作力锐减，甚至出现了一些低俗的作品，如《甜姐儿》、《私语》等。
　　新中国成立后，广东音乐获得新生。音乐工作者们对广东音乐进行搜集、整理，并对其和声、配器等方面进行研究改革，出版了不少的乐谱，创作并演出了大量的优秀曲目，如陈德巨的《春郊试马》、林韵的《春到田间》、刘天一的《鱼游春水》和乔飞的《山乡春早》等等。
　　广东音乐据有乐谱可稽的创作乐曲，累计达千首。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步步高》之外，这里不妨再介绍几首代表作品——
　　《雨打芭蕉》是早期优秀乐曲之一。乐曲以流畅明快的旋律，表现了南国生活的愉悦情绪。曲调运用顿音、加花等技巧，描写打在芭蕉上淅沥的雨声、芭蕉在雨中婆娑摇曳的形态以及人们旱热逢雨的欢乐。
　　《饿马摇铃》为何柳堂传谱，原以琵琶为主奏乐器，后改为弦乐主奏。乐曲以不稳定的节奏和采用顿音等多变的音型，突出运用si、fa两音级，惟妙惟肖地展现了饿马摇铃的形象。
　　《平湖秋月》是广东音乐名家吕文成的代表作，他曾于金秋时节畅游杭州，触景生情，创作该曲。曲中表现了作者对西湖秀丽景色的感受，曲调既采用了浙江的民间音乐，又有广东音乐的风格，它是中国器乐作品中最出色的旋律之一。
　　《龙飞凤舞》所表现的是民俗节日中挑着龙灯耍戏的长龙的情景。乐曲的主题音调采用切分节奏，富有极强的推动性，顿挫有致，若舞者的步态，前迈后撤，辗转腾挪。小锣的清爽音色，唢呐的声声鸣唱，弹拨乐器的整齐节奏，共同演绎出欢乐的气氛。
　　《汉宫秋月》又名《三潭印月》，则是另一种情况。中国传统器乐作品，有不少在长期的流传和改编后，与原来的曲名相差很远。《汉宫秋月》原为哀怨之曲，而《三潭印月》已将哀怨之情尽扫。在原传自北曲的旋律主干上，大量加入了广东音乐语言的细微装饰性华彩，从而使北曲的刚劲绵长，变为粤曲的细腻轻爽。
　　个性鲜明 别具一格
　　广东音乐既不像西方音乐的壮观雄美、激昂刚健，也不像我国中原古曲那样悠深空旷，充满历史苍凉感。
　　以上简略介绍了广东音乐的总体发展状况。下面谈谈它的艺术。
　　就广东音乐给人的总体印象而言，有三个方面十分突出鲜明：一、音响色彩清脆明亮、华美；二、旋律风格华彩、跳跃、活泼；三、乐曲结构多为短小单一的小品，很少有大型套曲。这三大特点，决定了它既不像西方音乐的壮观雄美、激昂刚健，且具外在超越的哲理省思，也不像我国中原古曲那样悠深空旷，充满历史苍凉感；既没有古代庙堂音乐的典雅庄重，也没有传统士大夫孤芳自赏的兀傲高深。总的来说，广东音乐是一种包含着强烈现世性、平民性和开放性的音乐。
　　先说现世性：广东音乐不存在宗教情怀和对彼岸世界的敬畏与崇拜，所关注的是活生生的现世生活，创作目的也在于满足现世民众的情感需要。因此，广东音乐无论作品题材还是创作灵感大都来源于日常生活，如《旱天雷》、《三潭印月》、《饿马摇铃》、《小桃红》、、《雨打芭蕉》、《赛龙夺锦》、《鸟惊喧》、《步步高》、《平湖秋月》、《华胄英雄》、《鸟投林》、《春郊试马》、《春到田间》、《鱼游春水》、《山乡春早》等等。光从题目，就不难看出它们与现世生活有着多么密切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又是那么的直接而具体。此其一。其二，既然所面对的是现世，并且目的在于满足现世民众的情感需要，那么努力揭示现实世界的美好，给人们的心灵以抚慰，鼓舞他们勇敢面对生活中的挫折与苦难，增强他们面对生活的信心与勇气，就成为广东音乐的基本价值取向。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优美、乐观、和谐、向上的旋律会在广东音乐中显得那么鲜明突出，而且成为贯串始终的一条主线。
　　再说平民性：作为诞生、完善、流行于民间的乐种，早期的广东音乐因其演出场合、演奏功用的不同，可以概略地分为四种表演方式：（1）戏剧中的过场音乐。（2）茶楼、街头卖艺。（3）一般民众自发组成的自娱性质的音乐社团。（4）农村的“八音会”，于婚丧喜庆场合表演（或加粤曲、说唱）。这种出身背景就决定了它天生的平民性，十分注意与人民大众的情感息息相通。无论是在呱呱坠地的早期，还是已经成熟为一个名作迭出的重要乐派，广东音乐从来没有走向孤傲、艰涩和高深，变成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而是始终坚持雅俗共赏的方针。在历代名家的主持下，在把对音乐审美的思考提升到一种自觉的高度，努力拓展与提高作品的文化内涵的同时，始终坚持把人民大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趣味放在第一位。因此，广东音乐一方面越来越在专业圈内受到重视，另一方面仍旧一直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有着极强的亲和力。
　　最后说开放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乐器的采用。其中惟有椰胡（以椰壳为槽，蠡壳为柱，最初流行于海南、广东、福建等省）出自岭南本土，其他如琵琶、箫、筝、三弦都属于中原乐器；而二胡（又称南胡），过去则主要流行于长江中下游一带，引入后改造为“粤胡”。还有扬琴，最早源于中东阿拉伯、波斯等地区，约于明末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广东。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又加上小提琴、萨克斯管、电吉他、木琴等西洋乐器。可以说只要是合用有效的，广东乐人就不拘一格，大胆引进。另一方面是广东音乐构成本身，早期主要有三个来源：中原古乐、昆曲牌子、江南地区的小曲小调。这三种音乐都是由“外江班”（受邀来广州演出外省的戏曲班子）带来的，在漫长的流传岁月里，经群众业余实践和专业人士改造，才最终形成了具有独特地方风格的广东音乐。例如《平湖秋月》曲调显然采用了浙江的民间音乐，而《三潭印月》则在北曲《汉宫秋月》的旋律主干上，加以广东化的改造，成为现在的样子。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使到了 “功成名就”之后，广东音乐也从没有关起门来，自我封闭，而是继续坚持不拘一格的拿来主义。例如《春江花月夜》、《江河水》、《梁祝协奏曲》、《胡笳十八拍》等都被改编成了广东音乐的乐曲。而《赛龙夺锦》、《惊涛》等作品则明显吸收了西方音乐的表现手法。从这一方面看，广东音乐同样不拘一格，务实求变，表现出持续的开放性。
　　杂交文化 是其母体
　　岭南文化个性，可以概括为三句话：不拘一格，不定一尊，不守一隅。
　　广东音乐以上的几大特点，在中国音乐史上无疑别具一格，与众不同，显示出鲜明的个性。那么，它是怎样形成的？要回答这个问题，还要联系到孕育它的母体——岭南文化来探究。
　　岭南地区的文化，远古时期主要为当地百越族人创造的以蛇图腾、断发纹身习俗和干栏式巢居建筑等为特征的原生态文化。到了秦代统一岭南，设南海、桂林、象三郡，向岭南地区屯兵移民，同时在今广西兴安开辟灵渠，联系湘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岭南开始源源不绝地接受中原文化的输入，从此再没有间断。此外，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来自西洋、南洋，甚至非洲、美洲等地的异域文化，包括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由此登陆，特别是近代以来与西方文化的交流，这里更是开风气之先。大致说来，岭南文化就是由这么三个源头“杂交”形成的，这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大格局中是颇为独特的，为其他地域文化所少有。
　　当然，三个源头中，比较起来第二个源头即中原文化的影响毫无疑问是决定性的。因为这片地区虽然属于岭外，但自秦代起便置于大一统的中央政权的治理之下，加上其后二千多年间，一次又一次的移民高潮使得岭南不断地接受着中原文化的洗礼。
　　不过，尽管如此，作为一种几个源头杂交融合而成的文化，岭南文化仍旧有着自身鲜明的特色。这就是与所谓“纯种”文化相比，它的内涵更为多样，个性更为独特，生命力更加顽强，适应性也更加广泛。这种文化个性，可以概括为三句话：不拘一格，不定一尊，不守一隅。
　　不拘一格，是指岭南人秉性十分务实，做人做事，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判断是非、决定取舍时特别注重实效，并且善于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及时做出调整。当时，中原人在交通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远涉千山万水，移民到岭南来，说到底就是为了谋生，为了寻找新的活路，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打破一成不变的旧有观念、放弃循规蹈矩的生存方式，想方设法适应新的环境，以图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站稳脚跟。另外，不断涌入的外来移民往往来自不同地域，再加上大量土著居民，观念和习俗的差异使彼此的关系变得格外复杂，也只有秉持不拘一格的心态，才能互相适应，相处共存。
　　不定一尊，指的是一种多元和包容的心态。我们说岭南文化是“杂交”生成的，本身就是多元的产物，这就导致它天然地具有包容性。而且这种包容性不是一种居高临下式的仁慈与恩赐，而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横向的平民意识。说来这与其移民历史也颇有关系。就当时来说，所谓移民，说到底，绝大多数都是出于各种原因不得不远走他乡的“落难者”，而对于土著居民来说，他们又是毫无根基的“外来者”，因此谁也不比谁更优越、更显贵一些，于是自然就得用一种较为平等谦和的态度来处理彼此的关系了。事实上，移民离乡别井到了岭南，原有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也不被承认，一切都得重头开始。你想站稳脚跟，就得自力更生。而由于远离政治权力中心，门阀等级的防范限制相对薄弱，只要有真本事，也就容易有出头之日。在这种生存环境下，加上海外贸易的发展，民间的依附心理也随之淡化，相反催生出一种较普遍的平民意识和自立意识。
　　岭南文化的第三种个性，就是不守一隅。为了生存和发展，不惜经常变换生活的环境和方式。这可以说也是一种典型的移民心态——当年离开故土，就是因为不肯固守一隅，坐以待毙。因此为了活得更好，不断转换方式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岭南活得不顺心，他们就干脆跑到海外去。
　　不拘一格的务实、不定一尊的包容、不守一隅的进取——明白了岭南文化的这几大个性，再回过头来看广东音乐，可能就会获得更深一层的理解。事实上，广东音乐的现世性，正是体现了岭南千百年间淀积下来的移民精神。当时的中原移民，之所以不肯坐守一隅，冒着千难万险到岭南来找活路，就是出于对现世价值的强烈、执著追求。对他们来说，最有吸引力，最能让他们心情愉悦的不是虚无缥缈的冥思玄想，也是不穷途末路的绝望哀叹，而是现世的事物美好和现世人生的幸福。这样一种群体心态，无疑会深刻影响着乐曲的题材选择和创作基调。
　　广东音乐的平民性，是不定一尊的包容精神的体现。岭南自古没有传统意义的高门望族，等级观念远不如岭北内地浓厚，人们的精神气质，也是不卑不亢，不讲究出身，也不太重师承和来历，而是信奉平等精神。因此平民化、大众化色彩极强。对于人也好，文化也好，天然地没有门槛，谁都很容易进来，进来以后凭自己的本事立足。岭南好比一片阳光灿烂的沃土，最适合来自各方的种子普遍发芽，草木自由生长。岭南人甚至对“参天大树”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心态，似乎担心它遮蔽了阳光，剥夺了众多草木的生长权利。这样一种文化心态，同样导致广东音乐的一种深入骨髓的平民特质。
　　至于广东音乐的开放性，则基于不拘一格的务实精神。对岭南人来说，抱残守缺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以不拘一格的心态和行动方式，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取得立足之地。明白了这种思维，也就不难理解岭南音乐对于各种音乐样式和演奏器材何以会如此“放肆”地采取“拿来主义”。因为这也是岭南文化的一种精神：只有合不合用的问题，没有能不能用的问题。
　　魂系中华 不离根本
　　中国文化中的“道”,包含三个基本点，即：价值观中的尚“用”准则，人生观中的尚“和”精神，以及方法论中的尚“简”取向。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广东音乐无疑打上了鲜明的岭南杂交文化的烙印。不过光是弄清楚这一点，还只能解释这株音乐奇葩为何会姓“粤”，却还不足以解释这样一个地方色彩极强的乐种，何以能风靡全国，流播海外，被其他地区的广大听众所接受和欢迎？因此，还应当从中国文化的共性和个性当中去寻找原因。
　　说到中国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有必要先谈谈自古以来的“道”与“器”之辨。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指本质的精神，是相对恒定的；器是具体的、实践的结果，是对本质精神的形式化，是可以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以不同的面貌出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可以说由“道”与 “器”两者构成的。在“器”的方面的变异，历史上有许多次，孔子就提到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从上古时期到三代以后，再到数千年后的今天，作为“器”的层面的社会观念乃至制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中国文化的灵魂，就是基本的“道”却始终没有变，五千多年一以贯之。中国文化中的这个相对恒定的“道”，根据近年来我与谭运长君共同研究的心得，包含三个基本点，即：价值观中的尚“用”准则，人生观中的尚“和”精神，以及方法论中的尚“简”取向。
　　首先说尚“用”准则。由于中国文化当中不存在彼岸世界，是一种有着强烈的现世性的文化。因此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传统思想主张入世用世，在投身社会实践中实现人生价值。这种现世性，并不是自私的功利主义，也不是混世哲学，而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怀，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和进取；而由此确立起来的尚用原则，则使我们的文化崇尚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富于反省精神和包容精神，善于以灵活的进退应对复杂多变的外来挑战，这正是我们的民族得以保持悠长持久生命力的奥秘所在。这种世界观和价值观，经过数千年的实践淀积，已经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文化基因。如果把广东音乐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现世性和不拘一格的开放性放在这样的大背景里，就不难发现，两者其实是完全相通的。
　　至于人生观中的尚“和”精神，最初是从血缘观念生发出来的。它首先从个人人性出发，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到与血缘、人性最为接近的家庭、家族，家庭家族要和谐，才能生存发展，由此进一步外推到社会、国家、民族，最终理想是世界大同。儒家讲礼乐教化，讲克己复礼，讲对个人人性的某种节制。这与尚“用”原则其实是互为制约相辅相成的。在历史上，“和”作为恒定的“道”，在不同时代表现为不同的“器”（实现形式）。就国家治理而言，曾经先是“器”化为“禅让”制度，接着“器”化为“礼乐”的形式，后来更“器”化为“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教条，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维系人心，稳定社会的长久而强有力的作用。以上这些理念和制度，虽然在历史上，都曾经被言之凿凿地说成是恒定不变的“道”，其实全都仅仅是“器”而已。实践证明，到了近代，当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现飞跃性突破的历史要求时，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作为服务于农业文明时代的“器”，就如同更早的“禅让”、“礼乐”一样，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因此被断然抛弃了。近代以来，随着人民大众自身权利意识的日益觉醒，中国文化中的尚“和”精神正越来越与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等理念和制度这种新的“器”联系在一起。作为产生于清末民初的广东音乐，可谓适逢其会，它所持的平民立场创作倾向，可以说是对时代潮流的一种积极的回应。而直到目前，这种潮流还方兴未艾。广东音乐能够在短短一百年左右迅速传播，飞越五岭，拨动更广大范围的民众的心弦，也就毫不奇怪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精神，还有一个“简”字，这指的是我们文化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一种方法论。西方文化是科学主义文化，讲的是对事物本质规律的具体的、复杂的认识，用的主要是分析的方法。我们认识世界相对来说是整体的、综合的方法，看起来是简单的，实际上是寓繁于简。比如《易经》里显示的哲学，就体现了这个“简”字；我们的汉语构成，相对就是简洁的。我们的艺术，如书法、绘画，音乐也是寓繁于简。这种方法论与我们文化精神中的其他两点其实是互相关联的——唯有简化，才易于掌握，才更实用；唯有易于理解和掌握，才能普及推广，从而有利于社会平衡与和谐。广东音乐是一种标题音乐，结构上以简驭繁。旋律优美而不复杂。乐曲结构多为短小单一的小品，很少有大型套曲。对不同的演奏场合和演奏需要有着很强的适应性。正暗合了孔子在《易·系传》里所说的：“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这一点，无疑也是它能广泛传播，普及行远的重要原因。
　　有益的启示
　　广东音乐作为产生于珠江三角洲的一个文艺品种，之所以能够突破地域的局限，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迅速走红全国，而且长盛不衰，原因有三点：一、具有杂交文化的鲜明特色，在民族音乐百花园中别具一格。二、始终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体现了中华文化恒定的基本精神。三、不固步自封，从思想观念到表现手段都紧跟时代潮流，博采众长，勇于创新。
　　如果作更深一层思考，那么，广东音乐现象还启示我们：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俗语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各不同地域自然条件、历史条件和人文气质的差异，就形成了性质不同、形态各异的地域文化。应该说，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各种地域文化，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既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也是中华文化在不同地域的具体体现。它们与岭南文化和广东音乐一样，都以其独特的内容和方式为中华文化的丰富发展做出了贡献。因此，要用新的标准、新的眼光看待地域文化，舍弃单一的、静止的文化意识，运用发展的眼光与多样的观点，全面审视和充分认识地域文化的个性和价值。还要营造氛围，让各地域文化有充分的发展空间。只有当这一点实现之后，地域文化的个性与活力才能充分显示出来，才有利于我们充分整合和调动各地域文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和大发展。

广东汉乐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如下一些基本特征：
1、传承清晰，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众多。如明清时期有明代的罗淑予、清乾隆3年明通进士杨缵烈、乾隆13年进士杨天培、咸丰2年举人张振南、茶阳秀才饶君谷、晚清秀才钱热储等；民国时期有何育斋、饶托生、饶淑枢、饶从举、饶碧初、李蓝田、李芝田、罗九香、罗娘德等；建国以后有李德礼、罗琏、余敦昌、饶宁新、罗德栽、张高徊、罗曾良、罗曾优、罗邦龙、杨培柳、范胜华、庄长江等；目前有饶宝优、温梓琴、廖东雄、刘川与等。
2、种类丰富，曲目繁多。根据已整理、出版的汉乐曲集，共有汉乐曲目612首，其中丝弦乐（包括小调）430首、清乐56首、汉乐大锣鼓23首、中军班音乐62首、庙堂音乐31首。
3、演奏形式和技巧多样性。汉乐演奏有一人独奏，二、三人同奏，但更多为合奏的形式，因此它的演奏技
巧很丰富。举合奏为例，就有择器、审音、试线、初奏、合奏等程序。同时，还要讲究精神集中，环境适宜。此外，汉乐的演奏技巧还有变调演奏、“加花”与“减字”等。
4、文学兼容性。广东汉乐的曲调内含丰富的文学性，乐音的高低抑扬，长短缓急，结构的起承转合，呼应跌宕，包含着很深的文学内涵。它可为4种文学体裁：
一是词曲体。这种体裁的曲调前后分为两段，前段和后段虽板数不太相等，而乐句调性却很多相似，如《将军令》、《小扬州》等；
二是风诗体。这种体裁每首乐曲分四五段或七八段，各段中都有二三个句子基本相同，其他各段乐句虽不同，但它的首句或尾句则大体相同，此种曲调可以《玉连环》为代表；
三是骚赋体。此体裁很多对偶句夹散句，这与《离骚》、《归去来兮词》、《赤壁赋》等文体相似，似离骚体的是《散楚词》；
四是散文体。这一类乐曲，或出现对偶句，或出现叠句，比较复杂多变。如《平山乐》前一段，由排偶句起而叠句承之，中间一段则单句承接，而后用两笔排偶，末段复用叠句转折，单句收束，一束再束，它的篇法最为工整。 发掘、抢救、保护广东汉乐，价值主要有三点：
（一）学术价值广东汉乐在几百年的传承发展中，既传承了我国中原地区的宫延音乐、民间音乐的精华，又吸收兼容了客家地区传统的民间音乐（如打八音、中军班音乐），同时还吸纳了潮乐（大锣鼓）的一些成份，形成了独特、完整的音乐体系，在中国民间音乐史上具有研究价值。
（二）民俗学的价值广东汉乐既保留了“中州古韵”，又富于本地民俗风情的特色，特别是在反映大埔民间习俗方有相当部分的乐曲，具有较高的民俗学价值。如反映季节的《春串》、《夏串》、《秋串》、《冬串》、《到春来》、《到夏来》、《到秋来》、《到冬来》等；反映民间传统节日的《闹元宵》、《迎春曲》等；反映民间小卖的《卖杂货》、《卖酒》、《卖豆腐》等；有反映民间婚丧喜庆的：如结婚的《拜花堂》、《嫁好郎》、《玉美人》；办其它喜事的《庆团圆》、《贺太平》、《沽美酒》；热闹喜庆场面的《大开门》、《仙吹鼓》、《迎仙客》、《北进宫》；丧事演奏的《朝天子》、《哭皇天》、《哀哀泪》；祭祀音乐《大乐》、《送歌》；宴乐《摆酒》、《醉太平》、《节节高》。此外，还有舞乐、神乐等。
（三）宗教学的价值广东汉乐的五大类中，就有庙堂音乐，它是出家人进行宗教法事演奏的音乐。据考，庙堂音乐源于大埔本土的民间音乐，在与南迁而来“中州古乐”交融成为广东汉乐后，保留了庙堂音乐这类乐曲。这类乐曲虽然不多，但有鲜明宗教色彩。如《佛曲》、《五更佛》、《菩庵咒》、《削发》、《唱道情》、《十月怀胎》等。
一是广东汉乐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革。一些传统民间习俗日益淡化，丧事从简，丧葬形式有所改变，广东汉乐中的庙堂音乐和中军班音乐的主要活动范围逐渐缩小。农村传统节日逐步淡化，汉乐在广大农村中的展演场所日益减少。
二是由于现代文化娱乐业的发展变化，娱乐形式的多元化，致使学习汉乐演奏的人日益减少。加上老一辈汉乐手由于年事已高，逐步退出演奏行列，有的已相继谢世，有些绝技难以得到传承，如头弦、司鼓、击乐等重要乐手，后继无人。
三是广东汉乐中的庙堂音乐由于活动锐减，本来能演奏此类乐曲的乐手就比较少，加上与平时汉乐手们自娱自乐的气氛不相适宜，所以能演奏庙堂音乐的人寥寥无几，濒临失传。
四是县有关部门未能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的汉乐资料库，大部分资料都散落在社会和个人手中。由于资料的缺乏，因此，对汉乐的研究缺乏系统的资料。

客家人有着刻苦耐劳、勇于开拓进取的优良传统。民风淳朴，崇尚文化、教育和艺术，蔚为一种风气。如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就是汉乐特别兴盛的地方，早在明朝嘉靖年间广东大埔县最早的县志称：“埔之在潮弦诵媲邹鲁”。以后各时期的县志亦以“家诵户弦” （家家都有读书声、户户都有和弦索）来称赞大埔的民风民俗。近百余年间仅大埔一县境内就有近百间弦馆（乐社合奏汉乐的场所），许多乡镇村落“和弦索”（演奏汉乐）、闹八音、唱汉曲、演汉剧活动十分普遍，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汉乐伴随着客家先民走过了漫长的岁月。今天汉乐更成为了客家人民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每逢暇、喜庆、节日、大埔县城随处可闻丝管和鸣、弦箫鼓乐、八音吹唱。家庭乐社的娱乐活动更是频繁，自娱娱人不亦乐乎！有一定规模、达到较高水平的乐社有十余间之多。县里还成立了汉乐研究会，建起了汉乐音乐厅。汉乐普及、兴盛的情形由此可见一斑。大埔县从清代至今，涌现出大量的汉乐名家，例如：何育斋、饶托生、饶从举、罗九香、罗琏、李德礼、饶宁新、罗德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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