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资料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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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牧(803~852)
  唐代诗人 。字牧之 。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杜牧的文学创作有多方面的成就,诗、赋、古文都足以名家。他主张凡为文以意为主 ,以气为辅 , 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对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有比较正确的理解。并能吸收、融化前人的长处,以形成自己特殊的风貌。在诗歌创作上,杜牧与晚唐另一位杰出的诗人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他的古体诗受杜甫、韩愈的影响,题材广阔,笔力峭健。他的近体诗则以文词清丽、情韵跌宕见长。七律《早雁》用比兴托物的手法,对遭受回纥侵扰而流离失所的北方边塞人民表示怀念,婉曲而有余味。《九日齐山登高》却是以豪放的笔调写自己旷达的胸怀,而又寓有深沉的悲慨。晚唐诗歌的总的趋向是藻绘绮密,杜牧受时代风气影响,也有注重辞采的一面。这种重辞采的共同倾向和他个人“雄姿英发”的特色相结合,风华流美而又神韵疏朗,气势豪宕而又精致婉约。杜牧的文章在晚唐也自成一家,他所写的《燕将录 》 、《 罪言》、《阿房宫赋》等,都是对现实有感而发,具有针砭时事的政治内容。杜文笔锋犀利,明白晓畅,在晚唐四六骈文风行的情况下,继承了中唐古文运动的传统。他还把散文的笔法、句式引进赋里,写出像《阿房宫赋》那样熔叙事、抒情、议论为一炉的新体散赋,突破六朝、唐初以后赋作日益骈偶化、声律化的趋势,对赋体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有《樊川集》传世。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和《唐才子传》。


  杜牧简介

  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属县)人,晚唐诗人。他关心国事,反对藩镇割据,拥护中央集权,主张抵御入侵之敌,反对腐化,同情人民。杜牧出身高门士族,祖父杜佑是中唐有名的宰相和史学家。杜牧晚年任中书舍人,居长安城南樊川别墅,后世因称之“杜紫微”、“杜樊川”。

  晚唐诗多柔靡,牧之以峻峭矫之.人谓之小杜,以别于少陵.七绝龙有逸韵远神,晚唐诸家让渠独步。代表作有《阿房宫赋》,《泊秦淮》,《赤壁》,《过华清池绝句》,《陈氏书录》,《唐音癸签》, 《石洲诗话》,《登乐游原》,《过华清池绝句》,《樊川文集》。入仕后累官至迁膳部员外郎。朋党之争时,被李德裕排挤,而后复为用。入朝,官至中书舍人。

  文学创作杜牧的文学创作有多方面的成就,诗、赋、古文都足以名家。对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有比较正确的理解。他主张:“凡为文以意为主,以
  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他最推崇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而能吸收、融化前人的长处,以形成自己特殊的风貌。诗歌创作是杜牧最特出的方面,与晚唐另一位杰出的诗人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他的古体诗受杜甫、韩愈的影响,题材广阔,笔力峭健。杜牧的文章在晚唐自成一家,“纵横奥衍,多切
  经世之务”。
  推荐诗句有:1、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2、停车坐爱枫林晚, 霜叶红于二月花。

  3、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尤唱《后庭花》。


  杜牧(公元803~852),字牧之,唐京兆万年(现在陕西省西安市)人。晚年居长安城南樊川别墅,后世因称之“杜紫微”、“杜樊川”。
  祖父杜佑,曾官至宰相。西晋杜预,是他的十六世祖。 他从十五六岁起,博读经史,关心时政。唐文宗大和二年进士,历任监察御史,黄州、 池州、睦州等地刺使,以及司勋员外郎、中书舍人等职。
  杜牧有政治理想,但由于秉性刚直,屡受 排挤,一生仕途不得志,因而晚年纵情声色,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
  杜牧的诗、赋、古文都负盛名,而以诗的成就最大,与李商隐齐名,世称“小李杜”。其诗 风格俊爽清丽,独树一帜。尤其长于七言律诗和绝句。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因官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在文学成就上,同柳宗元齐名,称为”韩柳”. 唐宋八大家:韩愈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唐宋八大家是指唐宋两代八散文大家的并称。即唐代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他们八个在古文运动中贡献最大.最初有明朝的朱右著>.因我国明代选家茅坤辑录他们的作品为《唐宋八大家文钞》,而因之得名,并由於该选本的广泛流传而名声远播。 他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25~35岁,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49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50~57岁,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 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唐代散文学兼诗人。性秉直,居官仍不改其性,故屡被贬。累官至吏部侍郎。他和柳宗元都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为了整顿旧时秩序和振兴儒道统而提供学习古文,又为了宣传古道而写作古文。他对古方创作的要求是,“必出入于仁义、“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因忠于古文,其成果颇硕,《原毁》、《进学解》、《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杂说》、《祭十二郎文》、《张中丞传后叙》等都是优秀作品。在诗歌方面,他推崇陈子昂、李白和杜甫,是韩孟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诗,或反映时事,或写中下层文士的政治失意和个人遭遇,都很有特色,如《汴州乱》,《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山石》、《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等。古诗往往规模宏大,才气纵横,气势雄伟。为了矫正大历诗的平庸、熟俗,他探索了诗歌发展的新路。不过象《陆浑山火》、《南山》、《石鼓歌》、《月蚀》等,故意搜集险怪,过分散文化、议论化,有伤诗意。生平详见《新唐书》卷一七六。文学主张与创作 文创作理论上: 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 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 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 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 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 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运用问答形式,笔触幽默,构思奇特,锋芒毕露。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众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学《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文学挚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韩愈也有些“谀墓”之作,当时已受讥斥。 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韩愈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 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如“蝇营狗苟”(《送穷文》)、“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等新颖词语,韩文中较多。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世有一定影响。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 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780)以来的平庸诗风。但也带来了讲才学、发议论、追求险怪等不良风气。尤其是以议论为诗,甚至通篇议论,把诗歌写成押韵的理论,对宋代以后的诗歌产生了不良影响。 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另外,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谱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其诗文的代表著作。《调张籍》立意高妙,构思新奇,千百年来,有口皆颂。“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是千古不易的定论;“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是千古流传的比喻。好诗,名句,相得益彰。

  韩愈简介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县)人,祖籍河北昌黎,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因官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在文学成就上,同柳宗元齐名,称为”韩柳”。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提倡先秦两汉的文章,世盛称其“文起八代之衰”。是唐宋八大家之首。

  韩愈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25~35岁,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49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50~57岁,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 死谥文公,故世称韩吏部、韩文公。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重气势。

  生平年表

  唐贞元二年(786年)韩愈十九岁,怀着经世之志进京参加进士考试,一连三次均失败,直至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进士考试才考取。按照唐律,考取进士以后还必须参加吏部博学宏辞科考试,韩愈又三次参加吏选,但都失败;三次给宰相上书,没有得到一次回复;三次登权者之门,被拒之门外。

  贞元十二年(796年)七月,韩愈二十九岁,受董晋推荐,出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这是韩愈从政开始。韩愈在任观察推官三年中,一方面指导李翱、张籍等青年学文外,利用一切机会,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

  贞元十六年冬,韩愈第四次参吏部考试,第二年(801年)通过铨选。这时期写的《答李翊书》,阐述自己把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古运动紧密结合一起的主张,这是韩愈发起开展古文运动的代表作。这年秋末,韩愈时年三十四岁,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韩愈步入京师政府机构任职开端。任职四门博士期间,积极推荐文学青年,敢为人师,广授门徒,人称“韩门第子”。贞元十九年(803年)写了名作《师说》,这是韩愈系统提出师道的理论。

  贞元十九年冬,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在任不过二个月,为了体恤民情,忠于职守,上书《论天旱人饥状》,因遭权臣谗害,贬官连州阳山令。韩愈三年任职阳山令,深入民间,参加山民耕作和鱼猎活动,爱民惠政德礼文治,《新唐书·韩愈传》因此特书“有爱于民,民生子以其姓字之。”阳山令任上,一大批青年慕名投奔韩愈门下,与青年学子呤诗论道,诗文著作颇丰,今见之昌黎文集有古诗二十余首,文数篇。尤其此时构思并开始著述的《原道》等篇章,构成韩学重要论著“五原”学说,这是唐宋时期,新儒学的先声,理论建树影响巨大。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年夏秋之间,韩愈离开阳山,八月任江陵法曹参军。

  元和元年(806年)六月,韩愈奉召回长安,官授权知国子博士。元和三年(808年),韩愈改真博士。元和四年,韩愈改授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是年冬被降职调为河南令,以后相继任职方员外郎、国子博士。

  元和八年(813年),晋升为比部郎中史馆修选,完成《顺宗实录》著名史书编写。

  元和九年(814年),韩愈任考功郎中知制诰,第二年晋升为中书舍人。元和十二年(817年),协助宰相裴度,以行军司马身份,平定淮西乱,因军功晋授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皇帝派遣使者去凤翔迎佛骨,京城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书《论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要求将佛骨 “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宪宗得表,龙颜震怒,要处以极刑。幸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极力说情,免得一死,贬为潮州刑史。韩愈任潮州刑史八个月,概括说来:驱鳄鱼、为民除害;请教师,办乡校;计庸抵债,释放奴隶;率领百姓,兴修水利,排涝灌溉。千余年来,使潮州成为具有个性特色的地域文化,潮州地区成为礼仪之邦和文化名城!

  元和十五年(820年)九月,韩愈诏内调为国子祭酒。长庆元年(821年)七月,韩愈转任兵部侍郎,第二年,单身匹马,冒着风险赴镇州宣慰乱军,史称“勇夺三军帅”,不费一兵一卒,化干戈为玉帛,平息镇州之乱。九月转任吏部侍郎。

  长庆三年(823年)六月,韩愈晋升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之地称复杂难理,在韩愈整治下,社会安定,盗贼止,米价不敢上。后相继调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韩愈因病告假,十二月二日,韩愈因病卒于长安,终年五十七岁。

  文学主张与创作

  韩愈是唐代散文学兼诗人,和柳宗元都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为了整顿旧时秩序和振兴儒道统而提供学习古文,又为了宣传古道而写作古文。他对古文创作的要求是,“必出入于仁义、“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因忠于古文,其成果颇硕,《原毁》、《进学解》、《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杂说》、《祭十二郎文》、《张中丞传后叙》等都是优秀作品。在诗歌方面,他推崇陈子昂、李白和杜甫,是韩孟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诗,或反映时事,或写中下层文士的政治失意和个人遭遇,都很有特色,如《汴州乱》,《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山石》、《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等。古诗往往规模宏大,才气纵横,气势雄伟。为了矫正大历诗的平庸、熟俗,他探索了诗歌发展的新路。不过象《陆浑山火》、《南山》、《石鼓歌》、《月食》等,故意搜集险怪,过分散文化、议论化,有伤诗意。生平详见《新唐书》卷一七六。

  文创作理论上: 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 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 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 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 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

  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运用问答形式,笔触幽默,构思奇特,锋芒毕露。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众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学《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文学挚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韩愈也有些“谀墓”之作,当时已受讥斥。

  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韩愈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
  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如“蝇营狗苟”(《送穷文》)、“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等新颖词语,韩文中较多。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世有一定影响。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

  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780)以来的平庸诗风。但也带来了讲才学、发议论、追求险怪等不良风气。尤其是以议论为诗,甚至通篇议论,把诗歌写成押韵的理论,对宋代以后的诗歌产生了不良影响。

  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另外,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谱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其诗文的代表著作。

  散文作品

  韩愈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炼,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韩文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其散文作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①论说文,可分为两类,一是宣扬道统和儒家思想,如《原道》、《原性》、《原人》;另一类也或多或少存在着明道倾向,但重在反映现实,作不平之鸣,而且不少文章有一种反流俗、反传统的力量,并在行文中夹杂着强烈的感情倾向,如最有代表性的《师说》、《马说》。

  ②杂文,与论说文相比,杂文更为自由随便,或长或短,或庄或谐,文随事异,各当其用。如《进学解》通过设问设答的方式,反话正说,全文多用辞赋铺陈的手法排比对偶,行文轻松活泼。杂文中最可瞩目的是那些嘲讽现实、议论犀利的精悍短文,如《杂说》、《获麟解》等,形式活泼,不拘一格,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③序文(即赠序),大都言简意赅,别出心裁,表现对现实社会的各种感慨,如《张中丞传后叙》、《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等。此外,韩愈还在传记、碑志中表现出状物叙事的杰出才能,如《毛颖传》、《柳子厚墓志铭》等。

  ④传记、抒情散文,韩愈的传记文继承《史记》传统,叙事中刻画人物,议论、抒情妥帖巧妙。《张中丞传后叙》是公认的名篇。他的抒情文中的《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绝调,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韩愈思想

  韩愈的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教育思想

  一

  韩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位很有影响的教育家。
  韩愈的一生,曾从事过不少活动,应该提到的主要有三项:
  一是“道济天下之溺”的反佛兴儒活动。这是当时巩固中央集权的政治要求。韩愈生活在“安史之乱”之后的中唐时期,他一生经历了代、德、顺、宪、穆宗五个皇帝的执政年代。这个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和藩镇割据的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统治阶级认识到只有大力提高儒家思想的政统地位,才能形成适合封建统治阶级要求的意识形态,巩固其统治地位。韩愈自幼学六经百家之书,《旧唐书?韩愈传》记载:“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答李翊书》说:“始者非三代两汉之收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说明韩愈的世界观自幼就是在儒家学说的熏陶下形成的,成为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欧阳修说:“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苏轼谓:韩氏“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浩然而独存”。(《潮州韩文公庙碑》)韩愈自认为在“抵排异端,攘斥佛老”,复兴儒学方面有“回狂澜于既倒”之功劳。
  韩愈的政治观点反映在他的《原道》、《原人》、《谈荀》、《州孔子庙碑》等文章中,文中表达的是他的忠君、清政、兼礼法、重传统的一整套新儒学的思想。这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政治理论基础和具体内容。他的反佛斗争中的批判精神,对当时的教育有积极的影响。
  二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韩愈提倡古文,是为了“文以载道”。古文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主张儒家思想。古文运动在文体上排队自魏晋以来盛行的淫靡空泛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给古代教育教学工作树立了良好的学风。古文运动名为复古实则是革新。
  三是与以上两项活动相济相成的教育教学活动。韩愈在古文运动中敢为人师,注重师道,传道授业。提携后生,在我国古代教育中也是有着很好的影响的,对形成我国古代优良教育传统,起着积极的作用。
  韩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除亲自执教之外,还表现在对科举制度和传统教育的批判上,并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指出当时科举制度的流弊是:“有司者,好恶出于真心。”他认识到靠科举考试是选不到人才的。同时他还提出了识别人才、培养人才的有见地的学说,如他在《杂说四•马说》一文中提出了“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观点。这就是说,他认为人才总是有的,关键在于能否加以识别和扶持,只要善于鉴别又培养得当,人才就会大量涌现出来。
  韩愈对当时的学校教育提出了批评。他做四门博士时,请求恢复国子鉴生徒,要用学校来培养人才;做国子博士时,作《师说》、《进学解》,倡导尊师重道,指出成才之道;做国子祭酒时,奏请严选儒生为学官,整顿国学。
  韩愈作《子产不毁乡学颂》,批评了当时不重视地方教育的现象,歌颂郑子产的不毁乡学。他重视地方教育,在潮州做刺史时,拿出自己的薪俸兴办州学,发展地方教育。

  二

  韩愈的教育思想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为实现“古道”而提出的教育目的的学说;与其人性论观点相联系的关于教育作用的学说;尊师重道的“师说”;在《进学解》里及其长期教育实践活动中概括出来的关于教学思想方面的理论。
  1、关于教育目的的学说
  教育目的主要指培养目标,即人才的规格。教育家的政治主张规定着培养人才的标准和要求,政治主张往往就是他的教育目的。
  韩愈的政治主张就是儒家的仁义之道以及“三纲”“六纪”之说。他对人才规格的要求是:忠君、清政、兼理法、继传统几个要点。为此,韩愈阐发了《大学》的“修齐治平”的观点,进一步将培养目标标准化。《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自韩愈起《大学》的地位被提高了。韩愈在《原道》里引用了《大学》里的一段重要的话:“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其意者,将以有为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将修心养性看成是万事之本。强调:“诚意”、“正心”的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宋朝以后,《大学》成为独立的儒家经典,被列为“四书”之一。
  韩愈所说的“清政”,是指为官要廉政,政治要清明,要能除弊抑暴,目的是巩固封建国家的政权。
  关于兼礼法,这里的礼指的是封建等级制度。“仁”与“礼”是儒家思想中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两个方面。韩愈将礼乐刑政并提,做为治国之方。他奉“六经”又通百家,是文人又兼官僚,修文事也治军事,因此,在治国问题上,他主张儒经与法律兼顾,刑政与教化并重。
  礼乐是指思想文化、行为举止方面,刑政是指政治法律方面,两者不可或缺。
  韩愈说的“传统”就是儒家的“道”,也就是体现“三纲”、“六纪”的封建等级制度,伦常道德和行为礼仪。
  在上述诸标准中,忠群是核心内容,清政、兼礼法、重传统都是培养忠君,实行忠群思想的必然要求 ,儒生具备了这些品德,就可齐家治国平天下了。
  按着教育目的的要求,教育内容基本上是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即一是道德教育,包括仁义道德的整套儒家论理;二是知识教育,包括书、易、春秋;三是政治教育,包括礼乐刑政。

  2、关于教育作用的学说
  这里所说的教育作用是指教育在发迹人性上的作用。我国古代教育家、思想家,都谈关于人性的问题,就儒家而言,在韩愈之前就有“性善”、“性恶 ”“性三品”等学说。他们谈论“人性”的目的,是说明统治阶级均受命于天,生来就是“治人者”,劳苦大众生来就是“愚”的、“恶”的,是“治于人者”。
  韩愈是“性三品”论者。他写了《原性》一文,表达了他人性论的基本观点。他认为人性是先天的,人性具有“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品质;“性”分上中下三品。上品的人“善焉”,中品的人“可导而上下也”,而下品的人则是“恶焉”;他认为性之外还有情,情是“接于物而生的”,它包括“喜、怒、哀、惧、爱、恶、欲”等七种。情也是分上中下三品的,他认为具有上品性的人,七情的表现都能“适中”;具有中品性的人,要求七情适中,但往往“有所甚”“有所亡”,即过与不及,而不能恰如其分;具有下品性的人,“直情而行”,毫不控制。
  韩愈认为,“三品”的人,都固定在天生的“品”的界限内,是“不移”的,不能互相转化。在“品”的内部,可用教化和刑罚,使人发生一定的改变。而教育的作用,就是在既定的品格之内使性移动。韩愈的性三品说,坚持上下品不可移,教育的作用必然要受到很大的局限。但是,他提出的“性情”之说,对宋明理学是有影响的。

  3、对教师问题的论述
  韩愈在教育史上的最突出的贡献是他关于“师道”的论述。唐德宗贞元18年(公元802年),社会上存在着严重的“耻学于师”的风气,而且,这种风气已从魏晋始流传几百年了,“师道之不闻也久矣”,当时韩愈刚进国子监当四门博士,面对这种不良风气,为恢复师道,不仅自己抗颜为师,并做《师说》,对师道作了精辟的论述。当时柳宗元评论说:在“师道不存的情况下,唯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师说》的基本精神与“古文运动”中的“文以载重”的思想是一致的。《师说》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篇比较全面地从理论上论述师道的文章。它的思想意义在于它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关于师道的观点,是有创见的,是韩愈教育思想的精髓,为我国教育史提供了新的比较进步的见解。《师说》这篇文章虽然只有456个字,但它精湛的思想却一直影响着历代教育工作者,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中珍贵的教育文献。是一份宝贵的教育遗产。
  《师说》中所论述的观点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师和“道”是密切结合,不可分离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是阐述教师标准的,意识是一个教师没有一定的“道,”那就不成其为教师,“道”是师存在的基础,是师存在的前提条件,师道不可分离。我们将“道”理解为一种主义、信仰和理想,那么它就是一个符合客观规律的教育思想。教师承担的社会职责是离不开政治信仰和理想的。离开政治信仰的教师是不存在的。
  (2)教师的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师说》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在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次完整地对教师的职责进行了论述。这个论述从韩愈作《师说》起至今一直在启示着教师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天职,这个论断的生命力就在于韩愈的很大程度上提示了教师的职责这一客观真理。韩愈所说的“传道”当然指的是传儒家之道,传儒家修身、齐家治国评天下之道。授业是指讲古文六艺之类的儒家经典,受到文化知识方面的教育。解惑则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解答学生在“道”与“业”两方面的疑。他认为上述三项任务是紧密相联的,但传道是教师的首要任务,传道是目的,是方向,授业解惑是进行传道的过程和手段。三是有主有次前后有序,职责分明地论述了教师的工作,在当时起到了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开创一代师风的作用。
  (3)“圣人无常师”。韩愈在《师说》中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观点,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观点在师生关系上的一种论述。他认为,人不分“贵贱、长少”,只要有传道授业的本领,就具备了做教师的条件。“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三人行必有吾师”是韩愈“圣人无常师”的思想渊源。“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成为我国教育史上的优良传统,这精辟的论断,使《师说》放出异彩。
  韩愈在阐述教师问题时,认识到了“道与师”、“道与业”、“师与生”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含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因素。提出了教师既应忠于理想,传播真理,又要学有专长,认真授业;提出了既要教师起主导作用,又要学生以能者为师,提倡教学相长,这些卓越的见解,不但丰富了我国古代教育理论,而且对我们今天正确理解教师职责、政治与业务、教书育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均具有启发意义。

  4、关于教学的论述
  韩愈自己勤奋求学,曾几度做大学教授,招收过很多学生,成为当时大批青年的导师,所以,在自学和教学方面均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见解。
  在《师说》中,关于教师职责,师生关系的论述已是教学客观规律的很有价值的概括了。关于学生如何“进学”的问题,韩愈在《进学解》中提出的第一句名言就是:“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是他治学多年宝贵经验的结晶,也是他对先人治学经验的总结。在这里他要求学生在业务方面要“精”,在德行方面在“成”,而达到精和成的惟一方法,就是“勤”和“思”;反之,如果嬉游终日,不勤奋用功,那么学业就会荒废,如果随随便便,不认真思考,那么德行就会毁堕。这些虽然都是平凡的道理,但是,它却是学习成败的规律。韩愈用明确、形象的语言固定下来了,对后来人们的学习和思想修养,起了极为有益的影响,成为人们的座右铭。自古以来,在学业上有成就的人都离不开勤奋和独到。韩愈在文学方面高深的造诣,就是靠这两条得来的。
  韩愈在教学方法上注重生动活泼。他“讲评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游以恢笑啸歌,使皆醉义忘明。”教学是一种感情艺术,韩愈“抗颜为师”“以师自任”对教育事业的深厚感情,正是他教学生动活泼、不拘俗套的原因所在。
  在写作教学上韩愈是更有见地的。从“文以载道”观点出发,“以道弘文”。他认为“道盛则气盛,气盛则文昌,文以贯道,文以明道,文以载道”,这是写作的基本特点。他还认为写文章要奇雄简约,浩浩荡荡,势不可挡。他的文章自成体系,形成所谓“韩文”派,影响深远。
  总之,韩愈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文人。他的一生始终以天下为已任,始终奉行“达则兼济天下”,似乎从来也没有甘心“穷则独善其身”的地位。所以,他虽然遭到被贬山阳令和潮州刺史等几次重大打击,然而并不灰心颓废,报国之志不减,仍然关注人民的疾苦,他既有非常伟大的超乎常人的一面,又有敢于为天下先,敢于言常人所不敢言的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的伟岸气节。如谏迎佛骨,说服王庭凑之举,均为彪炳千秋史册的伟业。韩愈一生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这种精神,可以说是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韩愈的政治品德,是儒家师徒的基本内容,使其成为一代师表,他在文学和哲学上的成就及才华使其教育思想大放异彩,开启了宋明理学的前导。他的教育思想流传至今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值得我们学习、研讨与借鉴。

韩愈简介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县)人,祖籍河北昌黎,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因官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在文学成就上,同柳宗元齐名,称为”韩柳”。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提倡先秦两汉的文章,世盛称其“文起八代之衰”。是唐宋八大家之首。

韩愈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25~35岁,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49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50~57岁,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 死谥文公,故世称韩吏部、韩文公。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重气势。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县)人,祖籍河北昌黎,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因官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在文学成就上,同柳宗元齐名,称为”韩柳”。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提倡先秦两汉的文章,世盛称其“文起八代之衰”。是唐宋八大家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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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起八代之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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