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苏东坡一开始否定王安石，实践决定认识

为什么苏东坡一开始否定王安石的咏菊诗，但后来又觉得自己错了~

苏轼有一天去拜访当朝的宰相王安石，正巧王安石在会客，仆从把苏轼引入书房稍候。在书案上，苏轼发现有一首未写完的诗，墨迹未干，只有两句：“秋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遍地金。”
满腹经纶的苏轼看到此处，连连感叹：“当年此公下笔万言，皆锦绣文章；如今不但文思阻滞，且大谬不然，纵然有别的花落瓣，哪有菊花落瓣的呢？这岂不成为笑柄？”于是，提笔续写道：“秋花不似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
王安石回来以后，看了这两句诗，对于苏东坡这种自以为是的作风，很不满意。他为了让事实教训一下苏东坡，便把他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苏东坡在黄州住了将近一年，到了重九天气，连日大风。一天，风息后，苏东坡邀请了他的好友陈季常到后院赏菊。只见菊花纷纷落叶，满地铺金。这时他想起给王安石续诗的事来，不禁目瞪口呆，半晌无语，恍然悔悟到自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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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证，上面故事时间不对。
苏轼被贬黄州时，王安石已辞官归田，自然不可能为一首菊花诗而计较并将苏轼发配到黄州。
真实的情况是，王安石虽然与苏轼政见上时有相左，但也是颇有胸襟之人，在得知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后，王安石心急如焚，急忙上书皇上，说苏轼是人才、是名士，岂有圣君诛杀人才名士的？这个高帽子给皇上一戴，才救了苏轼，才有了苏轼发配黄州这段故事。可见苏轼被贬黄州，既与黄州菊花无干，也与王安石无干。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吹落黄花遍地金

苏轼兄弟先是赞成变法的，后来也动摇了，并从背后一击，把王安石大骂一顿，并劝其不要做“逆人情之事”，而要“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
苏轼代表的是守旧派，对于激进想法必然是抱着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态度，老祖宗的东西，他们是不会乱动的，何况这是触犯守旧派的利益。谁会做不利益自己利益集团的事。
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宋代形成了比较大的朋党气候。同一政治意见的人相互包庇，每人都推荐自己信任的朋友、拉自己的关系，结果废公趋私，变成一个大的自利集团。所谓“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本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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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为何变法受围攻：
王安石少年爱读书，长于写文章，且议论脱俗，自信心很强。任鄞县知县时，曾借官谷给农民，试图减轻高利贷剥削，很有成效。
升任度支判官后，还曾上万言书畅陈天下事，主张改革政治。到宋神宗时大露头角，任参政知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
这是以整顿财务为中心进行全面改革的变法总机构。熙宁三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后被封为荆国公，故世人又称其为“王荆公”。
从参知政事到宰相，王安石先后实行变法革新，积极推行青苗、均输、市易、免役、农田水利等新法。推行新法期间，曾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所谓顽固派展开激烈的斗争。王安石赞扬商鞅在历史上的功绩，说“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同时，痛斥程颢、程颐的复古主义，说他们“俗儒不知变”。
在和所谓顽固派的斗争中，王安石有三句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说的是，天象的变异不值得害怕，祖宗的传统不能作依据，别人的议论用不着顾虑。“三不足”口号，清晰传递出王安石敢于冲破传统思想的精神。
因此，引起了当时顽固派的恐惧和不安。司马光一再写信给王安石，极力为旧制度辩护，要求停止变法，说调整国家的行政结构，是侵夺原设官吏的职权；派人到各地推行新法，是生事扰民；整理国家财政收入，是与民争利；
不接受劝告，是拒谏。他还指斥王安石“弃先圣之道，违天下之心”，使天下“纷纷扰扰”。有人甚至把发生旱灾，也说成是实施新政触犯上天的结果，是王安石的过错，说什么“去安石，天必雨”。
对此，王安石也不示弱。他回复司马光说：“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骓壬人（即佞人），不为拒谏。”至于“水旱常数”，王安石则坦言“尧汤所不免”。
同时，还用晋武帝时几次出现彗星并无灾祸发生的事实，来论证“天文之变无穷，人事之变无已，上下传令，或远或近，岂无偶合，此其所以不足信也”。
苏轼兄弟先是赞成变法的，后来也动摇了，并从背后一击，把王安石大骂一顿，并劝其不要做“逆人情之事”，而要“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
由于受到顽固派的激烈反对，王安石最后不得不罢相，变法也以失败告终。宋神宗死后，司马光等人重新上台，王安石的变法措施遭全盘取消。晚年，王安石结束宦途生活，居住在江宁（今南京）。
在其过世后，南宋道学家邵伯温还伪托苏洵之名写了一篇《辨奸论》，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式谩骂：“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同时，以借古讽今的手法，咒骂王安石是“误天下苍生者”，阴贼险狠，与人异趣，甚至说“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
其实，王安石既不贪污也不枉法，甚至连穿的衣服都是破的，虱子在领口上爬，爬到衣领上，把皇帝都逗乐了。他吃饭也不讲究，一日三餐，只吃最靠近面前的一盘菜。某种意义上，他称得上是“贤能”。
真正的问题在于，宋代形成了比较大的朋党气候。同一政治意见的人相互包庇，每人都推荐自己信任的朋友、拉自己的关系，结果废公趋私，变成一个大的自利集团。所谓“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本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大原则。
但很多时候，贤能与非贤能，好人与非好人，是很难分辨的。在朋党的挟持下，好人与坏人往往还会结成一党，好人成了招牌，坏人蠢蠢欲动。这就是所谓贤人政治的一大悖论。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王安石变法为啥屡遭围攻？

王安石开始搞改革的时候，苏轼兄弟丁忧服满，刚回京城。那时，兄弟俩踌躇满志，很想有一番作为。可是，苏东坡不识时务，对改革说三道四。王安石很不高兴，就让他到开封府审案子。京城的案子盘根错节，随时都会碰到山头。他希望苏轼深陷其中出不来，无暇指点时政。没想到，苏东坡是断案高手，三下五除二，就把案子办得干干净净——王安石的警告落空了。
第二年上元节，皇帝想买灯，苏东坡劝谏皇帝别浪费这种“耳目不急之玩”，皇帝从善如流。苏东坡喜不自胜，就像初学写作的人发表了文章而激起更强的写作劲头一样，苏东坡接连又作了《上皇帝书》、《再上皇帝书》，向改革全面开战。于是，政敌开始收集苏东坡的“黑材料”，想把他整垮。可是，结果一无所获。但是，这已使苏东坡心惊胆战，后怕起来。于是，他请求外调，以离开政治的漩涡，避祸全身。
就这样，苏东坡与王安石走到了对立面。此后，苏东坡就开始了他连年外贬的宦海沉浮。但是，在王安石下野之后，他却亲到金陵去看望王安石，并次韵王安石的《北山》诗，道是：“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当时，苏东坡从黄州平调到离京较近的汝州，可是仕途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善。他之所以要去探访王安石，一则是路过；二则同是天涯沦落人，已不复有当年的意气用事，况且他对改革也有了新的理解，不再简单地全盘否定，而王安石也已退出官场，两人见面就轻松多了；三是，当年“乌台诗案”发作，有人欲置自己于死地，王安石曾道“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施以援手，并没有因为是政敌而落井下石。不能不说，两人在私下是互相倾慕的。本着惺惺相惜，苏东坡去看望王安石就变得不难理解了。而当王安石得知苏东坡来拜访他时，竟穿着便服骑驴到船上来看望苏东坡了。苏东坡也不戴帽子，赶紧作揖迎接道：“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道：“礼岂为我辈设哉？”两人相见甚欢，别有一番滋味。

苏东坡的到来，让寂寞的王安石一下子又有了知音的感觉。两人谈诗论文，谈禅说佛，很是契合。王安石对人感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也许，正因为此，王安石情不自禁地请苏东坡就在金陵买田为宅，两人也好时常见面。苏东坡也有相见恨晚之感，故而有“从公已觉十年迟”之句。有人以为这是客套，乃至虚与委蛇。我看，苏东坡未必这样乡愿，若要与王安石周旋，也犯不着远道来访。此时，两人已没了世俗的距离，同抱赤子之心，又怎会互相设防？王安石的邀请是真诚的，晚年能得遇如此人物为邻，岂非美事？而仕途险恶，又何必汲汲于道呢？王安石是过来人，不能说没有劝退之意；而苏东坡也历尽坎坷，未必没有林下之想。故而，一说即合，以致后来人到了江北，依然盘桓不去。他在给王安石的信中说：“某始欲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屦，老于钟山之下。既已不遂，今仪真一住又已二十日，日以求田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来，见公不难矣……”好一个扁舟往来！若真成功，则苏王诗酒唱和，不啻是文坛佳话也！只是，苏东坡毕竟还是公家人，一时之想，望梅止渴而已，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人啊，就是这么奇怪，一面孜孜以求声与名，一面却又回望着自己的来时路。王安石又何尝不是如此？当年二次拜相时，曾作《泊船瓜洲》，道是：“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人离钟山，却依然一步三回头。因为他知道，仕途崎岖，世事难为。但是，儒家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又催逼他勇于任事。与小人的得意忘形不同的是，王安石对于拜相，并没有欣喜若狂。当年他初拜相位之时，就曾私下与至友题诗明志：“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与寄此生。”政事虽是大功业，但却不是自己的安魂之所。那么，何处是自己真正的精神家园呢？大概是在渔樵之间、诗酒之中吧，大概是在“思接千载，神游八荒”的大自由中吧。而在这样的大自由中，还会有小路上的碰头和小河里的争流吗？脱离了世俗的羁绊，沐浴在文化的阳光之下，就会消解僵硬的对立，融化冰封的情意，就会有涓涓细流润泽枯冷的心田，就会有三月春阳照耀心头的湖山。如此，则相比于当下文化上的互相唱和和相敬相慕相得相知，当年在政事上的互相攻讦和相离相弃，不能不说是多么可笑和不明智啊。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可惜，人世总有太多的纷扰。苏东坡与王安石已冰释前嫌，可是司马光对王安石却耿耿于怀。王安石死后，苏东坡为王安石说过几句公道话，只是，时移世易，已没人听了；而形格势禁，还得罪了保守派——得罪不起我躲得起，于是，又请求外放，结果越贬越远，差点回不了中原。
若王安石地下有知，真不知会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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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城区19798839096： 苏轼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 - ？
罗宜磷霉： 主要是政见不同.苏轼与王安石的主要分歧是在财税政策改革上,王安石搞租税、差役、兵役等货币化改革,同时给农民提供小额贷款,而苏轼则主要保留出劳力代役等传统形式,认为政府不应当与小民争利.其他方面的意见不是很大.苏轼与司马光等人是不同的,只有王安石赞同的,司马光一律反对,而苏轼则是相结平和的,因此后来司马光上台执政,苏轼也是受排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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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宜磷霉： [摘要] 这首诗描述了新的蒙古生动,有趣和重建的感人场面,表达思想和政治改革的感情.句告别旧岁的鞭炮声中迎来了新年的阵阵“在一年中除了放鞭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句子的主语,渲染热闹的新年喜庆气氛.第二句“花瓶入屠苏”,...

荔城区19798839096： 苏东坡和王安石有什么恩怨. - ？
罗宜磷霉： 刚开始苏东坡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所以被王安石打击,后来苏东坡发现王安石变法对国家有益,又支持他变法,又被反对变法的人打击,落得个里外不是人

荔城区19798839096： 王安石推崇的变法为什么苏轼会竭力反对?当时王安石的变法对于社会是不是有害的 - ？
罗宜磷霉： 二十一岁,苏轼就考中进士,如果能够谨小慎微,前途是不得了的.但问题是要那样,苏轼就不再是苏轼了,而应该是一个当官当得非常不错的我们所不知道的什么人. 首先是反对变法.要说苏轼与王安石同为文人,应该是很容易走到一起的....

荔城区19798839096： 苏东坡什么时候反对王安石变法的 ？
罗宜磷霉：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36岁的苏轼丁忧起复,正巧赶上王安石创行新法,苏轼作为大理评事,参加政务,是朝廷中第一个上书反对变法的官员.＂时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轼议,意释然矣＂.即日召见,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由此可见,史学家评论北宋亡国之因,有的认为是由王安石变法乱政肇致、有的认为是苏轼结党乱政(反变法)肇致,这都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实际上,神宗的＂吾固疑此＂才是真正的亡国之因——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神宗的彷徨犹豫才是造成党争之祸、新法不行的根源,并由此而导致了北宋皇朝的覆灭.'

荔城区19798839096： 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是对是错? - ？
罗宜磷霉： 说对错,都是片面的. 众所周知,当时北宋出现了 亢兵 亢官等很多问题.不变法无法解决.但同时,王安石的变法本身也有很多问题,很多法因为措施不当,成为了害民之法.苏轼看到了王安石变法的弊病,因此加以反对.这是正确的,但当时不变法不行,因此王安石本身变法是没错的, 错的是措施和没能改变变法的缺陷,而且任用了小人.

荔城区19798839096： 苏轼与王安石不合是么? - ？
罗宜磷霉： 他们政见不合,王安石是激进改革派,苏轼则反对过于理想化的冒进式改革;政见之外,苏、王二位皆是 旷世文豪,才学人品俱佳;因此,当苏轼被人陷害时,王安石能够抛开政见之争而向苏轼 伸出援手.苏、王二位同列唐宋八大家,虽政见不合,但他们的才学、人品都是一等的出类拔萃,没有私怨.

荔城区19798839096： 司马光,苏轼,包拯...等保守派为何反对王安石变法啊?他们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吗? - ？
罗宜磷霉：[答案] 保守派反对变法的根本原因的确是因为变法触及到了他们的利益,但是现在史学家也公认王安石的变法加速了北宋的灭亡,所以他们反对变法也有出于为国家考虑的成分.

荔城区19798839096： 关于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是怎样的? - ？
罗宜磷霉： 苏轼在王安石变法中的态度是属于中立的,也就是两头不是人.他并不完全赞同王安石的主张,但也不赞同司马光等保守派的主张,所以王当政时他被排挤了,王失败后司马光当政,他又被排挤了

荔城区19798839096： 王安石变法为什么遭到苏轼、范镇、欧阳修、司马光这些有才干的人反对,最终导致变法失败? - ？
罗宜磷霉： 欧阳修为首的顽固派认为新法触动了贵族、皇戚的利益,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