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清代陶瓷业的成就

中国古代陶瓷业的发展历程~

　　我把近万年的中国陶瓷史划分为蒙昧、萌芽、建制、高峰、独秀等五个不同时期，并加以述说。

　　中国陶瓷的蒙昧时期（约1万年前—约公元前13世纪）
　　陶器的诞生最直接的原因是火的使用。大约在170万年至70万年前的元谋人时代就开始用火了，被焙烧的土地或粘土会变得坚硬，这给了原始先民以灵感，由此而发现了陶器。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认为，制陶术的发明“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食物的来源，从而开始过定居生活”。据传在炎帝神农氏时代，人们还发明了制陶技术。《周书》记载：“神农耕而作陶。”陶器的发明，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作斗争的崭新的一页，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项技术革命。虽然远古陶器原料粗糙、造型简单、烧成温度偏低，但这毕竟是人类利用化学变化制造器物的尝试，它的发明，大大地改进了原始先人的生活质量。
　　在漫长的中国陶瓷发展历程上，这时的陶器制造还处于一个蒙昧时期，尽管它是那样的五光十色，那样的绚丽多姿，但相对精美的瓷器制造工艺而言，一直处于懵懵懂懂的初级阶段。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发现了大量早期制陶遗迹，如距今约10000年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陶罐、广西桂林甑皮岩残灰陶片、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发现的陶器碎片。此外还有8000多年前的磁山文化的红陶、7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的彩陶、6000多年前的大汶口的黑陶等。让人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的是，4000多年前龙山文化薄如卵毂的蛋壳黑陶，至今无法仿造出来。先民用神奇的双手，借助天地间的圣火烧制黑陶，再一次有力地印证了华夏文明的演进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连续性和统一性，可中国各地的考古证明，各地区往往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有自己的文化源头。
　　我曾前后实地考察过河姆渡遗址、半坡遗址、大溪遗址、仰韶遗址、马家窑遗址、龙山遗址、大汶口遗址、良渚遗址、红山遗址、三星堆遗址以及西藏、新疆、青海等广大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并对其进行了大量比较鉴别。陶器的发明并不是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部落古代先民的专利品，任何一个古代农业部落和人群，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都能在各自独立的环境中创造出来，欧洲已发现二三万前的陶器。我所见到的这些文化遗存，可以说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土著文化，而决不是所谓“中国文明西来说”，不是中国史前文化只是仰韶彩陶文化和龙山黑陶文化的概念，也不是在近代中国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中华文明起源于中原而后光被四夷”的观点。“文明西来”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虽然已知欧洲制陶历史早于中国，但要从欧洲流传过来，几乎没有可能性。当年发现马家窑文化的瑞典人安特生曾宣扬此说，但到了晚年也彻底改变了这种看法。中国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差异很大，高山、大川、森林、沙漠等造成阻隔，不同地区形成不同文化的特点，导致中华文明起源是多元的，但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取长补短，相互融合，丰富内涵，最终逐步走向一体化，成为大中华的主流文化，这犹如无数条涓涓细流最终汇入浩瀚的长江、黄河一样。
　　陶器制造和使用是人类文明的进步，相对以后发明创造的瓷器而言，它似乎处于一个孕育时期。人们仔细鉴赏这一时期的灰陶、彩陶、黑陶、白陶等，从中可以汲取智慧，诱发灵感，激扬豪情与自信，在精神上获得巨大享受。

　　中国陶瓷的萌芽时期（约公元前13世纪—公元1世纪）
　　中国瓷器经过古陶器漫长的孕育，终于在希望的原野上萌芽。大约在夏商之际，原始瓷器发轫于赣、浙一带。商代中晚期的“原始青瓷”已经像模像样了，它可能为我国瓷器的鼻祖，属于瓷器的萌芽时期，这为瓷器的发明创造了一个重要条件。尽管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发现了距今4000多年前的原始瓷，但那只是偶然的现象，还不具有普遍的意义。
　　当商代冶炼青铜的炉火在神州大地闪烁以后，陶艺的光彩就日趋黯淡。此时，原始青瓷终于横空出世，光耀神州。瓷器生产要具备下列条件：1、瓷土须是高岭土；2、要有玻璃质感的釉色；3、通常烧制的温度在1200～1300℃。与陶器相比，瓷器具有质地坚硬和清洁美观的优点，敲击声清脆悦耳。当中原国家大规模铸造精美的大型礼器以祭祀冥冥之中的神明时，越人却用珍贵的青铜铸造工具、农具和兵器，脚踏实地面对现实，努力务实地发展经济，将“耕战”视为国家事务的重中之重。越人依山势建造龙窑，提高了窑炉温度。采用泥条盘筑法为成型工艺，在原始瓷器上施薄薄的青黄色釉，又因釉中含铁，瓷器呈青绿色，故名青瓷。
　　去年春天，我在江西考察古窑遗址时，同行的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樊昌生先生告诉我：商代最大的窑场已在鹰潭市童家镇角山被发现，据专家对原始青瓷测试数据表明，它和近现代瓷器没有什么区别，遗址面积3万余平方米，已揭露400平方米，发现馒头窑和龙窑炉近10座，先后出土完整和已修复器物570余件，器形有鼎、壶、尊、豆、碗、瓮等，流行圜底器、三足器和非常少见的平底器。装饰纹样最多的是云雷纹、方格纹、叶脉纹、弦纹等。我在浙江湖州考察时见过商晚期原始青瓷，在德清看到春秋战国时期大量原始青瓷的碎片。在萧山、诸暨、绍兴交界处考察印象特别深刻，那里有质量很高的原始青瓷，春秋时期这里好似今天的经济开发区：烟囱林立，作坊满地，窑场遍布，是当时手工业制陶和交易的中心，这为越国赢得巨大的利润，也为最终越人击败吴国，作好了财力上的准备。春秋战国时代的原始青瓷，比以前规范，胎泥精选，釉料配制，拉坯由手工盘条改进为轮制，器型纹饰部分借鉴青铜工艺渐趋美化。这证明长江流域、南方地区在商代同样有发达的文明。
　　秦汉之际的原始青瓷技术从理论上讲应该不断前进，但事实却出现了大倒退。战国末年空前的征战，引发社会动乱，导致原始青瓷技术发展的停顿，甚至中断。秦汉的原始瓷好像完全是另起炉灶的，看不到直接的传承关系，故只能称之为“釉陶”。但是原始瓷在越国故地复兴，又似乎说明原始瓷的工艺传统和影响并未完全断绝。秦汉的原始瓷以仿铜礼器的鼎、盒、壶、钟为常见，很少发现战国时盛行的碗、钵、盘、盅等一类的饮食器。装饰的纹样以弦纹、水波纹、云气纹等为主，甚至完全不用战国时常用的S纹等装饰。
　　汉代由于社会稳定，农业、手工业发展较快，厚葬风气在民间普遍盛行，从墓葬出土来看，器物还是沿袭仿造青铜礼器随葬的旧俗。西汉晚期烧制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品，以盘、罐、碗、耳杯等为主，同时出现了屋、仓、猪栏、羊舍、牛羊鸡犬等明器和瓷塑。我们在浙江汉代龙窑遗址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原始瓷向瓷器演进的整个过程，青瓷终于随着社会进步从萌芽走向成熟，这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陶瓷的建制时期（约公元2世纪—约公元6世纪）
　　凝聚着古越人智慧结晶的龙窑技术及其产品在浙江大地上日臻完善，在经历战国秦汉数百年的动荡与停滞以后，东汉晚期以上虞小仙坛窑址为代表的宁绍平原东部地区，终于率先烧制出成熟瓷器，瓷器完成了历史上的“隶变”，这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里程碑，中国瓷器从此走进了建章立制的伟大新时代。中国是陶瓷的故乡，“China”迈向世界，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从上虞县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青瓷，质地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系用1260～1310℃高温烧成；器表通体施釉，胎釉结合得相当牢固；釉层透明，莹润光泽，清澈淡雅，秀丽美观。越人率先奏响了成熟瓷器诞生的前奏曲，并最终成就了青瓷的发明创造。这件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事件在浙江完成，是越人智慧、创造力的表现，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物质文明的伟大贡献。
　　瓷器比陶器坚固耐用，清洁美观，造价低廉；原料分布极广，蕴藏丰富，容易推广烧制。瓷器这一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以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华大地茁壮成长。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制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南方的越窑、瓯窑、婺州窑、德清窑等窑炉林立，争奇斗艳，出现空前繁荣的景象。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器型更趋完备，成为引领瓷器潮流的带头羊。
　　瓷器到了三国时，吴国统治者盛行以青瓷陪葬。对平民百姓来说，价廉物美的随葬器皿莫过于陶瓷制品。厚葬之风对制瓷业的刺激作用是可以想见的，更促使青瓷制作技艺提高。魏晋南北朝是我国瓷器生产跃进时期，晋代首次出现了中国文字史上的“瓷”字，“晋瓷”不仅数量多，而且器型更加丰富多彩。青瓷制瓷区域也由南及北推进，特别是北方山东淄博窑在北齐时期已生产优质青瓷。我到淄博窑考察过，那里的青瓷无论是造型，还是釉色都是仿造南方越窑的。青瓷一统天下，烧制的地域进一步扩大，但此时也有少量的黑釉瓷和白釉瓷被发现。这个时期，社会动荡，战乱不断，民族的融合及佛教文化的传入，促使陶瓷艺术风格的多样化。
　　青瓷、白瓷、黑瓷的相继出现，标志着中国瓷器建制已大功告成。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从出土文物看来，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迄今发现最早的白瓷是北齐武平六年(575年)范粹墓的白瓷。隋大业四年(608年)的李静训墓，也出土了一批白瓷器，胎质洁白，釉面光润，其中的龙柄双边瓶和白瓷龙柄鸡头壶为最精。有了白瓷，才可能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可能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黑瓷的原产地在浙江德清，我前年在遗址考察时还拾得春秋时代的褐黑釉瓷片，可见黑釉瓷产生也有漫长的孕育发展过程。东晋之后，北方也开始烧制黑瓷。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这一切都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打下坚实基础，也是唐宋瓷业高峰时期到来的序曲。

辉煌的清代御窑
清代江西景德镇御窑，专供烧制宫廷御用的瓷器，承前启后，制作亦愈见精辟。御窑烧造的瓷器质地细腻，釉光莹润、色彩丰富，令人叹为观止，无论是青花、斗彩、五彩、粉彩及彩瓷器均享负盛名。
清代是中国陶瓷生产的巅峰时期，景德镇更是全国的制瓷中心，它以工艺精湛、品种繁多、釉彩艳丽而闻名于世，其釉下彩、釉上彩和颜色釉是明清时期景德镇制瓷业的三大主流产品，故清官窑瓷器具有很大的观赏性和收藏价值。青花瓷是釉下彩瓷，是中国最具民族特色的瓷器，唐代为其初创期，元代为成熟期，以景德镇窑青花瓷质量最好，深受人们喜爱。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代青花瓷烧制的鼎盛时期，清代督窑官唐英监烧的乾隆青花缠枝莲纹觚，造型别致、绘制精工，纹饰繁缛，但层次分明，青花色泽明艳，为“唐窑”中的精品，传世铭记唐英款的青花五供器有花觚、烛台等，弥足珍贵。
清代制瓷成就

清代是我国制瓷史上的黄金时期，特别是康、雍、乾三朝盛世，在器型、釉彩的工艺制作方面，均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创烧出大量新器型。在釉色方面，创烧出了粉彩、珐琅彩、古铜彩和多品种的单色釉。还产生出大量制作精美的民窑堂铭款器。
江西瓷业公司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成立，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投入生产。 它的管理体制为官商合办，清政府把御窑厂划归瓷业公司。江西瓷业公司出产的瓷器以制作精良长期被收藏界誉为“民国官窑”，曾在南洋劝业会、巴拿马赛会获优秀奖牌。 公司生产的瓷器。不仅釉水滋润肥厚，呈略透明玻璃光泽，体现了景瓷白如玉的风格，它还继承了历代官窑瓷器的优良传统，而且延请名家制作，技术上不断创新，精益求精，采用先进的机器制坯、煤窑烧炼和二白釉等先进技术。对后来民国瓷器的生产奠定了基础。

清代瓷器，仍以景德镇为中心。在明未连年混战当中，景德镇也受到严重损坏，窑场凋零，匠人四散。直到清顺治十一年才恢复生产，景德镇复为御窑厂。康熙时期，逐步将景德镇的御窑厂恢复完善，使其产品质量更加好转，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是清代瓷器制造的顶峰，瓷器品种繁多，千姿百态，造型古拙，风格轻巧俊秀，技术上讲究精工细作，不惜工本。后来随着清朝国力的衰弱，瓷器制造也开始走下坡路。从道光时起，瓷器的胎骨与乾隆时期相比变化不太大，只是胎质显得粗松一点。在胎骨的洁白程度上差了一些，器型线条生硬，常常见棱见角，无圆润秀美感，显得拙笨。但是，也可以显现出古代人的那种大方，做事果断。
这一时期的产品有明显的过渡时期特征。胎体比较厚重，制作略显粗糙，一般底部斜削草率，还粘有砂粒。器物沿口部分施酱黄釉，深浅不一，呈黄褐色，为顺治时期的重要特征。顺冶一朝经历17年。顺冶朝的瓷器胎质，釉色，造型，纹饰，彩绘等各方面与崇祯瓷器相似。如胎体厚重，釉色白中略泛青，釉层较肥厚。形制古朴浑厚，彩绘浓重。既保留了明瓷特征，又有康熙瓷常见特点。有相当一部分顺冶器口部施深浅不一的酱黄釉。有人将其看作顺冶器的重要特征。 康熙时期，逐步将景德镇的御窑厂恢复完善，其产品质量更加好转，比前代还略有进步，所以有人认为清代的陶瓷，应从康熙时期开始计算。康熙一朝经历了61年。康熙朝的瓷器是清代景德镇瓷器的重点之一。无论从造型，品种，釉色彩绘诸方面，康熙制瓷都具有较高水平。从造型看，挺拨硬朗，雄奇魁伟者颇多。尤其是大件琢器，小件作品中，细巧秀丽者也不在小数。康熙官窑瓷的主要特色在于颜色釉方面。康熙早期以此为主。康熙晚期创烧了珐琅彩和粉彩。青花在早中晚期有许多不同风格的作品。其中以“翠毛色”和“宝石蓝”为最隹。
这一时期在整个清代瓷器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康熙十七年，派内务府官员至景德镇，驻厂督造，并开创了以督窑官姓氏称呼官窑的先例，比如具有代表当时制瓷水平的“臧窑”、“郎窑”等。

康熙瓷器品种繁多，千姿百态，造型普遍古拙，胎体比较厚重，同样大小的器物，要比清朝其它时期的器物要重些。较大型作品采用分段成型整体组合的技法，修胎工艺精细，交接处不留痕迹。

康熙五彩的主要颜色有红、黄、紫、绿、蓝、黑等，很少用青花，描绘精致；另一特征是在康熙后期的作品中，人物面部只用轮廓勾出而不填彩。

模仿前代名瓷也是这一时期的生产特点。如在造型上模仿古代铜器，在风格特点上模仿各大名窑的釉色纹饰等。这种模仿，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多种颜色釉的出现，如“臧窑”出产的蛇皮绿、鳝鱼黄、吉翠、浇黄等等。

康熙四十四年，朗廷极任江西巡抚，兼管窑务，史称“郎窑”。在其任职期间，大力推动瓷器革新，豇豆红、郎窑红、胭脂红、祭红、洒蓝、瓜皮绿、孔雀蓝、豆青、金银釉等等花色品种纷纷出现，争奇斗艳。

珐琅彩、粉彩是这一时期的重大发明。

珐琅彩是国外传入的一种装饰技法，初期珐琅彩是在胎体未上釉处先作地色，后画花卉，有花无鸟是一特征。
粉彩是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受珐琅彩的影响而产生的新品种，描绘人物服装或植物花朵时，先用含砷的“玻璃白”打底，再在上面用芸香油调合的彩料渲染。其效果较淡雅柔丽，视觉上比五彩软，所以也称“软彩”。

康熙后期的瓷画风格多受当时著名画家“四王”的影响，装饰内容多为山水松石、古装人物、神仙罗汉、仕女美妇等等。

雍正时期被认为是清季盛世之一，其瓷器生产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制作之精冠绝于各代。总体风格轻巧俊秀，精雅圆莹。

这一时期的粉彩最为突出，大肆盛行，从而取代了康熙五彩的地位，成为釉上彩的主流。雍正粉彩不仅白地彩绘，还有各种色地彩绘，如珊瑚红、淡绿、酱地以及墨地等。

雍正一朝经历13年。雍正瓷器造型不同于前代，在于它一改康熙时浑厚古拙之风，代之轻巧俊秀，典雅精致，外形线条柔和圆润。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官窑瓷器品种十分丰富，产品烧造质量名列清瓷之冠。原因在于本朝出现了唐英那样优秀陶官。与康熙民窑相比，雍正民窑的传世品要小得多。但雍正民窑中有许多制作精良的瓷器。如“粉彩”“斗彩”“青花”“颜色釉”等。均有突出的作品，有的与官窑相差无几。雍正朝最名贵官窑珐琅彩瓷传世稀少。粉彩是本朝的主流，制作也为清瓷之冠。而斗彩的制作实际上比粉彩更胜一筹。康熙斗彩的五彩与青花拼逗制作。雍正斗彩用粉彩与青花结合，比康熙朝的作品更显精雅细腻。青花不是本朝官窑的拿手作品，但烧造量很大。以仿宣德青花为蓝本，运用“点”“染”“拓”等绘彩方法，把宣德的青花神韵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仿作品乱真率为历朝之冠。而颜色釉中的仿官，仿汝，仿钧等釉色开创了清朝官窑仿制之先河，首次把宋代五大名窑中的名品搬到本朝，予以精心摹仿，并结合本朝制作特色，书以本朝官款。雍正瓷器是清瓷中最细洁，最精致的。仿哥窑在雍正，乾隆朝十分流行。白哥窑（釉色较白）黄哥窑（釉色较黄）比青哥窑（釉色呈青灰色）的更受欢迊。青哥窑较为普通。雍正祭红釉瓷在清代祭红釉中质量最好，价格也最高。康熙，乾隆朝的祭红釉没有雍正朝的细洁，乾隆以后的就更粗糙了。祭红釉中，天球瓶较少，玉壶春瓶，胆瓶等较多。雍正朝的青花，粉彩为大烧造主流。粉彩以白地为主。少量作品上出现色地。青花以晕散的永乐，宣德风格为主，也有康熙风格和仿明晚期风格等。民窑青花也有以上几种风格。

其胎体选料极精，壁薄体轻，匀称一致，仰光透视，略显淡青，呈半透明状，在纹饰上，釉下彩中青花釉里红的制作达到极盛阶段，青花和釉里红在同一种气氛中烧成，两种色泽都十分鲜艳。 雍正六年唐英至景德镇御窑厂督导瓷器生产，取得了很大成绩。青釉烧制技术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仿官、哥、汝、钧等名窑制品也非常成功。
出之于康熙时期的茶叶末、铁锈花等铁结晶釉，在此时达到极盛。稍后，唐英所作的《陶成纪事》中，总结了景德镇御窑厂的主要工艺，列出五十七条之多。许多颜色釉也在这一时期成熟起来，如祭红、祭蓝、粉青等等。

雍正瓷器的款识，官窑早期流行“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横排双圆圈或方框竖写楷书款，珐琅彩器多署“雍正年制”或“雍正御制”款。民窑署字较为草率，喜用吉语。

乾隆时期是清代社会发展的顶峰时期。御窑厂内聚集了大量管理人材和能工巧匠，使乾隆朝的烧瓷水平又有所进步。 乾隆一朝经历61年。乾隆朝是瓷器烧造的集大成时期，也是清代景德镇达到极盛的时代。这一朝的官窑瓷以丰富，多彩的品种和制作精美而著称于世。由于乾隆元年至二十年，依然有唐英等卓越的督陶官和大批管理人才与能工巧匠。乾隆早期官窑瓷的烧造与雍正朝官窑的烧造水平几乎不相上下，如果不施款，很难区分前后。乾隆二十一年。唐英殁病，官窑质日益下降。从此官窑的烧造开始滑坡。乾隆民窑瓷的烧造与官窑瓷的烧造基本上是同步发展，尽管在质量上不能与严格监烧的官窑瓷相提并论，但有特色的作品时有涌现。不少作品不加细辩，难分是官窑还是民窑。从品种看，除了珐琅彩是官窑在宫廷加工烧制外，其佘品种也有仿制。当时有所谓的“官古瓷”和“假官古瓷”等品种。实即是民窑所烧的上等瓷器，这类作品不断在当地烧制。从整体看，他们的制作水平在官，民窑之间。是乾隆民窑的代表作品。乾隆朝景德镇瓷器最大的特点是集古代文玩的大成。凡古瓷中有的品种，本朝均有仿烧，而且质量高超而逼真。乾隆朝官窑瓷器中有些品种有时代早晚的区别。如青花，早朝器似雍正，以仿宣德点染晕散的作品为主。中晚期烧造的作品，色泽稳定，表现基调明快的风格。粉彩瓷中，色地粉彩器的制作多于白地粉彩器。

这一时期的产品从技术上讲虽精工细作，不惜工本，但从艺术格调上讲却显繁琐华缛，堆砌罗列，较前朝有衰退之迹象，成为清代制瓷业的一个转折点。

乾隆瓷器一面保留古代的精华，一面吸收西方艺术。外观造型大部分比较规整，除常见器型外，出现了一些奇巧怪诞的物件，主要用于赏玩，被称作“浑厚不及康熙、秀美不如雍正”。

此时盛行在琢器上使用转心、转颈等技艺手段，制作工艺极其精致。象生瓷技术高超，仿木纹、仿竹器、仿漆器、仿金属器等等，几可乱真。这与当时制瓷艺人的高超技术密不可分，他们高度准确地掌握了釉料的配制和火候的控制，以至惟妙惟肖地模仿别的物质效果。

乾隆时期，粉彩完代取代了五彩，但产品质量不如前代。在粉彩器皿上讲究用镂空、堆塑的装饰手段，辅以“轧道工艺”和开光、剔刻等等。有署“古月轩”的珍贵瓷器，是以乾隆宫中古月轩命名的，从景德镇挑选制造精良的素胎进京，命内庭供奉绘画高手绘画，于京城设炉烘烤而成。 青花瓷器是我国古陶瓷中最具代表性的优秀品种之一。起源于唐代，发展于元代，成熟于明、清，并成为主流，一直沿用至今。
清代是中国青花瓷器的高度发展时期，陶瓷史上的黄金时代，各种具有特殊技能的制瓷工匠云集景德镇，形成该镇“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的繁荣局面。体制上承袭明代，继续在景德镇设置御窑厂烧制宫廷御用瓷，并实行官搭民烧的办法。
清代青花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状况，最能代表景德镇制瓷工艺水平的仍然是官窑产品，品质精良，主要担负着朝廷陈设和生活用器及对内外赏赐和交换的需要。而民窑青花风格上则表现出自然、淳朴、流利，富于艺术气质。
乾隆一朝六十年（1736～1795年），是清代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瓷器生产取得了空前的繁荣。《古铜器考》一书称赞当时的制瓷业是“有陶以来，未有今日之美备”。制瓷业集我国历朝名窑之大成，制做了许多精巧无比的瓷器。不仅官窑成就显著，民营窑场也兴旺发达。此时，景德镇御窑厂规模庞大，在督陶官的管理下，每年烧造各种瓷器都在数十万以上，送入宫中。烧出的瓷器无论是工艺技巧还是装饰艺术都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清代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形容当时瓷器“至乾隆，精巧之至，几于鬼斧神工”。
乾隆青花仍是当时瓷器生产的主流，承袭康熙、雍正青花的特点，并在其基础上继续发展创新、提高，体现出在制作技巧上达到前所未有的成就。从工艺制作上看，其胎体的成型、青料的绘制等等，每一道工序都是一丝不苟，精工细做，精益求精。
通过对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乾隆青花瓷器整理和研究，综合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胎釉
胎体洁白细腻，瓷质坚密，胎壁比雍正青花略厚。釉面匀净，多数是青白釉，少量为粉白釉，光泽莹润。
二、青料
乾隆青花在清代素以“稳定、浑厚、沉着”而著称，使用国产上等浙料烧制。乾隆早期青花发色与雍正青花差别不大，许多青花瓷器的青料描绘上加重点染纹饰，有橘皮纹、晕散和黑色斑点，主要是仿明代永乐、宣德青花“苏泥渤青”的艺术效果。乾隆中晚期青花发色同样浓重艳丽，但晕散现象逐渐减少。乾隆青花也有一些淡描或纯蓝色的以及浆胎青花，但数量不多。
除了传统的白地青花外，乾隆青花还派生出许多新品种，把原有的传统工艺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如青花红彩、青花加紫、青花胭脂彩、青花油红、青花斗彩、青花粉彩加金、青花描金、青花釉里红、黄地青花、哥釉青花、天蓝地青花、冬青釉青花、豆青地青花、哥釉青花加紫、冬青釉青花加紫、米色釉青花、蓝地青花加紫、蓝地白花、洒蓝地开光青花、仿木纹釉青花等。其中青花红彩、青花加紫、青花釉里红这三个品种传世较多。
三、造型
既有继承前朝康熙、雍正青花式样，也有仿制明代永乐、宣德青花式样，仿古铜器式样，外销式样，还有创新式样，造型千姿百态，应有尽有。主要是日常生活用瓷、陈设观赏瓷，文房用具等。整体讲究上下对称、规矩。由于创意追求精、奇、巧，所以浑厚古拙程度不如康熙青花，柔媚、俊秀程度不如雍正青花，但在工艺技巧上远远超过了康、雍青花。
四、纹饰
景德镇御窑厂多是按照朝廷送来的图样描绘，装饰风格以细致、繁缛、华丽为特色，反映民众生活内容的已少见。
乾隆青花最引人注目的是缠枝莲、云龙、八宝纹大量出现。另外还有：荷莲纹、三果图、勾莲、折技莲、把莲、缠枝牡丹、折枝桃、四季花卉、花蝶、花果、海石榴、九桃、云蝠、宝相花、朵花“寿”字、鱼藻、菊花蝴蝶、竹石、桃蝠、蕉叶、松竹梅、博古、梵文、诗句、过枝梅、鹊梅、鹭莲、芦雁、狮球纹、团鹤、穿花龙、穿花凤、穿花龙凤、松鼠葡萄纹等。
仿古铜器纹饰有：回纹、夔纹、兽面纹、饕餮纹等。多数是用在琢器上。
人物纹：有山水人物、柳下钓鱼、渔家乐、八仙过海、山水牧樵、人物楼阁、婴戏纹等。人物头部多采用渲染手法。
乾隆青花纹饰题材广泛，主要是以植物花卉为主，富丽繁密，细致精巧。每件器物都有多层图案装饰，有的多达数十层，无论是写意还是变形，都画工严整细腻，纹饰清晰，排列整齐，具有图案画的效果。另外，经常看到一些盘、碗采取里外绘画的装饰手法，如青花里博古外折枝花盘、青花里外缠枝牡丹花碗、里青花垂云团花外浅蓝地盘、里青花缠枝宝相花外霁蓝盘等，这种装饰手法在晚清瓷器中常出现。在乾隆青花的纹饰中，吉祥图案增多也是其特点之一，就是用各种动物或植物及物品的谐音，画出象征吉祥或祝福寓意的纹饰。如蝙蝠与“福”通，鱼与“余”通，松鹤表示长寿，鸳鸯表示成双成对等。可说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另外“山高水长”、“万寿无疆”等寓意长寿的文字也经常出现。
五、款识
乾隆青花多数是在器物底足内书写青花“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极少见四字篆书款和楷书款。高足盘、高足碗、双连瓶一般是在足内写篆书六字横款。乾隆本朝官款字体紧凑工整，横平竖直，青花色调浓艳而又深沉，鉴别真假乾隆青花瓷器时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制”字下半部的“凹”，一般呈“凹”样，即出头，这种写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仿明代款识有：“ 大明宣德年制”、“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嘉靖年制”。
堂名款：比雍正青花的堂名款多。主要有“和晖堂制”、“旭华堂”、“百一山房”、“宁晋斋”、“澹宁斋”、“彩秀堂制”、“养和堂”、“彩华堂”、“浴砚书屋”、“志勤堂”、“庆目堂”、“忠信堂”、“彩润堂”等。堂名款主要书写在盘、碗、碟等小件器皿上。
乾隆青花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和产生的影响都值得我们去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嘉庆时期，国家太平，各行承袭旧制，不思进取。景德镇御窑厂已无督陶官，改由地方官员兼管，嘉庆后期开始，工艺日趋衰落，产品多显粗糙笨拙之象。 嘉庆一朝经历24年。景德镇制瓷已明显不如乾隆朝。本朝留存下来的嘉庆官窑传世品数量相对减少，而且制作质量不十分高。嘉庆朝早期官窑均落款“大清乾隆年制”。直至喜庆四年，乾隆“驾崩”。一切才从头开始。这是一种传说，嘉庆朝品种比前朝大大减少，各种品种风格基本与乾隆朝瓷器相似，创新之作极少.

除传统器型外，奇巧华丽的观赏品也逐渐减少，缺乏创新。帽筒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器型，鼻烟壶及文具在士大夫阶层广为流行。
此时珐琅彩已停烧，粉彩装饰盛行“百化不露地”的手法，也称“万花锦”。单色釉比以前也减少了一些品种，风格上与乾隆朝瓷器相同。 清朝统治，至十八世纪末叶明显开始走下坡路。道光时期的陶瓷业随着国势衰微，其生产规模也大大下降，产品质量亦不如从前。道光一朝经历30年。在清代景德镇瓷业历史上，道光朝经历了不少波折。道光二十年爆发“鸦片战争”。使景德镇瓷器业面临着潜在的战争威肋。御窑厂虽未停烧，但明显受到时局影响。道光二十年前后所烧的瓷器有明显的质量差别。无论是瓷器造型还是釉彩方面和制作方面，都有一种不尽人意的草率作风。不过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道光官窑依然有着其自身特色。同前朝嘉庆和以后几朝的作品综合比较，仍相当出色。不少作品甚至远胜过嘉庆朝瓷器。道光官窑分两种类型，一种六字款。“大清道光年制”。一种是“慎德堂制”款器。从制作品看，彩瓷质量高于颜色釉瓷器。这是因为颜色釉在嘉庆朝已趋衰落，此时已回天无力。而彩瓷则如终是乾，嘉以来主流产品。从工艺看彩瓷属于低温绘彩，相对易制作。因而理当然地优于颜色釉。青花瓷在青料呈色，绘画等方面依然保存着前朝风格。有些作品可与乾隆瓷并驾齐驱。从整体看，“慎德堂制”款器制作质量普通较高。所以“慎德堂制”官窑款似乎更值得后人珍视。本朝烧造了许多“嶰竹主人”款。少量为“嶰竹”款的瓷器，绝大多数的彩瓷制作质量上乘，是道光民窑中较高档的瓷器。从传世品种看，品种多于嘉庆朝品种。彩瓷（尤其是粉彩）。依然是道光朝官窑瓷器的主流。
道光瓷器的造型特点比较明显。一是外型比较笨拙，缺乏灵性；二是线型不够圆润，板滞生硬；三是足脊多不平整。装饰图案中的人物形象有形无神，构图零乱，线条纤弱。
但唯一例外的是“慎德堂”款的御用粉彩器皿，极为精美，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产品。“慎德堂”是道光皇帝的堂名，景德镇所产的器皿上以三字直款最为稀少，款多为抹红色，也有描金色，器皿多以折枝花为装饰。

咸丰时期，国力衰败之极，连年兵变，百业俱废。咸丰末年，又遭八国联军入侵，国家受到巨大损失，陶瓷业也难逃厄运，所以咸丰时期的传世精品很少。咸丰一朝经历10年。景德镇陷入战乱。咸丰初年，太平军在长江江西的广泛活动，使御窑场烧造的部分瓷器无法运出江西。咸丰五年，太平军石达开等在江西与清军作战。景德镇御窑厂在战乱中被迫停烧。传世的为咸丰景德镇官窑瓷应为咸丰五年前烧造。据清代有关档案记载，咸丰元年，二年，皇家所用官瓷均为单色釉祭器。三年至四年御窑厂恢复传统产品烧造。所以品种有青花，祭红，仿官，仿哥，天青釉等。传世的咸丰官窑瓷十分稀少。咸丰朝民窑传世品有款识的也十分少见。太平军曾一度占领景德镇，在瓷器写过“太平天国”年号。传世品中有过这样的瓷器。但制作粗俗，质量低下。从总体看，咸丰五年前所烧的瓷器有着清代中期瓷器特征。与嘉庆，道光瓷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咸丰五年后作品。则多带有一点同冶，光绪瓷器的味道。这一阶段，似乎可看成是清代中期与晚期瓷器的分野了。

这一时期的产品更加粗糙轻率，胎体厚重且疏松，表面施釉厚薄不一，还常出现桔皮状坑凹。造型笨拙最典型者数玉壶春瓶，腰腹粗大，颈部粗短，咸丰官窑瓷器款识为“大清咸丰年制”六字两行楷书，字体工整，字外无圈栏。

咸丰末年，景德镇官窑厂被损毁，陶瓷业被破坏无余，清代瓷业之败落，莫过于此。

同冶一朝经历了13年。经历了咸丰朝激烈的战乱之后，至同冶五年。景德镇御窑厂终于恢复了烧造。由于连年战事。当地窑业元气大伤。景德镇御窑厂官窑瓷器的烧造仅仅为勉强应付朝廷的一种公务。至于同冶民窑瓷,更是粗制滥造.仅仅维持着商品瓷的烧造质量.由于本朝官窑恢复于同冶五年,因而可以推断,传世同冶官窑瓷均为五年后产品.从咸丰五年至同冶五年,共历十年,经过这十年停烧,景德镇官窑瓷的制作风格起了较明显的变化,最突出的变化是同冶官窑瓷与以后的光绪,宣统瓷有许多相似之处,与道光,咸丰瓷共同越来越少.有明显的近代瓷特征.无论是青花,颜色釉,彩瓷看均与光绪,宣统瓷器接近.许多作品如不施款,难区分¨同¨,¨光¨.同冶朝民窑瓷器中,无款器占有一定比重.而篆款者几乎都为图章款.许多款识上未书¨大清¨二字.有的写成¨大清年制¨.有的人写干支款¨某某年制¨有人以为这类缺朝号者是同光间作品,同治朝品种蓝本与前朝相同.但质量继续下降.近代瓷特征明显。同治瓷器以承袭前朝为主，粉彩器以彩色为地，一般以淡黄、淡蓝、淡绿或淡紫为多见。“体和殿”款瓷器是为朝廷所造的陈设品，器型尚规整但略显呆板。

这一时期的装饰图案多采用吉祥纹样以及龙凤云鹤等，格调不高。

所谓“同光中兴”以后，社会局面有所稳定，陶瓷业也随之复兴，虽不及康乾旧貌，相对而言，在晚清时期也算是比较繁荣的时期了。光绪一朝经历34年。光绪朝距今仅100年多，光绪末年距今不足百年。这一时期烧造的瓷器数量很大，传世品也极为丰富，品种也十分丰富。其间有许多书本朝官款。有落慈禧寝宫“储秀宫”和“大雅斋”款的作品。由于光绪朝距今较近，传世瓷器的品种，数量均十分丰富，可以认为与传世的历朝历代官窑瓷相比。传世光绪官窑瓷器的数量可能最多。从制作的质量看，比同冶官窑瓷器略胜一筹。光绪朝景德镇民窑业是异常活跃。在一种崇古，仿古之风影响下，当地民窑中大量出现了仿明永乐，宣德，成化及后朝的仿品。清康熙，雍正，乾隆以后至嘉庆，道光等朝官窑瓷。许多仿品的乱真程度相当高。光绪朝瓷器与前朝基本相似。仍是以粉彩，青花为主流。

这个时期的产品基本上囊括了晚清以前所有的传统器型，同时亦有仿古亦有创新。如荷叶式盖罐，加铜质提梁的茶壶等器型都为新创。青花精品极少见，多数以色调浮浅暗晦为特点，使用一种“洋蓝”，虽鲜艳却不美观，发蓝紫色，用线软弱散乱。青花加紫的装饰手法比较多见。
为光绪朝慈禧御用制“大雅斋”款的官窑瓷器，是这一时期比较少见的精品，画风细柔，图案精巧，往往有“永庆升平”、“天地一家春”、“永庆长春”等章，制品以豆青地黑线双勾花者最多，五彩器物也多见，所装饰内容多为牡丹、萱花、绣球之类。

宣统是清代最后一朝。 宣统一朝经历了4年。宣统朝距现代仅一步之遥。本朝烧造成量可能有限，品种也不多。主要有青花，五彩，粉彩及各颜色釉器等。从传世品看。宣统官窑瓷烧造质量均较高，不管品种，样式，釉彩皆仿前朝。与光绪器基本相似，但同类作品制作比光绪器精细。宣统民窑瓷器在传世中出现较小，这并不是烧造少，本朝烧造仅3年。但距今时间近，损毁面不致太大。因而必有许多器物存世，由于许多的瓷器不落款，所以在鉴定中可能被划归光绪或民国．宣统朝瓷器无特别创新，但彩瓷新品种浅绛粉彩在光绪流行后，此时仍继续发展。还烧造了停烧已久的珐琅彩瓷器.光绪末年至宣统时期，景德镇按西方体制设立了陶瓷公司并设立分厂，研究新法，技术上有所提高，质量样式方面都有改良，但终因时局混乱、经费不足、支撑不了而归失败。

所以这一时期所留下的产品数量不多，至今而为稀品。

宣统瓷器量少，但比光绪要规整精细许多。其胎体选料上乘，胎壁轻薄均匀，坯釉结合好，烧结程度较高，叩击声音清脆。从技术角度而言，宣统瓷器的工艺水平较高，具有现代陶瓷工艺的特征。

宣统二年，江西瓷业公司筹措资金，成立中国陶业学校，内设本科及艺徒二班，有目的有计划较为系统地培养专业陶瓷人材。此外，山东淄博、江苏宜兴、福建建阳、广东佛山、四川成都、河北彭城等地窑厂也都有产品面市，至民国时期继续烧造。

清朝出现了专门论述陶瓷、研究陶瓷的著作，比较有名的如朱琰《陶说》、蓝浦《景德镇陶录》、程哲《窑器说》、唐英《窑器肆考》、寂园《陶雅》、许之衡《饮流斋说瓷》等等。

最主要的的是出现了粉彩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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貂纪盐酸： 最主要的的是出现了粉彩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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