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复戡的篆刻生涯

朱复戡的概况~

60年代由上海迁居山东济南、泰安，80年代返寓上海。历任政协山东省委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上海分所高级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上海佛教协会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西泠印社理事等职。1989年，上海成立朱复戡艺术研究室，任名誉主席。同年逝于上海。书法四体俱佳，尤擅篆籀，厚重朴实，别具风格。篆刻得吴昌硕亲自传授，1922年出版的《静龛印集》由吴昌硕题写扉页。后又出版《复戡印存》、《朱复戡大篆》、《朱复戡金石书画选》、《大篆字帖》等。

朱复戡五岁时，父亲命其用毛笔蘸清水在青砖上练字，因为清水在青砖须臾即干，干了再写，便于反复练习。朱复戡幼年时懒，最怕磨墨，所以用青砖，免却磨墨之苦。六岁，从翰林王秉兰学习《说文解字》和《史记》，后又学其《石鼓文》。七岁为上海怡春堂写春联，每对两块大洋，而当时的吴昌硕先生的对联润格是四块大洋。有“七龄神童朱义方”之称。十二岁为日本船写“丰田丸”；为宁波阿育王寺写“大雄宝殿”横匾。青年时朱复戡加入“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时年17岁，为最小的会员。吴昌硕称其为“小畏友”。1919年，在北泥桥北京路瑞康里朱宅，一个自称姓张名爰，刚从日本学习绘画回国，在上海“九华堂”看到朱老先生的字画，十分心仪，特来投师。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张大千。当得知朱义方是一位刚刚二十还不到的年轻人时才作罢。神童朱义方的名字引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总理张蹇叟（美翊）的注意，又得知也同为鄞县人，便四处打听。一次在波宁同乡会询问此事，对方正是朱先生的父亲，便提出相见。当父亲做好了准备，要带他去时，他说：“有人要见我，怎么还得去他那里？”小小年纪，表现出一副清高相。张蹇叟主动做他的老师，耐心赐教，一直到老师晚年返故里定居之后。朱复戡故居中存有张蹇叟写给他的信近二百封，除了一些要他代书所拟贺件之外，内容多为指导他读书、为艺、做人。朱先生对这位恩师一直恭敬顺从，终生感恩不尽。张蹇叟老人晚年生活清逸，好交游，出于悉心栽培这位年幼的爱徒，带他会见过许多贤达名流，文坛大家。康有为好客，他的家里常常成为朋友们聚会之地，清茗散香，厅堂宽敞，或漫无边际畅谈，或切磋诗词文章，高雅文风，郁馥芳馨。座上常客有冯君木、朱古微（孝臧）、沈曾植（寐叟）、罗振玉、郑孝胥、徐乃昌（积余）、章乙山等。硕彦雅集，给朱复戡先生良好熏陶，得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几案上一只考究的宜兴壶，因爱其精美，不时注目凝视，渐至品茶，是从这里开始的。一日，学问家们反复推敲字句，他也即兴插言，将拟定的字句，再作更动，口出珠玑，令长辈们拍案叫绝。康有为称赞他：“江南神童，名不虚传。”1982年1月朱复戡集中精力，将十余年苦心编著的《朱复戡修改补充草诀歌》定稿，最后书写一通。朱复戡对草书的草法特别重视，对古人也十分挑剔。他曾将《怀素自叙帖》在的不合草书法度的草字定为“错字”——于帖上为之修正，共76字。然后跋道：“伯英草圣，羲献继之，献不及羲，代有定论。怀素书学大令，略窥堂奥，便欲菲薄右军，固是狂僧；然其笔冢，差堪媲美池墨，功力自深，故与伯高、过庭并称唐草三家。…”朱复戡按照原草歌诀的体例形式，增补成《朱复戡修改补充草诀歌》。1982年冬重建《泰山刻石》

朱复戡先生，一生的篆刻作品难以胜数，尚存印拓近两千张。传世的篆刻集，早年的有《静龛印集》，中年的有《复戡印集》（为缪城汪统刻），晚年的有《朱复戡篆刻》。
朱先生的书法篆刻艺术，早年受到吴昌硕的影响，两人都是诸艺兼擅博通该洽的大师，吴昌硕直到四十五岁之后，作篆刻方蜕变成熟；朱先生十六七岁便发表篆刻、出版字帖。吴昌硕多番推崇奖掖过他，介绍他参加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推荐出版了《静龛印集》，自此一生遨游于艺术殿堂的最上层。
商务印书馆出版《静龛印集》，先生二十五岁，是一部早期代表作，其中有些印尚沿袭明清印风，但也已注目于战国和秦汉遗迹，开始作古玺、拟汉印。《为疁城汪氏刻百钮专集》，完成于五十岁那年，是一部中年时的力作。一部在印坛上崛起高标典范之作。1986年亲自审定出版《朱复戡篆刻》，以中晚期作品为主，也编入一部分早年之作。可据以探究其篆刻创作发展概况。先生还用笔写印，留下大量作品，在他故后，徐葳夫人汇集遗作，主持编辑出版《朱复戡篆印墨迹》，亦逼近印蜕，足以并列共赏。另外未付梓者，遗作尚多。从这些作品，可以见其学养，见其睿智、胸襟，隐含着他心灵的颤动。也有生活经历的痕迹。
先生暮岁检阅以往作品，在一本手拓篆刻集序言中写道：“早期不够成熟，中期精湛不足，晚期苍劲有余。”在无止境的艺术道路上，一向以不断否定自我追求提高，终得苍劲浑朴炉火纯青。在两方为汪统刻制的拟古玺边跋上他申明：“混列簋斋《印举》，亦当巨玺，杰出。”“假令簋斋见此，必以为金村出土三代物也”出语极其自信。
一部《静龛印集》可以窥见这位少年艺术家的踪影。标志他早年的艺术水平。
少作“梅墟草堂”及边款《梅墟草堂（读书图）》，款属“壬戌夏百行自刻。”原在《静龛印集》中，后编入《朱复戡篆刻》。梅墟草堂是朱先生早年书斋，堂中读书人正是先生自己。在鄞县梅墟山乡，似在读书，又如静坐遐想。富于古典味的画面，看来正在研读传统的经史文集。是他青年时代读书生活的缩影。地灵出才人，梅墟特定的人文环境哺育大师成长。壬戌为1922年，先生已从震旦大学毕业，却最为重视传统文化。指导他读书做学问和临帖学书的老师是张蹇叟老人。悉心培育这位后生，一再要求他用功读书，曾经写道：“多读书，自然有豁然贯通之日……，汝譬如小儿学步之人，老夫为汝引路，然后前途光明，不入黑暗”。早年即奠定了坚实的学养基础，他深为自信地倡扬：“刻印刻什么？学问而已”。他的篆刻作品承载渊博学识与书法功力、才华、睿智。
“半日读书，半日静坐”一印，作于弱冠之年。静坐者，正潜心思考。学养与博闻巧思相凝聚，构建浓郁的审美情趣，塑造了作品的厚度、深度。
静龛以弱龄刻印，直登作者之堂。上海言刻印者，交推吴氏昌硕，其人年已八十，静龛适年十八耳，造诣已浸逼昌硕，时有突过之者。顷日为余刻石数方，客有持示昌硕，阳（佯）赞其能，思以绐之者，昌硕不能遽别，遂致逊词，客相引而笑。静龛天才绝伦，异时成就，殊未有涯矣。
至今保存下来的一张当年张蹇叟为他拟定的篆刻润单，计价高于吴昌硕，在高手如林的大上海，气派独出，技艺精绝，“争胜印人”。
先生篆刻，得力于《石鼓》，也得力于秦刻、秦诏。“秦诏铜量之楼”是一方自用印，印款为缩刻一世、二世诏版。他曾经说：“出土诏版很多，书法优劣可鉴，将好字挑出来，集中写一诏版，则是源于诏版，复高于诏版”。如此摹古，实为创作。先生早年即有“诏版专家”之誉，缘于善学，更因善用。参差错落的诏版特色，显见于他的各体书法，也见于篆刻作品。借鉴古刻，突显个性，形成独到艺术特色。在先生小篆印作品中，之取法于秦代诏版，实甚显著。
得力于商周金文。是先生篆刻创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他说：“（听了缶老提示，）我把《说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背得滚瓜烂熟，又把《石鼓》、诏版朝夕临摹，有此基础再上溯三代金文”（《怀念吴昌老》、《书法》1984.5），从而神往远古，倾注于青铜文化，在拟古玺的领域里，拓开新天地。在他的多种体式的作品中，其拟玺之作，尤其别具风采，为世所重，沙孟海先生作评价曰：“当今书刻，尤以治古玺者，应推老兄第一。”。
先生早年曾经模拟多种书风，稍后，行草书得力于二王，大篆承袭三代，小篆承秦汉。对篆书之精熟，正直接有益于他的篆刻。
个性强烈的拟古玺作品，形式上取法商周古玺，用字与他风貌独出的金文书法相近，成就了作品的独特精神。马国权《近代印人传》中对朱先生作品评价曰：“金文喜作商末周初之体，气势雄劲，凝重浑穆，每以增点填实及加重捺刀之法调节字之重心，或将笔画改正为斜，变直成曲，易方为圆，而挪移偏旁，变正为反，易左右或为上下，亦常用之，非彝铭烂熟胸中，不易为也。而作书之巧于虚实浓淡、收放，妙于长短相间，屈曲绕缭，大阖大开。虽至耄耋之年，仍气吞斗牛，阴刚之气慑人心魄，揆诸历代书法大家，亦不多见。”其篆刻美学主张，一如对于书法，笔写的字与刀子镌刻的字具有共同的精神品格。
造谐精深的书法家作篆刻，必然注重书写效果，重印文布局精到的安排，挥刀镌刻，只是表现手段。刻印一生，到晚年有印文曰“挥将寸铁刀如笔”，刻字上石，将篆刻刀视为“铁笔”，以刀代笔，“有刀如笔”，似在印石上写字，写出生动的富有感情的线，写出婀娜多姿变化不穷的字形，写出磅礴浑穆的气势。
精通古文字学是作篆刻的前提。朱先生从蒙学之年着意练字，他的述艺作古风《白头吟》，开篇写道：“我本江南一布衣，自幼爱好金石刻（后改为‘书画刻’。）闻之先辈谆谆言，刻石先须通字学（后改‘书刻先须通金石’）。埋头苦读许慎书，象形会意细咀嚼。”“先须通字学”，一个“通”字，谓深究，谓精研，谓博通，深有分量。由许氏《说文》入手，弄通六书，证古文字之演变，对于古代文字，以致将《说文解字》的九千三百多字，“连首带尾腹中纳”。在刻印之初，力攻这种扎实的基础学问。所作篆书和篆刻文字结字精确审慎，经得住文字学准则的检验，作篆刻印同时，尤重古代文字研究，解决了古玺印用字的诸多难点。
气势磅礴和内涵丰富造就感人的效果。他一方面视篆刻为“小玩艺儿”，可信刀立就。又格外重视这种艺术形式，在方寸天地里极其投入地精心创作，展现智慧，完美的形式，可见其人，可见其心，博大的襟怀，铸就璀灿的篆刻艺术作品。
学识融入篆刻，虽方寸天地，却容量醇厚，品位至高，就印文论，大凡吉语印多词语讲究，意蕴深邃，余味隽永，发人深思。
“我得无诤三味，人中最为第一”，亦印文、佛像和楷书铭文相互结合之作。这类作品，图文相辅，更见书、画、刻的功能。是承前启后推陈出新的富于创造性的表现形式。
多字边款为先生之所长，如缩刻《石鼓》全文、缩刻秦代二诏，皆工程浩繁，喜欢在边款上做文章，边款重于印文，起自于先生早年，以此大大扩展了印章边款的容量，丰富了边款的形式、内容，显见书法功力。较之印文，他甚至花费更大精力镌刻款识。
苍劲浑朴，雄强茂穆，气派博大是朱派篆刻总的风貌，如“猛士如云唱大风”一般的气势，充沛的生命活力，强烈的视觉冲击，极具感染力，震撼力。此外作品中也不乏娟秀工稳之作，具有另一番审美品位。
《静龛印集》为早年印风作结。古玺“沪战劳军文物”作于三十八岁那年。 “ 疁城汪氏忒翁之玺”，作于五十岁时，标志着个性印风的形成。与他晚年拟玺作品面目接近。较之他的书法，篆刻风格定形较早。
大气磅礴 先生治艺，讲究气派，乃个性气质使然，见于他的书法，也见于所作篆刻，表现在拟古玺，也显现于拟汉印。
和谐统一 以诸体篆书字刻印，皆笔势谐调一致，体势统一，绝无相悖之处，先生作印，最重于此。他谙熟六书，结字繁复多变，得心应手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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