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文字狱适用大清律例中的何种罪名

无故休妻，根据大清律例该判什么罪~

按大清律，妻未犯七出之条，而夫擅出者，杖八十；即使妻子犯了七出，也有三不去

主犯就是诛九族，死刑应该是 砍头弃市，腰斩或绞刑。造反罪不会秋后问斩或斩监后。从犯最轻也是发配边疆，流放宁古塔为奴。最轻也的五年。

1．九个律文
（1）“造妖言妖书”律
乾隆三十九年(1774)九月，户部侍郎金简之子云布在家中收到直隶盐山县民王琦投递的字帖。后追查到乃是王琦之弟王寻听信占卜者言，指示其兄上京投递以求功名。字帖后被认定为逆书。大学士于敏中上折奏请:“应将该犯王寻照造作妖书律拟斩……王琦虽讯无通同造作逆书，但代为进京投递字迹，亦非安分之人，应发往乌鲁木齐给兵丁为奴”。[1]朱批:“奉旨王寻著即处斩，余依议，钦此。”。[2]象这样依据“造妖言妖书”律定罪的案例还有7案。
（2）“师巫邪术”律
山东泰安县民王仲智潜居修炼，收藏不法书籍。巡抚国泰将王仲智比照大逆律问拟奏闻，帝谕:“各书并非该犯自造，较江西逆犯王锡侯之罪轻重悬殊，即照‘左道异端汤卜术律，拟罪已足蔽辜”[3]。王仲智一案后交刑部另行定拟具奏。
（3）“不应为”律
乾隆十八年(1753)六月，浙江上虞县民丁文彬因到曲阜书示圣公府投递逆书，山东巡抚杨应据上折:‘喳律载谋反大逆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丁文彬应照大逆律即行凌迟处死”[4]，而传播阅读丁所作逆书的人“亦难辞其答，应照不应为事理重者枷十律，各杖八十，迁回原籍照例发落。”[5]后丁文彬被凌迟处死，其余人犯得到相应处理。
（4）“诬告”律
在“陈希圣诬告邓惠收藏禁书案”中，陈希圣为报私仇诬陷报复邓惠，称邓家藏《登坛必究》等逆书，并称邓自作《履历志》、《叙志五言古风》逆书。后在审讯中承认是挟嫌控告，福建巡抚李湖上折具奏:‘喳律载造讥纬妖言惑众者斩监候，又例载举首诗文书札悖逆铆喇者，除显有逆迹仍照律拟罪外，若只是字句失检，涉于蒯以，并无确实形迹者，将举首之人即以所诬之罪依律反坐各等语……陈希圣依诬告人死罪未决，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6]朱批:“该部议处”。[7]
（5）“谋反大逆”律
乾隆四十三年(1778)九月，乾隆帝冬巡盛京，锦县生员金从善跪御道旁上书，首及“健储”，次为“复立后”，还有“纳谏”、“施德”。金从善条陈“立储”的理由道:“大清不宜立太子，岂以不正之运自待耶”，乾隆帝斥其“非惟低斥朕躬，并且干犯列祖”；金从善又在请“复立后”理由中，欲使帝下罪己诏；金从善还请帝纳谏，乾隆帝辩道，自其临御以来，“从无拒谏之事”；至于“请施德”，乾隆帝更不接受，自谓“恩德之及民，不为不厚”。乾隆帝定性此条陈“为从未有之狂诞悖逆，命行在大学士、刀即严审定拟具奏。大学士等以金从善应照谋反大逆拟凌迟处死奏闻。后得旨“金从善著从宽改为斩决”。[8]
这样的案例很多，根据作者在《清代文字狱档》与《清朝文字狱》中的统计，共有64案。“谋反大逆”也是清朝文字狱案件中被引用最多的罪名。
（6）“上书陈言”律
乾隆二十年(1755)十二月，杨淮震因赴德州知州衙门呈献《霹雳神策》。后因被认定为“逆书”，山东巡抚上折：“应如司拟照纵横之徒假以上书巧言令色、希求进用律，杖一百折责四十版，令杨淮震仍照生员不许一言建白，违者默革，应照例革责”。[9]后杨被做了相应处理。
（7）“收藏禁书”律
乾隆二十一年(1756)，云南楚雄府黑盐井刑书禀称，该县井民施尔信，家中藏有不法邪言。巡抚郭一裕随即严以究治，县民李启圣、王晋国等人依次被牵连，但查来查去，只见“流”而不见“源”。为了下台，《伪稿案》硬是把罪责栽在卢鲁生和刘时达头上，使他二人做了冤鬼，此次案件也是栽赃结案。造邪言者未捉到，就拿传抄藏匿者治罪。云贵总督恒文及云南巡抚郭一裕奏请朝廷，“拟比照私藏妖书律，判处李启圣杖一百，流三千里；王晋国等各杖八十”。[10]
（8）“诈传诏旨”律
乾隆二十九年(1764)三月，福建学政纪的主持延平府岁试，永安县童生邓文亮因屡败文场，求名心切，径自呈递其所作《戒淫说》、《戒暴文》及诗章。其中《戒暴文》中妄称梦见世宗，世宗“谕以机密事查拿逆犯马朝柱”(马朝柱系当时湖北“匪首”)，当场便被抓获，福建巡抚定长以“诈传诏旨律”拟斩请旨。得旨:“三法司核拟具奏”。[11]
（9）“违制”律
在“震宇治平新策案”中，刘震宇为求功名，向湖南布政使周人骥呈送其作《佐理万世治平新策》书一部，被发现有忤逆不法之处。巡抚范时缓上折:“查律载生员不许一言建白违者默革以违制论，依律应将刘震宇默革杖一百发落。”最后乾隆皇帝谕:“应照生员违制建白律黜革杖责，解回原籍。”[12]
2.三个例文
（1）“造妖言妖书”例
乾隆四十三年(1778)，刘翱到湖南巡抚衙门案呈《供状书》一本，被发现有悖逆内容。巡抚李湖奏折请:“查例载凡妄布邪言，书写弥次占，煽惑人心，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皆斩监候……(刘翱)应照妄布邪言为首斩决例请旨即行正法。”乾隆朱批:“三法司核拟速奏。”
（2）“诬告”例
胡元杰，以教书为生。他在翻看朋友所送的戴如煌著《秋鹤近草》时，发现了一些自认为违碍的诗句，想以此报案从中得些好处，于是到光州知州陈文纬衙门首告。陈文纬详细查看了戴诗，觉得并无违碍。刑讯胡元杰时，胡承认是讹诈，想多得些银钱而已。后河南巡抚李世杰将此事上奏朝廷:‘查例载举首诗文悖逆，若只字句失检，涉于疑似并无确实形迹，即以所诬之罪依律反坐。又名例律内载诬告叛逆未决者拟斩监候，不及妻子财产各项等语……(胡元杰)若照例拟斩监候，未足蔽辜，应请旨即行正法，以昭炯戒”。朱批:“三法司核拟速奏。”
（3）“越诉”例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八月，湖北宜昌生员艾家鉴在乡试试卷上，写入增本州生员名额及州中书役颠倒词讼、征赋苛刻等弊情的条陈。随即湖北巡抚郑大进据情入奏，帝命严审定拟具奏。十一月，郑大进奏请“查例载凡假以建言为由，挟制官府，及将暖昧不明奸赃事情，污人名节，报复私仇者，文武官俱革职；军民人等，皆发附近充军……艾家鉴合依蓦越告机密重事不实发边远充军例，请从重改发乌鲁木齐等处充当苦差”。得旨:“该部议奏”。
3.五个成案
在文字狱案件的发展进程中，有五个成案被皇帝屡次提及，比附为其他文字狱案件定性的法律依据。这五案分别是:吕留良文字狱案，戴名世《南山集》案，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王锡侯《字贯》案，徐述夔《一柱楼诗》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