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和田汉是怎么死的

聂耳到底是怎么死的~

聂耳在日本滕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溺水身亡。他没有看到电影《风云儿女》，也没有听到合成后的《义勇军进行曲》。　
由于聂耳所谱写的大量歌曲反映了人民的心声，成为鼓舞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和战斗号角，因而引起了反动当局对他的仇恨而要逮捕聂耳。聂耳按照党组织的决定离开上海，取道日本赴苏联。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

扩展资料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所作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反映了在民族危亡时，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团结御侮、奋勇抗争、一往无前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发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
这首作品一经诞生，立即就像插上了翅膀，在祖国大地上到处传唱，奏响了挽救民族危机的时代最强音。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982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参考资料：人民网-聂耳

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
聂耳（1912年2月14日－1935年7月17日），云南玉溪人，生于昆明，原名聂守信，字子义（亦作紫艺），中国音乐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曾用笔名有黑天使、噪森、浣玉、王达平等。
1912年2月，聂耳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27年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到上海，参加反帝大同盟。1933年初，聂耳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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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耳原名聂守信，他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家里境况困难。聂耳该上三年级了，学校立刻就要开学，但是哪有钱交学费买书呢，妈妈悄悄把聂耳爸爸在世时最喜爱的八音钟卖了。
学费有了着落。可书费呢，开学那天，小聂耳拉住妈妈的衣角说：“妈妈，我有书了。”他从书包里拿出两个订得整整齐齐的本子。妈妈翻开本子一看就呆住了。
聂耳用香烟盒纸工工整整地抄了两本，一本国语，一本算术。贫寒的生活丝毫没有影响他对生活的热爱。他家有一位邻居姓邱，是位木匠，闲暇时喜爱拿一枝短笛坐在门口吹。
那美妙的旋律时而像天上的云彩一样悠扬舒缓，时而像森林里的小鸟一样活泼跳跃。年幼的聂守信陶醉不已，忍不住跑到邱木匠家，跟他学习吹笛子。
聂守信很聪明，学得很快，在他的影响下，两个哥哥也跟着一齐学。之后，他们用压岁钱买了一枝竹笛和一把二胡。从此他的家就乐声不断，常引得路人停下脚步聆听。
之后，聂守信又学会了拉二胡、弹三弦和月琴。在学校，他是学生音乐团出色的小指挥，在他家居住的胡同，他又是街坊儿童小乐团的热心组织者。
中学毕业后，聂守信被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录取。一天，他亲眼看见杀害了三位革命者，还割下他们的头，挖出他们的心，暴尸示众。聂守信对此感到无比愤怒，他开始思考民族的命运。
并加入了共青团。由于参加革命活动，他被当局列入黑名单，无奈离开家乡去了上海。这一年，他刚18岁。初到上海，他在一家云南人开的商号里当伙计。
一天，他在报上看到了“明月歌剧社“招收学员的广告，想到自己从邱木匠那里受到启蒙至今，一向没有机会投身艺术，便立刻跑去报名。
主考人是音乐家黎锦晖，他见这个年轻人身上洋溢着奋发向上的热情，又有音乐基础，立即录取了他。在歌剧社，聂守信很快就成了首席小提琴手。
由于他的耳朵个性敏锐，大家就叫他“耳朵先生”，之后，他干脆改名叫聂耳。“九一八”事变后，国家危难，歌剧社的节目仍然是风花雪月。
聂耳认为年轻人不应沉迷于靡靡之音，离开了歌剧社。不久，他结识了诗人田汉，参加了革命音乐组织。
他开始为电影和戏剧创作主题曲和插曲，《大路歌》、《开路先锋》、《码头工人之歌》、《毕业歌》，一首又一首明快有力的歌曲从他心中涌出，冲击着中国人麻木怯懦的心灵。
1935年，由田汉和夏衍等人创作的电影《风云儿女》需要一首主题歌，田汉写好了歌词，负责谱曲的聂耳看到歌词后激动不已，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忘我地投入了创作。
时而在钢琴上弹奏，时而用手在桌子上打拍子，时而在地板上走来走去，楼下的房东太太差点把他撵出去。谱好之后，导演许幸之被那激昂有力的旋律深深打动。
但是他觉得结尾不够有力，歌曲原来的结尾是“前进！前进！前进！”在他的推荐下，聂耳把它改成“前进！前进！前进进！”变得更有气势了——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
演艺圈的“拼命三郎”：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聂耳来到上海，举目无亲，托人帮忙在“申庄”采购站找到了一份稽查员的工作。谁知“申庄”在昆明的总部云丰商行正因偷税被查封，上海的分店遂告关门。聂耳失业了。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刊登在《申报》上的招生启事引起聂耳的注意。每月能挣十元津贴，还管吃住，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
聂耳忐忑不安地进了考场，正因紧张而发挥得一般，但却被主考官黎锦晖录取了。明月歌舞剧社的前身，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剧团。这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性歌舞团。
阵容虽然不大，但是正因拥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丽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在上海乃至全国名噪一时。聂耳在群星璀璨的“明月”是名小提琴练习生。
七八个人一间的狭小宿舍，练琴时得站在墙角，但聂耳却感到了生活的奢侈。初到不久，他帮忙昆明老家的朋友张庚侯、廖伯民在上海代租电影拷贝，得到一百元报酬。
一百元啊，离开大家庭以来他还从未拥有过这么多的钱，聂耳的心狂跳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邮局给母亲邮去一半。另一半，买了一把小提琴，还有两本乐谱。
这把普通的小提琴，从此为聂耳的生活增添了华丽的色彩。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艺是聂耳的专职小提琴老师。于是，人们常常看到师徒二人认真地矫正指法，“错了”，“又错了”。
德沃夏克的《幽默曲》时断时续。“小老师”与聂耳同龄，平常为人很随和，教琴却毫不马虎。十九岁的聂耳，刚刚摸琴，连乐谱都看不懂，哪里懂什么对位、和声，“小老师”有点急了。
但聂耳可不傻，他知道自己碰上了好老师。“必须能学会，”他对自己说。吃罢晚饭，大家都结伴去逛“四马路”，到“大世界”看杂耍，聂耳却一声不吭，躲进房间练琴。
他要完成自己的业务指标：一天至少“恶补”七个小时的琴。“拼命三郎”聂耳很快出名了。其时，电影和戏剧往往裹挟在一齐。
一套演员班底，一会儿在舞台上演话剧，一会儿又聚集的水银灯下。这样做，虽出于制片商节省成本的策略，客观上却锻炼了演职员。
比如王人美在电影《风云儿女》中除饰演女主角之外，还要唱主题歌。拉小提琴的聂耳，也要时不时上场扮个什么卖油炸臭豆腐的小贩。或者涂一身黑墨，扮成黑人矿工。
他善于模仿的表演才能已是尽人皆知。1959年，赵丹在电影《聂耳》里出演聂耳时，还不止一次地谈及当时的往事。
出入“明月”的都是上海滩演艺界的知名人物，蔡楚生、孙瑜、卜万苍、金焰、郑千里、王人美、黎莉莉、白丽珠、赵丹、周璇、阮玲玉，等等。
近观名人，聂耳才体会到什么是“风头正健”。星光照耀之下，起初投身于此只为谋生的聂耳，眼界一下子开阔起来。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聂耳

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

1968年，田汉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不幸被迫害死于狱中。

聂耳（1912年2月14日－1935年7月17日），云南玉溪人，生于昆明，原名聂守信，字子义（亦作紫艺），中国音乐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曾用笔名有黑天使、噪森、浣玉、王达平等。

田汉（1898年3月12日—1968年12月10日），乳名：和儿，学名：寿昌，笔名：田汉、陈瑜、伯鸿、汉儿倚声、首甲、绍伯、漱人、陈哲生、明高、嘉陵、张坤等。男，汉族，湖南省长沙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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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评价

夏衍：“田汉同志走过来的道路是曲折而坎坷的,但是他对国家民族,对文学艺术所作出的贡献却是灿如金玉,不可磨灭的。”

夏衍：“田汉是现代的关汉卿，我私下把他叫做中国的‘戏剧魂’。”

苏叔阳：“田汉是在“五四”运动中产生的一位文化巨人。”  

黄仁宇：“为什么田汉会值得这么多环境背景不同的人敬爱？因为他给人们带来乐观自信和希望。他的赎身洗罪，不待神力，也不待将来，用不着内向。他的人生，就是一座大舞台，到最后总结的时候，台上台下都参加了一项群众运动，立即得到心灵的解放。” 

赵晋华：“田汉一生不懂政治，他有追求、有信仰，但胸无城府，口无遮拦，终其一生只是个戏剧家。”

田申：“我父亲这个人，成也在他太重情，败也在他太重情。”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聂耳 

百度百科-田汉

聂耳；１９３５年７月１７日，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年仅２３岁。 田汉；一些传记材料和回忆文章说田汉是“被捕入狱”、“瘐死狱中”云云，这是不确的。并没有按法律程序（哪怕是虚设的）正式将他逮捕，他坐的也不是正规的国家监牢。他被军队秘密“监护”，坐的是并非监牢的监牢。这种监牢是没有现代法制的国家的特有产物。他的家属、亲友连他关在哪里都无从知道。 在漫长的、与世隔绝的日子里，他唯一能见到“外面的世界”的机会，是当他被拉出去在群众大会上批斗之时。有一次批斗会在故宫举行，田汉被押上当年供慈禧太后看戏的戏台，接受那些粗野的围攻和辱骂。那次批斗使他感慨万端、痛苦难言——“我一辈子搞戏，视戏剧艺术为生命之一部分，如今竟在戏台上受辱！”“我的戏剧生命是1920年在东京著名的‘有乐座’舞台上开始的，难道在1967年就这样结束在这个独裁者的戏台上吗？”他顿觉一生成了空白。这是精神上的虐杀，其残酷远在皮肉折磨之上！大抵在1967年初，一个由军人控制的“田汉专案组”成立了。从此，在那漫长的、与世隔绝的日子里，田汉唯一的生活内容就是接受专案人员的审讯和逼供。他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但当专案人员逼他承认那些捏造的罪名时，他唯一的办法是“从头说来”，详述当时的事实。由于述之甚详，且多有细节的描写和形容（写的“交代材料”也如小说一般），以致专案组中有的善良人都为之感动，觉得他确实是一个老实人，而且是一位善于“形象思维”的艺术家。 在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中，田汉的灵魂中出现了两个“我”。一个“我”仍然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决心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忏悔自己的“罪行”，跟上“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步伐”。1967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46岁生日，这一天，作为老党员的田汉想了很多，他甚至想起了年轻时读过的梁启超的《罗兰夫人传》中的一句话：“夫人非爱革命，然以爱法国故，不得不爱革命。”这话此刻甚合田汉思路：尽管“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许多事叫人无法接受，但新中国来之不易，为了不叫国家变“修”，为了捍卫社会主义道路，不得不忍痛拥护这场“革命”。想着这些，他产生了一种为崇高目的而殉难的感觉，在小本子上写下了这样一首七绝：先烈热血洒神州，我等后辈有何求？沿着主席道路走，坚贞何惜抛我头。 这年国庆前夕，他又兴奋地写了一首七律，歌颂祖国“缔造艰难十八年，神州真见尧舜天”，当然也是出于同一心态。 另一个“我”，面对残酷的迫害，在悲愤，在怀疑，甚至在暗暗地抗议着。早在20年代，他的戏剧就受到过一位“小兵”的批评，那批评是十分尖锐和严厉的，但他觉得那很正常，很健康，是与人为善的；而如今对他进行的“批判”，总叫人觉得非正常人之所为，是那么地杀气腾腾，充满邪恶。这是怎么回事呢？痛打他的那位小姑娘，才十四五岁，正是心灵最纯洁、最美好之时，怎么会变得那么凶恶狠毒？这时，他最想念的不是毛主席，而是自己那位满头白发的善良而刚强的母亲。 当到处都在喊“毛主席万岁”时，他想喊：“母亲万岁！”有一天，专案组转来家里送来的粮票、钱和衣物，田汉给母亲写了一张回条：妈妈：我很好，粮票收到，请放心。 妈妈万岁！这“妈妈万岁”颇叫“左派”反感，但专案组内了解田汉性格的人，知道他是孝子，又是浪漫多情的人，也就未加深究。其实，这4个字恰恰很微妙、很有性格地透出了另一个“我”的声音。 两个“我”在交战，两个“我”在互相咬噬，这是令人痛苦的。 田汉病倒了。糖尿病、肾病和心脏病一起爆发。他被送进301医院“将军楼”。这里专住“大人物”，对面房内正住着因跳楼自杀而摔断了腿的罗瑞卿将军。 田汉病历上的名字是“李伍”。医护人员不知道他就是田汉，他们只知道这是一个“要犯”，日夜有卫戍区战士看守，不时有人来审问、逼供。 为了逼供，不得不给他治病，可是因政治上对他的歧视和敌视，又不会认真照顾他的生活，也不认真给他治病。田汉所受的折磨可想而知。曾流传过他受虐待的各种说法，无从考证，但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当他因肾病排不出小便而患了尿毒症，生命已经垂危之时，专案组还在审讯他，追问他在日本时的种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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